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晚饭时我跟朱利安·卡斯尔说“爸爸”临终前非常痛苦，他说；“是癌症。”
“什么癌？”
“全身生癌。您不是说他今天在检阅台昏倒了吗？”
“他是昏倒了，”安吉拉说。
“那是用药的结果，”卡斯尔说，“他现在处于药物和病痛相互抗衡的交点，再多用一点药就会置他于死地。”
“这真是一场令人愉快的谈话，”安吉拉说。
“我想大家都会同意，我们大家在一起煞是愉快，”卡斯尔说。
“我想，”我说，“象你这样竭尽毕生之力为人民服务的人应该比其他人更为愉快。”
“您知道，我曾经有过一艘游艇。”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有了游艇就应该比大多数人愉快呀。”
我说：“要是您不是‘爸爸’的医生的话，那么谁是呢？”
“我们医院里的一位同事，施利契特·玛·凯尼格斯瓦德医生。”
“是德国人吗？”
“大概是。他曾经在冲锋队服役十四年，其中有六年在波兰的奥斯威辛当军医。”
“他在‘希望与同情之家’工作是为了赎罪吧？”
“是的，”卡斯尔说，由于他拯救着左、右两派人的生命，他的赎罪也是大有成效的。”
“他可真好。”
“是的。假如他照现在这样日以继夜地干下去，那么到3010年，他救活的生命将要与他处死的生命的数目相等八”
这样，我的“卡拉斯”中又增加了一名成员。他就是施利突特·冯·凯尼格斯瓦德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