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20世纪初期，统计学方法的发展一直是由男性统计学家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到了60年代，当我步入这一领域时，许多女性占据了重要地位，产业界和政府部门更是如此。例如美国氰胺公司（American Cyanamid Company）的朱迪思?戈德堡（Judith Goldberg）和强生医药公司（Johnson Pharmaceuticals）的保拉?诺伍德（Paula Norwood）都已成为公司统计部门的领导人物。梅维斯?卡罗尔（Mavis Carroll）则是通用食品公司（General Foods）数学和统计服务部的负责人。在华盛顿，女性统计学家担负着人口普查局（Census Bureau）、劳工统计局（the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和国家健康统计中心（the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等许多部门的工作。在英联邦、在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在前面的第19章里，我们已经看到了她们当中的一些人在推动统计学方法论研究的发展上所起到的作用。
对于在统计史上留名的女性来说，没有谁的经历是典型的，她们都很优秀，她们的个人发展和成就都是独特的，在此，我无法说她们当中的哪一位是女性统计学家的代表，这就如同无法说哪位是男性统计学家的代表一样。但不管怎样，在这里，浏览一位女性统计学家的职业生涯还是很有趣的，这位女士在产业界和政府部门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刀子就是英国皇家统计学会第一任女会长斯特拉?坎利夫（Stella Cunliffe）。本章中的许多叙述，都是摘自1976年11月12日她在一年一度的统计年会上所做的专题演讲。
凡是认识坎利夫或与她共过事的人都能够体会到她那不同寻常的幽默感，她的机智、敏锐，以及在处理复杂问题时的非凡能力——能够以简单的数学术语解释复杂的数学模型，使她的合作者很快就明白。大量这样的内容出现在她的演讲中——呼吁皇家统计学会的会员们，不要总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研究上，应该多和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合作。她举例说：“我们经常嘲笑社会学家的分析方法过于粗略，然而作为统计学家，除非我们能为他们提供一些更加科学、更易接受的思想，否则又有什么资格嘲笑他们呢？要实现这一点，我们之间应该是互动的。”她经常举例说明，在实验过程中往往会发生一些事先无法预料的事情。“即使在一个组织完善的实验站进行的大麦试验，也有可能因为拖拉机手的一时鲁莽而前功尽弃——他为抄近路赶回家喝茶而压了实验地块。”
30年代末期，坎利夫在伦敦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习统计学。在那儿的那段时间是令人激动的。当时，许多学生和一些教授志愿到西班牙去参加反法西斯的西班牙内战，而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数学家及其他学科的科学家，为逃避纳米德国的迫害来到英国，很多人就在坎利夫所就读的学校得到一个暂时的教席。当她完成学业，走入社会时，全世界依然处在大萧条之中。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丹麦的培根公司（the Danish Bacon Company）。她写到：“在那里，用得上数理统计的地方极少，尤其我又是一个女性统计学家，所以在人们的眼里就更加古怪了。”随着二战的来临，她开始参与食品的配给工作，而刀子的数学才能也因此变得有用起来。
在战争结束两年后，她作为志愿者在被战火毁坏的欧洲做救济工作。她是第一批进入荷兰鹿特丹（Roterdam）的人。当时德军正在投降，当地的居民都在忍饥挨饿。在贝尔根－贝尔森（Bergen-Belsen）集中营的受害者被解救出来不久，她就前去给予帮助。她在英国占领区的难民营努力完成了工作。当坎利夫离开志愿者工作时，她已变得身无分文。她找到两份工作，一份是政府食品部下属的油脂部，另一个是英国的吉尼斯本酿造公司（the Guinness Brewing Company），她选择了后一个工作。回想一下前面第3章提到过的以“学生”作为笔名发表论文的威廉?S?戈塞特，在坎利夫到吉尼斯之前，他已经在吉尼斯酿造公司建立了统计部。坎利夫是在他死后10年才到吉尼斯公司的，但在吉尼斯，他的影响力仍然很大。人们都很尊敬他，一直都还依据他所创立的实验原则进行科学工作。
统计学在吉尼斯
吉尼斯公司的员工们一直依赖自己的产品。同时为改进自己的产品，一直坚持搞实验。他们
从不停止实验，以努力生产水平如一的产品。因为制造啤酒的原料总会受到气候、土壤、啤酒花、大麦不同的影响，还要尽可能地降低成本。人们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由于对自己产品的自负，1929年之前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广告。吉尼斯的人认为，吉尼斯的啤酒是能喝到的最好的啤酒，应该靠质量而不是广告去卖酒。至于那些没喝吉尼斯啤酒的人，只能为他们感到惋惜，而不是向他们打广告！直到我离开公司时，他们还是这个特性。
坎利夫描述了她第一天来到吉尼斯时的情景：
到都柏林来“实习”的生活，就如同在德国时一样自由而又充满刺激。一天早晨，当我出现在都柏林酿造公司专管女职工的女主管面前时，只见她一身黑衣，领口镶着一圈花边，用鲸骨撑着……，表情严肃，她告诉我，能被选来吉尼斯工作是一种殊荣，并提醒我应该穿长筒袜，戴帽子。如果在走廊里有幸碰到某一位“酿造师”——公司的重要人物，不管认识与否，都要低头为他让路。
这就是1946年，妇女在等级分明的吉尼斯公司的地位。
坎利夫很快就证实了自己对公司的价值，并深入到公司在爱尔兰的农业实验中。她不喜欢一天到晚坐在办公桌前分析野外科学家采集来的现成数据，而是到野外实验基地去，亲自了解实验的动态。（任何一个新任的统计工作者都应该以她为榜样。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是，那些比实验室普通员工高出好几级的高级管理者们，他们所做出的实验结论，往往是与实际不符的。）
不知有多少个阴冷潮湿的清晨，刚刚7点钟，我便来到啤酒花实验园。虽然又冷又饿，但那是在参与“至关重要”的实验。我之所以要用“至关重要”这个词，就是因为如果统计学家本身都不重视这样的实验，那么又怎能调动起实验参与者的激情，使他们做出最佳贡献呢？但是，作为一个统计学家，我们必须学会灵活机动，要能适应转辗于各种不同类型的工作。或许我们得帮助一个生物学家进行新酵母菌的实验；去帮助一个农业专家完成另一项实验——了解以一种特殊饲料喂养的家畜的粪便变化情况；与病毒学家讨论为纽卡斯尔（Newcastle）病毒研制的新抗体；去协助一个医疗官员评估麦芽储藏中的灰尘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去给一个正在进行传送带实验的工程师提些建议；试着将统计的排除论（queuing theory）应用到职工餐厅的管理上；或者去协助一个社会学家验证他的群体行为理论。
以下是一份为产业界工作的统计学家的典型协作类型清单。根据我本人的工作经验，我们要与之打交道的人包括化学家、药理学家、毒理学家、经济学家、临床医生、经营管理者（我们为他们开发运筹模型用于决策）。可以说，数理统计方法的应用无处不在，作为数学模型专家，统计学家可以与任何领域的人合作，为他们提供服务。这也许就是统计学家的工作之所以迷人的原因之一。
非预期的变异
在坎利夫的演讲中，她指出，最大的变异还是来自现代人类本身。
在吉斯尼期间，我很高兴负责组织对啤酒的品尝实验，对于吉尼斯啤酒这一美好饮品的发展来说，这无疑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通过这些实验，我开始认识到，人在不可能没有偏好，没有偏见，没有最感兴趣的事，但这也正是让人着迷的地方。我们都有喜好的某些数字、字母、颜色，实际上，我们都是特别迷信的。我们都有非理性的行为。在我的记忆中，曾开展过一次大型的有关啤酒温度的实验。让一些人在不同室温的环境中品尝不同温度的啤酒，以判断人们对不同温度啤酒的喜好程度。当时，一些身着白色制服的人跑上跑下地送酒，啤酒则放在不同温度的水桶中，每个桶里都配有温度计。实验场所一片喧嚣，啤酒用不同颜色的瓶盖来辨认。最后实验惟一明确的结果是，受试都只在意瓶盖的颜色，他们不喜欢黄颜色瓶盖的啤酒，至于啤酒的温度，几乎没人注意！
坎利夫还讲述了一个检验小号啤酒桶容量的事。这些桶是手工制造的。需要检验它们的容量以确定其尺寸是否符合规格。进行检验的女工首先称一下空桶的重量，然后再将桶中灌满水，称一下装满水的桶的重量。如果桶的重量比标准的少3品脱以上，或多7品脱以上，则都作为不合格品退回去返工。作为进行质量管理程序中的一部分，统计人员负责检查合格品与不合格品的报表情况。在检查满桶重量的记录图时，坎利夫发现，刚刚在合格线以里的桶数目过高，而刚刚在合格线外的桶数目过低。为此她到现场了解工作条件，发现女工必须将挑出来的不合格品堆放到旁边的一大堆桶上，而合格品只需放在传送带上即可。于是她建议把女工的座位加高，工作时只需将挑出来的不合格品直接踢到脚下的箱子里即可。结果发现，报表上反映的合格率，很快趋于正常水平。
坎利夫后来成为吉斯尼统计部的主管。1970年，她被调到英国内务部（the British Home Office）调查局，这个单位负责警察、法院和监狱的监督工作。
在我刚来的时候，这个单位主要从事与犯罪有关的工作。说老实话，我在吉斯尼公司所从事的是十分精确、精心设计、透彻分析的统计工作，而这里要做的都是些社会学家，有时是心理学家的工作，在我看来是一个空泛的世界。我丝毫没有贬低内务部调查局研究人员能力的意思。但是无论如何，使我震惊的是不同的工作原则：设立一个零假设，制定细致详尽的实验设计方案，抽取足够的样本数量，进行小心谨慎的统计分析，做出详细的评估结果，所有这些都是我长期做过的，到了社会学这个领域，却都变得微不足道。
在刑事犯罪学这一领域的主要研究工作，就是积累长期的数据资料，进行分析，以发现公共政策对其可能的影响。如有一项分析是针对男性囚犯进行的，即研究不同刑期的男性囚犯出狱后两年内重新犯罪的概率有多大。分析结果清楚地表明，刑期越短，重新犯罪的概率越高。从而作为一个证明：长刑期可以把惯犯从街头清除。
坎利夫并不满足于重犯率与刑期间简单对比的数表。她要进一步分析数表背后所隐藏的东西。这种明显强关联关系主要是刑期在三个月之内的犯人重犯率高，经过仔细检查，这些人“几乎都是些年老的、处境悲惨的、精神不正常的人，他们被精神病医院拒之门外，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地反复犯罪后再进监狱。”而统计表所反映的数字，实际都是这同一拨人，被当作不同人重复统计，才将短期犯罪的重犯率夸大了。统计表中的另一个极端表现是，刑期在10年以上的犯人出狱后只有15%的人又重新犯罪。坎利夫认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年龄因素，一个很大的环境因素和一个很大的犯罪程度因素。刑期长的都是些犯大案的人，他们出狱后重新犯同样大案的可能性也不大了。”因此，在她用两个极端的情况将数表调整这后，重犯率和刑期间明显的关系消失了。
坎利夫说道：
我认为，即使所谓单调的内务部统计仍然是很迷人的，……对于我来说，统计学家的工作就是阅读数据，并质疑它们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今天晚上来此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告诉人们，数字是很有趣的，如果听众当中有人感到枯燥，那是我们没有表述好，或者因为数字本身的问题。不过，根据我在内务部的统计工作，我要说，数字一点也不枯燥。
坎利夫谴责政府官员中的一种不良倾向，他们在决策时没有仔细研究阅读手头的数据资料。
这不是社会学家、社会工作者和计划制定者们的过错，但却是统计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还没有学会去为这些在我们看来不那么科学的学科服务，因此我们还没有作为能帮助他们增进知识的人而被接受，……根据我的经验，统计学家在应用领域的力量……在于他（或她）说服他人的能力：去形容所需回答问题；去考虑实验员可用的工具是否足以回答这些问题；去帮助他建立合适的零假设；去实施严格的实验设计原则。
据我本人的经验，将问题尽可能地以数学模型的方式表述出来，这会迫使科学家去充分了解将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仔细地检查可利用资源，经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用这些资源是不可能回答出该问题的。我想，作为统计学家，我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阻止别人去尝试因缺乏适当资源而注定要失败的实验。例如，一项临床实验，其中的医学问题需要有数十万名病人的配合。这就有必要考虑这个问题是否值得回答。
抽象的数学还是实用的统计学
坎利夫特别看中那些对统计分析有用的预期工作，她轻视为数学而数学的推敲，她诋毁下面的那种数学模型：
全是空想，缺乏实际，很多线索，有趣的片断，充满趣味性，精彩的概念，但同时也缺乏稳健性。这种高雅的乐事往往是以牺牲实践性为代价的，恕我直言，在我看来它似乎更合乎男性的口味。我们统计学家所受的教育就是进行计算，同时要考虑数学的精确度。我们并不善于说服那些毫无经验的人，让他们知道我们的发现值得注意。如果我们一本正经地对一个不懂统计的男人或女人说“P值小于0.001”意味着什么，我们就不会成功，所以，我们必须用他们的语言来解释我们的发现，以增强说服工作的效力。
不戴帽子，不肯向酿酒师这样的“大人物”低头，坎利夫进入了统计的世界，她尽情地满足了自己强烈的好奇心，她批评那些来听自己演讲的数理统计学教授。当我写这本书时，她可能仍在皇家统计学会用她那辛辣的机智，表现她的数学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