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指上帝考验亚伯拉罕要他献以撒作为燔祭之事，见《圣经·创世记》第22章。.8
有时，妈妈站在那里把鸡蛋打碎放进一个小盆里，让哈娅、范妮娅和我吞下生蛋黄，数量多得让我们生厌，因为那时有这样一种理论，说蛋黄可以预防各种疾病。也许是正确的。谁知道呢？实际上我们都很少生病。那时候没人听说过胆固醇。让范妮娅，你妈妈，吞下的蛋黄最多，因为她一直是最弱最苍白的孩子。
在我们三姐妹中，你妈妈受我们母亲的气最多。我们母亲是个说话尖声刺耳、有点军事化的女性，就像个军士。她从早到晚不住地啜饮水果茶，下达指示与命令。她有些吝啬的习惯令爸爸大光其火，她确实过于吝啬，但多数情况下爸爸只是提防她，不和她计较，这让我们很生气，因为我们站在他一边，因为他是正确的。妈妈经常用满是灰尘的布单把扶手椅和精制的家具盖上，这样一来，我们的客厅仿佛总是幽灵密布。妈妈连一丁点儿灰尘都非常害怕。她做过这样的噩梦：孩子们穿着脏兮兮的鞋子进来，走在她漂亮的扶手椅上。
妈妈把瓷器和水晶器皿藏起来，只有当我们邀请重要的客人或过新年、过逾越节时才全部拿出来，撤去客厅里沾满灰尘的布单。我们对此也深恶痛绝。你妈妈尤其痛恨虚伪：有时我们按照犹太教规准备食品，有时则不；有时我们去犹太会堂，有时则不；有时我们炫耀我们的财富，有时又把财富藏在白裹尸布下。范妮娅甚至比我们更支持爸爸，反抗妈妈的专横。我认为他，爸爸，也尤其喜欢范妮娅，然而我无法证明，他是个具有强烈公平意识的男人，从没有过任何偏袒。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像你外公这样如此憎恨伤害他人感情的人。即使是对恶棍，他也总是尽量不去伤害他们的感情。在犹太教里，使人苦恼甚至比令人流血更为糟糕，他是个从不伤人的人。从不。
妈妈用意第绪语和爸爸争论。多数情况下他们用俄语和意第绪语两种语言交谈，但是吵架时只用意第绪语。对我们这几个女儿，对爸爸的生意伙伴，对房客、女仆、厨子和马车夫，他们只讲俄语。他们和波兰官员讲波兰语。（在罗夫诺被波兰吞并后，新政权坚持让大家讲波兰语。）
在我们的塔勒布特学校，几乎只讲希伯来语。我们三个姐妹，在家里讲希伯来语和俄语。多数情况下讲希伯来语，于是父母听不懂我们的谈话。我们之间从来不讲意第绪语。我们不愿像妈妈那样，我们把意第绪语和她的抱怨、发号施令与争吵联系在一起。爸爸在磨坊里用额头上的汗水换来的所有利润，都被她勒索过来，花在聘请要价昂贵的裁缝为她置办奢华的服装上。但是她又非常吝啬，舍不得穿，她把衣服储存在衣橱里，多数情况下她身穿一件灰褐色的家常服在家里走来走去。每年只有两次装扮自己，如乘上皇家马车前去犹太会堂，或者参加某种慈善舞会，于是全城都会满怀羡慕地看着她；而她则冲我们咆哮，说我们正在让父亲倾家荡产。
范妮娅，你妈妈，想要在人们和自己说话时安安静静，合情合理，不要横遭呵斥。她喜欢解释，也喜欢听人解释。她无法忍受命令。即使在卧室里，她也有自己排列东西的独特方式……她是个爱整洁的姑娘……要是有人扰乱那种井然有序，她会非常心烦意乱。然而她保持沉默。有时甚至沉默得有些过分。我不记得她曾经提高嗓门，也从来不呵斥人，她总是以沉默回应，即便有些事情不该沉默。
在厨房一角，有个大烤箱，有时允许我们做件有趣的事，就是可以用长木铲把要烤的安息日麻花式面包放进烤箱。我们假装把邪恶的巫婆芭芭·雅嘎和黑鬼朝尔尼车尔特放到了火上。也有小一点的炊具，带有四个搁架和两个都克霍夫基[1] ，用来烤饼干和烤肉。厨房有三扇巨大的窗户，俯视着花园和果园，它们几乎总是蒙着一层蒸汽。浴室入口开在厨房旁边。那时罗夫诺几乎没有家庭有室内浴室。富有的家庭在院里屋后有个小屋，有个烧木头的锅炉，既用于洗澡又用于洗衣。只有在我们家里有个正经的浴室，我们那所有的小朋友都非常妒忌。他们习惯于把它叫作“苏丹的乐趣”。
我们想洗澡时，经常把一些大木头和锯屑放进大锅炉口，把火点燃，等上一个或一个半小时把水烧开。水足够六七个人洗的。水是哪里来的？在邻居家的院子里有一口水井，我们想把锅炉灌满时，他们关掉自己家的流水口，菲利普或安东或瓦西亚用吱吱作响的手动水泵把水抽出来。
我记得有一次，在赎罪日那天晚上，吃过饭后，还有两分钟就要禁食了，爸爸对我说，请给我一杯直接从水井里打上来的水。我把水给他端来，他往水里放了三四块糖，用手指搅拌，把水喝了，然后他说：现在谢谢你，苏里莱，现在禁食该比较容易了。（妈妈叫我索尼奇卡。老师们叫我撒拉，但是对爸爸来说，我总是苏里莱。）
爸爸喜欢用手指搅拌，或者用手抓东西吃。我那时是个小姑娘，大概有五六岁。我无法向你解释……我甚至无法向自己解释……他向我道谢时说“禁食比较容易了”的寥寥话语带给我怎样的快乐，怎样的幸福！即便现在，八十年过去了，无论何时想起此话，我都依然像当时一样幸福。
但是也有一种颠倒了的幸福，黑色幸福，来自对人行恶。爸爸经常说我们被逐出伊甸园，并非因为我们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而是因为我们吃了邪恶树上的果子，否则，你该如何解释黑色幸福呢？是我们所感受到的幸福并非因为我们拥有了什么，而是因为我们拥有了别人没有的东西吗？是别人将会嫉妒吗？是感觉不好吗？爸爸经常说，任何悲剧都有几分喜剧色彩，任何灾难对旁观者均有一丝愉悦。跟我说，英语中没有幸灾乐祸一词吗？
在浴室对面，厨房另一边的一扇门通往卡西尼亚和她女儿多拉的房间。多拉的父亲可能就是住宅的前主人、市长莱比代夫斯基。多拉确实是个美人，脸长得像麦当娜，身材丰满，但腰身纤细，一对深棕色的大眼睛，酷似雌鹿的眼睛。可是她有些弱智。在她十四岁或十六岁时，她突然爱上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异族人，名叫克来尼基，此人据说也是她母亲的情人。
卡西尼亚每天只给她的女儿多拉做一顿饭，一顿晚饭，而后会给她讲连载故事，我们三人会跑到那里去听，因为卡西尼亚懂得如何讲述这样的奇特故事，它们经常令你毛发竖立。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那样能讲故事的人。我还记得她讲过的一个故事。很久以前，有个乡下的傻子，伊凡努奇卡，伊凡努奇卡·杜拉考可，他母亲每天送他过桥给地里干活的哥哥送饭。伊凡努奇卡本人既愚蠢又迟钝，一整天只让他吃一片面包。一天，桥上，或是大坝上突然出现一个窟窿，水开始冒出来，有淹没整个山谷的危险。伊凡努奇卡拿着妈妈给他的那片面包，用它堵住了窟窿，于是山谷没被淹没。老国王碰巧从这里经过，被这幕场景惊呆了，他问伊凡努奇卡他为什么这么做。伊凡努奇卡说，你什么意思，陛下？我这么做，就不会有洪水，不然，人们就会被淹死，但愿不会这样！那是你唯一一片面包吗？老国王问，那么你一整天吃什么呢？咳，要是我今天不吃，陛下，又怎么样？其他的人会吃，我明天再吃！国王没有子嗣，伊凡努奇卡的所作所为和答话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当场决定让他做王子。他成了杜拉克王，即傻瓜国王，甚至在伊凡努奇卡做国王时，他所有的国民都在嘲笑他，他甚至自己也在嘲笑自己，他终日坐在御座上，拉长着脸。但是在傻瓜伊凡努奇卡的统治下，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因为他不懂得见怪，也不懂得复仇。当然，最后，将军们把他杀死，攫取了权力。当然，随风飘来的邻国牛栏里的气味立即令他们大怒，他们宣战，他们全部被杀，伊凡努奇卡·杜拉考可国王曾用一片面包堵住的大坝也被毁坏，人们在洪水中统统被淹死了，两个王国都没了。
日期。我外公纳弗塔里·赫尔茨·穆斯曼生于1889年。我外祖母伊塔生于1891年。哈娅姨妈生于1911年。范妮娅，我母亲，生于1913年。索妮娅姨妈本人生于1916年。三个穆斯曼姑娘上了罗夫诺的塔勒布特学校。后来，哈娅和范妮娅相继被送到一所签署大学入学资格证书的私立波兰学校学习一年，这使得哈娅和范妮娅能够在布拉格上大学，因为在20年代反犹的波兰，几乎任何犹太人都得不到进大学的许可。我姨妈哈娅1933年来到巴勒斯坦，在犹太复国主义劳工党和工作母亲组织特拉维夫分部谋到了职位。通过这项活动，她遇到了一些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她有许多热情的支持者，包括劳工代表联席会中正在升起的新星，但是她嫁给了一位天性快乐、心地善良的波兰工人茨维·沙皮洛，此人日后成为健康基金会的一位管理人员，最后在雅法冬诺罗——茨阿哈龙医院做行政院长。哈娅和茨维·沙皮洛在特拉维夫本——耶胡达大街175号一层两居室中的一间转租给哈加纳各类高级指挥员。1948年“独立战争”[2] 期间，作战总指挥兼新建立的以色列军队副总参谋长伊戈尔·亚丁少将在那里住过，深夜那里召开过会议，参加者有以色列·加利利、伊扎克·撒代、雅考夫·多里、哈加纳领袖、顾问和官员。三年后，在同一个房间里，我母亲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甚至在小多拉爱上了她母亲的情人潘·克来尼基后，卡西尼亚仍然没有停止做晚饭，没有停止给她讲故事，但是她所做的食物浸透了泪水，她所讲的故事也是一样。她们二人晚上会坐在那里，一个边哭边吃，另一个只哭不吃。她们从不争吵，相反，她们相拥而泣，仿佛她们都患上了不治之症。或者仿佛是母亲无心地传染了女儿，现在她正在怀着挚爱、怜悯和无尽的忠诚来照料她。夜晚我们会听见花园篱笆墙上的小门嘎吱作响，我们知道多拉回来了，很快她的母亲就会悄悄走进同一家房门。爸爸总说任何悲剧都有几分喜剧成分。
卡西尼亚一丝不苟地观察自己的女儿，确信她没有怀孕。她不住地向她解释说，这么做，不要那么做，要是他这么说，你就那么说，要是他坚持这个，你就坚持那个。用这种方式我们也听到了些什么，并学到些东西，因为从未有人向我们解释过这么不雅的事情。但是一点用也没有，小多拉怀孕了，据说卡西尼亚去找潘·克来尼基要钱，他什么也不给，佯装不认识她们二人。上帝就是这样创造了我们——财富是种罪恶，贫穷是种惩罚，尽管惩罚的不是罪人，而是惩罚没有钱逃避惩罚的人。女人，自然不能否认她怀孕了。男人只要愿意，就可以否认，你有什么办法？上帝给男人快乐，给我们以惩罚。他对男人说，你靠自己辛勤劳动食用面包，那是一种奖赏，而不是惩罚，不管怎么说……解除男人的工作，他会忘得一干二净……给我们女人，他赐予靠近闻嗅他们脸上汗水的特权，这不是什么很大的乐事，他也加上了一句承诺：“你在生产儿女时必多受苦楚。”[3] 我知道也许能看出些微的差别。
可怜的多拉，当她怀孕九个月时，有人把她带到一个村子，带到卡西尼亚的某个侄子家里。我想爸爸给了她们一些钱。卡西尼亚和多拉一起去了村子，几天后，她面色苍白、一脸病态地回来了。卡西尼亚，不是多拉。多拉一个月以后回来，既没有生病，脸色也不苍白，而是脸色红晕，胖乎乎的，像个多汁的苹果。她回来时没带孩子，样子一点也不伤悲，只是似乎有点比以前更为孩子气了。她以前就很孩子气。但从村子里回来后，多拉只跟我们说孩子话，她玩娃娃，她哭叫时，听起来就像一个三岁的孩子。她也开始像婴儿睡得那么长，那个姑娘一天睡上二十个小时。
那个孩子呢？谁知道呢。让我们不要问，我们都是听话的女儿，我们什么也不问，没有人告诉我们什么。只有一次，在深夜，哈娅把我和范妮娅叫醒，说她清清楚楚地听到黑暗中花园里传来……那是冬天的一个雨夜……婴儿的哭声。我们想穿好衣服出去，但非常害怕。等哈娅把爸爸叫醒后，婴儿的声音就听不见了，但是爸爸还是拿了个大灯笼走进花园，检查每个角落，他回来时伤心地说，哈尤尼亚，你一定是在做梦。我们没有和父亲争论，争论有什么用？但是我们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她没有做梦，而是真的有个孩子在花园里哭，这种细高音的哭声如此撕人心肺，如此让人胆寒，不像一个饥饿的孩子想要吃奶，也不像一个感到寒冷的孩子，而是像个极度痛楚的孩子。
之后，美丽的小多拉患上一种罕见的血液病，爸爸再次付钱，让她去华沙找一个大教授做检查，那位教授和路易士·巴斯德[4] 一样有名气，她再也没有回来。卡西尼亚·德米特里夫娜晚上继续讲着故事，但是她的故事结局都很走板，也就是说，不是非常合适。偶尔，她故事里面的词语不是那么优美，我们不想听。也许我们想听，但不想否定自己，因为我们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子。
小多拉呢？我们再没有提起过她。甚至卡西尼亚·德米特里夫娜也从来没提过她的名字，仿佛她宽恕她抢走了自己的情人，但没有宽恕她消失在华沙。卡西尼亚在多拉住过的走廊，用笼子养了两只可爱的小鸟，她们在冬天来临之前都很健壮，但冬天时冻僵了，双双死去。
【注释】
[1] 作家在为希伯来语版注释时，说不知此为何物，但通过上下文可知是炉子上某种特殊的分隔容器。
[2] “独立战争”，即第一次中东战争（1948年5月——1949年3月），以色列在1948年5月宣布建国后，立即遭到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进攻，阿以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以色列最终打败阿拉伯联军，联合国分治方案提出的“阿拉伯国”土地被以色列、埃及、约旦瓜分，约一百万居住在那里的巴勒斯坦人沦为难民。后文中对这段历史还有进一步描述。
[3] 姨妈关于上帝对待男人、女人的论述，显然受到《圣经·创世记》第3章第16——17节的影响。
[4] 路易士·巴斯德（1822——1895），法国化学家、微生物学家和免疫学家。
24
为罗夫诺塔勒布特高等中学著书的门纳海姆·格勒尔特本人也是一名教师。他教授《圣经》、文学和犹太历史。我在他的书中，还发现20世纪20年代母亲及其姐妹和友人学习希伯来文课程的某些记载。包括拉比故事、西班牙犹太黄金时代诗歌选、中世纪犹太哲学、比阿里克和车尔尼霍夫斯基作品集，以及其他现代希伯来作家选集，也包括世界文学翻译作品，包括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屠格涅夫、契诃夫、密斯凯维支、席勒、歌德、海涅、莎士比亚、拜伦、狄更斯、奥斯卡·王尔德、杰克·伦敦、汉姆森等作家的作品和车尔尼霍夫斯基翻译的史诗《吉尔伽美什》，等等。关于犹太历史方面的书则包括约瑟夫·克劳斯纳的《第二圣殿时期的历史》。
每天（索妮娅姨妈继续说），我在一大早，六点钟甚至更早，慢慢走下楼梯，把垃圾倒到外面的垃圾箱。我再爬上楼之前，得在那里休息一阵子，我得坐在垃圾箱旁边的石阶上，因为爬楼梯让我喘不上气。有时我会碰见一个俄国来的新移民，叫瓦丽亚，她每天早晨在维斯里大街上打扫人行道。在那里，在俄罗斯，她是个大老板；这里……她打扫人行道。她几乎没有学过希伯来语。有时我们二人会在垃圾箱旁坐上一阵子，用俄语稍微聊聊。
她为什么扫大街？为了供两个才华横溢的女儿念大学，一个学化学，另一个修牙科。丈夫……没有。在以色列也没有家庭。她们必须节衣缩食。住房……她们住在一个房间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她们读书，拥有足够的学习用品。犹太家庭向来如此，他们相信教育是在为未来投资，是任何人都无法从你孩子那里剥夺的东西，即便，但愿不会这样，有战争，有另一场革命，有另一场移民浪潮，有更多的歧视法，你也能迅速地卷起文凭，藏到衣服夹缝里，逃向任何允许犹太人生活的地方。
异族人习惯于这样说我们：文凭……那是犹太人的宗教。不是钱财，不是黄金，是文凭。但是在信仰文凭的背后，有其他的东西，有些更为复杂，更为秘密的东西，那是那年月的姑娘，甚至像我们这样先上中学后上大学的现代姑娘，都经常得到的训诫，女人有权利接受教育，在公众生活中赢得一席之地……但是只能到孩子出生。你的人生属于自己的时间很短，从你离开父母家到第一次怀孕。从那一刻起，从第一次怀孕起，我们的人生就开始围着孩子转。就像我们的母亲们。甚至为了我们的孩子去扫大街，因为你的孩子是小鸡，你自己呢……是什么？你就像鸡蛋的蛋黄，小鸡吃了你之后就会长大，变得强壮起来。你的孩子长大后……即便那时你无法回到从前的你，你只是从母亲变成了祖母，你的任务就是帮助孩子养育他们的孩子。
当然，即便那时，还是有很多女人热衷于自己的事业，投身于外面的世界。但是大家都在背后对她们议论纷纷：你瞧那个自私的女人，她出席各种会议，而她可怜的孩子在街上长大，付出着代价。
现在是新世界。现在女人终于得到更多的机会过自己的生活。也许那不过是自己的虚幻？或者在年轻一代人里，女人仍然在夜深之际抱着枕头哭泣，而她们的丈夫睡梦正酣，因为她们感到难以做出抉择？我不想做出判决：这个世界已经不属于我了。为了进行比较，我得挨家挨户检查有多少母亲在夜间泪洒枕头，而丈夫们正在沉睡，比较那时的眼泪和此时的眼泪。
有时我在电视里看到，有时我甚至在这里，在我的阳台上看到，年轻的伴侣在工作一天后一起做些什么……洗衣服，晾衣服，换尿布，做饭。一次我甚至在杂货铺里听见一个青年男子说明天他和妻子明天……他是这么说的，明天我们去做……羊膜穿刺术。我听到此话时，不禁喉咙哽咽：或许这世界毕竟变了？
政治上的怨恨当然没有减退，宗教、民族，或者阶级之间的怨恨当然也没有减退，但是伴侣之间的怨恨，年轻家庭里的怨恨似乎有所减退。或许我只是在欺骗自己。或许一切都是在演戏，毕竟世界仍在继续，一如既往……母猫在舔自己的幼崽，而穿靴子的猫先生把自己浑身上下舔了一遍，拽拽自己的胡须，出门到院子里寻找欢乐？
你还记得《箴言》中是怎么写的吗？智子令父亲喜悦，而愚子令母亲沉重！[1] 儿子要是明智，父亲则无比喜悦，吹嘘自己的儿子，赢得满分；但要是，但愿不要这样，儿子最后没有成为成功人士，或变得愚蠢，或有问题，或道德沦丧，或者成为罪犯……咳，那么一定是母亲的过错，所有的忧虑与痛苦就会降临到她的身上。一次你母亲对我说：索妮娅，只有两种东西……不，我喉咙又哽咽了，我们以后再说。我们谈点别的吧。
有时，我不是特别确信我记得很清楚，那位公主，柳波娃·尼吉提奇娜，在我们家与两个女儿塔西亚和尼娜一起住在帘后，和她们一起睡在一张古老的床上，她真是她们的母亲吗？或者只是两个姑娘的监护人？她们显然不是同一个父亲所生吧？因为塔西亚是安娜斯塔西亚·萨尔季耶夫娜，而尼娜是安东尼娜·波莱斯拉沃夫娜。有些东西有点模糊。有些东西我们谈得不多，仿佛那是个令人不快的话题。我记得两个姑娘都管公主叫“妈妈”或“玛曼”，但那也许是她们不记得谁是自己真正的母亲。我无法确切地告诉你，是这样还是那样，因为已经有了某种掩饰。在两三代人之前，生活中有许多掩饰，而今这种掩饰有所减少。或许是掩饰本身刚刚发生了变化？新的掩饰出现了吗？
掩饰究竟是好还是坏，我并不真正知晓。我没有资格评判今天的习惯，因为我可以好好地洗脑，像我那一代所有的女孩。仍然，我有时想“在他和她之间”，据说，也许在我们的时代变得比较简单。当我是个姑娘时，当我还是个人称出身好人家的年轻女子时，“在他和她之间”满是刀光、毒药和令人恐怖的黑暗。像光着脚丫在毒蝎肆虐的地下室里摸黑行走。我们完全处在黑暗中。把一切掩饰起来。没有谈及。
但是他们确实一直在说……聊天，嫉妒和怨恨的饶舌……他们谈论金钱，谈论疾病，他们谈论成功，谈论好家庭和与之相对的天晓得是哪种类型的家庭，这是一种没完没了的话题，他们也没完没了地谈论性格特征，这个人有这种这种特征，那个人有那种那种特征。思想。他们是怎样谈论思想的，而今已经是无法想象！他们谈论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同盟会、共产主义，他们谈论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他们谈论美国，他们谈论列宁，他们甚至谈论“女性问题”，妇女解放问题。你的哈娅姨妈在我们三人当中最热心于谈妇女解放问题……但是只有当她们开始自然地交谈和争论时……范妮娅也有点主张妇女参政，但有些疑虑。我是个傻姑娘，总是听人教诲，索妮娅别插嘴，你得等到长大以后才会明白。于是我闭上嘴巴倾听。
那时所有的年轻人漫不经心地谈论自由，这类自由，那类自由，另一类自由。但是在谈到“他和她之间”时则没有自由，只有光着脚丫在毒蝎肆虐的地下室里摸黑行走。我们没有一个星期不听说恐怖的谣言，讲一个年轻女子承担因不慎而造成的后果，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女人坠入爱河，丧失了理智，或是一个女仆被人引诱，或是一个女厨和主人的儿子私奔，自己一人抱着孩子归来，或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已婚老师爱上并拜倒在某人的脚下，横遭抛弃与嘲弄。你说嘲弄吗？不说？我们当姑娘那会儿，贞洁既是笼子，也是你和深渊之间的唯一横杆。它像三十公斤的石头压在一个姑娘的胸口。即使在深夜里所做的梦中，贞洁依然醒着，站在床边，仔细查看她，于是她在早晨醒来之际会羞愧难当，即便无人知晓。
“他与她之间”的所有事宜也许在今天看来不那么黑暗了，也比较简单了。在那时所涉及的黑暗事宜中，男人虐待女人比较容易。另一方面，事情现在看来已经不那么神秘了——这是好事吗？这不是太丑陋了吗？
跟你说这些话，让我自己对自己感到吃惊。当我还是个小姑娘时，我们有时会说悄悄话儿。但是和男孩子呢？但我有生以来从没有跟男孩子说这些话。甚至和布玛也没有，现在我们结婚快六十年了。我们怎么竟然会这样呢？我们正在谈论柳波娃·尼吉提奇娜和她的塔西亚和尼娜。要是有朝一日你到罗夫诺去，你可以进行一次侦探冒险。或许你可以在市政厅查查看他们是否依然有任何关于掩饰的新发现。发现那位女伯爵，或者女公主，是不是她两个女儿的亲妈。她本人真的是公主还是女伯爵。或者莱比代夫斯基市长是否是塔西亚和尼娜的亲爹，就像据说他是可怜的多拉的父亲一样。
但是再一想，当我们不断被征服时，当他们不由分说将我们带走在沟壑中将我们射杀，又用黄土将我们掩埋时，那里存有的任何文献迄今已经焚烧了十次。罗夫诺就像一只小狗不断在俄国——波兰——俄国——德国——俄国中转手。现在它已经不属于波兰或俄国了，而是属于乌克兰，或是白俄罗斯？或者是某种地方帮派势力。我自己反正不知道它现在属于谁。我甚至并不真的在乎。那里曾经有过的东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那里所存在的一切几年后也将化为乌有。
整个世界，如果你从远方观察，将不会有人知道它能持续多久。他们说有朝一日太阳会隐去，一切将陷于黑暗之中。那么为什么整个历史人与人之间会互相残杀？谁统治克什米尔，或是希伯伦的先人墓，又有什么关系？我们似乎没吃生命树或是智慧树上的果子，吃的是邪恶树上的果子，我们吃它时带着乐趣。于是天堂结束了，地狱开始了。
有如此众多的或者、要么，你甚至连与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人都不了解。你认为你了解许多……而终将证明你一无所知。你母亲，比如说……不，对不起，我只是不想直接提起她，只想用一种兜圈子的方式，不然伤口会开始作痛，我将不说范妮娅，只说她身边的一切。范妮娅身边的一切或许也有点是范妮娅。我们曾有某种箴言，即当你真爱某人时，你甚至爱她的手帕。在希伯来语中，这话已经打了折扣。但是你能知道我的本意。
请看一看，我这里有些事情可以告诉你，你可以用手指去感受，这样你就会知道我所告诉你的一切不光是故事。请看这个……不，它不是一块桌布，它是一只枕套，绣着旧时好人家女孩所学到的绣花式样。那是公主……或女伯爵……柳波娃·尼吉提奇娜给我绣的礼物。这里绣的人头，她本人告诉我说，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头像侧影。他是谁，那个红衣主教黎塞留，我已经不记得了。也许我从来就不知道，我不像哈娅和范妮娅那么聪明，她们被送去注册入学，后来去了布拉格，在大学读书。我有一点简单。人们总是这样说我：那位索尼奇卡，那么可爱，但是有些简单。我被送到波兰军事医院，学习如何做个合格的护士。但是我仍然清清楚楚地记得，在我离开家之前，公主告诉过我那是红衣主教黎塞留的头像侧影。
也许你知道红衣主教黎塞留是谁？没有关系，下次再告诉我，或者不用劳神。在我这个年龄，临死时未能荣幸地得知红衣主教黎塞留是谁并不重要。有许许多多“卡尔迪纳尔”[2] ，多数不喜欢我们民族。
我在内心深处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像爸爸。你妈妈打心里也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当然，在克劳斯纳们当中，她从来也不能表达出来，若是表达出来他们会认为她特别奇怪，尽管他们总是对她彬彬有礼。总体来说，对克劳斯纳家族的人们来说，礼貌是最重要的。你的祖父，亚历山大爷爷，要是我不把手迅速拿开的话，就被吻上了。有个少儿故事讲的是穿靴子的猫，在克劳斯纳家里，你母亲就像关在笼子里的一只鸟儿，挂在穿靴子猫的客厅里。
我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原因很简单，红衣主教黎塞留那儿没有发生过什么好事。只有伊凡努奇卡·杜拉考可，你记得，我们女仆故事里说的那个傻村夫，他同情普通人，不吝惜自己的一点点面包，用它堵住大坝的窟窿，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国王……只有像他那样的人或许偶尔也同情我们。其他的人，国王和统治者不同情任何人。实际上，我们普通人互相之间也不怎么同情，我们并不真正同情阿拉伯小女孩，她死于送往医院的路上，路封了，因为那里显然有红衣主教黎塞留的某些士兵，没有心肝。一个犹太士兵……可仍然是红衣主教黎塞留！他只想把路封上后回家，于是那个小女孩死了，她那双眼睛应撕裂我们的灵魂，因此我们夜里谁也无法入睡，尽管我连她的眼睛都没有见过，因为在报纸上他们只登我们受害者的照片，不登阿拉伯受害者的照片。
你认为普通人是这么伟大吗？一点也不！他们只像他们的统治者一样愚蠢和残酷。那正是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故事里讲述的皇帝的新衣，普通百姓与国王与弄臣与红衣主教黎塞留一样愚蠢。但是伊凡努奇卡·杜拉考可并不在乎他们是否嘲笑他，他只关心他们应该活下去。他对人抱有怜悯，所有的人无一例外地都需要得到怜悯。甚至红衣主教黎塞留。甚至教皇，你一定在电视上见过他病得多么严重，多么虚弱，在这方面我们都缺乏怜悯，我们让他撑着两条病腿在太阳底下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对一个年迈多病的老人毫无怜悯，你在电视上甚至看到他只能痛苦地直挺挺地站在那里，然而他付出了巨大努力，默默地在大屠杀纪念馆前顶着热浪一站就是半个小时，为的是不给我们带来耻辱。这一幕让我有些不忍。我为他感到难过。
尼娜和你母亲范妮娅是很好的朋友，她们同年出生，我和那个年龄小的塔西亚交朋友。她们和公主一起在我们家里住了几十年，她们叫她玛曼。玛曼在法语里是妈妈的意思，但天晓得她是不是她们的生身之母！或许只是她们的保姆？她们非常贫穷，我想她们连一个戈比的租金也没给我们。允许她们进家时不通过仆人入口朝尔尼克胡得，而是通过主要入口，我们管它叫帕勒得尼克胡得。她们如此贫穷，玛曼公主常常坐在灯下给有钱人家学跳芭蕾的女孩缝制纸裙，往纸裙上粘贴许许多多亮晶晶的星星，星星是用金纸做的。
直到一个晴朗的日子，公主，或女伯爵，柳波娃·尼吉提奇娜丢下两个女儿，突然去了突尼斯，在那里四处寻找一位失散多年的亲戚耶利扎维塔·弗兰佐夫娜。现在就请看看我的记性，就像个白痴！我刚才把手表放在哪里了？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但是与我素昧平生的某位耶利扎维塔·弗兰佐夫娜的名字，大概在八十年前我们柳波娃·尼吉提奇娜去突尼斯到处寻找的某位耶利扎维塔·弗兰佐夫娜，我记得清清楚楚，如同天上的太阳！也许我把手表也丢在突尼斯了？
我们房间里挂着一幅镶在镀金框中的绘画，出自某位身价不菲的艺术家之手。我记得你可以在照片里看到一个漂亮的金发男孩，衣冠不整，样子更像被宠坏的女孩儿，不像一个男孩，有点分不出男女。我不记得他的脸，但是我清清楚楚记得，他身穿一件袖子宽大的绣花衬衫，一顶系带的黄帽子垂在肩膀……也许那毕竟是个小姑娘……你可以看见她的三条裙子，一条压着一条，因为一边有点微微翘起，网眼花边从下面露了出来，先是一条黄色衬裙，像凡高绘画中的黄那么强烈，再里面是一条洁白的网眼花边衬裙，最底下她的双腿显然由第三条天蓝色的衬裙遮住。那样一幅绘画，看似谦逊，实则不然。那是幅真人大小的绘画。那个颇有男孩子气的女孩正站在田野中央，牧草和白羊环绕着她，空中飘着几朵薄云，远方可见带状森林。
我记得，一次哈娅说像她那样的美人不应去牧羊，而是应该待在宫殿的院墙内；我说最下面的衬裙涂成天空一样的颜色，仿佛裙子直接裁自蓝天。范妮娅突然对我们勃然大怒说，闭嘴，你们两个人都给我闭嘴，你们怎么能这么胡说八道，那是一幅不真实的画，包含了极为道德沦丧的东西。她多多少少用了这样的话，但是并不确定，我不能重复你母亲是怎么说的了，无人能够重复……你有点记得范妮娅是怎么说话的了吗？
我忘不了她是怎样爆发的，或是那一刻她的脸是什么样子。她那时大概有十五六岁。我之所以牢牢记得，是因为那不太像她的方式。范妮娅从来不大声嚷嚷，甚至连她受到伤害时也不抬高声音，她只会自我逃避。不管怎么说，和她在一起时，你总得猜度她的感受，她不喜欢什么。这里突然……我记得那是星期六夜晚，或者是某个节日结束之际，大概是住棚节吧？要么就是七七节……她突然勃然大怒，冲我们大喊大叫。不关我的事，我这一辈子只是个小傻瓜，她朝哈娅大叫。那是我们的大姐！青年组织的领袖！具有领袖气质！整个学校都羡慕的哈娅。
但是你母亲，仿佛突然之间正在反叛，突然之间开始向那些年一直挂在我们饭厅的那幅艺术作品报以蔑视。她嘲笑它粉饰现实！不真实！在现实生活里，牧羊女身着破敝的衣衫，不是绫罗绸缎，她们的脸因挨饿受冻而恐惧，而不是有张天使般的脸，肮脏的头发上长着虱子和跳蚤，而不是那样的一头金发。忽略痛苦与遭受痛苦几乎一样糟糕，那幅画把现实生活变成了某种瑞士巧克力盒子上的风光。
你母亲对饭厅这幅画大光其火，也许因为这幅画的作者造成这样一种印象，仿佛世界上不再有苦难。我想这是她生气的原因。这次发作，她一定比任何人所想象的还要可怜。原谅我流眼泪了。她是我姐姐，她非常爱我，她横遭毒蝎的蹂躏。够了，我不哭了。对不起。每当我想起那幅美化了的画，每当我看见一幅画有三条衬裙和轻柔的天空，我就看见蝎子在蹂躏我姐姐，我就开始痛哭。
【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