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个人根据公之于众的政治讨论作出的自由判断就是“舆论”。从舆论中可以看出实际存在的矛盾。作为公众的意见，它是真实可靠的，并含有国家的道德精神。个人根据其自鸣得意的特殊判断发表的意见充满了谬误和虚夸。这种特殊而且是自鸣得意的意见是错误的；合理的意见必然具有普遍性，尽管未必是共有的。舆论是一个矛盾的现象，真理会作为谬误存在于其中。不是偶然的原因，而是必然会产生的见识，导致人们用格言式的语言来表达这两个特点，如说“人民的呼声就是上帝的呼声”，与之形成对照的说法有阿里奥斯托②的
“Che’lVolgareignoranteogn’un’riprenda
Eparlipiudiqualchemenointenda”；③
或歌德的：
“ZuschlagenkanndieMasse
Daistsierespektabel；
Urtheilengelingtihrmiserabel”；④
或卡莱尔⑤说的“多半是蠢材”。
②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译者
③“无知的庸人对谁都指摘，而讲的多半是他最不了解的事情。”
④“群众格斗是好手，判断能力却很糟。”
⑤卡莱尔（1795—1881），苏格兰散文作家和历史学家。——译者
既然舆论兼有真理和谬误的成分，公众便不会认真对待二者，即二者都不可能是公众的真实意志。但是，如果我们只限于把它表达出来，我们就不可能说明舆论当真赞成什么——因为它不知道。因此，对某种意见热情支持的程度如何并不说明问题，即不能从“真实意志”的意义上说明公众真正赞成什么。要了解这一点，只能根据独立存在的实在，因为它是舆论的“真实本质”。这种独立存在的实在，即任何事实的真相之所在，仅靠研究表达出来的舆论是了解不到的，但是，如果能成功地加以推断，舆论总会接近于它的。如果要问如何进行推测或了解，我们就得回到理论的类推问题。答案必须符合实际的情况或需要，而实际的情况或需要也只能随着答案的逐步形成而为人所知，就像科学发现的过程一样。能看清他所处时代的意志和要求并能予以满足的人，就是那个时代的伟人。所以，对舆论既要重视，又要藐视；就其基本根据来说要重视，就其有意识的表现来说则要藐视。不过，允许每个人发表意见乃是现代世界的原则。在一个人发表意见从而满足了突出自我的冲动以后，他就可能会默许已经做过的事情，他会觉得他已经对它提过一些建议或批评了。①
①《新国家》的作者很有道理地认为，如果我们能在“共同生活的艺术”方面取得长足的进展，“真实意志”的真实性就会大大超过现在。上文第lvi页。1919年。
（十）在结束这一章时，我们要估量一下对国家的这种分析接近生活实际情况的程度，要承认某些与之相反的现象，但也要反对根据错误的抽象得出的悲观看法。
我要申述一下如T．H．格林所遇到的一些难题，他是一个审慎而求实的英国人，对本国的政治富有经验，并了解各个阶级的人。
“对一个也许惯于满足主人的贪欲的雅典奴隶说国家是自由的实现，那将是一种嘲弄；而对住在伦敦一个两旁都开着酒馆的院子里的没有教养而又营养不良的居民这样说，其嘲弄的程度也相差无几。”①“确实，国家加于个人身上的负担他多半已很习惯，以致不再表示反抗了；但是，我们可以追问一下，这难道不是一种外加的负担吗？个人把它肩负在自己的身上就跟承受大气压力或暑热与严寒的威迫一样，它迫使普通公民缴纳各种捐税，服兵役，不践踏乡绅的田地，不诱捕乡绅的野兔或到乡绅圈为禁地的河里去捕鱼，交付地租，尊重那些显然只对财主有利的人为的财产所有权，甚或（如果他是个“无产者”）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也不许碰一碰邻人过多的财富。”“任何一个概念都不是浮在空中的。它必定是某个人的想法。那么，这些惯例所体现的公共利益的概念又是谁的想法呢？”“当国家的要求如此大量地出自种种自私动机的压力，而服从这些要求的动机却是由畏惧心理所决定的时候，说这些要求具有共同的根源，认为其实质是无私和自发的美德，这难道不是严重的欺骗吗？”
①《政治义务的原则》，第8页；参看第127页以下。
我引用这些段落——全部内容都应仔细阅读——是为了清楚地表明自始至终有一种对有关社会的理论产生影响的悖论。它不断出现在对经济动机、政治动机和日常社会生活动机所作的悲观评论中。
整个问题实际上取决于我们对抽象概念和具体事物的关系的理解。正如格林所说的，共同利益这个观念显然从来就不是对国家的形成或维护起作用的唯一力量。而且，就它起过的作用来说，也只是以很不完善的形式实现的。格林甚至认为，黑格尔关于在国家中实现了的自由的论述似乎并不符合社会现在的实际情况，甚至不符合在人性不变的条件下任何时候可能发生过的实际情况；尽管无疑存在着精神解放的工作——社会通过它的各种机构一直在为个人进行着这项工作。
因此，我们可以像承认知识（按照通行的理解）或道德的不完善那样在同一意义上承认上述评论是正确的——不完善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人类经验的每一种特殊形式所固有的。利益的冲突、权利的不能协调以及——比如说——法律和习俗对个人精神造成的压力和困惑与道德领域和理论领域中产生的矛盾属于同一类型，也是由于同一类的原因。而且，虽然社会中出现的种种新的关系在不断地引起新的矛盾，但没有理由在这方面把国家与道德或科学进行不适当的比较。事实上，这些矛盾是构成国家组织的材料。①
①以伦敦医药慈善团体的混乱状态为例。一方面作出各种努力，要做到扶危济贫，另一方面这些努力又未能互相配合。这样，就像在理论上取得进展过程中那样，各种调节的失调造成了始终需要重新调节的新矛盾。
因此，由于在理论上与格林并无重大分歧，我们敢说他的批评并不那么重要。这要部分地归因于在某种程度上由他最先提出的一种更深刻的体验。这种体验似乎表明，生活的本质在所有的所谓社会阶级中的相同程度比上引关于伦敦一处院子里的居民的那段话①所承认的要高得多。此外，联系这种体验，还要归因于前面几章中提出的那些心理学概念，根据这些概念，真正害怕受到惩罚的心理在维护社会制度方面所占的比重实际上很小，而养成基本上是合乎道德的习惯所占的比重却较大。使我们不那么看重格林对黑格尔的批评的这些看法，完全符合他自己的信仰的总倾向，而由于诸如格林本人为了缓和他自己的批评而提出的一些考虑，我们最后也会遇到表现为悲观主义的这个带普遍性的难题。
①不应太强调这种孤立的说法，这是用以说明他基本上支持的一种理论所遇到的困难的，而且要把这些困难尽量讲得严重一些，这是他的习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任何对如此着重描写的这个阶级真正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在他们那里体验到使生活对比较幸运的人来说是值得的那些同样重要的关系和承认，而且由于他们的感觉非常敏锐，这种体验往往比富有阶级更为显著。就基本情况而言，富人中无教养的和在各种诱惑中间成长起来的人所占比例也许与穷人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提到的悖论是：如果你仔细察看使国家得以产生并继续存在或在国家的管理下和范围内继续进行的那些活动，你在任何地方都能强调指出这些活动是出于私利和野心——不是出于实现共同利益的愿望。那么，我们怎么能说国家是为了共同利益而存在的呢？黑格尔关于社会结构和维护这个结构的精神倾向的广泛的概念应该是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的。不过，我们还可以对这个明确的难题考虑得更周密一点。
没有比单纯用心理分析来估量一个有才智的人的意图更靠不住的了。每个行动都必然带有行为者所特有的自我的一面。他会从中得到这样或那样的满足。所以，悲观的或肤浅的心理学家总是能够——不只在某些行动中而是在所有的行动中——发现某种追逐私利的形式。生活是由个别事物组成的一个整体，一般概念是这些个别事物内部的一种联系，而不是在它们之外的另一个别事物；认为任何行动都可以超出影响敏感的自我的目的、冲动和感情的结构，是一个原则性错误。伟大的意图是通过这些感情因素起作用和改变它们的，但是，要想毁掉这些因素而不毁掉生活是不可能的。“敏感并不是坏事。”①但有人却用这样一种目光来看待所有这些个别事物：把它们同使它们具有了特征的那些带实质性的目的分开，认为似乎只有它们是对行为者起决定作用的动机。黑格尔称这种评论家——他特别想到历史学家——为“心理学的仆从，在他的心目中没有英雄，这并不是因为英雄们不成其为英雄，而是因为这样的评论家只是个仆从。”总的看来，一个人就等于他的所作所为。如果他的一系列行动有其内在的根源，那么，无论是阻止他还是对他提出苛刻的批评都是错误的，因为这些行动会给他带来好处或荣誉，或通过活动与兴奋使他感到满足。在采取行动的特殊时机面前，一个人如果由于他的自我可以从中得到满足而畏缩不前，那就是退回到只是一般地向往抽象的善。而“用单纯的向往编成的桂冠只不过是一堆从未发绿的枯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