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用这些历史主义的术语阐释了伯林的自由主义。对于伯林所援引的约瑟夫·熊彼特的那段话（本章前面曾引用了这段话，桑德尔还对此也进行了讨论），罗蒂评论道：
“说一些信念只具有‘相对有效性’，这种说法似乎意味着这些信念只有对于持有这种信念的人们来说才是正当的合理的，而不是对任何人也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正当合理的。但是，要真的是这个意思的话，相对有效性这个术语就不会有对比的意义，因为没有任何有意义的绝对有效的论据。绝对有效性就会局限于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老生常谈、基础数学真理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没人愿意对这种类型的信念进行争论，因为它们对于人们是难以及人们为何而活的意识都不重要。而对于人的自我形象是十分重要的所有信念，由于它们是作为一个人区分好人和坏人的标准，区分他想成为的那种人与不想成为的那种人的标准，它们也都变成相对有效的了。对任何人都是合理的正当的信念已经变得毫无意义，因而，也不会要求‘毫不畏缩的勇气’来维持这种信念。”
他接着说道：
“……通常用来反对伯林和熊彼特的这些假设都是错误的。我们……（不能）假定存在一个最大可能的框架，在其中我们可以问，‘如果自由不具有道德上的优先地位，如果它只是许多价值中的一种价值，那么对于自由主义又能说些什么呢？’我们不能假设自由主义者应该能够高高站在历史的偶然性之上，把现代自由国家为其公民提供的那种个人自由看作是如同别的价值一样的一种价值……只能假设存在着这么一种立场，我们可以站在这种立场上有意义地发问，‘如果一个人的信仰只是相对有效的话，那么为什么还需要毫不畏缩地坚持它们呢？’”
我们可以把上述讨论的罗蒂的论点表述为，除了人类价值的共同视野之外，对伯林来说，价值是历史创造的，是体现在特殊生活方式之中的。这一点对于自由价值和其它价值都是真实的：由于这些价值源于特殊的生活方式，它们的权威性是地方性的，而不是普遍性的。伯林价值多元论的历史主义的方面，或者说它所隐含的意义，是我们应该断然放弃为自由主义寻求普遍根据的工作，相反，而应该接受自由主义只是许多生活方式——这些方式在普遍的最基本的价值的共同人类视野中都可能是人类繁荣发展的形式——中的一种方式。这些普遍的最基本的价值共同视界可以用对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证据是十分敏感的哲学探索方法予以例举说明：在伯林的思想中经常明显地使用这种康德主义的自然化的准经验的哲学方法。但是，正如在伯林的著作中显示的那样，在这种哲学方法中存在着无法解决的紧张或张力，这是由人性的历史主义概念以及与人性有内在关联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其结果是使人总也弄不清楚：那些构成共同人类视野的普遍‘概念和范畴’是真正的跨文化的、恒定的，还是它们仅仅是许多（并非所有的）文化中可以辨认的家族相似性。这种紧张或张力或许在伯林思想中是不可消除的。或者说，如果要消除和超越这种紧张的话，那么就得付出伯林不愿意付的代价，这就是把他的思想的历史主义转向更推进一步，并把它应用到哲学本身上来。这样做就意味着按照黑格尔和柯林伍德（Collingwood）的方式而不是依照康德的方式来构造哲学，把它看作阐明特殊的生活方式的历史前提的理论。如果伯林采纳了这种哲学方法，他参照的共同文化视野就不能被理解为人类思想和实践的一般性模式，而只能理解为一个扩展很大的文化形式内的家族相似性。这样，哲学探索方法就不是一种先验人类学的方法——如康德的方法——而是关于经验文化和历史人类学的思考。伯林著作中有许多地方是支持这种哲学概念的。
根据这种哲学方法，共同文化视野根本上就不能确定任何特殊生活方式，包括自由文化的生活方式，因为它本身就是从一大堆杂乱无序的文化中提炼出来的东西，是对它们的家族相似性的描述，而不是它们所展示的本质。按照这种观点，哲学绝不会企图去阐明各种可能的人类生活方式的概念结构，它将把自身局限于我们熟悉的那些生活方式，或者我们已经了解的某种想象出来的生活方式。如果对哲学性质和哲学探索的界限的这种看法被认为与伯林的大部分思想是一致的，那么哲学就不能为自由实践提供基础。它可以注意到选择活动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对于形成人类本性的不确定性和多样性的作用，尽管如此，它也不会阐明人类学的普遍真理、先验的真理或别的什么真理，因为总可能存在也确实存在一些人，他们不把选择的经验看作是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相反，它会标出在许多文化里所看到的一种生活方式的界限，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界限。它会进一步把赞同选择和选择的价值作为人类繁荣的标准，作为一些文化也只是这些文化的特色。（譬如，按亚里士多德的道德理论生活的希腊人就不这样看待选择；当代儒家文化中的许多人也不这样理解选择。）它会注意到，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大多数人都用自我创造的力量来更新他们作为非自由生活方式的实践者的身份。基于所有上述原因，哲学反思将会把生活方式的最终的、不可约减的多样性——原则上并不知道这些生活方式还会如何变化——看作是我们所处情况的基本事实。这种哲学认为这些生活方式所包含的价值，如美德、优点、善良等等，经常是理性无法度量的，因而哲学就不会力求使任何一种生活方式具有优先权。如果价值多元论确实一路贯彻到底，并应用于选择活动本身的话，那么这就是伯林论辩的逻辑。
从这个观点看，伯林竞争的自由主义中的特点不仅在它所承认和赞同的善的冲突中得到表现，而且也表现在下述事实中：它本身就是一种党派性偏见的形式，要在一个从来不对它表示友好的世界上存在下去，就得依赖它的实践者的信念和能量，而不是依赖别的什么东西。这是伯林思想中的不可消除的唯意志论的因素，也就是我们与无根的自由实践的关系的本质。我们在这些实践中认同自身，看到折射出来的自我概念；然而，当我们的这种身份和参与这种实践的资格受到其他人和别的非自由实践的挑战，受到一种义务行为的挑战时，我们必须坚守自己的这种身份与参与资格。确实，在这种自由生活形式中，我们对于自己的选择可以给出许多理由；但是，当我们的生活形式碰到另一种与其相差极大并包含有许多人类的善和优点的生活方式时，我们的牌就得翻转过来了。（这里我把这种可能性——即一些非自由生活方式可能要比一些自由的生活方式更好地保护一些普遍的最基本的道德内容——撇开不谈，只是指出根据这里的简单描述这种可能性表明自由生活方式也不能免遭批评。）敌对的善之间的自由竞争所由发生的生活方式，也受到与它相敌对的其它生活方式的包围。根据对伯林思想的这种理解，竞争的自由主义是以包含在竞争的多元论之中的生活方式之间更为深刻的冲突为前提的。这种竞争的多元论，作为解决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的和平手段带有着一种迷人的质朴性，正是由马基亚弗利提出而为赫尔德发展了的多元论。
伯林对辉格党人的历史观也即是启蒙运动历史观的批判表明，这种竞争的多元论构成了他的思想的基本方面。启蒙运动认为人类作为世界主义文明的成员会汇合成一种普遍的身份，伯林反对这一观点而肯定多元论的表现主义的真理性：人类自己构成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身份特征，这部分地是通过排斥别的生活方式而规定的，人类的这种倾向十分强烈，很有可能在未来像在过去一样显著。假定人类将会汇合于自由主义生活方式，或者认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最好地表现了它们的本质特性，这就压制了所有对于人性中的必不可少的不确定性的洞见，压制了人类为自身创造多种多样特征的偏好；这种思想是伯林从赫尔德那里发现的。在伯林思想中如果说竞争的自由主义只是竞争的多元论的一种特殊情况——我认为确实是如此——那么前者就以后者为前提，当这二者发生根本冲突时，让步的注定是自由主义。有些思想家也认为竞争的自由主义只是竞争的多元论的一个特殊情况，其中最典型的不是穆勒，而是赫尔岑。对于赫尔岑的世界观，伯林这样写道：
如此斥责一般道德规范——不带一点拜伦或尼采的夸张性——是十九世纪不常听到的；确实，像他这种全力的全面的批判，一直到我们这个世纪才可以看到。他既抨击左又打击右；既反对浪漫主义历史学家，又反对黑格尔，在某种程度上还反对康德；他反对功利主义，反对超人；反对托尔斯泰、反对艺术的宗教，反对‘科学的伦理学’，反对一切教会；他的思想是经验主义的，又是自然主义的，认可绝对价值又承认它的变化，既不被进化吓倒，也不被社会主义吓坏。他的思想的独创性是十分引人注意的。
只要适当地考虑到时间的流失，伯林对赫尔岑所说这些话同样适用于伯林本人。我把他们所表达的世界观称为竞争的多元论——毫无疑问，这种叫法是不够贴切的。在政治宗教的历史神义性（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复活的原教旨主义取而代之，形成对个人自由和最基本的人类体面的威胁的时候，这种竞争的多元论似乎更适合于我们时代的需要。无论怎么说，在我看来，这种竞争的多元论是伯林思想中最深刻的真理，它的结论即自由社会只是人类繁荣的一种形式——这是伯林本人坚定信奉的形式，但在他的思想中这种形式却没有必然真理的地位——也是我们肯定会接受的。在对他的思想进行全面回顾的评价时，伯林曾问及他长期坚持的价值多元论的实践的涵义是什么，正是在这个值得注意的联系中，伯林详细阐述的并非自由主义，而是中庸和妥协：
如果说最终可能实现和谐的这一古老的长期存在的信念是一个谬误，如果我所援引的这些思想家——马基雅弗利、维科、赫尔德、赫尔岑——的见解是有效的；如果我们承认那些伟大的善可以相互冲突（尽管它们中有些善可以并存，但其它一些却无法并存），简言之，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中，一个人不可能毫无任何损失而拥有一切善；如果人类的创造性依赖于各种互相排斥的选择，那么，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宁曾经问过的，“应该做什么？我们在各种可能性之间如何选择？我们为了什么东西要作出什么牺牲，应该作出多少牺牲？”在我看来，对此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作为一般规则，我们能够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维持一个不稳定的平衡，从而防止产生绝望的局势以及不可容忍的选择——这是一个体面社会的第一要求。”
在多元论的这种观点中，最突出强调的不是自由主义的特殊要求，而是承认各种冲突性的要求都具有终极的有效性：“在具体情况下，并非每一要求——如此多的自由要求、如此多的平等要求；如此多的尖锐的道德谴责，如此多的对于既有人类情况的理解；那么多的法律约束力，那么多的豁免权；让挨饿者吃饱，让无衣者穿上衣衫，让病者得以治愈，让无家可归者有安身之处，等等，等等——都具有同等的力量，我们只能平衡这些要求，达到一定的妥协。任何要求都从来没有最终的、绝对的优先权，但为了具体地平衡这些要求，又必须赋予某些要求一定的暂时的优先权。”强调价值冲突的调解，强调在可能的情况下避免做出激进的、悲剧性的选择，强调平衡与妥协，这一点被一些人批评为是对价值多元论最根本含义的倒退或放弃；然而，在我看来，这是伯林对于多元论主题思想的完全合理的运用。多元论的隐含的意义——当然这不是伯林自己得出来的——就是，虽然自由的社会只是人类可以采纳的众多生活方式中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是，一旦人们获得了维护最基本的体面的条件，他们可能采用的就只能是自由的社会这种生活方式。自然，赞赏自由的生活方式，正如赞赏能够满足最低标准的体面的任何一种生活形式一样，都是无根的东西，因为理性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强迫我们这样做。如果价值多元论要一直保持自己的真理性，那么它必须坚定地守护着这一点：人们愿意实践自由的生活方式只是一种带有偶然性的事情，而不是普遍人性的一种具有优先权的表现。只要一直存在着价值的冲突，那么也就一直存在着这种偶然性。
伯林关于极终价值是多元的这种根本观点拒斥人类从形而上学中得到的那种慰藉，这种形而上学的慰籍满足了人类的那种近乎普遍的需要，由此，他们的原本是特殊的生活方式被赋予了一种普遍的权威性，一种为理性、自然或者历史秩序所支持和保证的权威性。伯林的思想没有满足也没有着力去满足人类对于形而上学抚慰的这种需要。要说做了什么事情的话，它也是做相反的事情。它把我们还原为平凡的男男女女，各自都带着各种无法抚慰的悲伤，带着对于一切神义论的虚伪和谐的本能的蔑视。在这一点上，伯林和约伯（Job）极为相似，他们都认为，在我们的生活充满深刻的冲突和艰难的选择时，我们当然要拒绝认为各种价值都能和平共处和谐共存的虚假理论。正是在它的反神义论的特征中，在它所揭示的与完美理想根本不一致的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的隐含意义中，我们才发现了伯林思想的独特、永久性的成就。
译后记
伊塞亚·伯林的名字对我国大多数读者来讲还是比较生疏的，甚至可以说，即使研究现代西方哲学的专业人士，熟悉伯林的也不是很多。伯林不是一颗“新星”，不是一位新近才冒出来的人物，而是一位在西方哲学思想界长期被“埋没”、或被有意冷落的人物。个中原因，至少按本书作者的看法，主要是由于伯林的思想对西方理性主义的主流传统具有的颠覆性意义，以至许多理性主义思想家有意无意地联手封杀这位左道之士。大概是由于当代反理性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伯林从价值多元论角度对理性主义的批判才重新受到了重视。本丛书是把他作为一位“世界级”的著名思想家推出的，只要看一下与伯林并列的其他各位的鼎鼎大名——马克思、萨特、尼采、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波普、皮亚杰，以及近年来正当红的拉康、福科、乔姆斯基、索绪尔、德里达，就可知伯林在西方当代思想界的地位。
坦率地说，我们几位译者对伯林的思想也不是很熟悉，同时又缺乏必要的资料作为参考或参照，加之伯林思想本身的艰深以及评述者语言的晦涩，翻译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的策略是，尽可能地忠实作者的原意，宁直勿曲。“雅”是我们所不敢奢望的，在“信”的基础上力求达到“达”，则是我们勉力为之的目标。
本书的鸣谢、导言、第一章、第二章、进一步研究的资料为马俊峰翻译，第三章由路日亮翻译，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为杨彩霞翻译，最后有马俊峰作了通校。其中的不足和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识者指出，以便再版时修订。
译者
199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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