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不是帕蒂是个无神论者，她应该会感谢仁慈的主，感谢他赐予她校际体育联赛，因为这些从根本上挽救了她的生命，给了她实现自我的机会。她尤其要感谢北查帕阔初中的桑德拉·莫舍、霍勒斯·格里利高中的伊莱恩·卡佛和简·内格尔、葛底斯堡女子篮球营的厄尼和罗斯·塞尔瓦托，以及明尼苏达大学的艾琳·特雷德韦尔。正是这些了不起的教练教会了帕蒂什么是纪律、耐心、专注，什么是团队协作和体育精神的理想境界，这些品质弥补了她那近乎病态的好胜心和可怜的自卑感。
帕蒂在纽约州韦斯特切斯特县长大，是家里四个孩子中的老大，而另外三个孩子更符合其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和每位家人相比，帕蒂都要高大许多，也普通许多，反应更是明显地迟钝一些。当然，她并不真的是个笨蛋，只是相对迟钝一些。她身高五英尺九英寸半，几乎和弟弟一般高，比两个妹妹则高出了一大截。有时她希望自己索性再长高些，到六英尺，反正她已经和这个家格格不入了；而且，如果能更清楚地看到篮筐，在运球时低位背打，在防守时更加灵活地转动，那么她拼抢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恶狠狠了，这样大学毕业后也会过得开心一些——也许不会，但想象一下也挺有意思的。等打到大学校际比赛的时候，她通常都是场上较矮的球员之一，好笑的是，这让她联想起自己在家里的位置，从而有助于她肾上腺素的分泌保持在巅峰状态。
帕蒂记得她妈妈来看过她打球，就那一次。当时她正在参加普通学生运动夏令营，妹妹们则在杰出学生艺术夏令营，两支夏令营属同一综合组。一天，就在一场垒球比赛进行到后几局时，妈妈和两个妹妹出现了。当时帕蒂正沮丧地站在左外野，而内野的几个女孩球技不佳，连连失误，她等着有谁能把球远击到她所在的区域。她慢慢地一点点向内野迫近，最终抓住了制胜的机会。一垒和二垒上都有跑垒员。击球手打出一记反弹球，球朝着那个笨手笨脚的游击手飞过去。帕蒂跑到她前面，抢先接到球，跑上去触杀了前位跑垒员，然后又去追剩下那个。那是个可爱的女孩，大概是靠一次防守失误上了一垒。帕蒂径直朝她逼去，女孩尖叫一声，撒腿便朝外野跑，离开跑垒道，自动出局。可帕蒂还是一路追下去，直到触杀了她为止。那女孩瘫倒在地，扯着嗓子尖叫，好像帕蒂用手套那轻轻的一触，给她带去了剧烈的疼痛。
帕蒂心里明白，作为运动员这算不得什么光辉时刻。因为家人的观看，一种不知名的情绪控制了她。坐在家用旅行车中，妈妈用比平时更加颤抖的声音问她，是不是一定要如此……好斗。就算需要——好吧，需要这么好斗，那么多少给自己的队友留些机会难道会让帕蒂不开心吗？帕蒂回答说在左外野，她压根儿连球的边都摸不着。妈妈说：“你要打球我没意见，但你得从中学会与人合作，学会团体互动才行。”帕蒂说：“那就送我去真正的运动营，这样我就不会是场上唯一一个知道怎么打球的球员。我无法跟接不住球的人合作！”妈妈说：“我不确定该不该鼓励你这么好胜，这么爱竞争。我猜我算不得一个体育爱好者，但我看不出，单纯为打败对手而打败对手能有什么乐趣？互相配合、一起努力不是更有意思些吗？”
帕蒂的妈妈是个职业民主党人。现在，也就是自述人撰写本文时，她甚至做了州议会女众议员，成了尊敬的乔伊斯·爱默生阁下，并以喜爱自然美景、关心穷人孩子、推广艺术活动而为人所知。对乔伊斯而言，天堂就是在一片开阔的户外，穷孩子们在政府的资助下聚在一起，从事艺术活动。结婚前，她是乔伊斯·马科维茨，一九三四年出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区。但显然打从懂事以来，她就不怎么喜欢自己的犹太人身份。（自述人有时怀疑，她妈妈总是用颤巍巍的声音说话，原因之一就是她一辈子都在挣扎着想改掉自己的布鲁克林口音。）乔伊斯拿到奖学金去缅因州读了人文学科，在那里碰到了帕蒂的爸爸，一个彻头彻尾的非犹太人，后来则在曼哈顿上东区的万灵一神论普救说教堂嫁给了他。在自述人看来，乔伊斯在没有做好当妈妈的心理准备之前，就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尽管自述人本人或许不应该在这点上责怪她。一九六○年杰克·肯尼迪[1]获得民主党提名，乔伊斯总算找到一个高尚而振奋人心的借口，从家里脱身出来，不再无休止地生养孩子。随后又来了民权运动、越战和鲍比·肯尼迪[2]，她于是有了更多不在家的好理由：那个家里挤着四个小孩外加一个住在地下室的巴巴多斯保姆，算得上是拥挤不堪。一九六八年，作为过世的鲍比忠实追随者的代表之一，乔伊斯第一次参加了国民大会。她先是成为县民主党的财务主管，后升任主席，一九七二年和一九八○年两次为泰迪[3]组织竞选活动。每年夏天，家里的每扇门都从早到晚地敞开着，成群的志愿者们扛着一箱箱竞选用品出出入入。帕蒂可以连续六小时练习运球和上篮，其间无人注意，更无人打扰。
帕蒂的爸爸雷·爱默生是名律师兼业余滑稽演员，保留剧目包括以放屁为主题的各种笑话，以及对孩子老师、邻居和朋友们的刻薄模仿。他尤其喜欢跟帕蒂玩这样一个恶作剧：保姆尤拉莉娅刚一离开，他就模仿她的巴巴多斯口音说：“甭玩游戏了，甭闹了……”他的声音越来越大，直到帕蒂红着脸从餐桌边跑开，弟弟妹妹们则兴奋得尖叫起来。帕蒂的教练兼导师桑德拉·莫舍也是他常用来取乐的对象，他喜欢叫她桑——卓。他经常问帕蒂，最近有男人来找桑——卓教练吗？嘻嘻，嘿嘿，或者有女人来找她吗？而弟弟妹妹们则在一旁齐声附和：“桑——卓，桑——卓！”另一个折磨帕蒂的有趣法子是，把家里的宠物狗埃尔莫藏起来，然后骗帕蒂说她去练习篮球的时候，埃尔莫被安乐死了。再不然，就是拿帕蒂很多年前犯过的几个常识性小错误来逗她，比如问帕蒂奥地利的袋鼠们怎么样了？最近有没有看过当代著名作家路易莎·梅·奥尔科特[4]的新作啊？或者问她是不是仍然认为真菌是动物王国的一分子？“那天我看到帕蒂的真菌追着一辆卡车跑来着，”她爸爸总会这样说，“看呀，看看我，帕蒂的真菌就是这样子追卡车的。”
大多数晚上，帕蒂的爸爸吃完饭后还会再次离开家，去和他那些贫穷的当事人会面，为他们打官司他通常只能收取很少费用或者干脆免费。他在怀特普莱恩斯法院对面的那条街上有个事务所，免费服务的客户包括波多黎各人、海地人、异装癖者以及智力或身体有残疾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惹的麻烦是如此之大，以至帕蒂的爸爸都不在背后拿他们取乐了，但他还是尽可能地从这些人的麻烦中发现乐趣。上十年级时，为了完成一份学校作业，帕蒂旁听过两次有她爸爸出庭的审判。其中一件案子是这样的：一个失业的扬克斯人在波多黎各国庆日喝得大醉，跑去找他的小舅子，想捅他一刀，结果小舅子没找着，反而在酒吧里捅了一个陌生人。不光是帕蒂的爸爸，就连法官大人，甚至公诉人似乎都对被告的不幸和愚蠢感到乐不可支。他们时不时地暗暗交换着眼色，仿佛苦难、缺陷、牢狱之灾都不过是社会底层人士的杂耍表演，为的是活跃他们原本无聊沉闷的日子。
坐火车回家的路上，帕蒂问她爸爸站在哪一边。
“哈，问得好，”他说，“你得明白，我的当事人在说谎，受害者也在说谎，而那个酒吧的老板还是在说谎。他们都谎话连篇。当然，我的当事人有权获得充分的辩护，但你也不能置公正于不顾吧。有时，公诉人、法官和我得通力合作，这与公诉人和受害者合作、我和被告合作其实是一回事。你听说过咱们庭审中的抗辩制吧？”
“听说过。”
“那好。有时候公诉人、法官，还有我，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我们会尽力找出事实真相，避免误判。不过，这个你可不能写进你的作业里去。”
“我还以为找出事实真相是大陪审团和陪审团的职责。”
“没错，这个你可以写进你的作业。由你所在的社会阶层的人组成陪审团来决定审判的命运，这点很重要。”
“但你的大多数当事人都是无辜的，对吗？”
“这么说吧，有人想狠狠地惩罚他们，可他们当中没几个人该受那么重的刑罚。”
“但也有很多人是完全无辜的，对吗？妈妈说他们言语不通，有时警察抓人太过草率，人们又对他们持有偏见，而他们在生活中也缺少机会。”
“这些都完全没错，可是，帕蒂宝贝，你妈妈有时太天真了。”
如果被嘲笑的对象是她妈妈，帕蒂就不怎么介意了。
“我的意思是，你也看到那些人了，”他对她说，“我的老天爷。朗姆酒让人疯狂。[5]”
关于雷的家族，需要了解这样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它有很多钱。祖传的大庄园坐落在新泽西州西北方的群山之间，雷的父母住在一幢漂亮的现代主义风格的石宅里，据说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6]设计的，里面挂满了法国印象派大师们不那么出名的作品。每年夏天，整个爱默生家族都要聚在庄园的湖边举办假日野餐，多数时候帕蒂都不怎么喜欢这些活动。她的爷爷奥古斯特喜欢把他这个长孙女拦腰抱起，让她坐在自己结实的大腿上，天知道他从中获得了什么样的小小乐趣；但显然，他并不怎么尊重帕蒂的身体。同时，从七年级开始，帕蒂还不得不和雷在祖传庄园里的网球场上配合打双打，对手是雷事务所里的次级合伙人和他老婆。身穿暴露网球服的帕蒂常常被这个合伙人盯得不好意思，他的这种目光骚扰让她很困惑。
和儿子雷一样，奥古斯特也做过公益性的法律善事，他曾为三次战争中备受瞩目的有良知的反对派及逃服兵役者辩护，这为他赢得了声誉，他也因此拥有了在私下里尽情做个怪人的权利。他有大把的空闲时间，这期间他在自己的地产上种植葡萄，然后放在一间外屋发酵。他的“酿酒厂”被叫作母鹿后臀，是家里的一大笑话。假日野餐时，奥古斯特趿着人字拖，穿一条松松垮垮的泳裤，手中紧握着他那只草草贴上标签的酒瓶，跌跌撞撞地走来走去，给客人的空杯里添满酒，而他们其实才刚把酒悄悄倒在草地上或灌木丛中。“觉得怎么样？”他问道，“是好酒吗？你喜欢吗？”有点像个沉迷于酿酒的心情迫切的男孩，又有点像个施虐者，正准备平等地去惩罚每一个受害人。奥古斯特引欧洲的习俗为证，认为可以给孩子们酒喝。每逢年轻的妈妈们因剥玉米或者比赛装饰沙拉而分心，奥古斯特就给他的“母鹿后臀”兑上水，逼着小孩们（最小的才三岁）喝下去。必要时，他会轻轻握住他们的下巴，将兑了水的酒灌进他们嘴里，并确保酒被吞咽下肚。“知道这是什么吗？”他说，“这是酒。”如果一个孩子的举止开始变得古怪，他会说：“你现在的感受就叫作醉酒。你喝多啦。你醉喽。”那是种带着一丝厌恶却不乏真诚——迫于要显得友善——的语气。帕蒂往往是孩子们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个，她满怀恐惧，静静地观察这一幕幕，等着弟妹或堂弟妹们拉响警报：“爷爷把小孩子灌醉了！”妈妈们跑过来，边责怪奥古斯特，边把孩子抱走。爸爸们则在一旁龌龊地窃笑着，嘲笑奥古斯特对母鹿臀部的痴迷。帕蒂悄悄跳入湖中，漂浮在湖水最温暖的表层，这样就听不到家人们的声音了。
事情是这样的：每次野餐，石宅的厨房中总会有一两瓶从奥古斯特的地下多层酒窖中拿出来的极好的、有年头的波尔多葡萄酒。这全靠帕蒂她爸爸坚持，不知花了多少工夫甜言蜜语地哄劝奥古斯特，才让他同意拿出这点儿好酒来。每次总是雷先给出信号，含蓄地对他的兄弟以及他带来的男性宾客们点点头，之后他们就跟着他，一起从野餐上消失了。几分钟后，男人们回来了，杯中的酒色泽诱人，满得快要溢出来。雷也会拿出一只法国酒瓶，将里面还剩的那么一英寸左右的红酒分给他们的妻子和那些不怎么受欢迎的客人。之后，无论再怎么恳求，奥古斯特都不会再从酒窖里拿出一瓶好酒，取而代之的则是更多的“母鹿后臀”。
而每年的圣诞节也是一样：祖父母开着他们的新款梅赛德斯（每隔一两年，奥古斯特就会以旧换新），从新泽西来到雷和乔伊斯那幢拥挤的平房前，到达时间要比乔伊斯央求他们不要早于的时间点提前一小时，并向大家分发不成体统的圣诞礼物。出了名的一例是有一年，乔伊斯收到了两块已经用了很长时间的洗碗抹布。而雷收到的通常是些从邦诺书店减价书架上买来的厚重的艺术书，有时上面$3.99的价签都还没撕掉。孩子们收到的则是亚洲制造的塑料小破烂：旅行用小闹钟，不过是坏的；装零钱的小钱包，上面印有新泽西某保险公司的名字；工艺粗糙得吓人的中国人物小玩偶；各式各样的鸡尾酒调酒棒。而与此同时，在奥古斯特的母校，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正在拔地而起。帕蒂的弟弟妹妹们对祖父如此吝啬气愤不已，转而向父母狮子大开口。他们开出长长的、非常详细的礼物清单，每年圣诞前夜，乔伊斯都不得不熬夜到凌晨三点，包装从中选择性采购的礼品。而帕蒂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她决定除了体育，什么都不去在意。
帕蒂的爷爷曾经是一名真正的运动员，是大学里的田径明星和橄榄球边锋，帕蒂的大个子和迅捷的反应能力很可能就来源于他。雷也玩过橄榄球，不过是在缅因州一所几乎连一个球队都派不上场的学校。他的强项是网球，而那是唯一一项帕蒂憎恶的运动，尽管她打得很好。帕蒂认为网球明星比约·博格其实是个软坯子。除了很少数的几个例外（比如乔·纳马斯），她整体上对男运动员们都没什么好感。容易让她一见钟情的是学校里那些受欢迎的男孩，他们或者年龄比她大太多，又或者过于英俊，完全是些不现实的约会对象。不过，帕蒂是个非常温顺的女孩，几乎不管谁来约她，她都愿意去。她觉得那些害羞或不受欢迎的男孩们日子不好过，所以只要在她能接受的范围内，她都对他们抱有同情之心。不知为什么，这些男孩当中很多都是摔跤手。照帕蒂的经验来看，摔跤手们是些勇敢、沉默、古怪但有礼貌的男孩，他们总是皱着眉，也不害怕女运动员。其中一个男孩后来偷偷告诉帕蒂，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上中学的时候管她叫作母猴。
而说到真实的性体验，帕蒂的第一次是在一个派对上被强奸。当时她十七岁，对方是一所寄宿学校的高年级学生，名叫伊桑·波斯特。除了高尔夫之外，伊桑什么运动都不做，但他身高六英尺，体重比帕蒂重五十磅，并且以身体向她证明了，当与男性抗衡时，女性的肌肉力量令人沮丧。在帕蒂看来，他的所作所为并不应该被定义为灰色区域的强奸。开始，她反抗得很激烈，即使不够激烈，或持续的时间不够长，那也是因为她喝醉了——那是她平生第一次醉酒。她原本觉得那么的自由！那个美丽而温暖的五月的夜晚，在金·麦克拉斯基家巨大的游泳池里，帕蒂很可能给了伊桑·波斯特错误的印象。其实即便在清醒的时候，她也太过温顺。而那时游泳池里的她一定是因为温顺而显得轻浮了。总之，要责怪自己的地方有很多。当时，帕蒂对罗曼史的概念就好比盖里甘的岛[7]：“要多原始有多原始”，大概还处于白雪公主和南茜·朱尔[8]之间。毫无疑问，伊桑那种傲慢的神态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吸引了她。他很像女孩们当时喜欢看的一本封面上有帆船的小说中的爱人形象。强奸完帕蒂后，他说他很抱歉“做得”那么粗暴，他并不想那样，他说为此他感到抱歉。
直到第二天一大早，菠萝椰汁鸡尾酒的酒劲过去了，在和小妹妹同住的那间卧室里——这样她的大妹妹就可以独占一间房，好在里面尽情发挥她的创造力，想怎么凌乱就怎么凌乱，因为帕蒂就是这么温顺的一个人——直到那时她才感觉到愤怒：伊桑完全没把她当回事，他可以就那么强奸她，然后还送她回家。但她并不是如此微不足道。撇开其他事不提，她，一名高二学生，已然是霍勒斯·格里利高中单赛季助攻手纪录的保持者。而这个纪录她明年肯定还能打破！她还是全州——包括布鲁克林和布朗克斯在内——甲级篮球球员。然而，一个她几乎不认识、只会打高尔夫的男孩竟认为可以随意强奸她。
为了不吵醒小妹妹，她起身去淋浴间，哭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她人生中最痛苦的一小时。即便到了今天，每当她想起全世界受压迫的人们，想起种种不公之事的受害者，想起他们必定会有的感受时，她都会记起那个小时。以前自己没在意过的不公平待遇一一浮上心头：比如说，她这个家里的老大居然要和妹妹分享房间，而不能住进保姆尤拉莉娅之前在地下室住过的房间，因为里面堆满了那些没用的竞选小册子；还有，她妈妈对大妹妹的戏剧演出是那么着迷，却从不去看她打比赛。她是如此的气愤，几乎想找个人聊一聊。但她不敢告诉自己的教练或队友，怕他们知道她喝酒。
尽管帕蒂竭尽全力想把这件事埋藏于心，但它终究还是浮出了水面。内格尔教练起了疑心，第二天比赛结束后，她偷偷在更衣室观察帕蒂，随后把她叫去办公室坐下，追问她身上的淤伤是怎么回事，以及她为什么闷闷不乐。帕蒂当即很不争气地和盘托出，一边抽泣不止。内格尔教练建议带她去医院看看并且报警，这让她无比震惊。帕蒂刚刚还四次上场，三次上垒，跑垒得了两分，还有好几次出色的防守表现。很明显，她并没有受到什么大不了的伤害。而且，她父母和伊桑的父母是政治伙伴，所以报警是不可能的。她大着胆希望，只要为自己打断训练低声下气地道个歉，再加上教练的同情和仁慈，就可以了结此事。但是，哦，她错得太离谱了。
内格尔教练往帕蒂家打了个电话，联系到帕蒂的妈妈。一如既往，她妈妈正上气不接下气地急着赶去开会；她既没有时间和女儿的教练好好聊聊，却又不好意思承认这点。教练对着体育部米黄色的电话话筒说出了这几句不可能被忽视的话：“你女儿刚刚告诉我，她昨晚被一个叫伊桑·波斯特的男孩强奸了。”然后教练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不，她刚刚告诉我……对……就是昨晚……是，她被强奸了。”随后把话筒递给帕蒂。
“帕蒂？”她妈妈说，“你还——好吗？”
“我没事。”
“内格尔女士说你昨晚出了点儿事？”
“这点儿事就是我被强奸了。”
“哦，天哪，天哪，我的老天，昨晚？”
“对。”
“今早我在家，你怎么什么也没说？”
“我不知道。”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不和我聊聊呢？”
“也许那时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吧。”
“可你一转头就告诉了内格尔女士。”
“我没告诉她，”帕蒂说，“她只不过比你更善于观察罢了。”
“今早我根本就没怎么看到你。”
“我不是在指责你，只是说说而已。”
“你是说，你可能已经被……可能已经被……”
“强奸了。”
“我无法相信，”她妈妈说，“我马上过去接你。”
“内格尔教练想让我去医院。”
“你哪儿不舒服吗？”
“我已经说过了，我没事。”
“那就待着别动，你们俩什么都别做，等我去了再说。”
帕蒂挂断电话，告诉教练她妈妈要过来。
“我们要把那个男孩关进监狱，关很长，很长时间。”
“不，不，不，”帕蒂说，“不，我们不能。”
“帕蒂。”
“那是不可能发生的。”
“只要你想，就有可能发生。”
“不，是真的，那不可能。我爸妈和波斯特夫妇是政治伙伴。”
“听我说，”教练道，“这个和其他任何事都没有关系。你明白吗？”
帕蒂相当确定，教练这次没搞清状况。波斯特博士是位心脏病专家，他老婆娘家非常非常有钱。像泰迪·肯尼迪、埃德·马斯基[9]和沃尔特·蒙代尔[10]这样的政界名流缺少资金时，波斯特博士家就是他们要去拜访的地方之一。这些年来，帕蒂常常听父母大谈波斯特博士家的“后院”。显然，那个“后院”的大小和中央公园差不多，但更漂亮。如果说帕蒂哪个学艺术、接连跳级的全A生妹妹给波斯特家带去麻烦，那还说得过去，但很难想象家里这个粗粗笨笨、成绩拿B的运动员能在波斯特家的盔甲上戳出个小洞来。
“我以后绝不会再碰酒了，”她说，“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对你来说也许是解决了，”教练说，“但对其他人却不然。看看你的胳膊，看看他都对你做了些什么。如果你不制止他，他会对别的女孩做出同样的事情来。”
“不过是些淤伤和抓痕。”
教练就此大作演说：你得为了你的队友们站出来，就这次的情形而言，是为了伊桑可能碰到的所有年轻女性。她的结论就是帕蒂应该为了团队凶狠一次，提出控诉，并让教练通知伊桑所在的新罕布什尔预科学校。这样他就会被开除，且无法拿到毕业证书。而如果帕蒂不这么做，她就会令全队感到失望。
帕蒂又一次哭了：她几乎宁愿死也不想让全队对她感到失望。前一阵儿还是冬天的时候，帕蒂忍着感冒坚持打了大半个半场篮球赛，直到昏倒在球场的边线上，不得已去打吊针。可现在的问题是昨晚她并没有和自己的队友在一起。和她一起去参加派对的是她的曲棍球伙伴阿曼达，麦克拉斯基家的派对上准备了好几大桶菠萝椰汁鸡尾酒，阿曼达一个劲儿地劝诱帕蒂尝一尝，否则她就不肯罢休。朗姆酒让人疯狂。[11]麦克拉斯基家的大泳池中的其他女孩都不是运动员。其实单单是在那个地方露面，帕蒂就已经背叛了她真正的团队。现在她为此受到了惩罚。伊桑没有去侵犯那些放纵的女孩，他选择了帕蒂，因为她不属于那个地方，她连喝酒都不会。
她向教练允诺会好好想想她的建议。
在体育馆看到她妈妈是件令人震惊的事，显然她妈妈对自己置身此地也有同感。她穿着平日常穿的那双中跟鞋，像民间故事里身处可怕丛林的金发姑娘一样，茫然地左右打量着裸露在外的金属体育器械、脏兮兮的地板和网眼袋里一堆堆的垒球。帕蒂迎上前，投入妈妈的怀抱。乔伊斯的个头要比女儿小很多，帕蒂觉得自己有点儿像座落地大摆钟，妈妈正费力地抬起并搬动它。她挣脱出来，带着乔伊斯来到教练那间用玻璃围起来的小办公室里，这样她们就可以交谈了。
“你好，我是简·内格尔。”教练说。
“对，我们——见过面。”乔伊斯说。
“哦，你说得没错，我们确实见过一次面。”教练说。
乔伊斯不仅在谈吐上下过功夫，她还有着极其得体的姿势和面具般讨人喜欢的微笑，那微笑几乎适用于从公到私的所有场合。她从不提高嗓门说话，即使在盛怒之下也不会（生气时，她的声音不过是比平时显得更加紧巴巴、颤巍巍了），因此，就算处于折磨人的争论当中，她也可以展示她的招牌微笑。
“不对，我们见过不止一面，”她说，“见过好几次的。”
“是吗？”
“我相当确定。”
“我只记得见过您一次。”教练说。
“我去外面等你。”帕蒂说着，关上了身后的门。
家长和教练的这次会面并没有持续多久。乔伊斯很快踩着噔噔作响的皮鞋走了出来，“我们走。”
走廊上，内格尔教练站在乔伊斯身后，意味深长地看了帕蒂一眼。这一眼是在提醒她：不要忘记我说过的团队精神。
乔伊斯的车停在停车场的访客区，是那个四分之一圆中的最后一辆。她把钥匙插进点火器，但没有转。帕蒂问现在要做什么。
“你爸爸在他的办公室，”乔伊斯说，“我们直接过去。”
她依旧没有转动车钥匙。
“我对这事感到抱歉。”帕蒂说。
“我就不明白，”她妈妈发作了，“像你这样一名出色的运动员，伊桑怎么能……我的意思是，无论哪个男孩，怎么就能……”
“伊桑，强奸我的人是伊桑。”
“无论哪个男孩——或者伊桑，”她接着说，“你说绝对是伊桑，就算是，他怎么能……？”她用手掩住嘴巴，“哦，真希望是其他什么人，谁都行，波斯特博士和他太太是多好的朋友啊，他们做了多少好事啊。我不怎么了解伊桑，但是……”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那怎么会发生这样一件事！”
“我们干脆回家吧。”
“不行，你必须告诉我。我是你妈妈。”
听到自己这样说，乔伊斯有些尴尬。似乎她也意识到这情形有多怪异：她得提醒帕蒂她的妈妈是谁。而帕蒂却感到高兴，她终于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如果乔伊斯是她妈妈，那她怎么没来看纽约州联赛的第一轮比赛？帕蒂可是以三十二分的成绩打破了霍勒斯·格里利高中女生参加联赛以来的得分纪录，不知为什么其他选手的妈妈都腾出时间来看了比赛。
她把自己的手腕伸出来给乔伊斯看。
“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她说，“我的意思是，部分真相。”
乔伊斯看了一眼那些淤伤，战栗了，随后她扭过头去，像是要尊重帕蒂的隐私。“这太可怕了，”她说，“你说得对，这太过分了。”
“内格尔教练说我应该去急诊室，然后报警，并通知伊桑的班主任。”
“是，我知道你的教练想怎么做。她似乎认为把伊桑阉掉或许才是个合适的惩罚。但我想知道你想怎么做？”
“我不知道我想怎么做。”
“如果你现在想报警，”乔伊斯说，“那我们就去警察局。如果那就是你想要的，你只要告诉我就行。”
“我猜我们应该先告诉爸爸。”
于是她们沿着索米尔公园大道向前驶去。乔伊斯经常开车送帕蒂的弟弟妹妹们去学画画、学吉他、练芭蕾、学日语、上辩论班、学戏剧表演、练钢琴、练击剑，以及参加模拟法庭，但帕蒂却很少坐乔伊斯的车。大多数工作日她都搭运动员巴士，很晚才回家。而如果有比赛，就会有队友的妈妈或者爸爸捎她一程。如果她和朋友们被困在哪里了，她也知道不要去打搅父母，而是直接拨打韦斯特切斯特出租车呼叫台的号码，拿出她妈妈总是让她随身带的一张二十美元的纸币。除了坐出租车之外，她从来没想过用那二十块钱去做其他什么事，也从没想过在比赛结束后去哪里逛逛，而不是直接回家。十点或十一点钟到家之后，她把晚餐上的锡箔纸剥掉，然后去地下室边吃边洗球衣，同时看看日间比赛的回放。她常常就在那里睡着了。
“提一个假设性的问题，”乔伊斯边开车边说，“如果伊桑正式向你道歉，你觉得足够吗？”
“他已经道过歉了。”
“为——”
“为他的粗暴。”
“那你怎么说的？”
“我什么也没说。我说我想回家。”
“可他确实为自己的粗暴道歉了。”
“那不是真正的道歉。”
“好的，就听你的。”
“我只想让他知道，我是真实存在的。”
“都听你的——宝贝。”
乔伊斯说“宝贝”时，就像是用某种她正在学的外语说出的第一个词。
试探也好，惩罚也罢，帕蒂说：“也许，我想，如果他真的有诚意地道了歉，那也许就可以了。”她仔细观察着妈妈，（在帕蒂看来）后者正努力克制自己的兴奋。
“我认为这几乎是个完美的解决办法，”乔伊斯说，“但除非你是真的觉得这么做就可以了。”
“不可以。”帕蒂说。
“你说什么？”
“我说这么做是不够的。”
“我以为你刚刚说的是这样就可以了。”
帕蒂再次非常悲伤地哭了起来。
“对不起，”乔伊斯说，“难道我理解错了？”
“他强奸了我，就好像那根本没什么大不了。我很可能还不是他强奸的第一个。”
“帕蒂，这点你并不清楚。”
“我想去医院。”
“看，我们马上就到爸爸的办公室了。除非你真的受了伤，否则我们还是先……”
“可我已经知道爸爸会说什么。我也知道他希望我怎么做。”
“他只想做对你最有利的事。有时他可能很难表达自己，但他爱你胜过一切。”
乔伊斯几乎再没有哪一句话能让帕蒂如此热切地渴望去相信。她全心全意地希望，希望这句话是真的。如果她爸爸不是私底下深爱着她，那么他逗她，拿她开玩笑的方式岂不是只能用残忍来解释？但帕蒂如今十七岁了，而且她实际上并不笨。她知道一个人可以爱某人胜过一切，但当他忙着干别的事情时，他就不怎么爱那个人了。
她爸爸办公室的内室是从已去世的高级合伙人手上接过来的，里面有一股樟脑球的味道。他并没有更换地毯，也没有重新做窗帘。究竟樟脑球的味道从何而来还真是个谜。
“这个烂透了的小浑蛋！”听女儿和太太讲完伊桑的罪行，雷的反应是这样。
“不幸的是，他其实没那么小。”乔伊斯干巴巴地笑着说。
“他就是个坏透了的小流氓，”雷说，“他是颗坏种子！”
“那我们现在要去医院吗？”帕蒂问道，“或者去警察局？”
她爸爸让乔伊斯打电话给斯伯斯坦医生，问问他有没有时间看个急诊。他是帕蒂以前的儿科医生，从罗斯福时代就加入了民主党阵营。乔伊斯打电话的时候，雷问帕蒂她明不明白什么是强奸。
她瞪着他。
“我只是确认一下，”他说，“你知道强奸的法律定义吧。”
“他违反我的意愿和我发生了性关系。”
“你确实说过不要吗？”
“‘不’，‘不要’，‘住手’。我说得明明白白。我使劲抓他，想把他从我身上推开。”
“那么他真是个卑鄙的浑蛋。”
帕蒂从没听过她爸爸这么说话，她喜欢他这样，但只是模模糊糊地，因为这听上去太不像雷了。
“斯伯斯坦医生说他五点钟可以在办公室见我们，”乔伊斯报告说，“他多喜欢帕蒂啊，我想如果需要的话，他甚至会取消他的晚餐约会。”
“没错，”帕蒂说，“我在他那一万两千名病人中肯定排第一。”随后她给爸爸讲了后来的事，而她爸爸向她解释了为什么内格尔教练是错误的，帕蒂又为什么不能去报警。
“切斯特·波斯特可不是个好对付的人，”雷说道，“不过他在县里倒是做了不少好事。因为，呃，因为他的地位，像这样的控诉会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所有人都会知道原告是谁。所有人。现在，波斯特一家会因此遭受什么不利影响不是你应该考虑的。但确定无疑的是，如果案件曝光，预审、审判以及公众的关注会让你比现在更感到被侵犯。就算伊桑认了罪，就算暂缓量刑，就算发布言论禁止令，都始终会有一份法院记录。”
乔伊斯说：“但这些都该由帕蒂来决定，而不是——”
“乔伊斯，”雷抬起一只手打断了她，“波斯特家请得起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位律师。一旦控诉曝光，对被告所能造成的最大损害也就到头了。他可不会积极推动审判进展。事实上，在答辩或审判之前，你的名誉被糟蹋得越厉害，事态就越是对他有利。”
帕蒂低下了头，她问爸爸，他认为她该怎么做。
“我现在就给切斯特打电话，”他说，“你去斯伯斯坦医生那里检查身体，确认你没事。”
“还要请他做证人。”帕蒂说。
“是的，如果需要，他可以作证。不过，不会有什么审判的，帕蒂。”
“那么伊桑就这样逃脱处罚？然后下个周末再对其他女生做同样的事？”
雷举起了两只手，“我，哎呀，我来和波斯特先生聊聊。他可能会接受延迟起诉，类似于以观后效的察看，也相当于悬在伊桑头顶的一把剑。”
“那根本不算什么。”
“事实上，帕蒂宝贝，那已经相当不错啦。至少那可以向你保证，伊桑不会再去侵犯其他女生。这还得要他认罪才行。”
确实，想象伊桑穿着橘黄色连衣裤坐在监牢里，而他对她造成的伤害大多不过存在于她自己的头脑中，帕蒂也认为这未免荒唐。她做过训练呼吸冲刺，那种难受劲儿和被强奸相差无几。也许在打完一场激烈的篮球赛后她要比现在更感到筋疲力尽。此外，作为一名运动员，你其实早已习惯别人将手放在你身上——按摩抽搐成一团的肌肉，打贴身防守，拼抢待争球，给脚踝缠上护带，纠正姿势，伸展腿后腱，等等等等。
但尽管如此，不公的感觉还是如此的实实在在，甚至于，从某种意义上说，比她那疼痛的、臭烘烘、汗淋淋的身体还要真实。她的委屈有形状，有重量，有温度，有质地，还有着恶俗的品位。
在斯伯斯坦医生的办公室，帕蒂像个优秀运动员那样接受了检查。穿好衣服后，医生问她以前是否有过性经历。
“没有。”
“我也这么认为。那避孕是怎么回事？是对方做的吗？”
她点点头。“那时我试图逃开，看到他手里拿着什么东西。”
“避孕套。”
“对。”
斯伯斯坦医生将所有这些以及别的都记在了她的病例上。随即他摘掉眼镜说：“你会拥有美好的人生，帕蒂。性是美妙的，你一辈子都会享受它。不过今天可不怎么美好，是吗？”
回到家，弟弟在后院，像是正在用一些大小不一的螺丝刀玩杂耍。一个妹妹在读未删节版的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另一个靠优诺酸奶和小胡萝卜维持生命的妹妹则在浴室里，又在改换头发的颜色。身处这群聪明的怪人当中，帕蒂真正的家是地下室摆放电视的那个角落里一把有泡沫软垫、发了霉的嵌入式长椅。保姆尤拉莉娅已经离开很多年了，长椅上还是隐隐有一股她擦的头油的味道。帕蒂拿了一盒黄油山核桃冰激凌，回到那把长椅上，当妈妈打电话问她要不要上来吃晚饭时，她回答说不吃了。
当爸爸喝完他的马提尼、吃过晚餐后来到地下室时，《玛丽·泰勒·摩尔秀》刚刚开始，他提议和帕蒂开车出去兜兜风。那个时候，帕蒂对明尼苏达州的全部了解就是玛丽·泰勒·摩尔。
“我可以看完电视剧再去吗？”
“帕蒂。”
看心爱的电视剧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帕蒂觉得自己很可怜，她关掉了电视机。爸爸把车开到那所高中，在停车场一盏明亮的路灯下停下来。他们摇下窗玻璃，春天草地好闻的气味飘了进来，不久前，她就是在这样一片草地上被强奸的。
“那么……”她说。
“伊桑否认了，”她爸爸说，“他说那不过是闹着玩，是你情我愿的。”
自述人会这样描述车里那个女孩的眼泪：就像一场无声无息开始下起的小雨，却令人吃惊地很快就淋湿了一切。她问爸爸有没有直接和伊桑通话。
“没有，只是和他爸爸，两次，”他说，“如果我说谈话进行得很顺利，那就是在骗人了。”
“显然波斯特先生不相信我。”
“这个嘛，帕蒂，伊桑是他的儿子。他可不像我们一样了解你。”
“你相信我吗？”
“我相信。”
“妈妈呢？”
“她当然相信。”
“那我该怎么办？”
她爸爸转向她，像律师转向自己的当事人，像一个成年人对着另一个成年人。“忘了它，”他说，“忘记它，向前走。”
“什么？”
“抛开它，向前走。学会更加小心地保护自己。”
“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帕蒂，派对上的人都是波斯特家的朋友。他们会说他们看到你喝多了，是你挑逗的伊桑。他们会说你们当时在一间小屋背后，那里距游泳池不到三十英尺，而他们却没听到任何异常的声响。”
“当时真的很吵，舞曲声，还有大家吵吵嚷嚷的说话声。”
“他们还会说稍后他们看到你们离开，上了他的车。世人眼中的他是一个即将进入普林斯顿大学的埃克赛特男孩。他使用了避孕套，说明他很负责任；事后他离开派对开车送你回家，说明他够绅士。”
无声无息的小雨此刻正在打湿帕蒂那件T恤衫的衣领。
“你并没有真的站在我这边，对吗？”
“我当然是向着你的。”
“你不断地说‘当然’、‘当然’。”
“听我说，检察官会问你当时为什么不喊叫。”
“我觉得不好意思！那些人又不是我的朋友！”
“可你明不明白，法官或陪审团是很难理解这一点的？你当时需要做的就是大声求救，然后你就安全了。”
帕蒂记不起自己为什么没有喊叫。事后看来，她不得不承认，她温顺得令人吃惊。
“但是我反抗了。”
“没错，可你是名顶尖的学生运动员。游击手被抓伤或打青是很常见的事，不是吗？胳膊上？大腿上？”
“你有没有告诉波斯特先生我是个处女？我是说，本来是？”
“我认为那不关他的事。”
“或许你应该再打个电话，把这点告诉他。”
“你看，”她爸爸说，“宝贝，我知道这一切对你极不公平，我也为你感到难过。但有时候，最好的做法就是接受教训，确保自己不会再次陷入同样的境地。告诉自己，‘我犯错了，算我倒霉’，然后就随它去。随它，嗯，随它去。”
他把点火器转了半圈，仪表盘上的灯亮了。他的手还抓着车钥匙。
“但他犯罪了。”帕蒂说。
“没错，但最好还是，呃。生活不总是公平的，帕蒂宝贝。波斯特先生说他认为伊桑可能愿意为自己的行为不够绅士而道歉，但是，你想要那样吗？”
“不。”
“我也这么认为。”
“内格尔教练说我应该去报警。”
“内格尔教练管好她的盘球练习就可以了。”
“垒球，”帕蒂说，“现在是垒球赛季。”
“除非你想在被人公开地羞辱中度过高中的最后一年。”
“篮球赛季在冬天，而垒球在春天，天气暖和些的时候。”
“我在问你：你真想那样度过高中的最后一年吗？”
“卡佛教练是篮球，”帕蒂说，“内格尔教练是垒球。你明白了吗？”
她爸爸发动了引擎。
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帕蒂没有被公开羞辱，相反，她不再仅仅是个有体育天赋的学生，而是成为了一名真正的运动员。她几乎以体育馆为家了。新罗谢尔的前锋用胳膊肘挤开队友斯蒂芬妮时，帕蒂用肩膀顶了她的后背，为此受到停赛三场的处罚。她依旧打破了自己上一年创下的每一项学校纪录，同时还几乎打破了进球纪录。她不仅能从外围准确投篮，也越来越喜欢带球突破到篮下。她不再理睬肉体的痛苦了。
那年春天，当地的国会议员在任职多年后退了下来，领导层选择让帕蒂的妈妈去竞选他的位置。波斯特夫妇主动提出在他们家奢华的绿色后院里和乔伊斯共同举办一个筹款会。在接受这个提议之前，乔伊斯来问过帕蒂的意思。她说她不会做任何令帕蒂感到不舒服的事。不过那时，帕蒂已经不在乎乔伊斯做什么事了，她也是这么跟她说的。当候选者一家人站在一起拍摄那张必不可少的家庭照时，没有人为主动缺席的帕蒂感伤。她那一脸苦相可帮不到乔伊斯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