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是保存不了的。部分地由于这个认识，部分地由于害怕这个认识，引起了许多极其奇怪的悲观主义的、乐观主义的、宗教的、苦行主义的和哲学的荒诞表现。人终究不能够对于心理学分析所得出的这个简单真理熟视无睹。这样，人就不再会以为自我有那么高的价值了。——自我就是在个人生存时也有很多变化，并且自我在睡眠时，在沉醉于一个直观，沉醉于一个思想时，正在最幸福时，可以部分地或完全地不复存在。于是，人就愿意放弃个人不朽的想法，而不认为次要的东西比主要的东西有更高的价值了。这样，我们就达到一个更自由、更开明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会排除对于其他自我的蔑视和对自己的过高估价。以这种人生观为依据的道德理想，离苦行主义者的理想同离骄横的尼采式“超人”的理想一样远；前一种理想从生物学上看来不能为苦行主义者所坚持，随着他的死亡也就同时消失了；后一种理想是其他人们所不能容忍的，而且也不希望人们容忍。
假如关于要素（感觉）之间的联结的这种知识不能使我们满意，假如我们要问“谁有这种感觉的联结，谁在感觉？”那末，我们就是屈服于把一切要素（一切感觉）排列到一个不经分析的复合体里的旧习惯，就是不知不觉地陷入一个更陈旧的、更低级的和更有限的观点中去了。有人常常指出，不是任何确定的主体的经验的心理经验是不可设想的，并且以为这样就证明了意识的统一性起着主要的作用。但是，自我意识可以有多么不同的程度呵！是由多么形形色色的、偶然的记忆所构成的呵！有人同样可以说，不发生于这个或那个环境的，或至少不发生于宇宙内的一个处所的物理过程，是不可设想的。在这种场合同在那种场合一样，要开始进行研究，就必须容许我们撇开这样一种环境，这种环境的影响在不同事例中很不相同，在特别事例中则可能缩到最小程度。试设想低等动物的感觉，人们几乎不能认为它是具有确定特点的主体。主体是由感觉构成的，一经构成了，当然又会对感觉起反作用。
把不经分析的自我复合体当作不可分解的单一体的习惯，在科学上往往以特异的方式表现出来。首先是从身体中把神经系统分出来，作为感觉的所在地。在神经系统中，人们又选出脑作为宜于担任这个职位的部分，最后为了维护假想的心理单一性，又在脑中找出一个点作为灵魂驻地。可是，那怕只是预示将来研究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联系的最粗略的纲领，这么粗陋的见解也很难适应。不同的器官，不同的神经系统部分，在物理方面互相联系，并且可以容易互相刺激，这个事实大概就是“心理单一性”的基础。
有一回我听到人们认真地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关于一棵大树的知觉怎么能在一个人的小小的头脑里找到足够的地方？”虽然这个问题并不是问题，但它使我们深切地感到，从空间方面把感觉塞进头脑里，是容易陷入荒谬的。讲到别人的感觉，当然那些感觉不是在我的现觉空间或物理空间内；它们是在思想上加上去的．并且我设想它们是在因果关系上（或者更好地说，在函数的关系上），而不是在空间上与所观察的或所设想的人脑联系着。若是我说到我自己的感觉，那末，这些感觉并不是在空间方面存在于我的头脑内，而是如上文所说的那样，我的“头脑”和这些感觉共同占有同一个空间领域（参看本章第十节关于图1所说的话）。
不要强调意识的统一性。实在的世界和被感知的世界所以貌似对立，只是由于考察的方式，这两个世界中间并没有真正的鸿沟。所以，意识内容有多种多样的联系并不比世界内有多种多样的联系更难了解。
把自我视为实在的单一体，就会遇到两无一可的难题：或是必须将一个包罗不可知之物的世界与自我对立起来（这是十分无聊和无益的），或是把包括别人的自我在内的全世界认为都包含在我的自我里（这是人们很难当真同意的）。
可是，假如认为自我只是用以作初步辨明方向的考察的实践单一体，只是联结得比较牢固的要素的集合体，这个集合体与别的同类集合体则联结得比较脆弱，那末，象上文所说的问题就不会发生，研究的前途就毫无障碍了。
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在哲学笔记里说：“我们觉得有些表象是不随我们为转移的：其余的表象是随我们为转移的，至少我们以为是这样。这两种表象的界线在那里呢？我们只知道我们的感觉、表象和思想的存在。找们应该说‘思考啦’，就象我们说‘闪电啦’一样。假如把cogito译作‘我思’，那就说得太多了。假定自我，设立自我，只是为了实用上的需要”。虽然利希滕贝格得到这个结论的方法与我们的有点不同，但我们必须同意他的结论本身。
十三
并不是物体产生感觉，而是要素的复合体（感觉的复合体）构成物体。假如在物理学家看来，物体似乎是长存的、实在的东西，“要素”则是物体的瞬时即灭的外现，那末，他就是忘记了一切“物体”只是代表要素复合体（感觉复合体）的思想符号。在物理学中真正的、直接的、最根本的基础也是这些要素；生理物理学的研究就是进一步探究这个基础。认识到这种情况之后，生理学和物理学的好多方面都会得到更明白、更经济的方式；好多假问题也就消除了。
有人以为世界是由一种神秘的东西构成的，这些神秘的东西与另一个同等神秘的东西，即自我，相互作用，通过这些作用，产生了所能经验到的感做。由于上述理由，我们以为世界并不是这样。在我们看来，颜色、声音、空间、时间……暂时是基本的要素（参看第11、12、13页）；我们的任务就在于探究这些要素的某些联系。对实在所进行的探究恰恰就在于此。在从事这种研究时，我们决不能让自己受诸如物体、自我、物质、精神……这样一些概括和限定的障碍，因为这些概括和限定，是为特别实用的、暂时的和有限的目的而作出的。反之，正如在一切专门科学中所做的那样，我们必须为这个研究本身创立最适宜的思想方式。必须完全用一种更自由的、更纯朴的、符合于成熟经验的、超出实际生活需要的观点，去代替传统的本能的观点。
十四
科学总是起源于要把思想适应于一个确定的经验领域的过程，这种适应过程的结果就是那些能够代表整个领域的思想要素。当然，这种结果会随着所探究的领域的性质和大小而不同。假如要研究的经验范围扩大了，或是以前分开的几个领域现在联合起来了，那末，传统的熟悉的思想要素就应付不了这个业已扩大的领域。在业已养成的习惯与适应新领域的努力互相斗争之时，就发生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适应完成后就消失了，以便让位于适应过程中新出现的其他问题。
对于纯粹物理学家来说，物体这个观念会使他在研究中易于辨明方向，并不引起干扰。同理，追求纯粹实用目的的人也可以从自我这个观念得到切实的支持。因为任何有意地或无意地为特种目的而建立起来的思想方式，都对于那个目的本身有永久的价值，这是无疑的。可是，到了物理学和心理学会合之时，把这一领域的观念移到那一领域内，就显得是要不得的了。由于思想和经验领域努力互相适应，就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原子论和单子论，但这并不能达到它们的目的。假如我们认为（本章第七节第一段所指的意义上的）要素是世界要素，那末，上述问题就实质上取消了。第一个最重要的适应就成功了。这个基本见解，虽然不自命为万古不灭的哲学，但现在一切经验领域都可以采取它；因此，这个见解费力最小，比其他见解都更为经济，适合于现时的知识总和。并且，这个基本见解明白它自己的功能是纯粹经济的，因而对于其他见解最能宽容。它并不闯入现在流行的见解还适用的领域。它也随时准备着以后经验领域扩大时让位于更好的见解。
十五
形成与支配普通人关于世界的表象和概念的，不是完全的、纯粹的、以自身为目的的知识，而是要有利地适应生活条件的奋斗。因此，它们虽然很不准确，但同时也会防止由于片面地狂热地贯彻一种科学（哲学）观点而容易发生的怪诞现象。毫无偏见的、心理健全的人，觉得我们称为ABC…的要素是在空间上处于KLM…这些要素之旁和之外的。他是直接地持有这样的看法，而不是经过心理外投或逻辑推论（或构造）的过程；即使有这一类过程，他也必定意识不到。于是，他就看到了一个不同于他的身体KLM…的、存在于他的身体之外的“外部世界”ABC…。他不首先注意ABC…依赖于KLM…（KLM…始终以同样的方式重复出现，因而很少引人注目），而是追究ABC…的固定的相互联系，因此，在他面前就呈现出一个不依赖于他的自我的物的世界。这个自我是由于观察KLM…这种特殊事物的特性而形成的，痛苦、快乐、感情、意志等等与这种特殊事物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其次，他注意到K’L’M’，K”L”M”……这些事物的行为完全类似于KLM的，并且就象他观察到感觉、感情等等与他自身联结着一样，他一想到有类似的感觉、感情等等与这些事物联结着，他就完全了解了这些事物的行为，而这些事物的行为与ABC…的行为是相反的。推动他得到这个结论的类推过程同他得到下列结论的类推过程相同：他观察到一条金属线具有通电导体的一切特性，只有一个特性还没有直接证明，于是他推出这条线也有这一个特性的结论。这样，因为他并不是直接感到别人和动物的感觉，而只是以类推去补充这些感觉，所以，在他从别人的行为推测出别人与他自己处于相同境地时，他就认为这些感觉、记忆等等具有一种特殊的、不同于ABC…KLM…的性质，这种性质总是随他所达到的文化阶段而得到不同的理解。但是，如上文指出的，这种类推过程是不必要的，并且会把科学引到错误途径上，尽管这个错误对实际生活关系很小。
这些决定素朴的人的理智境界的因素，随着实际生活的需要而相继出现于这种人身上，并且始终处于一种很少变动的平衡状态中。可是，科学的世界观时而强调这一因素，时而强调另一因素，时而以这一因素为出发点，时而以另一因素为出发点，并且在争取精确性、统一性和一贯性时，还想尽可能排除掉不必要的见解。这样就产生了各种二元论的和一元论的体系。
素朴的人是熟悉盲聋状态的，并且，由于他的日常经验，他知道外物的样子会受他的感官的影响；但是，他始终不会想到整个世界是他的感官所创造的东西。他会觉得唯心主义的体系，或象唯我主义那样的怪论在实践上是不能容忍的。
把适应于某个特殊的、狭小的目的的见解作为一切研究的基础，就容易使无偏见的科学考察受到干扰。例如，在一切经验被认为是外部世界伸展到意识里来的“作用”时，这样的事就发生了。这种见解导致一团乱丝般的形而上学困难，这团乱丝似乎不能解开。但是，假如我们以“数学的见识”理解这件事，弄明白对我们有价值的只是函数关系的发现，我们要知道的只是经验的相互依存关系，这个幽灵就立即消失了。这样就会看出，考察未知的、没有给予的终极变元（物自体）是纯粹虚构的和多余的。可是，我们即使最初让这个很不经济的虚构保留着，也很容易区别出“意识事实”的要素之间的各类不同的相互依存关系；并且，对于我们，只有这件事是重要的。
上图表示要素系统。在单线围成的空白处是属于感性世界的要素；这些要素的合乎规律的结合、它们的特殊的相互依存关系，代表物理的（无生命的）物体以及人、动物和植物的躯体。所有这些要素又对某些要素KLM，即我们身上的神经，有十分特殊的依存关系——感官生理学的事实就是以这种关系表示出来的。在双线围成的空白处，包含了属于高级心理生活的要素，如记忆和表象，其中也有我们对别人的心理生活所形成的记忆和表象，这可用着重号来区别。这些表象虽然又以不同于感性要素ABC…KLM…的方式相互结合起来（联想、幻想），但是，毫无疑问，这些表象与后者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并且它们的活动归根到底是由ABC…KLM…这整个物理世界决定的，特别是由我们的身体和神经系统决定的。关于别人的意识内容的表象α’β’γ’…，对于我们起着中间交换的作用，通过这种中间交换，别人的行为、即K’L’M’对ABC的函数关系——就这种关系本身（在物理学方面）还没有得到解释而论——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因此，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里可以合理地提出的、可以引起我们兴趣的一切问题上，关键都在于考虑不同的基本变元和不同的依存关系。这是主要之点。不论我们把一切与件视为意识内容还是部分地或全部地视为物理的，在事实上，在函数关系上，都不会有什么变化。生物学的科学任务就在于使全面发展的个人尽可能在环境中完全辨明自己的方向。没有别的科学理想可以实现，并且任何别的科学理想也没有意义。
假如素朴实在论可以称为普通人的哲学观点，那末，这个观点就有得到最高评价的权利。这个观点不假人的有意的助力，业已发生于无限久远的年代：它是自然界的产物，并且由自然界保持着。虽然承认哲学的每一进展，甚至每一错误，在生物学方面都有道理，但哲学做出的一切贡献，与这个观点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瞬息即逝的人工产物。事实上，我们看到每个思想家，每个哲学家，一到实际需要驱使他离开自己的片面理智工作时，都立刻回到了这个普通的观点上。教授X在理论上相信自己是唯我主义者，但当他为得到勋章而对国家长官表示感谢时，或是当他对听众演讲时，他在实践上则确实不是唯我主义者。莫利哀的《勉强的婚姻》中的怀疑主义者挨打时不再说“il
me semble que vous me battez”。（“我觉得是你在打我”），而是认为真正挨打。
所以，这篇“导言”的目的决不是要破坏普通人的这种观点的信用。它的任务只是要说明，我们一生的最大部分时间为什么理由和有什么目的采取这个观点，我们又为什么理由，有什么目的和朝什么方向而有时暂且放弃这个观点。没有什么观点会绝对永久有效；每个观点只对一个确定的目的具有重要性。参看附录1。
一
物理学家常常有机会见到，当人们不去进行无成见的研究，而把其它科学部门的观点搬到自己研究领域中的时候，这个科学领域内的认识就会受到很大的干扰。从物理学搬到心理学中的那些成见所引起的纷乱，是极其明显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用几个例子来说明。
物理学家观察一只割下来的眼睛的网膜倒像，同时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一个点是在空间的下边，反映到网膜上则是在上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用折光学说答复这个问题。如果把这个物理学中完全正当的问题搬到心理学中来，那只会引起许多模糊的思想。为什么我们见到网膜上的倒象是正的这个问题，对于心理学家来说，是毫无意义的。那些分布在各个网膜点上的光感觉一开始就是和空间感觉联系着的，而且我们称那些和网膜下边的点相对应的地方为“上边”。对于感觉的主体来说，这样的问题也是完全不会产生的。
著名的向外投出说从心理学来看，也是同样无意义的。物理学家的任务，是要通过延长眼睛的交点和像点之间的光线，寻求和网膜上像点相对应的明亮的东西。这样的问题对于感觉的主体来说，也是不会存在，因为光感觉和固定的空间感觉一开始就是联系着的。因此，以感觉向外投出为外部世界的心理起源的整个理论，仅是误用了物理学观点。我们的视觉和听觉是和种种不同的空间感觉互相结合着，就是说，它们既相互依存，同时又彼此分开；它们处于我们的身体仅能部分地占有的空间区域。桌子、房子和树木当然存在于我们身体之外。因此，向外投出问题在心理学中决不会出现，既不能有意识地加以解决，也不能无意识地加以解决。
物理学家马略特（Mariotte）发现网膜上一定的点是盲点。物理学家惯于把每个空间点同一个像点对应起来，把每一个像点同一种感觉对应起来。这样，就引起了一个问题：我们在对应于盲点的空间点上能看见什么呢？这个间隙怎能填补起来呢？如果人们把这种不正确的物理学提问形式从心理学研究中排除出去，那末，我们就会看到，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我们在盲点一无所见，那个影像中的间隙根本无须填补。或者勿宁说，这个间隙是完全不能被感觉的。理由极其简单，因为一开始就盲了的网膜点上缺少光感觉，是不能进行观察的，正如同背上的皮肤自己不能看见东西，不能成为视野的间隙那样。参看附录2。
我故意选择了一些简单而明显的例子，来阐明把一个认识领域内有效的观点粗心大意地搬到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认识领域内，会引起多么不必要的混乱。
我在一个著名的德国人种学家的著作里读到下列的话：“这个部落由于吃人由而被视为堕落的部落”。此外，还有一个英国人种学家的著作。这本著作里提出那么一个问题：为什么某些南太平洋群岛的人是吃人肉者。这位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了我们的祖先也吃人肉，同时还理解了印度人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印度人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次在我的五岁孩子那里也曾经表现出来。他在吃烤肉的时候，忽然震惊地停住，并且呼喊：“对于动物来说，我们是吃同类的”。“你不应当吃人肉”，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赞美的准则。但是，人种学家自己抹杀了科学家崇高温良、胸无成见的光辉，而我们是乐意对科学家的这种光辉表示景仰的。再前进一步，我们也会说：“人类不应从猿猴演变而来”，“地球不宜自己转动”，“物质不宜连续地充满空间”，“能量必须守恒”等等。我相信，如果我们不把物理学观点加以试验，贸然要求它搬到心理学中后就绝对有效，那末，我们处理事物的这种方法和以上叙述的方法就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没有本质上的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会屈服于教条，虽然我们不象我们的经院哲学先辈们那样，屈服于强制性的教条，而是屈服于自己造成的教条。有哪些研究成果不会由于长期的习惯的作怪而成为教条呢？我们在常常反复出现的智力情况中获得的技能，夺去了我们的清醒头脑和坦白胸怀，而这样的清醒头脑和坦白胸怀，我们在新的情况中又是多么需要呵！
提出这些一般的考察之后，我才能把我对心物二元论的立场作出必要的说明。按照我的看法，这种心物二元论是人为的，是不需要的。
二
在纯粹物理过程的研究中，我们习惯于应用抽象概念，常常粗心大意地完全忽视了作为这些概念的基础的感觉（要素）。例如，如果我们断定一安培强度的电流在摄氏零度、76O毫米水银柱压力下每分钟产生10又1/2立方厘米的氢氧气体，我情愿给这个被确定的对象加上一种完全不依赖于我的感觉的实在性。但是，要得出这种被确定的东西，我必须让电流——只有我的感觉能保证其存在——通过一种半径固定的线圈，这样，电流在给定的地磁力强度下，就会使磁针从子午线偏转到一定的角度。要测定磁力强度和氢氧气体容积等等，也是同样的复杂。整个测定是以一系列几乎数不尽的感觉为根据的，特别是，如果我们从仪器的调节方面来看，这一点就更加明显，因为仪器的调节总是在测定之前进行的。对于一个没有搞过心理学试验的物理学家来说，容易发生一种现象，就是忽略了感觉是他的物理学概念的基础，用句成语来说，就是他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我坚持每个物理学概念仅是本书称为ABC……的感性要素的一定形式的联系。这些要素——在迄今尚未进一步加以分解的意义上的要素——是构成物理的（同时也是心理的）世界的最简单的基石。
生理学研究会具有绝对的物理学性质。我能研究通过感觉神经一直到中枢神经的物理过程，并从此出发再去寻求它到达肌肉的种种不同道路。这些肌肉的收缩会引起周围环境新的物理变化。这里我无须想到被观察的人和动物的感觉。我所研究的对象是纯粹物理学的。当然我们对这种物理过程的细节的理解，是非常不完善的，同时，认为一切东西都以“分子运动”为根据的那个保证，对于我的无知来说，既不会使我得到安慰，也不会使我感到失望。
但是，早在一种科学的心理学得到发展以前，人们就注意到在物理环境的影响下，对于动物的行为能作出更精确的预见，就是说，能作出更好的理解，如果我们认为动物的感觉和记忆与我们的感觉和记忆是类似的。我所能观察到的东西，即我的感觉，我可以在思想中用我的感觉范围内所不能见到的动物感觉来作补充。人的感觉和动物感觉之间的对立，只有在那种用死板的抽象概念研究神经过程的科学家看来，才是非常突出的，例如，他需要在思想中把绿的感觉加进这种神经过程里。实际上，这种绿的感觉是表现为某种全新的东西，非常奇异的东西，而且我们可以问我们自己，这种奇异的东西是怎样从化学过程、电流以及类似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三
心理学的分析告诉找们，这种奇异的现象并没有什么根据，因为物理学家常常把感觉看成实验的对象。这种分析还指出，思想中的感觉复合体的补充过程是一种按照类比法，应用尚未被观察到的或根本不可能观察到的要素进行工作的过程，是物理学家天天在实践着的。例如，他想象月亮是可触的、有重量的和有惯性的物质。因此，上述情况中的整个奇异现象就成为一种错觉了。
另一种局限于亲身感觉范围的观察也会消除这样的错觉。一片树叶摆在我的面前，树叶的绿色（A）和一定的光的空间感觉（B）、一定的触觉（C）以及阳光或灯光（D）互相结合着。如果用钠素的黄色光（E）代替阳光，则绿色（A）变成棕色（F）。如果用酒精去掉叶绿素，则绿色（A）变成白色（G）。这种实验用感性要素同样可以进行，所有这些观察都是物理学的观察。但是绿色（A）也和我的网膜过程会有联系。原则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妨碍我用上面提到的那种方式研究我自己眼睛中的这种过程，并把它分解为要素XYZ……。如果这种研究在自己眼睛中发生困难，也可以用别人的眼睛来作实验，而且其中的间隙用类比法也会填补起来，完全和其他物理学研究一样。现在，（A）在其对于BCD……的依存关系中是一种物理要素，在其对于XYZ……的依存关系中则是一种感觉，同时也可以被看成是心理要素。但是，无论我们注意这一种或那一种形式的依存关系，绿色（A）本身在其本性方面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因此，我所见到的并不是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的对立，而是这些要素的简单的同一性。在我的意识的感性范围内，每种对象都是物理的，同时也是心理的。（参看第14页。）
四
按照我的看法，人们在这种智力情况中见到的暖昧性仅仅是由于搬到心理学中的物理学成见所引起的。物理学家说：我到处见到的都是物体和物体的运动，而不是感觉；因此感觉必定是和我所接触的物理对象根本不同的东西。心理学家则接受这种见解的第二部分。对于他来说，感觉是第一性的存在，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认为，有一种神秘的、物理的东西对应于这种感觉，按照那种物理学成见，这种东西必定与感觉完全不同。然而，这种神秘的东西实际上是什么呢？它是物质呢还是精神呢？或两者兼而有之呢？这种神秘的东西似乎是这样的：它有时是物质，有时是精神，它的存在完全为不可渗透的黑暗所掩盖，因而人们无从揭露其真面目。或许在这里我们是为恶魔牵着兜圈子吧？
我相信后面的一说。我认为要素ABC……是直接的、无可怀疑的存在，而且在我看来，它们决不会为以后的观察引起变化。因为观察本身最后总是以要素ABC……的存在为根据的。
这些一般的考察指出，对物理和心理的感性范围作专门研究是非常必要的：这种专门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ABC……的独特联系。这一点可以用符号语言表达如下：这种专门研究的目的在于发现F（A，B，C……）＝0的形式的方程式。参看附录3。
一
我这里代表的观点和各种哲学家以及作哲学思考的科学家的观点的相关之处，已经在上面指出来了。我如果要把这些相关之处完全列举出来，那便必须从斯宾诺莎开始。我的思想出发点和休谟的哲学出发点实质上没有差别，这是很明显的。我和孔德则有些距离，就是我认为心理的事实作为认识源泉来说，至少和物理学的事实是同样重要的。内在哲学的代表们和我的观点非常接近。特别是关于舒佩的哲学，我可以这样说。他的著作我在1902年就已经知道。尤其是他的内容丰富的《认识论和逻辑纲要》一书，无须用专门字典即能阅读，而且使我非常钦佩。我在这本书中几乎没有发现什么使我不会同意，或者仅作微小修正就会同意的观点。的确，关于自我的见解是我们之间的分歧点，但这种分歧是能调和的。阿芬那留斯和我个人的观点很类似，以致人们难以想象，居于不同研究领域、经过不同发展阶段、相互毫无联系的两个作者会有这样相似的观点。我们之间的一致性多少被形式上的巨大距离掩盖起来了。阿芬那留斯向我们提供了一种非常细致的、高度概括的论述。但他的论述使用了生疏的、少见的术语，因而使人感到难以领会。要作这样的论述，我既无此动机，也无此职责，既无此兴趣，也无此才能。我仅仅是自然科学家，而不是哲学家。我仅寻求一种稳固的、明确的哲学立场，从这种立场出发，无论在心理生理学领域里，还是在物理学领域里，都能指出一条走得通的道路来，在这条道路上没有形而上学的烟雾能阻碍我们前进。我认为做到这一点，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我的论述虽然同样是以多年的、从青年时期就已经开始的思考为根据，但为了避免作冗长的陈述，便采用了概要的形式。如果人们在这种意义下了解我们的论述，这对我完全不是侮辱。我乐于承认：我讨厌生造术语，在这一点上，我和阿芬那留斯也许是各走一个极端。如果说阿芬那留斯的著作常常没有被人彻底了解，或者在研究之后才能加以了解，那么，我自己的话则常常被人误解了。敏锐的批评家发现，我达到的某些结论，据说是我不应当达到的（！）。因此他们大可不必费力气去研究，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这种研究行将达到的结论。这些批评家还责难我没有将我的思想适当地表达出来，因为我仅仅应用了日常语言，因此人们看不出我所坚持的“体系”。按照这种说法，人们读哲学最主要的是选择一个“体系”，然后就可以在这个体系之内去思想和说话了。人们就是用这种方式，非常方便地拿一切流行的哲学观点来揣度我的话，把我说成是唯心论者、贝克莱主义者，甚至于是唯物论者，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关于这点，我相信自己是没有什么过失的。
上面提到阿芬那留斯和我的两种论述方式恰好都有其优点和缺点。而这种表达形式上的距离给我们之间的相互了解也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我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到我们的观点之间的类似性，而且我确信，1883年在《力学》里、1836年在本书第一版里，我已经指明这个存在于我们之间的类似性，虽然我那时候仅引证了阿芬那留斯1876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这本书我是偶然地在《力学》出版之前才知道的。到1888年、1891年和1894年，通过阿芬那留斯的其他著作——《纯粹经验批判》、《人的世界概念》以及在《科学哲学季刊》里发表的心理学论文——我才完全认识到我们的哲学趋向是非常一致的。但足，当我读他的《纯粹经验批判》的时候，其中许多累赘的术语使得我不能对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协调感到兴高采烈。对于一位老人来说，他除了学许多国家的语言以外，还要学各个人的语言，这未免要求太过分了。因此，要阿芬那留斯的著作发挥更大作用的任务，就只有留给青年一代了。我很高兴，我能在本书中引证利内利乌斯、霍卜特曼（C.Hauptmann）和彼得楚尔特的著作。这些著作都是对于阿芬那留斯著作的中心思想的阐明和进一步的发展。阿芬那留斯本人也承认了我们观点之间的融合，并且在1888年到1895年出版的著作里提到这点。但是，正如我按照他过去反对第三者的意见所必须假定的那样，我们观点之间根本一致的信念，对于他来说，也是逐步地形成的。我和阿芬那留斯素不相识。尽管有人作出一些毫无疑问的努力，企图减少阿芬那留斯在哲学上的重要性，但是我情愿这样说：人们对于他的著作的重视，仍然日见增加。
二
现在我想特别指出我和阿芬那留斯的主要一致之点。最初我在1871年、1872年简明地将思维经济、即事实的经济陈述当作科学的主要任务，在1882年、1883年又对这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如我在其他著作里指出的那样，这种观点包含和预示着基尔霍夫“全面而最简单的描述”（1874年）的思想，决不是什么新的东西。它甚至于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而且如福耳克曼（P．Volkmann）所说的，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牛顿。现在我见到阿芬那留斯已经将这种观点又作了巨大的发展，尽管他的陈述没有将它的一些特征显明地揭示出来。
如果人们按照达尔文学说对我们的启发，将整个心理生活——包括科学在内——看作生物现象，并在这种现象上应用达尔文关于生存竞争、物种进化和自然淘汰的理论，那末，上述观点就会立即得到广阔的基础，从新的科学方面得到阐明。这种观点和下列假设是不可分离的：一切心理事实都有物理的根据，为物理现象所决定。阿芬那留斯在《纯粹经验批判》一书中试图详细地说明人的一切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都取决于中枢神经系统的变化。为了说明这一论点，他从下列非常一般的前提出发：中枢神经系统不仅从整体来说，就是从它的各个部分来说，也都是力求保存自己，有一种保持它的平衡状态的趋向。阿芬那留斯的这种见解和赫林所阐明的生物行为理论是非常协调的。阿芬那留斯的这些观点和现代实证科学的研究，特别是生理学的研究，也极其接近。我的著作里面已经包含着许多和这种观点一致的论述。这些论述虽然比较简短，但是无可怀疑，1863年以来就在我的著作里出现了，而且在1883年我还对这种观点作了广泛的陈述，尽管我没有象阿芬那留斯那样，将它发展成为一个完善的系统。
但是，我认为我和阿芬那留期的一致之处，最重要的是在于对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关系的看法方面。对于我来说，这是核心之点。关于我和阿芬那留斯在这方面的融合，我是在偶然读了他的心理学论文之后，才深信不疑的。为了避免发生误解，我向沃拉沙克（Rudolf
Wlassak）博士先生提出过与此相关的问题。他和阿芬那留斯有过多年的交往，对于阿芬那留斯的观点非常熟悉。他对我的问题作了如下的答复：
“关于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关系的见解，在阿芬那留斯和马赫是相同的。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一致认为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区别仅仅在于它们的依存关系的不同。这种依存关系一方面是物理学的对象——在最广泛的意义之下的——，另一方面是心理学的对象。如果我研究一种环境组成部分A对于第二种环境组成部分B的依存关系，我就是研究物理学；如果我研究一种生物的感觉器官或中枢神经系统的变化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A，我就是研究心理学。阿芬那留斯建议将‘物理的’和‘心理的’这两个术语取消掉，而在今后只说物理学和心理学的依存关系（参看《科学哲学季刊》第19卷第18页）。在马赫的著作里面也出现了同样的看法，但马赫没有（？）说明关于心理的东西和心理学的任务的陈旧见解是不能成立的。
“嵌入说和成为它的理论根据的形式逻辑缺点之被揭露，解决了这个课题。阿芬那留斯的哲学出发点是：在一切哲学思考的开端总不能不面对素朴实在论，即‘自然的世界观’。在这种‘自然的世界观’之内，可以划出‘环境’、‘物体世界’和‘自我’这两种复合体之间的相对界限，而不必导致‘物体’和‘精神’的二元论，因为从素朴实在论的观点来看，那些属于‘自我’、属于自己身体的组成部分和环境的组成部分是完全可以比较的。即使对构成实体概念的初步考察有了进展（参看本书第4页），也不存在物体和精神在本质上的完全不同。素朴实在论共所理解的原始统一世界的最后分裂，按照阿芬那留斯的看法，是由于解释别人的陈述所引起的。如果我说，这棵树不仅对我是存在的，而且别人的陈述也会容许我设想，这棵树对他和对我是同样存在的，那末我决没有超出我和别人之间的形式逻辑所能允许的类比范围。但是，如果我说，在我嵌入这棵树时，这棵树是在别人的‘映象’、‘感觉’和‘表象’里面，那末，我就超出我与别人之间的形式逻辑所能允许的类比范围了。因为我为别人假定的东西在我自己经验中决不会发现，我自己的经验仅能指出常常和我的身体有固定的空间关系的环境组成部分，而决不能指出在我的意识或类似的东西里面的任何对象。嵌入是超出经验之外，所以，使嵌入和经验事实一致起来的一切尝试都会成为产生无穷无尽的假问题的根源。在哲学发展史中，人们应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假定嵌入的存在，这是极其明显的。最陈旧、最粗糙的知觉理论表现了嵌入论的最简单、最粗糙的形式；按照这些理论来说，映象和物体可以分离，而且从物体分离出来的映象会进人身体的内部。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身体内部和身体外部的环境组成部分的存在具有不同的方式。环境的组成部分只要存在于身体内部，就必定会成为与环境有本质差别的某些东西。心物二元论产生的根源，是在于妄图将嵌入和从环境复合体中来的经验协调起来，是夸大了‘嵌入说’的作用。
“始终成为问题的，是阿芬那留斯对于构成嵌入说的理由有无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按照他的看法，嵌入总是和别人的‘知觉’的说明联系起来。但是，人们完全可以说，同一种环境组成部分这一次是作为感性给与的‘事物’而存在的，另一次则是作为‘回忆’而存在的，这些事实能给我足够的理由，假定环境组成部分这一次是‘物质的’，存在于环境之中，另一次是‘精神的’，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存在于我的‘心灵’之中。我们似乎还有必要考虑，在原始文化阶段，梦的经验能否同样地成为心物二元论的独立理由。虽然阿芬那留斯将嵌入作为二元论解释梦的经验的前提，但并没有举出使人信服的根据。但是，如果人们理解的万物有神论，仅仅是假定一切无生命的环境组成部分是如同我们自己那样的存在，那么，人们将史前万物有神论看成心物二元论的根源，便是不能容许的在‘自然的世界观’的基础上，只要有深刻的心理学理由能容许这样做，也会产生下列假定：例如，对于树木来说，环境的组成部分就是如同对于人类那样的存在。换句话说，凡是同阿芬那留斯和马赫对于心理事物具有同样观点的人，如果他缺少任何生理学的知识，也许会认为一棵树或者一块石头能触及或看到自己的环境。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还不是一个二元论者。他能成为一个二元论者，必须满足下列条件：他为着说明树木或者石头的触觉和视觉。假定那种被树木或者石头触过或见过的环境组成部分能在树木里面，作为树木的‘感觉’、‘意识’而再次存在着。只有这样，世界才会二重化，分裂成为一个精神的部分和一个物质的部分。
“由于发现嵌入的不合理性而得到的阐明，从两方面增加了人的了解。一方面是它在认识论上给我们的启发。所有关于我们的‘感觉’、‘表象’、‘意识内容’与‘物质事物’——上述嵌入的产物被看成为‘物质事物’的复写、符号等等——的关系问题，都显得是一些假问题。关于空间理论的向外投出问题，即空间感觉的向外移置等问题，同样显得是一些假问题。
“另一方面，排除嵌入意味着除了生理心理学之外，其他的心理学都是不能容许的。只要我们认识到‘意识内容’——随着神经系统的变化而产生的‘心理过程’——不是别的东西，仅仅是我给别人引入，而且最后也给自己引入的环境组成部分，那末，我们在神经系统里面除了生理过程之外，就找不到任何其他东西。这样，种种特殊的心理因果性便都消失不见了，所有关于心理力量介入大脑的生理过程是否和能量守恒原理协调的问题也都消失不见了。
“如果人们说到‘表象不在意识中仍然继续存在’（马赫《热学原理》第441页），那末，严格地说，这种说法只有作为表示确定的中枢神经过程的短语才能允许。但是，这句短语无论如何总带着强烈的二元论思想的色彩”。
三
在论述方面，我和阿芬那留斯还有其他分歧，这是出于下列容易看出的理由：第一，我不企图从世界观发展的先前阶段中作出关于我的立场发展的整个陈述。第二，阿芬那留斯的陈述是从实在论出发，我的陈述如我在青年初期所实际经历过的那样，则是从唯心论（见本书第29页注释）出发。在这个方面，我也许可以提出排除投出（Die
Extrajektion）的看法（见本书第5页、第9－18页、第23-27页以及第35页）。第三，我没有必要让别人的陈述和嵌入——在坏的意义下的——在达到新的观点以前，起很重要的作用，因而人们也无须将这种嵌入再排除出去。沉思的思想家也会达到这种新的观点，甚至于会象沃拉沙克提到的那样，一定要把二元论的趋向消除掉。但是，如果达到了这样的新观点，而且认识到各种不同的要素依存关系是实质性的东西，那末，无论是实在论的出发点或唯心论的出发点，其意义就决不会比方程式中基本变元的代换对物理学家或数学家所具有的意义更大。
阿芬那留斯和我自己所提出的观点，在我看来，几乎是自明的，至少对于所有从“放荡哲学残余”——如太勒所说——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来说是自明的。这样的自明性永远是科学体系的稳固基础。由于各种各样的哲学思想家所走的道路彼此接近，特别是由于一般哲学家和实证科学家的观点亲密会合，我相信，我有理由可以说：各门科学的相互适应是有其吉利的征兆的。
一
我们现在试图从所达到的观点出发，为我们的特殊目的作一个判明研究方向的展望。
做研究的理智，通过适应，一经获得了把A和B两个事物在思想中联系起来的习惯，就尽可能地保持这种习惯，甚至在情况稍微变更了的地方也是这样。凡是在A出现的地方，就在思想中加上B。这里表述的原理以力求经济为其根源，并且在伟大的研究家的工作中表现得特别显著。这个原理可以叫做连续性原理。
在A和B的联系内实际被观察的每项变异、假如大得足以察觉出来，就会被认为是对于上述习惯的干扰，并且直至这个习惯改变得足以不再感觉到这种干扰时为止，都会被认为是这样。例如，假定我们已经习惯于看到光碰到空气和玻璃间的界线就会偏转。但是，这些偏转在不同实例中有显著的不同。对于每个特殊人射角（A）还不能用一个特殊折射角（B）对应起来之前，由观察一些实例而获得的习惯不能够原封不动地移用于新的实例。到我们发现了所谓折射定律并且熟悉了这个定律所包含的那些规则之时，我们就能够这样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