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者根本不愿使用暴力。他们不愿意滥用他们人多的优势，用武力来夺取武器。他们在进行谈判，使对方同意交出武器。这些谈判浪费了时间。
附近的一队岗警闻风而来，手持短剑，冲向起义者。听到“警察来了！”的喊声，布朗基、厄德斯（Eudes）和格朗吉（Granger）马上从里院出来，立即发生了一场短暂的激烈混战。
警察最后逃走了，他们在广场上留下了一具尸体和两个受了伤的警察。
起义者在战场上取得了胜利，为了取得消防队的武器，他们又作了一次努力。
这些温和的手段只能带来失败。但公民们无论如何不愿使用野蛮的暴力来对付这优秀的消防队。于是，突然袭击流产了。
经过了这场无益的谈判，起义者离开了营房，而改从外边的大马路向贝尔维尔区行进。对他们来说，显然这个计划已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居民都很惊慌。
居民们既好奇又害怕，既不敢动，又一言不发地靠房屋站着。在起义者走过的大道上没有一个人。尽管他们喊口号：“共和国万岁！”“打死普鲁士人！”“拿起武器来！”呼吁观望的群众参加，但却毫无用处。
群众对这样的鼓动既不回答一句话，也没有做任何动作。
起义的领导者本来认为局势的严重以及前几天所发生的一系列骚动可能会唤起广大的群众。
但是，随着最初几天无能为力的情绪而来的是失望。人们的思想转向另一个方面。人们变得猜疑起来，变得过分畏惧普鲁士间谍。
警察成功地、阴险地使人们产生了幼稚的恐怖，这种恐怖转移了人们的视线，使他们忽视了推翻帝国这一重大问题。事实是，即使在贝尔维尔这样一个有革命传统的地区，也没有任何人起来参加起义。
起义的队伍就这样在贝尔维尔林荫道上孤独地、沉默地走了二千多米。
布朗基、厄德斯和格朗吉认为这次起义已经流产，便要队伍停止前进，并对他们的伙伴说：
“这次起义失败了。首先，我们没有拿到枪支；其次，大家看到没有人参加我们的队伍。没有人民，我们什么也做不成。再过十分钟，我们这小小的核心队伍就会遭到夏斯波枪的袭击，而我们的左轮手枪则无法对付。因此我们必须马上散开。现在路上可以自由通行，没有任何人会阻碍我们撤退。收藏起你们的武器，穿过邻近的街道分散开吧！”
大家都赞成这个建议。夺来的三支枪被扔掉了；左轮手枪藏进了衣服里面，散开工作毫无阻碍地完成了。
我们没有留下尸体、俘虏和受重伤的人。
而且，谁也没有想到要挡住我们的去路。我们周围的人全都目瞪口呆。
完全应该说，这一队果敢的人把恐怖散播得很远。从通向林荫大道的小路口上，可以看到几百公尺外站满了大群的人，他们不敢走近我们。还可以看到警察也同我们保持着敬而远之的距离。
……逮捕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武装的队伍离开之后，一些好奇的人就聚在营房门口，按照巴黎人的习惯互相探询打听。突然，警察局的警察和密探一拥而来，他们对这群看热闹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殴打和逮捕。
……警察逮捕的人里面也许只有两三个人是因为粗心大意而被人告发的。
尼德斯和布里多（Brideau）只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才落入了波拿巴政权手中。一个并不是专门做密探的莱勒（Leleu），瞥见厄德斯外套里隐藏着的左轮手枪，他便跟着他们两人，最后叫警察把他们逮捕了。
警察把八十个不幸的人关进了监狱，听候军事法庭不公正的判决。见证人对每一个带到他们面前的被告都作了伪证。要不是9月4日的革命结束了这出悲剧，真不知道这些嗜杀成性的魔鬼要把无辜者迫害到什么地步。
……所有那些在报刊上和讲坛上把拉维莱特起义者说成是“普鲁士奸细”的人，毫不例外地在故意撒谎，因为他们确知事实恰恰相反，而其中某些人从可靠方面获得消息，非常清楚地了解这次运动的领袖们是谁。……不。巴雷勒①，不是普鲁士，而是公民格朗吉，他为了购买武器，献出了他的全部财产一万八千法郎，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个生丁。
①巴雪勒（Basile），博马舍的喜剧《塞维勒理发师》中的卑鄙造谣的角色。——译者
献出自己微薄的财产，使自己沦于赤贫，来换取“作为叛徒遭到枪决”的幸福命运，这无疑是个傻瓜。但愿我们的国家多一些这样大公无私的傻瓜，而尽可能少一些对他们进行诽谤的利欲熏心之徒。
时间和事实对这些无耻行径作出了公正的裁判。尼德斯被选为安土昂郊区国民自卫军的营长，公民们选他的唯一理由是他参加过拉维莱特事件。在蒙马尔特区，布朗基也在欢呼声中当选了同样的职务。
巴黎知道，这些人曾想在8月14日完成要到9月4日才能完成的事业。他们当然错了，因为那时时机尚未成熟；必须善于判断时机，特别是在这样一些可怕的问题上，任何错误的判断，错误的估计，都会带来严重的责任。“我认为”这三个字是永远不能成为一个依据的。
自作主张使有关全国自由的事业走错一步棋，这是一个错误，这种错误往往是不可挽回的，也是不可原谅的。幸而这次错误仅仅是一次普通的偶然事件，它很快地就消失在革命的暴风雨之中。
……人们有理由指责拉维莱特的起义迟了八天。正因为8月7日，星期日，雷舍芬惨败的第二天，惨败的消息震动了巴黎，那时就应当起来推翻帝国。
8月14日是太晚了，或者是太早了。唯一可以回答的是起义领袖远在布鲁塞尔，突然得到阿尔萨斯的震动人心的消息，他那时没有护照，不得不在8月11日晚上步行偷越国境。这种辩解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当一个人从事严肃的政治的时候，不应当让自己措手不及。
但他们到底没有出卖给普鲁士，因为他们是不由自主地迟到，错过了时机，然而，这种无情的谴责，这种对那些把行动看得重于言语的人的无耻诽谤，却是我们时代的一种不幸，也是一种十分可悲的衰落象征。
……拉维莱特事件的主要突击手是布朗基、厄德斯、格朗吉、卡利亚（Garia）、前议员比尔斯（Pilhes）和从加利福尼亚回来的弗洛特（Flotte）。特里东（Tridon）因病没有参加。
把这些人说成是一伙普鲁士人，真是咄咄怪事！
（二）反动派（1870年9月19日）
9月4日，共和党人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一致行动，宣布放弃一切不同意见，全力协助临时政府。
这个协助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同心协力保卫祖国，抗御外国侵略者。
谁也没有放弃使用自己的理智和眼睛。“有没有努力保卫祖国？”这个问题始终在每个人的脑海里翻腾。
每过一天，回答的是令人忧伤的：“没有！”
有人徒然想把独立和自由的事业分割开来，在法国，独立和自由是二位一体的。
帝国出卖了祖国，并且被推翻了，因为它试图用一只手对外作战，用另一只手对内镇压。它的左手使它的右手瘫痪了。它断送了我们的军队，并使我们的国家陷入了深渊。
可惜啊！这一教训并未被吸取。
随着一瞬间的振奋和某些表面上的合作之后，可悲的对抗又重新出现。对抗正在日益发展，威胁更大。八月的局势①又已重现。临时政府只是模仿帝国的无力的政府而已。
①指1870年8月14日布朗基领导的拉维莱特林荫大道的起义行动。其目的是要在法国重建共和国。可是，这次行动由于组织工作做得不好，时机还不成熟而遭到失败。布朗基认为，在帝国崩溃之后，形势又一次要求进行反对“国防”政府的斗争。
临时政府害怕革命甚于害怕普鲁士，对巴黎的戒备先于对威廉的戒备。它对人民充满了猜疑和敌意。
这次分裂的罪人是谁呢？谁首先破坏了同盟条件的呢？它是在保卫祖国的基础上缔结的同盟。新政权难道不是这个纲领的第一个产儿吗？然而，新政权却一分钟也没有实现过这个纲领。
在9月4日以后，帝国的利益和普鲁士的利益必然很快就交织在一起。威廉和波拿巴成了同盟者。说得更正确些，今天，不管是那一种君主政府都和共和国的侵略者结成联盟，而这个共和国就是法兰西。
如果屈辱的媾和带来的是割地赔款，那么，除敌人之外，还有谁是共同的受益者呢？是君主。只有一个君主政府受益，而整个法兰西将任人宰割掠夺。
如果说把所有君主主义者都看成是积极参加侵略的帮凶有什么不公平的话，人们也并不因此就应该以同样的宽恕来对待帝国的一切官员，他们是一切腐朽政权下营求官职的乞丐。
他们从一开始，就极端仇恨共和国。他们公开投奔敌人，他们是敌人的开路先锋，为敌人招兵买马。何必去谈他们的丰功伟绩呢。报刊上已经登满了他们的卖国丑闻了。
要求罢免这一群卖国贼，难道就违反了同盟协议吗？
维持他们的权力，岂不是使自己同他们的罪恶勾当同流合污吗？
自从9月4日以来，共和党人就请求政府撤换那些原有的市长和初级法院法官，因为这些人过去是为暴政效力的工具，今天是阴谋和颠覆活动的制造者。
可是政府依然装聋作哑。
巴黎一再要求解散给人们留下血腥回忆的旧警察组织。政府却置若罔闻。
警察总监却富有讽刺意味地把巴黎市警卫队改名为共和国警卫队，把凶恶的警察改名为“保安警察”。从今以后，政权完全依赖这批人人憎恶的打手。
面对着麻木不仁、一成不变的方针，一切埋怨、责备、要求和哀告都不起作用。政府的回答只是讥讽地号召人们平静和服从。它厚颜无耻地利用爱国者的忠诚和沉痛。
“联合”这个字眼几乎已经成了一切反对自由的敌人的战斗武器。我们要知道，协作对共和党人来说，并不意味着向反革命屈服。他们所要的联合是为了拯救共和国，而不是为了摧毁共和国。
（三）1792年——1870年（1870年10月30日）
1792年到1870年，前后相距只有八十年！相当于一个长寿人的一生。可是，从1792年这个摇篮到1870年这个坟墓，却相当于普通年月的十个世纪。这两个年代之间没有任何相同的地方。精神的世代相承已经不再存在。人们只继承了先人的血统，而没有继承他们的良心和气概。传统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在这个时期的两端有两面旗帜：1792年的旗帜是意气奋发；1870年的旗帜是投机观望。
到处都能听到这样的叹息：我们1792年的先人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人，这么多的财富，这么发达的科学。可是他们都是英勇的。他们拯救了祖国，粉碎了君主同盟。而我们拥有我们前人所没有的人力和财力，难道我们就要受到全欧洲的轻蔑微笑，沦亡在普鲁士的铁蹄之下吗？
于是这个呼声显得更加绝望：“92年！我们要做92年的人，否则法国就要灭亡。”可是紧接着又有这种奇怪的叠唱：“让我们紧密地团结在‘国防’政府的周围吧。”
我们92年的先人团结在革命政府的周围，这个政府既镇压了内部敌人——君主专制，又把剑头指向内部敌人的同谋者——外国侵略者。
而你们，你们却要团结在反革命政权的周围，这个政权放逐了共和党人，是保皇党人的侍臣，侵略者卑鄙的奴才。
最坚强的人士这样冒险地说：“应该推动政府前进，使它不再软弱无能，疲疲塌塌，但是总得要维持它。”
哦！你们因为旅行需要行李，就把政府看作是随身携带的包袱了吧？
可是！这件行李却在规定旅程和控制旅客呵。
人民是政府要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的人。他们的生死都被政府所操纵。他们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但是奇怪的是，波拿巴统治了二十年之后，人民却很快就把这一点忘记了。
92年的共和国无情地清除了君主政府的帮凶，它的文武领导集团和它的法律、风俗、宗教、思想意识甚至它的服装。共和国在土崩瓦解的帝国废墟上站了起来，把愤怒的法国投入了战斗。并且，要是外部的普鲁士人向法国的国土多迈进一步的话，它在对国内的普鲁士人进行一次11月2日①的镇压时决不畏缩。
①大概日期有错误。这里指的应该是1792年9月事件。当时在凡尔登失守和旺代叛乱消息的影响下，许多人民的敌人，经过人民的非常审判，都被判处了死刑。
1870年的共和国却把共和党人看成是唯一的敌人，它屈服于贵族和教士。它还要向那些曾经掠夺、盗窃、扼杀国家的罪大恶极的百万富翁的寡妇偿付二万法郎的年金。它把儿童交给耶稣会教士，把公民交给军国主义。它为过去牺牲未来，为反动分子牺牲民主党人；它使我们的双手陷于瘫痪，只用有名无实的抵抗来抵御侵略者，向他们乞求饶恕和恩赐；它依赖串通外寇的保皇党人，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来威胁革命者。
为什么在来向我们提起92年的同时人们又高呼：“国防政府太值得赞美了！”这是两个相反的极端：92年拯救了革命，建立了共和国；而市政厅①却正在毁灭革命共和国。
①这里是指设在巴黎市政厅的国防政府。
国防政府有那些帝制派作为帮凶，这些人在对共和国进行了二十年的屠杀和流放之后，现在居然一面高喊“共和国万岁”，一面却准备更加疯狂地对它进行屠杀和流放。
国防政府的旗帜是叛徒的旗帜，是反复无常的两面派的旗帜。两面派在各个接待室里都能插足进去，为各种不同政治色彩的报纸都能写篇文章，在各种各样的机构里都有他们的进身之阶。在这面旗帜之下，一切腐化堕落分子都可以找到藏身之所，替它的招摇撞骗摇旗呐喊，随声附和。
它就是反革命，它正在给法国挖掘坟墓。
（四）停战与投降（1870年11月5日）
人们在11月2日的《时报》上读到：
“……巴黎成了战士，法国正在行进，外省的人民正在武装起来，……人们已经睁开了眼睛，今天的法国重新获得了欧洲和全世界的尊敬……。世界列强都懂得了。首先，俄国认为再不采取行动就是犯罪……它们达成了一项协议。这项协议要达到这样一个结果：‘凡是试图媾和的先决条件都是要在法国建立一个正式政府’，这个政府的建立必须按照停战协议的规定；只有作到这点，此后，才能提出停战问题……”
不可能更清楚地暴露他们的阴谋诡计了。帝国军队的迅速溃败，普鲁士人的胜利前进，已经使欧洲完全相信我们的衰弱无能。
国王们以大声欢笑来欢迎我们的失败。
当国防政府向他们摇尾乞怜的时候，他们冷淡地回答道：“这与我们无关，我们无能为力。”他们袖手旁观，期待着我们灭亡的到来。
但是，正当市政厅到处哀求同情和援助的时候，巴黎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站起来了。尽管我们的所谓统治者把海军大炮搁在布勒斯特，把外援的枪支放在英国或其他地方；尽管他们不作任何准备，卑躬屈膝，低声下气，巴黎却一天比一天更可怕。市政厅不得不给巴黎提供武器，假意模仿巴黎的热情和语言，竭力戴上意志坚决和同仇敌忾的假面具，否则就有遭到被推翻和被抛弃的危险。
敌人原来认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长驱直入这个胆战心惊的城市，可是，他们却碰上了遍插刺刀的碉堡。时间在毫无结果的企图和血腥的战斗中过去。无论是这些头目的无能还是心怀叵测，都不能制胜居民的力量。
两个月来，普鲁士人呆在我们的城下白费时间。巴黎的奋起使全欧洲大为震惊，使各个君主国不寒而栗。它们曾沉沦在蔑视的缄默中，期待着伟大的革命者的死亡。
但是，伟大的革命者是绝不会死亡的。他们举起了五十万把刺刀；他们蔑视和嘲笑俾斯麦、饥饿和炮轰。今天，他们击退了敌人，明天他们还准备进攻。他们对政府的软弱无能、不采取行动，表示极大的愤慨，他们大声疾呼要求枪支和大炮。
国王们都在战栗，他们的恐惧戴上了同情的假面具。当逆流把法国推向灭亡的时候，他们任其自流。可是，当潮流使法国可能重新得救和取得胜利的时候，他们便改变了主意。
这时，他们倒充满了人道主义和善心好意。鲜血横流使他们伤感。必须立即制止这种丑恶行径。如果巴黎当真把威廉消灭在城下，如果巴黎联合外省，把德寇埋葬在我们的田野，并且让共和的法国来攻击君主政体的欧洲，那还了得！
对压迫者的世界来说，这该是多大的灾祸啊！王室、贵族、迷信，统统滚进坟墓；而人民摆脱了贫困与黑暗，在科学与平等的灿烂阳光即知识的指引下站了起来！啊！多么不幸，多么不幸啊！赶快去援助黑暗势力和马刀吧！
赶快停战，好让普鲁士能够集中它的军队围住顽强的叛乱者，然后以武力迫使他们接受命令。趁俾斯麦挟战胜的余威，持既成的事实，还能把和平强加于人的时候，赶快提出和平！
10月31日晚①的事件后来使暴君们恢复了希望和傲慢。这些吓得暴君心惊肉跳的巴黎人民失败了，不是敌人，而是叛变使他们失败了。他们要粉碎外国人的帮凶和同谋者暗中制造的阴谋。他们却因害怕内战而遭到失败。他们由于唯恐同胞们流血而遭到覆灭。这是他们可耻的敌人从来不懂的。
①指1870年10月31日起义。大多数布朗基分子参加了这次起义，其目的是要推翻国防政府。这次起义遭到失败。政府当时虽曾答应不追究起义者，但仍在1872年以参加过这次起义的罪名，逮捕了布朗基，并且对他判了刑。
而那个利用反动派的刺刀取得胜利的普鲁士人又重新抬头，重新用起在费利埃②用过的语言来了。革命曾打击了他的傲慢，可是革命自己解除了武装。俾斯麦③有了喘息的机会。他曾向他的君主同盟者指出：使他恐怖的无知平民未来的胜利将是他们共同的毁灭，但这些平民已经从舞台上消失了。
②指1870年9月19日法国外交部长儒尔·法弗尔（Jules Favre，1809—1880年）和俾斯麦在费利埃—昂—勃里（塞纳—马恩省）别墅举行的会谈。法弗尔要求维持法国的土地完整，而俾斯麦则要求把阿尔萨斯—洛林归并给德国。会谈没有结果。
③俾斯麦（Otto－Edouard－Leopold Bismarck，1815—1898）：普鲁士和德意志的政治家，他深信君主政体的优越性。他是普法战争的主要发动者，从1867年起他就开始准备这场战争。从1871年起，俾斯麦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宰相。
尽忠报国已经被压倒了，利己主义占了上风。历史上的巴黎已经无影无踪，剩下的只是发财致富、骄奢淫逸、花天酒地、狂嫖滥赌的巴黎。
它已经不是那个曾使眼前的和远方的敌人发抖的巴黎了。今天，巴黎已经胆怯、懦弱。它追求的是佳肴美酒、歌场剧院、妙龄少女和靡靡之音。
去它的什么祖国和独立，还是大吃大喝吧！让阿尔萨斯和洛林见鬼去吧！不惜任何代价，停战与和平万岁！
威廉已不再害怕，他的口气又将强硬起来。他又一次看见在他面前的都是懦夫，这些懦夫不愿进行战争，尤其是当战争必然会建立他们所憎恨的共和国时。出卖阿尔萨斯却可以恢复君主政体，对于他们来说，简直是一桩黄金交易，他们最喜欢这种明输暗赢的赌博。
多付代价或者少付代价，对他们有什么损失呢？只要生意早日做成，管它停战的代价是多少？解围的代价是多少？法兰西的奇耻大辱和亡国灭族的代价又是多少？
起义已被镇压下去了。交易所和教会成了国家的主人。人们就会看到它们的行动。国家完了，除非人民捲土重来，把国家从这两个瘟疫中拯救出来。
（五）反动派和俾斯麦的公开联盟（1870年11月25日）
奥尔良保王党人和波拿巴保皇党人之间缔结了联盟。
甘必大在11月28日给政府的报告中写道：“他们已联合一致。两党要求成立一个国民议会，并且不遗余力地促其实现。”
不妥协的甘必大先生①，开始立功赎罪了。共和党人对他的上台曾助了一臂之力。而他一旦掌握了政权却把共和党人一脚踢开，把他们出卖给敌人，企图获得敌人的恩典。
①莱翁·米歇耳·甘必大（Léon Michel Gambetta，1838—1882年）：政治家，出色的演说家。开始政治活动时自称是民主党人。帝国崩溃后，他负责国防。他拒绝接受俾斯麦的媾和条件（1871年），随后他逃往西班牙。
巴黎公社之后，他是共和党的领袖，阶级调和和机会主义的倡议者。在1881年竞选大会上，他号召工人放弃斗争，实现阶级调和。
真是幻想！人们收买了变节者，给了他们金钱，却不接纳他们。他们自己总是痴心妄想地认为已被接纳，反动派正在着手编造第二批流放者的名单。流放第一批人的宪兵，将被列在第二批名单的最前列。甘必大曾用马鞭打过共和党人，现在要轮到他挨马鞭抽打了。
他早已令人怀疑了。他口头叫喊抵抗。他曾为巴宰纳②发表过声明，而巴宰纳是保守党的希望和宠儿，社会的救星！为了镇压无政府主义，巴宰纳愿意随同他的军队和普鲁士人一起前进。
②阿西尔·弗朗斯瓦·巴宰纳（Achille Fraucois Bazaine，1811—1888年）：法国的反动军人、煽动家和元帅。1870年10月27日，他出卖祖国，把麦茨放弃给普鲁士人，为普鲁士人打开了通往巴黎的道路；为了扼杀共和国和重建君主政体，他还同普军司令进行了谈判。
“两党都要求成立一个议会，并且不遗余力地促其实现。”甘必大这句话使他罪无可赦。他不应该弄错，法国保守党的党魁就是俾斯麦。合法政府不是在巴黎，而是在凡尔赛。俾斯麦要求成立一个议会，他知道，有钱阶级是支持他的，而这些掌握选票的阶级，通过他们的势力和外来恐怖的影响，会选出一个普鲁士的、君主政体的议会。
只要浏览一下这里的反动报纸就明白了。昨天，人们不是在这些无耻的报纸上读到了它们在国王威廉那里的代理人在普鲁士《总汇通报》上发表的恬不知耻的诽谤文章吗？这些报刊还把这篇文章称为“重要文献”呢。
的确很重要，因为这是他们自己在巴黎发表的对10月31日牺牲者所作的诽谤的复制品，从而暴露了他们同俾斯麦的亲密关系。他们又让俾斯麦在凡尔赛翻印了这篇下流文章，他们竟无耻到这样的程度，居然吹嘘他们同敌人的公开合作。把这篇文章作为道德权威来引证。
人们看到，事情的发展异常迅速。俾斯麦和他在巴黎的伙伴们，指责市政厅对付10月31日的“匪徒”过于软弱宽容。我们的统治者只有唯命是听才行。他们的一只脚已经进了监狱，因为反动派从此以后有普鲁士的士兵作为宪兵，并且北方的首相不会拒绝他的那些好朋友的任何要求。只要他们把适合他口味的省份割让给他，那么他们就能够同他的警察一道随意地绞杀、枪毙和流放违反普鲁士国王和君主派意志的“匪徒”。
谁能相信这回事呢？儒尔·法弗尔先生①本人，这位为当前局势唱挽歌的伟大人物，不久会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也许会是一个“匪徒”。他不接受俾斯麦以及他在巴黎和凡尔赛的报刊提出关于召开国民议会的命令。他胆敢说：“需要分裂和削弱国家的抵抗力量，就足以说明这是一道什么命令，以及不服从就遭到谴责”。
①儒尔·法弗尔：政治家，共和党的温和派。1848年制宪议会议员。帝国崩溃后，担任外交部长，曾积极参加镇压巴黎公社和组织白色恐怖。
这就是市政厅这个大诗人全力反抗今天以威廉的伟大首相为化身的代表秩序的人物，他将受到在巴黎的普鲁士报纸的排斥。这家报纸对他已经不是用象对老革命者那套办法，而是公然发表带有巨大威胁性的、无意味的文章。
但愿人们不要忘记，巴黎的普鲁士报纸，就是反动派。反动派也就是社会。是的，今天法国社会以普鲁士国王为代表，而它的喉舌就是普鲁士国王的首相。
至少，这并不是说法国热爱威廉。差得远呢！法兰西社会并不是法兰西国家。别混淆这两个迥然不同、互相敌对的概念。社会，就是资本；国家，却是劳动。一个是主人；而另一个是奴隶。
人们经常反复问道：“为什么把这两个不可分割的、互相敌对的东西区分开来呢？”它们是不可分割的。没有主人就没有奴隶；没有奴隶也就没有主人。有待解决的问题将是：既不要主人，也不要奴隶。可是不再在这方面多谈了，离题太远。我在其他地方曾讨论过这个始终有着强烈吸引力的主题。不该再谈下去了，目前也不是谈的时候。让我们再来谈谈政治。
毫无疑问，社会统治着国家，而且统治得很不好。结果是社会和国家这个两位一体的人摔起交来，最后还是象原先一样地站着。于是摔交又重新开始。可是这一次，摔交不那么简单，由于有一个打击弱者，以便掠夺的第三者参加而复杂化了。
实质上，弱者是有双重性的，外国强盗根据惯用的手法，向搏斗双方中的一方提供支援，以给酬报为条件，打倒对方，建议已被接受。但是，受伤的搏斗者拒绝了这种负担太重的调解，并要求继续争吵。
普鲁士国王，这个外来的强盗，受到了他想要重新扶植起来的法国社会的欢迎。国家不满地以无比的愤怒拒绝了普鲁士国王。国家对它的罪恶政府深感厌恶，并坚持在痛打侵略者和使侵略者的同谋者就范之前，决不结束战斗。
国家能否得胜，是十分值得怀疑的。它原先占过优势，但由于缺乏经验和意志薄弱而失去了优势。社会，它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人数众多的群众，受到无知和贫穷的限制，不能战胜金钱和知识这种少数特权。
我们又一次目击人民的失败。然而，这次胜利将比过去任何一次都要罪大百倍，因为胜利者将凭借日耳曼强盗的恩典而取得胜利。
这就是盲目的群众至今还没有看清楚的地方，而以后再看清楚已经太晚了。
然而，这一胜利很快使人意识到有人卖国，而卖国贼是不可能长期从胜利中得到好处的。
（六）侵略者（1870年12月5日）
并不是我们把德国强盗引进来的。威廉徒然每天反复叫喊德国受到挑衅。他在撒谎。谁不知道这事呢？
战争的挑衅者，就是这个四年来暗地里不声不响地准备侵略和消灭我们国家的人。
战争罪犯，就是那自称为优秀人种的民族，他们把全人类当作他们天然的垫脚石。
难道法国人怨恨日耳曼民族吗？他们不过是不理睬德国人的狂暴和诅咒罢了。他们甚至对这些卑鄙手段不闻不问，这更是一个侮辱，它增加了这些偏执狂者臆想的不满。
是的，在整个德国都布置了陷阱。德国认为法国是一个可诅咒的、应受上帝惩罚的国家，因而它象阿提拉①一样谦虚地自命是天灾，跨进了我们的国土。这个全能之神，公正裁判的捍卫者，具有他同类人的习惯，职业上的特殊习惯——穷凶极恶。一切上帝的复仇者都是妖魔鬼怪。
①阿提拉（Attila）匈奴族首领，死于公元453年，曾率领匈奴人残暴蹂躏高卢（公元451年）和意大利（公元452年）。——译者
假仁假义是他们的第一个品质，是其他一切品质的根源。难道象霍亨索仑这样的陷阱还不可恶吗？难道还能选择更好的手段来引诱牺牲者吗？欧洲立刻懂得了这一点，尽管她嫉妒我们，但谴责了俾斯麦。
但俾斯麦是了解他的波拿巴的。他知道波拿巴希望找到任何的借口来摆脱革命。俾斯麦援助波拿巴正是为了要溺死他。
俾斯麦打算在溺死波拿巴的同时也溺死法国，条顿人也这样打算。这些坏蛋！他们对拿破仑三世大发雷霆。难道我们所有的敌人都不愿意我们有拿破仑三世吗？他们不是兴高采烈地欢迎他十二月的罪行吗？他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我们的灭亡，而当他们敲他的头时，只是为了使他深入我们的土地，好在那里扎根。
这个威廉，这个上帝的使者，他只是对波拿巴作战，而不是对法兰西人民作战的啊！可是，当法兰西人民推翻了这个坏蛋的时候，威廉又要使波拿巴重新骑在人民的肩上了！毫无疑问，这岂不是从上而下的惩罚吗？
法国几乎要沉没，因为它让波拿巴的合作者，一些有污点的、和波拿巴的司令部有接触的人，以某种身分掌舵。所以如果法国能够免于覆舟之祸，这几乎是个奇迹，因为虽然只是一阵狂风却能把它吹倒。只有这样愚蠢的舵手，才会使法国长期处于覆灭的边缘。
但愿法国终于站起来吧，让它来惩罚这些所谓的替天伸张正义者。
在胜利时，那怕胜利只有一天，也会滋长傲慢情绪，这种情绪很难纠正。俾斯麦虽然受到武装人民的打击，还是不会自动改变这样的梦想：即坐在凡尔赛的宝座上，做路易十四，宣布：“朕即国家”。同样可能，由于恐惧的结果，曾受蹂躏的居民们一旦站了起来，会认为胜利得来容易，从而让这个匪徒逃走。
这是不可饶恕的错误，为此将会付出重大的代价！象俾斯麦和他的德国人那样的匪徒是最坏的屡犯。如果巴黎逃出了他们的魔掌，就应该把它夺过来。假如被他们抢劫过的人民不惩罚他们，那么他们为什么不捲土重来呢？
这些匪徒曾经要用臆想的罪行惩罚我们，这些罪行是他们贪欲和嫉妒制造出来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他们自己的罪行遍及全世界。他们的学者难道不是在热烈的掌声中说过，不是拉丁民族就是日耳曼民族应该消灭，因为他们的共存是互不相容的吗？
我们却主张各种民族共存，而且还主张各种民族互相友爱。那些似乎比较低级的种族也有他们独特的天赋，这个天赋在人世间占有它的地位。可是，当一伙匪徒阴险地向一个无仇恨的民族进攻，并且叫嚷他们是奉上帝之命来消灭他们的，那时，这个民族难道没有权利回答他们说：“是你们的强盗种族将要灭亡呢！”
如果人民不消灭这伙强盗，至少也要把他们神妙的漫游的账单交给他们，要请他们付清这些费用。
我愿意相信，最后，不管怎样，人们不会不采取这种必要的预防措施，而且我们不幸的外省在阿提拉巡视之后会得到重大的赔偿。
五、有关武装起义的指示①
①这是布朗基1868年写的一篇论文的第一部分，原稿现存国立图书馆，在布朗基手稿，第5格第9本第9卷。请参看《思想》杂志第19期，1948年7—8月号。
巴黎起义，如果用老一套的步调，今天就不再有任何成功的希望。
在1830年，只要人民奋起，就足以推翻一个政权，因为那个政权远远没有料到武装起义这种闻所未闻的事件，所以闻风丧胆，惊慌失措。
这样的事情也只能有这么一次。政府已经从中取得了教训，因此革命产生的政府仍然是君主制的、反革命的。政府着手研究了巷战，并且很快地在战术和军纪上自然取得了优势，胜过了缺乏经验和没有组织的人民。
然而，人们会说，48年人民不是用1830年的方法取得胜利了吗？是的，但是决不能再抱这种幻想：二月的胜利不过只是侥倖而已。如果路易·菲力浦顽抗到底，优势还是属于军队的。
六月的那些日子就是一个证明。在这些日子里，人们可以看到起义的战术带来了多么致命的后果，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起义根本没有战术。从来也没有过这样好的、十之八九可以战胜的机会。
一方面，政府完全处于无政府状态，士兵萎靡不振；另一方面，全体劳动人民已经站了起来，几乎肯定能够获得胜利。那么他们怎么会失败呢？这是由于缺乏组织的原故。要了解他们的失败，只要分析一下他们的战略就够了。
起义爆发了。立刻在工人住宅区，许多地方，这里那里，都任意设置了街垒。
五个人、十个人、二十个人、三十个人、五十个人偶然凑在一起，大多数人没有武器，开始把车子推倒，把铺路的石块撬开，堆垒起来，堵住交通要道。这些街垒有时设在街道中心，但最常见的是设在十字路口。这许多障碍物勉强阻碍骑兵。有些时候，一个堡垒才略具雏形，建造者却又把它丢下去寻找枪支弹药了。
在六月，这样的街垒算起来竟有六百多个。而其中真正能独立作战的至多只有三十来个。其余的十九个或二十个没有开过一次火。由于那种情况，这些著名的战报大事宣扬占领了五十个街垒，其实这些街垒里根本连一个人也没有。
正当人们这样撬铺路石块的时候，另外小群的人四处奔走，解除警卫队的武装，拿走火枪兵身上的弹药和武器。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一致行动，没有组织领导，各人随心所欲地进行的。
可是，一些比较高大的、坚固的、修建得较好的街垒逐渐吸引了集中在那里的警卫队。确定这些主要防御工事的地点并不是有计划的，而纯粹是偶然的；其中也有个别防御工事，由于一种可以理解的军事占领上的需要才矗立在大路的隘口。
在这次起义的第一阶段，军队也集合起来了。将军们收集和研究了警察局的报告。他们极力避免在没有可靠的情报下，就拿军队去冒险，因为冒险不成反而会挫折士气。当他们弄清楚了起义者的阵地以后，他们就把军队集中在不同的据点上，这些据点构成后来作战的基地。
军队就在眼前。人民在战术上的缺点马上就要彻底暴露；这就是灾难的必然原因。
没有一个统帅部，因此就没有领导；战士们之间也没有任何配合。每个街垒都有自己的队伍，人数多少不等，但总是孤立的。不管他们是十个人还是一百个人，他们都同其他防地没有任何联系。往往连一个领导人来指挥防务都没有，而且即使有一个领导人，也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士兵们想怎样就怎样：一个走了，另一个来了；他们的去留完全随他们自己高兴。到了晚上，他们都去睡觉。
由于这种不断的来来往往，人们可以看到在场的公民人数迅速地发生变化，有时少了三分之一，二分之一，有时少了四分之三。谁也不能依靠谁。于是很快就对胜利失去了信心，丧失了勇气。
其他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人们一无所知，更不关心。谣言四起，时喜时忧。人们在酒店柜台前喝酒，若无其事地听着炮声和枪声。至于支援受攻击的阵地，人们根本没有这样想过。最坚定的士兵也只说：“只要每人保住自己的阵地，那一切都会顺利进行。”这种怪论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起义者都留在他们自己的区域里战斗；这是造成了不幸后果的主要错误，其中之一是在失败后受到邻人的告密。
因为，象这样的组织，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在两三个联队扑到一个街垒上，把几个防卫者打死之后，失败终于来临了。所有的战斗，不过是这种不变的打法的单调重复。当起义者在他们的铺路石堆后面抽烟的时候，敌人先后把他们的全部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等等，就这样各个击破地扑灭了起义。
居民们都不愿意影响这项愉快的工作。每一个队伍都象哲学家似地等待轮到自己头上，而不考虑去援助邻近的战友。不！不能！“他在保住自己的岗位，不应该放弃它。”
就是这样，多少人作了无谓的牺牲。
由于这种极为严重的错误，伟大的48年巴黎起义竟象玻璃似的被最卑鄙的政府粉碎了；面对着现在拥有科学技术的可怕成果，铁路、电报、来复线炮、夏斯波枪为之服务的野蛮的军国主义，如果它再干出同样的蠢事，那会造成多么可怕的灾祸呢？
举例来说，目前在城市里四通八达的战略公路，并不应该算是对敌人有利的新东西。人们如果害怕这些公路，那就错了。公路并不足以使人担忧。它决不至于象人们想象的那样，给起义造成新的危险，相反地，它对双方都各有利弊。如果说军队在战略公路上行动更为方便，那在另一方面，他们也就更容易暴露自己。
这种街道在枪林弹雨之下是很难通行的。此外，阳台，这个小型的棱堡，从侧翼进行射击，这是普通窗户所做不到的。总之，这些又长又直的大道完全可以名副其实地叫做大马路，这的确是真正的大马路，它构成了力量非常强大的天然防线。
在巷战中最好的武器是步枪。大炮的声音比作用大。炮兵只能造成严重的火灾。但是。这样大量地、系统地使用残酷屠杀的方式，反过来会很快殃及炮兵本身，并且造成他们自己的失败。
手榴弹，人们有个坏习惯把它叫做炸弹，它是一种次要武器，它本身具有许多不便之处。它需要消耗大量火药但是效力不大，使用时非常危险，爆炸范围极小，只能从窗口扔下来。铺马路的石块，几乎可以起到手榴弹的作用，而成本却低得多。工人们无需浪费钱。
屋子里作战最好的武器是左轮手枪，其次是白刃，即刺刀、长剑、马刀和匕首。在进行肉搏时，长矛或八尺长戟就能战胜刺刀。
军队比老百姓只多两个有利条件：夏斯波枪和组织纪律。特别是后者的力量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好在人们能够剥夺这个有利条件。做到这一点，上风就转到起义者方面来了。
在内战中，士兵们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是带着厌恶的情绪，被强制和被白酒推上战场的。他们原来是不愿意参加内战的，他们宁可向后看，而不愿向前看。但是，一只铁手卡住了他们。他们是残酷的军纪控制下的奴隶和牺牲者，对政权没有任何感情，他们仅仅屈服于恐惧，没有一点主动精神。一个支队一被切断就完蛋了。指挥官们不是不了解这点，因此他们最关心的是保持各部队之间的联系。这种必要性减少了他们的一部分实际兵力。
在人民的队伍里，却毫无共同之处。在这里，人民为理想而战斗。他们的忠诚超过了敌人，他们的智力更远远超过了敌人。在精神上，甚至于在身体上，他们的信念、活力、无穷的智谋，身体和精神的生气勃勃，都超过了对方。他们有头脑，有勇气。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军队能和这些优秀人物相提并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