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些策略，能在通常意义上产生出充分就业（有足够多的好工作在那里等着每个想得到它的人）吗？没人知道这答案，但似乎是不能。在西方经济中，全日制或长期性的工作的比例正在减少。如果我们比较的不是工作位置的数目（numberofjobs）而是劳动的时间（hoursofwork），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英美式的“充分就业型经济”与德法式的“高失业型经济”之间的区别，不是那么泾渭分明。在1986一1996十年期间，德国和美国新增了同样多的稳定而报酬尚佳的熟练工作，即都是2．6％。同一时期德国的劳动生产率翻了一倍，而美国却仅仅提高了四分之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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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没有人敢说全球资本主义将来能否创造出充分的工作，那么以为它真能做到这一点并因此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就是愚蠢的。而对生产不起副作用的、对工作的“积极的再分配”是否可能呢？如果局限在政府所规定的工作周时间以内考虑问题，就大概是不可能的。因为这种框架内的困难我们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如果从更广的情境中思考，我们甚至不必提出“工作的再分配是否可能”这样的问题，因为它已经在更广的范围上发生了，问题只是如何培育它的积极方面。一个常常被提到的实验是惠普公司（HewlettPackard）在格勒诺布尔的工厂做的。这个工厂一周七天都24小时开工，雇员们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间只有30小时，但是他们得到的工资却相当于他们干了375小时。劳动生产率在这里有了持续性提高。
既然公民文化的复兴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项基本抱负，政府积极介入社会经济就是有意义的。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充分就业难题的话，已经有人把这样一种选择以尖锐的方式摆在了我们的面前：要么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经济中，要么就得面对“违法文化”（Outlacultures）的不断增长。可供选择的可能性是非常多的，包括前面提到过的“时间一货币”项目和隐性工资制度（Shadowwages，即在社会经济领域里按小时计算税收）。正像欧洲各地的大量研究所表明的那样，“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寻找有意义的工作以及在工作之外对社会作奉献的机会。如果社会能够尊重和酬劳这种奉献并将它摆在与有报酬的就业一样的位置上，就将同时产生个人认同和社会凝聚力。”
总之，一个积极改革的福利国家——积极福利社会中的社会投资国家——应当是什么样的呢？被理解为“积极福利”的福利开支将不再是完全由政府来创造和分配，而是由政府与其他机构（包括企业）一起通过合作来提供。这里的福利社会木仅是国家，它还延伸到国家之上和国家之下。比如，对污染的控制从来都不是中央政府一家的事，但这件事无疑是与福利直接相关的。在积极的福利社会中，个人与政府之间的契约发生了转变，因为自主与自我发展——这些都是扩大个人责任范围的中介——将成为重中之重。这种基本意义上的福利不仅关注富人，而且也关注穷人。
积极福利的思想将把贝弗里奇所提出的每一个消极的概念都置换为积极的：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积极的健康，变无知为一生中不断持续的教育，变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