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卫和歌利亚的故事出自《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7章。喻指以弱抗强。
[2] 特洛伊城，《荷马史诗》中描绘的希腊古城。
32
一个夏日的傍晚。那时一年级已经结束，或二年级刚刚开始，或处在两者交替的夏天。我独自一人待在院子里。其他的人都走了，没有带我，达奴什、阿里克、乌里、鲁里克、伊坦和阿米，他们都去特里阿扎丛林斜坡上的树林中寻找那些玩意儿，但因为我不吹那玩意儿，所以黑手党们不接受我。达奴什在树林里找到一个，里面满是臭烘烘已经风干的胶脂状物，他在水管下把它洗了洗，谁要是没有力量将它吹起就不配进黑手党，谁要是没有胆量像个英国士兵那样套上它撒点尿，黑手党就不会考虑接受他。达奴什向大家解释它的运作原理。每天夜里，英国士兵把女孩子带到特里阿扎丛林，在那里，在黑暗中，就会发生这样的事。首先他们长时间地接吻，接着他把她的身体摸个遍，连衣服底下也摸了。接着他把两个人的内裤都脱了，戴上一个这个东西，他趴在她身上等等，最后，他尿尿了。发明这个东西就是为了让她一点也沾不着尿。特里阿扎丛林每天夜里都发生这样的事，大家每天夜里都干这样的事。就连老师苏斯曼太太的丈夫夜里也对她干这样的事情。就连你们的父母。对，你们的父母也干。你们的父母也干。大家都干。这使你们的肉体体验各种快乐，强健肌肉，还对净化血管有好处呢。
他们不带我就都去了，我父母也不在家。我自己躺在院边晾衣绳后面的混凝土地上，观看白昼的留痕，穿着背心感到身下的混凝土冰凉而坚硬。思考，然而未抵达最终结果，所有坚硬所有冰冷的东西都会永远坚硬冰冷下去，而所有柔软温暖的东西只有眼下才会柔软温暖。最终，一切都会转向冰冷坚硬一边。在那里，你不行动，不思考，不感受，不给任何东西以温暖。永远不。
你躺在那里，后背和手指着地，找到一块小石子，将它放进口中，嘴可以品尝出灰尘、石膏以及其他某种似咸非咸的东西。舌头可以探测各种小小凸出与凹陷，仿佛石子是和我们人类一样的世界，有高山，有低谷。倘若表明我们的地球，甚至我们整个宇宙，不过是某些巨人院中混凝土地上的小石子又该如何？倘若一会工夫之后某个巨型孩子，你想象不出他有多巨大，他的小朋友取笑他出去时没有叫他，那个孩子只用两根指头拿起我们整个宇宙，放进口中，也开始用舌头探测又该如何？他也会想，他嘴里的这块石子也许确实是整个宇宙，有银河，有太阳，有彗星，有孩子，有猫，有晾在绳子上的衣服？天晓得，或许那个巨大男孩的宇宙，我们在他口中不过是一块石子的男孩，实际上只是一个更巨大男孩的院子里地上的一块石子，他和他的宇宙，等等，就像俄罗斯套娃，石子中之宇宙，宇宙中之石子，石子寓于宇宙，宇宙寓于石子，无论其形状大小都是如此？每一宇宙都是石子，每一石子都是宇宙。直至它开始令你脑子旋转起来，与此同时，你的舌头开始探测石子，好像它是块糖，现在你舌头本身有了白垩的味道。再过六十年，达奴什、阿里克、乌里、鲁里克、伊坦和阿米以及黑手党里的其他成员将会死去，而后记住他们的人也会死去，而后便是把记住所有记住他们的人均能记住的人。他们的骸骨将会化作石子，与我口中的石子一样。也许我口中的石子是三万亿年前死去的孩子？也许他们也到丛林中寻找那些玩意儿，因为有人没有力量将其吹起戴上就奚落他？他们也把他一个人丢在院子里，他也背朝苍天躺在那里，口中含块石子，石子曾经也是个孩子，孩子曾经也是个石子。晕。与此同时，石子也得到了些许生命，不再那么冰冷坚硬了，它变得潮湿温暖，甚至在你口中搅动起来，并在你的舌尖轻轻恢复了痒感。
在篱笆墙那边柏树后面的伦伯格家，忽然有人打开电灯，但是躺在这里，你看不见谁在那里，是伦伯格夫人还是淑拉或伊娃开的灯，但是你可以看见黄色的灯光像糨糊一样泻出，它那么稠密，难以洒落，它几乎无法动弹，太稠密了，简直无法沉重地行进，像黏性液体那样行进，它昏黄、单调、迟缓，就像黏稠的内燃机机油穿过微风缭绕、近似灰蓝的夜空。五十五年后，当我坐在阿拉德花园里的桌子旁边，在笔记本上写下那个夜晚时，与那个夜晚非常相像的微风泛起，今夜邻居家的窗子里再次流出黏稠缓慢昏黄的灯光，如同黏稠的内燃机机油——我们彼此相识，我们彼此相识已久，似乎惊喜不是很多，但是却有。耶路撒冷院中那个口中含石之夜没有来到阿拉德这里，令你想起已经忘却的东西，或重新唤起旧日的渴望，而是与之相反，它来袭击这个夜晚。就像某个你认识很久的女人，你不再觉得她吸引人或者不吸引人，不管你们何时见面，她总是多多少少说几个相同的陈腐词语，总是向你报以微笑，总是以熟悉的方式拍拍你的胸脯，只有现在只有此次她不是这样，她突然伸出手来抓住你的衬衣，不是出于偶然，而是用她整只手，贪婪，孤注一掷，眼睛紧闭，她的脸仿佛因痛楚而扭歪，决意要随心所欲，决意要洒脱一回，她不再介意你，不介意你的感受，不管你愿不愿意，和她有何相干，现在她非做不可，她不能自已，她现在伸出手臂，像鱼叉一样袭击你，开始拉拽你，撕裂你，但实际上拉拽的人不是她，她只是用手去戳，你是那个拉拽并写作的人，拉拽并写作，像条身上插着鱼叉刺的海豚，拼命拉拽，拉拽鱼叉以及拴在上面的绳索，以及拴在绳索上的捕鲸枪，以及固定捕鲸枪的捕鲸船，它拉拽搏斗，拉拽着逃跑，拉拽着翻滚进了大海，拉拽着潜入黑暗深处，拉拽，写作，再拉拽；倘若用尽最后的力气再多拉一次，它也许会从插入肉身的东西中解脱出来，从咬住你、嵌入你体内不放过你的东西中解脱出来，你不住地拉拽，它只一个劲儿地咬住你，你越拉拽，它就嵌入得越深，对于这种越嵌越深、伤你越来越重的损伤，你永远也无法报之以施加痛苦，因为它是捕获者，你是猎物，它是捕鱼者，而你只是被鱼叉叉住的海豚，它施与，你接受，它是那个耶路撒冷的夜晚，而你在阿拉德的这个夜晚，它是你死去的父母，你只是拉拽，继续写作。
其他的人都去了特里阿扎丛林，没有带我，因为我没有力量吹那玩意儿，我仰面朝天躺在院子一端晾衣绳后面的混凝土地上，观看日光渐渐退去，黑夜即将降临。
我曾经从阿里巴巴的洞里观看。当外婆，我妈妈的妈妈，从克里亚特莫兹金边上的沥青纸简易住房来到耶路撒冷，朝我妈妈大光其火，朝她挥舞熨斗，眼睛忽闪着用夹杂着意第绪语的俄语和波兰语向她喷出可怕的词句时，我在衣橱和墙壁间的夹缝里看到了这一切。她们二人都没有想到我就挤在那里，屏住呼吸，仔仔细细看到了一切，也听到了一切。妈妈对她母亲那雷鸣般的咒骂没有回应，只是坐在角落里那把靠背掉了的硬椅子上，笔直地坐在那里，双膝并拢，双手一动不动地放在膝上，双眼盯着双膝，仿佛一切都以她的膝盖作为依靠。妈妈坐在那里像个受罚的孩子，她母亲一个接一个向她抛出恶毒的问题，所有的问题都夹杂着咝咝的发音，她一声不吭，不予回答。她的持续沉默只令外婆倍加愤怒，她似乎丧失了理智，眼睛忽闪着，脸狂暴如狼，张开的嘴角挂着白花花的唾沫星子，尖利的牙齿露了出来，她把手里滚烫的熨斗一扔，好像打在墙上一般，接着一脚踢开熨衣板，怒气冲冲地冲出房间，使劲把门一关，所有的窗户、花瓶和茶杯都在震颤。
我妈妈，没有意识到我在观看，站起身开始自罚，她扇自己的脸颊，撕扯自己的头发，抓起一个衣架，用它击打自己的脑袋和后背，直至泣不成声。我在壁橱和墙壁间自己的空间也开始默默地哭，紧紧咬着双手，以至于出现了手表刻痕般的牙印，非常疼痛。那天晚上，我们都吃了外婆从克里亚特莫兹金边上的沥青纸屋里带来的味道甜美的鱼冻丸，鱼冻丸和甜甜的煮胡萝卜一起盛在一只可爱的盘子里，他们相互之间谈论着投机商和黑市，谈论国有建设公司和私人企业以及海法附近的阿塔纺织厂，他们吃的最后一道食品是煮熟的水果色拉，我们管它叫蜜饯，也是我外婆做的，样子像糖浆一样可爱，黏糊糊的。我的奶奶，从敖德萨来的那位施罗密特，彬彬有礼地吃完了蜜饯，用张白纸巾擦擦嘴唇，从皮手包里拿出口红和小化妆镜，重新描唇线，接着，她小心翼翼地把红毛犬鸡巴似的口红收回到套子里，发表评论：“我该跟你们怎么说呢？我平生从未尝过这么甜美的甜食。上帝一定钟爱沃利尼亚[1] ，因此给它裹上了蜂蜜。就连你们的糖也比我们的甜，你们的盐、你们的胡椒也散发着甜味，就连沃利尼亚的芥末也有一股果酱味儿，辣根、醋、大蒜都非常甜，你用它们能让死亡天使变得甜美。”
她说完这些话，立即沉默下来，好像是惧怕愤怒的天使，她怎么敢如此轻薄他的名字。
我的外婆，我妈妈的妈妈，此时脸上露出愉快的微笑，一点也没有恶意或幸灾乐祸，而是好意的微笑，那微笑纯洁无瑕像小天使在歌唱，对于她做的食品足以使醋、辣根甚至死亡天使变得甜美的指控，伊塔外婆对施罗密特奶奶只说了一句中听的话：“但不是你，我的亲家母！”
大家都还没有从特里阿扎丛林回来，我依旧躺在混凝土地上，土地似乎不那么冰凉坚硬了。柏树梢上的夜光更加冰冷灰暗。在令人敬畏的高高树梢上，屋顶上，在大街、后院、厨房里轻轻移动的所有东西上面，在高处飘浮的尘土、卷心菜和垃圾气味里，在仿如天空之于大地的高处鸟鸣中，在沿路而下的犹太会堂里断断续续传来的祈祷者的哭腔中，仿佛有人正在屈服。
高不可及，清晰无比，漠然冷淡，它现在开始展开，在热水器之上，在晾在这里每座屋顶的衣物之上，在遭遗弃的破烂和野猫之上，在各种渴望之上，在各家院子里所有的瓦楞铁制披屋之上，在阴谋、炒蛋、谎言、洗衣盆、地下战士贴的标语、罗宋汤、遭到毁弃的荒凉花园、往昔一片果园里遗留下的果树之上，现在，就是现在，它正在展开，创造着一个清澈平和夜晚的宁静，在垃圾箱之上的高高天空里创造着和平。在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孩不断弹出的迟疑不决、令人心碎的钢琴乐音之上的高高天空里创造着和平，那女孩名叫曼努海拉·施迪赫，我们都昵称她为耐努海拉，她一遍又一遍努力练习简单的上升音阶，一遍又一遍地失误，总是在同一个地方失误，而每次都再来一遍。一只鸟儿在旁边应和着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贝多芬《致爱丽丝》的前五个乐音。酷夏结束之际的一天，整个天空浩淼而空寂，但见三片卷云和两只黑鸟。阳光洒落在施内勒军营的墙壁上，不过苍穹不让阳光离去，而是紧紧地用手抓住它，并且设法撕开它色彩斑斓的披风裙裾，眼下正设法试穿它的战利品，用卷云做裁缝的人体模型，把光像衣装一样披上，脱下，检查泛着淡淡绿光的项链，或是颜色丰富金光闪闪带着紫罗兰光晕的大衣，或是四周某种银色的纤巧飘带是否恰到好处，像被一群迅速游过的鱼儿扰乱的水下微微漾起波纹。还有的光红得有些发紫，或呈暗黄绿色，现在它突然快速脱下衣装，穿上淡红的斗篷，上面散发着一缕缕暗红色的光，一两个瞬间过后，又穿上另一件长袍，胴体突然被刺伤，染上几块刺眼的血迹，而黑色裙裾正在黑天鹅绒皱褶下聚拢，很快它不是越来越高，而是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像死亡山谷在苍穹中敞开扩展，仿佛它不在头顶，你没有躺在地下，而是恰恰相反，整个苍穹是个深渊，而躺着的人不再躺在那里，而是流动起来，正在被吞没，突然下降，像一块石子掉进了丝绒深处。你永远也无法忘记这个夜晚——你只有六岁，顶多六岁半，但是在你幼小的生命里，某些巨大而可怕的东西初次展示在你的面前，某种非常严肃而庄重的东西，某种从无穷向无穷延伸的东西，它攫住了你，像个缄默不语的小巨人，它开始进入你的体内，把你展开，于是你自己在那一瞬间会更为宽广更为深入地认识自身，不是用你自己的声音，而也许是你在三四十年后的声音，用不允许狂笑和轻浮的声音，它命令你永远不许忘记今晚的点点滴滴：记住并保留它的气味，记住它的形体与亮光，记住它的飞鸟，琴音，乌鸦啼叫，以及所有的上天异象在你眼前从一个天际驰骋向另一个天际，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你，只为接收者个人的关注。永远不要忘记达奴什、阿米和鲁里克，不要忘记和大兵们一起在森林里的姑娘们，不要忘记你一个祖母对另一个祖母说过的话，不要忘记甜美的鱼，它漂浮，死去，加上佐料，配上胡萝卜。不要忘记湿润石子的粗糙，它在你口中已经是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但是它那微微发灰的散发着白垩、石膏和盐的味道依旧引诱着你的舌尖。石子令你产生的联想永远不要忘记，那是宇宙中宇宙之宇宙。记住时间中时间之时间的旋转感觉，记住天空色彩的千变万化，就在太阳刚刚落山后，混淆并损害了数不胜数的光色，紫红，丁香紫，酸橙色，橘黄，金色，木槿紫，深红，猩红，蓝，暗红中夹杂着喷涌而出的鲜血，慢慢降临在一切之上的是十分黯淡的灰蓝色，像沉默之色，散发着一股气息，像钢琴上不断重复的乐音，一遍遍地上升，一遍遍地失误，音阶很不连贯，而一只鸟儿用《致爱丽丝》开始的五个乐音进行回应，啼——嗒——嘀——嗒——嘀。
【注释】
[1] 沃利尼亚，乌克兰西北部地区名。
33
我父亲嗜好崇高，而妈妈则沉醉于渴望与精神尽兴。我父亲热切崇拜亚伯拉罕·林肯，崇拜路易士·巴斯德，还崇拜丘吉尔的演说，“鲜血、汗水和泪水”，“从来也不欠这么多”，“我们在陆上和他们作战”[1] 。妈妈脸上露出拉海尔诗中所描绘的那种温柔微笑，“我不向你歌唱我的土地，或用英雄主义壮举来赞美你的盛名，只是脚踏实地……”我父亲，站在厨房的洗涤槽旁，突然出其不意、激情澎湃地朗诵起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在这片土地上一代人将会崛起/将会打碎铁锁链/一双双明亮的眼！”有时也会朗诵杰伯廷斯基的诗：“……约塔帕塔[2] ，马萨达/还有征服了的贝塔[3] /将会有力而辉煌地再度崛起！/啊，希伯来人——无论穷人，/奴隶，还是流浪者/你是天生的王子/头戴大卫的王冠。”精气神十足时，父亲会用某种令死者胆寒的不堪入耳的声音怒吼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句：“啊，我的国家，我的土地，山石覆盖的高地！”直至妈妈提醒他住在旁边的伦伯格或其他邻居布赫夫斯基和罗森多夫两对夫妇一定听到了他的朗诵，正在笑他，父亲才局促不安地停下来，好像偷糖吃似的露出不好意思的微笑。
至于我妈妈，她喜欢整个晚上坐在伪装成沙发的床上，两只赤脚蜷在身下，低头看膝盖上的一本书，在屠格涅夫、契诃夫、伊瓦什凯维奇[4] 、安德烈·莫洛亚和格涅辛故事中的秋日花园小径上几个小时流连忘返。
我父母在19世纪直接来到耶路撒冷。我父亲在成长过程中主要接触的是歌剧般的浪漫主义，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渴望战争的浪漫主义（民族初期，狂飙突进），其杏仁蛋白奶糖的顶端撒了一层粉末，像香槟飞溅，带有某种尼采似的男子汉的疯狂。而我妈妈却靠其他浪漫主义准则生存，它带有内省、忧郁，又有点孤独，沉湎于令人心碎、感情深切的弃儿的痛苦中，充满了世纪末颓废派艺术中那种朦胧的秋天气息。
我们的居住区凯里姆亚伯拉罕，出没着沿街叫卖的小贩、店主、地位卑微的经纪人、卖小商品的，以及意第绪语主义者，出没着拖着哭腔唱颂的虔敬派教徒，出没着离开家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及偏执的世界改革家，没有人对这里感到满意。我们家总有一种搬到好一点的比较有文化的街区居住的梦想，比如说哈凯里姆区，或者克里亚特施莫埃拉区，倘若不是塔拉皮尤特或者拉哈维亚，不是马上就搬，而是有朝一日，在将来，当具备了可能性，当我们有了一些积蓄，当孩子长大一点，当父亲设法立足于学术界，当妈妈有了固定教职，当环境好转，当国家有了进一步发展，当英国人已经离去，当建立了希伯来国家，当这里的未来已经明朗，当情形最终对我们稍微容易一些时。
“那里，在我们先祖居住过的土地上。”我父母年轻时经常这么唱，当时她在罗夫诺，他在敖德萨和维尔纳，像20世纪初数十年间东欧数以千计的年轻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那里，在我们先祖居住过的土地上/我们所有希望终将实现/那里我们生活我们创造/生活纯粹而自由。”
但是所有希望指的是什么？我父母想在这里寻找的是怎样一种“纯粹而自由”的生活？
也许他们模模糊糊地认为，他们会在更新了的以色列土地上找到某种少点小资的犹太人的、多一点欧洲的现代的东西，某种少点残酷的物质主义多点理想主义的东西，某些少点狂热与易变多些安定与节制的东西。
我母亲也许梦想在以色列土地上的一个乡村学校过教师生活，边读书，边创作，闲暇之际写写抒情诗，或写感伤而多用典故的短篇小说。我想她希望和难于捉摸的艺术家建立某种平和的精神联系，某种推心置腹显示真正心地的联系，这样才能最终摆脱她母亲那吵吵嚷嚷飞扬跋扈的束缚，逃离令人窒息的清教徒式的生活准则、可怜的个人品位以及可鄙的物质主义，在她所生活的地方这些东西显然非常猖獗。
与之相对，我的父亲从内心深处认为自己可成为耶路撒冷一位富有独创性的学者，一位拥有希伯来复兴精神的勇敢先驱，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当之无愧的继承人，在光明之子反对黑暗势力的文化军旅中充当一名英勇的官员，是与漫长而辉煌的学者王朝相称的后继者，这一王朝始于没有子嗣的克劳斯纳，通过他视如己出的忠诚侄子得以延续。像他著名的伯伯，无疑在他的启迪之下，我父亲能够用十六七种语言阅读学术著作。他在维尔纳和耶路撒冷大学读书（后来甚至在伦敦撰写博士论文。无论邻里还是陌生人都将其称作“博士先生”，而后，在年届五旬之际，他终于拥有了真正的博士学位，而且是伦敦的博士），他还学习了基本上是自学古代史和现代史、文学史、希伯来语言学和总体语文学、《圣经》研究、犹太思想、考古学、中世纪文学、哲学、斯拉夫研究、文艺复兴历史和罗曼语研究。他具备资格，并准备成为一名助教，并继续升到高级讲师，最后做一名教授，做具有开创性的学者，最终，在每周六下午，真的坐到桌子正座，向由崇拜者和忠诚者组成的惊奇万分的观众接连发表长篇大论，像他令人尊敬的伯伯一样。
但是无人需要他，无人需要他的学术成就。于是这个特烈普列夫[5] 只得靠在国家图书馆报刊部做图书管理员来维持可怜的生计，夜间用余力撰写中篇小说史和文学史的其他题目，而他的海鸥在地下室的一套住房里度日，做饭，洗衣服，清洁，烘烤，照看一个病恹恹的孩子，她不看小说时，就站在那里凝视窗外，而她手中的茶已经变冷。只要有机会，她就教点家教课。
我是独子，他们二人都把自己所有失望的负荷放在了我幼小的双肩上。首先，我得好好吃饭，多睡觉，适度洗漱，以便长大后能够改善机遇，实现父母年轻时候的愿望。他们希望我甚至在没到上学年龄时就学会了读书写字。他们相互争吵，用甜言蜜语贿赂我让我学习字母（没有必要，因为字母令我神魂颠倒，自动找上门来）。我刚一开始读书，那年我五岁，他们就都急不可待地向我提供既有品位又有养分的读物，富含文化维生素。
他们经常与我谈论一些话题，这些话题在其他家庭看来当然是儿童不宜的。妈妈喜欢给我讲巫师、小精灵、食尸鬼、森林深处魔法小屋的故事，而且也认真地向我讲述犯罪、各种各样的情感、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人生和痛苦、精神疾病以及动物的内心世界（“倘若你仔细观察，你就会看出每个人都具有某种主要性格特征，这种特征使其与某种具体的动物，一只猫、一头熊、一只狐狸或者一头猪相像。人的形体特征也显示出与之最为接近的动物形体特征。”）。与此同时，父亲向我介绍了神秘的太阳系、血液循环、英国人的白皮书、进化、西奥多·赫茨尔及其惊人的人生经历、堂吉诃德的冒险、书写和印刷史、犹太复国主义准则（“在大流散中，犹太人生活艰辛，而在这里，在以色列土地上仍非易事，但是不久将会建立希伯来国家，之后一切将会好转，充满生机与活力。整个世界将会认为犹太人在这里创造了一切。”）。
我父母，还有我的祖父母，家里多愁善感的朋友们、好心的邻居们、穿着华丽俗气的姑姑阿姨婶子大妈们，紧紧地拥抱我，不断因从我嘴里蹦出的词语而震惊不已：这个孩子这么聪明绝顶，这么有独创性，这么敏感，这么特殊，这么早熟，他这么善于思考，他什么都知道，他有艺术家的眼光。
而我呢，我对他们的震惊感到震惊，以至于最终对自己感到震惊。毕竟，他们是大人，换句话说是什么都懂、永远正确的造物，要是他们总说我聪明，那么当然我一定是聪明的喽。要是他们觉得我有意思，我则自然而然倾向于同意他们的说法。要是他们觉得我是个敏感、有创造性的孩子，还很什么，还相当什么（都用的是些洋文），还这么有独创性，这么超前，这么聪明，这么合乎逻辑，这么可爱，等等，那么……
我在成人世界与既定价值面前，墨守成规，毕恭毕敬，我没有兄弟姐妹，没有朋友来抗衡周围对我的个人崇拜，我别无选择。只有谦卑而彻底地对成人对我做出的评价点头称是。
于是乎，出于无意识，我在四五岁时变成了一个小炫耀物，父母和其他大人在我身上投注了大量财产，并慷慨助长我的傲慢自大。
有时在冬天的晚上，我们三人习惯于在晚饭后围坐在厨房饭桌旁聊天。我们说话声音轻柔，因为厨房又小又窄，我们从来也不打断对方的谈话（父亲认为这是进行任何谈话的先决条件）。比如说，我们谈论盲人或外星来客怎样看待我们的世界。也许我们自己基本上就像盲外星人？我们谈论中国和印度儿童，谈论贝督因和阿拉伯农民儿童，隔离区里的儿童，非法移民儿童，以及基布兹儿童。基布兹里的儿童不属于他们的父母，但是在我这个年龄，他们已经独立过上集体生活，需要履行个人义务，轮流值日打扫房间，通过投票决定什么时候关灯睡觉。
即使在白天，破厨房里也点着昏黄的灯。晚上八点，或由于英国人实行宵禁，或仅仅出于习惯，外面大街上已空无一人，狂风在冬夜中呼啸。它吹得屋外垃圾箱的盖子格格作响，恐吓柏树和野狗，用它黑漆漆的手指检测悬挂在厨房栏杆上的洗衣盆。有时从黑暗深处，会传来几声枪响，或是低沉的爆炸声。
吃过晚饭，我们三人站成一排，好像列队行进，先是父亲，后是母亲，再后是我，面对着给普莱默斯便携式汽化煤油炉和煤油炉熏黑的墙壁，背朝房间。父亲在洗涤槽前弯着腰，一只接一只清洗盘子，并将它们漂洗干净，放到沥水板上，妈妈从沥水板上拿起盘子，擦干后放到一边。我负责把饭叉饭勺擦干，并将其按照大小分类，放进抽屉里。从我六岁起，他们开始允许我把餐刀擦干净，但是严禁我动切面包刀和切菜刀。
对他们来说，我只做到聪明、理性、听话、敏感、具有创造力、善于思考和拥有艺术家的眼光，还远远不够。此外，我还得做富有洞察力的人，预知未来，做某种家庭神使。毕竟，大家都知道孩子更接近自然，接近神秘的造物怀抱，尚未遭到谎言的腐蚀，尚未遭到自私自利之念的毒害。
于是我就得承担传达德尔斐神谕者[6] 或圣愚的角色。当我爬上院子里那棵可能患上肺痨的石榴树，或是从一面墙跑到另一面墙，没有在铺路石当中走出一条直线，他们就命令我给他们或者他们的客人说出一些上天的自然暗示来帮助他们平息争端，如：是否到基布兹克里亚特阿纳维姆看望他们的朋友，是否买（以分期付款的形式）带四把椅子的棕色圆桌，用年久失修的船把幸存者偷偷运到以色列土地是否会危及他们的生命，是否请鲁德尼基夫妇安息日晚上来吃晚饭。
我的任务是说出一些模模糊糊、模棱两可的想法，不合我这个年龄地说出一些依据我从成人们那里听来的令人震惊并负有煽动性的思想片断组合成的句子，某些莫衷一是的东西，某些可以做任何解释的东西。要是可能，还应该包括某种隐隐约约的微笑，或是特别要夹进“在生活中”之类的词语。比如说，“每次旅行都像拉开一个抽屉。”“在生活中有早晨，有夜晚，有夏有秋。”“做出一点点让步就像避免踩到小生物一样。”
这样令人费解的句子，“出自一个吃奶孩子之口”，让我的父母激情澎湃，他们眼睛放光，他们翻来覆去说我的话，在里面寻找对自然本身那纯洁而无意识的智慧所做的神谕似的表达。
听到这样美妙的语言，这些我总是得在惊讶不已的亲朋好友面前一遍遍重复与再生产的箴言，妈妈会热情地把我紧紧抱在胸前。我很快便学会应我那激动万分的观众们的要求，按顺序大量生产这样的言论。我从每一则寓言中都能成功地提取不止一次而是三次的快感。快感之一，看到我的观众那充满渴望的目光集中在我的双唇，激动地等待着要说出来的话语，而后专注于大量的矛盾重重的解释。快感之二，坐在成人群体中像所罗门断案时那种令人眩晕的体验。（“你听见他怎样对我们说做一点点让步了吗？那么你怎么还坚持说明天不该去克里亚特阿纳维姆？”）快乐之三最为秘密，最为惬意，就是我慷慨大方。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喜欢体验给予的快乐。他们渴望，他们需要，我给予他们之所需。他们有了我是多么的幸运！没有我，他们怎么办？
【注释】
[1] 出自丘吉尔演讲。
[2] 约塔帕塔，希伯来古城。
[3] 贝塔，希伯来古城。
[4] 雅罗斯瓦夫·伊瓦什凯维奇（1894——1980），波兰诗人、小说家、剧作家。
[5] 特烈普列夫，契诃夫戏剧《海鸥》中的主人公，喻指壮志未酬的人。
[6] 德尔斐神谕，德尔斐是希腊历史遗迹，为阿波罗神殿所在地。
34
我实际上是个非常省事的孩子，听话，勤奋，在不知不觉支持着约定俗成的社会秩序。（我和妈妈服从父亲，父亲在约瑟夫伯伯的脚下膜拜，约瑟夫伯伯尽管激烈反对，但轮流服从本——古里安和“认可的社会公共机构”[1] 。）除此之外，我在不知疲倦地探索从大人们，我父母及他们的客人、姑姑阿姨婶子大妈们、邻居和熟人们那里得到的谀美之词。
然而，在家庭所上演的全部剧目中，最受欢迎的便是一出情节固定的喜剧，围绕一场过失展开，相随的便是一连串的灵魂探索及相应惩罚。惩罚过后便是悔恨、悔悟、原谅、赦免部分或大部分惩罚，最终，是涕泪涟涟的宽恕和和解的场面，伴随着拥抱和彼此间的关爱。
有一天，比如，在热爱科学这一情感驱使下，我把黑胡椒粉撒进了妈妈喝的咖啡里。
妈妈抿了一小口咖啡，给呛住了，把咖啡吐到了围裙上。她双眼盈满了泪水。我后悔不已，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我很清楚爸爸该上场了。
爸爸扮演的是一位公正观察员的角色，小心翼翼地尝了尝妈妈的咖啡。他或许只浸湿了嘴唇，就立刻宣布他的结论。
“有人决定给你的咖啡里加佐料。我怀疑这是某位高级人物的杰作。”
沉默。我像举止无比良好的孩子，一勺接一勺地把盘子里的粥往嘴里送，用餐巾擦净嘴唇，停顿片刻，再吃上两三勺。镇静沉着，笔直地坐在那里，就像在演示一部礼仪书。今天我要把粥全部喝光，像个模范儿童，把盘子里的粥喝得干干净净。
父亲继续说，好像陷于深深的思考，好像和我们一起分享神秘化学变化的总体概要，没有看我，只是跟妈妈说话，或是在自言自语：“这里一定是发生了一场灾难！正如大家所知，有许多混合物，由本身一点无害、有利于人类消耗的物质组成，但这种混合物有可能威胁任何品尝者的生命。谁都可以在你的咖啡里放上其他佐料。这后来呢？中毒。上医院。甚至有生命危险。”
厨房里一片死寂。好像大祸已经降临。
妈妈下意识地用手背推开毒杯。
“那么后来呢？”父亲又若有所思，加上一句，他点了几下头，仿佛他已经知道事情的大概，但是非常老练，没有说出可怕的名字。
沉默。
“我因此建议，无论搞这场恶作剧的是谁——肯定不是故意的，开了个不妥的玩笑而已——他都应该有勇气立刻站出来。这样我们都应知道我们内部是不是有这样的轻薄之人，至少我们没有包庇一个胆小鬼。人不能没有诚信和自尊。”
沉默。
轮到我了。
我站起身，用酷似父亲那大人的腔调说：
“是我干的。对不起。真是干了一件蠢事，以后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不会了？”
“肯定不会。”
“以一个自尊男子的名誉担保？”
“以一个自尊男子的名誉担保。”
“承认，后悔，并下了保证，这三项加起来可以减轻惩罚，我们此时请你把它喝下去算了。对，现在就喝。请吧。”
“什么，喝下这杯咖啡？连同里面的黑胡椒？”
“是啊，没错儿！”
“什么，要我把它喝了？”
“请吧。”
但是刚犹犹豫豫地抿了一口，妈妈就介入了。她建议说到此为止，没有必要扩大化。孩子的胃那么不好。他现在确实从中吸取教训了。
父亲没有听到调停请求，或者是佯装没有听到。他问：“殿下你觉得这饮料怎么样？味道像来自天国的圣餐吗？”
我皱起眉头表现出强烈的反感。表情痛苦、悔恨，流露出令人心痛的伤悲。于是父亲宣布说：“那么，好，够了。这一次就这样了。殿下表达了他的痛悔之意。所以我们到此为止。也许我们可以借助一块巧克力来加以强调，消除不好的味道。之后，要是你愿意，我们可以坐在书桌旁，给新邮票分类。好吗？”
我们都喜欢在这场喜剧里所充当的固定角色。父亲喜欢扮演某种报复之神的角色，一味查看并惩罚恶行，某种家庭内部的耶和华，闪现愤怒的火花，发出可怕的隆隆雷声，并且心怀怜悯、有恩典、“丰盛的慈爱和诚实”。[2]
但是偶尔，某种当真生气的盲目浪潮冲击着他，不只是演戏似的愤怒，尤其当我做了些可能对我有危险的事情，没有任何前奏，他便给我两三个耳光。
有时，我若是玩电，或是登上高高的树枝，他甚至命令我脱下裤子，让我露出屁股（他只称之为：“臀部，请亮出来！”），而后，他会无情地用皮带打上六七下。
但是总体上说，爸爸的愤怒不是表现为迫害，而是表现为威严的彬彬有礼及冷冰冰的挖苦：“殿下又屈尊把从大街上踩来的泥巴带到走廊里了。显然像我们穷人在雨天那样在门口地垫上擦脚有损于殿下的尊严，这次我恐怕阁下您得屈尊用纤细的小手抹去他高贵的脚印，而后将委屈您这位至尊的殿下到浴室，把您摸黑锁上一个钟头，以便有机会反省错误，决定今后做出改进。”
妈妈立即对惩罚表示抗议：
“半小时就行了。不要摸黑。你怎么回事？也许你下次要不许他喘气了。”
爸爸说：
“殿下真幸运啊，他总是有这么一位热心的法律顾问为他辩护。”
妈妈说：
“要是真能惩罚夹枪带棒的幽默感就好了——”但是她从来没把这句话说完。
一刻钟以后，该上演最后一幕了。父亲亲自来把我从浴室里带出，伸出双臂迅速而尴尬地抱抱我，他会低声道歉：“当然，我意识到你不是有意把泥巴带进来的，只是因为你心不在焉。但是你当然也意识到我们罚你是为了你好，这样你长大后就不会成为心不在焉的教授了。”
我正视着他那双无辜而疲倦的双眼，立下保证，说从现在开始，进门时永远会小心翼翼擦掉鞋子上的泥巴。而且，我在剧中所扮演的固定角色需要我此时脸上露出聪颖成熟的表情，说着从父亲词汇库里借来的词语，我当然非常清楚惩罚我是为了我好。我所扮演的固定角色甚至包括对妈妈说些什么，我祈求她不要那么快就宽恕我，因为我本人接受自己行为的后果，心悦诚服地接受惩罚。即使在浴室待两个小时，即使在黑暗中，我也不在乎。
我真的不在乎，因为关在浴室里与我平时在房间在院子在幼儿园里的孤独几乎没什么两样。在我大部分童年岁月里，我是个孤独的孩子，没有兄弟姐妹，几乎没什么朋友。
一把牙签，两条肥皂，三把牙刷，还有一管已挤出一半的牙膏，外加一个发刷，妈妈的五个发夹，父亲的梳理包，一个厕所坐便器，一小盒阿司匹林，一些黏糊糊的橡皮膏，还有一卷卫生纸，这些东西足以让我一整天玩打仗、旅行、大型建筑工程以及重大的冒险活动。在这一过程中，我依次充当殿下、殿下的奴隶、追捕者、被追捕者、指控者、被指控者、给人算命者、法官、水手以及在地势复杂起伏不平的地带挖掘巴拿马和苏伊士运河以沟通小卫生间里所有海洋和湖泊的工程师，起程从世界一端乘坐商船、潜水艇、军舰、海盗船、捕鲸船探险旅行，发现人类未曾涉足的大陆与岛屿。
即使判我被孤独地囚禁在黑暗之中，我也不担心。我会放下马桶盖，自己坐上去，赤手空拳进行我所有的战争和旅行。不用任何肥皂、梳子或发卡，不用从坐的地方移动身子，我坐在那里闭着双眼，想象着打开我所需要的所有电灯，把所有的黑暗抛在外面。
你甚至可以说，我喜欢遭受孤独囚禁的惩罚。“不需与其他人交往者，”父亲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定为神，或为动物。”我喜欢在接连不断的五个小时里既做上帝，又做动物。我不在乎。
每当父亲嘲弄地叫我殿下或阁下时，我不生气，相反，我从内心深处同意他这么叫。我接受了这些头衔，一声不吭。我没有让他看出有任何欣喜的迹象。像一个流放中的国王跨越国界悄悄溜回来，伪装成普通人在他的城市四处行走。不时，在排队等候公共汽车或者中央广场的人流中，惊讶的臣民认出他，向他鞠躬致意，叫他陛下，但是我完全不理会鞠躬，不理会头衔。我没做任何表示。也许我决定这样做，是因为妈妈教导我，真正的国王和贵族实际上蔑视自己的称谓，深深懂得，真正的高贵包含着对最卑微民众态度谦卑，像个普通人一样。
不光是像任何普普通通的人，而且要像一个性情温和、敦厚仁慈的统治者，永远为自己的臣民着想。他们似乎喜欢给我穿衣服，给我穿鞋，就让他们做好了，我高高兴兴地伸出四肢。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突然改变了主意，情愿让我自己穿衣服，穿鞋子，我也高高兴兴地自己穿衣服，享受他们欣喜的笑脸，偶尔把扣子扣错了，或者样子可爱地让他们帮我系上鞋带。
他们几乎争先恐后，因为拥有了跪在小王子面前给他系鞋带的特权，因为他通常会拥抱他的臣民作为回报。别的孩子都不会像他那样，懂得如何庄严而彬彬有礼地酬谢他们的服务。一次他甚至向父母保证（他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眼睛里闪烁着骄傲而快乐的泪光，用手拍拍他，心中涌起欣喜之情），等他们老了，像隔壁伦伯格夫妇那样，他会给他们扣扣子，系鞋带，以报答他们为他所付出的辛劳。
他们喜欢给我梳头发吗？喜欢给我解释月亮如何运转吗？喜欢教我数到一百吗？喜欢在一件套头衫外面再套一件吗？甚至要我每天吞下一勺令人作呕的鳕鱼鱼肝油。我高高兴兴地任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喜欢我这个小不点儿不断赐予他们快感。于是即使鳕鱼鱼肝油令我作呕，我也高高兴兴地克服厌恶心理，把满满一勺一口吞下，甚至感谢他们让我健壮地成长。与此同时，我也喜欢看到他们吃惊的样子——显然这不是个“普通”的孩子，这孩子如此特殊！
在我眼里，“普通孩子”变成吐露蔑视的词语。最好长大变成一条野狗，最好成为瘸子，要么就是成为一个智力迟钝的孩子，甚至最好成为姑娘，只要别像他们那样成为“普通孩子”，只要我可以继续“如此特殊”，或“确实不同一般！”
于是从三四岁时起，倘若不是比这更早的话，我已经进入了独角戏。永不停息的表演，一个孤独的舞台明星，不断被强迫着去做即兴表演，去吸引、刺激、震撼并取悦他的观众。我不得不把早上的演出搬到晚上。比如说，一个安息日早晨，我们去钱塞勒大街和先知街的交界处拜访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路上，他们提醒我绝对不能忘记斯塔施克叔叔和玛拉阿姨没有孩子，他们为此非常伤心，因此我不许问他们何时生小宝宝。总之我必须好好表现。叔叔和阿姨已经对我评价很高了，因此我不许做任何、任何有损我在他们心目中形象的事。
玛拉阿姨和斯塔施克叔叔的确没有小孩，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有两只浑圆、慵懒、长着蓝蓝眼睛的波斯猫，叫肖邦和叔本华（我们在去钱塞勒大街的路上，他们给我描绘出两幅微型素描，妈妈描绘肖邦，爸爸描绘叔本华）。多数时间，两只猫一起卧在沙发上或坐垫上睡觉，像一对冬眠中的北极熊。在黑色钢琴上边的一角，挂着一只鸟笼，里面是只老鸟，毛都脱了，病恹恹的，还瞎了一只眼。鸟喙总是半张着，好像是渴了。玛拉和斯塔施克有时管它叫阿尔玛，有时叫米拉贝拉。也在这只笼子里，玛拉阿姨还放进另一只鸟以缓解它的孤独，它用一只上了颜色的松果做成，木棍儿做腿，一条深红色的薄木片做喙。这只新鸟的翅膀是真羽毛，那是从阿尔玛——米拉贝拉的翅膀上掉下来或者拔下来的。羽毛呈现出青绿与深紫相间的颜色。
斯塔施克叔叔坐在那里抽烟。他的一条眉毛，左边那条，总是上挑，好像在表达一丝疑惑：真是这样吗？是不是有些过分？他的一颗门牙掉了，使他看上去像街上的野孩子。妈妈几乎一言不发。玛拉阿姨是个金发女郎，她把头发梳成两条辫子，时而优雅地垂落到肩膀，时而像花冠一样盘在头顶。她给我父母泡茶，并端来一些苹果蛋糕。削苹果时，她能让果皮成螺旋状环绕果身，像根电话软线。斯塔施克和玛拉一度梦想当农民。他们在一个基布兹里住了两三年，接着又在另一个合作农场住了两年，直至证明玛拉阿姨对多数野生植物过敏，而斯塔施克叔叔对阳光过敏（或者，如他所说，太阳本身对他过敏）。因此现在斯塔施克在邮政总局当职员，而玛拉阿姨在周日、周二和周四给一个著名的牙医当助手。当她给我们端来苹果蛋糕时，父亲忍不住用平日调侃的方式赞美她：“玛拉玛拉爱烘烤/最最香甜的蛋糕，/我一向喜欢/你把香茶泡。”
妈妈说：
“阿里耶，够了。”
至于我，我只要像个大孩子似的吃完一大块蛋糕，玛拉阿姨就会对我加以特别款待：家制樱桃水。她自制的樱桃水缺乏气泡（显然苏打水敞着盖放的时间太长了），作为弥补，里面放了太多果子露，几乎甜得让人无法忍受。
于是我彬彬有礼地把蛋糕吃得精光（味道不赖），吃的时候很小心，没有张嘴，举止得体，用叉子吃，没有用我的脏手抓，已经注意到有沾上污渍、撒下碎屑以及把嘴塞得鼓鼓囊囊等诸多危险，用叉子叉起每块蛋糕，极其小心地穿过空中，好像考虑到敌机可能在我把货物从盘子送到嘴里时前来拦截。我优雅地咀嚼，闭紧嘴巴，慎重地把蛋糕咽进肚中，没舔嘴唇。在这过程中，我赢得了鲁德尼基夫妇羡慕的目光和父母的骄傲，他们紧盯着我的空军制服。最后我也赢得了那承诺过的奖品：家制樱桃水，缺少气泡，却加了太多的果子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