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谢谢。”
“我不再穿皮鞋了，但有时候看到好看的皮靴，我仍然想念它们。”
“是吧。”帕蒂鼓励地说。
“你介意我闻闻它们吗？”
“我的靴子？”
维罗妮卡点点头，爬过来嗅靴子上端的味道。“我对气味非常敏感。”她说，幸福地闭上了眼睛，“这就和培根一样——虽然我不再吃它了，但我仍然喜欢闻它的味道。这味道如此强烈，几乎就像含在嘴里一样。”
“是吧。”帕蒂鼓励着。
“就我的修习而言，这就好比不必去拥有蛋糕，也不必吃掉它。”
“没错，我看得出。这很有趣。虽然你或许从来没吃过皮革。”
这话让维罗妮卡大笑起来，有那么一会儿，她变得挺像个妹妹。和家中雷之外的其他任何人不同，她问了很多关于帕蒂的生活、关于最近发生的那些变化的问题。她觉得无比好笑的部分恰好就是帕蒂的故事中最令她痛苦的部分，而一旦帕蒂习惯了妹妹对她失败婚姻的嘲笑，她就能够看出，听一听她生活中的烦恼对维罗妮卡很有帮助。这似乎为她证实了关于家庭的某种真相，让她得以放松。可是随后，喝绿茶的时候——维罗妮卡强调说她每天至少喝一加仑绿茶——帕蒂提起了祖宅的事，妹妹的笑声于是变得更加模糊，更加微妙。
“说真的，”帕蒂说，“你为什么要为那些钱去烦乔伊斯呢？如果只有阿比盖尔催她，我想她还能应付，但是你也这样做，真的让她很不舒服。”
“我觉得妈妈不需要我帮忙来让她不舒服，”维罗妮卡说，觉得挺好笑，“她自己在这方面已经做得相当不错了。”
“好吧，你让她更加不舒服。”
“我不觉得。我认为我们造就了自己的天堂和地狱。如果她不想那么不舒服，她可以卖掉那房子。我所要求的不过是有足够的钱，这样我就不必去工作了。”
“工作有什么不好的？”帕蒂说，同时听到沃尔特曾经问过她的类似问题的回音，“工作有助于培养自信。”
“我可以工作，”维罗妮卡说，“我现在就有工作。我只是更情愿不去上班。那份工作很无聊，他们像对待一个秘书一样对待我。”
“你就是个秘书。你或许是纽约城智商最高的秘书。”
“我只是期望着可以辞职不干。就是这样。”
“我确定乔伊斯愿意出钱让你回学校，然后找份更加适合你才能的工作。”
维罗妮卡笑了。“我的才能似乎不是这个世界感兴趣的那种。所以说如果我能够自行使用我的才能，那样会更好。我真的只是想不被打扰，帕蒂。这就是我现在的全部愿望。不被打扰。不想让吉姆叔叔和达德利叔叔得到任何东西的人是阿比盖尔。我只要能付得起我的房租，我才不介意呢。”
“乔伊斯可不是这样说的。她说你也不希望把钱分给两个叔叔。”
“我只是在帮阿比盖尔得到她想要的。她想组建属于她自己的女子喜剧团，去欧洲表演，那里的人会欣赏她。她想住在罗马，受人尊敬。”又是那种笑，“而我对此完全没有意见。我不需要那么经常地和她见面。她对我不错，但是你知道她说话的那种神气。和她度过一个傍晚后，我最后总是会觉得，独自度过那个傍晚或许会更好。我喜欢独自一人。我情愿能不受干扰地想着我要想的事。”
“所以你折磨乔伊斯是因为你不想和阿比盖尔见那么多面？你为什么就不能直接减少和她见面呢？”
“因为有人告诉我，谁都不见不怎么好。她有些像房间里开着的电视机，给我做个伴。”
“可你刚刚说，你不喜欢和她见面！”
“我知道。这很难解释。我在布鲁克林有个朋友，如果减少和阿比盖尔见面，我或许可以多见见她。这似乎也没有问题。其实，当我想一想之后，我十分确定这样做没有问题。”想起她那个朋友，维罗妮卡笑了。
“可是为什么埃德加就不能像你这样想呢？”帕蒂说，“为什么他和加琳娜不能继续住在那里呢？”
“恐怕没有原因。你也许是对的。加琳娜无疑让人吃不消，可是我估计埃德加知道这点，我想这正是他娶她的原因——让她来对付我们。这是他作为这家里唯一的男孩对我们的报复。就我个人而言，只要我不用见她，我就真的不在乎，但是阿比盖尔受不了这个。”
“所以基本上，你是为了阿比盖尔才这么做的。”
“她想要东西。我自己虽然不想要，但我愿意帮她去争取。”
“除了你想要足够的钱，那样你就永远不必工作了。”
“是的，那肯定会不错。我不喜欢给人做秘书。我尤其不喜欢接电话。”她笑了，“我觉得人们通常都说得太多了。”
帕蒂觉得她像是在对付粘在手指上的一大团巴祖卡口香糖；维罗妮卡的逻辑线不仅对帕蒂具有无限的弹力和黏度，它们自己之间也一样纠缠不清。
后来，在坐火车出城回家的时候，帕蒂第一次意识到她的父母比他们的任何一个孩子，包括她自己，要富有和成功多少倍，而又是多么奇怪，没有一个孩子继承了一星半点乔伊斯和雷的社会责任感，而他们可是一辈子都受到这种责任感的鼓舞的。她知道乔伊斯为此感到愧疚，尤其是对可怜的维罗妮卡，但是她也知道，有这样几个不像话的孩子对乔伊斯的自尊一定是可怕的打击，而乔伊斯或许把孩子们的古怪和无能归咎于雷的基因，老奥古斯特·爱默生的诅咒。接着，帕蒂突然想到，乔伊斯的政治事业并不仅仅造成或加剧了她的家庭问题，它同时也是她从这些问题中逃脱的方式。回首过去，帕蒂从乔伊斯抛开家庭去从政，在为这个世界做些事的同时也拯救她自己的决心中，看到了某种令人心酸，或者甚至值得敬佩的东西。而且，作为一个也像她那样采取极端手段去拯救自己的人，帕蒂终于明白，不光是乔伊斯有幸有她这样一个女儿，她也同样有幸有乔伊斯这样一个妈妈。
然而，还有一件事是她不理解的。那天下午，当乔伊斯从奥尔巴尼回来，对使得州政府瘫痪的共和党议员们怒气冲冲时（雷，唉，已经不会再在一旁取笑她，说民主党人也对这样的瘫痪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帕蒂带着一个问题在厨房里等着她。乔伊斯刚刚脱掉雨衣，她就问出了口：“你为什么从不去看我的篮球比赛？”
“你说得对，”乔伊斯立刻说道，就好像她等这个问题等了三十年，“你说得对，说得对，说得对。我应该多去看你的比赛。”
“那你为什么没这样做？”
乔伊斯想了想。“我无法解释，”她说，“只能说我们当时有很多事需要忙，我们不能什么事都去参加。作为父母我们犯了错。而你现在或许也犯了一些错。你或许能够理解一切会变得多么混乱，多么忙碌。想要面面俱到是多么困难。”
“可问题是，”帕蒂说，“你有时间去做其他事。唯独不去看我的比赛。我不是说每一场比赛，我是说任何一场比赛。”
“哦，为什么你要现在提起这事呢？我说过了，我抱歉我犯了错。”
“我不是在指责你，”帕蒂说，“我只是问问，因为我的篮球真的打得很好。我真的，真的打得很好。作为母亲，我犯的错或许比你还要多，所以这不是批评。我只是在想，看到我有多出色应该会让你高兴。看到我多么有天赋。那应该会让你为自己感到高兴的。”
乔伊斯看向别处。“我猜我一向不喜欢体育运动。”
“但你去看埃德加的击剑比赛。”
“没几次。”
“比去看我比赛的次数多。而且你似乎并不是有多喜欢击剑，埃德加似乎也没有多出色。”
乔伊斯的自我控制通常都是完美的，她走到冰箱前，拿出一瓶帕蒂昨夜几乎已经喝完的白葡萄酒。她把剩余的酒倒进果汁杯里，喝掉一半，笑了笑自己，又喝掉另外一半。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妹妹们不能做得好一些，”她文不对题地说，“但是阿比盖尔有次跟我说了件有趣的事。一件可怕的事，现在想起来我仍然想哭。我不应该告诉你，但是不知为什么，我相信你不会把这些事挂在嘴边。当时阿比盖尔……喝得烂醉。那是很久以前，当时她还在努力想要成为一名戏剧演员。有个很好的角色，她以为她会被选中，但她没有。我试着鼓励她，并告诉她我相信她的天赋，她只需要继续努力。然后她对我说了最可怕的一句话。她说就是因为我她才失败的。我，除去支持她之外什么也没做，没做，没做。可她就是那么说的。”
“她解释了为什么那么说吗？”
“她说……”乔伊斯忧伤地望向窗外她的花园，“她说她无法成功的原因是，如果有一天她成功了，我会从她那里抢走它。它会变成我的成功，而不是她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但这就是她的感觉。而为了告诉我她的这种感觉，为了让我继续受折磨，为了不让我认为她一切都好，她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不成功。哦，我仍然无法忍受想起这些话！我告诉她不是这样的，我希望她相信我，因为那不是真的。”
“好吧，”帕蒂说，“听起来确实让人难受。但这和我的篮球比赛有什么关系？”
乔伊斯摇摇头。“我不知道。我只是突然想起了这件事。”
“我当时正在成功，妈妈。这就是怪异的地方。我当时正如日中天。”
这时，突然间，乔伊斯的脸可怕地扭曲了。她又一次摇摇头，似乎心怀厌恶，同时竭力忍住眼泪。“我知道你在成功，”她说，“我应该去看你的比赛。我为此责怪我自己。”
“你没去看其实真的没关系。从长远看，或许可以说更好。我只是出于好奇想问问为什么。”
长久的沉默之后，乔伊斯总结道：“我想我的人生并不总是幸福的，或者说轻松的，或者说完全是我想要的。在某个时刻，我只能努力不去过多地想某些事，不然，它们会让我心碎。”
这就是帕蒂从她那里得到的全部解释，当时或者以后。不是很多，也没有解除任何疑惑，但也只能如此了。也是在那个傍晚，帕蒂向乔伊斯说了她的调查结果，并为她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乔伊斯不断顺从地点着头，全盘接受了她的建议。祖宅将被卖掉，乔伊斯会把售款的一半分给雷的弟弟们，然后把剩余当中属于埃德加的那部分放在一个基金名下，他和加琳娜可以从中提取足够的生活费（前提是他们不能移民），并一次性分给阿比盖尔和维罗妮卡一大笔钱。帕蒂最终接受了七万五千美金，想用这笔钱开始新的生活，而不必从沃尔特那里寻求资助。想到那片空旷的森林和未开垦的土地将因为她的这个方案而注定被分割、开发，有那么一瞬，她对沃尔特感到内疚。她希望沃尔特能够理解，在这种特定的情形下，那些因她而失去家园的食米鸟、啄木鸟和金黄鹂的共同不幸，并不比出售土地的这家人的不幸严重多少。
关于她的家人自述人要说的是：这笔他们觊觎已久的钱，曾为之野蛮争夺的钱，并没有完全被他们浪费。尤其是阿比盖尔，一旦有了一定的财力供她在波西米亚圈子里挥霍，她的事业就开始繁荣发展了。现在每次在《时报》上看到阿比盖尔的名字，乔伊斯都会给帕蒂打电话；她和她的剧团显然在意大利、斯洛文尼亚以及其他欧洲国家大受欢迎。而维罗妮卡终于可以在她的公寓、在州北部的一家修行会所以及在她的画室里独处了，而她的画作，尽管在帕蒂看来晦涩内向、从未最后完成，却将被后世视为天才之作。埃德加和加琳娜搬到了纽约克亚斯乔尔一个东正教氛围极其浓郁的社区，在那里生下了他们的最后一个孩子（第五个），也似乎没有主动给任何人找任何麻烦。每年，帕蒂会和他们所有人，除了阿比盖尔，见上几次面。当然，她的侄子和侄女是主要的乐趣来源，不过最近，她也陪乔伊斯去参加了一次英国园艺旅行，而她也玩得比她原以为的要开心，同时，她和维罗妮卡也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的笑点。
然而，她主要还是在过她自己的小日子。她仍然每天在展望公园跑步，但她不再沉迷于锻炼或任何其他东西。现在，一瓶酒够她喝两天，有时候三天。在学校里，她幸运地处于不必直接和家长们打交道的位置，要知道，如今的家长比当初的她还要疯狂和咄咄逼人。他们似乎认为，学校应该帮助一年级学生，提前十年，准备大学申请论文的草稿，并为SAT考试建立词汇基础。但是帕蒂可以把孩子们单纯当成孩子来对待——当成有趣、基本上还未被污染的小小个体，急着掌握写作技能，以便能够去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帕蒂一小组一小组地教他们，鼓励他们这样去做，而他们其实也并没有那么小，不至于等到长大了的时候，当中的一部分或许记不起伯格伦德太太了。中学的孩子们肯定应该记得她，因为这是她的工作中最讨她自己喜欢的一部分：作为一名教练，把她自己当年的教练曾经给予她的全身心的奉献、严厉的爱和如何进行团队合作的教导传递下去。学年里的几乎每一天，放学之后，有那么几小时，她可以消失、忘掉自己，可以再次成为女孩中的一员，爱将她和赢得比赛的使命结为一体，她一心一意地渴望队员们胜出。尽管她没能成为最好的那个人，但一个让她在人生相对迟暮的时刻，仍然能够这样做的宇宙不能说是个全然残酷的宇宙。
夏天不怎么好过，毫无疑问。夏天是陈年的自怜和好胜又涌进她体内的日子。帕蒂两次强迫自己参加城市公园管理局的志愿工作，和孩子们去户外活动，但事实证明，她极其不擅长管理六七岁以上的男孩，而且她很难让自己对单纯为了游戏而游戏的活动感兴趣；她需要一个真正的团队，她自己的团队，去遵守纪律、专注于取胜。学校里那些对派对如痴如醉的较年轻的单身女老师们（那些像喜欢在洗手间呕吐、喜欢下午三点在会议室喝龙舌兰酒一样喜欢派对的人），到夏天全都不见了人影，而独自读书，或者边听乡村音乐边打扫她那小小的、已经很干净的公寓的时间就只有那么多，日子久了免不了也想出去好好玩一玩。她的两段所谓恋情都是在夏天那几个月里开始的，对象是学校里比她年轻很多的男同事，两次交往都时断时续，她的读者肯定不想听到详情，反正主要也不过是尴尬和难受的对话。过去的三年里，凯茜和唐娜好心地让她在威斯康辛度过了整个七月。
当然了，她的精神支柱是杰西卡。事实上，她是如此依赖女儿，以至于她非常小心地防止自己做过头，防止自己的需要淹没了女儿。杰西卡是条工作犬，不是像乔伊那样的展示犬。一旦帕蒂离开理查德，在道德上重新获得了一定的可尊重度，杰西卡就把修复她的生活当成一件大事来办。她的很多建议相当平常，但是出于感激和后悔，当定期在周一和女儿共进晚餐时，帕蒂总会听话地向女儿汇报她的进展。虽然她对生活的了解要比杰西卡多许多，但相应地，她犯下的错误也多了许多。她没怎么费力就让女儿感到自己是重要的、有用的，而且她们的谈话直接为她带来了她目前的这份工作。一旦她重新站稳脚跟，她就可以回头去支持杰西卡，但是在这方面，她同样也得非常小心。当她读过女儿写的一篇过于诗意、满是可以轻松加以改进的句子的博客文章，她允许自己说的唯一一句话是“好文章！！”当杰西卡爱上了一个音乐人，那个从纽约大学退学的孩子气的鼓手，帕蒂不得不忘掉她对音乐人的所有了解，多少默认了女儿在这方面的看法，即近年来，人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她那个年龄的人，甚至包括男音乐人，已经和帕蒂这个年龄的人完全不一样了。接着，当杰西卡被缓慢然而彻底地伤了心，帕蒂只能佯作震惊，就像完全没有料到会有如此奇怪的结局。虽然这样做并不容易，但她愿意作出努力，部分原因在于，杰西卡和她的朋友们确实与帕蒂及她这代人不怎么一样了——对于她们，世界如今看上去更加可怕，通往成年的道路更加坎坷，回报也不再那么显而易见——但主要是因为她现在依赖杰西卡的爱，为了把女儿留在她的生活中，她愿意做任何事。
她和沃尔特的分居带来了一个不容辩驳的好处，那就是拉近了姐弟间的关系。在帕蒂离开华盛顿后的那几个月里，她注意到，她只告诉给其中一个的消息，两个人却都知道，她由此判断他们经常通话，而且不难猜测，通话内容应该就是他们的父母多么缺乏建设性，多么的自私和令人难堪。即便在杰西卡原谅了沃尔特和帕蒂之后，她也仍然和她的战友保持着紧密联系，她已经在战壕中和他结为盟友。
帕蒂一直饶有兴趣地观察着姐弟俩怎样调和他们个性上的尖锐冲突，毕竟，她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很糟。关于杰西卡那个鼓手小男友的口是心非，乔伊似乎格外有洞察力，他为姐姐解释了几件帕蒂认为最好不要去解释的事情。而立志非要在某件事上取得极大成功的乔伊，一直以来在一个为杰西卡所赏识的领域大放光彩，这当然也很有帮助。并不是说再也没有让杰西卡想要翻眼睛或者为之竞争的事情。比如，沃尔特利用了他在南美的关系，恰好在非全日光咖啡大受欢迎的时候引导乔伊介入了这一行，而在女儿选择的文学出版行业，无论是沃尔特还是帕蒂，都帮不上忙，对此，杰西卡就难以释怀。她像她爸爸一样，投身于一份正在走下坡路、濒危且无利可图的事业，而乔伊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成了有钱人，这令她感到沮丧。她也无法掩饰对康妮的忌妒，因为她可以和乔伊一起环游世界，他们游览的那些热带国家，正好是对多元文化充满兴趣的她也无限向往的国度。但是杰西卡确实，尽管很勉强，欣赏康妮在推迟要小孩这点上所表现出的精明；还有人听到她承认说，康妮作为一个“中西部人”还蛮会穿衣服的。无可否认的是，在树荫下种植咖啡确实更有利于环境，尤其有利于鸟类，乔伊宣传这一事实，并且精明地进行了市场推广，理应得到赞扬。换句话说，乔伊相当漂亮地赢了杰西卡，而这也是帕蒂如此努力地去做女儿朋友的另一个原因。
自述人希望她可以汇报说，她和乔伊之间也一切都好。唉，并非一切都好。乔伊仍然在帕蒂面前竖起一道铁门，一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冰冷、更加难以突破的门，她知道只有当她能够向儿子证明她已经接受了康妮，这道门才会向她敞开。可是，唉，虽然帕蒂已经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学会爱康妮却不在此列。康妮勤勉地尝试了每一种做个好儿媳的方法，而这却让一切变得更糟。帕蒂打心眼儿里感觉到，康妮并不是真的喜欢她，就像她也并不喜欢康妮那样。康妮对待乔伊的方式里有某种东西，某种无情的占有性、竞争性和排他性，某种不对头的东西，让帕蒂毛发倒竖。虽然她想在每方面都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但她已经开始悲哀地意识到，这个理想很可能是无法企及的，而她的失败将永远横在她和乔伊之间，无休止地为她在他身上犯下的错误而惩罚她。不必说，乔伊对帕蒂非常有礼貌。他每星期给她打一次电话，还记得她同事和心爱的学生的名字；他发出有时也接受邀请；在他对康妮的忠诚许可的范围之内，也扔给她一星半点的关注。过去两年里，他甚至开始偿还，带着利息，她在他上大学期间给他的那些钱——那些她非常需要，无论从实际角度还是从感情角度，因而无法拒绝的钱。但是他内心的那道门却对她上了锁，她无法想象，在怎样的情况下它才会再次开启。
或者，准确地说，她其实只能想象出一种情况，自述人担心她的读者不想听这个，但无论如何她还是要说。她能够想象，如果她能设法再次和沃尔特一起生活，再次在他的爱里找到安全感，早晨从他们那温暖的床上起身，晚上又睡回去，想着自己再次成为他的人了，那么她或许最终可以谅解康妮，可以在她身上看到那些其他人都觉得如此有吸引力的品质。她或许会高兴地在康妮的晚餐桌旁坐下，她的心或许会因乔伊对妻子的忠诚和专注而倍感温暖，而乔伊或许会相应地稍稍为她打开心门，只要她能在晚餐后和沃尔特一起回家，把头靠在他的肩上，知道她已得到了宽恕。但是当然，这是一幕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情景，无论怎样去扩展公平的涵义，她都不配得到。
自述人现在五十二岁了，看上去也就是这个年龄的人。她的经期最近变得奇怪和不规律。每年到了报税的时候，她就觉得刚刚过去的这一年似乎比之前一年短了一些；年复一年，日子单调而相似。沃尔特还没有和她离婚，她能够想到几个令人失望的原因——他或许，比如说，仍然痛恨她，所以无法让自己和她有哪怕一点点联系——但是她的心却固执地从他没有和她离婚这个事实中汲取勇气。她曾不好意思地向她的孩子们打听过，他的生活中有没有女人，当听到“没有”的答案时她欣喜万分。并不是因为她不希望他幸福，也不是因为她有任何权利，或者什么意愿去感到忌妒，而是因为这意味着，还有那么一点点希望的影子，也许他仍然认为，她自己也比以往更多地认为，他们不仅仅是对方人生中所发生的最糟糕的一件事，同时也是最美好的一件事。她一生犯了那么多错误，所以她有充分的理由推论，她这一次的想法也是不现实的，没有看到阻碍他们复合的某个明显的关键因素。然而这个想法不肯放过她。它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来找她，她渴望他的脸、他的声音、他的愤怒和他的好，她渴望她的配偶。
这就是自述人必须告诉她的读者的一切了，不过，末了，她还要提一下那个让她写下这些文字的原因。几星期前，她去书店参加了一位认真的年轻作家的读书会——杰西卡正激动地准备出版他的小说，之后在回家途中，在曼哈顿的春天街，帕蒂看到一个高个子中年人沿着人行道朝她走来，并发现这个人是理查德·卡茨。如今，他的头发短而灰白，戴着眼镜，让他看上去古怪地尊贵，尽管他的穿着仍然像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二十岁的年轻人。在曼哈顿下区这个你无法像在布鲁克林一样混迹于人群的地方撞见他，帕蒂觉察到现在的她看起来一定很苍老，像什么人不相干的老妈。如果有任何可能，她会躲起来，为理查德免去看到她的尴尬，为她自己免去作为被他扔掉的性伴侣的尴尬。但她无法躲避，而理查德，带着一种熟悉的勉强出来的礼貌，在别扭地说了几声你好之后，提出请她喝一杯。
他们去酒吧坐下，理查德带着一个忙碌而成功的人特有的那种心不在焉的神气，听帕蒂说着她自己的事情。他似乎终于可以平心静气地面对他的成功了——他提到，没有觉得难为情或者抱歉，布鲁克林音乐学院的那些先锋派管弦乐中有一首是他创作的；提到他目前的女友，显然是个了不起的纪录片制作人，为他介绍了很多沃尔特一向喜欢的那种严肃艺术片的年轻导演；还提到他手头正在进行的几项配乐。看到相对自己而言，他似乎非常满足，帕蒂允许自己的心小小刺痛了一下，然后在想到他那个能干的女友时，又小小刺痛了一下，之后，像往常一样，话题转向了沃尔特。
“你和他完全没有联系？”理查德说。
“没有，”她说，“就像个童话故事。从我离开华盛顿那天起，我们就再没有说过话。六年了，一句也没有。我只能从孩子们那里听到他的消息。”
“或许你应该给他打电话。”
“我不能，理查德。六年前我错过了属于我的机会，而现在，我想他只想自己待着。他住在湖边那栋房子里，为那里的自然保护协会工作。如果他想要联系，他总是可以给我打电话。”
“或许他也这么想。”
她摇摇头。“我想所有人都看得出他受的苦比我多。我觉得没有人会冷酷到认为应该由他来主动联系我。而我已经很清楚地告诉了杰西，我想再次见到他。如果她没有把这个信息转达给她爸爸，我会大吃一惊的——她最想看到的就是我们复合。所以很明显，他仍然没有复原，仍然愤怒，仍然恨着我和你。而谁又能真的去责怪他呢？”
“我能，责怪一点儿，”理查德说，“你记得他在大学时是怎样用沉默来对付我的吗？那是狗屎。对他的灵魂没好处。就是他的这一面让我永远无法忍受。”
“那么或许你应该给他打电话。”
“不打。”他笑了，“我终于抽出空来为他准备了一份小礼物——如果你留意，两个月后你会看到的。穿越时光隧道的一丝友谊的呼唤。但是我对道歉从来都不感兴趣。可是你——”
“我怎样？”
他已经在向酒吧女侍应招手要账单了。“你知道怎么去讲故事，”他说，“为什么不给他讲个故事呢？”
* * *
[1] 即迈克尔·杜卡基斯（1933- ），美国政治家，198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2] 达格·哈马舍尔德（1905-1961），瑞典外交家、经济学家、作家，第二任联合国秘书长，1961年被追授诺贝尔和平奖。
[3] 亚当·克莱顿·鲍威尔（1908-1972），美国政治家，纽约州第一位入选国会的非洲裔美国人。
[4] 原文为法语。
[5] 沃克·伊文斯（1903-1975），美国摄影师，以拍摄反映经济大萧条的作品著称。
坎特桥小区湖
一只家猫在户外丢掉性命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被丛林狼撕个粉碎，或被汽车压得扁平。但是，六月初的一个傍晚，当霍夫鲍尔家的宠物猫鲍比没能回家，无论怎么呼唤它的名字，怎么在坎特桥小区四周搜寻，沿县公路来回奔走，或是把鲍比的复印照贴在当地的树上，都未能发现它的踪影时，坎特桥街上的住户们纷纷猜测，鲍比已经被沃尔特·伯格伦德杀害了。
坎特桥小区是一处新开发的住宅区，由十二栋有着多个洗手间的现代风格的宽敞房子构成，位于一处现已被正式命名为坎特桥小区湖的小水域的西南方。虽然小湖真是和哪里也不沾边，但是国家的金融体系最近几乎在零利息地往外借钱，坎特桥小区的兴建，以及通往小区的道路的拓宽和铺筑，一时刺激了伊塔斯加县萧条的经济。之后，低息也使很多双子城的退休人士和年轻的当地家庭，包括霍夫鲍尔一家，得以购置他们的理想家园。当他们于二○○七年秋天开始入住时，小区的街道看上去仍然非常简陋。他们的前后院凹凸不平，草地稀稀落落，难以对付的冰川砾石和那些侥幸存活的桦树散布其中，整体来看，小区就像一个孩子匆匆赶制的学校手工作业。新住户家的猫当然喜欢在树林中游荡，也不会放过与小区相邻的伯格伦德家地产上的灌木丛，里面有很多鸟。而沃尔特甚至在坎特桥街上的最后一栋房子住进人之前，就已经挨家挨户地作了自我介绍，并请求他的新邻居将他们的猫关在室内。
沃尔特是明尼苏达本地人，还算友好，但是他身上有某种东西，他声音中的政治忧虑，他脸上疯狂的灰白短胡茬，让坎特桥街上的住户感到不安。沃尔特独自一人住在一栋低矮、僻静的老度假屋中。小区住户无疑享有更好的视野，因为他们隔湖看到的是沃尔特风景秀丽的地产，而沃尔特看到的却是他们光秃秃的院子。虽然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会停下来想一想，当初修建他们的房屋时噪音肯定非常可怕，但是没有人喜欢自觉是他人田园生活的入侵者。毕竟，他们已经付了房款；他们有权住在这里。事实上，他们所有人的财产税都要比沃尔特的高出很多，当中多数人还得面对不断膨胀的分期房款，且靠固定工资生活或者还在为孩子们储蓄教育资金。而沃尔特显然没有这些忧虑，当他走上前来，向他们抱怨他们的猫时，他们觉得他们非常理解他对鸟儿的担忧，而他却不能理解为鸟儿担忧是一种多么优雅的特权。琳达·霍夫鲍尔是福音派新教徒，也是整条街上最好事的一个人，她尤其觉得被冒犯了。“鲍比猎杀鸟，”她对沃尔特说，“可那又怎么样？”
“这个，问题是，”沃尔特说，“小猫并不是土生土长的北美动物，所以我们的鸣禽始终未能进化出对抗它们的手段。这完全不是一场公平的战争。”
“猫猎杀鸟，”琳达说，“这就是它们会干的事，这是自然的一部分。”
“是的，但猫是旧大陆的物种，”沃尔特说，“它们不是我们的自然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我们把它们带过来，它们不会出现在这里。这就是问题所在。”
“老实跟你说，”琳达说，“我唯一关心的是让我的孩子们学会照料宠物，学会对它负责任。你是在告诉我他们不能这样做吗？”
“不是，当然不是，”沃尔特说，“但是冬天，你不是把鲍比关在家里吗？我只不过是请求你在夏天也这么做，为了我们的生态系统。我们住在一处重要的鸟类繁殖地，北美很多数量正日益减少的鸟类都在这里繁殖。而这些鸟也有孩子。当鲍比在六月或者七月杀死了一只鸟，它同时也留下了一窝没法存活的幼鸟。”
“那么这些鸟需要换个地方筑巢。鲍比喜欢在户外自由活动。天气好的时候仍然把它关在家里是不公平的。”
“对，好的，我知道你爱你的猫。如果它可以只是待在你的院子里，那样也行。但是这片土地在属于我们之前，其实是属于这些鸟类的。而且我们似乎也没法告诉它们，这里已经不再适合它们筑巢。所以它们还是不断地飞来，然后不断地被杀死。而且更大的问题是，它们整体上都快要找不到栖息地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地方被开发。因此，既然我们接管了这片美丽的土地，就应该努力成为负责任的管理人。”
“哦，对不起，”琳达说，“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的孩子比什么鸟的孩子更加重要。我觉得和你相比，我的态度算不上极端。上帝把这个世界给了我们人类，我能说的就这么多。”
“我也有孩子，我明白你的意思，”沃尔特说，“可是我们只是在说把鲍比关在室内。除非你和鲍比聊过天，否则我看不出你怎么知道它不喜欢被关在室内。”
“我的猫是一只动物。地球上的动物没有被赋予语言能力。只有人类才会说话。我们之所以知道我们是照着上帝的样子被创造的，这就是依据之一。”
“对，所以我想说的是，你怎么知道它喜欢四处跑呢？”
“猫喜欢户外。谁都喜欢户外。当天气暖和起来的时候，鲍比就站在门边，想要出去玩。不必和它聊天我就能理解这点。”
“可是如果鲍比不过是一只动物，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人，那么为什么它对户外的小小偏好就该践踏鸣禽们养育幼鸟的权利呢？”
“因为鲍比是我们家的一分子。我的孩子们爱它，我们想给它最好的生活。如果我们有只宠物鸟，我们也会想给它最好的生活。但是我们没有宠物鸟，我们有的是一只猫。”
“好吧，谢谢你听我说这些，”沃尔特说，“我希望你能想一想，或许你会改变看法。”
这番对话惹恼了琳达。沃尔特甚至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邻居，他不属于业主协会，而且他开着一辆日产的混合动力车，最近还在车的保险杠上贴了写有奥巴马三个字的贴纸，在琳达看来，这说明他不敬上帝，而且对辛勤工作的家庭的困境缺乏同情心，比如她家，就正在吃力地做到收支平衡，吃力地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把孩子培养成有爱心的好公民。琳达在坎特桥街并不怎么受欢迎，但是如果你违反业主公约，把你的船停在你家的车道上过夜，或者如果她的某个孩子看到你的某个孩子在学校后面点燃了一支香烟，又或者如果她发现她家的房子在建造上有一处小毛病，而她想知道你家的房子是不是有同样的毛病，那么她就是那个你害怕会来敲你家门的人。拜访过她之后，在她没完没了的讲述中，沃尔特成了个问她是否和她的猫聊天的动物疯子。
那年夏天有两个周末，坎特桥小区的居民注意到湖对面的沃尔特家来了客人，一对漂亮的年轻人，开着崭新的黑色沃尔沃。年轻男子一头金发，体形健美，他的妻子或者女友有着那种没生过孩子的大城市女人的苗条身材。琳达·霍夫鲍尔宣称那对男女看上去“目中无人”，但是看到这两个有身价的访客，社区里的多数人都觉得松了一口气，因为沃尔特虽然彬彬有礼，但他之前一直都像个有变态倾向的隐居者。清晨喜欢远距离散步的一些年龄较大的坎特桥居民，现在会大着胆子和路上碰到的沃尔特聊上几句。他们了解到那对年轻人是他的儿子和儿媳，在圣保罗做什么生意，做得很成功；他还有个在纽约发展的未婚女儿。他们问了他一些有关他本人婚姻状况的诱导性问题，希望打探出他是离了婚，还是只不过死了老婆，当发现他很会躲开这些问题后，他们当中较有科技常识的一位去网上搜索了一番，最后发现琳达·霍夫鲍尔关于沃尔特是个疯子或者危险人物的怀疑，原来没错。看起来他创立过一个激进的环保组织，在共同创办人去世之后，该组织也随之解散，而那位共同创办人是个有着古怪姓名的年轻女人，显然不是他孩子们的母亲。一旦这则有趣的新闻在小区居民中传开，那些清晨散步的人就又不理会沃尔特了——或许，主要还不是因为沃尔特的极端言行让他们不安，而是因为他这种隐士般的生活状态现在散发出浓烈的悲伤味道，那种可怕的、避之大吉的悲伤——就像疯狂的所有表现形式一样，那种绵绵不绝的悲伤让人觉得害怕，甚至或许还会传染。
那年冬末，当积雪开始融化，沃尔特再次出现在坎特桥街，这次他抱着一纸箱色彩鲜艳的氯丁橡胶猫围嘴。他解释说戴上这种围嘴的猫，除了不能有效袭击鸟儿，可以在户外做任何它喜欢做的快活事，无论是爬树还是拍蛾子。他说在猫的颈圈上挂铃铛已经被证明无法起到警示小鸟的作用。他补充说，在美国，每天被猫杀害的鸣禽最少也有一百万只，也就是说，一年有多达三亿六千五百万只（而这个，他强调，只是保守估计，还没有把那些因失去妈妈而饿死的幼鸟计算在内）。尽管沃尔特似乎并不理解，每次猫出去玩都给它系上围嘴是多么麻烦，而一只戴着亮蓝色或红色围嘴的猫看起来又是多么的傻，年龄较大的猫主人还是礼貌地接受了围嘴，答应会试一试，以便沃尔特不再继续烦他们，而他们可以把围嘴扔掉。只有琳达·霍夫鲍尔干脆地拒绝接受围嘴。在她看来，沃尔特就像那些想在学校发放避孕套、想收走人们的枪支、想强迫每个人上街都带着身份证件的自大的信奉自由主义的政府官员。她灵机一动，问沃尔特他家灌木丛中的鸟是否属于他，如果不属于，那么鲍比喜欢猎杀它们又关他什么事呢。沃尔特用《北美候鸟条约法案》中的一些官方套话答复她，根据该法案，禁止伤害任何从加拿大或墨西哥边境飞来的非猎鸟。这让琳达不快地联想起这个国家简直想将国家主权交给联合国的新任总统，于是她尽可能礼貌地告诉沃尔特，她为抚养她的孩子忙得不可开交，如果他不再来敲她的门，她会表示感谢。
从策略上看，沃尔特选择了一个糟糕的时机来发放他的围嘴。这个国家已陷入了深度经济萧条，股票市场一落千丈，而他到这个时候还沉迷于鸣禽，这似乎几近可憎。就连坎特桥街上的退休夫妇都受到了影响——投资的缩水迫使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取消了每年去佛罗里达或亚利桑那过冬的计划——同时，街上的两个年轻家庭，邓特家和多尔伯格家，已经付不出（恰恰在这个错误的当口激增的）分期房款，很可能失去他们的家园。蒂甘·多尔伯格等待着那些似乎每星期都在更换地址和电话的联合融资贷款公司的回复，以及收费低廉的联邦债务顾问——事实证明，他们既不低廉也不是联邦的——的意见，与此同时，她的维萨、万事达信用卡账户的未清账款每个月都要增加三四千美金，而购买了她十次修甲套餐卡的朋友和邻居继续光临她在地下室开设的修甲馆，却不能带来任何新收入。就连丈夫的手上有和伊塔斯加县签好的道路维修合同的琳达·霍夫鲍尔，也开始调低恒温器的温度，让孩子搭乘校园巴士，而不再开着她的雪佛兰郊区接送他们。焦虑像一群拟蚊蠓一样盘旋在坎特桥街上空；它们通过电视新闻、电台访谈和互联网袭击着每家每户。推特网上满是令人心焦的信息，而沃尔特请求人们去关心和保护的那个啾声一片、自由飞翔的世界，是个多余的焦虑之源。
九月份才再次有了沃尔特的消息，他趁着夜色的掩护，给小区的每户人家发了一份传单。邓特和多尔伯格家现在已人去房空，他们的窗户黑了下去，就像紧急热线的拨打者终于悄悄地挂断了电话，等待接通的信号灯不再闪烁一样。但是那天早晨，坎特桥小区的其他住户醒来之后，都在他们的门口发现了一封措辞文明的以“亲爱的邻居们”开头的来信，信中重申了沃尔特已经提过两次的那些针对猫的论调，还附了四页照片，照片内容可是一点儿也不文明。显然，沃尔特整个夏天都在记录他的地产周围被杀死的鸟。每张照片（总共有超过四十张）都标明了日期和鸟的种类。坎特桥小区没有养猫的住户为也收到这样的传单而感到被冒犯，而那些确实养了猫的住户也不高兴，因为沃尔特似乎认定，死在他地产上的所有鸟都是被他们的猫杀死的。琳达·霍夫鲍尔格外气愤，因为传单被留在了她某个孩子很有可能看到的地方，那些满是没了脑袋的麻雀和血淋淋的内脏的照片很可能会导致心理创伤。她给县巡警，她和她丈夫的朋友，打去电话，询问沃尔特有没有可能被控非法骚扰罪。巡警说不会，但是他答应去沃尔特家看看，对他提出警告——这次拜访引出了一条大家意想不到的信息：沃尔特有法律学位，而且不仅对《第一修正案》赋予他的权利烂熟于心，对坎特桥小区业主公约也很有了解。按照业主公约中某条款的规定，宠物无论何时都应处于主人的监控之下；巡警建议琳达撕掉传单，忘记这回事。
之后，白色冬日来临，小区的猫都回到了室内（就连琳达也不得不承认，猫在室内似乎也很满足），琳达的丈夫亲自动手，在县公路上做了点儿手脚，这样每次新下一场雪之后，沃尔特都不得不铲上一个小时，清理他的车道连接公路那端的雪。树叶落尽之后，坎特桥小区的住户们可以隔着冰封的湖面清楚地看到伯格伦德家那栋小小的房子，而透过窗户从来都看不到电视机屏幕的闪烁。很难想象除去怀抱着敌意和批评陷入沉思之外，在冬日的深夜，沃尔特独自一人还会在那里做些什么。圣诞节期间，他的房子有一星期没亮过灯，说明他去看望圣保罗的家人了，而这也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怪物居然也有人爱。假期结束后，怪物又重新开始了他的隐居生活，为此琳达尤其感到轻松，她又可以一心一意地仇恨沃尔特，而不会被还有人关心他这样的想法所干扰了。二月的一个晚上，她丈夫汇报说沃尔特就故意阻塞他的车道向县法院提起了诉讼，不知怎的，琳达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舒心。她很高兴知道他知道他们恨他。
就在同样有悖常情的思路的指引下，当积雪再次融化，树林重披绿装，鲍比再次被放到户外，随后就不见了踪影时，琳达觉得仿佛身上一个深藏的疥疮被抓了一下，是那种越抓情况越糟糕的原始疥疮。她立刻就明白了，沃尔特是让鲍比消失的幕后黑手，而她为此感激涕零，他终于回应了她的仇恨，赋予这种仇恨以新的源泉和养料：他愿意陪她玩这个仇恨游戏，愿意成为她的世界中所有问题的地方代表。甚至当她组织搜寻孩子们丢失的宠物，把他们的痛苦在邻里间传播的时候，她也在暗地里品味着他们的痛苦，并在促使他们为此而憎恨沃尔特的过程中汲取乐趣。她足够喜欢鲍比，但是她知道过于宠爱一个畜生是一种罪。只有她那位所谓的邻居才会犯这种为她所痛恨的罪行。一旦清楚地看到鲍比再也回不来了，她就带着孩子们去了当地的动物收容所，让他们挑选了三只小猫。而刚一回家，她就把它们从纸箱中放出来，将它们赶到了沃尔特家附近的树林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