不过，当我后来考虑整个事情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也许正是那次邂逅导致了后来的退婚。
“这是很有可能的，”我对节子说，“我看到了三宅的工作地点，他觉得很不好意思。大概这使他又一次认识到我们两家的差距实在太大。毕竟，这个想法他们经常挂在嘴上，不可能只是礼节上的说法。”
节子似乎不以为然。看来她回家后跟丈夫讨论了妹妹婚约泡汤的事。今年，她似乎带来了她自己的观点——至少是池田的观点。于是，我不得不重新回忆跟三宅的那次偶遇，从另一个角度细细品味。但是正如我前面说的，事情发生的一个星期后我都记不真切，更别提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年。
但我确实想起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对话，而以前觉得它没有什么意义。当时，我和三宅已经走到主街上，站在木村公司的大楼前，等待我们各自的电车。我记得三宅说：
“今天我们上班得到噩耗。我们总公司的总裁过世了。”
“我很难过。他年岁已高？”
“才六十出头。我一直没机会当面见他，只在期刊上看过他的照片。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都觉得好像一下子成了孤儿。”
“这对你们大家肯定是个打击。”
“确实如此，”三宅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不过，我们办公室的人实在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敬意才合适。不瞒您说，总裁是自杀的。”
“是吗？”
“是的。他被人发现煤气中毒。他似乎先试图切腹自杀，肚子上有几道小小的伤痕。”三宅神色凝重地看着地面。“他是代表他管辖的几家公司谢罪呢。”
“谢罪？”
“我们总裁似乎觉得要为我们在战争中所做的一些事情负责。两个元老已经被美国人开除了，但总裁显然觉得这还不够。他的行动是代表我们大家向战争中遇害的家庭谢罪。”
“唉，其实，”我说，“这种做法有点太极端了。整个世界似乎都走火入魔了。每天都有报道说又有某人谢罪自杀。告诉我，三宅先生。你不认为这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吗？说到底，如果你的国家卷入战争，你只能尽你的力量去支持，这是无可厚非的。有什么必要以死谢罪呢？”
“您无疑是对的，先生。可是说句实话，公司上下倒是如释重负。我们现在觉得可以忘记过去的罪行，展望未来了。我们总裁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但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我们一些最优秀的人就这样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是的，先生，确实可惜。有时候我认为，有许多应该以死谢罪的人却贪生怕死，不敢面对自己的责任。结果反倒是我们总裁那样的人慨然赴死。许多人又恢复了他们在战争中的位置。其中一些比战争罪犯好不了多少。他们才应该出来谢罪。”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说，“但是，那些在战争中为国家尽忠效力，战斗和工作过的人们，不能被称作战争罪犯。虽近这个词恐怕用得太随意了。”
“可是，先生，正是这些人把国家引入了歧途。他们完全应该勇于承担责任。这些人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实在是懦夫的做法。而且那些错误是代表整个国家犯下的，就更是一种最怯懦的做法。”
那天下午三宅真的跟我说了这番话吗？也许我把他的话跟池田可能会说的话搞混了。这是很有可能的。毕竟，我已经把三宅看做未来的女婿，所以，不知怎么一来，就把他跟真正的女婿混为一谈了。“最怯懦的做法”听上去确实更像池田的话，性情温和的年轻的三宅不太可能这么说。不过，我相信那天在汽车站肯定有过这样的对话，我觉得他突然提起这样一个话题，委实有点奇怪。至于“最怯懦的做法”这样的话，我可以肯定是三宅说的。实际上现在想来，我相信是那天晚上安葬健二骨灰的仪式之后，池田说这句话的。
我儿子的骨灰花了一年多时间才从满洲运来。我们不断被告知，那些共产党弄得那里每件事都千难万难。后来他的骨灰终于运来了，跟那次穿越雷区同时阵亡的另外二十三个年轻人一起，所以很难保证那骨灰真的是健二的，是健二一个人的。“即使哥哥的骨灰跟别人的混在一起，”当时节子写信给我说。“也只是跟他战友的骨灰相混。对此我们没什么可抱怨的。”于是我们权当那些骨灰是健二的，在两年前的上个月为他举行了一个迟到的葬礼。
在墓地的仪式刚举行到一半，我看见池田怒气冲冲地大步走开了。我问节子，她丈夫是怎么回事，节子快速地低语道：“请原谅他吧，他不舒服。营养不良，好几个月都没缓过来。”
可是后来，参加仪式的宾客都聚集在我们家时，节子对我说：“请您理解，爸爸。这样的仪式让池田感到非常难过。”
“真令人感动，”我说，“没想到他跟你哥哥关系这么亲密。”
“他们每次见面都很合得来，”节子说，“而且，池田一向非常欣赏健二这样的人。他说跟健二在一起很轻松自在。”
“那他就更不应该中途离开呀！”
“对不起，爸爸，池田丝毫没有不敬的意思。但我们这一年参加过太多这样的仪式，池田的朋友和战友，每次都使他很生气。”
“生气？他为什么生气呢？”
这时又来了许多客人，我只好中断了我们的谈话。直到那天晚上，我才有机会跟池田单独谈谈。家里还有不少客人没有走，聚集在客厅里。我看见女婿高高的身影独自站在屋子那边。他打开了通向园子的纱门，背对嘁嘁喳喳谈话的客人，望着外面黑暗的夜色。我走到他身边，说道：
“池田，节子告诉我。这些仪式-止你感到生气。”
他转过脸，微笑着说。“恐怕是这样的。我一想起这些事情，想起这样的浪费，就很生气。”
“是啊，想到这样的浪费确实令人难过。可是健二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死得英勇壮烈。”
女婿凝视着我，五官僵硬，面无表情。他经常会这么做，我总是感到非常别扭。毫无疑问，他的目光并无恶意，但是，也许因为池田是个体格强壮的男子汉，五官生得粗犷，所以很容易感到他是在威胁或谴责别人。
“壮烈牺牲似乎没完没了，”他终于说道，“我们中学同年毕业的半数同学都壮烈牺牲了。都是为了愚蠢的事业，但他们永远不会知道这点。爸爸，您知道是什么让我感到生气吗？”
“是什么呢，池田？”
“当初派健二他们去英勇赴死的那些人，如今在哪里呢？他们照样活得好好的，跟以前没什么两样。许多人在美国人面前表现乖巧，甚至比以前更得意，但实际上就是他们把我们引入了灾难。到头来，我们还要为健二他们伤心。我就是为此感到生气。勇敢的青年为愚蠢的事业丢掉性命，真正的罪犯却仍然活在我们中间。不敢露出自己的真面目，不敢承担自己的责任。”我相信就在那时，他把身子又转向外面黑暗的夜色，说道：“在我看来，这才是最怯懦的做法。”
仪式弄得我心力交瘁，不然我可能会反驳他的一些说法。但我想以后还有机会进行这样的谈话，便把话题岔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我记得我跟他一起站在那里，望着外面的黑暗，询问他的工作和一郎的情况。池田从战场回来后，我几乎很少见到他，那是我第一次认识这个变化了的、有点尖刻的女婿，而现在我已经习惯了。那天晚上，看到他那样说话，看到他参战前的那种拘谨已经毫无踪影，我感到很吃惊。但我以为是葬礼影响了他的心情，更主要的，是战争经历使他情绪失控一节子曾经向我暗示，他在战争中的遭遇十分惨痛。
没想到，我那天晚上在他身上发现的情绪，却成了他现在的一种常态。战争前两年跟节子结婚的那个谦逊的、彬彬有礼的青年，如今已经判若两人。当然啦，他那一代的这么多人都死了，可是他为什么要对长辈怀有这样的怨恨呢？我发现池田的观点有些刻薄，甚至恶毒，令我担忧——特别是它们似乎正在影响节子。
有这种变化的绝不仅仅是我女婿一个人。最近周围比比皆是。年轻一代的性格出现了一种我不能完全明白的改变，这种改变在某些方面无疑是令人不安的。例如，那天晚上在川上夫人的酒馆里，我无意间听见坐在柜台旁的一个男人说：
“听说他们把那个傻子送到医院去了。脑震荡，还断了几根肋骨。”
“你是说平山那小子吗？”川上夫人满脸关切地问。
“他叫那个名字吗？就是那个整天到处溜达、大叫大嚷的家伙。应该有人让他别那么做了。他昨天夜里似乎被人打了一顿。真不像话，不管他嘴里嚷嚷什么，也不能那样对待一个傻子呀。”
这时，我转向那个人说：“请原谅，你说平山那小子被人打了？为什么呢？”
“似乎他一直在唱那些老军歌，喊一些退步的口号。”
“可是平山小子总是那么做呀，”我说，“他只会唱两三首歌，是别人教他的。”
那人耸了耸肩。“没错，那样去揍一个傻子有什么意思？真是丧心病狂。傻子当时在茅桥上，你知道那儿夜里总有一些下三滥的人。傻子坐在桥头，又唱又喊的，大约一个小时。他们在马路对面的酒馆里听见了，其中几个人就不耐烦了。”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川上夫人说，“平山小子从来不伤害人。”
“唉，应该有人教他唱几支新歌才好。”那人说着，喝了口酒，“如果他再到处唔那些老歌，肯定还会挨揍的。”
我们仍然叫他“平山小子”，其实他至少有五十岁了。但这名字听上去倒也不是不合适，他的智力只相当于一个小孩子。在我的记忆里，他是由贫民教区的天主教嬷嬷照看的，但据说他是生在一个姓平山的家里。早年问，我们的“逍遥地”繁荣兴旺的时候，平山小子总是坐在左右宫或附近另一家酒馆门口的地上。正像川上夫人说的，他从来不伤害人，在战争前和战争中，他唱战歌、模仿政治演说，成为“逍遥地”著名的街头一景。
是谁教他唱歌的呢？我不知道。他的固定节目只有两三首歌，而且只会唱其中的一句。他总是用浑厚有力的声音唱歌，为了取悦观众，他还会双手叉腰站在那里，笑嘻嘻地望着天空，喊道：“这个村子必须向皇军献礼！你们有些人会献出生命！你们有些人会胜利凯旋，迎接新的黎明！”——以及诸如此类的话。人们总是说：“平山小子也许并不明白这些话的意思，但他的架势摆得很到位。是个卜足的日本人。”我经常看见人们停下来给他钱，或买东西给他吃，每逢这时，傻子脸上就会绽开笑容。毫无疑问，平山小子之所以迷恋这些政治歌曲，是因为它们为他赢得了公众的关注。
那些日子没有人照顾傻子。人们到底是怎么回事，竟然想到要去揍他呢？他们大概不喜欢他的唱歌和演说，可是，很可能当初就是他们拍着傻子的脑袋，称赞他鼓励他，直到那些片段在他脑海里扎下根来。
正像我说的，最近国家的情绪都有了变化，池田的态度大概绝不是例外。我若认为年轻的三宅也怀有这样的怨恨情绪，恐怕有失公允，可是就目前的情形来看，如果你仔细研究每个人对你说的每句话，似乎都会发现其中贯穿着同样的怨恨情绪。据我所知，三宅确实说过诸如此类的话。也许三宅和池田那一代人都会这样想、这样说。
我想我已经提到，昨天我乘车前往城市南部的荒川区。荒川是城市往南的公路线的最后一站，许多人看到汽车开到这么远的郊外，都表示意外。确实，荒川的街道清扫得干干净净，人行道上栽种着一排排枫树，互相隔开的房屋显得气派非凡，周围一派田园景色，使人很难把它当成城市的一部分。但是在我看来，当局把公路线延伸到荒川是很正确的。住在城里的人从中受益匪浅，他们很容易就能接触到比较清静、远离尘嚣的环境。我们并不是一直有这么便利的条件，我至今记得住在城里那种逼仄压抑的感觉，特别是漫长而炎热的夏天，在目前的公路线开通之前，这种感觉着实令人难受。
我相信，目前的路线是一九三一年开通的，取代了三十年来那条不完善的、令乘客十分不满的线路。如果你那时不住在这里，便很难想象这些新的路线对城市许多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所有的地区似乎都在一夜之间变了模样。原本拥挤繁忙的公园无人问津了，老字号店铺的生意严重受损。
当然啦，另外一些地区意外地发现得了好处，其中就有犹疑桥对面的那片地方，它很快就变成了我们的遭遥地。在新的公路线开通之前，你会发现那里只有几条冷清清的小街巷和一排排瓦房。当时谁也没把这地方当回事儿，说起来只是“占川东边”。新的公路线一开通，在终点站古川站下车的乘客，走几步路就能到达市中心，比乘坐第二条曲里拐弯的电车路线还要快捷，结果就是，在那片地区步行的人突然变得熙熙攘攘。在那里开业的十几家酒馆。经过多少年的惨淡经营，一下子生意兴隆，新的酒馆也一家接一家地开张。
后来成为左右宫的那家酒馆，当时只是叫“山形酒馆”——山形就是店老板，一位退伍老兵——这家是那个地区年头最久的一家。当时它显得有点单调，但我从第一次进城之后，许多年里一直是它的常客。在我的记忆中，直到新的公路线开通了几个月之后，山形才明白周围发生了什么事，开始另做打算。那片地方将要发展成为一应俱全的饮酒一条街，他自己的酒吧——历史最为悠久，位于三条路的交叉口——自然在当地的诸多酒吧中成了元老。因此，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扩大营业范围。他楼上的商家巴不得把生意转手卖掉，必要的资金也很容易就能筹措到。无论从他的酒吧，还是从整个这片地区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城市官方的态度。
在这一点上，山形的想法无疑是正确的。当时正值一九三三年或一九三四年——你恐怕记得，那个时候考虑建立一个新的娱乐区是不合时宜的。当局一直在煞费苦心地制定政策，严格控制城市生活中的浮华，确实，在市中心，许多更加颓废的场所正在停业关闭。我听着山形的想法，起初不以为然。后来他跟我描述了他脑海里的蓝图，我才深受触动，答应尽力助他一臂之力。
我相信前面已经提到，左右宫的存在有我一份小小的功劳。当然啦，我不是一个富人，在经济上无能为力。但那个时候，我在这个城里已经有了一定的声望。我记得当时我还
没有在国务院的艺术委员会供职，但在那里有许多熟人，他们经常向我咨询政策上的事。因此，我代表山形向当局提出请求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店主打算，”我解释说，“酒馆的主题就是颂扬当今日本正在涌现的新的爱国精神。酒馆的装潢将会体现这种新精神，如果顾客与这种精神格格不入，就坚决要求他离开。还有，店主打算让他的酒馆成为本城画家和作家的聚集地，让那些其作品最能反映新精神的艺术家聚在这里饮酒。关于这最后一点，我已经得到我的许多同仁的支持，其中有画家原田雅之，剧作家三角，记者尾辻繁雄和夏希英二——你们知道，他们的作品都是坚定地效忠于天皇陛下的。”
我接着指出，这样一个酒馆。考虑到它在这里的权威地位，肯定会给这个地区奠定一种令人称许的基调。
“不然的话，”我警告道，“我担心我们又将面对一个以颓废为特征的地区，而我们一直在尽力对抗这种颓废，知道它一直在削弱我们的文化结构。”
当局的反应可不仅仅是默许，而是非常热情，令我感到意外。我想，这又一次说明，人有时候会突然发现他的地位远比他自己以为的要高。我从来不把地位放在心上，所以带给我这么大成就感的并不是左右富的开业，而是我很骄傲地看到我一段时间以来坚持的观点得到了支持——也就是说，日本的新精神与自我享受并不矛盾；也就是说，没有理由把寻找快乐跟颓废相提并论。
于是，新干线开通之后大约两年半，左右宫开张了。装修很讲究，很全面，每个人天黑后在那条路上溜达，都不可能不注意到那灯火通明的店面，那么多大大小小的灯笼挂在山墙上，挂在屋檐下，整整齐齐地排在窗台上和门框上。还有那个悬在横梁上被照得亮亮的巨大旗幌，上面是新酒馆的名字，背景是队伍里的军靴齐步前进。
开张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山形把我请到里面，让我选一张最喜欢的桌子，并说那桌子以后就归我一个人使用。我想，这主要是为了感谢我为他做的一点小事，同时，当然啦，也因为我一直是山形酒吧的一位常客。
确实，在山形酒吧变成左右宫之前，我已经光临它二十多年。我并非刻意挑选——就像我说的，这个酒吧并无出众之处——当我还年轻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就住在古川，而山形酒吧正好就在附近。
也许你很难想象古川那个时候有多丑陋。是的，如果你是刚来这个城市，听我提到古川区，你脑海里浮现的大概是今天的那个公园，以及那些名闻遐迩的桃树。可是，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一一那是一九一三年——这个地方到处都是小公司的厂房和仓库，许多都已废弃不用或年久失修。房屋老旧破败，住在古川的都是那些只付得起最低房租的人。
我住的是个小阁楼，楼下是一位老太太跟她未婚的儿子一起生活，其实很不适合我的需求。房子里没有电，我不得不点着油灯绘画。房间狭小，几乎连一个画架也放不下，画画时总免不了把颜料溅在墙上和榻榻米上。我夜里工作时，经常会吵醒老太太或她的儿子。最烦人的是，阁楼的天花板太矮，我直不起身子，经常半弓着腰工作几个小时，脑袋还时时撞在房梁上。但是那时候我被竹田公司接受，当画家养活自己，心里非常高兴，也就不太在意这些不如意的条件了。
当然啦，我白天不在阁楼里工作，而是在竹田大师的“工作室”里。工作室也在占川，是一家饭店楼上一间长长的屋子——确实很长，可供我们十五个人把画架放成一排。天花板虽然比我小阁楼的高，但中间严重塌陷，所以我们每次进屋都会开玩笑，说它又比前一天下降了几厘米。屋子从这头到那头都是窗户，本应该使我们有充足的光线作画，可是不知怎的，照进来的一道道阳光总是太刺眼，屋里看上去像一个船舱一样。还有一个问题，楼下的饭店老板不许我们晚上六点之后还留在工作室，因为那时候他的客人开始来了。“你们在上面的声音像一群牛。”他总是这么说。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同到各自的住所继续工作。
也许我应该解释一下，我们如果晚上不加班，是不可能按时完成工作的。竹田公司以其能在很短时间内提供大量画作而自豪。是的，竹田大师让我们明白，如果我们不能在船开走前的最后期限完成任务．那么要不了多久，客户就会去找同行的那些竞争对手。结果就是，我们每天加班加点，熬到深夜，第二天还是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没有赶上计划。当截止日期临近时，我们经常每天晚上只睡两三个小时，通宵达旦地绘画。有时候任务一个接一个。我们整天累得筋疲力尽，晕晕乎乎。尽管如此，我不记得我们有哪次没有按时完成任务，从这里也可看出竹田大师对我们的控制。
我跟随竹田大师大约一年之后，公司里来了一个新的画家。他就是中原康成，我相信你对这个名字没有什么印象。实际上，你没有理由接触过它，因为中原康成没有任何名气。他充其量只是在战争爆发的几年前，在汤山区一所中学谋得一个图画教师的职务——听说他现在还在那里就职，当局觉得没有理由像替换他的那么多同行一样替换他。我每次想起他，总记得他叫“乌龟”，这是在竹田公司的那些日子大家给他起的绰号，后来我们交往甚密，我一直亲切地用这个绰号称呼他。
我至今留着一张乌龟的画作——一幅自画像，是他离开竹田公司后不久画的。画面上是一个瘦瘦的、戴着眼镜的年轻人，穿着衬衫坐在一问拥挤而昏暗的屋子里，周围是画架和东倒西歪的家具，窗外的光线照亮了他的一侧脸庞。这张脸上的真诚和腼腆跟我记忆中的那个人完全吻合，在这方面，乌龟是绝对诚实的。看着这幅自画像，你可能会把他当成那种在汽车上你可以果断地用胳膊肘将其挤到一边抢占座位的人。然而，似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独特的自负。如果说乌龟的谦逊使他没有隐瞒自己腼腆的性格，那么，这份谦逊可没能阻止他给自己加上一种知识分子的清高神情——我从不记得他有过这种神情。不过说句公道话，我不记得有哪位同行能够绝对诚实地画出一幅自画像。不管他多么精确地对着镜子再现自己的表面细节，画上所展示的人格特性却与其他人看到的真实情况相距甚远。
乌龟之所以得此绰号，是因为他进入公司时，我们正在赶一个特别繁忙的任务，结果，在别人能画出六七幅作品的时间里，他只能完成两三幅。起初，大家以为他动作慢是由于经验不足，便只在背后叫他乌龟。可是一星期又一星期过去，他的速度并没提高，对他的不满便增加了。很快，大家就都当面乌龟长乌龟短地叫他，他完全知道这个绰号并不表示亲热，但我记得他尽量把它当作昵称来接受。例如，如果有人在长屋子的那头喊道：“喂，乌龟，你还在画你上星期开始画的那个花瓣吗？”他就会勉强大笑几声，只当对方是在开玩笑。他显然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尊严，我记得同事们都认为这是由于乌龟来自根岸地区，当时人们普遍缺乏公允地相信，来自城市那片地区的人无一例外都是软弱的、没有骨气的。
我记得一天早晨，竹田大师暂时离开了长屋子，我的两个同事走到乌龟的画架前，指责他速度太慢。我的画架离他的不远，我能清楚地看到乌龟脸上不安的表情，只听他回答：
“请你们对我有点耐心吧。我特别希望向你们，我的前辈，学习怎么迅速地、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过去这几个星期，我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让自己画得快一些，可是，唉，有几幅画不得不废弃了，因为抢速度影响了质量，会给我们公司的高标准抹黑的。但我会尽力提高我在你们心目中的可怜地位。请你们原谅我，耐心地再等一段时间。”
乌龟把这番请求重复了两三遍，那两个折磨他的人不依不饶，只管辱骂他懒惰，说他依赖我们大家替他完成工作。这时，我们大多数人都放下画笔，聚拢过来。我记得，当那两个人开始用特别难听的话辱骂乌龟，我看到别的同事只是饶有兴趣地袖手旁观时，我上前一步，说道：
“够了，你们难道看不出来，你们是在跟一个有艺德的人
说话吗？如果一位画家不肯为了速度而牺牲质量，那是值得
我们大家尊敬的。如果你们看不到这点，那真是瞎了眼睛。”
当然啦，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了，我不敢保证那天上午我真的是这么说的。但我确实站在乌龟一边说了诸如此类的话，这点我可以肯定。因为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乌龟转向我时。脸上那种感激和宽慰的神情，以及在场的其他人惊愕的目光。我在同事们中间颇受尊敬——我的工作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都无可挑剔——我相信由于我的干预，结束了乌龟所受的折磨，至少那天上午如此。
你也许认为，我拿这样一件小事大做文章，有点过分。毕竟，我替乌龟辩护时所说的观点，似乎是很浅显的——任何一个尊重严肃艺术的人都会时时刻刻这么想。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当时竹田大师公司的风气——以及我们大家的情绪，每个人都在跟时间赛跑，为了保住公司来之不易的名声。大家心里很清楚，我们替人画的那些东西——艺伎，樱桃树，游动的鲤鱼，庙宇——主要为了运出去让外国人看着有“日本味儿”，至于具体的风格和细节，基本上没人注意。因此，如果我说我那天的行为显示了我日后大受尊敬的品质，倒也不是过分夸张。这种品质就是不管周围的人怎么想，都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判断。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天上午只有我一个人站出来为乌龟说话。
乌龟感谢了我的挺身而出以及我后来对他的一些帮助，但那时候工作节奏太快，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才得以跟他亲密地长谈。事实上，我相信是我刚才所述的那件事发生的近两个月后。我们疯狂的工作日程才终于有了点空当。我在多摩川庙宇的场院上溜达，我只要有点空闲经常这么做。突然，我看见乌龟坐在阳光下的一张凳子上，似乎睡着了。
我对多摩川的场院一直情有独钟，我也同意今天的那些篱笆和一排排树木确实有助于营造一种与庙宇相符的气氛。但是，如今我每次去那里，都发现自己很怀念昔日的多摩川场院。当时没有这些篱笆和树木，场院似乎更加开阔，充满生机。在那一大片绿色的草地上，可以看见零零星星的卖糖果和气球的小摊，以及变魔术和玩杂耍的即兴演出。我还记得，如果你想照相，去多摩川场院再合适不过，因为走不了多远就会看见一个摄影师，跟三脚架和黑斗篷一起挤在他的小摊位里。我在那里发现乌龟的那个下午，是初春的一个星期天，到处都是家长领着孩子。我走过去，坐在他身边，他一下子惊醒了。
“哎呀，小野君！”他喊了一声，顿时满脸放光。“今天能看见您真是好运气。哎呀，就在刚才我还跟自己念叨，如果我有一点闲钱，就给小野君买一样东西，感谢他这样善待我。可是，我现在只买得起便宜的东西，那样就太不恭敬了。所以，小野君，请让我暂时发自内心地感谢您为我所做的一切吧。”
“我没做什么，”我说，“我只是有几次说了心里话，仅此而已。”
“可是，说实在的，小野君，像您这样的人太少了。能跟这样的人一起共事真是三生有幸。不管我们今后怎样分道扬镳，我都会永远铭记您的好意。”
我记得我昕了一会儿他对我勇气和美德的称赞，然后我说：“这段时问我总想跟你谈谈。知道吗，我一直思前想后，我考虑在不久的将来离开竹田大师。”
乌龟惊愕地看着我。然后，他滑稽地看了-看周围，似乎担心我的话被人偷听了。
“我很幸运，”我继续说道，“我的作品引起了画家和版画复制师森山诚二的兴趣。你肯定听说过他吧？”
乌龟仍然盯着我，摇了摇头。
“森山先生，”我说，“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很可能还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我真是非常幸运，能够得到他的赏识和忠告。其实，是他认为我留在竹田大师这里会对我的天赋造成无法弥补的伤害，他邀请我去做他的学生。”
“是吗？”乌龟谨慎地说。
“知道吗，刚才我在公园里溜达时，心里这么想：‘不用说，森山先生的想法完全正确。那些做粗活的愿意在竹田大师手下当牛做马，混口饭吃，就随他们去吧。我们这些真正有雄心壮志的人，必须另寻出路。”
说到这里，我意味深长地看了乌龟一眼。他还是那样瞪着我，脸上出现了一种困惑不解的表情。
“恕我冒昧，我跟森山先生提到了你，”我对他说，“实际上，我说我认为你在我目前的同事中间是个例外。在他们中，只有你是真正有天赋，有艺术追求的。”
“哎呀，小野君”——他笑了起来——“您怎么能这么说呢？我知道您是一片好意，可是这话太过奖了。”
“我已经决定接受森山先生的诚意邀请，”我继续说道，“我劝你也让我把你的作品拿给他看看。如果运气好，说不定你也会被请去做他的学生呢。”
乌龟看着我，一脸痛苦的表情。
“可是，小野君，您在说什么呀？”他压低声音说。“竹田大师是因为我爸爸一位德高望重的熟人推荐才接受我的。说真的，虽然我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大师对我一直非常宽容。我怎么能只干了几个月就这样背信弃义，一走了之呢？”突然，乌龟似乎悟出自己话里的意思，赶紧找补道：“当然啦，小野君，我绝不是指您背信弃义。您的情况不一样。我绝没有……”他说不下去了，只是尴尬地赔笑。然后，他努力控制住自己，问道：“小野君，您真的要离开竹田大师吗？”
“在我看来，”我说，“竹田大师不配你我这样的人为他效忠。效忠不是自给的。效忠的内容太丰富了。经常有人口口声声说效忠，盲目地跟从别人。而我，不愿意这样度过我的生命。”
当然啦，那天下午我在多摩川庙宇里的原话可能并不是这样。我曾经多次讲述这不同寻常的一幕，说的次数一多，这个故事就开始具有自己的生命。但是，即使我那天没有这样简洁地向乌龟表达我的想法，我也可以断定刚才这番话确实准确表达了我在人生那个阶段的态度和决心。
顺便说一句，我后来不得不在一些地方反复讲述在竹田公司的那段日子，其中一个地方就是左右宫的那张桌旁。我的弟子们似乎都对我早年的经历特别感兴趣——也许因为他们本能地想知道老师在他们那个年纪在做什么吧。总之，在那些夜晚的聚会中，我在竹田大师手下的经历经常会被提出来。
“那并不是一段很糟糕的经历，”我记得自己又一次这样对他们说，“它教会了我许多重要的东西。”
“请原谅，先生”——我记得是黑田在桌上探着身子说——“我觉得很难相信，您所描述的那样一个地方，能教给一个艺术家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呢？”
“是的，先生，”另一个声音说，“跟我说说那样一个地方能教给您什么吧。听上去那就像是一个做硬纸箱的作坊。”
左右宫的谈话总是这样。我跟某人谈话，其他人各自闲聊，一旦我被问到一个有趣的问题，他们便都停住自己的话头，围成一圈，眼巴巴地等着我回答。似乎他们自己闲聊时总是竖着一只耳朵，随时捕捉我可能传授的新知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加辨别、全盘接受，恰恰相反，他们都是一些聪明的年轻人，我若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是不敢轻易开口的。
“在竹田那里，”我对他们说，“我学到了人生早年的重要一课。尊重老师是没有错的，但是一定要勇于挑战权威。在竹田的经历告诉我，永远不要盲目从众，而要认真考虑自己被推往哪个方向。如果说有一件事是我鼓励你们大家去做的，那就是永远不要随波逐流。要超越我们周围那些低级和颓废的影响，在过去的十年、十五年里，它们大大削弱了我们民族的精魂。”毫无疑问，我喝得有点微醉，在那里夸夸其谈了，但酒馆角落的那张桌旁的谈话经常是这样。
“是的，先生，”有人说，“我们一定都牢记在心。我们一定努力不随波逐流。”
“我认为，我们这张桌旁的人，”我继续说道，“有权利为自己感到骄傲。怪诞和浮华曾在我们周围盛行。如今，日本终于出现了一种更为阳刚的精神，而你们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实际上，我希望你们会成为新精神的先锋而得到承认。是的”一一这时，我已经不只是对桌旁的人说话，而是对周围的所有听众演讲了——“我们大家聚集的这个酒馆，就是这种新精神的见证，我们在座的各位都有权利感到自豪。”
经常，随着酒越喝越热闹，外面的人也会聚集在我们桌子周围，参加我们的辩论和讲话，或只是在一旁倾听，感受这种氛围。一般来说，我的弟子还是愿意让陌生人旁听的，当然啦，如果受到无聊之徒的骚扰，或者某人的观点实在可憎，他们也会很快把他排挤出去。虽然大家吵吵嚷嚷、演讲发言直到深夜，但左右宫里很少发生真正的争吵。我们经常光顾那里的人，都被同一种基本精神团结在一起。也就是说，这个酒馆正如占川当时所希望的那样，代表了某种美好的东西，酒馆里的人可以因自豪和尊严而沉醉。
这个家里的什么地方有一张黑田的画作。黑田是我的弟子中最有天分的，作品描绘的是左右宫里的这样一个夜晚。标题是“爱国精神”。看到这样的标题，你大概以为画面上是行进的士兵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其实，黑田的观点是：爱国精神植根于很深的地方，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取决于我们在哪里喝酒、跟什么人交往。这是他对左右宫精神的贡献——因为他当时对此深信不疑。这是一幅油画，画面上有几张桌子，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左右宫的色彩和装潢一最引人注日的是二楼阳台栏杆上悬挂的爱国旗帜和标语。旗帜下面，客人们聚在桌旁谈话，在前面最显著的地方是一个身穿和服的女侍者端着酒水匆匆走来。这是一幅很精彩的画作，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左右宫里那种喧闹同时又值得尊敬和骄傲的氛围。今天，每当我看到这幅画，仍然会感到一种满足感，想到我——凭着我在这个城里的一点威望一一一为这样一个地方的开张做出了我一点小小的贡献。
这些日子，晚上在川上夫人的酒吧里，我经常发现自己在回想左右宫，回想昔日的时光。因为，有时候川上夫人的酒吧只有我和绅太郎两位客人，我们一起坐在吧台旁那些低垂的灯盏下，免不了会产生怀旧的情绪。我们会开始谈论过去的某个人，谈到他能喝多少酒，或者他的某种滑稽的怪癖。很快，我们就努力让川上夫人回忆那个人，在启发她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又想起了关于那个人的越来越多的有趣事情。那天晚上，这样的回忆让我们开怀大笑一场之后，川上夫人说：“哎呀，我想不起这个名字了，但要看见他的脸我肯定能认出来。”她在这种场合经常这么说。
“说实在的，欧巴桑，”我回忆着说，“他其实从来没有光顾这里。他总是在马路对面喝酒。”
“噢，对了，在那个大酒馆。不过，如果看见他，我还是能认出来的。不过谁知道呢？人的变化太大了。我经常在马路上看见一个人，以为自己认识呢，就想上前去打招呼。可是再一看，心里又没把握了。”
“哎呀，欧巴桑，”绅太郎插嘴说，“那天，我在马路上跟一个人打招呼，以为他是我以前认识的人。可是那人好像把我当成了疯子。他没有理我就走开了！”
绅太郎似乎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说完就大笑起来。川上夫人也面露微笑，但投有跟他一起放声大笑。然后她转向我，说道：
“先生，你必须去劝说你那些朋友再来光顾这个地方。实际上，每次我们看见一张过去认识的熟悉面孔，就应该拦住他，叫他到这个小酒馆来。那样，我们说不定就能重建昔日的繁华了。”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欧巴桑，”我说，“我会尽量记住这么做的。我会在大马路上拦住别人，说：‘我记得我过去认识你。你曾是我们这个地区的常客。你大概以为过去的一切都消失了，其实你错了。川上夫人还在，跟以前一样，一切都在慢慢地重新恢复。”’
“没错，先生，”川上夫人说，“你就跟他们说，他们会错过机会的。那时候生意就开始兴隆了。而且，先生也有责任把过去那些人再召集起来。在这里，大家总是把先生当成天然的领袖呢。”
“说得好，欧巴桑，”绅太郎说，“古时候，如果一个将军的士兵在一场战役后失散r，他会很快把他们重新召集到一起。先生也差不多是这个地位。”
“胡说什么呀。”我大笑着说。
“是这样的，先生，”川上夫人继续说道，“你重新找到那些老人，把他们叫回来。然后，过一阵子，我就把隔壁的房子也盘下来，开一个像过去那样的大酒馆。跟过去的大酒馆一模一样。”
“是的，先生，”绅太郎还在那里说着，“将军必须把他的人重新召集起来。”
“这个想法很有趣。欧巴桑，”我说，“你知道吗，左右宫曾经也是个很小的地方。比这问酒馆大不了多少。我们逐渐地就把它变成了后来的规模。是啊，也许我们只需如法炮制，让你这个地方也兴隆起来。现在局势稳定一些了，那些顾客会回来的。”
“你可以把你所有的画家朋友都带回来，先生，”川上夫人说，“过不了多久，报社那些人也就都跟来了。”
“多么有趣的想法。我们倒是可能促成这件事。只是我担心，欧巴桑，你恐怕应付不了这样大的一个酒馆。我们可不想让你过分劳累啊。”
“胡说，”川上夫人说，做出一副嗔怒的样子，“只要先生赶紧去做他分内的事，你们就会看到这里的一切都会料理得井井有条。”
最近我们总是一遍遍地重复这样的谈话。谁说过去的逍遥地不会再回来？我和川上夫人这样的人，可能是把这件事当成玩笑来说，但是在我们说说笑笑的背后，隐隐地有一种严肃的乐观情绪。“将军必须把他的人召集回来。”也许他确实应该这么做。也许，等仙子彻底有了归宿之后，我就会开始认真考虑川上夫人的计划。
我想，我这里应该提一句，战争结束后我只见过我以前的门徒黑田一次。很偶然的，在一个雨天的早晨，在占领后的第一年——左右宫和其他那些建筑物都还没有被摧毁。我步行去某个地方，正好路过昔日逍遥地的废墟，我从雨伞下面注视着那些断壁残垣。我记得那天有许多工人在周围闲逛，所以一开始我并没有留意站在那里看着一座被烧毁的楼房的那个身影。后来快要走过时，我才意识到那个人已经转过身来，正注视着我。我停住脚步，转过头，透过伞上滴滴答答的雨水，赫然看见黑田面无表情地望着我，我内心顿时一种异样的震惊。
黑田打着伞，没戴帽子，穿着一件深色的雨衣。他身后被烧焦的楼房正在滴水，残缺不全的排水管正在把大量的雨水泼溅在离他不远的地方。我记得一辆卡车在我们俩之间驶过，车上全是建筑工人。接着，我注意到他的雨伞断了一根钢条，使更多的雨水溅在他的脚边。
战前．黑田的脸圆乎乎的，现在却颧骨高凸，腮帮子都瘪了进去，下巴上和脖子里出现了深深的纹路。我站在那里就想：“他已经不再年轻了。”
他轻轻地转了转头。我不知道他是想鞠躬，还是调整一下脑袋，躲开破伞溅下来的雨水。然后，他一转身，朝另一方向走去了。
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想细说黑田的事。实际上，如果不是上个月在电车上跟佐藤博士偶然相遇，意外地提到他的名字，我根本不会想到他的。
那天下午，我终于带一郎去看他的怪兽电影——前一天因为仙子的固执，我们没有去成。我和外孙是自己去的，仙子不肯看电影，节子又一次主动提出留在家里。当然啦，仙子觉得这电影太幼稚了，但是一郎却对女人的行为有自己的解释。那天我们坐下来吃午饭时，他还在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