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座帐篷内躺了将近十天，苦于病体虚弱，我的兽性自我也因而悄悄溜走，藏匿到羞耻消失才现身。和往常一样，我置身这种情况时神智很清醒，感触特别敏锐，我终于开始反复思索阿拉伯抗暴的问题，好像这是用来对抗疼痛的一种习惯性特效药。这种事早就该反省的，然而我首度到达汉志时，当务之急是采取军事行动，我们也依本能决定如何处置最适切，不深究理由，也无法明确陈述真正想达到的目标。没有过往的体验和反省做基础，本能如此被滥用后便成为直觉、女性化；此刻我的信心开始动摇。所以，在缠绵病榻、动弹不得时，我试图在书本所学来的知识及我们的行动中寻找平衡点；在辗转反侧、梦境不断的睡眠间，理清我们当时纷乱纠结的头绪。
为何要夺下麦地那？
就如前面所提，我不幸被赶鸭子上架，成为战场指挥官，而且毫无战争素养。战争理论我是略有涉猎。我在牛津时基于兴趣浏览过拿破仑、克劳塞维兹、席莫勒（Caemmerer）、毛奇（Helmuth
Moltke）①，以及近代法国军事家的兵法；他们谈的似乎都只是片面的。在读过乔米尼与威里森（Willisen）的论述后，我发觉萨克斯（Saxe）②、吉伯特（Guibert），以及十八世纪的兵法较为广博。然而，克劳塞维兹的才智远超过庸碌诸子，他的书条理分明，引人入胜，我不知不觉便接受了他的论调，直到将库恩（Kuhne）与佛区相较后，我才对穷兵黩武深感厌恶，对他们的见解也持批判态度。反正，我的兴趣一直是抽象的，只关心战争的理论与哲学，尤其是形而上的层面。
如今，在战场上，一切都是具体的，尤其像麦地那这种烦人的问题；为了让自己抛开这个问题，我开始想找些适切的金玉良言运用在现代化、科学化的战争上。不过都不能适用，这使我忧心。至目前为止，麦地那一直萦绕我们的心头；但我此时已病倒，它的形象不大清晰，不知是因为我们距它太近了（人很少喜欢唾手可得之物），或是因为我的眼睛因经常打靶而变模糊了。一天下午，我在睡梦中热醒，全身冒汗，被苍蝇搞得心烦，不禁想道，麦地那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好处？当我们在延波，而麦地那城中的土耳其部队企图进军麦加时，它才会对我们造成威胁；不过我们进军威治，已扭转了这一切。如今我们已将铁路封锁，他们只能采取守势。麦地那的兵力已裁缩至无攻击能力的格局，只能困守在壕沟中，宰杀已无力饲养的运输用牲口充饥，而这一点使他们更无法动弹。我们已剥夺了他们伤害我们的能力，又要将他们的城夺下。这座城不像威治般适合当我们的基地，也不像艾斯河谷般会构成威胁。我们到底要它干吗？
午休后，营地里再度生机勃勃，外头的喧闹声开始透过黄色的帐篷布进入我耳中；帐篷的每个破洞都有一束强光射进来。我听到站在树阴下的马匹以跺脚和喷鼻息驱赶苍蝇的声音、骆驼的咕噜声、研磨咖啡的响声、远方的枪声。我开始在这些烦人的噪音中反复思索战争的目标。书本说得很明白-经由一道程序摧毁敌人的部队-战斗。只有靠血战才能获取胜利。这对我们而言真是一句冷酷的金玉良言。正如阿拉伯人没有正规部队，当年佛区在土耳其打仗时也没有目标。阿拉伯人无法忍受伤亡。我们的克劳塞维兹又是凭什么赢得胜利的？戈尔茨（Von
der Goltz）⑦似乎谈得更为深入，他说重要的不是要歼灭敌人，而是要使其丧胆。只不过我们的表现难以指望会让任何人
丧胆。
早已赢得汉志战争
然而，戈尔茨只是个欺世盗名之徒，那些智者也不过是纸上谈兵，因为我们确实即将赢得我们的战争；我斟酌再三后，顿时醒悟我们其实早已赢得汉志战争。汉志地区每一千平方英里土地上，有九百九十九平方英里如今已获自由。我故意想激怒维克里而提的玩笑话，说抗暴不像战争而更像和平，虽是信口胡扯，或许也有几分真理？在战争中，采取彻底歼灭的战术或许确实能掌有优势，不过在承平时期，能掌握大多数则更有利。如果我们能控制麦地那以外的其他所有地区，则很欢迎让土耳其占领麦地那的寸土之地，直到和平到来或世界末日来临，好让他们体认到紧贴在我们的窗玻璃上，是多么徒劳无益。
我沉住气将脸上的苍蝇再度挥走，满意地了解到汉志的战争早已获胜而且结束：我们占领威治那天便已获胜，只不过我们无先见之明，未能体认这一点。这时我打断思绪，再度聆听。远方的枪声渐渐激烈，成为密集的连发乱响。枪声停了。我竖耳倾听，知道接下来会有其他的声响。果然在一片寂静中，传来一阵瑟瑟声，像是长袍的据摆拂过地面的声音，透过薄薄的帐篷布传入耳中。暂停片刻，骆驼骑士排好队伍，然后以藤鞭轻拍骆驼的颈背，使它们跪下。
它们毫无声息地跪下。我依记忆估算时间，首先那些骆驼踌躇着俯瞰地面，以一只脚试探较松软的土地；然后前腿跪下时突然迸出鼻息，闷哼一声，因为这支队伍历经长途跋涉，已经相当疲惫；而后在后腿弓缩起时发出沙瑟声，接着会左右摆动着身躯，将膝盖往外伸，使腹部埋在炙热的石块下较冰凉的地面。这时骑士打着赤脚，像小鸟走过地面般啪哒啪哒地快步疾走，不是到咖啡炉边，便是到阿布杜拉的帐篷，依各人的职权而定。骆驼会就地休息，不自在地在砂砾地上甩动尾巴，直到主人有空可以安顿它们。
我的理论已经有很好的开始，不过还得为战争的结束的方法找个替代方案。我们的战争与佛区所宣扬的那一套似乎不尽相同；我回想起他，看出他和我们之间的差异。在他的现代战争中-他称之为“绝对战争”（absolute
war）-两个国家声称因彼此意识形态不同而必须借武力解决。冷静想想，这是其蠢无比的行径，因为意见可以加以辩证，信念却需要借枪炮来治疗；这种争斗只有在一方的支持者已无法对抗另一方的支持者时才会结束。这听来像是老调重弹的二十世纪宗教战争，它的必然结局是一种信念的彻底瓦解，它的领导者则相信神的审判终将胜过一切。这种想法或许可以套用在法国和德国，却无法代表英国的态度。我们的部队并不是在佛兰德斯④（Flanders）或苏伊士运河捍卫一种哲学观念。费尽心机想使我们的官兵痛恨敌人，通常只会使他们痛恨战斗。事实上，佛区自相矛盾地说这种战争依赖大量征兵，而且职业军人派不上用场；然而，旧式的部队仍是英国的理想，它的召募方式仍是激起我们官兵的壮志。对我而言，佛区式的战争是赶尽杀绝，并不比其他战争更“绝对”，不妨称之为“杀戮战争”。克劳塞维兹曾列举各种战争……个人战争……为了争夺王位的联合代理决斗（joint-proxy
duel）……发生在政治党派间排除异己的战争……为了贸易目标的商业战争……似乎没有两场战争是相似的。敌对双方经常都不知道自己的目标，在错误中盲目摸索，直到局势获得控制。胜利通常靠向眼光敏锐的一方，虽然幸运与聪明才智可以将大自然的“铁则”（inexorable
law）搞得一团混乱。
杀戮战争下下策
我搞不懂费瑟为什么要对抗土耳其人，为什么阿拉伯人又愿意响应他，然后明白了他们的目标是地理上的，要将土耳其人逐出亚洲所有说阿拉伯语的土地。他们对自由的和平理想也仅止于此。为了追求这个理想，我们可以杀土耳其人，因为我们很不喜欢他们；可是杀戮纯粹是一种非必要的奢侈。如果他们愿意自行离去，这场战争便可结束。如果不然，我们便催他们离去，或设法赶走他们。到逼不得已时，我们便得采取最后手段，以血腥的“杀戮战争”来解决，但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很庞大，因为阿拉伯人是为了争取自由而战，然而自由的喜悦是只有活人才能享受的。不管一个人多么喜爱他自己或别人的子女，为子孙打拼终究是件很难让人全力投入的事。
这时一个奴隶拍我的帐篷门帘，问我是否方便与阿布杜拉晤谈。于是我挣扎着起身着装，蹒跚前往他的大帐篷，与他深入晤谈抗暴动机。那是个很惬意的地方，摆设豪华，铺有厚绒地毯，是在拉贝格时由胡笙·马贝里格家中劫掠来的。阿布杜拉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这座帐篷内，与朋友谈笑，与他的宫廷小丑穆罕默德·哈珊（Mohammed
Hassan）嬉闹。我与他及夏基尔（Shakir）畅谈，在座的还有来访的亲王，包括莫特洛格（Motlog）满腔热血的儿子佛汉·艾达（FerhanelAida）；我设法让在座者畅所欲言，也收获良多，因为阿布杜拉的话非常明确。他将来访者目前独立自主的情况与他们以往对土耳其效忠时的情况做比对，并信口聊些土耳其的异端，或是“Yeni-Turan”这种不道德的教条，或质疑土耳其国王的身分。这是阿拉伯的土地，土耳其人置身其间：这个议题最富争议。我把我的论点大吹大擂了一番。
三面思考：战略、战术、心理
第二天出现长疔的严重并发症，使我无暇顾及已较缓和的高烧，整天趴在臭气熏天的帐篷里动弹不得。在天气热得连打盹都有困难时，我再度审视那纠结的问题，试图加以厘清，由结构性的观点来考虑战争的大局，也就是战略层面，以及战局的部署层面，也就是战术，以及老百姓的感受，也就是心理层面；因为我的职责是领导统御，而指挥官就像建筑师一样，要负全责。
第一个造成纷乱的是，各种战略、战争目的之论调全然壁垒分明，也都只粗略地以偏概全；还有战术这种达到战略目的之手段，也是循序渐进的战略中特别的步骤。它们似乎只是用来思考战争中各种元素的观点，包括事物的代数元素、生命的生物元素，以及观念的心理元素。
代数元素对我而言是一种纯粹的科学，依数学的规则行事，无人性。它处理已知的变数、既定的条件、空间、时间等，像山脉、气候、铁路等无生命的事物，人类则是一种类型，因数量太多而无法当个别变数。另外，新机器的发展也使我们的能力大为增强。这些在本质上是可以套公式的。
这么谈太过学术化了。我不想太过抽象，因此以阿拉伯半岛来做实际例证。若套用在阿拉伯半岛，代数元素首先要将我们希望解放的地区列入估算，我漫不经心地开始计算有多少平方英里：六万？八万？十万？或许十四万平方英里。土耳其要如何防御这么大的面积？如果我们像一支军队般摇旗呐喊而来，无疑地他们是借着深沟高垒防御；不过要是我们是（我们也可以是）一种影响力、一种观念、一种无形的物体，刀枪不入，没有前线后方，像气体般无影无踪？军队可以像植物，固定不动，就地生根，借着长茎供应养分到顶端。我们也可以是一种气体，来去自如。我们的王国在每个人心中；我们既然无需借任何物质维生，也就没有什么物质可供人掠夺。一般的军人如果没有目标或许会茫然无措，变成只拥有他站立的寸土之地，只能征服他奉命举枪瞄准之物。
抗暴的要素
然后，我估算土耳其要拥有这些土地必须动用多少人马，才能击退我们的深入攻击，并避免他们未占领的十多万平方英里到处发生动乱。我对土耳其军队了解得很透彻，甚至考虑过他们最近经由飞机巨炮与装甲车（这些使地球这个战场越来越小）而扩大的能力，然而看来他们每四平方英里就需要一座坚固的堡垒，而且每座堡垒的守军不能少于二十人。如此一来，他们将需要六十万大军才能抵御阿拉伯人的虎视眈眈，以及少数狂热分子的强烈敌意。
我们能有多少狂热分子？目前我们大约拥有五万人：暂时足够了。看来在这种战争要素上我们是占了优势。如果能充分利用我们所能拥有的物资，则气候、铁路、沙漠、精密武器等，也会变得对我们有利。土耳其人很愚蠢；在他们背后支援的德国人则做事一板一眼。他们会认定抗暴和战争一样是绝对的，并以类似对付战争的方式来对付抗暴。反正，将人类的行为分类是一种和稀泥；以战争来对付抗暴，既劳师动众又事倍功半，像拿刀子喝汤。
具体方面谈这些已经够了；所以我转而审视指挥的生物要素之本质。它的关键似乎就是最极限的生与死，或较低层次的消耗与折损。战争哲学家将之当成一种艺术，并将“洒热血”（effusion
of
blood）提升到不可或缺的层次，使其在战役中人性化，使我们肉体的每个部位都可能为战争而洒热血。一条变异线。人类经由这种洒热血的激励而得以坚持下去，使流血变成随时可出现。它的构成要素很敏感而不合逻辑，将军借着预备部队-他们的战争艺术之重要媒介-来自我防卫。戈尔茨曾说，如果你知道敌方的兵力，而且他们已充分部署，你就可以不需要后备部队了：不过这绝对不会发生。一个将军的心中总是会挂念着意外的可能性，物资的瑕疵，后备部队这时便不知不觉地派上用场了。
打隔离战而非遭遇战
部队的“感觉”要素无法以数字表达，必须以相当于柏拉图的真假观念来揣测，最伟大的指挥官是直觉几乎都会成真的人。十分之九的战术确实都可以在学校中传授；然而那不合常情的十分之一则像水鸟点水而过，将军的优劣之判别也全在于此。它只能靠本能反应（经由不断的实战来强化），直到面临危机时成为自然反应，一种反射性动作。有些人的直觉几乎达到完美的境界，所以他们能借此笃定地达到具体成果。希腊人如果曾花时间去分析抗暴，或许会将这种指挥天才称为智者。
我的思绪游移回来，将这套用在我们身上，立刻知道那不只可用于人类，也可套用在物质上。土耳其部队物资缺乏而珍贵，人的价值比不上装备。我们的秘诀就在于摧毁，不是摧毁土耳其军队，而是其物资。土耳其的桥梁或铁轨被破坏，机器或巨炮或火药毁损，对我们而言都比土耳其人阵亡还有利。在阿拉伯军中，我们目前对人员和物资一样珍惜。政府看人只视为一个大团体；但我们的官兵，身为非正规部队，并不是一个团队，而是个人。一个个人的死亡，像一颗鹅卵石掉入水口，只会溅开小小的水洞；然而哀伤的涟漪却会随之扩散。我们禁不起伤亡。
物资比较容易汰旧换新。我们的政策显然是要设法在某一方面占有优势：巨炮或机枪，或任何可获得决定性胜果的物资。正统的学说有可套用于人员的金玉良言，教导我们在关键时刻及攻击时刻如何取得优势。我们可以在占上风的时刻在装备方面取得优势；为了轻易获得胜利，我们或许可以将这句金玉良言加以扭曲，使物资与人员除了在某个特定点之外都比敌人弱。什么是关键永远是由我们来决定。大部分的战争是“遭遇战”（war
of contact），敌对双方正面交锋，避免战术突袭。我们的战争应该是“隔离战”（war of
detachment）,我们要以广袤不可知的沙漠之潜在威胁将敌方困住，在开始攻击前不暴露位置。我们发动的攻击可能只是有名无实，不是针对人员，而是物资；如此就不需要寻找敌方最强或最弱的部位，只需挑出可破坏的物资。在破坏铁路方面，这通常是一段空旷的铁轨；越空旷，战术上的成效就越大。我们或许可以将这套战法变成一种规则（不是一种法律，因为战争是反法律的），并培养出不与敌军正面交锋的习惯。这和绝对不要成为敌人的目标是一体的两面。许多战场上的土耳其人都没有机会对我们开枪，我们除了偶尔因意外或出差错外，也绝对不会采取守势。
战术的推论
这么推论出来的结果，想必是极为“睿智”，所以我们可以笃定地计划。研拟计划主要是靠将军的才智；他的领悟力必须毫无瑕疵，不会碰运气。士气如果建筑在知识上，会因为无知而瓦解。我们对敌方了若指掌时，便可高枕无忧。我们必须花更多心血搜集情报，不只是招兵买马。
我已快想透彻了。代数要素已被套用在阿拉伯半岛，而且极为贴切，势必可获取胜利。生物要素让我们发展出一条最适合我们的族人天分之战术防线，就剩心理要素有待建立适当的形貌。我转而套用-不妨说是盗用-古希腊名将色诺芬（Xenophon）⑤的名言：“完全武断（diathetics）”，那是居鲁士（Cyrus）⑥在发动攻击前的诀窍。
关于这点，我们的“宣传”是卑鄙下流的产物。那是战争中的道德层面。有些与群众有关，将其精神调整到在战斗时有益，并预言这精神的改变会导致某种特定之结果。有些与个人有关，如此一来，它又成为一种人类慈悲心的罕见艺术，借着别有用心的情绪，超越心灵的渐进逻辑顺序。那比战术更巧妙，也更值得一做，因为它处理难以控制的、无法直接命令的议题。它考虑到我们官兵的情绪能力、复杂性与灵活度，以及他们的教养中有哪些对我们的意图是有利的。我们必须像其他军官调度他们的身体般，小心谨慎又正式地让他们的心灵准备就绪。而且不只是我们自己官兵的心灵-虽然他们是当然优先-我们也要设法掌握敌军的心灵；然后是在后方支持我们的其他国家之心灵，因为一半以上的战役在后方进行；接着则是在等待结果的敌国；还有那些旁观的中立者；一圈又一圈。
有很多令人羞愧的物质限制，但在道德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所以完全武断的行为之范围是无边无际的。我们应依赖它来获取阿拉伯前线的胜利，而它的独创性则是我们的优势。报章媒体，以及各种新发展出来的传播方式，偏爱智性高于身体，文明总是由身体的资金来支付心灵。我们这些幼稚的士兵在二十世纪的气氛中展开战争的艺术，毫无成见地接受我们的武器。对正规军的军官而言，身后有四十代的传统兵学渊源，古老的武器是最光荣的。我们很少关心官兵在做什么，只在乎他们在想什么，完全武断对我们而言几乎像命令。在欧洲，它较受忽视，交由不属于参谋总部的人员负责。在亚洲，正规部队如此薄弱，以致非正规部队无法让武器闲置着生锈。
范围比武力重要，空间比兵力重要
阿拉伯半岛上的战斗是个错误，因为我们只借着敌方发射的弹药获利。拿破仑曾说，很难找到愿意战斗的将军；然而这场战争最令人诅咒的是，很少人愿意做别的事。萨克斯曾告诉我们，非理性的战争是愚人的避难所；我反倒认为它们加诸于自认较弱的一方，因缺乏土地或需要捍卫比士兵的生命更珍贵的物资，而使风险无法避免。我们没什么物资可以损失，所以最好的战线就是什么都不要捍卫，也不要对任何人与物开枪。我们的王牌是速度与时间，不是火力。罐头牛肉的发明，比火药的发明对我们更有助益，但提供我们的是战略上而不是战术上的力量，因为在阿拉伯半岛，范围比武力更重要，空间比兵力更重要。
我躺在这远方的帐篷内已经八天了，广泛地思考考⑦，直到我的头脑已厌烦于漫无头绪的思维，必须借着意志力将它拉回来，而意志力一松弛下来，便会开始打盹。高烧已退，我的赤痢已消失，体能一恢复，眼前这一刻再度活生生浮现在我面前。明确而贴切的事实闯入我的幻想中，我杂乱无章的思绪也被搁置一边。所以我将模糊的原则匆匆写成白纸黑字，以免事过境迁无法回想。
我们的抗暴已有扎实的基础，这点我觉得已获得证实，不只禁得起攻击，也不担心遭到攻击。它有一个世故的外国敌人，部署成一支军队占领一个比堡垒所能有效控制更宽广的土地。它有一个友善的人民，其中百分之二很积极，其他人则默默支持，不会违背大多数人的活动。积极的抗暴者有守秘与自制的美德，并有敏捷、耐力、自给自足的特质；他们有足以瘫痪敌方交通的技术装备。在我们教导一个省的人民为我们的自由理想而牺牲后，便可解放那个省。敌人的存在是次要的。如果战争持续得够久，让我们想出解决之道，最后的胜利似乎已成囊中物。
注释
①毛奇：全名Count Helmuth
Moltke，一八00-一八九一年，德国陆军元帅、普鲁士和德国军事家、总参谋长，组建新型总参谋部，确立新的参谋体系，击败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因其战功而被封为伯爵。②萨克斯：全名Hermann
Maurice
Saxe，一六九六-一七五0年，法国元帅、军事理论家，曾参加奥地利皇位继承战争，统率法军获丰特诺瓦战役大捷，后又入侵荷兰，击败联军。③戈尔茨：全名Baron
Kolmar von der
Goltz，一八四三-一九一六年，德国陆军元帅，曾任德国驻土耳其军事使团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任土耳其集团军司令，指挥土耳其军抗击英印联军，著有军事著作《全民皆兵》等。④佛兰德斯：欧洲西部一地区，滨北海，包括比利时的东、西佛兰德斯省，以及法国北部和荷兰西南部的部分地区。⑤色诺芬：公元前四三一-约前三五五年，古希腊将领、历史学家，苏格拉底的学生，率一万希腊佣军参加波斯王子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反对其兄阿塔泽克西兹二世（Artaxerxes）的战争，远征到达黑海。著有《远征记》、《希腊史》、《回忆苏格拉底》等书。⑥居普士：指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公元前五九九-前五三0年，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开国君主。据《圣经》记载，曾释放巴比伦犹太人俘虏，并能向被征服者学习。在与游牧民族马萨格泰人作战中被杀。⑦在此或许没那么成功。我主要是由汉志的观点来思考问题，以我所认识的官兵及地理环境当实例。这些如果写下来太冗长了；而且论点已压缩成一个抽象的形式，感觉上像闭门造车而不是基于
实战经验。更不幸的是，所有的军事作品都是如此。-原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