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确实是伯林思想中的核心问题，因为它表明了人性在什么程度上隶属于任意性的自我改造，表明新颖的生活方式在什么程度上为意志行为所创造。就这些意志行为是集体性的行为而主要不是个体性行为而论，如J．G.费希特所认为的那样，它表明如何使伯林的多元论与他的自由主义相一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自由主义扼制了集体性自我创造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它可能被多元论的更深层的真理所颠覆，或者至少受到其限制。最为重要的是，伯林以富有启发性的观点讨论了他所接受的批评启蒙运动的观点——不仅那些不可通约的价值之间的冲突可能由意志行为所解决（而非由反思的选择来解决）并必然会得到解决，而且可以说这些价值本身可能就都是意志的表现，而不是持久不变的人性的需要—一从而提出了他的自由主义信念是否有人性基础的问题。那么，像伯林认为的那样，是否自由主义的基础，也可理解为人们赞同自由主义的根据，就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对于选择活动的偏好呢？选择作为一种人类活动，其价值的优先地位是否能从不可通约的价值之间的冲突这种普遍性的现实中推导出来呢？或者说，根据伯林的价值多元论的逻辑，自由主义本身是否就是赞同某一种特殊的但并不具有普遍权威性的生活方式的主张呢?
正是最后的这种可能性——把价值赋予了各种生活形式——不可能植根于永恒人性的复杂的矛盾的需要，这个观点是由J.G．哈曼提出而由他的信徒J．G.赫尔德在其人民党主义和表现主义学说中表达出来的；正是这种可能性，使最终价值可能成为毫无根据的个体与集体意志行为，伯林将之称为浪漫意志的神化。这种为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叔本华（Schopenhauer）所赞同的唯意志论非理性主义的形式，后来由尼采（Nietzsche）和（早期的）海德格尔（Heidegger）重新发展，然而它的根源却是哈曼的思想，伯林把由这种思想激发的各种各样的现代非理性主义，统统称为反启蒙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