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家和立法者原则上都认为，每个人应该为社会牺牲一部分个人自由，换句话说，就是每个人的自由都要以旁人的自由为限度。由它的两种特权者和贫民形成的当前的等级社会符合这个定义吗？为了一个自由，必须有多少个奴役呢？十个，二十个，六十个，一百个，二千个，三万个，十万个？有无数个价目表，也有无数个使用价目表的办法。唯有枷锁是不变的。
对旁人自由的任何侵犯都违背道德家对自由所下的定义——唯一合法的定义。虽然这个定义永远是一句空话。这个定义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平等，因此得出自由是以平等为限度的结论。
唯有全面的协作才能体现这条至高无上的法律。旧制度却冷酷无情地践踏这一法律。共产主义是保护个人的，而个人主义却消灭个人。对共产主义来说，每一个人都是神圣的。个人主义却不过把人当作地里的一个小虫而已，罗跃拉①、凯撒和谢洛克②三位一体式的血腥的个人主义用万人塚埋葬了多少人。在血腥屠杀之后，个人主义却冷淡地说：“共产社会就是牺牲个人。”
①伊格纳斯·德·罗跃拉（IgnacedeLoyoln，1491—1556年），西班牙人，1540年成立耶稣会。——译者
②谢洛克（Shylock）是莎士比亚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财主，贪婪的高利贷者。——译者
共产社会将把吃人肉的筵席搞乱，这是确实无疑的。但是在筵席上被吃的那些人并不会感到这样的捣乱有什么不好，这是主要问题。那么，有什么借口和我们进行争论呢？问题是不是在于我们推论出共产主义势在必行呢？绝对不是，我们仅仅预言共产主义是普及教育的必然结果。谁又能够谴责教育的迅速发展呢？假如教育发展的结果就是共产社会正常地到来，那任何人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每个人都说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唯一可能的办法。但是，不能肯定每个人嘴里说的话都是真诚的。这个字的意义是随着提出问题的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有多少派别就有多少定义。对于教士来说，教育是天主教教义，而不是科学，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教育却是科学，而不是天主教教义。
从此，大家一致都说教育可以解决问题，并没有什么可惊奇的。表面的一致，并不能掩盖实质上的生死斗争。人民并没有因此感到不安。因为人民没有不可告人的思想，所以也不必打着假的旗号。他们的旗帜上永远写着：自由、教育，其意义是清楚而明确的。但是，教权主义者正相反，他们长时期咒骂这两个词，后来看到他们自己无能为力，就改变了主张，为了利用这两个词的威信，今天干脆把这两个词贴在他们的旗帜上了。这是加倍可耻的谎言。但是这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他们能骗人就行了！
但愿保守主义预感到知识的传播会导向哪里去。保守主义和扑灭光明的人结盟就使真相大白了。没有无知就没有压迫！保守主义已经连根腐烂，但还竭力延长黑暗统治，因为它只有依靠黑暗才能生存。而社会主义的任务却正相反：它要使从目前的黑暗中出现明朗的天来照亮它的胜利，照亮正义和常识对为非作歹和荒诞无稽的胜利。那时社会主义的使命才算完成。
人们却向社会主义要求更多的东西。过去和现在对人类做了这么多好事的资本主义学说，看到它教出来的学生倒向了另一面旗帜，感到非常痛惜。它关切地要求它年轻的对手共产主义列举详细说明未来组织，解决它可能预见的一切困难，最后要它建造一座大楼来满足它的好奇心，并且要求这座大楼从地窖到顶楼，样样齐全，连一个钉子、一个螺丝也不能缺少。
“新萨兰特①的公民将如何安排自己个人的生活、时间、旅行和休息呢？谁洗碗碟？谁扫地？谁倒尿盆，谁装满水桶？谁开采煤矿等等问题。”
①萨兰特（Salente），古意大利的城市，又名大希腊，位于萨兰提纳海角。——译者
对以上这些不相干的问题，只有一个回答：“这些事与你无关，也与我无关。”
啊！什么！这里的四千万到五千万人都样样精通，没有一个科学院士比得上他们，所有的人都武装到牙齿，既能对付暴力，也能对付诡计，所有的人都象含羞草一样敏感，象野马一样多疑。没有任何令人可憎的、并且为人憎恶的、自称为政府的东西，能在他们中间露面；没有一点权威的阴影，没有一点强制的因素，没有一点权势的气息！这四千万精明能干的人，我们当中谁也远远不如他们，难道他们为了组织起来需要我们的建议，需要我们来解决问题，需要我们的监督吗？难道没有我们，他们就不知道在那儿找到衣服和裤子？如果我们没有事先告诉他们用嘴巴吃东西，难道他们还会把食物放到耳朵里去！真够呛。至于我，如果他们再追问我关于倒尿盆的问题，我就要直截了当地向他们说：“当你们不会塞住鼻子的时候，那就塞住后头吧。”
在我们的四十个不朽的人后面，如果加上六个零的话，那我们立刻就有了一百万个梯也尔，一百万个奥利维埃①，一百万个杜邦路②，等等；如果把荒芜的法国交给他们支配的话，难道你认为四千万人都会把时间花在散文和韵文演说上吗？不会这样傻的！首先，需要吃饭，他们决不会等待一小时之后再动手吃的。
①爱米尔·奥利维埃（EmileOllivier，1825—1913年）：政治家，法兰西学院院士。第二帝国初期，他是反对派，属于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随着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他向波拿巴主义者靠拢，1870年1月2日他担任新内阁的首相。同年夏天，他向普鲁士宣战，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当时“心情是轻松的”。战争的困难，奥利维埃内阁显得完全无能应付，在遭到一系列失败后，同年8月9日被推翻了。帝国垮台之后，奥利维埃逃到意大利。他用他的余生来为他的背叛、和他的政策辩白。
②费利克斯—昂土瓦勒·杜邦洛（Félix－AntoineDupanloup，1802—1878年）：奥尔良的主教，极端反动分子。1850年他参加了法卢（Falloux）法案的起草工作，这个法案把教育大权交给僧侣。1871年，他被选为国民议会议员。
第一次选举的目的自然是劳动分工。由四十个人几乎事先组成的等级制度这个事实，会得到热情的拥护吗？啊！不会！四十个人增加为四千万人之后，不再是天上的星宿了！我相信比如说，梅里美③这一流人物不会固执地坚持要洗刷尿盆的特权吧，即使这是些在意大利发现的希腊瓶。这样多的自信者会写颂扬诗这种不可缺少的工作，这个诗容许涉及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诗云：
这个老得没牙的反动派，从相当糟的作家
光荣地一跃而成了出色的倒尿盆的人。
③梅里美（Mérimée，1803—1870年）生于巴黎，法国作家，著有《查理九世的编年史》、《卡门》、《哥仑巴》等历史小说。——译者
当人们讨论共产主义时，因为反对者的恐惧使他本能地谈起这件该死的用具来，这是一件有趣的事！“谁将倒尿盆呢”？这永远是第一个呼声。实质上，他所要说的是：“谁将倒我的尿盆呢？”但是他因使用物主代词非常谨慎，却慷慨地把他的惊慌传给后世。
今天的利己主义是肮脏的东西！这是无耻和伪善的混合物！是过去的问题吗？只是一些枯叶！人们把它们当作垫马厩的干草。历史是人们保持着最大的冷静，用粗线条描绘出来的；是用堆积成山的尸体和废墟描绘出来的。任何屠杀都不能使这些无动于衷的人眨眼。屠杀人民，这是人类的进步。野蛮人的侵略，那是把年轻的新鲜血液输进罗马帝国古老的血管。日耳曼人和匈奴人狂暴地侵入拉丁世界，只是为了澄清它腐败了的空气。神圣的风暴！至于风暴所经之处遭受灾难的人民和城市……这是必然的……这是进步发展的必然过程。产生了今天的，也就是说，产生了“我们”的一切都是好的。为了如此美好的成果，预先付出任何代价都不算太大。
可是问题果真在于未来的后代吗？多大的变化啊！狂热代替了冷酷。人们如此对未出世婴儿狂热地宠爱，甚至要立即把他们锁起来，以免他们遭到意外。他们每走一步路，每做一个手势都事先算好，保持平衡，怕他们跌倒。对于这些可怜的小机器人，一切都得象五线谱一样事先规定好，请永勿改变。永远的宗教、永远的王朝、永远的法律，尤其是作为巨大担心和感情付出合法代价的，永远的债务。
喂！善良的人们呵，当你们与你们祖先团叙的时候，人们会重视你们，但不如你们对祖先那么重视。在避免了你们物质躯壳的传染病毒之后，你们工厂制造的弹簧娃娃就会崩断全部弹簧，并对你们的精神躯壳致悼词：
“在人类历史上，你们是霍乱和鼠疫的时代。你们祖先的野蛮和愚蠢是无知造成的错误，是盲目信仰的结果。万恶的利己主义使你们有意识地、明知故犯地做了坏事，因为，你们这些卑鄙的怀疑主义者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从不考虑其他一切，为了你们自己的利益，你们愿意牺牲你们最远房侄子的利益。”
“谁委托你们用我们的名义作出规定，代替我们思想和行动的呢？我们是否曾同意你们对我们的劳动开出支票呢？伪君子！你们借口保证我们的福利，却提前侵吞了我们血汗的果实，你们尽力伤害我们的耳目，不让我们看和听。为什么你们不只管你们自己的事，而让我们管我们自己的事呢？你们每年都有捐税，作为你们的收入和支出。你们应该保持在这个限度之内，做一个规规矩矩的收益者。开支和收益要平衡。我们是在不负债的情况下接受遗产的，谁借的债应该由谁来还。”
“有人说，你们借债的目的是进行有利于子孙后代的工作，因此，子孙后代应该象分享利益一样分担债务。你们为了后代而工作，后代就应该归还债务。——为了后代？伪君子！哪个事业是为了未来的利益而设想的呢？不！现在只想到现在。现在不顾将来，正如不顾过去一样。现在利用过去剥削遗留下来的东西，又想提前利用剥削未来。它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或者，如果它不这样说，也是这样想的，因此也会这样行动的。你们会节省自然累积起来的财富吗？自然财富决不是用之不尽的，又不会重新生长的。你们以未被认识的矿层这个未来的矿藏为借口可恶地糟塌了大量的煤矿。你们在消灭鲸鱼，这也是巨大的资源，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而言，它行将消失了。现在你们为了自己的需要成为了任性，就随意进行掠夺和破坏。”
因此，我们还是管今天的事吧。明天不属于我们，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为明天的组织工作准备良好的物质条件。其他一切都不属于我们的职权范围。一个下布勒达尼人不能在法兰西学院讲学。如果韦约①先生坚持相反意见（因为这是可能的），对这种个人的意图我们就要说：“不要班门弄斧！”这个下布勒达尼人或班门弄斧的人所扮演的角色岂不可笑吗？这些自以为问心无愧，能为未来的法典起草一条一条法律的莱峈克斯②之流，他们的狂妄自大，岂不该令人钦佩吗？他们似乎害怕这些可怜的未来的子孙不会走路；他们赶忙为这个做一顶防摔帽，给那个做一件防摔衣，给第三个造一座能滚动的阴森的房子，好教他们学会自由走路。
①韦约（Veuillot，1813—1883年）法国天主教作家，《寰球报》的发行人。他写过两本书：《巴黎的香水》、《罗马的香味》。他是激进山岳派的积极拥护者。——译者
②莱峈克斯（Lycurgus）：生于公元前九世纪，斯巴达（古希腊）的立法者。传说他制订了改革斯巴达制度的法律。——译者
的确，这些子孙后代将对他们祖先的恩赐感恩不尽，对他们善良祖先的热情激动涕零，他们用石头建造了一些社会大厦，为了监禁他们的后代。老的监狱仍然巍然屹立，阴森可怕，墙上有两、三个裂缝，已有几个犯人从这里逃跑。当新的揭发者看到不幸的逃亡者在阳光下快乐地玩耍时，他们就象母鸡看见小鸭走下水一样大惊小怪：
“喂！我的孩子们！你们多么不小心啊！你们在外面会受凉的。赶快回到我为你们修建的宫殿来。人们过去从未见过，将来也不会见到这样好的宫殿呵。”
他们已经是三个或四个摩西，他们保证用石灰和水泥建造一座永恒的大厦，地狱的大门肯定不会比这些以原则做交易的新乐园好的。一个信徒可以自由地穿过迷雾，去寻找从未来的大厦上逃出来的人。这是旅行的正当目的，也是对眼睛很好的锻炼。但是，这样旅行要给我们带来一幅完整的、详细的大厦蓝图，有平面、侧面、高度、详图和正确的部位……不行，我的朋友，把你的蓝图装进你的口袋吧！
如果这些热爱坐牢的人不积极反对古老监狱的破坏者，这种怪癖也不算有罪，因为破坏者拒绝修建新的监狱而使群众流离失所，在一切救世主看来，这都是一件可怕的事。
文明的最高峰必然是共产社会，否认这个明证是很困难的。研究过去和现在，都会证明一切进步都是在这条道路上迈进一步；研究今天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不可能找到其他合理的解决。一切都得走向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又只能取决于普及教育，因此也得取决于我们的善良意愿。所以，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乌托邦。它是正常的发展，和五花八门的空想社会主义体系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卡贝在《伊加利亚游记》中和建立诺沃①的尝试中，恰恰错误地把对未来的合理理想和贩卖次货的空想家毫无根据的幻想混为一谈了。他当然比他的对手遭到了更沉重的失败，因为共产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不是由一只有两只脚、没有羽毛、没有翅膀的鸟，在人类社会的一个角落里产生和孵化的鸟蛋。
①诺沃（Nauvoo）是1849年卡贝在美国建立的“共产主义者殖民地”。
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都向革命宣了战，他们谴责革命是不可救药的否定论。三十年来，他们的说教已向世界宣布毁灭性的时代已告结束，而他们各派救世主的有机时代来临了。这三个派别竞卖膏药，只在咒骂革命者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他们抨击革命者是不睁眼看新光明，拒绝倾听生活良言的顽固罪人。
共产主义者从来就是民主主义最勇敢的先锋队，而追求空想者却在所有反动政府面前竞相献媚，用侮辱共和国来乞求政府的恩赐，这一明显的事实就足够说明二者的区别了。因为共产主义是根本，是革命的精髓，而一切新的宗教和旧宗教一样永远是革命的敌人。
谁不知道圣西门主义者今天成了什么了：成了帝国的支柱。人们当然不能谴责他们脱党。他们的学说胜利了：资本至上，银行和大工业成了万能。他们依靠这些统治国家，没有比这更好的了。但是说起来，这些善良的人还曾被当作是危险的革新者呢！
傅立叶主义者十八年来骑在共和党人头上，对路易·菲力蒲阿谀逢迎，他们在共和国胜利时投靠了共和国，他们本以为会得到权势，结果却受到了排斥。他们出乎意外，大为震惊。滑稽的乌托邦在大风暴中消失了。但他们的残余渣滓还混杂在民主人士的队伍里。他们不再有别的希望了。
实证主义这一世纪的第三个空想，以否定一切宗教开始，而以嫁接在天主教讽刺画上的等级制度告终。此外，它自行分裂了。正统派分子们在这位预言家逝世的房间里庄严地做着孔德①学派的弥撒。新教徒却用他们一生去否认他们所宣传的教义，或者在宣传他们所否定的教义，随你怎么说都一样。这两派都是同样以害怕打击，尊敬武力，注意避免和失败者接触而引人注目。
①奥古斯特·孔德（AugustComte，1798—1857年）：哲学家、社会学者。实证主义哲学和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的历史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它的基本论点是意识决定世界，改造世界。在他的科学分类中，社会学既然是一门最复杂的科学，所以占了首要地位。在政治方面，孔德的思想体系是反动的，因为他主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调和”阶级矛盾和建立平衡。1848年以前，布朗基曾专心研究过孔德的著作。
孔德晚年致力于歌颂沙皇尼古拉，践踏革命者。他为了博得反动派的欢心，臆想出了一套等级制度。但反动派和沙皇都不屑转过头来看它一眼。
宗派分立论者也曾哄动一时，有点虚幻的影响，因为害怕无神论的人曾经隐蔽在这模棱两可的外衣之下。但是危险一过，这点存在的幻虚就烟消云散了，实证主义者不是变成社会主义的尾巴，就是转移到保守主义的阵营中去。
共产主义本身就是革命，不应该做出乌托邦的姿态，共产主义永远不能和政治分开。以前共产主义是在政治之外的。而今天它却处在政治的最中心。政治不过是共产主义的服务员。为了保持政治为它服务，共产主义应该爱惜政治。即使在胜利的前夕或胜利的第二天，都不可能把共产主义突然强加于人。这就等于要去太阳上一样，还没有飞得多高，就会摔在地上，四肢摔断，得在医院里住上好久。
不要忘记这条公理：教育和共产社会是并肩前进的。彼此不能超越一步。全世界都在大声地叫喊只要有连体双生子中的一个就足够了。但是它们中间的任何一个缺少了另一个，都是不可能来的。
的确，这些一致呼吁的言下之意是指教育的定义。但我们已经看到，定义有两个：一个黑的，一个白的。我们不要受骗。圈套都在那里。政府和保守主义只要教士们办的教育，而这就意味着黑暗。他们疯狂地追求这一结果。凯撒、谢洛克和罗跃拉手挽着手去战胜黑暗。他们不可能达到目的，但他们也阻止我们达到目的。
我们和他们这两种敌对力量相持不下。谁也不能前进，谁也不愿后退，都在原地不动。对于我们来说，保持这种局面就是胜利。听命于黑暗势力的有五万个教士，五万个修道士和将近四万个小学教师。因为几乎所有的人今天都屈服于教会。大学完全叛变了。
我们甚至不能指望报纸。反对党报纸走不出城市。农村只有反动落后的报纸，这些报纸用书面的宣传来支持本堂神父、反动分子和大地主的口头宣传，整个都是反对我们的。没有支持我们的。
那么，我们还剩下什么呢？进步在社会情绪中的传播，人与人通过铁路的往来、公众的良智，尤其是我们敌人的表演，这些都是我们最好的辩护。愤怒也许在不断高涨，但这是一种靠不住的力量。今天的愤怒往往变成明天的恐惧。除了教育之外，没有别的牢固的基础，而敌对的力量要使教育瘫痪。我们却在观望等待。
但是革命的第二天，总会出现非常事件。这并不是说革命会造成突然的转变。人和事物依然和昨天一样。唯有希望和恐惧对换了位置。枷锁被打碎了，民族自由了，在民族面前展开了一望无际的广阔天地。
那时我们该怎么办呢？象1848年那样，把换班的新马套在原来的马车上静悄悄地沿着原来的道路前进吗？我们知道这条道路通向何方。相反地，如果常识终于占了上风，那么在这里就看得到肩并肩地开辟出来的两条平行的道路。一条道路一步一步地走向全面普及教育；另一条道路相应地一步步走向共产社会。
在这两条道路上，开始时采取的是同样的措施：消灭一切障碍。这些障碍是人所共知的。这里是黑暗的军队；旁边是资本的阴谋诡计。要把黑暗的军队赶出国境，这是一件简单的工作。然而，资本却不那么容易对付。我们知道它的不变方式：不是逃走就是隐藏起来。然后，资本家站在窗前，心安理得地看着人民在水沟中挣扎。这就是1848年的历史。人们呻吟、哭泣、诅咒，然后被彻底打败，悔恨也来不及，重新带上了枷锁。我们不要再让上述历史重演了。
要防止货币消失是不可能的！不必作此妄想。但是动产，甚至于不动产都是既不能隐藏，又不能逃走的。这就够了。先办最紧急的事。
紧急规定
经济方面
1．命令工商企业主暂时维持企业现状，保持原有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工资，违抗命令的人给予驱逐出境的处分。国家将和企业主进行商谈，共同作出安排。凡是因反抗命令而被驱逐的老板由政府管理机构代管其企业。
2．召开主管方面的大会来解决海关的问题，矿山和大工业企业的问题，信贷和贸易的问题。
3．大会负责奠定工人协会基础。
给老板下命令，可以防止资本家突然而来的意外反抗。在初期，这一命令是非常重要的。劳动人民可以不用站在水沟里，而是在其他地方等待新的社会措施。
政治方面
取消军队和法官——中级和高级官员立即撤职。暂时留用全部雇员。——驱逐一切黑暗的军队，男的和女的。——一切教会的、公共的、男女宗教团体的、以及用其他名义管理的动产和不动产一律并入国家财产。——对共和国敌人在1848年2月24日以后所干的严重危害国家的罪行进行重新审判。——自即日起废除出卖和抵押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财产。
改组公务人员。——不要刑法也不要司法官。仲裁人处理民事案件，陪审员处理刑事案件。按照过错的程度由陪审团根据良心定罪，没有硬性规定。——只有各种刑罚的性质是事先规定的。
建立一支国家常备军。——在共和国的工人和人民中实行全民皆兵。
不给敌人以任何自由。
财政方面
公债清册全部作废。——成立委员会制定储蓄银行的规章制度。
用直接税、累进税、遗产税和所得税代替一切直接、间接的捐税。
国民教育
建立小学、中学、大学三级教育机关。
政府
巴黎专政
1848年急忙号召普选是蓄意叛变。人们知道从共和历雾月18日以来，由于报纸言论被控制，外省已变成了僧侣、官僚和贵族们的牺牲品。要求这些被奴役的居民进行选举，就是要求他们的主人进行选举。所以善意的共和人士曾要求延期选举，直到通过自由论战，人民完全觉悟时再举行。反动派惊慌万状，因为他们肯定立刻选举他们可以获胜，同样地他们也肯定一年之后选举，他们就会遭到失败。临时政府蓄意把它难以容忍的共和国出卖给反动派。
革命的第二天就举行选举，只能有两个同样犯罪的目的：用强制手段来夺取选票；或者恢复君主政体。你们将会说，这是少数派和暴力论者的自白。不！使用恐怖和压制言论而取得的多数，并不是公民的多数，而是一群奴隶。七十年来只听取单方面意见的法庭，是最盲目的法庭。法庭应该亲自去听听七十年来另一方的意见。既然他们双方不能同时进行申辩，就让他们先后申辩。
反动派中的伪善分子预见到事态的发展，就对下面这句有关陈腐道德观的老话大事渲染：“各个派别在胜利中仅仅寻求复仇而不寻求自由，这是非常不幸的。”这句老调是不确切的。
1848年，共和人士忘记了五十年来所受的迫害，给了他们的敌人充分而完全的自由。那是庄严而有决定性的时刻。它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胜利的人民虽然遭受了长期的残酷迫害，仍然采取主动，作出了榜样。
回答是什么呢？灭绝。这是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劳动者敢于自由说话的日子，也就是资本家住嘴的时候。
在48年巴黎专政的一年，本来可以使法国和历史少走二十五年的弯路，这二十五年现在快结束了。如果这次需要巴黎专政十年，那也毫不犹豫。归根结底，巴黎政府是全国选举的国家的政府，是唯一合法的政府。巴黎决不是局限在本身利益范围内的一个都市，而是一个真正的国家代表。
这样一个代表要懂得把谨慎和力量结合起来，这对于革命的成败有重要的关系。对私有制原则的攻击是无用而危险的。共产主义绝不能靠强迫命令来实现，它应该等待国家自决的来临，而自决只能在知识普及之后才能产生。
愚昧无知是不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消失的。它是我们所有敌人中最顽强的一个。也许经过二十年光明的日子还不能来临。觉悟了的工人通过他们亲身经验，已经知道妨碍协作发展的主要因素，甚至可以说唯一的因素是愚昧无知。广大群众不懂得又互不信任。唉！这种不信任太合情理啦。但吸血鬼的种族一直在那里，准备好在新的假面具下重新开始剥削。无知的人，由于模糊的本能使他感觉到这种危险，宁愿做个领工资的普通工人。他们熟知工资的利弊。但复杂的情况唬住了他们。再没有比看不清生死攸关的事情更令人灰心丧气的了。
然而，当政权将为传播知识而工作时，协作明显的优越性会很快呈现在全体工业无产者的眼前，工人们会非常迅速地团结起来。
在农村遇到的困难更加严重。首先，农村茅屋里的农民比城市工厂里的工人更加无知，更加多疑。其次，吸引农民走向协作十分强大的、必要的动力和利益还不存在。农民的劳动工具是坚固而固定的。工业是人为地用资本创造出来的，它好比一只受到惊涛骇浪颠簸、每时每刻都有沉没危险的船。农业拥有脚下的广阔的土地，永远不会沉没。
农民熟悉他们的土地，他们在他们的土地上闭关自守，在那里设防、他们唯一害怕的是土地被人侵占。对他们来说，沉没的危险就是把他们耕种的一小块土地合并到他不知道的、无边无际的土地海洋中去。因此，“分配”土地和“共有”两个词在他们听起来好象是警报。1848年这些话大大地加深了共和国的灾难，自从三个王国结成新的联盟以来，这些话又被用来反对共和国了。
这并不是要把“共产主义”一词从政治词典中删去的理由。远远不是如此，而是必须使农民习惯于把共产主义理解为是一个希望而不是一个威胁。只要证明共产社会是整个国家的全民协作就够了，而全民协作是部分协作逐步形成的，部分协作又是随着联合组织的不断扩大而成的。在法国领土上已经有了政治协作。为什么经济协作不能随着思想的进步而成为政治协作的自然补充呢？
但是，必须明确宣布不能强迫任何人把田地加入某一个协作组织，而且如果参加协作，必须完全是自觉自愿的。共和国敌人的财产，将根据司法委员会的命令作为罚款予以没收，这丝毫不牵涉到所有权的原则问题。
必须同时宣布这些命令将尊重中、小业主，因为他们的反抗没有多大关系，即使有也不值得予以打击报复。需要立即坚决彻底把贵族和僧侣从我们土地上驱逐出去。走，滚出国境去！
共产主义要多久才能在法国建立起来呢？这是个难题。根据人们目前的思想情况来判断，共产主义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实现。但没有什么比形势更不可靠的，因为没有一件东西如此变化不定。实现共产主义的最大障碍是愚昧无知，再三重复这点也不算多。在这一点上，巴黎还有幻想。这很简单。人们在光明的中心看不见黑暗的地区。报纸和旅客谈到外省的情况，并没有加以描绘。要想了解黑暗势力，必须深入到黑暗中去。如此浓厚的黑暗势力笼罩着法国，以致似乎不可能冲破。只有一个地方有阳光，某些其他地方刚刚是黎明，或者是有点微微的曙光，其余到处都是黑夜。
因此，对我们来说，要清楚地看到社会问题的解决是不可能的。现实和愿望之间有着如此大的距离，以致在人们的思想上造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然而，有一个假说给我们一把解决难题的钥匙。假如每个公民都受过中学教育，通过什么方式能建立绝对平等呢？绝对平等就是协调所有人的迫切要求的唯一手段。毫无疑问，只有通过共产主义才能绝对平等。共产主义是一个文化极高和完全平等的社会可能采取的唯一组织形式。
但愿渴望平等是教育的第一个结果，最不可抗拒的结果，为了相信这点，只要用眼睛看看周围，看看自己就行了。在有知识的人之中，如果不是慑于暴力的压制，谁愿意忍受任何欺压呢？压制已养成了人民逆来顺受的习惯。人们甚至不敢想象平等，即使是想，也只是耸耸肩膀，作一个无可奈何的雄辩姿态。
可是这个暴力是什么呢？这就是愚昧无知，由于偶然的机会，听从首先来者的指挥，应征参军、胆战心惊、俯首帖耳、既是暴力的工具同时又是它的牺牲品的愚昧无知。没有愚昧无知的人，没有士兵！这样就消灭了一切统治的力量。那时谁还能够任意支配他的邻人，或者依靠损害他人来生活呢？平等将是第一条法律。博爱和自由，是它天然的、永不可少的伴侣。共产主义肯定是这样一个社会秩序的必然形式，因为根据一般常识来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解决全部经济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共产主义不可能是当前社会形式的原因，共产主义只能和普及教育并存，而我们目前还不能实现普及教育。过早地企图把共产主义种植到不适应的地方只会带来灾难。1848年大多数工人不能接受工资平等，因为工资平等和他们受过的有限教育的确是不相容的。
协作是共产主义的未来母亲，她还只是处在怀孕的初期。协作组织把它的参加者保持在交换制度之下，因此仍然是个人主义性质的制度。任何人都不会同意使这个组织更狭窄的。进行如此深刻变革的条件一点都未成熟。直到今天，共产社会给人们看到的只是协作的、讨厌的表现形式，修道院似的形式。可是共产社会未来的表现形式却是自由。一条路道不论天冷天热，都是干燥而坚硬的。但在冷热之间，有一个熔解的过程。
在巴黎，人们胆敢在群众集会上用谩骂政变的字眼攻击“脱离劳动阶级的人”。人们胆敢说学者社会是没有生命力的，因此人们宁可要一个愚人社会。当一个国家因愚昧无知而被奴役时，却埋怨说有教养的学者太多了，这难道不是人民敌人的语言吗？他们也深深感觉到这一点，因此用恭维词藻来掩盖他们的策略。他们用阿谀奉承来骗人，向无产阶级宣传双手的灵巧和脑子的智力具有同等价值。忠实于人民大众解放事业的劳动人民完全了解这种称赞所包含的毒素。他们深知体力和技巧并不等于智慧，一个工业品的制造者可能同时是一个盲目的受骗者。
在原材料的手工操作方面，多少动物如果不比人强，至少也是人的对手啊！有些鸟窝简直是些无法模仿的杰作。哪有比蜜蜂和蜘蛛更高超的工人呢？蜜蜂能按我们永远不能超过的几何的精密度把许许多多六角筒并列起来。蜘蛛无视数学家的科学和纺织工的手艺会在错综复杂的条件下织丝，在各种不同的角落里结网。但它们只是两种普通的昆虫啊！
不！之所以成为人，并不是手工的巧妙而仅仅是人的思想。解放人的工具不是手臂，而是脑袋，而脑袋只有经过教育才能有活力。攻击思想的乳母就是对有思想的人的凌辱，对社会的犯罪。
胃不吃东西会难受，脑子却相反容易习惯饥饿。脑子越饥饿，越没有吃东西的需要。脑子过分饥饿不会引起贪欲，反会引起对食物的厌倦。脑子并不感到饥饿的坏处，甚至还会感到满意，它自愿陶醉在有气无力的昏迷之中。如果胃不吃东西会造成身体的死亡，那么脑子没有知识就会造成精神的死亡。只有一些野蛮的人才能满足于纯粹牲畜般的生活。因此，暴政也知道，只有通过使人的智力萎缩才能从精神上消灭一个民族，并且可以说是把他们排出于人类之外。一个民族能够宽恕压迫者的奴役、监禁、苦刑、贫困、饥饿、一切暴力、一切灾难、一切痛苦，但是永远、永远、永远不能原谅对他们思想的凌辱和对他们智慧的窒息。对这样一种罪行，不能有半点饶恕！
因此，不要去理会那些胡说八道，那些幻想的纲领、词句和形式的争论！人民的得救要依靠教育。知识！知识！这是普遍的呼声。敌人是不要教育的。他们千方百计要使我们退回到任他们践踏的中世纪去。谁不记得1850年蒙塔郎贝尔①在立法讲坛上讲过这句名言：“对峙着的有两支大军：一支善的大军；一支恶的大军。善的大军是四万个牧师；恶的大军是四万个教师。”
①蒙塔郎贝尔（Montalembert，1810—1870年）政论家和政治家。天主教和社会保守主义的积极维护者。
好啊！这两支大军今天合而为一了。蒙塔郎贝尔的号召得到了响应。人们打开政变后的《总汇通报》②就可以看到蒙塔郎贝尔的纲领在严格地执行：耶稣会学校到处代替了公立中学；教师象野兽一样受到迫害；沦落者受到诅咒，也可以说是对穷人教育的诅咒；小学教育降低到宗教教义教育；在中学里，取消了哲学课，将研究引入歧途，或者更确切地说，扼杀研究；年青一代完全交给了教会；到处都对知识展开殊死的斗争，到处都是资本主义的种子，高声号召教士和黑暗势力去挽救资本万能所面临的危机。
②第二帝国时期的官方报纸。
在这些不幸的日子里，眼见着一切邪恶的力量都放出笼来围攻人性，谁能忍住自己的眼泪呢！怎么能不意识到他们的穷凶极恶的罪行呢！啊！如果他们把法国带往很远的地方，带往天涯海角，他们会如何大喜若狂地消灭宣扬人性的全部不朽杰作和印刷文字本身，甚至印刷术的名词呢！
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如果把居民搬走的话，土地总还在那里；而且因为在文明的世界里，唯有智慧才是真正的力量，所以我们的胜利者将由于他们自己的胜利迅速走向死亡。他们在死亡的威胁下不能不停止前进，因此也不可能彻底消灭大脑的作用。但他们已经造成了多么巨大的破坏啊！而我们所受的苦难还没有到尽头呢。一直拥有最高权力的刺刀——金钱——教会三位一体，只能依靠暴力和愚民来维持。普选成了这三位一体的可怜的奴隶，这个奴隶被宪兵和教士抓着衣领在资本的押送下，在鞭打、脚踢的情况下，前去投票。
这有什么可以惊奇的呢？一个无知的人几乎不能算是一个人，人们可以用缰绳和马刺象驾御马一样驾御他。主人唯一关心的就是要他们劳动，要他们屈服。如果你们愿意深刻地了解保守主义的梦想，就得研究一下他们的语言和作品，政变之后，当他们把人民踩在脚下时，他们就揭掉了假面具，以为不必再装模作样了。他们立即封闭了培养大批真正教师的师范学校，还必须看一看这一时期对“培养造反者和毒害青年的学校”的疯狂诬蔑。官方演说、报纸、传道说教，都在竞相宣传平民的子弟只应该学一点宗教教义和一门手艺，其他一切教育都永远是叛乱的根源，公共的灾祸。到处都展开了咒骂教育的活动，因为教育点燃了广大群众的求知欲望，促使他们走上社会；到处都掀起了一场诅咒“脱离劳动阶级的人”的风暴，咒骂他们是整个社会秩序的敌人，暴动的制造者。
当人们今天在人民议会的内部再次看到对“脱离劳动阶级的人”的攻击和义务教育的论战时，不难推测出在社会主义假面具之下的封建宗教的阴谋诡计。只要深入研究一下“职业学校”的计划，人们就会很容易重新发现1852年的病毒，那是一个确定不移的观念，要把劳动人民束缚在一种职业上，并通过这条道路恢复等级制度。
一个进行精神生产的工人往往比一个进行物资生产的工人要穷苦得多。如果“脱离劳动阶级的人”不是一些知识贱民，又能是什么人呢？人们之所以咒骂他们，只是因为他们贫穷。他们一旦有了金钱，就不再是脱离劳动阶级的人，而是一跃而为第一流人物了。在我们的社会里划分人的等级的，不是德才，而是财产，这不是最好的证明吗？
大量的学者一生进行劳动而不受重视，结果生活贫困，死于贫困。他们有知识。但是他们缺乏计谋，然而只有计谋才能使人致富。计谋这个吸血鬼的吸血器官，是我们这个残酷社会至高无上的主人。自然忘了给某些人这一器官，这真是他们的不幸啊！他们只好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科学即剥削科学的鱼肉对象了。
成千上万的优秀人物在贫困的泥坑中慢慢衰弱下去了。他们是资本所害怕和恐惧的。资本并没有弄错它所仇恨的对象。这些“脱离劳动阶级的人”是进步的无形武器，他们今天是暗中鼓动群众的秘密酵母，并且不使他们在衰颓中消沉下去。明天他们是革命的后备军。
（1869—1870年）
（三）圣埃蒂安事件。厂主和工人之间的斗争①
①《社会批判》第二卷的大部分是手稿，我们下面发表最具有特点的几篇。
1848年组织起来的名为“人民社”的纺织工人协会，稍微减轻了这个城市无产阶级所受的沉重压迫。厂主们因受到这种新力量的压制而暴跳如雷，并预言这个城市将要毁灭。他们认为外国的订货因货价上涨而减少并转移到巴塞尔和英国去了。厂主们过去习惯于制订法律，今天却要接受工人的法律，使他们感到愤怒。这就是当前社会秩序的情况。资本只能发布命令而不能服从命令。一旦它不再能统治时，他们便叫喊受压迫了。自由，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绝对的权力。资本不允许和劳动之间有其他的关系，只承认两者之间的主人和奴隶的关系。
非常可能的是，在圣埃蒂安，使资本家正在高声地叫喊的所谓奴隶制，仅仅是资本家专制统治的缩小，是对至今无法无天的专制统治的限制而已。工人联合起来的力量，使工人不再屈服于老统治者的意志了。工人用同样的武器和资本家的贪得无厌进行斗争，因而不再处在蚯蚓的地位。他们能够制止工资下降，限止资本家的剥削，同资本家进行谈判，而不是忍受恶劣的劳动条件。他们参与了利润的分配，从而减少了分配上的不公平。
一个工厂主不再是劳动力价格的最高决定者，在他看来，这是一个不可容忍的造反，这场造反剥夺了他的利润的主要来源，那就是任意削减工资，因此，减价出售商品，以吸引订货和保证销路。
所有这些斗争都孕育着内战。资本家永远不会同意放弃任何一点权力。资本家比专制帝王更难对付，更不屈服，他们是既不愿意也不能作出让步的。他们只是根据他们的心意来承认法律。
今天，反革命的议会再一次试图箝制法国，并疯狂地为这个冷酷无情的主子资本家服务。反革命的议会又重新制造了一条束缚劳工的锁链，用维持刑罚对付劳工联盟。圣埃蒂安工人取得的优势激起了保王党内心不可抑制的愤怒。广大的纺织工人协会的团结一致和意志坚定迫使保王党不得不小心从事，这种谨慎小心可以从《辩论日报》的外交辞令中看得出来，这家报纸是实力的驯服工具。
这些高傲的贵族向奴隶妥协必然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他们为了谨慎起见不得不小心从事，不得不抑制自己，这就激起了他们心灵深处万分的愤怒。在这些幕后的暴君的思想上，有时甚至在他们的言论里都闻得出血腥味。圣埃蒂安这个不幸的城市遭到的屠杀还没有结束，哭丧的日子还没有到头呢。这个城市完全处于戒严状态，尽管它始终保持着平静，没有受到丝毫的扰乱。人们把共和党的报纸封闭了，使人民在他们的刺刀之下生活着，把拉德茨基①和海瑙②之流调在城里驻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