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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迷宫》
简介：
本书讲述了克里特岛——这个消逝的海上帝国的诸多神话——荷马史诗、代达罗斯与伊卡洛斯、克里特迷宫与弥诺陶洛斯（人身牛头怪），并将克里特与希腊罗马的众神进行比较，揭示人类原始信仰发展的轨迹及其深刻的历史意义。本书将向读者详细展示和介绍在克里特和希腊获得的众多珍贵的考古学发现——和金字塔一样神秘的超大宫殿、若干栩栩如生的壁画、巨宫之心的神殿等，创造出有关古克里特岛的一系列“新神话”。本书对于诸如爱琴海地区的许多不同自然景观的描写，更能引领读者细细品味前希腊文明是如何在此条件下发展与兴盛起来的，置身其中，仿佛一次美妙温馨的视觉旅行。...
作者: [英国]唐纳德
ISBN: 7802281199/G·069
装帧: 平装
语言: 中文
开本:
编/译: 余瀛波 译
出版时间: 2006年9月
出版社: 新世界出版社
米诺斯宫廷里的妇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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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特岛迷宫——希腊罗马神话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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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皇家艺术学会附属会员约翰·邓肯先生正是怀着一份独特的热忱，绘制出这卷彩绘图集的。在这些计划的准备过程中，邓肯先生费尽心思搜集了克里特艺术家们的各种作品，比如陈列出来最近出土的岩画遗迹、陶器制品、雕版印章和印图等。尽管它们因用途不同而被工匠们漆成不同的色彩，但共同的装饰镶边在本质上并未脱去其独特的克里特风格。在版画饰面上绘有一个让人联想到凯尔特与克里特图案特征的明显的平行符号。言及此处，我们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在对一些共同的复杂图案的处理上，凯尔特人使用的方法与克里特人相比，在风格上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却又显得更为深刻与合理。比如，比较阿拉伯数字3和4，前者是不完全的曲线，而后者则是完整的直线。这些差别在绘制的代表埃及和利比亚神话中的女神奈斯（Neith）的象征符号中得以体现。
我第一次看到这本书时，感到非常惊讶，因为时至今日，都很少能够看到有关这个题材的如此翔实的资料，更何况是在1917年了。然而，援引近代一位美国总统的话说，要想弄清何谓“克里特岛之谜”，首先要看你怎样对这个“之”字定义了……
克里特岛的神话是有据可依的。早在举世闻名的古希腊文明前几百年，米诺斯文明就已存在，但它后来在一场大灾难中消失，被毁于火山爆发和蛮族入侵。其后的几代人，创作了有关这个消逝的海上帝国的诸多神话，诸如《荷马史诗》、《代达罗斯与伊卡洛斯》、《米诺斯王与弥诺陶洛斯（人身牛头怪）》，甚至如本书作者提及的《亚特兰蒂斯》，在各种传闻和猜测中都曾受过消逝的克里特帝国的影响。
在20世纪初期，考古学家们终于开始了对米诺斯文化遗址的发掘工作。包括迈肯齐在内的诸多学者，根据发现的种种证据：光鲜动人的岩画艺术，令人叹为观止的女神肖像画……创造出有关古克里特岛的一系列新神话。这些神话被后来的新教徒们欣然接受，甚至他们中的一员，罗伯特葛雷夫，还以此为主题写了一本鲜为人知的科幻小说：《看北风起》。
今天我们究竟对克里特文明了解多少？答案只有四个字：一无所知。克里特文明创造了欧洲最早的写作体系：线性A和B。线性B由麦克凡特里斯在1952年破译，从以线性B记录下来的遗留文献中找到的只有一些商业文檔，不过这倒是与其海上贸易帝国的身份十分相符。而以线性A记录的其它文献则仍是未解之谜。尽管线性A系统中的某些符号可以凭着语音特点勉强识别出来，但是仍然不能被翻译成完整的文稿。尽管我们能够推断出某些线性A文本肯定是与巫术或宗教有关——因为它们被刻录在各种宗教仪式的器物上，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任何可供研究的克里特文明的宗教文献。
在这些反映宗教仪式的图谱上，有着一个十分普遍的特征，那就是大量的女性图像，由此我们可以设想，克里特岛人崇拜一位或多位女神。我们也认为动物在他们的仪式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蛇和公牛。然而，在此方面，人们至今还未找到任何在相关宗教神话方面的确切描述，因此对它的研究还只限于推论而已。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做了些基于事实的修正。在第五章98页提到的有关谢里曼述说的亚特兰蒂斯遗产的故事，已经被证实是场不折不扣的骗局。这则奇谈于1914年被长于此道的赫斯特先生在报纸上渲染得轰动一时，几年后，这本书便应运而生了，有鉴于此，因此我们也不该责怪迈肯齐先生在书中援引这个故事作为事实。在此，我们将这篇“我怎样找到消逝的亚特兰蒂斯”，连同我们的分析一起，一并纳入本书。
与此同时，迈肯齐还将他的另一篇作品“古埃及的神话传奇”引入此书，并把这一内容扩展成为一本厚达300页的书，其内容翔实丰满，调查研究充分，非常值得一读。最后，笔者再次强调，“克里特岛之谜”是本关于一段人们至今尚未了解的历史的十分独特的书。
J.B.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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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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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卷书讲述的是有关于古克里特文明的神话传说，同时也讲述了文明本身的兴衰发展。在研究古克里特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的过程中，许多令今人痴迷并且十分重要的问题引发了大量的思考，进而带动了现代考古学对此进行的更为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发现，古克里特文明对早期的欧洲影响显著。在前两章里，欧洲文明史被带回了遥远的旧石器时代，莫索（Mosso）特别指出，在已经被列入人类古代艺术的法国和西班牙的穴居文化与克里特岛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很显然，这些文化并不是共存于同一时代，而是相隔了成千上万年，要解释它们之间存在的种种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无疑是对当代的“独立进化论”的一次严峻考验。在介绍部分里总结的那些资料无非想强调一点：运用假设以试图解决一个复杂的问题，必须慎之又慎。因为这或许可以解释部分相似的原因，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释为何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之间存在诸多差异的原因，比如在人类近现代文明史上的新石器、黄铜与青铜时代之间就存在着十分明显的差异。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有关欧洲最早的人类活动踪迹及其进化过程（正是他们奠定了以后文明的基石）的相关地质学、人种学和考古学证据，作者在第一章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这些内容作了叙述。而至于出现在一则传奇故事中的科学资料，则是秉承了赫西奥德在《工作和日子》中对神话年代描述的语言风格，和印度圣人玛肯得亚在《摩诃婆罗多》中对“时代”的描述风格，以及马可凯瑞尔先生对他经历的不同爱尔兰时代的叙述风格。脚注提供了一些必要的参考。
同时，在对待克里特岛的起源问题上，本书也引入了谢里曼关于“消逝的亚特兰蒂斯”的假说，以及他坚信的存在于墨西哥、早期欧洲和尼罗河文明之间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本书作者此举并非对此种观点如何推介，而是旨在表明这样一种态度，即对于柏拉图传说中的历史是容许有不同的解释的。
事实上，长久以来，克里特文明始终都如一团迷雾般呈现在人们面前，至于流传于世的关于它的各种版本也都因缺乏考证而使其变得愈发扑朔迷离，直到近代随着一批考古学家再次对这一历史性课题进行深入研究，随后各种理论便如雨后春笋般被纷纷抛出，阿瑟·伊文思先生便堪称是其中的一位杰出者。我们可以仔细审视米诺斯皇宫中每个角落的遗迹；踏遍这座古老王国所有小城街道上的砾石路；查验那一历史时期的陶器什物；端详描绘古克里特人日常生活景象的岩画，还有那些雕版图，向我们展示了在比腓尼基人更久远的年代地中海的统治者们是如何建造大船，水手们是如何在海上纵横驰骋，被供奉的众神的尊容，以及所举行的各种仪式的场面；我们可以通过一幅画面上的石棺，而了解到另一个世界的丧葬习俗和观念，而在一些石瓶上则会发现那个年代的拳手、斗牛士、士兵以及游行队伍的生动画面；当然，吸引我们的还有那个古老族裔的珠宝、武器以及各种工具。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数据的帮助，我们才得以重新勾勒出这座古岛文明的轮廓，研究它在数个世纪中的起落沉浮、兴衰发展。我们甚至可以依据从尼罗河及其周边区域发现的克里特史前古器物的大概存在年代（很显然这些器物是从埃及输入的）来排列出一部克里特人的编年史。与此相比，所谓的“希腊奇迹”也将黯然失色。无疑，克里特人是古希腊人的祖先，而希腊人受用了克里特文明的恩惠，但自古以来的希腊人却从未意识到他们仅仅是继承了克里特人的衣钵。
在研究克里特文明发展的过程中，许多全新的问题又不断被提了出来，人们愈来愈能感觉得到克里特岛文明对后来的中西欧文化产生的深远影响。这其中既包括人种遗传问题，也有移民问题，因为这些地区是最先采纳同样的农业生产模式的，此外还有文化接触的问题，比如无论从海上还是陆路都可以找寻到贸易往来的踪迹，比如对于同一种信仰表现出来惊人相似的顶礼膜拜，因为无论在物质文明还是信仰的发展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地缘因素的影响。在本书后面的篇幅中，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都将被提到，同时为了表述清楚某些观点，还将对其中一些典型的例证进行十分详尽的解析。
在盛行的关于克里特人生活的传说中，读者不可能不对其显著的现代特征印象深刻。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米诺斯的艺术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准。英国皇家艺术学会附属会员约翰·邓肯先生正是怀着一份独特的热忱，绘制出这卷彩绘图集的。在这些计划的准备过程中，邓肯先生费尽心思搜集了克里特艺术家们的各种作品，比如陈列出来最近出土的岩画遗迹、陶器制品、雕版印章和印图等。尽管它们因用途不同而被工匠们漆成不同的色彩，但共同的装饰镶边在本质上并未脱去其独特的克里特风格。在版画饰面上绘有一个让人联想到凯尔特与克里特图案特征的明显的平行符号。言及此处，我们这里要特别提一下，在对一些共同的复杂图案的处理上，凯尔特人使用的方法与克里特人相比，在风格上既有一脉相承之处，却又显得更为深刻与合理。比如，比较阿拉伯数字3和4，前者是不完全的曲线，而后者则是完整的直线。这些差别在绘制的代表埃及和利比亚神话中的女神奈斯（Neith）的象征符号中得以体现。
现代人给予克里特艺术的赞誉和推崇毫不吝惜，甚至达到热衷和痴迷的程度。一位声名显赫的考古学家曾这样宣称“在此（克里特）之后你很难再找到更璀璨的文明了”。这实在是个伟大的宣言，尤其是当我们想想至今仍神秘莫测的古埃及艺术已经令世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时。毕竟，对于克里特岛我们至今仍一无所知，在这块神秘的大陆上，我们既没有发现古埃及那样具有熟练技术和高超艺术造诣的蔚为壮观的巨石雕塑，也没有发现类似的凝聚高度智力和精神品质的景观；同样，在这里我们也尚未见到亚述人艺术中最为典型的英武矫健的男子、组织有素的骁勇善战以及那迷人的率直个性；此外，我们也没有发现希腊艺术中的空想主义元素，其作用正是促使智力、精神、情感等较为抽象的事物更为形象化，从而使得无论从形式上还是特质上都能将此种文化的精髓思想尽情展现。但是，请不要对它产生丝毫质疑，因为克里特艺术中已经注入了抒情诗般的不羁与自由，这绝不仅仅只是体现在作品的主题上，作品本身也尽是如此，克里特文明正是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现代人的眼球。在这方面当然有许多匠心独运的优秀典范，对于色彩的偏爱即是如此——有例为证，试问谁能抑制自己对瓦希里基陶器（Vasiliki pottery）那种“金色午后”效果的赞叹和喜爱呢？——一件如此简单自然却能令人赏心悦目的器物，一件完全超脱了形式主义的拘泥但却堪称经典的艺术极品，一种发挥到极致的令人眩目的优雅，这种工艺在象牙制品中发挥得尤为淋漓尽致。事实上，我们有可能高估了诸如“收获瓶”这类作品的艺术价值，人们往往非常容易被表面上那些鲜活的动作和表情所吸引，甚至赞美起它的瑕疵，而忘记了在埃及还有许多更为精致的矮身浮雕，毫无疑问，那些艺术家们也在向我们传递着他们的思想；当然，他们也很可能会拒绝接受我们那些像考古学家一样狂热的批评家们的品头论足。比如，当我们举目凝视岩画作品“侍酒者”（the Cup Bearer）的时候，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只是画面外的一个非常普通的，相貌英俊的少年，无论眼神、手势还是肢体都与我们毫无二致。然而，总体说来，克里特艺术目前还远未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所以也便处于与其真实价值极不相称的位置上，这种状况从展台上的这一时期重要作品的寥寥就可见一斑。象牙雕刻品“跳跃者”便是这类作品之一。它的巴黎式优雅和希腊样板式的精巧与华丽立即会吸引所有人的目光。虽然它已破败不堪，但透过残存下来的依稀痕迹，足以展示出其卓越的工艺。特别是作品中人物肩膀及手臂的骨骼与肌肉，充分表达出自然的质朴与动感；而其中丝毫没有在亚述艺术中司空见惯的夸张手法。另外一件杰出的作品是刻在滑石上的公牛头像。凡是看过它的人，无不被它的威严所震慑，它那高傲的姿态，机警的眼睛，竖立而起的灵活的耳朵，将朴素、优雅与高贵融为一体的自然主义的表现张力充分展现。无独有偶，另一尊关于牛头的石膏浮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煜煜生光的铜铃大眼，嘴巴和鼻孔一张一合，气喘吁吁；这头高贵的巨兽显然已臣服于绳环之下；但即使是死亡也无法撼动它那天生神力与傲然之气。笔者这里还要特别提一下这样一幅作品：一头母山羊在给它的羔羊哺乳。这堪称是一幅令人叹服的优雅而有穿透力的写实主义作品。
这种在克里特艺术中跳动的自然主义脉搏在旧石器艺术中也频繁涌现，其中非常著名的代表是在岩洞中发现的两幅岩画。这些非同寻常的更新世时代的遗迹是典型的旧石器艺术产物，其深邃的地质环境表明其悠远的历史，在如此遥远的年代，能存在这样的艺术不能不叹为奇迹，况且这并非个体创作的结果，而是一个有机的训练体系。而通过这一艺术折射出来的当时的社会文明绝非简单的体系状态。很显然，它是在第四纪冰河时代的灾难中被毁灭的，但同时代的考古发现表明，它对人类的影响并未彻底消失。
D. A.麦肯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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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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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克里特岛是如何神奇地崛起并发展成为伟大的古代文明帝国的？尽管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有一种说法听来却令人耳目一新，让人不禁想起那个美丽的灰姑娘的传说。考古学对于它的描述首先始于谢里曼从梯林斯和麦锡尼的古城伯罗奔尼撒废墟遗址中获得的惊人发现——独具价值的前希腊文明的踪迹，他将其归为荷马时代文化。随后发现的证据表明，这一文化并不具备本土特征，而是从某个未知的地区泊入的，当时这一文明已经发展到其巅峰，并已开始显露出衰败的迹象——这并非考古学家们的奇思异想，那些伟大的古迹足以说明一切。于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考古搜寻开始了，从文明的中心一直到受其影响的边缘地带。既然那双漂亮的水晶鞋已经找到，灰姑娘会在哪儿呢？最后，在种种断言被逐个推翻后，冰山的一角终于渐渐浮出水面——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那个神秘文化殿堂中的小公主，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克里特。但由于受土耳其统治下纷乱的政治环境影响，对克里特岛的深入研究始终被一拖再拖，无法顺利进行。
克里特文明的发现标志着人类对历史的认识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此，欧洲文明史的第一章将被重新书写。人们不再把古希腊当作欧洲文明的起源，不再相信希腊文化中那些无限夸大的历史，它们就像寓言中描绘的众神一样虚无缥缈。本书将引述史上不同作家笔下的关于这段历史的神话和传奇，这些文献一直流传至今，被奉为人类至今发现的关于希腊文化最有价值的证据之一，而“英雄时代”的传统到底源于哪里，恐怕源头决不仅是这些诗人和剧作家们的凭空想象。当然，纵使我们现在千般聪慧，毕竟早已时过境迁，我们不必为此而揶揄历代的史学家们，也无需再叩问他们为何对那些无从捉摸的神话传说如此轻信，为何对荷马、修西得底斯及其他人的未必完全忠于史实的著作深信不疑，在未经过缜密、严谨的科学论证并获得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持情况下，就认定宙斯和得墨忒耳是克里特的缔造者，对如此重要的一段历史妄下断言。
直到近年，随着大量无可辩驳的考古数据的陆续出土，才使得古文明的研究者们逐渐真正相信克里特文明的存在，可从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遗留下来的众多神秘记忆却仍旧令我们困惑不解。
研究发现，克里特岛便是爱琴文明的发源地，其势力在前希腊时代就已影响到整个欧洲——正如欧洲的一句俗谚，“一点点酵母足以把全团的面发起来”——不仅如此，事实上，如果给这项研究设置一个极限的话，那便是将解决所有以往悬而未决的历史性问题。
尽管克里特文明的存在已变得毫无争议，它即是埃及王朝时代的源头，当时闪族人刚刚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实现其历史上的首次鼎盛，但我们仍就无法弄清其遥远的起源问题。但在其遗址上发现的史前古器物清楚地显示，岛上早期定居者的文明程度已经达到相当高水准的新石器文化——建筑材料上使用石头、粘土及枝条；出现最早的海上贸易——从早期爱琴文明的中心米洛斯岛进口黑曜岩；社会的局部地区甚至已经采用原始的农业生产模式。此外，宗教信仰也已发展并初具规模，它最终作为克里特整体文明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被希腊人继承下来，遗憾的是，在历经漫长岁月的洗礼后，它的真实身份竟已被人们彻底忘却。根据考古学的地层数据推断，克诺索斯岛上的最早定居者大致应该在公元前一万年左右。
但是从欧洲大陆循到的文化痕迹来看，最早的文明应该属于一个更遥远的年代。尽管在新石器时代的大部分时期或者石器时代后期，就已存在着野人部落，正如今天在世界各地仍广泛分布着不同野人族群的情形一样，当时无论是在克里特、埃及还是巴比伦王国，都存在着已经进化了的、具有一定文明程度的人，他们是“所有伟大时代的后嗣”——在此期间，古欧洲经历了地球史上的几次大规模气候震荡，这也便是被人类史学家们宣称的，在交错间隔的热带、温带和极地的地层发现的动植物化石特征显示有人类生存的迹象。而其所处的时期——即人类历史上距今最为遥远的文明，是在考古学上的旧石器时代或者石器时代早期。直至这一文明消亡，估计至少也是在公元前两万年前后，当时在欧洲至少存在着两个族落，他们的文化在今天分别被称作奥里尼雅克期与马格德林期。而这一时期亦被称作中石器时代，即为连接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中间的过渡期，它将人类最早期的文明传承下来，这一事实现今在史学界已经得到十分广泛的认同。
如上所述，克里特文明的故事很可能是成立的，如果将整个欧洲的发展史写作一本书，那么它便应是这本欧洲史的开篇。但让人惊叹的是，它的“引言”部分竟然会从旧石器时代开始，也就是在第四纪冰川期之前和之中——这在地质学家们看来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之所以这样肯定，完全是因为从法国和西班牙发现的轰动世界的旧石器时代的穴居岩洞，关于这部分内容本书将在第一、二章中详细介绍。但是，在已发现的这些有限的人类印痕中，还不能找到特别充分而确凿的证据。我们只知道这些人很像希腊或者克里特的早期居民，但很显然，他们不但创建了伟大的克里特文明——塑造了克里特时代的艺术风格，甚至奠定了此后在米诺斯岛、尼罗河流域以及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地区出现的特定的风俗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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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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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与克里特发生的联系是如此紧密，从而使得人们对它更是期待良多，以至包括安吉洛·莫索（Angelo Mosso）在内的众多作家都认定在新石器时代确已存在人类文明，且奥里尼雅克期与马格德林期艺术便是克里特文明的起源。但地质学家们让人们彻底打消了对这一文明的置疑，他们指出该文明应该属于更新世时代的后期，当时在空旷的法兰西山谷中正四处游荡着原始驯鹿。
所以，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自然也就成就了旧石器时代的那些猎手们，他们都是相当出色的艺术家和雕刻家，骨骼和象牙经过他们刻刀的精雕细琢后便成了精美的艺术品。他们在居住的洞穴屋顶用刻刀、用油彩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动物图案，这种兼纯粹的写实主义与浪漫的自然主义的艺术手法即使到了希腊时代仍然没有被超越；此外，他们还用象牙雕刻出许多女性图案，这一点与埃及发现的艺术品比较起来十分相似，但又所区别。
对此，莫索发出这样的感慨，“真是不可思议，在人类历史上这些最古老的文明中，在表现女性图案的艺术手法上，法兰西人、新石器时代的克里特人与埃及人竟然惊人的相似，简直如出一辙。”在这些表现女性的岩画中，他发现“无论环佩裙裾还是发髻样式都带有典型的埃及风格”。在描述一幅旧石器时代的画作时，他这样说道：“那些女子都是长发披肩，这与米诺斯时代的女人极为相似；她们的胸部没有受到任何束缚，因而发育得更为丰满。而其头部呈三角形则表明她们戴着头巾或头冠。其中有两位女子在上臂靠近肘部的位置佩戴了手镯，所有人都是杨柳纤腰，体型宛如一个沙漏。”在评论另一幅图画中的身着裙裾的妇女时，他指出这也是克里特人的显要特征。[1]此外，包括阿贝步日耶（Abbé Breuil）、唐让卡布里阿吉拉（Don Juan Cabre Aguila）在内的许多大陆考古学家都将法国、西班牙等国在旧石器时代的岩洞绘画同克里特岩画进行了各种比较。
作为奥里尼雅克与马格德林时代的一个族群，或者是该文明衍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克罗马尼翁人（Cro-Magnon）是这一时期的主角。对此，高理雍（Collignon）博士指出，我们在欧洲大陆的许多地方都可以循到他们昔日的踪迹，特别是法国的多敦河（Dordogne）流域及北非的柏柏尔人地区。[2]考古学家们在对捷克和斯洛伐克中部地区摩拉维亚等地的传统殡葬习俗研究时发现，克罗马尼翁人的一支很可能在更新世时代后期从比利时迁徙于此。而在奥里尼雅克文明消亡几千年之后，它又是如何以及通过怎样的途径对克里特产生影响的，我们现在已无从知晓。但是，有一种假设听来颇有见地，那就是这一文明在人类中其实并未绝迹，而是随着移民的迁徙已经远播到世界的另外某个地方。也就是说，希腊人就是克里特文明的继承者，这一事实最近以来已经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佐证。
克里特文明中不仅缔造了欧洲的艺术古迹，而且从考古学上收集的旧石器时代证据来看，克里特人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早期的某种宗教信仰。而且很有可能，某些在民间广泛流传的神话故事像那些从法国和西班牙出土的岩画及象牙雕刻品一样年代久远。当然，这些只是考古学家们的推测而已，毕竟，谁又敢称自己就能说出那个源远流长的美丽传说的起源呢？这个传说讲的是：一双恋人从巨人的洞穴中逃出后，情急之下向身后抛出一把石子，这些石子落地后化作山脉，发出枝条，结成森林，以此来阻止那个暴怒的追逐者。最近，史学家安德鲁·朗先生宣称，他已经在祖鲁人、盖尔人、挪威人、马尔加什人、俄罗斯人、意大利人和日本人的民间文学中均发现了类似的传说。他在其作品中写道，这些故事的作者“将永远无法被世人所知”，尽管，在所有的讲述者当中，他的声名最为显赫，甚至“四海之内，莫不侧目”。[3]
目前，被学界十分推崇的一种理论是由休米勒首先提出的，即米勒假想，这一理论的主要特点是，它首先将流散于世界各地的各种传说整理到一起，然后找出它们之间的种种联系，最后再以一种结论性的假想来阐释其中不可思议的关联。米勒先生大约在八十年前曾这样写道，“我仔细察看了一整套保存完好的石制战斧，它们中有一些甚至形成在比弥赛亚时代更早的时候。在诸如美洲一些原始部落、南太平洋的一些岛屿以及其他一些地方，都曾挖掘出一些类似于我们自己国家古代的石冢、墓穴，很显然，它们就是记录发生在两千多年以前那些不为世人所知或已被人们忘记的古战场的证据。我被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的许多相似之处所深深吸引，这种相似有时甚至可以说就是完全一模一样，即使是那些非常有经验的专家，也很难辨别出古苏格兰与古新西兰武器之间的差异……当人类还处在蛮荒年代的野人阶段时，可以说，遍布在世界各个角落的都是同样的一种野兽，它们具有同样的创造力，不管它们是不是那些战斧的主人，看起来，我们今天几乎能够从这个世界的所有地方，都寻到同样的人类历史发明的残迹……因此，我们之所以认定它（克里特）就是最早阶段的人类文明，完全是有据可循的，比如这些遍布于全世界的在古代战争中广泛使用的冷兵器。”[4]
自从米勒时代以后，考古学家们每当再面对远古人类使用的石器工具及武器时，便不会感觉由于年代久远而使得研究起来困难重重，这不仅用于鉴别不同地域出土的代表性器物方面，而且也适用于在鉴别某个特定地域内的不同历史年代，不同文明阶段的文物古迹方面。尽管如此，但我们发现在实际中，人们对待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神话传说时，还是很少与这一理论进行联系。因此，虽然米勒假想已经受到一定程度地认可，但它仍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被人们所接受。毫无疑问，这一理论为人们揭示了历史中那些的惊人的相似之谜，尽管它没有为它们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做出同样合理的解释。但是，试想一下，如果我们每次都千篇一律地套用甚至无限夸大它的作用，那么考古研究的工作将会变得多么简单机械、索然无味。正如贺加斯先生提醒人们的那句名言，“今天的社会正蔓延这样一种趋势，人们试图找到一个公式来解决所有问题，然后再用另外一个同样毫无生趣的公式取代上一个。”[5]
事实上，对于像克里特或者埃及这样有着独特文明背景的神话来说，要对其中任何一个都有着通透深入的研究，而又能将错综复杂的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了若指掌，又谈何容易呢？因此，每当我们发现某个传说中的一星半点的踪迹，或者某种古老宗教习俗的一丝线索，比如像克里特这样的文化中心，在对这一文明进行大量搜寻、挖掘、考证以期恢复其原貌的工作将是异常艰苦而繁杂的，我们可能今天从澳洲搜集一点材料，明天又从中国补充一点思想，后天再到俄罗斯、格陵兰岛或者墨西哥，如此反复，庞征博采，耗时巨大，期间历经数次挫折磨难，才能彻底完成一项看似简单的论证工作，其中的风险性自是不言而喻。在考古工作中，很多时候，我们会在不同的地方发现相似的象征符号，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最初都代表相同的意义；同样地，很多看起来相似的字母符号，其发音却经常相去甚远。这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类的思想并不是一块简单的模板，只能机械地复制出与其母体完全一样的形状，我们不可能总是用同一种思维去解释看似同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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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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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源自信仰，而信仰则源于经历。它们也是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的图像记录。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类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经历，因为各个地区的地理和气候环境千差万别。举例说，某个民族在农业生活模式基础上创建了很高程度的文明，那么他们的信仰很自然也是受到其农业经历影响的结果，因此，在这一民族内流传的神话就要被赋予农业意义。在日历被发明以前，农民就是靠从祖先那里继承农耕经验，然后再把这些知识薪火相传，施与后代，他们从不会说“春种秋收”这样的话，也不会去解释为何不能在冬季播种、春季收割的理由。他们通常会编制出一个非常完美的神话体系，再用它去指引族裔亲属世世代代的农耕操作。在印度，时常会在一个季节出现大旱的天气，于是农民们便设想出有个专门控制干旱的魔鬼，一直被天神困在一个山洞的水潭中。仅仅当世界濒临枯竭之时，浑身披挂雷霆霹雳的鬼神因陀罗才会出来拯救世人。霎时间，闪电交加，瓦釜雷鸣，他与魔鬼展开一场大战，最后将其毙命。之后，他面对苍生，放声而云：吾乃雷霆之神，妖孽已除，天下无忧，苍生可尽享雨泽矣！
在这场雷电大战之后，便是雨水丰盈，枯萎的草儿重新放绿，稻米丰收在望。
在古巴比伦帝国，也有一水魔，名唤恶龙之神提亚玛特，它潜入幼发拉底河兴风作浪，使得洪水肆虐。后被巴比伦王米罗达将其毙殁，农民方能耕作如初。在埃及传说中，太阳神曾经为了摧毁人类的叛逆者，遂开尼罗河以放水，后因动了恻隐之心将洪水退去，大地才得以重新孕育生命，种子发芽，苗儿吐绿，春华秋实，生生不息。对于那些掌握着自然之力的神，虔诚的信徒们希望用某种仪式表达他们的感恩之心，并宰杀牲口，摆放果品，以示供奉那些帮助他们或能给他们以慰藉的神灵。因此，各个地区的宗教形式都要受其独特的自然环境的影响，而神话传说正是其生动的反映。
而生活在崇山峻岭和林间田园中的人们则有着完全不同的经历，因为他们的粮食供给要依赖于河谷山涧。在风调雨顺、雨水充沛的地区生活的人们根本不会知道印度的干旱之苦或者埃及的洪水之殃。但是，他们却可能要经受另一种严寒的气候，寒气逼人的霜冻，阴风怒号的暴雪，尤其在暴风雪过后，他们可能要不得不迁徙到气候适宜的地方过冬，他们豢养的鸡鸭鹅狗、大小牲畜也才能得以度过严冬。因此，他们的神话也肯定是建立在这样的自然现象背景下，并与在尼罗河畔、两河流域生活的人们所信奉的神话相去甚远。显而易见，在这些千差万别的自然条件下发展而成的宗教信仰也一定是各不相同。同样道理，那些居住在海岛或者沿海依靠捕鱼为生的人们，那些栖息在深林依靠水果和狩猎为生的人们，都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各自独特的、与其环境相辅相成的生活及思维模式，并繁衍出不同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等精神产品。所以，很显然，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类的思想决不会沿着“同一种发明的轨迹”向前发展。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历史阶段，人类其实是在沿着各自独立的、完全不同的轨迹发展，而宗教信仰作为历史发展的产物，其结果便是，每一种宗教文化都会打下深刻的民族烙印，带有鲜明的地域特征。
接下来，我们应该考虑的便是在各民族文化交流过程中相互产生的影响。随着最近一次冰川期的到来，全球气候发生剧烈震荡，这引发了地球上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移民活动。不同的人种、民族不断交汇融合，繁衍出新的族裔，今天已很难再识辨其根源。这种情况到石器时代末期或新时期时代初期达到鼎盛，各个种族无论在智力程度[6]还是体貌特征方面，差异都在迅速消失。他们广泛地分散于世界各地，寻找到适宜他们过去生活习惯的地方定居。在此期间，由于漫长的冰川期造成的巨大的天然冰雪屏障，使得同生活在地球上的这些人在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内天各一方，无法相见。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温暖的阳光重新照耀大地后，随着各民族逐渐发展繁荣，重又开始彼此之间的交流。让我们在脑海中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个生活在西伯利亚大草原的游牧部落来到了被农耕民族开垦的一片山谷间的洼地，除了与当地村庄里的庄稼人语言不通外，他们还带来了其祖先传下的信仰和习俗。年轻的庄稼汉们会把他们当作入侵的魔鬼，同他们进行战斗，要么被其征服，要么将其驱逐。如果这些“入侵者”获胜的话，他们便得以在该地区定居，那么迟早他们会与当地的土著居民融合到一起。然后，这些民族的宗教信仰也随之逐步融合，其结果便是在原本两种特色鲜明的信仰中求得一种折衷和妥协。最后，更早扎根于此的本土信仰将会占据上风和主体，因为那些外来的迁入者并没有传统的农业信仰，在他们的语言中甚至根本找不到诸如“谷物”、“垄沟”、“耕犁”这样的词汇。但是，作为植入民族的附属物，他们原有的一部分传统习俗——例如游牧和狩猎，也将在他们村落周边的草场和丛林中得以延续，因为他们在那里又找到了另一座被其信奉的神明居住的“奥林匹斯山”。因此，一座全新的万神殿也将顺利成长地拔地而起——其中供奉的既有征服者的神，也有被征服者的神。
商品交换在不同民族群落间架起来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循着贸易通道我们便可轻易找到各种文化交错影响遗留下的痕迹。当然，各种农业耕种的知识也便在各个部族间传播开来。而那些原本出没于与世隔绝的北方山林中的猎手们在转变为农夫后，引入的不仅是农具和中子；伴随着农耕知识传授给他们的还有许多农业社会的传统风俗，例如祈求风调雨顺和五谷丰登的祭神仪式。
因此，埃及或者巴比伦在农业方面的传统习俗得以传遍整个欧洲和亚洲，而这些古老的文化所到各地，当地人又会将其与他们从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独特的地方特色相融合。
在丹麦，北部的猎户和渔民在与南方的部分农业民族或部落交往的过程中，逐渐融入其中，形成统一的丹麦民族文化。他们学会了各种传统的农业习俗，诸如要在忧伤的气氛中进行播种，而在收获庄稼的时候则要一边敲打自己的胸脯，一边笑逐颜开地挥舞谷穗，以示对农神的感激。在他们的意识中，这些带有神秘色彩的仪式可是决定一年耕耘是否能够获得丰收的关键，因此，这些农业民族非常重视这些从地中海沿岸或尼罗河流域舶来的农俗。所以，我们会从丹麦的传说中知道塞弗（Scef）的神话，也就是带着第一片谷穗飘洋过海翩翩而至的少年神，而这与古巴比伦关于塔穆兹的神话是如此相似——传说中他是个来自地下世界的孩童，每到新年便会抵临这个世界普济众生。
而对于那些在深山老林中四处漂泊的非农业民族来说，他们对“送粮童子”的传说则一无所知。他们的民族文化深受大山的影响，因此，他们塑造的神完全是另一副样子：他一手持锤，一手放电，每敲击一下都是一声轰雷。就这样，他把天空锤炼成型。人们发现，从天空坠下的陨石由铁构成，因此人们相信天是铁做的，这样也便有了“金属天堂”的说法。铁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具有保护性的巫术，于是它也被同铲除恶魔的天神联系起来。在这个民族看来，任何一个凡人只要拥有了“触铁”（touch iron），便可以掌握降妖驱魔的法力，因为这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雷神的神奇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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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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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神的膜拜者遍布世界各地。随着人口向北方迁徙，北欧人称雷神为“托尔”；在亚洲，人们称他为太阁（Tarku）和提修普；在印度，他是天空神帝奥斯的儿子，即因陀罗；在希腊，他是宙斯。当这些人来到巴勒斯坦，又称他为Pathach（希伯莱语）；在埃及人们称他为卜塔。尽管埃及很少有雷暴天气，但孟斐斯人从来不曾忘记卜塔的铁锤和被他锻造成型的铁制天幕。而且，卜塔还在被人们继续神化，他被尊为工匠之神——发明了埃及人的陶器模具盘，并用它创造了太阳和月亮，以及第一个男人和女人。这样，卜塔又被赋予了地方色彩。尽管如此，但它在埃及神话的众神中还是保留了非常明显的特点。
传统很难消亡。正如一旦某种思想深入到人的脑海，它便会在那里根深蒂固，生生不息，并不断有更新的思想源源涌现，汩汩流淌。所以在埃及文化中，不但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和艺术家，而且也流传下许多人类原始的信仰和习俗。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希腊人身上——他们从未忘记过克洛诺斯，那个嗜杀成性的神，他残暴已极，推翻父亲的统治，吞吃自己的孩子，最后又被自己的儿子宙斯所杀。当然，这些古老的信仰和思维模式仅仅是作为一种文化图腾被继承和留存下来，但它本身与文明的进步、文化的发展是相悖的，或者说，这种文化之所以能流传下来，并不意味着传承这些文明的人就像他们的祖先一样愚昧与血腥。比如说，即使在人类社会已经达到高度文明的今天，许多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还是会忌讳撒盐，视黑猫为走运的象征，不会选择住旅馆的13号房间一样，在许多汽车和飞机上还会带着吉祥物，而这与古代的埃及、克里特或腓尼基人的习惯一模一样。作者就曾亲眼见过一位剑桥大学格顿学院（当时还为女子学院）的女孩仍在沿用她祖先的宗教习惯，将一条毯子系在一口“许愿井”边的树上，像当地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孩或远隔重世的苏格兰高地与克里特岛上的居民一样，虔诚地跪在那里默默祈愿。
迷信活动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已有相当长的历史。它们在基督教影响世界的将近两千年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谁又能标注出它们的起源日期呢？果真要追溯的话，很可能要回到青铜时代、石器时代晚期、甚至旧石器时代的间冰期。本书后面有相当篇章将对至少一个以上显著的民间信仰进行详尽阐释与深刻剖析。
在上埃及曾经有一项考古发现格外引人注目，那是大约六万年前被埋在热沙下的木乃伊。其保留完好程度令人叹为观止，不仅骨骼、皮肤、毛发、肌肉、眼睛等完好无损，甚至连内脏器官都保留得一应俱全。俄罗斯科学家内托里斯基（Netolitzky）博士对其肠胃系统进行了细致检查，以期探知古人的食物结构。“偶尔在孩子们的肠道中能够发现遗留下来的鼠肉的残渣，这表明当时的人们曾将一些小型啮齿类动物拨皮后用来食用”，艾略特·史密斯教授这样写道，“这真是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内托里斯基告诉我，在几千年前的东方，医药从业者就已经使用老鼠的身体进行试验以救治濒死的孩子们。”[7]但是直到最近，考古学家才在苏格兰高地发现一颗老鼠的肝脏，专家分析，这项被称作“老妇人的救治”的试验是用以研究治疗某种极为危险的儿童病的。本书作者曾多次被一些女士提醒，应关注更多地方在此方面的发现。她们宣称，早在比埃及人用鼠来进行医学实验前更久远的年代，人类就已经有过用鼠治病以取得疗效的先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