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说，你既不是法兰西人又不是西班牙人，而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啊！这很好，我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但是还得留心，不要中了阴谋诡计！你刚才恰恰以世界主义的满腔热情，投身到全欧洲最没有世界主义的、最自私自利的、民族主义的马志尼①一流人物中去了。
①朱泽培·马志尼（GuiseppeMazzini，1805—1872）：意大利复兴运动的主要积极分子之一。在争取意大利统一的斗争中，他是意大利资产阶级的领袖，他为意大利的自由和建立积极战斗。1831年，他建立了一个秘密社团《年青的意大利》，1834年又建立了一个欧洲组织《年青的欧洲》。马志尼没有提出社会改革，他认为人民应该以道德和宗教思想的名义为独立而斗争，不是为了改善物质条件。他的口号是“上帝和人民”。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是否定的。
你了解马志尼吗？不，你肯定不了解他。他是一个招摇撞骗，傲慢自大的野心家，甚至比所有这些还要坏，你看到他冒充欧洲民主的独裁者，世界革命的捍卫者。是的，他几乎是一个梯也尔式的武力革命者。你知道他要什么吗？他只要一样东西：复兴意大利民族，使意大利成为一个第一流强国，而他当然是这个强国的元首：建立这个强国的霸权，建立一支常备军队、一支海军、一笔预算，总之，建立当代政府的一切力量或压迫的条件，然后在外交会议上夸夸其谈，压低法国，驱逐法国，围攻法国，把它排斥欧洲之外，使它从物质和精神的辉煌地位上摔下来。这个人有两个欲望：渴望统一意大利，痛恨法兰西……
当然，在12月的灾难之后，团结一致、忘记过去、亲善友好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一致反对共同敌人，中止旧的不和的时刻已经来到了。不对！马志尼仇恨法国，厌恶社会主义，他不可能放弃这样好的机会来侮辱法国，摧毁社会主义，发泄他这双重仇恨……排除约束他的一切思想障碍，挑起人民对法国的蔑视：马志尼不折不扣地完成了这个任务，他踢了我们祖国一脚。
读到这些滔滔不绝地对社会思想进行可耻而又可笑的咒骂，怎么能不令人愤怒而又怜悯呢？怎么能相信一个人可以把十二月①的失败归罪于社会主义而不引起群众的反对呢！骗子是多么厚颜无耻！群众又是多么愚昧无知？怎么！这是比埃尔·勒鲁②、路易·勃朗和卡贝③使得1851年的战斗遭到失败的呵！如果在涅夫勒、阿利埃、索恩—罗瓦尔、妆拉、德龙、阿尔代希、瓦尔、埃罗、加尔、惹尔、洛特—加隆等等各省，成千武装的群众看见一顶宪兵的三角帽或者一顶别动队员的军帽就逃跑了，难道这是社会主义的错误吗？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啊！他居然这样在全欧洲面前说这句话而不受惩罚！这件事犯罪的是原告，光荣的是被告！是社会主义把人民发动起来的；是这些政治领袖不懂得发挥人民群众的作用。赖德律—洛兰之类的先生们在十二天的殊死斗争中在伦敦、瑞士和其他地方作了些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奔赴战场，用他们的名誉和极大的声望使力量的对比有利于人民呢？他们投入战斗本来会使这些被抛弃的、没有领导的群众联合起来，鼓舞群众的勇气，瓦解敌人，取得胜利。但他们不这样做！这些先生们以真正有继承王位的合法权利的王子身份，在伦敦大模大样地等待没有他们参加的胜利者即人民恭敬地把自己的胜利和权力献在他们尊严的脚下。社会主义完成了它的任务和使命，而他们这些人却没有尽到他们的责任。如果那时出乎意外地有一个坚强的领袖能够支持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打击敌人，难道人们还出乎意处地问他的意见上的出入吗？
①这里指1851年12月2日的政变。这个“人”指马志尼。
②皮埃尔·勒鲁（PierreLeroux，1791—1871年）：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三十年代初，他是圣西门主义者，以后他创立了自己的理论，他要调和社会主义和他发明的“人道主义”的宗教。1848年，他当选为制宪议会议员，后又当选为立法议会议员。他强烈地批评现在的社会制度，但在革命中没有大的政治影响。
③埃蒂耶纳·卡贝（EtienneCabet，1788—1856年）：空想共产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伊加利亚游记》（1840年）中，他阐明了他对共产主义社会组织的想法。卡贝在工人和手工业者中享有一定的声望。他在美洲得克萨斯州组织了一个共产主义新村，把它叫做“伊加利亚”。他的这个事业遭到了失败。卡贝反对采取革命斗争的手段。
这个马志尼的言论多么荒谬！十二月运动的失败纯粹是由于军事原因。要进行战斗的时候，还没有将军和士兵，只有一些惊慌失措的乌合之众。象你所说，到处看到的，只是懦弱、犹豫、恐怖、无能和无知。各派的领袖认为他们与这次失败没有关系。马志尼可能会坚持说，起义者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的狼狈相是由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决定的，人们是不能从解决吃饭问题的宗教里，从物质福利的学说和利己欲望的学说中汲取到忠诚和勇气云云。但是首先，没有社会主义，任何人都一点发动不起来，知道这一点，问题就简单得多了。马志尼忘记了，今天除了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影响能够使无产者举起他们的手臂，他忘了宗教狂热的时代已经过去，人们不再能用空洞的公式，不可理解的奇迹和教条来发动人民了。简直可以说，马志尼还婉惜迷信和愚昧的时代，因为那时无知的群众只要听了一个教士的话就会为耶稣和圣母的荣誉去杀害他们的同胞……
你已经察觉到我的思想和马志尼的思想最少相似之处，我感到不足为奇。首先，马志尼除了要求意大利的独立和优势之外，没有任何其他革命思想，除了意大利的独立和霸权，他什么都不要。我要问你，如果意大利独立而不同时建立平等博爱的制度，那么它的独立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平等博爱的制度才是我们唯一的信仰呵！
……这个人企图利用我们来反对我们自己；他不仅是我们祖国的敌人，而且还是我们的信念，我们社会信仰的敌人。他准备在他的国家里建立资产阶级剥削，这种剥削与二十二年来激起了我们的愤怒和武装斗争的资产阶级剥削相似。你可能认为我在诽谤他。那你就去读一读他的箴言，在他的箴言中，你什么也找不到，只能找到一些模糊的、空虚的演说，空洞的言词，没有思想的空谈，毫无意义的、不负任何责任的关于民主的老生常谈，以及没有任何积极思想的有关信仰、忠诚、革命的大话，梯也尔①这样的反对派是会赞同这些无聊的演说的。难道还能用这样的大哄大嗡来蛊惑法国的群众吗？感谢上帝，法国的群众已经不再象从前那样了。他们懂得了革命，就象他们必须懂得的那样，也就是马志尼先生所不要的革命。尽管革命一词响彻整个法国，人们也不会再为一些空洞的词藻而暴动了。只有在革命这个词有了十分积极和十分明确的意义之后革命运动才会开始行动起来。对城堡开火！打倒财主！处死剥削者！这是战斗中团结群众的呼声，这些话，意思就是社会主义。这些呼声使马志尼和他同类的人胆战心惊。你也不要忘记科苏特（Kossuth）在英国对社会主义所作的各种咒骂，当时他和各党各派谈了话，知道了他们的最后意图。科苏特只要匈牙利独立，只要维持他统治的匈牙利的封建贵族制度。请你用我们的原则来评价科苏特的所作所为吧。他会把我们绞死在匈牙利。法国早已远远超过欧洲其他国家，她跨过了我们邻国还没有经历的阶段。革命和革命者一词，在我们嘴里和在大多数外国人嘴里意义并不一样，几乎所有的人都参加了资产阶级反对国王、贵族和教士的战争。而有些人，匈牙利人、波兰人还只是一些正在为他们的民族反对外国征服者而斗争的贵族。在我们的国家里，僧侣和贵族几乎都被打倒，并且不得不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进行反对无产阶级的共同战争。国王、贵族、教士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劳动人民。在最近一次起义中，波拿巴到处有资产阶级作为他的援军。若没有这些援军，波拿巴本来会失败的①。毫无疑问有许多资产者在人民的队伍里，但那是一些例外。这些例外是合乎规律的。金融家、大商人、地主、律师，他们到处大举反对革命运动。有人说，今天资产阶级正在向政府开火，但这不是为了博取我们的欢欣，而是为了波旁王朝遗老遗少们的利益。
①路易—阿道夫·梯也尔（Louis－AdolpheThiers1797—1877年）法国政治家。他年轻时，做过资产阶级自由党的领袖。1830年革命时，他帮助路易·菲力浦取得了政权。七月王朝时期他担任部长。六月起义时，他是卡芬雅克（Cavaignac）独裁统治的积极拥护者。六月起义后，他是“秩序”党的领袖。1871年2月17日，梯也尔被选为行政首脑。他的政策是极端反动的。巴黎公社宣布成立后，他逃到凡尔赛，在俾斯麦的支持下发动了对革命巴黎的内战。他真无愧于“公社的刽子手”这个绰号。
①布朗基在这里指的是1851年12月2日以后，在法国某些地区爆发的起义。
马志尼疯狂地痛骂社会主义理论中的唯物主义，咒骂宣扬唤起个人利益的欲望；他攻击物质福利的理论，说这个理论会使人堕落腐化，道德败坏。你没有看到这完全是反革命的叫嚣吗？如果革命不改善群众的命运，那么革命是什么呢？这些对利益论的谩骂是多么愚蠢！一个人的利益不算什么，一个民族的利益应该提到原则高度；而全人类的利益则成了一种信仰。
难道人民不是永远为利益，而是为了其他东西行动的吗？呼吁自由同样是利己主义的呼吁，因为自由是一种物质福利，而奴役是一种痛苦。为面包而斗争，换句话说，为孩子们的生活而斗争，是比为自由而斗争更加神圣的事情。何况，这两种利益是难分彼此的，实际上是一个利益。饥饿就是奴役。试问，由于贫困而沦为受厂商和地主剥削的牛马般的工人和农民，他们是自由的吗？你不妨去和这些不幸的人谈谈自由吧。他们会回答你说：“自由，那就是桌上要有面包。”我们对他们说：“自由就是福利！”难道我们说错了吗？我们既不是在向黑奴说话，也不是在向斯巴达克①的伙伴们说话，而我们是在向身受奴役痛苦而表面上却有自由的奴隶说话。应该让他们用手指去触摸伤疤，给他们指出问题的症结，以便他们能用利剑剜掉疮伤。马志尼可以任意谴责我们为食欲而起义。从来就没有过其他目的。但人们会说，宗教狂热难道不是一个崇高无私的动力吗？十字军曾为永生而战，永生其实是最贪婪的欲望。
①斯巴达克，古罗马的奴隶领袖，曾起义反抗罗马军团，于公元前71年被杀死。——译者
……再谈，我亲爱的公民，你愿意听听我的意见，我已经坦率地向你谈了我的看法，虽然说得长了一些。对附和马志尼越使我感到遗憾我越少隐讳。我对你说，你其实并不站在他一边，你和他差得远。你把他的不是以为是，把一些不属于你的形容词套在你自己身上。你是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者”；一个人不可能是“革命者”而不是“社会主义者”，反之也一样。然而有一些“和平的社会主义者”，关在书房里的个性温和的人，他们在战斗和暴动中茫然失措，他们只就思想而言是革命的。一般说来，各派的领袖都是这一类型的人，但他们并不因此而为革命少做工作。我们只采纳他们的意见，抛下他们的习气。至于实际的社会主义，它不是任何特殊宗派，也不是任何教会。社会主义吸取各种制度中适合于它的东西，并不过分迷信某个派别，而且要推翻现状，绝不轻率从事，也不搞阴谋诡计，而是要坚决根据既定的原则，在新的基础上建设未来，而新基础则将由开明的、发达的、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按照各种情况来提供。
你和我还有千分之九百九十九的社会主义者，工人和农民都是这一个类型的人，但和山岳党人不同，他们完全是用另一种劈柴取暖的人，他们象赖德律—洛兰一样自称为“革命的共和党人”。
四年来，他们已经表示了他们能做什么。我知道他们要的仅仅是：重复二月骗局，没有更多的要求；他们要做每天赚二十五法郎的议员，每日赚四十法郎的省长，或者他们喜欢穿法官的礼服，戴将军的肩章，而特别是喜欢在薪俸单上签名。如果这些阴谋家能够再一次重演二月的骗局，那么这次我们将会完全失败。这个新的失败会把沙皇尼古拉引到巴黎来。我们还能活着的人只好到美洲去。但是下一次革命，我相信农民们会用计谋来反对这些阴谋家。这些阴谋家完全料想到会如此，因此他们害怕了。害怕，这就是他们最近几年为什么这样行动的关键。山岳党和《新闻报》都极端害怕“平民”。一想到革命巷战的前景总使他们战栗。在5月31日，他们的行为可以概括为两句话：胆小懦弱、背信弃义！他们在胜利中和失败中都感到腹背受敌，进退维谷。他们非常善于使用各种阴谋，躲避风暴，保住他们的二十五法郎。
得了，该停笔了。再一次向你问好。并致兄弟般的敬礼。
三、《社会批判》
①《社会批判》，布朗基著作的两卷集，1885年阿尔干版。这本书里包括了许多有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文章以及各种题材的笔记。
（一）高利贷
牺牲个人的独立自主是劳动分工强加于人的结果，这是野蛮的行为吗？不！任何人都不能同意这是野蛮的行为。在个人的自由感中有一种极其顽强的享乐兴趣，以致任何人都不愿意牺牲个人自由，去换取文明的金锁链。
野蛮人清楚地看到欧洲人企图使他们驯服。穷人一边用裹尸布把自己裹起来，一边痛哭失去了的自由，宁死也不愿作奴隶。穷奢极侈使我们如此眼花缭乱，但却不能诱惑这些穷人。这种奢侈超出了他们的思想范畴和需要水平，扰乱了他们的生活。他们仅仅感觉到这种奢侈象一些仇人的怪物，这些怪物把一把尖刀刺进了他们的肉体和心灵。在美洲荒野或太平洋荒岛上受到过我们突然侵入的不幸的部族经过这种致命的接触不久就会消灭。
将近四个世纪以来，我们可憎的种族无情地毁灭了他们所遇到的一切：人、动物、植物、矿物。鲸鱼受到盲目的追捕结果也要消灭。金鸡纳树林一个接着一个被破坏。斧头砍掉森林，谁也不再从事种植。人们很少关心后代的疾苦。由于严重地忽视采掘方法，煤层也很马虎地被糟塌了。
一些人突然出现了，他们唯一的面貌使我们知道了我们人类原始时代居住在地球上的状况。我们哪怕只是为了科学研究，也必须子孙般地注意保存这些我们祖先的残存的遗体，原始时代的珍贵标本。我们曾经谋杀过这些人，强大的基督教国家都竞相毁灭了他们。
我们将在历史面前对这场屠杀负责。不久，历史将根据比我们高尚得多的道德极其激烈地谴责我们的罪行。对仇恨和诅咒那借口宣教而杀害这些手无寸铁的人的基督教，对仇恨和诅咒屠杀和毒害他们的重商主义，对仇恨和诅咒那些对这场垂死挣扎采取冷眼旁观的国家，我们都是很不够的。
这些不幸的人不能与我们同化，这难道是他们的过错吗？人类从幼年到成年不知不觉地要经过无数的演变阶段。在这两个时代之间相隔了几千万年。如果不是这些只是破坏性而决不是建设性的灾难的话，在人类和自然界什么都不会产生。
一切革命，从外表来看都是突如其来的，而它们本身却是象蛹那样自己蜕变出来的。它们已在破裂的外壳中慢慢地成长起来。人们看到的革命总是自发的，它与征服完全不同，征服是外部力量的野蛮侵犯，这种侵犯只有破坏扰乱，而没有改进。一个种族，一个部族的自然演变却大不相同。自然演变象一棵植物的生长一样，要经过一定的阶段，感觉不到什么骚扰。
劳动分工制度只有经过了一系列漫长岁月的变革之后，才能代替个体的分散劳动。在这条道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象人们所期待和渴望的胜利那样受到人们的热烈欢迎。因此这个变革是经过世世代代的漫长时间逐步进行的，它既不伤害人们的风俗、习惯，甚至也不伤害人们固有的成见。
从个体分散劳动发展到劳动分工，毫无疑问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进步……但是代价呢？完全放弃个人独立自主；在团结的外表下互相奴役；协作关系的紧密甚至达到束缚的程度。从此以后，谁都不能自给自足了。他的生存要靠他的同类的恩赐。他不得不等待他的同类每天给他所需要的口粮和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因为一个人只能从事单一的劳动。劳动产品的质量取决于奴役的条件，随着劳动工具的不断完善，劳动分工更加明细，人就更牢固地固定在他的职业上了。
我们知道今天的产品是如何得来的。有一些人花费了整整一生的时间去磨针尖和别针头。
当然，这种情况产生了公民相互之间的迫切义务。每个人既然都注定要从事一种简单工作，他所生产的全部产品对他自己来说几乎都是没有用的。这种极少量的产品只对一群其他人有用。这些产品的所有消费者又应该供给为他们劳动的人的需要。
从这时起，社会就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了。规定交换条件的法律应该是互助的、绝对公正的。因为这个相互援助是当前全体人以及每个人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原始社会所需的消费品的数量非常有限，而且都是绝对必需品，如果那时实物交换能满足社会的需求的话，那么，在工业发达、产品丰富的条件下，这种交换就变成完全不可能了。
因此，需要有一个不可缺少的媒介。贵金属的特性早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为货币的起源可以上溯到远古时代。人们假定货币大约是在青铜器时代产生的。而且，什么时代产生并没有任何重大的经济意义，它只和考古学有关。和我们有关的只是很久以来所取得的经验，这一经验是硬币的服务是以巨大代价换来的。硬币造成了高利贷，造成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它的一切罪恶后果，那就是不平等和贫困。只有上帝的观念才能和货币在罪恶方面见高低。
货币还可能产生其他的结果吗？当货币产生之日人们就有了两种使用这种交换手段的方法：博爱，自私。公正本来可以迅速地导致完整的协作。掠夺的思想却不断地造成了一系列灾难。这些灾难贯穿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在这两条道路中间，连一条小径都没有。因为，维持个人主义制度，诚实的等价交换，贷款不收一分利息，使得人类安定下来，假若这种公平交换至今还保存着，那也会带来同样的结果。
复杂的生产，需要大量器材和劳动工具，人们为了进行复杂生产会感到有必要把他们的力量组织起来。这样假设是可以容许的。当简单的工具还能使生产者通过交换得到劳动和生活所需的一切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停留在原阶段上。但人是天生的革新者。不久，日益发展的生产需要会使个体劳动组织起来，而且只要劳动者能获得他们劳动创造的全部成果，普遍的繁荣可能会取得迅速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人口不断增长，财富日益增多，文化进一步发达，各个团体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最后会迅速形成一个没有专制，没有束缚，没有任何压迫的全面协作。
贪婪使这一美梦破灭了。资本是由个人独占积累起来，而不是由协作积累起来的，这种积累不利于群众，只有利于少数人。
说实在的，这种博爱的美梦在过去难道不是一个幻想，一个乌托邦吗？在忠诚和叛逆之间，黑暗和野蛮的时代，难道不知道何去何从吗？他们只知道权力，不知道其他的法律，只知道胜利，不知道其他的道德。贪婪人几乎毕生从事残酷无情的剥削。高利贷变成了普遍的灾难。
高利贷的由来，在过去的黑暗中无法查明。这种掠夺形式不可能出现在使用货币之前。实物交换不容许掠夺，即使有劳动分工也不会发生掠夺。当然当时毫无文字记载，否则可以保存高利贷这一重大革新的确切记录。而传统也说不出高利贷的根源。
高利贷是件坏事，但并不是必然的，否则就会是放肆的宿命论了，不过它是不可避免的。啊！如果交换手段自开始就产生了公正的后果，如果它没有被歪曲或被引入歧途的话，多好！……是的，但假设……永远是一件愚蠢的事！使现在变成反对过去的讽刺文章，它的荒谬程度并不亚于使过去变成规律，或者更确切地说，使将来变成常规。正如把过去当成未来的规律，或当作未来必经之途一样荒谬。
每一个时代都有它独特的组织机构和生活方式，它们构成了人类历史的一部分。这绝不是宿命论。因为时代的智慧或荒唐会反映在人类的健康上。不过人类是复杂的生物，它总是能够从疾病中恢复健康的。只要在医院里躺上几千年病就好了。但是个人却有死亡的危险。
如果因为人类可悲地滥用了交换手段而不感到遗憾，这是懒散而可笑的。唉！应该承认这个弊端吗？宣扬忍受苦难的空论家基督教徒说：这是大利中的小弊，这是赎罪。这是用谋财来代替害命……这是一个进步。金钱皇帝陛下的王朝开始了。它要长期巧立名目，横征暴敛。金钱皇帝的王朝几乎统治了整个人类生存时期，尽管君主专制倒了，民主共和垮了，一个民族完了，甚至一个种族消灭了，而金钱王朝却仍然屹立不动，不可摧毁。
今天，金钱皇帝的王朝破天荒第一次受到了它的牺牲者的反抗。但是这个古老而强大的皇帝拥有的奴仆比他的敌人还要多。吹捧他的人提着香炉和奏着器乐成群结队地去救他，他们一边喊，一边唱“和散那①！光荣属于金牛，富饶之父！”深刻地分析一下就能揭穿这些颂歌，剥掉这个皇帝的金钱画皮，使他的原形毕露，他原来只是一个扒手。
①和散那（Hosannah），赞美上帝之词，见《圣经》，马太福音21章，9、15等节。——译者
（1869—1870年）
（二）共产主义——未来的社会
仔细地研究一下地理和历史，就会发现人类开始是孤立生活，绝对个人主义的，经过长期的一系列的改进之后，人类最终会达到共产社会。
用实验方法可以证明这条真理，实验方法今天是唯一有价值的，因为这种方法建立了科学。
对一系列事实的观察和从事实中得出的不可辩驳的推论，一步一步地证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这一不变的进程。人们将清楚地看到任何进步都是共产主义的一次胜利，任何倒退都是共产主义的一次失败，又可以看到共产主义的发展和文明的发展是并行不悖的，这两个观念是统一的；人类的需求在历史上相继提出的全部问题都有一个共产主义的解决办法，而今天悬而未决的问题，虽然如此困难，如此充满混乱和斗争，也不可能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如果我们不愿意把罪恶加深，不愿堕落到荒谬的程度的话。
一切税收制度的改革，用专卖局代替包税制度、邮电业务、烟草税和食盐税，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革新。工商业公司各种性质的相互保险，乃至印章，这一切都同样是共产主义的革新。军队、学校、监狱、兵营，也是共产主义的萌芽，虽然它们比较粗糙、残酷，但是不可避免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走出这条道路之外。捐税、政府本身，都是共产主义的一部分，当然是最低级的共产主义，但也是绝对必需的低级共产主义。共产这个观念还只刚刚说了它的第一个字。等说出最后一个字时，这个观念的面貌可能完全改变了。我们现在还只是一些野蛮人。
看看现存制度的结果吧！低廉的价格和随之而来的商品的丰富被看成是灾祸，这场灾祸使生产者破产，使工商业陷于绝境。政治经济学用一些定义公开地把这种渎神的事固定了下来。政治经济学把“效用”称为自然财富，把“价值”称为社会财富。然而“效用”就是极大丰富，而价值却是稀少。使用价值越大，市场价格就越底。啊！真是荒谬绝伦！事物本身是一件好事怎么会变成一场灾难呢？这是由于资本的贪得无厌，要求最大的利润，一旦价格不能给它最大利润的时候，资本就被抽回去了。资本被抽回，产品的价格就提高，资本又回来混水摸鱼，从中取利。
荷兰人为了维持市场的高价，在他们亚洲的殖民地禁止种植胡椒、肉豆蔻等植物，并销毁了大量调味香料。在所有文明国家里，每个生产者都希望他所生产的产品价格高，而其他的产品价格低。面粉价格低廉使农民不高兴；面粉价格高涨，又使工业家失望。这个经常存在的社会矛盾不是对现存的社会组织的一个严厉控诉吗？
在公有制度下，好事对一切人都有利，坏事对任何人都不利。丰收是幸福，歉收是灾难。损害他人的事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有利于他人的事对任何人都没有坏处。一切事物都按照规律公平合理地发展。存货极大丰富原来就不会引起工商业的危机。正相反，贮存产品在今天不造成灾难是不可能的，在那时产品的累积只会受到自然耗损的限制。
那些最有害的植物经常占据土地从而损害了最有益的作物的生长。窥伺时机、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抓住了协作这个工具，并把这个有力的进步工具变成了他们手中的一支真正的夏斯波枪。资本主义利用这支枪来消灭中小工商业。
这些可怜的人们在黑暗中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既不发声也不争吵。我们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他们就此销声匿迹了。这完全不同于1848年造成的盲目愤怒和无情报复的暴动。商人们可以在有闲的时候想想拉芳登的寓言，可见翻腾的急流并不害人，而平静的小河却在无声地吞噬着人。一个人走过急流把脚稍许弄湿一点；要过小河却会淹死在深水处。
在中小资产阶级破产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比旧贵族制度更巧妙、更可怕的金融、工业和商业三个封建制度，把整个社会踩在他们的脚下；狡猾代替了暴力，扒手代替了拦路大盗。
有人写道，过去时代在消亡之前，会用杀死它自己的同样武器作最后的反击。在反击的时候，它用自己的手给自己带来了致命的创伤。为资本服务的协作就这样变成了使资本不能长期经受下去的祸害。这是协作这一光荣原则的优越性，它只能做好事。对于坏事它是维卡杀虫剂。臭虫接触到它便会中毒而死。
当社会演变来到时，大家都赶去支援，帮助婴儿诞生。快要消耗到接近死亡的力量，不知不觉地也把自己最后的力量参加进去。于是我们参加了一场奇怪的演出。共产社会的预演在我们眼前展开了。
每时每刻都得到新的应用，并努力使各种利益逐渐联合的互相协作原则是什么呢？这是将要发生的变革的一个方面。协作这个时代的宠儿，全世界的万应药，人们对它齐声歌颂，没有一声反对，如果这不是同时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和它的最后胜利，那又是什么呢？
但是绝对不应该抱一丁点幻想。只要绝大多数人还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就决不能说共产主义已经取得了最后胜利。与其说没有知识的共产社会会在大地上实现，还不如说月亮会降临到我们的地球上来，因为知识是共产社会不可缺少的因素。教育是共产社会的空气和工具，要求建立没有教育的共产社会，就如同要求我们在真空中进行轻松的呼吸一样困难。教育和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致其中的一个缺少了另一个就既不能前进一步，也不能后退一步。在人世间它们经常是结伴同行的，直到它们共同的旅程结束为止，它们之间甚至连一步的距离也不会有。
无知和共产社会是不相容的。没有共产社会的普遍教育和没有普遍教育的共产社会都是同样不可能的。共产社会的人，就是一个人们既欺骗不了又奴役不了的人。然而，一切愚昧无知的人都是容易受骗的人又是欺骗的工具，是奴隶又是被奴役的工具……
如果有一个人竟敢在广大群众集会上说：“如果社会由善良但又是无知的工人生产者组成，它虽然会受到暴政的剥削，但它还能生存下去。如果社会由完全不从事生产的学者组成，它就不能生存下去。”这种人不是伪善者，就是丧失理智的人。
同样是这个人，他又说：“我们每天看见有些很有教养、很有学识的人，他们却无法谋生。这种脱离劳动阶级到了反常地步的现象使我非常害怕。”
还是这位装腔作势的演说家，他反对非宗教的免费义务教育，因为它妨害了自由，加重了法规的集中。
这就是教士们的全部祈祷和憎恨，对黑暗的祈祷、对光明的憎恨。政变之后，对这些脱离劳动阶级的人的斗争成了对教师和非宗教学校进行无情打击的联合叫嚣。为了了解僧侣和君主的反动计划，必须读一下这个不幸时代的那些省长的通告。
自由教育将会把全部教育掌握在耶稣会教士的手中。在教会同资本结成同盟的情况下，不可能有任何竞争。只有叛逆才敢支持反对的意见。对完全由学者们组成的社会的诅咒充分暴露了永久保存阶级制度的意图，阶级制度就是一边是从事体力劳动的广大贱民，另一边是有知识的特权阶级，一边是一大批愚民，另一边是一小撮使人变为愚民的人。
认为一个学者组成的国家不能生存而必将因厌倦而饿死，这种看法如果不算是更愚蠢的话，也是太大胆了。当代任何一个民族在生产力方面都不能和一个学者的国家相比，无论是在农业方面还是在工业方面，当代任何一个民族和学者的国家之间的距离比凯撒时代的高卢人和1870年的法兰西人之间的距离还要大。
如果还能举行群众集会的话，让群众集会提防耶稣会的间谍吧！耶稣会的策略是派人混进所有俱乐部里去，其目的是为了避免讨论不利于教士们的问题，这些间谍戴上各种假面具以假象出现。教会所注意的就是自由教育，就是怀疑科学和学者，就是对脱离劳动阶级的人，换句话说，对有学问的人和穷人作斗争。
谁要在自由和节约的借口下反对免费义务教育而要求自由教育，谁就是耶稣会的代理人。尽管他自称是一个共和党人或是一个革命者，是无神论者或是唯物主义者，是社会主义者或是共产主义者，或是蒲鲁东主义者，他们所要求的一切，无论他们的假面具是什么颜色，这没有多大关系，人们不要害怕说错，可以说他们是耶稣会的走狗。实际上良知给人指出，既无国家干预又不是免费的自由教育，是通过金钱万能的作用使教育垄断在教士们的手中。
然而教士们的教育就意味着黑暗和压迫。一支拥有十万男女士兵的黑色大军，到处疯狂地贩卖黑暗，扑灭光明。这支依仗着国家势力的队伍正在进行统治、支配、威胁和压迫。一切非宗教的势力都唯他们之命是听，资本为他们花费一切资财，知道他们是最好的助手，甚至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今天，谁还看不出这个危险呢？所有各种色彩的民主政治都毫无区别地揭露这个危险。祈求唯一的良药——教育。民主政治在其他方面存在着分歧，但在这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所有的人都发出了同样的呼声：“要求光明！要求知识！不能再受教权主义的愚弄了！’
一切呼吁都是徒然的！政府对此置若罔闻，并且疯狂地加速扩大耶稣会的影响来作为回答。每年都有上百个非教会学校关门，却新办了更多的教会学校。如果拿1870年来和1848年相比，人们将看到二十五年前，女孩子有一半受教会教育，一半受非教会教育，而今天几乎只有六分之一的女孩子受非教会的教育；受教士教育毒害的男孩子数字从百分之十七增长为百分之五十，男女受害的人数在可怕地继续增长。普遍的愚民计划正在毫不放松地加以贯彻。这个计划能实现吗？
不能！但它把幸福日子的来临推迟了多么久啊！多么令人懊丧的竞争和贫困啊！年复一年单调地白费过去了，一代一代都被迷信和无知这个怪物吞噬了。这个怪物站在那儿，挡住人类向乐园前进的去路，使人类看到在远处的乐园成了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
和这样一个敌人还需要斗争多久呢？这个敌人从不饶人，而我们在把他打倒之后，总是饶了他。唉！如果革命在1830年和1848年都完全尽到责任的话，那么可悲地浪费了的这半个世纪的时间，本来是足以达到这个目的的。斗争本来可以结束了，各族人民在把过去抛在后面，使它迅速地埋葬在黑暗之中的同时大踏步向越来越光明的前途迈进。
革命在下一次胜利时，是否会变得更加明智呢？是否会再一次饶恕这个每次失败之后直至现在都让它再站起来的、比以前更加可怕的魔鬼呢？我们队伍中有一些叛徒，他们在魔鬼失败时，运用一些玄妙的词藻欺骗人民，包庇恶魔。他们下一次叛变的口号是：“取消教会的预算，政教分离。”实际的意思是说：天主教的胜利，革命的失败。我们自己的箴言应该是：“取消教会，驱除僧侣！”无论在敌人的祈求、威胁和阴谋诡计面前，我们都决不让步！
让步就是灭亡。胜利的共和国将不能浪费时间去进行不必要的斗争。需要守几年的战壕来加以克服的障碍太多了，因此对一个可以跨过去的篱笆不能以采取正规进攻来取乐。军队、法官、基督教、政治组织，所有这些都是普通的篱笆。而愚昧无知却是一个可怕的堡垒。铲除篱笆只需要一天的时间，但摧毁堡垒却需要二十年。
篱笆将妨碍我们的包围战；必须铲除这些障碍。但还要很长的时间，因为共产社会只能在摧毁了旧堡垒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因此不能期望明天就能建成。去月球上旅行将是危险较小的梦想。然而，这是迫不及待的梦想，唉！太合理啦，这个美梦在人们精神状态还没有转变之前，是不可能实现的。要想跑到时间前面，即使整个法国都有这种意愿也做不到，这种企图结果只能失败，失败是极端反动的标志。
所有的组织都有它存在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它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共产社会不能自己产生出来，因为它是教育的结果，而教育更不能自己产生。我们不要忘记吸血鬼这个种族亦是变色龙的种族。革命的第二天，这个种族不会消失，正象平常供他们鱼肉的、天真、老实人也不会立即消失一样。
衣服很快会被翻过来①，人们将会看到象雨后春笋一般从地下涌现出大批走江湖的共产主义者，他们会把男人整编起来，还有大批共产社会的伪君子，他们会用甘言蜜语欺骗妇女。阴谋必然会给他们带来的奖品就是管理权，换句话说，就是可以任意处理公共财富。广大无知的群众将变成他们的牺牲品和他们的军队……完全和今天一样，只是结果更加可怕：这种反革命暴政和无政府状态的混乱，会象晴天霹雳似地来到，不是统治一天，而是要在人们难于解除的记忆的恐怖之下，统治漫长的岁月，这是一次可怕的倒退啊！
①这是布朗基用借喻的手法指出那些攻击过共产主义的人们将会摇身一变而为江湖共产主义者。——译者
设想一个社会只要翻一个觔斗，又回到原来的地方，新的社会就会建成，这难道一点都不是疯狂吗？不对！不论在人世间还是在自然界，事物都不会如此发展的。
共产社会和它的伙伴又是它的指路人——教育，是一步一步地、平行地向前发展，共产社会既不跑在教育前面，也不落在教育后面，永远和它并肩前进。等到教育普及，没有一个人会受另一个人欺骗，那时共产社会才算功德圆满。到了那一天，任何人都不愿忍受财富的不平等。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满足这个条件……
有人可能会反驳，说教育的平等并不能造成智力的平等，因此脑力的不平等是永远存在的，并且会形成一个智力的等级社会，上到天才，下到无用的人。
同意。不过完整的教育，对于一个最简单的头脑也将是一副足以抵制欺骗的胄甲，无论欺骗戴着什么样的假面具。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剥削者会在每个人的脸上看到一副识破了欺骗的笑容，笑容的意思是说：“骗子，去你的吧！”这种无法施展欺骗的信念会使他们去避免忧伤。其次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建立的。吸血鬼也会有时间慢慢适应和习惯新环境。在新环境中人们不要搞错，博爱就是不可杀害自己的兄弟。
人类最有用的能力，最卓越的保护能力——判断力，它能从内外来保卫我们，既能反对别人又能反对自己，这种判断力今天太稀罕了，但是，通过完整的教育，却会取得惊人的飞跃，这种飞跃会使判断力成为新社会的武器。判断力是经验和对比的结果，它将从经验和对比中得到前所未知的力量。那时狡猾就将完蛋，毫不容情的明智会揭穿阴谋诡计的最后伪装。人类不会再分成欺骗者和被欺骗者两大类了。
盲从已经到处受到猛烈攻击。这种黑暗的习惯势力还禁锢着儿童和妇女。男人都抛弃这种势力。禁锢孩子却失掉了成年人！孩子总是具有白纸般的优越性，白纸上很容易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以后再要把这些印象磨灭，换上……这是多么艰巨的工作啊！这是不可撤销的判决！但愿执行的时间短一些！
天才将仍然是一个例外。判断力将成为共同的特性。判断力足以把目前统治世界的女王的虚伪永远推翻。虚伪的感情，虚伪的坦白，虚伪的温顺，虚伪的忠诚，虚伪的亲切，虚伪的直率，虚伪的武士身价，虚伪的道德，虚伪的好心，虚伪的善意，虚伪的朋友们，可恨的瘟神们，你们立刻就要被揭穿，受到喝倒采声的反对和嘲笑，就是宗教上最阴险的伪善，也只将成为历史上的回忆，引起惊愕和恐怖的回忆。
所有的人都将会有如此锐利的眼光，以致能看清每个人身上的一切优缺点，就象能够看清玻璃瓶里的东西一样。啊！必须一直往前走。否则就要受到嘲笑和大声叫骂。然而，宽宏将是思想的总基础，因为随心所欲的自由受到科学的限制将停止存在。至于罪恶，它将和它的生身父母资本与宗教同归于尽。
根据我们的看法，普及知识的结果就会是如此。应该指出，根据这个预言，共产主义只是一个简单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原因。共产主义是普及教育的必然产物，而且也只能从普及教育产生共产主义。
然而，有人责备共产主义是牺牲个人，否定自由的。当然，假如共产主义是在未足月的时候用钳子挟出来的，那么这个可怕的早产儿会吓得人赶快逃跑的。但如果共产主义是科学的产物，谁敢谴责这样一个母亲的婴儿呢？此外，支持发动这种谴责的证据何在？既然被谴责者还未出世，这种谴责就是毫无根据的诬蔑。
这种狂妄的虚构用的是谁的名义呢？是用个人主义的名义，个人主义几千年来一直扼杀着自由和个人。在我们人类中，有多少人没有做过个人主义的奴隶和牺牲者的呢？也许有万分之一。一万个牺牲者和一个刽子手！一万个奴隶和一个暴君！而他们还要用自由来为个人主义进行辩护！我懂得了！某些阴险毒辣手段埋伏在一个定义的后面。寡头政治不是自称为民主，背誓不是自称为诚实，屠杀不是自称为温和吗？
控诉共产主义的自由，我们知道，那就是奴役的自由，无情剥削的自由，豪华生活的自由。正如勒南①所说的，这些自由是以广大群众作为垫脚石的。这样的自由，人民称之为压迫和罪恶。人民不愿意再用他们的血肉来哺育这种自由。
①勒南（Renan，Ernest，1823—1892年），法国作家，著有《科学的前途》，《基督教的起源》，《以色列历史》等书。——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