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
每天早晨，太阳升起前后，我习惯于出去察看沙漠里有什么新情况。在阿拉德这里，沙漠就始于我们那条路的尽头。一阵晨风从东面以东山方向吹来，四处卷起一个个沙涡，沙涡奋力从地面上扬，但没有成功。每个沙涡都在挣扎，慢慢失去了旋风状，消失不见。山丘本身依旧隐藏在从死海飘来的雾气中，灰蒙蒙的面纱掩映着冉冉升起的太阳和一片片高地，仿佛夏天已逝，秋天来临了。但那是一个虚假的秋天：再过两三个小时，这里又将是又干又热。如同前天，一个星期前，一个月之前。
与此同时，夜晚的凉意仍然没有散去。浸润着大量晨露的灰尘散发出惬意的气息，与硫磺味、羊粪、鳍蓟味以及熄灭的篝火发出的淡淡气味混杂在了一起。自远古以来，这就是以色列土地的气味。我走进干河谷，继续前行，沿着一条蜿蜒的小径，走到悬崖边上，从那里可领略约三千米下、十五公里半开外的死海风光。东边的山影倒映水中，赋予水一层古铜色彩。一道道刺眼的光线不时奋力冲破云层，瞬间触摸盐海。盐海立即报以令人炫目的光，仿佛水面下涌动着电暴。
到处是一道道不见人烟的石灰岩山坡，黑石散落其中。在这些石头中，恰巧就在我对面山顶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三头黑山羊，一个从头到脚一身黑的人影一动不动地站在当中。是个贝督因妇女？她身边是不是有一条狗？转眼之间他们都从山边消失了，女人，山羊，还有那狗。灰蒙蒙的日光每移动一下都洒下了疑虑。与此同时，别的狗在远处狂吠。再往前一点，一颗锈弹壳卧在路旁石头当中。这里怎么会有这个东西？也许一天夜里，一支走私的驼队从西奈去往希伯伦山的南部，经过这里时，一个走私犯把弹壳丢了，要么就是不知这东西究竟有什么用途，把它扔掉了。
现在你可以听到沙漠是如此的静谧。它不是风暴来临之前的沉寂，也不是世界末日降临之际的沉寂，而是只能覆盖一个沉寂的沉寂，甚至更为深沉的沉寂。我在那里站上三四分钟，吸进沉寂，如同吸进气味。接着我转过身来。从干河谷里走回到大路边，所有花园里的狗都开始向我气势汹汹地狂叫，我为自己辩解。也许它们想象，我正在威胁着帮助沙漠侵略这座小城。
在第一座家庭花园第一棵树的枝头，整个麻雀议会正在吵吵嚷嚷，进行激烈的争论，都在厉声叫喊着打断对方，它们似乎是在咆哮，而不是在唧唧喳喳，仿佛夜晚的离去和第一缕晨光乃是史无前例的发展，足以证明召开一次紧急会议是合理的。
路边，一辆旧车正在启动，发出一阵嘶哑的咳嗽，像个抽烟很凶的人。一个报童徒劳地试图和一条毫不妥协的狗交友。一个皮肤黝黑、体格粗壮的邻居，裸露的胸脯上长满了浓密的灰毛，是个退休的上校，那结结实实的身体令我想起了铁皮行李箱，他身穿运动短裤光着上身站在屋前浇玫瑰花圃。
“你的玫瑰花开得太漂亮了。早上好，施穆埃里维其先生。”
“早上有什么特别好的事情吗？”他质询我说，“西蒙·佩雷斯[1] 最终停止把整个国家出售给阿拉法特[2] 了吗？”
当我说有些人的看法截然相反时，他凄然地说：“看来一场大屠杀给我们留下的教训还不够。你真的把这场灾难称作和平吗？你听说过苏台德、慕尼黑，或者张伯伦吗？”
我对这一问题，确实拥有详尽的理由做充分解释，但是由于在这之前我在干河谷已经积累起默默的克制，便说：“昨天晚上八点钟有人在你家弹《月光奏鸣曲》。我正打那里经过，甚至停下脚步听了几分钟。是你女儿吗？她弹得真美，转告她。”
他把水管移向另一处苗圃，像个突然经不计名投票当选为班长的羞怯的学生那样冲我微笑。“那不是我女儿，”他说，“女儿去布拉格了。是女儿的女儿，我的外孙女，丹尼埃拉。她在整个南部地区的青年人才竞赛中获得第三名。不过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第二名应该是她。她也写得一手好诗。非常感伤。你有时间看看吗？也许你可以给她一些鼓励，或者甚至可以拿给报纸发表。要是你拿去，他们肯定会发表的。”
我答应施穆埃里维其先生，有机会一定读丹尼埃拉写的诗，很乐意，一定，干吗不读，这不算什么。
我在内心深处，把这一承诺当作我对促进和平进程所做的贡献。我回到书房，手里端着一杯咖啡，把报纸摊在沙发上，又在窗前站了十来分钟。从新闻里听到，一个十七岁的阿拉伯姑娘试图在伯利恒外的哨卡刀捅以色列士兵，被一发子弹严重击伤。现在晨光夹着灰蒙蒙的雾气开始发亮，化作耀眼而坚定的蔚蓝。
在我的窗前，有个小花园，几株灌木，一棵攀缘植物和一棵半死不活的柠檬树，我不知道它是死还是活，它的树叶苍白，躯干弯曲，像某人正用力向后弯曲一只胳膊。在希伯来语中，“弯曲”一词恰巧以“艾因”和“扩夫”打头，令我想起父亲常说的话，任何以“艾因”和“扩夫”开头的字母都表示某种不好的东西。“你要注意了，殿下，你自己名字的字头缩写，不管是否出于偶然，也是‘艾因’和‘扩夫’。”[3]
今天我是不是应该给《最新消息报》写篇文章，试着向施穆埃里维其先生解释，撤出占领地不会削弱以色列，实际上是巩固以色列。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没完没了地看到大屠杀、希特勒和慕尼黑，是个错误。
一次，在你觉得夜光永远不会消失的一个漫长夏夜，我们二人身穿背心拖鞋坐在施穆埃里维其家花园的墙上。施穆埃里维其先生告诉我，他十二岁那年和父母一起被带到马伊丹内克死亡营，他是唯一的生还者。他不想告诉我他是怎样生还的。他答应下次什么时候再告诉我。但是每一个下次，他选择的却是让我睁开双眼，这样我便不应相信和平，我不应再幼稚下去，因此我必须坚定信念：他们的唯一目的是把我们杀光，他们所有的和平谈判都是陷阱，要么就是整个世界帮助他们酿造并把安眠药水拿给我们，哄骗我们入睡。像那时一样。
我决定放弃写文章之念。书桌上还有本书的一个章节等着我去完成，它仍然是一堆写就的草稿，皱皱巴巴的条子、涂抹得乱七八糟的半张半张纸头。这一章写的是“儿童王国”学校的伊莎贝拉·纳哈里埃里老师和她的猫兵团。我得在那里做些让步，删除一些描写猫和收款人杰茨尔·纳哈里埃里的事件。那些事件非常可笑，但是对故事进展没有任何贡献。贡献？进展？我不知道什么可以为故事进展做出贡献，因为我还不知道故事究竟想去往何方，实际上不知道它为什么需要贡献，或者进展。
与此同时，十点钟的新闻已经结束，我已经喝过第二杯咖啡，我依然盯着窗外。一只翠绿的可爱小鸟从柠檬树上偷偷看了我一阵，从枝头到枝头，来回雀跃，在光线斑驳的树荫里向我炫耀它靓丽的羽毛。它的头近乎紫罗兰色，脖子呈深色金属蓝，身穿精美的黄色西装马甲。欢迎归来。今天早晨你来让我记起什么？记起纳哈里埃里夫妇？记起比阿里克的诗歌《嫩枝落在墙头打盹》？记起我妈妈经常在窗前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手里的茶已经冰凉，背对房间看着石榴树丛？可是够了。我必须回去工作了。现在我不得不去使用今朝朝日升起之前我在干河谷储备下来的沉静。
十一点钟，我驱车进城去邮局、银行、诊所和文具店处理一些事宜。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树木稀疏、布满灰尘的街道。沙漠上的日光已经白热化，残酷地使你的双眼眯成两条细缝。
在取款机前面排着几个人，报摊前也排了几个人。在特拉维夫，在 1950年或者1951年暑假，离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家不远的本——耶胡达大街北头，表哥伊戈尔指给我看大卫——本古里安哥哥开的报亭，并告诉我任何人想和他，和这个本——古里安的哥哥说话，只管上前去说好了，他确实长得和本——古里安很像。你甚至可以问他问题。比如说，你好吗，格里昂先生？巧克力华夫饼干多少钱一块，格里昂先生？马上就要打仗了吗，格里昂先生？只是不能问他的弟弟。就这样。他只是不想被问及弟弟的情况。
我非常嫉妒特拉维夫人。在凯里姆亚伯拉罕，我们没有任何名人，甚至没有名人的兄弟在此。只有街名是些小先知：阿摩司大街，俄巴底亚大街，西番亚大街，哈该，萨迦利亚，那鸿，玛拉基，约珥，哈巴谷，何西阿，弥迦和约拿[4] ，等等。
一个俄罗斯移民正站在阿拉德中心广场的一角，脚下人行道上放着敞开的小提琴盒，等待收费。那旋律轻柔，辛酸，令人想起散落着小木屋的杉树林、溪流和草地，使我不禁回忆起我和母亲一起坐在我们那烟熏火燎的小厨房，拣滨豆或是剥豌豆时母亲讲的那些故事。
但阿拉德中心广场这里，沙漠日光赶走了幽灵，驱散了任何关于杉树林和雾蒙蒙秋天的回忆。这个音乐家，他那颤动着的灰白头发，浓密的白胡须，令我有些想起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也有点想起在守望山教过我母亲哲学的施穆埃尔·雨果·伯格曼，实际上，我自己也于1961年跟他在吉瓦特拉姆校园读过书，听他令人难忘地讲授从克尔恺郭尔到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
两个年轻女子，可能有南美血统，一个身材纤细，身穿半透明上衣和一条红裙，另一个却穿着裤套装，皮带搭扣一应俱全。她们在音乐家面前止住脚步，听他拉了一两分钟。他在拉琴时，双眼紧闭，没有睁开。两个女子悄悄嘀咕了一下，打开手包，各往琴盒里放了一谢克。
身材纤细的女子，上嘴唇向鼻子略微耸起，说：“但是你从哪儿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正的犹太人？听说，来到这里的俄罗斯人中有一半是非犹太人，只是想利用我们离开俄罗斯，到这里自由自在地生活。”
她的朋友说：
“关我们什么事，谁想来就来，让他们在大街上卖艺。犹太人，俄罗斯人，德鲁兹人，格鲁吉亚人，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吗？他们的孩子会成为以色列人，会去服兵役，吃皮塔饼加肉排和泡菜，还得偿还抵押借款，终日叫苦连天。”
红裙子说：
“你怎么回事，萨利特，要是谁想来就由着他来，包括外国工人、加沙和占领地的阿拉伯人，那么谁会——”
但是下面的谈话渐渐向着购物中心停车场方向远去。我提醒自己今天没有任何进步，已经不是晨曦初露了。回到书房，热气已经开始升腾，夹着尘土的风把沙尘吹进了屋里。我关上窗子和百叶窗，拉上窗帘，堵住每个缝隙，就像儿时带我的格里塔·盖特那样，格里塔还是一位钢琴老师，总是习惯于把房子封得严严实实的，把它变成一艘潜水艇。
这个书房是阿拉伯工人建的，年头不是很多。他们铺地，用水准仪测量。他们安装门框和窗框。他们把管道和电线都埋在墙里，安装插座以装电话。一个喜欢歌剧的大块头木匠，制作碗橱和书架。承包商是个罗马尼亚移民，快六十岁了，为造花园不知从哪里运来一卡车肥沃的泥土，把泥土撒在始终躺在这些山丘上的石灰、白垩、燧石和盐碱中，就像在伤口上贴块膏药。在这些上好的泥土中，以前住户种下的灌木、树木和草坪得到了我的全力呵护，但没有得到过多的爱，因此这座花园没有经历以前那座花园的命运，我和父亲出于好意置那座花园于死地。
几十个拓荒者，包括喜欢沙漠的孤独者，或者寻找孤独的人，以及几对年轻夫妇，在60年代初期来到这里定居，成为矿工、采石场工人、正规军军官和工业工人。洛娃·埃利亚夫和其他一些为犹太复国主义激情所左右的城镇规划者，筹划、草草设计并立即建造了这座小城，它设有街道、广场、林荫道和花园，离死海不远，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这地方是个人迹罕至的偏僻所在，没有一条主要公路、水管管道或是电力供应，没有树木，没有小径，没有楼群，没有住所，没有生命迹象。就连当地贝督因定居点，多数也出现在小城建立之后。建造阿拉德小镇的拓荒者热情高涨，缺乏耐性，唠唠叨叨，忙得不亦乐乎。他们没经过仔细思考，便脱口发誓“征服荒野，制服沙漠”。
有人开着一辆小红车从房前经过，他在角落的信箱前停了下来，把我昨天寄的信取出。还有一个人来换掉对面人行横道上一块破碎的路缘石。我必须找到某种方式向他们、向所有的人表示感谢，就像一个举行成年礼[5] 的男孩在犹太会堂当众向所有曾帮助过他的人表示感谢：索妮娅姨妈，亚历山大爷爷，格里塔·盖特，杰尔达老师，当我在服装店深陷黑号子间时营救我的那个眼袋浮肿的阿拉伯人，我父母，扎黑先生，隔壁的伦伯格先生，意大利战犯，与细菌作战的施罗密特奶奶，伊莎贝拉老师和她的群猫，阿格农先生，鲁德尼克夫妇，克里亚特莫兹金的车夫外公，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先生，莉兰卡·巴——萨姆哈，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孙子孙女，营造这座房子的建筑工人和电工，木匠，报童，红色邮车里的人，在广场角落拉小提琴令我想起爱因斯坦和伯格曼的音乐家，今天早晨破晓前看到的贝督因妇女和三头山羊，或许我只是想象自己看到了他们，还有写下《犹太教和人文主义》的约瑟夫伯伯，害怕发生另一场大屠杀的施穆埃里维其邻居，他的外孙女、昨天弹奏《月光奏鸣曲》的丹尼埃拉，昨天又和阿拉法特谈判希望即或如此也要寻找某种妥协方案的西蒙·佩雷斯部长，还有那只时而光顾我的柠檬树的翠绿鸟儿，还有柠檬树本身，尤其是日落时分沙漠上的沉寂，越来越多的沉寂隐藏其中。这是我今天早晨的第三杯咖啡了，够了。我把空杯子放在桌子边上，倍加小心，免得发出丝毫噪音，打破尚未消失的沉寂。现在我将坐下来写作。
【注释】
[1] 西蒙·佩雷斯（1923——），以色列政坛老将，曾任总理、外交部长、国防部长，现为以色列总统，1994年和拉宾、阿拉法特一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2] 阿拉法特（1929——2004），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人，199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3] 作家原名为阿摩司，姓氏为克劳斯纳。
[4] 此处街名均依照中文版《圣经》和合本的译名翻译而成，但在行文中，多采用现代希伯来文音译，或者根据英文姓名译名手册译出。其中“西番亚”即为“泽弗奈亚”。
[5] 成年礼，犹太男子年满十三岁时举行的一种受诫典礼仪式，意味着他已经成年。
40
那天早晨，我平生第一次看到那样一所房子。
房子四周环绕着厚厚的石墙，石墙掩映着藤蔓和果树成荫的果园。我惊奇的目光本能地寻找生命树和智慧树。房前有一口水井坐落在宽敞的平台中央，平台地面用一块块淡粉中带有微蓝的平滑石板铺设而成。郁郁葱葱的藤蔓遮住了平台的一角。几只石凳和一张低矮的石桌诱使你在枝蔓缠绕的凉亭下逗留，在藤荫下小憩，聆听夏日蜜蜂嘤嘤嗡嗡，果园中的鸟儿歌吟，流水涓涓——在凉亭一角，有个五角星状的石头水池，池内镶着一排饰有阿拉伯文字的瓷砖，在池子中央，泉水汩汩涌流，一群群金鱼在一簇簇水莲中缓缓地游动。
我们三人激动、礼貌而谦卑地从平台沿着石阶走向宽大的游廊，北边老城的尖塔和圆屋顶可尽收眼底。游廊周围散落着带坐垫的木椅、脚凳，还有几张小巧的镶有马赛克图案的桌子。在这里，如同在平台一样，你会感到一种伸开四肢拥抱城市风光的冲动，在绿叶荫下打盹，要么就是平静地吮吸着山石的静谧。
但是我们没有在果园里或凉亭下或游廊上停留，而是摁响了两扇铁门旁边的门铃，铁门漆成了红褐色，上面精巧地雕刻出姿态万方轮廓分明的石榴、葡萄、弯曲缠绕的蔓藤，还有匀称的花朵。当我们等候开门时，斯塔施克先生再次转身冲我们把手指放在唇边，仿佛向玛拉阿姨和我发出最后的警告信号：要有礼貌！要沉着！要得体！
宽敞的客厅里，靠四面墙都放着柔软的沙发，雕有图案的木质靠背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家具上雕有树叶、蓓蕾和花朵，仿佛屋里的一切代表着环绕着它的外部花园和果园。沙发面采用的是红色和天蓝色配在一起的各式条状织品，每个沙发上都放有五颜六色的绣花靠垫，地板上铺着豪华的地毯，其中一块织有天堂群鸟图。每个沙发前面都放着一张矮桌，上面放有一个圆形大金属托盘，每个托盘都雕刻着形式多样华丽精美的抽象图案，令人想到弯弯曲曲的阿拉伯文字母，实际上它们倒是可以很好地体现阿拉伯碑文的特征。
客厅两侧开了六至八扇门，墙上悬挂着挂毯，挂毯之间灰泥可见，也饰有花案，有粉红、丁香紫和浅绿等各种颜色。在顶棚上到处悬挂着古代武器作为装饰，大马士革剑、短弯刀、匕首、长矛、手枪、长筒火枪、双筒步枪。在紫红色和柠檬色沙发之间，正对着门口，放着一个装饰华美、颇具巴洛克风格的棕色大餐柜，餐柜犹如一座小型宫殿，一个又一个的玻璃门格子里摆放着瓷杯、水晶高脚杯、银制与黄铜高脚杯，以及许多希伯伦和西顿的玻璃饰品。
两窗之间的墙上，有个深深的壁龛，里面摆放着一只绿色花瓶，花瓶上镶着一层珍珠母，插着几只孔雀羽毛，其他壁龛里放着大黄铜壶和玻璃或陶制酒杯。屋顶上吊着四台大风扇，不住地发出黄蜂般的嗡嗡声，搅起乌烟瘴气的空气。吊扇中央，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型黄铜枝形吊灯从屋顶伸出枝蔓，犹如一棵枝叉横生的大树，粗壮的枝桠、细嫩的枝条以及纤柔的卷须上，一并闪烁着钟乳石般的晶莹水晶，还有许多梨形灯泡闪闪发亮，尽管夏日上午的光从敞开的窗口倾泻至屋中。窗子上方的拱形部分安装着彩色玻璃，代表着三叶草花环，逐一呈现出不同颜色的日光：红色、绿色、金色、紫色。
挂在墙壁支架上的两只笼子遥遥相对，笼子里有两只严肃的鹦鹉，它们的羽毛五彩缤纷，橘黄、青翠、黄、绿、蓝，其中一只时不时发出粗嘎的叫喊，像个烟鬼：“请！请！好好的！”房间另一边的另一只笼子里便会立即传出甜美的女高音，用英语回答说：“啊，太甜美了！太可爱了！”
门窗过梁上，雕花灰泥上，用弯弯曲曲的阿拉伯文雕刻着《古兰经》经文或一行行诗句，墙上挂毯之间悬挂着一幅幅家族照片。他们当中有身材臃肿、胖胖的脸庞刮得干干净净的官老爷，头戴飘着长黑缨的红色圆筒形无边毡帽，身穿笨重的紧绷绷的蓝套装，挂在身上的金链斜跨肚子消失在马甲口袋里。他们的前辈留着八字须，样子专横武断，神情愠怒，颇显责任感，令人敬畏，仪表堂堂，身穿绣花长袍，头戴闪闪发亮的白头巾，并用黑环圈卡住。也有两三个骑马的人，令人生畏的大胡子男人骑在威武雄壮的马上急速驰骋，头巾向后飘去，马鬃上热汗流淌。他们的皮带上插着长匕首，短弯刀挎在一旁，或在手中舞动。
从这间招待大厅深陷进去的窗子里，朝东北方看去，便是守望山和橄榄山，一片矮松林，多石的山坡，俄菲勒丘陵，还有奥古斯塔维多利亚救济院，它的高塔像一顶威严的钢盔，戴在普鲁士人那倾斜的灰屋顶上。奥古斯塔维多利亚稍左一点耸立着一座带有窄小观察孔的城堡式建筑，这就是我父亲工作的国家图书馆，周围依次排列着希伯来大学的其他建筑和哈达萨医院。影影绰绰的山顶下，可见一些石屋散落在山坡上，一小群一小群的牲畜出没于卵石和荆棘丛生的田野，间或有几棵老橄榄树，仿佛被活生生的世界抛却很久，失去了生命力。
1947年夏天，我父母到纳塔尼亚看望一些熟人，把我留给了斯塔施克叔叔、玛拉阿姨以及肖邦和叔本华一起度周末。（“你在那里要好好的！不许做坏事！听话！在厨房给玛拉阿姨搭把手，不要打扰斯塔施克先生，别闲着，拿本书看看，别碍他们的事，安息日早晨让他们多睡一会儿！像金子般纯正！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作家哈伊姆·哈扎兹[1] 曾经宣布说，斯塔施克先生应该废掉他的波兰名字，它“有点集体灭绝的味道”，劝他使用斯塔夫一名，希伯来文意为“秋天”，因为它听起来有点像斯塔施克，但是有某种《雅歌》的味道。
因此，玛拉阿姨在贴在家门的小卡片上写道：玛尔卡和斯塔夫·鲁德尼基
固定休息时间
请勿打扰
斯塔施克叔叔是个体格健壮的男子，双肩强健有力，两个大黑鼻孔毛茸茸的，像个山洞，眉毛浓密，其中一道总是颇具讽刺意味地耸立着。他的一颗门牙已经脱落，给他增添了几分恶相，尤其是在微笑时。他靠在耶路撒冷中心邮局挂号信件部门工作谋生，闲暇之际在小卡片上积累资料，为的是做有关中世纪希伯来语诗人、罗马的伊曼纽尔的一项独创性研究。
乌斯塔兹·纳吉布·马穆杜·阿里——希尔瓦尼住在耶路撒冷东北部的谢赫贾拉地区，是个家道殷实的商人，给几家法国大公司在本地做代理，这些公司的生意一直做到亚历山大和贝鲁特，再从那里扩展到海法、纳布卢斯和耶路撒冷。夏天伊始，一张大额汇款单或银行汇票，要么就是某种股份证书不翼而飞。嫌疑落在了爱德华·阿里——希尔瓦尼，乌斯塔兹·纳吉布的长子兼希尔瓦尼及子公司的合伙人身上。犯罪调查处处长助理亲口告诉我们，年轻人遭到盘问，后来被送到海法的羁押候审所，以便做进一步盘问。乌斯塔兹·纳吉布想方设法营救儿子，最后在绝望中去求助邮政总局局长肯尼思·奥维尔·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祈求他再次开始查询一封丢失的挂号信，他发誓说那是他在去年冬天亲自所寄。
不幸的是，他不知把收据放在了何处。那东西像是给魔鬼本人侵吞了。
肯尼思·奥维尔·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使乌斯塔兹·纳吉布确信他对此事深表同情，但是忧心忡忡地向他坦言，找到信封的希望微乎其微，然后委托斯塔施克·鲁德尼基先生执行一项任务，调查事情原委，弄清几个月前寄出的一封挂号信的可能命运，那封信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可能丢了也可能没丢，是在寄信人和邮局账簿上都没有留下任何凭据的一封信。
斯塔施克叔叔立即展开调查，发现不但找不到这封信的登记记录，而且那整一页账簿被小心翼翼地撕掉了，没有任何痕迹。这立刻引起斯塔施克的怀疑。他开始询问，并找到了当时是哪位职员在挂号柜台值班，并且询问其他员工，直至得知最后看见那一页记录是在什么时候。很快便确认了罪犯。（一个年轻人把信封拿到灯下，看到里面的支票，便挡不住诱惑了。）
于是物归原主，年轻的爱德华·阿里——希尔瓦尼从拘留所中获释，一向令人尊敬的希尔瓦尼及子公司的名誉丝毫无损，而亲爱的斯塔夫先生与夫人在周六上午被邀请到谢赫贾拉地区的希尔瓦尼别墅共饮咖啡。至于那个可爱的孩子，朋友的儿子，星期六上午无人看管，得跟他们待在一起，当然，这不成问题，他必须跟他们待在一起，整个希尔瓦尼家族正迫不及待地等着向斯塔夫先生表达谢意，感谢他的办事效率与诚实正直。
于是星期六吃过早饭，就在出发之前，我穿上自己最好的衣服，衣服是父母专门留在玛拉阿姨家里准备让我出门时穿的（“阿拉伯人非常重视外表！”父亲强调说）：光亮耀眼的白衬衫，刚刚熨过，袖子挽得恰到好处；海军蓝裤子上的裤线整齐清晰；样子古板的黑皮带上的搭扣亮晶晶的，不知何故，形状像庄严的双头俄罗斯雄鹰。我脚上穿了一双凉鞋，斯塔施克叔叔用擦拭他和玛拉阿姨最好鞋子的鞋刷和黑鞋油将它擦得锃亮。
尽管八月天气炎热，斯塔施克叔叔执意要穿他那身藏青毛质套装（那是他唯一一套套装），雪白的丝绸衬衣，那件衬衣从十五年前在他罗兹父母家中就伴他一起旅行，并且系上了婚礼那天系的不起眼的蓝色丝绸领带。而玛拉阿姨呢，则在镜子面前折腾了四十五分钟，试穿晚装，改变主意，再试一条黑色的百褶裙，配一件浅色上衣，又改变了主意，穿上最近买的有点女孩子气的夏天连衣裙来端详自己，或饰以一枚胸针和一条丝巾，或戴上项链，摘下胸针和丝巾，或戴项链别一枚新胸针摘下丝巾，戴不戴耳环呢？
突然，她觉得穿那条矫揉造作的夏天连衣裙，脖子四周绣着花，出席这种场合太轻浮，太土气了，于是重新穿上最早穿的那件晚礼服。玛拉阿姨在危难中，向斯塔施克先生求助，甚至向我求助，要我们发誓说实话，只说实话，然而那是痛苦的：大热天穿这样一套正式礼服去做一次非正式的拜访是不是太讲究太夸张了？她的发型是否得体？我们对她的头发有何评价，真实的评价，她是该把辫子盘在头顶，还是不编辫子，把头发披到肩膀，是这样，还是那样？
最后，她勉强决定穿一条朴素的棕色长裙，一件长袖上衣，佩戴一枚漂亮的绿松石胸针。一副浅蓝色的耳坠，衬托她美丽的眼睛。她把头发散开，任其自由自在地披在肩上。
路上，敦实的身子难受地挤在笨重西装里的斯塔夫叔叔向我解释说，生活中的一些情形起源于文化之间的历史差异。希尔瓦尼家族，他说，是个备受尊敬的欧洲化家庭，男人们都在贝鲁特和利物浦受过非常好的教育，都能讲一口流利的西方语言。而我们呢，也绝对是欧洲人，但是也许我们这些欧洲人在观念上略有不同，比如说，我们不太看重外表，而只注重内在文化和道德价值。即使是像托尔斯泰一样的盖世奇才也会毫不犹豫地穿着农民服装走动，列宁那样伟大的革命家最瞧不起中产阶级的穿戴方式，情愿穿皮夹克，戴工人帽。
我们拜访希尔瓦尼别墅不是像列宁去探望工人，或者像托尔斯泰在淳朴的农民当中，而是一个特别的时刻。斯塔施克叔叔解释说，令我们颇为敬重颇为文明的阿拉伯邻居，多年吸收了较多的欧洲文化，在他们眼中，我们现代犹太人被错误地描绘成某种吵吵嚷嚷的乌合之众，粗野的乞丐，缺乏礼貌，尚未有资格站在文化教养阶梯的末端。就连对我们的一些领袖，阿拉伯邻居也是用否定的观点来看待他们，因为他们穿着简朴，举止粗鲁，不正规。在邮局工作时，有那么几次他在前台和幕后均有机会观察新希伯来人的风格，穿拖鞋和卡其布装，挽起袖子，露着脖子，我们认为这具有拓荒者之风，民主，平等，但是在英国人看来，尤其是在阿拉伯人看来，则为不雅，或者是某种举止粗俗，显得对他人不敬，蔑视公共服务。当然，这一印象大错特错，无须重复我们信仰生活简朴，信仰随遇而安，抛弃一切外在炫耀，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中，去拜访一个赫赫有名备受敬重的家庭，以及类似的场合里，我们应该举止得体，就像我们接受委托执行外交任务。因此，我们得倍加注意我们的外表、举止以及说话方式。
比如，斯塔施克叔叔坚持说，在这样的聚会里，小孩子，乃至青少年，无论如何不要加入成年人的谈话。如果，只是如果，有人和他们说话，他们应尽量礼貌而简短地回答。如果上了甜点，孩子应该只选择不掉渣不洒的东西。如果再给他，他应该有礼貌地谢绝，纵然他很想再拿。整个拜访过程中，孩子应该笔直地坐在那里，不要死盯着什么东西，尤其重要的是，无论如何不要做鬼脸。他向我们断言，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大家都知道它极端敏感，容易被伤害，被冒犯，甚至（他认为）容易复仇，任何不适之举不但没有礼貌，破坏信任，而且可能会损害日后两个睦邻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这样——他喜欢这样的话题——在民族与民族之间有爆发流血武装冲突危险的焦灼时期，便会加深敌意。
总之，斯塔施克先生说了许许多多，也许它远远超过一个八岁孩子的负载能力，说今天上午也依靠你，依靠你的智慧和得体的举止。顺便说一句，我亲爱的玛兰卡，最好在那里什么也别说，除了必要的客套，干脆一言不发。众所周知，在我们阿拉伯邻居的传统中，如同在我们先祖的传统中一样，一个女人突然在一群男人面前张嘴说话是绝对绝对不能接受的。因此，我亲爱的，在这一时刻，你应该好好让你与生俱来的良好修养与女性魅力为你说话。
于是，早上十点开始执行这一小小的外交任务，既辉煌又对基本情况了如指掌，从先知街和钱塞勒大街的交界处、花店旁鲁德尼克夫妇家的一间半房子出发，把肖邦、叔本华、瞎鸟阿尔玛——米拉贝拉和油彩松果撇下不管，开始向东行进，去往坐落在谢赫贾拉北区、通往守望山路上的希尔瓦尼别墅。
我们路上首先经过的是塔巴屋墙，那里一度是一个性情古怪的德国建筑师康拉德·希克的家。康拉德·希克是个热爱耶路撒冷的基督徒，他在大门上造了一个塔楼，我经常围绕它编织各种关于骑士和公主的故事。我们从那里顺着先知街前行，来到意大利医院，那城堡形的塔座和砖砌穹顶，使人断定它是依照佛罗伦萨宫殿的模式建构而成的。
在意大利医院门前，我们没说一句话，向北拐向圣乔治大街，绕过居住着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的梅施阿里姆区，走进柏树、护栅、飞檐和石墙世界的深处。这是另一个耶路撒冷，一个我几乎毫不知晓的耶路撒冷，阿比西尼亚人、阿拉伯人、朝觐者、土耳其人、传教士、德国人、希腊人、冥想者、亚美尼亚人、美国人、修士、意大利人、俄国人的耶路撒冷，松树郁郁苍苍，可怕然而富有吸引力，钟声悠扬，张开魔法之翼，不容你靠近，因为它们陌生并充满敌意，一座蒙面城市，隐藏着危险的秘密，到处是十字架、塔楼、清真寺和不可思议的东西，一座带有尊严的沉寂城市，陌生教派的神职人员身披黑色大氅，穿着神职人员的衣装，像黑影轻快地穿过大街小巷，修士和修女，卡迪和宣礼员，名人要员，敬神者，朝觐者，蒙面女以及身着蒙头斗篷的教士们。
1947年夏天的一个星期六早晨，再过几个月耶路撒冷就要爆发流血冲突，还有不到一年英国人就要离去，还没有发生围困，炮轰，停水事件，城市还没有一分为二。在我们走向谢赫贾拉区希尔瓦尼家的那个星期六，一种孕育着的沉静仍然滞留在整个东北部地区。但是，你可以感受到沉静当中暗示着些许焦躁，一股捉摸不定的压抑着的敌意。三个犹太人，一男，一女，一小孩在这里干什么，他们从哪里出其不意地冒了出来？既然你们已经到此，到了城市的这一边，也许不应在这里逗留很长时间。赶紧溜过这些街道，趁着还有安宁……
我们到的时候，大厅里已经有了十五到二十个客人和主人的家里人，仿佛在香烟烟雾中徘徊，多数人坐在墙壁四周的沙发上，少数三三两两站在角落里。他们当中有肯尼思·奥维尔·诺克斯——吉多福德，邮政局长，即斯塔施克叔叔的老板，他正和一些先生站在那里，轻抬眼镜算是和斯塔施克叔叔打了招呼。通向里面房间的门多被关上，但是透过一扇半开的门，我看见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小姑娘身穿长裙，挤坐在一条小板凳上观察客人，并小声说着什么。
主人乌斯塔兹·纳吉布·马穆杜·阿里——希尔瓦尼给我们介绍了几位家人和其他一些客人，男男女女，其中有两位身穿灰色西装的中年英国女士，一位年事已高的法国学者，还有一个身穿长袍留着一撮弯曲胡子的希腊神职人员。主人一一赞美他的客人，时而用英语时而用法语，并用两三句话解释尊敬的斯塔夫先生消除了一连几个黑色星期困扰着希尔瓦尼家族的忧愁。
我们一一握手，聊天，微笑，微微欠身低声说“真不错”，“可爱”，以及“见到你很高兴”。我们甚至送给阿里——希尔瓦尼家族一件朴素而富有象征意义的礼物，一本反映基布兹生活的画册，照片中有公共食堂日常生活场景，有田间和乳品加工厂的拓荒者，一丝不挂的孩子在洒水车周围快乐地嬉逐，水花飞溅，一个阿拉伯老农一边紧紧抓住毛驴缰绳，一边看着庞大的拖拉机卷着滚滚烟尘从旁边经过，留下了车辙。每一幅照片都带有希伯来语和英语说明文字。
乌斯塔兹·纳吉布·马穆杜·阿里——希尔瓦尼先生一页接一页地翻着画册，愉快地微笑，频频点头，仿佛他终于领会了摄影者在照片里所要表达的含义。他向客人致谢，把画册放进墙上的一个壁龛里，也许是窗台。调门高的鹦鹉突然在笼子里用英语唱了起来：“谁是我的命运之神？谁是我的王子？”屋子那边的粗嗓门鹦鹉用阿拉伯语回应道：“先生，安静！先生，安静，先生！”
我们坐在角落里，头顶墙壁上悬挂着两把十字剑。我试图猜出谁是客人，谁是这家里的人，但猜不出来。多数人五六十岁，一个特别老的人身穿一套棕色旧西装，袖口已经破损。他满脸皱纹，双颊凹陷，银髯让烟熏得发黄，涂了灰泥般的嶙峋手指也是一样。他酷似墙上悬挂的镶金框中的某些肖像。他是祖父吗？甚至曾祖父？因为在乌斯塔兹·纳吉布·马穆杜·阿里——希尔瓦尼先生左边还有一个老人，他青筋突出，身材高大，驼背，样子像折断的树桩，深褐色的脑瓜顶上盖着一层刺毛。他不修边幅，条纹衬衣只扣了一半，裤子也显得过于肥大。我想起妈妈故事里讲的阿里路耶夫老人，在他的茅舍里照管一个甚至更老的人。
几个年轻人身穿白色网球运动服，两个四十五岁左右大腹便便的男人像对双胞胎，懒洋洋地并肩坐在那里，半睁着眼睛，一个摆弄一串琥珀安神念珠，而他的兄弟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为编织悬在空中的灰色幕帐做着贡献。除两位英国女士外，还有别的女人坐在沙发上，或是在屋内来回周旋，小心翼翼切勿撞到打领结的仆人身上，他们端来冷饮、蜜饯、一杯杯茶和小杯咖啡。难以判断谁是家里的女主人，几个女人仿佛都像在家里那样无拘无束。一个身材高大的女人穿一条花丝绸长裙，颜色与插有孔雀羽毛花瓶的颜色一模一样，肥胖的胳膊上佩戴着银手镯，每动一下，手镯上的饰物都会叮当作响，她站在那里热情地和一些穿网球衫的年轻人说话。另一位女士，身穿一条棉布长裙，硕果累累的花案衬得她的前胸和双腿更加浑圆，伸手接受主人轻轻的亲吻，随即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三下，右边一下，左边一下，右边再一下。还有一个年纪更大一点的老太太，长着隐隐约约的八字须和两个毛茸茸的大鼻孔，还有一些年轻貌美的姑娘，胯骨窄小，留着红指甲，不住地窃窃私语，发式优雅，裙装花哨。斯塔施克·鲁德尼基身穿十五年前和他一道从罗兹移民来的那套黑色公使西装，他的太太玛拉身穿棕色长裙，长袖衬衫，佩戴耳坠，在这个屋子的人中穿得最为正式（侍者除外）。就连邮政局长诺克斯——吉多福德先生也穿着一件朴素的蓝衬衫，没穿外套，没系领带。突然，声音像大烟鬼的鹦鹉在大厅一边的笼子里用法语叫了起来：“可也是，可也是，亲爱的年轻女士，可也是，绝对，当然了。”另一边立刻传出娇滴滴的女高音的回应：“安静！安静，不要吵！请不要吵！先生！”
那些身穿黑、白和红色衣装的侍者时不时在烟雾中出没，端来一碗碗杏仁、胡桃、花生米、南瓜子和西瓜子，一盘盘热乎乎的油酥点心、水果，一片片西瓜，小杯小杯的咖啡，一杯杯热茶，盛在高脚杯里的一杯杯飘着冰霜的果汁，加冰块的石榴汁，还有飘着肉桂香气、撒着一层碎杏仁的小碗牛奶冻，试图诱惑我们。但我只拿了两块饼干和一杯果汁便心满意足了，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后来所有的美味佳肴，想着身为一名初级外交官应该履行的义务，接受正在疑惑地仔细审视我的另一种重要力量的款待。
阿里——希尔瓦尼先生在我们身边停住脚步，和玛拉阿姨及斯塔施克先生用英语说了几分钟话，打趣，微笑，也许在赞美阿姨的耳坠。后来，他借故去照应其他客人时，稍作踟躇，突然转身向我面带和蔼的微笑，用结结巴巴的希伯来语说：“这位小先生想去花园吗？那里有些孩子。”
除喜欢叫我殿下的父亲，以前任何人也没有管我叫过先生。在那令人自豪的瞬间，我确实把自己视作一位希伯来绅士，其身份与外面花园里那些小绅士一样高贵。当希伯来国家最终建立时，父亲经常激情澎湃地引用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的话，我们的国家能够加入礼仪之邦，“犹如一头雄狮面对群狮”。
我于是犹如面对群狮的一只雄狮，离开乌烟瘴气的房间。我从宽敞的走廊饱览老城城墙、高塔和穹顶，而后带着强烈的民族意识，缓慢而专横地走下石阶，走向爬满蔓藤的凉亭，走向果园。
【注释】
[1] 哈伊姆·哈扎兹（1898——1973），著名希伯来语小说家。
41
在凉亭里，有五六个十五岁左右的女孩子。我避开她们。接着一些男孩子吵吵嚷嚷地从我旁边走过。一对青年男女在树下散步，说着悄悄话，但谁也没碰谁。在果园的另一边，墙角附近，一棵桑树枝繁叶茂，有人在它粗糙的树桩旁边搭了一条长凳，一个面色苍白的女孩正双膝并拢坐在那里。她黑头发，黑睫毛，脖子细长，双肩瘦削，剪短的头发垂到额头，在我看来，那额头被某种好奇而快乐的光从里面照亮。她身穿一件米色上衣，外面是条宽带海军蓝长裙，上衣领口别了一枚象牙胸针，令我想起施罗密特奶奶的胸针。
乍看之下，这个女孩好像与我年龄相仿，但是她微微隆起的外衣，不再幼稚的好奇目光，还有那目光与我的目光相遇时露出的警觉（在我的眼睛尚未移开的刹那），表明她一定比我大两三岁，大概有十一二岁。然而我还是设法看到，她的两条眉毛又粗又黑，几乎连在了一起，与精致的五官形成鲜明对照。她脚下有个小孩，大约三岁的鬈发男孩，可能是她的弟弟，他跪在地上，全神贯注地捡地上的落叶，并把它们排成一个圆圈。
我壮着胆子，一口气向这个女孩倾泻出自己所知道的全部法语词汇的四分之一，也许不像一只雄狮面对群狮，却比较像楼上房间的一只鹦鹉。我甚至有意无意地微微欠身，渴望建立联系，这样便可以消除所有偏见，促进我们两个民族之间的相互和解。
“小姐，你好。我是阿摩司。你呢，小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她看看我，没有微笑，两道耸起的眉毛令她显得神情严峻，与年龄不相称。她点了几下头，仿佛做了决定，同意自己的做法，考虑再三，确认了结果。她的海军蓝裙摆垂到了膝下，但映入我眼中的却是她褐色的腿肚，在裙摆和配有蝴蝶搭扣的鞋子中间，光滑而女性化，已经成熟。我的脸一下子红了，又一次避开目光，看着她的小弟弟，小弟弟默默地看着我，没有猜疑，然而也没有微笑。他那黝黑冷静的面庞突然显得和她一模一样。
父母、邻居、约瑟夫伯伯、老师、叔叔、阿姨告知我的一切，还有种种谣传，那一刻重又响彻在我的耳畔。他们在安息日，在夏日夜晚，在我们家后院喝茶时谈论的关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不信任与敌意，英国人的阴谋诡计种下的恶果，穆斯林中的激进分子煽风点火说我们如何可怕，激起阿拉伯人对我们的仇恨。我们的任务，罗森多夫先生曾经说，是打消疑虑，向他们解释说我们实际上是正面甚至友好的民族。总之，某种使命感赋予了我勇气，向这个陌生姑娘说话，并试图开始和她交流。我是想用几个富有说服力的词语向她说明，我们的动机多么纯真，在两个民族内部搅起冲突的阴谋多么可憎，整个阿拉伯民众——具体表现为这个嘴唇精巧的女孩——花点时间，与彬彬有礼并令人愉快的希伯来人相处，该有多好，而我，则是这个希伯来民族的具体体现，一个能说会道的使者，年仅八岁——快八岁了。
但是，我事先没有想过，我在开场白里把储备的外国词语快用完了，这之后我该怎么办。我怎样启迪这个健忘的女孩，让她一劳永逸地理解犹太人返回锡安是正义之举？用手势？用肢体语言？我怎能不用语词就可以使她承认我们回归土地的权利？我怎能，不用语言，就可以为她翻译车尔尼霍夫斯基“啊，我的土地，我的故乡”？或是杰伯廷斯基“那里，阿拉伯人，拿撒勒人和我们/将在欢乐中痛饮/约旦河两岸/飘扬着我们那纯洁的旗帜”？总之，我就像那个傻瓜，知道怎样把兵向前走两格，不假思索地做了，但这之后丝毫也不知道下棋规则，甚至连棋子的名称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怎样走子，上哪儿走，为什么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