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卡尔迪纳尔”是“红衣主教”的谐音。
25
十八岁的范妮娅追随大姐哈娅的脚步，1931年被送往布拉格的大学读书，因为在波兰，大学实际上是对犹太人关闭的。妈妈学习历史和哲学。当时在波兰邻居、乌克兰人和德国人、天主教和东正教派基督徒当中，反犹主义情绪逐渐高涨，她的父母，赫尔茨和伊塔像罗夫诺的所有犹太人一样，见证了反犹主义、乌克兰街头恶棍的暴力行为，以及波兰当局不断增加的不公平标准，并深受其害。希特勒统治的德国大肆煽动对犹太人施行暴力与迫害，其回响如远方一阵隆隆的雷声抵达罗夫诺。
外公的生意也发生了危机，30年代早期的通货膨胀，委实在一夜之间使他失去所有的积蓄。索妮娅姨妈告诉我说：“爸爸给我的许多面值百万、万亿的波兰银行钞票，被我用来糊墙。他为我们三姐妹积攒十年的嫁妆在两个月之间顺阴沟流走了。”哈娅和范妮娅不久不得不因为钱而抛弃她们在布拉格的学业，她们父亲的钱几乎光了。
于是磨坊、都宾斯卡的住宅和果园、马车、马匹和雪橇，都在仓促中廉价卖掉。伊塔和赫尔茨·穆斯曼在1933年抵达巴勒斯坦时，几乎身无分文。他们租了一间可怜的小棚屋，顶上盖着沥青纸。爸爸一直喜欢待在面粉附近，设法在帕特面包店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后来，索妮娅姨妈对我回忆说，快五十岁时，他购买了一匹马，一辆马车，在海法港口附近运输面包，再后来运输建筑材料，聊以度日。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他，晒得黑黑的，一个沉思的男人，身穿工作服，一件洒满汗水的灰背心，他目光羞怯，但蓝眼睛里闪烁着笑意，缰绳在手中悠闲自在，仿佛坐在垫在马车上的木板上，他发现海法湾风光、卡麦尔山脉、炼油厂、远方港口的起重机高杆以及工厂烟囱，具有某种迷人而有趣之处。
既然他不再是个富人，回到了无产者的行列中，他似乎恢复了青春活力。某种长期遏制着的快感似乎降临到了他身上，其中闪烁着某种无政府主义的火花。正像立陶宛乌里金尼基的耶胡达·莱夫·克劳斯纳，我祖父亚历山大的父亲一样，我的外公纳弗塔里·赫尔茨·穆斯曼喜欢车夫生活，喜欢漫长缓慢旅程中那孤独平静的节奏，喜欢触摸着马，闻嗅它身上刺鼻的气味，喜欢马厩、马草、挽具、辕杆、燕麦袋、鞭绳和马嚼子。
在父母移民到巴勒斯坦、姐姐们在布拉格读书时，索妮娅还是个十六岁的小姑娘，在罗夫诺住了五年，直至她在隶属于波兰军事医院的护士学院取得了护士资格。她来到特拉维夫港口，而她的父母，她的姐姐和茨维·沙皮洛，哈娅“富有活力”的丈夫，正在那里等她，那是在1938年结束前两天。几年后，她在特拉维夫嫁给了她在罗夫诺参加青年运动时的一位领导人，一个严格、迂腐、武断的男人，名叫亚伯拉罕·金德尔伯格。布玛。
1934年，比父母和大姐哈娅来到阿里茨土地大约晚一年，比小妹妹索妮娅早来四年，范妮娅也来到了这里。认识她的人说，她在布拉格经历了一场痛苦的恋爱，但他们无法告诉我详细情况。当我访问布拉格，连续几个夜晚漫步在大学附近拥挤不堪的古老石板路街道时，我任思绪驰骋，编织着意象和故事。
妈妈到耶路撒冷一年左右，在守望山上的希伯来大学注册，继续学习历史和哲学。四十八年后，显然没有外祖母年轻时学习什么的概念，我女儿范妮娅决定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历史和哲学。
我不知道母亲在查尔斯大学中断学业是否只因为父母的钱已经用光。30年代中期，充斥欧洲大街小巷、遍布大学校园的激烈仇视犹太人的情绪究竟怎样迫使她去巴勒斯坦，抑或究竟何种情况使之在塔勒布特学校接受教育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青年运动成员后来到这里？她希望在这里找到什么，她找到了什么，没有找到什么？对于一个在罗夫诺宅邸里长大，从布拉格哥特式的美丽中直接来到此地的人来说，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是什么样子？一个听觉敏感的年轻女士，操一口从塔勒布特学校书本上学来的高雅希伯来语，对于语言学上的纤细韵律拥有敏锐的感受力，在她听来，希伯来口语会是什么样子？我年轻的母亲，对沙丘，对橘园中的电动抽水机，对岩石嶙峋的山坡，对现场考古旅行，对《圣经》遗迹和第二圣殿时期的遗迹，对报纸标题，对合作社的每日产品，对干涸的河床，对热浪，对高墙环绕的女修道院的圆顶，对陶罐里倒出的冰凉的清水，对响起手风琴和口琴音乐的文化之夜，对身穿卡其布短裤的合作社司机、说英语的声音、国家统治者的语言、漆黑一片的果园、宣礼塔、运输建筑沙子的骆驼身上的驼铃、希伯来警卫、基布兹里被太阳晒得黝黑的拓荒者、头戴破帽子的建筑工人，是什么反应？对于展开暴风雨般争论的夜晚、意识形态冲突以及求爱、星期六下午的远足、党派政治的热情、各种地下组织及其同情人士的秘密阴谋、不时被胡狼嚎叫和远方战火打破宁静的湛蓝色夜晚，她是反感，还是被深深吸引？
等到我到了母亲能够为我讲述她的童年、讲述她早期到达这片土地上经历的年龄，她的脑子已想着别处，对别的事情感兴趣。她在床上给我讲的故事里，主人公尽是巨人、精灵、巫婆、农夫的妻子和磨坊主的女儿、森林深处的演员棚屋。她若是讲述过去，讲述她父母的住宅或是磨坊或者是泼妇普利马，某种苦涩与绝望就会悄悄进入她的声音中，那是某种充满矛盾或含混不清的讽刺，某种压抑着的嘲讽，某种对我来说太复杂或说太朦胧而无法捕捉的东西，某种挑衅和窘迫。
或者正因为如此，我不喜欢她讲述这些事情，乞求她给我讲些简单的和我接近的故事，如马特维水泵和他六个着魔的妻子，或者死去的骑马人，但他的骨骼穿盔甲戴耀眼马刺继续穿越大陆和城市。
关于我妈妈抵达海法，她在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最初的日子，我几乎一无所知。于是，我还是把你交给索妮娅姨妈，让她讲述她为何到此，怎样到此，她希望找到什么，又真正找到了什么。
在塔勒布特学校，我们不仅学习读写和说一口漂亮的希伯来语——我后来的生活已经把它给毁了——而且学习《圣经》与《密西拿》和中世纪希伯来语诗歌，还学习生物、波兰文学和历史、文艺复兴艺术和欧洲史。更重要的，我们学到，在地平线升起的地方，在河流和森林的那一边，有一片土地，我们大家很快就会去往那里，因为欧洲犹太人，至少东欧犹太人的日子已经朝不保夕了。
我们父母一代比我们更为清醒地意识到，时不我待。即便那些赚钱的人，像我们的父亲，或那些在罗夫诺建造现代化工厂或投身于医药事业、法律或者机械工程的人，那些和当地权力机构和知识分子阶层建立了良好社会关系的人，也都感觉到我们正生活在火山上。另一方面，波兰人对犹太人的态度也有些令人作呕，就像有人咬了一口臭鱼，吞也吞不下，吐也吐不出。他们不想当着凡尔赛协约国的面置身于少数民族权利的氛围中，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国际联盟面前把我们给吐出来。在20年代，波兰人仍旧有一些羞耻，他们热衷于摆出一副良好的姿态，就像一个醉汉试图直立行走，这样就没有人看出他在来回摆动。他们依然希望表面上多多少少显得像其他国家，但是在背地里他们又压迫我们，令我们备受屈辱，于是我们渐渐都会去巴勒斯坦，他们就再也不会看见我们了。因此，他们甚至倾向于鼓励进行犹太复国主义教育，办希伯来语学校，使用各种手段让我们成为一个民族，为什么，主要是我们应滚到巴勒斯坦去，谢天谢地总算摆脱了。
恐惧降临到每个犹太家庭，那恐惧几乎从来没有被谈起过，但它无意地渗入到我们的体内，像毒药一滴一滴地侵入，使我们毛骨悚然：也许我们真的不够干净，也许我们闹闹哄哄，强迫别人，太精明，追逐金钱。也许我们的行为真的不得体。最怕的就是我们可能给非犹太人留下不好的印象，他们会大光其火，反过来向我们做些想都不敢想的可怕事情。
千百遍向每个犹太孩子脑海里灌输，对他们要行为规范，彬彬有礼，即使他们举止粗鲁，醉醺醺的，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要冒犯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和非犹太人争论，喋喋不休，不能惹他们发火，不能高昂着头，和他们讲话时语气要轻，面带微笑，这样他们就不会嫌我们乱了，总是要用准确典雅的波兰语和他们讲话，这样他们就不会说我们污损了他们的语言，但是千万别把波兰语讲得太艰深，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我们怀有提高地位的野心，我们不能给他们制造任何借口指责我们贪婪成性，但愿不要这样，说我们的裙子脏了。总之，我们需要费尽心机留下好印象，任何孩子都不能破坏这一印象，因为就连某个孩子头发不干净，比如长了虱子，也会损害整个犹太民族的声誉。他们无法忍受我们，所以要是再制造出其他让他们受不了的理由，就更加天理难容了。
你们这些出生在以色列的人，永远也搞不懂这一点一滴如何慢慢地扭曲你所有的情感，像铁锈一样慢慢地消耗你的尊严，慢慢地使你像一只猫那样摇尾乞怜，欺骗，耍花招。我非常不喜欢猫。也不喜欢狗。但是倘若要我做出选择的话，我宁愿喜欢狗。狗像一个非犹太人，你一下子就可以看出它的所思所想。大流散中的犹太人就像猫，这是从不好的方面看，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
更重要的是他们吓倒了暴民。他们怕政府在换届时发生的一切，比如，教皇会不会被废黜，共产党会不会取而代之；他们怕乌克兰或白俄罗斯帮派，或气势汹汹的波兰群众，或更北一些的立陶宛人，会在这中间东山再起。那确实是座一直滴着熔岩的火山，可以闻到烟火的气味。“他们在黑暗中为了我们而磨刀霍霍。”人们说，但没有说是谁，因为可能是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人。暴民。即使在以色列，犹太暴民也有点怪兽的味道。
只有德国人不让我们觉得那么可怕。记得在1934年或者1935年，全家人都搬走了，只有我独自留在罗夫诺完成护士培训的学习，许多犹太人说倘若希特勒真的来了，至少在德国有法律和规章制度，大家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希特勒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强令执行德国章程，暴民们都怕他。重要的是在希特勒的德国大街上没有暴乱，没有无政府状态——我们那时仍然认为无政府状态是最为恶劣的状态。我们的噩梦就是，有朝一日神职人员会布道说耶稣会因为犹太人要一次流血，他们会开始敲起这可怕的钟，农民们肚子里装满荷兰烈酒，拿起斧头和干草叉，总是这样开始。
没有人预料到将会发生什么，但是在20世纪，几乎所有人都深深知道无论是在斯大林统治之下，还是在波兰，或是东欧的任何国家，犹太人都不会有前途可言，于是巴勒斯坦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当然并非对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宗教人士对此坚决反对，同盟派成员、讲意第绪语的人、共产主义者，以及那些认为自己比波兰人还波兰人的被同化了的犹太人也反对。但是20世纪罗夫诺有许多普普通通的犹太人，渴望自己的孩子学会希伯来语，去上塔勒布特学校。那些经济宽裕的人送孩子到巴勒斯坦的海法、泰和尼昂，或是特拉维夫的高级中学，或是农业学校读书，他们从那里传来的消息非常奇妙……青年人都在等候，什么时候轮到你？与此同时，大家都在看希伯来文报纸，争论，唱巴勒斯坦的歌，朗诵比阿里克和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分裂成对立的宗派和党派，匆匆缝制制服和旗帜，对于一切有关民族的事务都非常激动。与今天你所看到的巴勒斯坦人非常非常相像，只是不像他们那样偏爱流血。在我们犹太人当中，你几乎看不到今天这种民族主义。
当然，我们知道在巴勒斯坦有多么艰难，我们知道那里酷热难当，到处是荒地沼泽，我们知道村子里有穷困的阿拉伯人，但是我们在教室墙上的大地图上看到没有多少阿拉伯人，大概只有五十万人口，肯定不到一百万，完全能够再容纳几百万犹太人，或许阿拉伯人听信蛊惑憎恨我们，像波兰的普通百姓，但是我们肯定能够向他们解释，让他们相信我们回到那片土地只表示给他们带来繁荣，在经济、医疗、文化等诸多方面。我们认为，再过几年犹太人人口会在这里占大多数，一旦发生此类事，我们将会向世人展示如何对待少数民族……我们的少数民族，阿拉伯人。我们，一直是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对待我们的阿拉伯少数民族一定会公正、公平、慷慨，和他们共享我们的故乡，和他们分享一切，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们变成群猫。我们的梦想是美好的。
在塔勒布特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每间教室，都悬挂着西奥多·赫茨尔的照片，一张从达恩到比尔谢巴的大地图，地图标示出了拓荒者居住的村庄，还有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募捐箱，正在劳动的拓荒者画像，各种各样的标语和一段段诗歌。比阿里克曾经两次参观罗夫诺，车尔尼霍夫斯基也来了两次，阿舍·巴拉什[1] 我想也是，或者还有别的作家。杰出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差不多每月都从巴勒斯坦来到此地，他们当中有扎尔曼·鲁巴绍夫、塔本京、雅可夫·杰鲁鲍威尔、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
我们通常是给他们举行一个大型列队仪式，敲锣打鼓，旗帜飘飘，各种各样的装饰品、纸灯笼、激情、标语、袖章混杂在一起，还有阵阵歌声。波兰市长亲自到广场与他们见面，这样我们有时开始感到我们也是个民族，而不是一堆社会渣滓。对你来说，这些可能有点不可思议，但是在那年月，所有的波兰人在波兰语中陶醉，乌克兰人在乌克兰语中陶醉，更不用说德国人、捷克人，大家都陶醉，甚至连斯洛伐克人、立陶宛人和拉脱维亚人都是这样，在那样的欢宴上没有我们犹太人的容身之地，我们谁都不属于，谁都不要我们。我们也希望成为一个民族，像大家一样，那该是怎样一种奇迹。他们还留给我们别样的选择了吗？
但是我们的教育不是沙文主义的。塔勒布特的教育确实充满着人文主义色彩，进步，民主，而且是艺术的，科学的。他们努力给男孩女孩平等的权利。他们总是教育我们要尊重其他的民族——所有的人都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出来，纵然他总是将此遗忘。
我们从年幼之际就想着以色列。我们对每个新建村庄里的情况了如指掌，比尔土维亚出产什么，兹克龙雅考夫有多少居民，是谁从太巴列到宰迈赫修建了一条碎石公路，拓荒者何时攀登吉尔伯阿山。我们甚至知道那里的人们吃什么、穿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我们了解。实际上，我们的老师并不了解实情，因此即使他们想给我们讲述不好的方面，也不可能——他们一无所知。从阿里茨来的任何人，使者、青年领袖、政治家，所有去往那里又回来的人，给我们描绘出一幅绚烂的图画。倘若有人回来后给我们讲些不太愉快的事，我们听都不想听。我们让他们免开尊口。我们蔑视他们。
我们的校长是个让人喜欢的人，有魅力，是个一流教师，头脑敏锐，有一颗诗人之心。他叫莱斯，伊撒哈尔·莱斯博士。他是加利西亚人，很快便成了年轻人的偶像。女孩子们暗恋他，这当中有我的姐姐哈娅和范妮娅，哈娅投身于公共活动中，天生是个领导人，范妮娅，你母亲，受到莱斯博士的神秘影响，被引导走向文学艺术之路。他非常英俊，有男子气概，有点像艺人鲁道夫·瓦伦蒂诺或雷蒙·诺瓦罗，满怀热情，自然让人产生共鸣，他几乎就没有发过脾气，一旦发火，事后毫不犹豫派人去请那个学生并道歉。
整座小城都为他着迷。我想母亲们夜里会梦见他，女儿们白天看见他就眩晕。男孩子们一点也不比女孩子示弱，尽量模仿他，像他那样讲话，像他那样咳嗽，像他那样话只说一半便打住到窗前站上几分钟，沉思。他肯定能够成功地引诱别人，可他却不，就我所知，他不是特别幸福，娶了一个根本配不上他的女人，成了个模范丈夫。他也能够当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拥有令人渴望追随、赴汤蹈火以博得他含笑的赏识和日后赞赏的品格。他想我们所想。他的幽默成了我们的风格。他相信以色列土地是犹太人唯一能够在那里治愈精神疾病，并向自己和世人证明他们拥有某些优点的地方。
我们也有其他很棒的老师，门纳海姆·格勒尔特教我们《圣经》，仿佛亲临埃拉干河、亚拿突或加沙的非利士圣殿。门纳海姆每周带我们到“圣地旅行”，一天在加利利，另一天在朱迪亚新建的村庄，又一天在杰里科平原，还有一天在特拉维夫的街道。他会带来照片，报纸上剪下来的纸片，以及一些诗歌和散文，《圣经》上的例子，地理、历史和考古学资料，直到你快乐地感到疲倦，仿佛你真正去了那里，不止是在脑海里，而是仿佛你真的走在阳光下、尘埃里，在橘子树、葡萄架、一簇簇仙人掌和山谷里拓荒者的帐篷之间。于是远在我真正抵达这片土地之前，就已经来过此地了。
【注释】
[1] 阿舍·巴拉什（1889——1952），出生于加利西亚，1914年移居巴勒斯坦，著名希伯来文作家。
26
你妈妈范妮娅在拉夫诺有个男朋友，名叫塔尔拉或者塔尔洛，是个深沉而多愁善感的学生。他们有个小小的犹太复国主义学生联合会，其中包括你妈妈、塔尔洛、我姐姐哈娅、伊斯塔卡·本·梅厄、范妮娅·魏茨曼，也许也包括范妮娅·松达尔，后改名叫作莉·巴——萨姆哈的莉莉·卡利什，还有各种其他的人。哈娅在去布拉格之前是一个有人情味儿的领袖。他们坐在那里讨论制订各种各样的计划，他们如何在以色列圣地生活，如何在那里工作，恢复艺术生活和文化生活，如何在那里同罗夫诺保持联系。其他姑娘们离开罗夫诺，或到布拉格读书，或移居到了圣地后，塔尔洛开始追求我。他每天晚上会在波兰军事医院的门口等我。我身穿绿裙子，头戴白发带走出来，我们一起沿着大街行走——那条大街已经被命名为毕苏斯基大街——漫步在宫殿花园、格拉夫尼公园，有时我们一起走向奥斯提亚河和古老的居民区，漫步在矗立着犹太大会堂和天主教大教堂的塞塔迪尔区。我们只是说说话。顶多拉两次手。为什么会这样？我很难向你解释清楚，因为你们这代人根本就不懂这些。你甚至可以嘲笑我们。我们有种可怕的贞节观。我们被埋藏在耻辱与恐惧的深渊之下。
塔尔洛是个坚定的革命者，但是对任何事情都感到难为情：要是他碰巧说出“女人”或者“喂奶”或者“裙子”，甚至“大腿”，脸都要红到耳根，像是出了血，他会开始道歉，结结巴巴。他没完没了地跟我谈论科学和技术，谈论它们是造福于人类，还是给人类带来灾难，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他会热情地谈论对未来的憧憬，没有贫穷，没有犯罪，没有疾病，甚至没有死亡。他有点是共产主义者，但这几乎无济于事，斯大林在1941年到来之际，不由分说便把他带走，从此他便消失了。
在整个犹太人的罗夫诺，没有一个人活下来……除那些尚来得及移居到圣地的人，少数逃到美国的人，以及不知怎么在屠刀下生还的人。屠杀之后，剩下的人都被德国人杀得精光。不，我不想故地重游，干吗去呢？从那里开始重新思念不再存在、只存在我们青年人梦想中的以色列土地？是为了伤心？我要是想伤心的话，用不着离开维斯里大街，甚至待在家里就行。我坐在这里的扶手椅上，每天伤心几个小时。要么就是望着窗外伤心。不是为了已经失去的东西伤心，而是为尚未发生的事情伤心。我现在没有理由为塔尔洛伤心，那已经是七十年前的事情了，他现在不管怎么说已经离开人世了，要是当时他们没有把他杀了，他也会死在这里，死于战争，死于恐怖主义者的炸弹，或者死于癌症或糖尿病。我只为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伤心。只为我们为自己拍的那些漂亮照片，而今已然褪色的照片伤心。
我在的里雅斯特登上一艘罗马尼亚货船，货船名叫“康斯坦塔”，我记得尽管我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但也不想吃猪肉……不是因为上帝，毕竟是上帝创造了猪，不讨厌它，他们杀小猪时，小猪吱吱大叫，用遭受折磨的小孩的声音祈求，上帝看到并听到咕哝声，像怜悯人一样怜悯受罪的小猪。他对小猪的怜悯，与对遵守戒律终生崇拜他的拉比们和哈西德教徒的怜悯一模一样。
因此不是因为上帝，只是因为在去以色列土地的路上，在那艘船的甲板上大吃大嚼熏猪肉、腌猪肉、猪肉香肠，显得不合时宜。于是我便吃很棒的白面包，面包那样精致，营养丰富。夜里我睡在甲板下面三等舱的寝室里，旁边住着一个带小孩的希腊姑娘，小孩顶多三个星期大。晚上我们二人经常把孩子放在床单里摇，这样她便止住哭声睡着了。我们谁也不和谁说话，因为我们没有一门通用的语言，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和这个姑娘依依惜别。
我甚至记得在那一刻，我的脑际迅速闪现这样一个念头，我为什么非要去以色列土地？只是因为是犹太人吗？可是那个希腊姑娘，也许连什么是犹太人都不知道，比整个犹太民族跟我更加亲近。这个犹太民族那一刻在我眼里像汗津津的庞然大物，正在引诱我走进它的腹中，这样就可以用它的消化液把我整个吞吃。我对自己说，索妮娅，这是你真正需要的吗？真奇怪，在罗夫诺，我从来没有产生过这样的恐惧，害怕自己被犹太人的消化液吞噬。我到这里之后也没有这种想法。只是在那时，在回以色列的船上的那一瞬间，希腊婴儿已经在我的腿上睡熟，透过衣服我可以感受到她，那一刻仿佛她真的是我肉中之肉，纵然她不是犹太人，纵然有敌视犹太人的暴君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斯[1] 。
一天清早，我甚至可以确切告诉你某日某时……在1938年12月28日，1938年即将结束的前三天，哈努卡节刚过，那天天气晴朗，几乎看不到一丝云彩，早上六点钟，我已经暖暖和和地穿好衣服，一件毛衣，一件短大衣，我走上甲板，看着前面灰蒙蒙的云际。我看了大约有一个小时，只看见几只海鸥。突然，冬日从云际后面喷薄而出，云际下是特拉维夫，一排排的建筑群，粉刷得雪白的房子，不像波兰或乌克兰村庄小镇，不像罗夫诺、华沙或者的里雅斯特，但是像塔勒布特教室里的图片，像我们的老师门纳海姆给我们看的绘画和照片。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
我无法描述，喜悦即刻涌上喉咙。忽然间我只想大声叫嚷，欢声歌唱，这是我的！都是我的！这一切真的都是我的！很有意思，我平生从未有过如此强烈的情感，归属感，拥有感，在家里没有，在果园里没有，在面粉厂里没有，从来没有，不知你是否明白我的意思。平生从来没有过，不论在那天早晨以前还是之后，从来没有过那样的快感：终于到家了，终于可以拉上窗帘，忘记所有的邻居，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在这里我用不着总是约束自己，不必为任何人感到害羞，不必担心农民们怎么看待我们，神职人员会说些什么，知识分子会有什么感觉，我用不着努力去给非犹太人留下好印象。即便当我们在霍伦买下第一套房子，或者维斯里大街的这一套，我都没有如此强烈地感受到，有自己家的感觉该有多好。那天早上七点，我望着自己从未去过的城市，那片从来没有驻足的土地，那些平生从未见过、样子滑稽可笑的小房子，心里就是这种感觉。你觉得有点可笑，有点傻，对吗？
十一点钟，我们带着行李登上一艘小汽船，水手是个高大的乌克兰人，浑身冒汗，有点恐慌，我刚用乌克兰语友好地谢过他，想给他一枚硬币，他就大笑起来，突然用纯正的希伯来语说，美人儿，你这是怎么啦，没这个必要，干吗不亲我一下？
那是一个惬意、有点凉意的一天，记得最深的就是一股醉人而浓烈的烧焦油的味道，从冒着浓烟的焦油桶那里飘过来……他们一定是刚刚给人行横道铺过沥青……突然冒出了妈妈那张笑脸，接着是爸爸那张脸，泪水纵横，我姐姐哈娅和她的丈夫茨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但是从第一眼开始，就闪过这样一个念头：她在这里找到的是多么出色的一个小伙子！他非常英俊，心地善良，还挺快乐的！和所有的人拥抱亲吻后，我才看见了你母亲范妮娅也在那里。她略微歪着身子站在那里，避开燃烧着的焦油，身穿长裙和一件蓝色手工编织毛衣，安静地站在那里，等着在众人之后拥抱我，亲吻我。
就像我一下子就看出我姐姐哈娅在这里容光焕发一样……她生气勃勃，脸颊绯红，自信，武断……我也看出范妮娅的感觉不那么好，她面色苍白，甚至比以前更加沉默。她专程从耶路撒冷赶来接我，她为你的父亲阿里耶致歉，可他一天假也没有，她邀请我去耶路撒冷。
约莫仅仅过了一刻钟，我就发现站这么长时间对她来说是很痛苦的事情。她和家里其他成员还没有告诉我，我自己就突然意识到她正经历着妊娠的痛苦……也就是说，怀的是你。她怀孕仅三个月，但是双颊似乎有点塌陷，嘴唇苍白，前额似乎蒙上了一层阴云。她的美并没有消失，相反，像是蒙上了一层灰色的面纱，直到最后她也没有能够把面纱揭开。
哈娅是我们三人当中最富有魅力、最令人钦佩的一位，她有趣，才华横溢，是个令人动心的人，但是对所有目光敏锐观察细致的人来说，我们三姐妹中最漂亮的要属范妮娅。我？我从来就不在被考虑之列。我只是傻里傻气的小妹妹。我想妈妈最羡慕哈娅，为她感到自豪，而爸爸几乎要把最喜欢范妮娅的真相隐藏起来。我在父母那里都不受宠，或许在爷爷埃弗莱姆那里还行。我爱他们大家，我不嫉妒，我不怨恨。或许，得到爱最少的人，只要他们不嫉妒，不痛苦，就会把自己的挚爱给予别人。你觉得呢？我对刚才说过的话不敢肯定，这也许是我在进入梦乡之际给自己讲的一个故事。也许大家在睡觉之前都讲故事，所以就不太恐怖了。你母亲拥抱着我说，索妮娅，你来了真是太好了，我们大家团圆了真是太好了，我们今后有许多事情要相互帮忙，我们尤其要替父母分担。
哈娅和茨维的那套房子大概离港口只有一刻钟的路。茨维是个英雄，我的大部分行李都由他一个人拿着。路上，我们看到一些工人正在造一幢大楼，那是坐落在本——耶胡达街拐向诺尔道街的教育学院。乍看之下，我把建筑工人当成了吉卜赛人或者土耳其人，可是哈娅说他们就是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犹太人。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犹太人，除非在图片上。接着我哭了起来……不但因为建筑工人既强壮又幸福，而且因为他们当中有些小孩子，顶多有十二岁，每个人背上都扛着木梯，梯子上放着沉重的建筑材料。此情此景让我悲喜交加，啜泣了一会儿。有点难以解释。
在哈娅和茨维的小房子里，伊戈尔和照看他的邻居正等候我们到来。他大概有半岁大，是个活泼爱笑的孩子，就像他的父亲。我洗洗手，把伊戈尔抱在怀里，非常温柔，这一次我不想再哭了，我没有体验到船上那种疯狂的快乐，我只是感觉到某种安慰，发自内心深处，仿佛从水井底端，感觉到我们都到了这里，这里不是都宾斯卡大街。我也突然感受到，那个厚脸皮汗浸浸的水手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他要的那一吻，真是一种莫大的遗憾。怎么会想到这些？迄今也不得而知。但是我当时就是这种感觉。
晚上，茨维和范妮娅带我在特拉维夫转了转，也就是说我们在阿伦比大街和罗斯柴尔德大街漫步，因为那时的本——耶胡达大街尚未被视为真正特拉维夫的一部分。我记得，第一眼看上去，一切是那么的洁净美好。夜晚，街上的长椅、街灯以及所有的希伯来语标识，整个特拉维夫仿佛只是塔勒布特学校体育场上非常漂亮的展览。
那是1938年12月末，从那时起我没有出过一次国，除非在想象中。我今后也不会出去。这并非因为以色列如此美好，而是因为我现在认为所有的旅行都是个错误，你不会空手而返的唯一旅程就是你的心灵之旅。在我内心深处，没有疆界和海关，我可以像星星那样向着最远方行进，或者是在已经不再存在的地方旅行，拜访不再存在的人们。甚至走进从未存在过的地方，或者是不可能存在的地方，待在那地方对我有好处。或者至少，没有坏处。我给你煎个鸡蛋吃了再走？再放些西红柿、奶酪和一片面包？或者放些鳄梨？不用？你又那么着急？至少再喝一杯茶吧？
那时，在守望山上的希伯来大学，要么就是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盖乌拉或阿哈瓦的一间狭小的房子里，穷学生们两三个人住在一个房间里，范妮娅·穆斯曼和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就在那里相识。那是在1935年或者1936年。我知道我母亲那时住在泽弗奈亚大街42号的一个房间里，和她同住的还有来自罗夫诺的两个朋友，伊斯塔卡·韦纳和范妮娅·魏茨曼，也是学生。我知道她有许多追求者。即便如此，我从伊斯塔卡·韦纳那里听说，她也失恋过一两次。
至于我父亲，我听说他非常喜欢结交女友。他侃侃而谈，才华横溢，机智幽默，招致大家的关注甚至嘲弄。有学生称之为“活字典”。要是有人需要知道，甚或不需要知道，他总是喜欢给大家留下这样一个印象，他知道芬兰总统的名字，知道梵语“塔”怎么说，或者是《密西拿》中是否提过石油一词。
他要是看上了某位女生，就会过于殷勤地帮她工作，他会约她出去，夜晚到梅施阿里姆大街，或是桑海迪里亚小巷散步，他喜欢参加知识分子的讨论，他会感情充沛地朗诵密茨凯维奇或是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但是，显然他和多数女孩子的关系只限于严肃讨论或者是晚间散步，仿佛姑娘们只喜欢他的大脑。也许他的运气与那年月的多数男孩没什么两样。
我不知道父母怎样亲近起来，我不知道在我认识他们之前，他们之间是否还有爱。1938年初，他们在雅法路拉宾内特楼顶上结婚。他身穿黑色白条制服，系着领带，上面的口袋里露出三角形的白手绢；她身穿白色长裙，更突出了苍白的皮肤和一头漂亮的乌发。范妮娅从她在泽弗奈亚大街与人合住的房间，把几件物品搬到阿摩司大街扎黑一家小套房里阿里耶的房间。
几个月之后，我母亲已经怀孕，他们搬到了对面的一幢楼里，搬到一套有两个房间的半地下室。他们唯一的孩子就在那里出世。有时，父亲用比较苍白的方式开玩笑，说那年月，世界确实不是个适合生孩子的地方。（他喜欢“确实”，也喜欢“然而”、“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准确无误”、“迅即”、“另一方面”、“奇耻大辱”。）在说世界不是个生孩子的地方时，他也许暗示着对我的某种责备，因为生得这么鲁莽，不负责任，与他的计划和期待相反，他确实尚未实现他所期待的人生目标，暗示出由于我的出生，他错过了一班船。或者他什么也没有暗示，只是耍聪明，用他通常的方式。我父亲经常开些这样那样的玩笑，打破沉默。他始终把沉默看成有意和自己做对。也许那是他的过错。
【注释】
[1] 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斯（前215——前164），希腊化时期以叙利亚为中心的塞琉古王朝国王（前175——前164），敌视犹太人，把犹太教定为非法，导致了犹大·马加比起义。
27
穷阿什肯纳茨犹太人在19世纪40年代在耶路撒冷吃什么？我们吃黑面包就洋葱加切成两半的橄榄，有时也加些鳀鱼酱；我们吃放在奥斯特杂货店角落的桶里、散发着香味的熏鱼和腌鱼；在特殊情况下我们吃沙丁鱼，认为那是美味佳肴。
我们吃西葫芦、扁豆和茄子，煮的，煎的，或加上蒜泥和葱末做油拌色拉。
早晨有棕色面包加果酱，偶尔加些奶酪。（我第一次去巴黎，是在1969年，从基布兹胡尔达直接去的，招待我的人们发现以色列只有黑白两种奶酪时觉得好笑。）早晨给我喝的速溶燕麦片，味道像糨糊，我连续罢饭后，他们便换了用粗拉面粉和少量肉桂做成的糊糊。妈妈早晨喝柠檬茶，有时蘸黑饼干。爸爸的早餐包括一片黑面包，稠黄酱，半个煮鸡蛋加橄榄，几片西红柿，青椒和黄瓜，以及从一个厚玻璃罐里倒出的特努瓦酸奶油。
我父亲总是一大早就起来，比我和妈妈早起一小时或一个半小时。五点半，他已经站在浴室的镜子前，把敷在脸颊上的白霜刷成浓密的泡沫，刮脸时，他轻轻地唱起一首民歌，跑调跑得吓人。然后，他独自一人在厨房里边读报纸，边喝茶。在柑橘收获期，他用小手动榨汁机榨些橘子，给在床上的我和妈妈端来一杯橘子汁。因为柑橘采摘是在冬天，因为在那年月，一向认为你在冷天喝凉东西会感冒，我勤劳的父亲通常会在榨橘子汁之前点上普赖马斯便携式汽化煤油炉，上面放上水锅，水锅差不多快开了时，他小心翼翼地把两杯橘子汁放进锅里，用勺子均匀搅动，这样边上的橘子汁就不会比中间的热。而后，他刮脸，穿上衣服，把我妈妈的围裙套在腰间廉价的衣服外。他会把我妈妈（在书房里）和我（在走廊一头的小房间里）叫醒，递给我们一人一杯热过的橘子汁。我喝这乌突突的橘子汁常常像在喝毒药，而父亲站在我身边，系着格子围裙，打着素净领带，穿着磨薄了的制服，等着我把空杯子还给他。我喝果汁时，爸爸会找话说。他对沉默总是感到负疚。他会用不太逗乐的方式念顺口溜：“儿子儿子喝果汁/我/不惹你发脾气。”
要么就是：
“每天一杯橘子汁/快快乐乐无烦事。”
甚至：
“一口/又一口/身体补/精神固。”
有时，与其说他想抒情，不如说他想东拉西扯。
“橘子是我们圣地的骄傲！雅法柑橘在世界深受欢迎。顺便说一句，雅法这个名字，就像《圣经》时期的名字‘雅弗’[1] ，显然取自美好‘约菲’一词，那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词，源于阿卡德语‘faya’，在阿拉伯语中有‘wafi’的形式，而在阿姆哈拉语中，我相信，是‘tawafa’。现在呢，我年轻的‘美男子’，”这时他会谦和地笑笑，对玩弄辞藻表示满意，“……把你‘美好’的橘子汁喝光，让我美好地把杯子拿到厨房里。”
类似的双关语和俏皮话，被爸爸称作“双关妙语”或“文字游戏”，总在我父亲心里卷起某种善意的幽默。他感觉到它们有力量驱逐阴郁或焦虑，播撒愉快的情感。要是我妈妈说，比如，邻居伦伯格先生从医院回来了，人比走的时候瘦了，据说他病势严重，爸爸会就“病势”、“严重”的词源和词义发表一通演说，引经据典。所有的事情，甚至伦伯格先生的重病，都会激起他孩子般快乐的火花，妈妈对此表示惊讶。他真的想象，生活就是某种学校郊游或不带异性同伴参加的舞会，充满玩笑和睿智的话语？爸爸会琢磨她的谴责，道歉，可他是好意，伦伯格先生尚在人世时我们就哀悼他这有什么好处？妈妈说，即便你是好意，你不知怎么竟想方设法用可怜的趣味去处理。要么高高在上，要么卑躬屈膝，不管何种方式总是夹杂着玩笑。于是，他们就会转用俄语，用平静的语调交谈。
当我中午从普尼娜太太的幼儿园回到家里时，妈妈就会和我较劲，贿赂，恳求，讲公主与幽灵故事来分散我的注意力，直至我吞下一些拖鼻涕的南瓜和黏糊糊的西葫芦（我们叫它的阿拉伯名字库萨），以及用面包和碎肉做的丸子（他们经常用一些大蒜来把面包伪装成面包屑）。
有时，我被迫吃东西，含着眼泪、厌恶与愤怒，各种各样菠菜炸鱼丸、菠菜叶、甜菜根汤、德国泡菜、泡菜，或胡萝卜，或生或熟。有时候迫使我穿过沙砾和谷糠的荒原，踏着咀嚼之路穿过煮菜花和各种豆类的崇山峻岭，如干豆、豌豆和小扁豆。夏天，爸爸把西红柿、黄瓜、青椒、香葱和西芹切成小块，做成好看的色拉，上面闪着晶莹的橄榄油。
偶尔，鸡肉片客人般淹没在米饭中，或是混迹于土豆泥沙丘里，它的桅杆和帆旁饰有西芹，有壁垒森严的煮胡萝卜站岗，甲板周围站着患佝偻病的伙伴，两条腌黄瓜成为这艘驱逐舰的双肋，要是把这些豆吃光了，就会奖励你一块奶粉做的粉色奶油布丁，或是用粉末做的黄果冻，我们叫它的法文名字“啫喱”，离儒勒·凡尔纳和神秘潜水艇“鹦鹉螺”号只有一步之遥，在尼摩船长的控制之下，船长对整个人类已经不抱希望，驶向他在深海中的神秘领地，于是我决定我很快就到那里和他会合。
为庆祝安息日和节日，妈妈会提前几天早早买上一条鲤鱼。鱼整天不屈不挠地在浴盆里游来游去，从这边到那边，不知疲倦地寻找某种从浴盆通向大海的水下通道。我喂它面包屑。爸爸告诉我说，在秘密语言里，鱼叫作努恩[2] 。我很快便和这努尼成了朋友，它远远地就可分辨出我的脚步，急急忙忙到浴盆边迎接我，从水中探出嘴巴，令我想到最好别想的东西。
有那么一两次，我摸黑前去查看我的朋友是否整个夜晚都在冷水里睡觉，我觉得这点有些奇怪，甚至有些违背自然法则；或者是否熄灯后，我们努尼的工作日就结束了，它于是蠕动着身子出来，慢慢地爬进洗衣筐里，蜷缩起来，在毛衣和内裤的拥抱中睡着，直至第二天早晨，它又悄悄溜回浴盆，继续它在海军里的服役生涯。
一次，我被一个人留在家里，我决定用岛屿、海峡、海岬和沙丘来丰富这条可怜鲤鱼的无聊生活。我把各种厨具放进浴盆。我像阿哈勃船长耐心而执着，花很长时间用长柄勺捕捉我的莫比·迪克[3] ，可是它一次又一次地溜开，逃进潜水艇的洞穴里——是我把这些给它安置在海底的。有一次我突然摸到它冰冷扎手的鱼鳞，这一令人脊梁骨冒凉气的新发现使我又恐惧又厌恶，浑身发抖。直到那天早晨，所有生灵，无论小鸡，小孩还是小猫，一直都是柔软的、温暖的，只有死去的东西才是冰凉坚硬的。现在出现了鲤鱼悖论，它冰凉坚硬但却活着，我的手指间感受到了潮湿，滑溜，油腻腻的，多鳞，还有鱼鳃，强烈地扭动挣扎，僵硬，冰冷，突如其来的恐慌向我袭来，我急急忙忙松开手，抖动手指，接着洗手，搓肥皂，接连使劲洗了三遍。我不再捉努尼了，而是长时间通过圆圆的、一眨不眨的鱼眼，没有眼睑，没有睫毛，一动不动，努力看世界。
爸爸，妈妈，还有应得的惩罚就这样找上了我，因为他们到家后，悄悄走进浴室，我没有听见，他们见我像一尊佛像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马桶盖上，嘴巴微微张开，面无表情，呆滞的双眼一眨不眨地，像一对玻璃球，再看到那个疯孩子沉到浴盆底下的厨房用具，像一群小岛，或像珍珠港水下防御工事。“殿下，”爸爸伤心地说，“将又一次被迫为他的行为后果负责。抱歉。”
星期五夜里，爷爷和奶奶来了，妈妈的朋友莉兰卡和她胖乎乎的丈夫巴——萨姆哈也来了，巴——萨姆哈的脸上有一撮弯弯的胡子，像钢丝，他的耳朵型号和别人的不一样，像阿尔萨斯人，一只耳朵竖起，另一只耳朵忽闪着。
喝过鸡汤后，妈妈突然把努尼的尸体放到了桌上，有头有尾，但是侧身却挨了七刀，像炮架车上的国王遗体被运往万神殿那么辉煌。庄严的遗体在馥郁芬芳的奶油沙司里安眠，沙司上撒有一层亮晶晶的米粒，遗体四周点缀着煮烂的李子干和一些胡萝卜片，并撒有一层装饰性的小绿片。但是努尼很警觉，它在控诉，圆鼓鼓的眼睛不畏强暴地盯着所有的刽子手，以无言的痛苦做无声的谴责。
当我的目光与它可怕的大眼睛相遇时，那撕裂的目光在哭诉纳粹、叛徒和刽子手，我开始无声地哭了起来，头垂在了胸前，努力不让他们看见。但是莉兰卡，我妈妈最推心置腹的朋友，一个瓷娃娃团体幼儿园老师中的核心人物，吃了一惊，连忙安慰我。她先是摸了摸我的额头，宣布说，没有，他没有发烧。接着她抚摸着我的胳膊说，可是是的，他有点发抖。接着她朝我弯下身子，直至她的呼吸与我的融合到了一起，说：好像是心理原因，不是生理原因。说着，她转身带着某种自以为是的快感，冲着我的父母发表结论，声明她很久以前就已经告诉他们，这个孩子，像所有脆弱、复杂、敏感的未来艺术家，显然很早就进入了青春期，最好的方法就是顺其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