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此为止他还只是个忠实的臣民。如果他要有比较强烈的社会利益感，他就必须参与国家的活动或至少关心他的同胞参与其中的情况，并关心把他的阶级利益与公共利益联系起来的那些组织，从而熟悉这类活动。他的精神不应仅限于在它在社会精神中所占地位的范围内活动，而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意识到它所处的地位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意识到它所属的统觉结构。总之，他必须对黑格尔所说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本身之间的联系有所了解。而这一点在现代国家中原则上他是可以做到的。
此外，他还必须对他的国家有感情，这是与故乡和祖国的观念有联系的。在现代民族国家中，家庭的气氛并不局限于实际的家庭。共同的居住地、共同的历史和传统、共同的语言和文字赋予日常的公民意识以感情的色彩，这对民族国家来说，就像家庭中亲人的感情一样。
因此，认为现代国家中普通公民的日常生活缺乏形成一种共同利益意识的感情或见识的看法是不正确的。日常生活中也许像是充满利己的考虑，但这只是一种狭隘的看法。如果看一下整个生活的精神，我们就会发现它实质上有赖于对某种利益的承认，而且会具体地感觉到这种依赖关系。
其次，如果按这种悖论的极端形式来理解，国家的秩序就像是从一些最不讲道德的人的自私自利的野心中产生的。这种看法的矛盾之处可以用下述论断说明：坏人的行为会被彻底“制服”。不过，这大概意味着“心理学的”评论家或历史学家首先把原因讲错了，然后就用毫无意义的话来纠正他的错误说法。例如，由拿破仑的生涯促进了的那些伟大的观念和目标，无论是它们的性质还是它们的存在，都不是由他的自私自利的野心造成的。然而，它们也不是任何非人的原因造成的，即不是由人的精神之外的任何观念的作用造成的。它们的出现是无数有才智的人按照社会发展的固有逻辑，以不同程度的道德眼光追求种种客观目的的结果，而拿破仑的生涯之所以能对它们起促进作用，是凭借着把他的目的——仅就其合理的一面而言——和为他那个时代的理想力量所掀起的运动联系起来的那种共同的性质。如果我们不是故意用狭隘的观点去看问题，就没有理由怀疑善的概念对原因所起的作用一如对结果所起作用——如对意大利的统一来说。我们不能试图只根据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来探讨存在恶的问题，我们也不想否认或极力低估贪婪与自私的存在，它们是人的精神或国家的组织中扭曲的力量。我们原来需要说明的只是：创建并维护①国家本身的是意志而不是暴力，是共同利益的观念而不是贪婪或野心；②而且，这一原则是不可能由于普通公民有私心或那些决定国家命运的人自私自利的事实而被推翻的。
①亚里士多德说过，国家“总有一天会是为了生活，但现在是为了美好的生活”，这句话首先表明了国家的起源和目的之间明显的对比。但它的真正含义是：目的寓于起源之中，因为国家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凡是“自然的”起源就会含有它的目的；起源也寓于目的之中，因为国家在维护它的过程中每天都在“创造”即更新它的物质基础，而且为了“存在”也必须这样做。
②不应忽视这一点：国家的职责要求它显示并使成员获得一种与他们的自然的冲动和愿望相应的真正满足。它的稳定和权威取决于处理好这个问题。这是斯宾诺莎阐述国家的有力的论点。“他强调国家正是根据这个道理（人的愿望——自然法则——潜能），即认为在我们仓促地接触道德、文明社会和宗教的过程中，并没有恰当地认识到所有这些的“自然的基础”。如果人没有这类社会的和反社会的感情，就不会有道德，不会有宗教，也不会有国家。”达夫：《斯宾诺莎的政治哲学与伦理哲学》，第1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