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注意到苏联社会的其他方面在整体上与科学是多么意趣相合时，政治极权主义在苏联科学中的扩展就更加引人注目。与纳粹德国相反，苏联人没有背弃普遍主义，尽管在实际中当然也一直存在大大偏离这个价值的事情，特别是在反对“顽抗的资产阶级”和“国家的敌人”之时。不幸的是，最近强烈的苏联民族主义的上升已经有点削弱了他们对社会普遍主义的支持，但是这是一种在现代世界中并非苏联人所独有的态度。然而，糟糕的是他们现在越来越多地在谈论“苏联科学”和“资产阶级科学”，好像科学不是一个国际的统一体似的。可是，苏联人并没有放松现代世界对于合理性与功利主义之文化价值的强调。的确，在这两个方面，苏联处于西方社会发展的主流之中，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他们已经把对于合理性和功利主义的赞同推到了一个极端。哈佛的康南特校长说，“在近二十年期间，克里姆林宫所表示的对于科学的关切，给予不止一个观察者以深刻印象。”苏联人相当自觉地把科学美化为社会革命与社会规划的手段，而且他们既直接也通过扩大其整个教育体系给予科学以巨大的支持。例如，在1929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政府扩展了科学学会、研究机构、研究人员以及“候补者”，或科学后备人员。仅举后者——候补者——之计划的扩展为例：在1930年，有一千人；在1931年，有二千六百人；在1934年，有四千人；以及在1935年，有六千人。这表明在所有科学活动中有计划的增长的意向。里昂惕夫（Leontieff）说，“根据一项权威性的声明，在1942年存在着一千八百零六个研究所；四百五十二个从事自然科学和数学中的基础研究；五百七十个从事各种不同领域的工业研究；以及三百九十九个从事农业研究。”苏联人不断地提醒我们，他们整个的社会纲领，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而且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他们感觉，这个纲颌对于各种经验的物质与社会的问题都有合理的解决办法，因此据认为它对于实现接近社会进步与社会改良之目标的最有潜力的手段。因此，今天在苏联的所有阶级之中都存在对于科学的真实崇拜。因此，对于按照人类利益合理地主宰自然界，伟大的苏联人也是引人注目的。这种斗争的观念（按苏联的词汇，就是borba）渗透在苏联的所有活动之中。
已经发生在苏联社会结构之若干部分的变化也一直是某种有利于高水平的科学活动之发展与维持的变化。我们最感兴趣的苏联社会之伟大的工业化的某个方面，是科学与其他职业角色的专业化的广泛增加。科学中的专业化与工业技术中的专业化一直是相互促进的，如同它们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总是会相互促进的那样。当然，苏联社会的这种转变之所以一直是可能的，只是因为实际上存在着未受限制的社会流动，只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来自所有集团的科学与其他才能的选择，无论在何处可以发现之。尽管这种社会流动的数量现在似乎有点减小，由于它不可避免，但是它依然似乎与在美国社会中所发生的社会流动相等，而且它对于胜任的科学工作人员的补充是非常有助益的。
虽然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利于科学，但是朝着对于科学的更大的政治极权主义的变化产生了它相反的影响。让我们进一步引用一下康南特校长之敏锐的观察，“政治家们对科学之全心全意的承认可能导致削弱科学家们的工作，这一点似乎在苏联得到了清楚的显示。”还没有人能说这些相反的影响怎样才能彼此权重。但是我们可以预测某些可能的后果。由于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活动与理论的相互联结的网，几部分之间彼此刺激或妨碍，即使对于几个科学领域的政治控制也可能将其有害的影响扩散到其他领域。苏联遗传学的恶化已经将其影响扩展到了生物化学和神经生理学。也许，更直接的是，在任何既定的科学领域中的政治干预会破坏在这个领域中已经建立起来的科学控制的稳定性。当胜任的科学家们不能有意识地给出政治权威所需要的东西——特殊的实实在在的理论或“定购中的”结果——时，科学狂想徒和急功近利者——像遗传学中李森科那样的人——就会泛起。哪里的科学权威遭到危害或被摧毁，哪里的有资格的人就会害怕就科学理论本身持一种观点，因为政治权威的需要是变化的，而且几乎使得任何观点都是脆弱的。更进而言之，在这样一种情境下，有资格的人会完全避开科学同行。“科学之飞跃”也许只是对于科学技术之更具应用性的分支，就像在纳粹德国发生的情况那样，可能是苏联对于科学之政治控制扩展的没有预料到的后果。
在苏联社会中，不是一种而是有两种不同的压力对于近来扩展政治对科学的控制负有明显的责任。第一种压力是得到更多的普遍关注的，即极权政治体系平常评论得较多的是第一种压力，要求把每一种活动包括在它的直接控制的范围之内，以便对任何活动施加有效的影响。这里的分析是如下进行的：例如，为了保持苏联教育体系的“秩序”，共产党必须把它的组织控制强加到“纯粹”科学之很远的范围。在苏联社会明显存在第二种压力，也许是一种更加圆满的特殊的和可以确定的。这种压力来自苏联人对于出自所有社会中（同工业一样包括科学）活动的直接“成果”抱有巨大需求。对于科学理论在其农业和工业中可利用性的压力，倾向于迫使苏联人需要来自科学的可利用的理论，或者在明显的竞争性理论之间，选择那个更可直接有用的理论。这似乎是共产党支持遗传学中李森科主义的原因之一。李森科许诺他的理论对于农业的改善是有直接用处的；例如，他可以在植物和动物产生稳定的遗传变异，因而产生为苏联社会所需要的“定购的”种子和物种。苏联人大概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在某种程度上把“纯”科学置于领头位置的必要性，但是他们的决定论哲学和他们的农业与工业体系之直接的需要，当然也包括计划发展的需要，推动他们为“应用”科学而牺牲“纯”科学。有时，这种推力就把苏联人送入不胜任科学的人之手中。以这个角度来看，李森科并不是独一的，他只是那些不断对科学挥舞权力大棒的人的一个原型。
因此，苏联的例子同纳粹德国的例子一样，表明在我们的“理想类型”中包括的文化价值与社会结构之完全的组合对于现代科学是多么必要。对于这些价值中任何一个的背离，或者在这些社会条件中任何一个的变更，如果不是必定对科学有毁灭性影响的话，也将有损害性影响。我们可以重复一下帕森斯教授的话（我们曾以此做为本章的导引）：“科学最初是与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彼此相互支持——只有在某些类型的社会中，科学才能兴旺发达，反之，没有科学之持续的和旺盛的发展与应用，这样一种社会也不能正常地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