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情况就是这样；上流社会的淫乱、渎神和道德败坏是我国普遍道德沦丧的主要原因，但从现今执法的情形来看，它根本没有受到我们法律的制裁；如果长此下去，就绝对不能移风易俗，也无法消灭渎神和不道德行为；因此，专门惩罚穷人是对国王和议会的良好意图的嘲笑；只惩办穷人而让其他同样犯罪的人逍遥法外，是一种不公道的行为；穷人没有财产赎罪，于是法官就利用他们的贫穷来使他们受苦，这也是一种残暴的行为。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听到一些理由很不充分的辩解，必须加以探讨，例如：
（1）治安法官在接受告发以前，是个消极的法官，除非事实上有人提起诉讼并递进了宣誓陈述书，否则他是不去注意任何事情的。如果有谁把宣誓陈述书呈给法官，揭发某人讲渎神的话或喝醉了酒，他就一定会也不得不对犯过者科以罚金；不管犯事者的身分如何，法律是铁面无私的；因此毛病不在法律，也不在法官，而在于没有人告发。
（2）一个证人或告发者的名称是丢脸的，因此，单是打算告发某人公然违犯道德法律的企图，就足以使一个人声名狼藉，为社会所不齿；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流氓和告发者是同义词；亵渎上帝的种种最公开的罪行随地可见，民政当局感到气馁，无法过问。
（3）既然不可能有矫正的办法，而这种恶习又流行及于全人类，因此它似乎是天然弱点的附属物，同人性纠缠在一起，彼此不可能分开。
下面是我们的答复：
（1）固然，治安法官在某一方面是个消极的法官，只能根据告发行动，但这样的告发如果得到鼓励，是会源源送上门来；如果治安法官确实去了解他们附近一带的情况，他们马上就会听到教区里许多不道德的行为；如果他们确实不顾情面，公正无私地对犯罪的人执行法律，他们马上就会得到有关犯法者的姓名和事实的报告。并且，问题不在于没有人告发，而在于他们没有惩办那些已经有人告发的犯法行为。一个穷人告发一个大人物，这位证人受到打击，被告宣判无罪，而穷人却获得告发者的丑名；再说，我们的法官往往本身就不是道德高尚的人物；当人家听到治安法官自己也象别人一样满口脏话的时候，谁还会向他告发，说某人讲了对神不敬的话呢？当治安法官本身就酩酊大醉，已经不能坐堂问案的时候，谁还会把一个醉汉扭送到他面前来呢？
（2）而且，法官有权惩处他所亲眼看到的任何犯罪行为，追究他偶然听到的事实；如果他象泥塑木雕一般，坐视人们在他面前作出不道德行为，谁还该把一个穷人送到他那里去受罚呢？例如，我曾听见人们当着一位治安法官的面在滚球场上骂了千百句渎神的脏话，而他却不加理会，隔了一个钟头打道回府，倒把一个喝醉酒的穷汉套上了足枷。
至于说告发是件丑事，这其实是习惯上的错误，也是有害司法的大罪过；要知道一切审判都必须以证人的作证为根据，而阻碍作证，就是阻碍司法；如果一个人在法官审问他的邻人的道德时居然羞于出庭作证，那一定有某种特殊的原因。
（1）这是由恶行的成为一时风尚而产生的；它已经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普遍流行，因此要出庭反对几乎是大家所赞成的事情，好象是存心作对，不是迹近报复，便是带有单纯为了奖金而告发的那种唯利是图的无耻行径的嫌疑。当然，如果告发不给奖金，谁也不愿意招此麻烦；另一方面，如果奖金太多，爱面子的人就会不屑于干这种事，因为他们瞧不起那笔酬劳；而单纯为了酬劳而告发，也确实有一点恶棍的气味；人们由于这些理由因而踟蹰不前。
用中伤告发者的办法来打击人们揭发恶行的，正是我们所说的那些富人；具有乡绅气派的人藐视揭发，而穷人也习染上富人的脾气，象憎恶魔鬼似地憎恶告发者。乡绅们当初并不以制定法律为可耻，现在他们却不好意思去查究破坏那些法律的行为，这真是一件怪事；但是，由于有些人曾经把告发别人的宗教问题当作一种买卖，在这方面做尽了坏事，因此告发者这个名称已经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极恶劣的印象，以致确实很难使有声望或有地位的人兴起告发的念头。
然而，我们的乡绅所以不能毅然决然地检举坏事，主要是因为他们自己也犯着同样的罪恶；他们既然对那种事情本身毫无恶感，心里就怀着很多不良的谦逊和宽大，因此他们也就不能毫无顾虑地为了他们自己也干的事情去惩罚别人。
在执行取缔不从国教者的法律的时期，我们曾看到许多有身分的人纷纷控告他们的邻居；他们毫不踌躇地亲自出马去扰乱礼拜会和捣毁礼拜堂，宁可失败也非亲自去告发不可；其原因是他们对不从国教派深恶痛绝；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不从国教派的乡绅或治安法官热心地采取这样的行动，其原因是他们赞成不从国教派的宗教信仰。现在，如果我们的乡绅和治安法官真正嫉恶如仇，确实把酗酒当作一种恶行来憎恨，他们就会热心地起来根除邻里左近的酗酒恶习，他们就决不会踟蹰不前或不好意思去查究坏事、驱散酗酒的聚会，或者取缔那些几乎象意大利的窑子那样准许公开设立的淫窟，即公共妓院。他们就会愿意使各种恶行遭到禁止，并以参加这项工作而自豪；他们就不会不好意思出面去查究淫乱的行为，也不会害怕同有钱的邻居发生纠纷了。纵容犯罪是人们犯有同一罪行的结果，只有在那种行为清除以后，英国的乡绅才会或者才真正能够带有几分光荣感来着手铲除他们邻居的恶习。
可是我认为，我们不难让人看到这种告发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也毋需申述很多理由来为那所谓丢脸的事情作辩护。
英国的上等人士不必依靠法律、布告或告发人就能改良全国的风气；而如果没有他们的协助，世上一切法律、布告和谕令都将毫无效果；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它们的执行力量；如果掌握法律执行权的先生们不照章执行法律，成千上万个议会法案至多只等于一张布告；如果赏罚不均，处处照顾到人们的身分和地位，法律又何能照章执行？现在法律逼着治安法官前进，他们的主张是后面赶多紧他们就走多快；可是，要是治安法官起来推动法律，罪恶就会象风中的尘土一样在他们的面前消失，恶行就会立刻受到遏制；不过，除非治安法官自己能改过迁善，他们的邻居要人能改邪归正，使法官所要惩治的人中间没有他们不敢触动的大人物，要不然我们就永远不能指望治安法官会把法律推行到无拘无束地戢止恶行的地步。
如果英国的乡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反对恶习的流行，如果他们同它一刀两断，从而使它不齿于人，使酗酒和咒骂的恶习遭人轻视，不再流行，而染有这些嗜好的人因此将自贬身价，口出不洁和酗酒的人将被视为浪子，不配与正人君子为伍；果能如此，这将比法律所能施予的一切惩戒更有助于匡正其余的人们；恶行由于辗转相习而蔚然成风，也必须以同样的方式来清除。如果乡绅们改正了错误，他们的家属也一定会步其后尘。那时正人君子将不召纳任何仆人、雇用任何工人或同任何店主作买卖，除非这些人同他们自己一样，是诚实的、严肃的；一个下流的、品行不端的、酗酒的仆人必须洗心革面，否则就得挨饿，就会得不到工作；由于行迹不检而被开除的仆人，不会再有人收留；一个出言不逊的、沉湎于酒色的工人必须悔过自新，否则谁也不会雇他，狎妓纵酒的店主必须变得生活严肃，否则就会失去他所有的顾客，弄得一败涂地。利害关系和严肃的风气自会使我们这些比较穷苦的人面目一新，用不到什么脚枷或感化院；我们当然会生活严肃，因为若不如此，我们就要统统变成乞丐；那些酷嗜恶习不惜以丧失买卖或工作为代价的人，很快就会变得一贫如洗，没有钱再继续胡搞，因而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断然舍弃恶习；用不到有人告发，一个耽于恶习的人立刻会臭名远扬，成为全城的谈话资料，每一个人见了他都会嗤之以鼻，敬而远之，唯恐人家看见他们在一起而疑心他们是一丘之貉；他将遭到各种嘲笑，受到应有的惩处，象盗贼一样得不到别人的怜悯。
所以，一言以蔽之，移风易俗这项神圣工作的重担，是在上等人物的肩上；他们是我国世风日下的根源，如果把这种根源消除，其产生的后果当然不再存在，恶习就将为人所不齿，为所有的人所耻于沾染了。
（2）牧师在这一问题上也不应自认为与自己无关；因为他们的生活过去曾经是而且现今在某些地方仍然是不道德的、放荡的，英国现在总算还不是牧师的天下，这真是不幸中之大幸。
既然作为我辈楷模的上等人物和作为我辈教师的牧师象我们一样不道德，我们这些穷苦的平民居然会不是现在这种情景，那倒是非常奇怪了。现在请考虑一下这种情况吧：教区牧师在布道时厉声斥责酗酒，治安法官把我的贫苦邻居加上脚枷，而当我知道正是这位牧师和这位法官昨天夜里还在一起喝醉酒的时候，请问我能从这两件事上得到任何感化吗？
也许我们不大知道，一个不正经的教区牧师讲道倒可能确实讲得很出色；而西班牙的那句俗话或许不但可以适用于肉体，也可适用于灵魂。倘能手到病除，何妨向魔鬼求医；但这句话对直率的、无知的乡下人可不发生效力；一个穷人在乡下小酒馆里喝醉了酒，第二天一位善良而正派的邻居对他说，哎哟，你这样放肆，难道不害臊吗？那个家伙说，害臊！干吗我要害臊？可不是，约翰老爷——罗伯特老爷……还有教区牧师，他们都象我一样喝醉过酒。请问你，为什么说是放肆？我听罗伯特老爷……说过，
愈是饮酒少，
举杯更放肆。
一个布道精采而生活腐化的坏牧师，也许象一个笨拙的马车夫一样，他拉开反开的门，让别人走进去，而把自己关在外面。这或许是可能的，但看来最合理的想法是：他们由于过着那种生活，已经成为阻碍自己和别人的手段。如果英国的乡绅和牧师能稍稍反省一下他们确实负有罪责，他们就会发现自己罪孽深重，因为他们已经用自己的榜样把大部分国人导入了罪恶，并鼓励他们愈陷愈深。
这一部分牧师的毛病或许可以由他们的上级加以纠正，因而也许比其他的人好办；可是乡绅是独立的，他们如果不志愿改过，他们的恶习就无法戒除。我们英国人的生活受风气和习俗的影响颇大。只要乡绅使恶行成为过时的风尚，他们就能有效地把它肃清；可是要用强力来肃清它，似乎是不可能的。
总之，这个说理粗浅的请求是向乡绅和牧师提出的，医师们，请你们自己医治自己吧；如果你们先断然戒绝酗酒和不正经的恶习，如果我们不学你们的榜样，那你们尽可以把我们加上足枷，送进感化院，高兴怎样惩罚我们就怎样惩罚我们；如果你们先戒绝宿娼，那你们尽可以为了奸淫或私通而在我们的额上烙印，或者判处流刑，或者绞死我们，而且你们这样做是受人欢迎的；但是，在一夜的花天酒地以后而立刻来作反对酗酒的布道，为了也出诸你们之口的同样渎神的话而惩办一个穷人，这就是世上最不公道的做法，其本身丝毫无补于法律的真正用意——移风易俗。
大家公认，英国的乡绅和牧师中间有很多严肃的、虔诚的、遵守戒律的人士，希望这些人不致认为自己在这一呼吁中受到攻讦或损害；如果没有他们这些人的话，就决不会制定出惩治这些恶习的法律，因为谁也不会制订法律来惩办自己；法律所要谴责的，不过是犯罪的人，谴责他们的目的不外乎是要他们知道，目前的世风日下是他们放荡淫佚的结果，而他们也是有办法通过以身作则重新挽狂澜于既倒的；这样，英王才不致白白地发布谕告，议会也不致白白地制订法律；而使我们在英国能够重新过基督教徒和正人君子的生活，使上帝益增其荣耀，为现今的英王和议会增光，因为英王和议会已经公开表示要在我们中间推行移风易俗的伟大工作，虽然至今还很少成效。
序
献给达尔比·托马斯先生①
国王陛下的玻璃税管理委员之一兼任其他职务等
①达·托马斯（DalbyThomas）是经营西印度贸易的一个大商人。——原编者
先生：
当我把这篇序文奉献给您的时候，我并没有把您看成是我有幸在他的属下为国王陛下服务的委员和兼任其他职务的官员；我也不是把您当作我的朋友，虽然我有很大的责任那样做；我只把您看成是本书所谈各种问题的最适当的评判人，认为您比绝大多数人都更能辨别和了解这些问题。
书籍只有对那些禀赋适于了解其内容的人才是有用的；把一本有关计划的书献给一个没有费心想过这方面问题的人，就如同向一个不懂得欣赏音乐的人演奏音乐一样。
显然，您具有评判这些事情的能力绝不会使您蒙受投机者的恶名，这正如一个人洞悉坏人的各种阴谋诡计和狡猾伎俩并不等于就犯下了他们的罪恶。
本书中有几章是由于接触目前对法战争①中的公共事务而引起的特别考虑的结果。世界上一切被卷入这样残酷的一场战争中的商业国家所受生命财产的损失，已经落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而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受害最小的人。如果这种情况促使我和其他的人都注意发明和计划②的问题——这些就是本书的题材——这不过是一个证明，证实了我所提出的举国上下热中于计划的原因。
①英王威廉三世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宿敌和竞争者，他即位后，便在英国商人和制造场主的积极支援下开始对法作战，战争从1689年开始，到1697年终止，世称“奥格斯堡联盟战争”；四年后战争又起，规模更大，即所谓“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译者
②笛福在这里用的“计划”（Project）一词含义很广，包括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工农业的改良，创立和发起各种公司企业，还包括各种投机活动在内。——译者
我在这本书上有一个不幸的遭遇，那就是：书中的大部分思想都被我保持了将近五年之久，所以有些见解看来象是别人发现的，有些象是公众想出来的，这就反客为主了，好象是我剽窃了别人似的。
特别象海员问题，这您是完全知道的：还在登记海员的法案提出以前，我就早已想出了这个计划；此外，如妇女教育问题，看来我不得不声明：早在名叫《向妇女们进一言》的那本书出版以前，我就已经形成这个想法了。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夸耀自己的独创能力，而是为了表明我并没有剽窃别人的思想。如果说我侵犯了世上哪一个人的话，那惟一被侵犯的就是您本人，在本书《论银行》一章中，关于郡银行和商站的某些见解是从您那里得来的；所以我认为我对妇女或海员问题的提议和有关的那本书或者登记海员的公共方法一点也并不冲突。
破产产业调查委员会成立以后，有人说我的这一提议是从荷兰人那里搬过来的。假使荷兰真有象这样的委员会，我过去一点也不知道，至今依然不知道；即使就算我知道，我希望这并不妨碍我们在英国成立同样的委员会，特别是它果真能如人们所说的那样，对公众是有利的话。
关于本书谈及的互助会问题，我想不会有人和我争论，因为我们已经看到有这样的一个会在实践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我指的是您慨然出任理事的“寡妇互助会”。
互助会的范围极广，正如我提出的，它可以推广到许多特殊方面。我略去了一种曾同您当面谈过的互助会，在这种互助会里，不同行业的一百个商人共同约定：彼此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任何物品，而不向别处购买，价格和付款问题由他们彼此之间解决，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每人有九十九个主顾，永远不会缺买卖了。我可以在本书中连篇累牍地列举类似性质的例子，不过，我决不打算用琐碎的细节使读者厌烦。
您很快就会看到我在本书中向公众提出的设立年金局的建议，这为的是救济贫民；这种办法如果受到赞助，就能在各方面达到如我所说的一切巨大成就。
我已经写了许多篇关于货币和把劣币改铸成标准币①以及本位货币等问题的论文；但是研究这一类问题的大人物是如此之多，而我又不同意其中某些人的见解，因此，我就不敢把这类问题笔之于书了。
①此句的原文是bringinginplatetothemint，句中plate一字只有作“测量金属货币厚度的量板”（gaugeplate，见哥伦比亚大百科全书《造币条》）解较妥，因此这里转译为“把劣币改铸成标准币”。——译者
由于同样的理由，我也没有谈及财源问题。我只坚持这一点，即：不论是在货物售出时征税，或者按存货征税，或者征收复合税（顺便提一句，我认为这是一种最好的征税办法），总之，不论用议会乐意采取的哪一种办法征税，零售商似乎总是要求我们担负赋税，如果说要向他们征税的理由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景况特别好（虽然这可以是理由），这也是因为王国的其他一切阶层的景况特别坏的缘故。
此外，零售商又是惟一能够纳税而受损失最小的人，因为他们能够把它通过货物的价格转嫁给顾客，他们只不过是为他们的店铺多缴一点租金罢了。
制造品零售商，特别是和国内贸易有关的那些零售商，还从来没有被征过税，他们的财产或人数都不容易计算；贸易和土地已经被我们搞得够惨的，现在，能够继续负担战费的后备力量就是这些零售商了。
如果按照应征的税额征收地税，零售商理应向国王缴纳比曾经提出的全部帐单还要多的税款，对此，我想我敢大胆地说，他们现在拿出的钱还不到那笔款项的二十分之一。
如果国王下令对估税员做一次调查，对一切被发现有舞弊行为的人提起公诉，并规定谁能告发估计税额低于法案严格规定的标准的，谁就可以获得赏金，我们将会发现在登记中有无数舞弊和纵容作弊的情形。
在一般的税收中，如果说有人可以免税的话，那应该是缴不起税，或者至少是因纳税而缺穿少吃的贫民；然而现在却成了这样的情况，一个每天只挣十二个或十八个辨士的贫苦工人那怕只喝一杯啤酒，也得拿出十分之一的钱缴酒税；他在一年中向国王缴纳的税款实在比乡间一个店主还要多，而这样的乡间店主却可能是乡议事会员、或许拥有两三千镑的财产，他自己酿造啤酒，却根本不缴酒税，而他的财产当征收地税的时候可能只被估值一百镑，每年仅仅缴纳一镑四先令的税款，但是，如果严格地执行法案的规定，他每年就应该向国王缴纳三十六镑。
假使有人问我这应该怎样补救？我的回答是：应该采取某种办法使每一个人都能按照他的财产多寡缴纳应缴的税款，并且，应该按照这一法案的真实意图和意义来严格执行；为此目的，应该由国王陛下完全满意的十二个人组成一个估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应该三人一组分赴全国各地从新估定动产，而不是去估定土地的税收。
原有的一切税册、户口簿、济贫税册和路税册都应该交给这些估税员；通过对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公认的财产进行适当的调查，每个人的动产都应该在不容许作弊的情况下从新据实估定；公认有一千镑财产的人应按一千镑征税，其余的依此类推；对拥有两三万镑财产的、过分豪富的商人也应该按照他的财产征税，在全国都一致使用简单的英语和简便的处理方法。商人和地主应该拿出我们叫做“邻里费”的一份；当穷人掏腰包的时候，富人不应该被放过。
我们在书中曾读到这样的故事：君士坦丁堡①的居民忍心让自己的城市因为不能及时地得到城防捐款而沦陷，当仁慈的皇帝挨门逐户向他们劝捐的时候，他们都向皇帝哭穷；然而，土耳其人破城以后，在城里却发现了惊人的巨额财富，连土耳其人都不禁对该城公民的吝啬气度感到惊愕。
①东罗马帝国首都，1453年为土耳其人攻陷。——译者
英国（议会以及它对公共捐税的慷慨大量当然是例外）和君士坦丁堡很相象，我们卷入了一场危险的、花钱的、但又是最公平和最必要的战争，而王国中最富有的人却在哭穷，如果他们能做的只是企图从公众眼中把自己的财产掩藏起来，让估税员估低自己应缴的税款，那么法国人，或者詹姆斯国王②，或者魔鬼就会光顾他们。
②指詹姆斯一世。——译者
委员会将会发现的就是这些人，在这里，他们将会发现拥有两万镑财产却只按五百镑资本缴税的人。在这里，他们也将会发现哈克莱③附近有一个这样的富人，今天的税册上只估了他一千镑资本，而明天却会拿出二万七千镑来买一份产业。
③伦敦的一个大主教区。——译者
在这里，他们还会发现朱塞亚·却尔德爵士也许只按五千镑，或者比这还少的资本向国王纳税，而他的现金毕竟有多少却没有人能够猜得出。我可以指名道姓地举出许多这样的例子，而不会冤枉那些先生。
我不想多谈细节了，我敢肯定：伦敦的某十位先生缴纳的地税加在一起，还抵不上按照他们当中最穷的一个按照公认的实际拥有的动产（我们叫做资本）应该缴纳的二分之一。
我不想追究这种欺骗应该归谁负责；这不是我分内的事。我只希望有权惩罚这种行为的委员会对这种情况进行查究。不过，我敢谦恭地说：由于这种情况，国王受到了欺骗和莫大的侮辱，国会法案的真正意图没有得到贯彻，国家由于致命的亏空和利息而负债累累，同国的人也受到了侮辱，还引起了新捐税的兴起。
本书的最后一章建议把英格兰境内的一切海员都登记到国王的税册上，只这一个问题就值得单独写成一本书，我有小小一卷我自己做的有关这一问题的计算和详细例证，不过，我以为要把它发表出来未免太占篇幅了。简括地说，我认为：如果向管理这一事务的有关人士提出这种方法，绝大部分的钱就可以用这种方法筹得，而对过去一直在负担战费和将来要负担战费的人不会有什么损害。
据说对投机者的话一般至少要打个对折。投机者总是满嘴几百万、几百万镑地大吹自己的建议，所以我没有把我计算出的巨额款数谈出来。但是，我敢不揣冒昧地说，我可以根据这样一种提议包征每年三百万镑的税款，而且保证完全能够缴齐。我对这种方法的价值抱有这样的看法：当它实行以后，国家可以因为有这笔税收，额外再得到三百万镑的收益，这事虽极奇怪，却不难办到。
在《关于学院》一章中，我冒昧地谴责了各种骂人的习惯。我无意为此而道歉，因为一个人不应当害怕揭露谁都应当耻于去做的事情。然而，我想我似乎也有些触犯我自己的戒条，这就是：当读者读到我这段反对谩骂的文字的时候，不得不重复某些最难听的骂人的脏话；不过，关于这一点，我有这样的答辩：
首先，我发现自己如果不把那些话原封不动地写下来，就很难表达出我的意思，至少很难说得明白。
其次，这些脏话只是为了揭露恶习才重复的，它所能沾染读者的程度，有什么理由说比反对淫荡的布道文对听众的坏影响更大呢？因为它必然会导致听众联想到所说的事实；但是每一个行动的是否道德将取决于它的目的，所以如果读者在阅读中因为使用不当而使他自己犯了我企图通过写作加以揭露的过失，其过在他而不在我。
除因需要计算使我不得不讨论细节以外，我在本书中始终力求简要。同时，我在书中尽量避免妄自尊大的表现，即使在序文中也不例外。因此，现在签上我的名字就此结束罢。
最感激您的贱仆，
丹尼尔·笛福
导言
谁都承认，需要为发明之母。现在，需要已经如此剧烈地激发了人们的智慧，因此，把这个时代叫做“计划时代”以便和其他时代区别，看来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尽管以往在战争和社会动乱时期，似乎也激起过类似的发明兴趣，不过，我认为我们无妨不偏厚现代地说：在商业事务和国家民政方面的计划和发明上，以往各时代从来也没有达到象今天所达到的程度。
指出现代技艺之所以登峰造极的原因，也不是一件难事。有些人把这种情况归因于国家的普遍贫困，我不同意他们的这种悲观论调，因为我相信我们很容易证明，国家本身作为一项资本总额来看，丝毫也没有因这场漫长而花钱的战争变得贫困，恰恰相反，它自从有人居住以来，从来也没有象今天这样富足过。
有人说，我们生在现代非常幸福，我们比祖先聪敏；这种说法我也不完全赞同，不过，同时我得承认：科学和技艺上某些部分的知识在现代确实得到了前人所见不到的种种改善。
战争的技艺（在我看来这是人类最完善的知识）足以证明我说的话，特别是在指挥军队和进攻武器方面。看一看各种地雷、战壕、攻击和宿营的新方法吧，那些在进攻和扎营中使用的、还来不及起名字的各种新发明真是不胜枚举；看一看各种新式的炸弹和闻所未闻的七至十吨重的臼炮吧，我们的舰队装上这种炮以后，远在两三哩以外的海面上就能够发挥出好象全能的上帝一般的威力，真的从天上向建筑在坚实的土地上的城市降下硫磺和火雨①；再看看我们新发明的“地狱之子”吧，这是一种肚子里装着雷电和可以造成地震的机器，能够摧毁最坚固的堡垒。
①据圣经《创世纪》，上帝曾因所多玛和蛾摩拉这两座城市罪恶深重，从天上降下硫磺火把它们焚毁。——译者
这个时代充满了空前众多的投机者，他们想出的无数主意除了那些在头脑里流产似的一产生就破灭了、刚一传出来就化为乌有的以外，他们确实每天都提出了许多前人未曾想到过的赚钱计划、新的发明和机器。如果要我寻求形成它的原因，我是说，如果要我考查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源、我以为事情一定是这样的：
这场战争一开头带来的劫夺和损失是非常惨重的，这主要得怪商人自己经营不善，他们当时没有真正了解到将要遭受什么样的危险；因为在我国海军部还不能确定在世界各地停泊军舰的军港、护航队和巡洋舰的分布以前，法国就在海上布满了私掠船①，卤走了数目难以置信的我国船只。我听到某些自以为擅长猜测的人计算过这笔损失，在战争的头两年或三年中，船只和货物的损失高达一千五百万英镑左右，如果折算为法国货币，就不下一亿九千万里弗，会使一个神经衰弱的会计吓得摇头。这笔沉重的损失主要落在国家的贸易部门，主要是落在其中的商人身上，而他们之中主要受损失的又是那些能力最优异的商人例如保险商等等；在这种打击之下，王国中最杰出的商人垮下去的数目多得惊人，下院有一次通过了一道救济因对法作战而受到损失的保险商的议案，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略知其梗概。如果说许多人垮了，那么，明显感到自己的财产每况愈下的人就更多，他们在损失了大部分财产的情况下勉强维持着生活。这些人无可奈何，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形形色色新的设计、发明、贸易、资本、计划和一切办法，力图挽回自己的财产和一落千丈的信誉。原因也许就在于此，这还可以从下面的情况里看出来：虽然我不相信我们说法国如何贫困不堪等等的大嚷大叫（如果这些话有一半是真的，那么法国人肯定要算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了），毫无疑问，法国也遭受了战争的损失和破坏；然而，在那里，贫困主要落在比较穷的人头上，他们想不出这样多的发明和类似性质的办法，他们具有另一种性质不相同的才能。谈到比较能干的和上流的法国人，当他们穷极无奈的时候第一条出路就是从军，他们很少从军队里再回来单靠辛勤劳动挣一份产业，他们不是在战场上脑子开了花，就是在那里发了财。
①在战争期间特准劫夺敌方商船的武装民船。——译者
如果说在任何行业中只有勤劳才能得到成功，那么在商业界，恐怕这样说才更确切：比起任何人来，商人更加依靠智慧生活。尽管有些人把对外贸易看成是一条由海关庇护的康庄大道，实际上它一开始就无一不是计划、设计和发明。商人所筹备的每一次新的航行都是一个计划，在遍布世界各地的奇异的情报的帮助下，船只随着市场和商品的千差万别由一个港口开到另一个港口；有些情报是如此的详尽、迅速和准确，往往使商人不出门而坐在自己的帐房里就能同时和已知世界的任何部分取得联系。这种情况和旅行使一个十分地道的商人成为世界上最聪敏的人，因而在迫于无奈不得不另想生活门路的时候也是最能干的人；依照愚见，本书在讨论的题材中所涉及的种种计划都是从这种人中来的。在这种人身上很容易追溯出他们的本行是银行、股票、股票买卖、保险、互助会、彩票等等。
此外，我们还可以提一提下院一年一度对财源所做的长期调查，这已经成了一个使全国一切人都忙碌起来的运动，我恭请尊贵的议院注意下列情况：通过地税、人头税等普通手段开辟的一切财源的绝大部分是否已由商人手中交给议会，并且，大部分款项是否已由他们缴齐。
不过，我这篇文章只在于讨论这种风气在国人中流行的原因；这种原因大概就是我所谈的，也许并不完全是这样，这将留待日后证明。
对于这种计划的才能所致力的各种行业和作者们的天才所倾向的各种方法，我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观察，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没有利害关系的观众，因此，或许能够有某些好处——更容易看出演员的“毛病”。如果我这篇文章提出了任何新的东西，或者发现了某些有利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任何设计的问题，谁都可以对本文所提出的有关改良随意加以利用；如果本文揭露了目前发生的任何欺诈，我并没有具体地想到任何集团或个人。
一般地说，我所讨论的各种计划的性质都是有利于公众的，因为它们有助于贸易的改进和穷人的就业以及王国公共资本的流动与增加；不过，这种计划都是假定建立在发明才能和提出改进的诚实基础之上的，尽管我承认创造者主要是为自己谋利益，然而，同时也必须符合于公众的利益。
因此，我们必须把目前的各种计划区分为诚实的和不诚实的。
现在，有人，甚至有极多的人，天花乱坠地大吹其美妙的发现和新的发明、机器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由于这些主意很新奇，加上这些人的鼓吹，说什么只要预先垫出为数若干的钱，就能够制造出如此这般的机器，干出大事业等等，这就使轻信的人兴致高涨到这样的程度，他们仅仅凭借着一线虚无缥缈的希望，就成立了公司、专利权委员会①，确定职员、股份和帐簿，筹集巨额资本；这些人把一种空想吹擂到使人们纷纷受骗，拿出钱来购买一个新拆白企业的股票；当发起人把这场玩笑开到他们自己的股份全都售出以后，他们就逃之夭夭，听任这阵乌烟瘴气自行消散，让那些可怜的买主去互相争吵，到法庭上解决结帐、过户以及狡猾的发起人在他们中间播下的这一个或那一个争端，把失败的过错归到他们自己身上。这样一来，股票开初是逐渐跌价，这时候，谁脱手的及时谁就占了便宜，它一直跌到象小铜钱一样，最后连一个子儿也不值了。我看到过许多靠吹牛和利用信誉卓著的有关人士的名字搞出来的合资公司、专利权、机器和企业的股票，就是这种情形；这种股票的价值被吹为一百镑，实际上只值这个数目的五分之一（有的多一些），随后越来越不值钱，在股票交易市场上跌到每股十二镑、十镑、九镑、八镑，乃至最后谁也不买了；一句话，它成了“一文不值”这个词的一个很好的新代名词，许多人家都因为购买股票破了产。如果我举出亚麻布制造场、硝石工厂、铜矿、潜水机器、蜡烛等企业的名字作为这种情况的例证，我想，我大概不说假话，也不会冤枉某些劣迹昭彰的人。
①此处原文为ChoseCommittees，“Chose”意为“物财产”，是一个法律术语。这里恐怕是指“诉讼产”（“权利财产”），即不能实际占有而可以通过法律保持其权利，因此译成“专利权”委员会。——译者
我可以继续讨论这一方面的问题，揭露股票经纪人、工程师、专利权所有人、委员会以及我们极确当地称之为“掮客”的那些交易所骗子的诈骗和诡计；只是我还不屑于干这种事；不过，对不甘让自己的财产被这种骗子的新发明骗去的人，我可以请他们记住一条普遍的规律，那就是他们应该注意到：凡是有诈骗嫌疑的人，在他们的建议中肯定包含着这样的因素——你的钱一定要在试验前交给发起人。我在这里本可以穿插一段一个正好骗到我本人头上来的专利权贩子的趣事，不过我想在另一个场合再谈它。
尽管如此，我们并没有理由因此便不去鼓励那些目的正当而建立在诚实基础上的发明；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反对那些正当设计的任何创造者享有他自己的发明才能结出的果实。我国议会准许首创者享有十四年专利权的法案就完全承认：凡是发现任何可能有益于公众的事物的人都应该得到应有的奖赏。毫无疑问，在贸易、技术和手艺、商品制造或土地改良等方面对社会有莫大利益的新发现，一点也不亚于世界上一切学院和皇家学会在自然界方面的任何发现。
诚然，在各种不同的新发明和计划之间是有着差别的。工场制造或土地方面的改良有助于公众的直接利益和穷人的就业，而有些聪敏人想出的计划却带有一种“欺骗的模样”和魔术的色彩，使人冒各种不必要和不寻常的危险，这两种计划当然也不相同。不消说，我承认这一点，而且，喜欢第一类的计划，然而另一类计划中有一些已经因成功而变得神圣化了，否认它们将是一种渎犯命运之神的行径：看看威廉·菲普斯爵士①寻找失事船只的航行吧；这完全是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一次成功机会只有十万分之一的摸彩；这一场冒险一旦失败，谁都会甚至羞于承认自己和它有关系，这趟远航会和唐·吉诃德②攻击风车一样的可笑。天呀！这些人居然跑到三千哩外的汪洋大海上去打捞西班牙的银币！当然囉，要是失败了，他们这件事就会被人当作笑话编成歌谣，商人对每一件靠不住的冒险就会这样说：“这简直象菲普斯寻找失事船的航行。”然而，它却成功了，现在还有谁非难这个计划呢？
命运之神的法律最不公平，
傻子得意，伟人反受欺凌。
法兰西斯·德莱克③打败了西班牙装甲舰队，
假使当日没胜利，他不过是一个海上盗匪。
华尔特·罗利爵士④找不到敌舰，心机枉费。
到头来只落得被判死刑，犯下了叛国重罪。
只有当事业获得成功，
人力才多少显出些作用：
人人都尊重幸运的纨袴子，
昌盛的事业总被人誉为明智。
①威廉·菲普斯（1651—1695），美洲殖民地总督，曾两次前往西印度群岛搜寻沉船中的财宝。他在第二次搜寻中，找到了一笔据说价值三十万镑的财宝。——译者
②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名著《唐·吉诃德》中的主人公，这位醉心于骑士精神的人把风车当成巨人，持矛向它进攻，结果吃了大亏。——译者
③法兰西斯·德莱克（1540—1596），英国航海家和海军名将，他做过海盗，贩过奴隶，1587年曾率领三十艘战船冲进卡迪兹港，毁掉了西班牙正在集结中的舰队。——译者
④华尔特·罗利（1552？—1618），英国政治家和航海家，1592年曾率领一支舰队进攻西印度群岛的西班牙装甲舰队，可是不久即被女王召回囚禁起来。他最后因为和詹姆斯一世冲突，1618年以叛国罪被处死。——译者
不过，这一类计划并不会遭到不诚实之讥，除非我们这样说：一个人对他自己和他的家庭都应该诚实，因而不应该把自己的财产扔进不切实际的、靠不住的冒险事业里去。机会即使是如此的靠不住，然而竟有人碰上了，威廉·菲普斯爵士就是这样的幸运儿之一，他在远离一切海岸的公海上，居然从四十多年前沉没的一艘西班牙旧船里捞到了价值将近二十万英镑的西班牙银币，满载着一船白花花的银子回来了。
计划的历史
当我说到要写一部计划的历史时，我的意思并不是要介绍或有系统地叙述以往所知道的科学和技艺方面一切必要的发明或改良；我只是打算按照为目前一般人所接受的这个字的含义，对“计划”和“构思计划”的情况做一番简括的说明，要知道这些事的本源并不需要追溯到多久以前。
各门手艺的发明及其机器和手工工具的改良都需要一张追溯到亚当的长子的年表；迄今为止，每一个时代都提供了一些新的发现。
如果大家认为挪亚造方舟①是一件人类的工作，那便是我读到的第一个计划；在那个聪敏而罪恶的时代①，在比较庄重的人看来，恐怕没有比这件事更可笑的了，所以可怜的挪亚为造方舟受尽了嘲弄；假使他不是得到上帝非常特殊的指示才动手工作，这位善良的老人准会因为人家讥笑他干的是最愚蠢、最可笑的计划而不再干下去。
①圣经《创世纪》，神用洪水淹没世界以前，命挪亚造方舟保全他一家人的生命。——译者
①据《创世纪》挪亚时代的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想的无非是恶，因而神才使洪水泛滥。——译者
巴别塔的建造②是一项真正的计划。因为如前所述，按照现代的字义来说，“计划”的真正定义就是一项大到无法经营从而大都难免要化为泡影的巨大事业；可是尽管它们的规模巨大，甚至大到如计划者所提出的那样，下面这个故事对它们说来却也是正确的：按照老故事来说，如果孵了这么多的蛋，就会孵出这么多的小鸡，而这些小鸡也将会生这么多的蛋，这些蛋又会孵出这么多的小鸡，依此类推，一点也不假。所以我们也可以千真万确地说：如果古人能够造一座屋顶通天的房子，他们就永远不会再在地上被水没顶，他们只不过是忘了测量天有多高罢了；就和其他的计划一样，这项计划仅仅是因为经营不善才失败的，否则它准会成功。
②据圣经《创世纪》，洪水以后，世上的人在示拿平原烧砖筑城塔，塔顶通天，上帝大惧，变乱了众人的口音，分散了众人的力量，这座没有完全竣工的城塔就叫巴别。——译者
然而当一切竣工以后，这座建筑物和它那插入云霄的高度就标志着世界孩提时代的人类具有多么渊博的知识，要知道他们当时并没有任何可资借镜的试验或发明的先例。
当身负罪愆的我们的祖先父老，
如此把巨大无比的天梯建造，
这桩劳而无功的事业遭到我们的嘲笑，
没有效果的行为很少被看成主意妙；
可是宏伟的遗迹倘若能保留到今朝，
那段未开化时代的知识我们就不敢小瞧。
我相信我可以就这个问题作一番非常有趣的说明，不过我不打算这样做。有人喜欢引用所罗门的话，“日光之下并无新事；现在有的，在我们以前的时代早已有了。”①可是我毫不怀疑近代已经有了某些相当了不起的发现，产生了人类许多独创的发明，无论就部分或全体来说，这些东西都是世界上从来所没有的。我只主要地提一提磁石在航海中的使用和火药及火枪的推广；说到发明方面，世人都以为这几样东西完全是在那些特殊时代发明的，正如他们认为制造铜铁利器的祖师是土八该隐，发明音乐的人是他的兄弟犹八②一样。谈到手艺人的机械和工具，我敢说，现代可以拿出许多以往连想都没有想过、因而更加谈不上仿造的东西；一种东西如果在以往有过某种和它相类似的玩意，我绝不把它叫做真正的“发明”：我认为把它叫做“改良”更为适当。就手工工具来说，现代发明了一种我们称之为“针织机”的机器，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工具比它在毫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更加体现了真正的发明才能；这种机器的构造非常匀称，工作起来十分巧妙和成功，在好奇的人看来，也许以为它绝不只是一种普通的机械构件；关于这一点，我指的是在每家织袜者的顶楼上都可以看到的机器本身。
①所罗门是古代以色列的名王，以智慧著称于世，这句话出自圣经《传道书》第1章。——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