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儿，轻轻
柔美的迦南夜空
叙利亚胡狼声声
尼罗河鬣狗悲鸣。
阿卜杜卡迪尔，
恶毒的胆汁来回搅动。
……
三月阴风呼呼咆哮
天上的云滚滚狂涌。
年轻人，全副武装，待发，
特拉维夫今夜发起进攻。
玛纳拉高度警觉
双目圆睁……
但是犹太人的耶路撒冷既非年轻人，也没有全副武装待发，那是一个契诃夫似的小镇，混乱、可怕，充斥着流言蜚语和不真实的谣传，全然不知所措，在茫然与惊恐中陷于瘫痪。1948年4月20日，大卫·本——古里安和大卫·希尔提尔、耶路撒冷哈加纳民兵指挥官谈话后，在日记中写下对耶路撒冷的印象：耶路撒冷人口构成因素：20%普通人，20%特权阶层（大学，等等），60%不可思议（土气狭隘，庸碌无为）。
（很难说，本——古里安把这些条目写进日记时，是否在微笑，不管怎么说，凯里姆亚伯拉罕既不属于第一类，也不属于第二类。）
在水果蔬菜店，邻居伦伯格太太说：
“但是不要再相信他们了。我谁都不相信。那只是一个大阴谋。”
罗森多夫先生说：
“你绝对不要这么说。对不起。请你原谅，我认为，这种说法会有损整个民族的士气。你是怎么想的？我们的小伙子会不惜冒着年轻生命的危险，同意前去为你打仗，你还说这一切都是一个大阴谋？”
蔬菜水果店老板，巴贝奥夫先生说：
“我不羡慕这些阿拉伯人。美国有些犹太人，他们很快便会给我们送来一些原子弹。”
我妈妈说：
“这些葱的样子不怎么好，黄瓜也不好。”
伦伯格太太（她身上总有一股淡淡的煮鸡蛋味儿、汗臭味儿和变质肥皂的味儿）说：“我跟你说一切都是一个大阴谋！他们正在演戏！一出喜剧。本——古里安私下里已经同意把整个耶路撒冷卖给穆夫提、阿拉伯帮以及国王阿卜杜拉，就为这，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或许同意把他留在他的基布兹、纳哈拉尔和特拉维夫。他们就关心这些！我们将来会怎么样，他们是否会把我们全部杀光烧净，他们一点也不关心这些。耶路撒冷，对他们来说最好下地狱去吧，于是到后来，他们希望在国家里只给他们留下几个修正主义者，几个正统派犹太教徒，几个知识分子。”
其他女人急忙让她安静下来：你怎么回事！伦伯格太太！嘘，你疯了吗？这里有个孩子！一个能听懂这些话的孩子！
儿童战略家背诵从他父亲和祖父那里听来的东西：“英国人回去后，哈加纳、伊尔贡和斯特恩帮当然会团结起来，打击敌人。”
与此同时，石榴树上那只看不见的鸟儿，执着地发出自己的乐音，没有变化：“啼——嗒——嘀——嗒——嘀。”一遍又一遍：“啼——嗒——嘀——嗒——嘀。”略微沉吟片刻后：“啼——嗒——嘀——嗒——嘀！！”
【注释】
[1] 穆萨·阿拉米（1897——1984），生于耶路撒冷，剑桥大学法律系毕业，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在英国托管政府任职，后逐渐成为阿拉伯领袖和政治活动家，卒于耶路撒冷。
[2] 摩西·夏里克（1894——1965），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以色列第一任外交部长，曾经在本——古里安后担任以色列总理。
[3] 埃利泽·卡普兰（1891——1952），以色列第一任财政部部长。
[4] 阿扎姆帕夏（1893——1976），第一任阿拉伯联盟秘书长（1945——1952）。
[5] 巴耶吉，曾任伊拉克总理（1948——1949）。
43
1947年9月，报纸也充满了猜测、分析、估计与推测。联合国大会会不会就分治决议进行投票呢？阿拉伯人会不会成功地改变提议，或者取消投票？如果确实要投票，我们能不能得到总票数的三分之二？
每天晚上，父亲会在厨房坐在我和妈妈中间，擦干油布桌布后，他会在桌子上铺几张纸牌，借着暗淡昏黄的灯光，开始算赢得表决的机会。他的情绪一晚比一晚低落。所有的计算都表明某种毁灭性的失败不可避免。
“十二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自然会投反对票。天主教会肯定会给天主教国家施加压力投反对票，因为建立犹太国家与教会的基本信仰背道而驰，没有谁会像梵帝冈那样长于幕后操纵。因此，我们有可能会失去拉美国家的二十张赞成票。斯大林无疑会指挥他所有的共产主义集团中的卫星国家根据他坚定的态度进行投票，因此又有十二票反对我们。更别提英国，它一向四处搅起反对我们的情感，尤其是在其辖区，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它们会拧成一股绳，把建立希伯来国家的所有机会都加以摧毁。法国，还有追随它的国家会怎么样呢？法国从来就不敢冒险招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的百万穆斯林。希腊和整个阿拉伯世界具有密切的贸易往来关系，在阿拉伯国家有相当大的希腊人社区。美国自己呢？美国最终会支持分治协议吗？要是大型石油公司和我们在国务院的敌人安圈设套，一边倒，战胜杜鲁门总统的良知，又将如何？”
父亲一遍又一遍估算联合国大会的选票落向何方。一个又一个夜晚，他试图减少损失，策划在经常追随美国的国家当中建立一个联盟，那些国家会出于自己的考虑去击败阿拉伯人，还有丹麦、荷兰等一些令人尊重的小国，那些目睹了犹太人遭受种族灭绝恐怖的国家，眼下也许准备行动，出于良知行事，而不是出于利益考虑。
在这非常时刻，谢赫贾拉别墅（离这里走路只需四十分钟）的希尔瓦尼家族也坐在餐桌前围着一张纸从反方向进行预测吗？他们是否也和我们一样忧心忡忡，不知希腊人要投谁的票，仔细思量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怎样做最后决策？他们是不是也有他们的乐观者与悲观者，犬儒主义者与命运先知？他们是不是每天夜里也在发抖，想象我们正在筹划并挑起事端，狡猾地进行操纵？就像我们害怕他们一样，他们也在害怕我们？
阿爱莎，还有她在塔里比耶的父母呢？他们全家坐在一间屋子里，尽是蓄胡子的男人和佩戴珠光宝气的女人，面带愠怒，眉头紧皱，围坐在一碗碗橘皮蜜饯四周，窃窃私语，计划“用鲜血淹没我们”？阿爱莎有时依然弹奏从犹太钢琴老师那里听来的旋律吗？还是被禁止弹琴？
也许是另一种情形，他们默默地站在小男孩的床边？阿瓦德。他的腿做了截肢手术。因我之故。也许他就要死于血液中毒。因我之故。他那双充满好奇与无辜的幼犬般的眼睛合上了。在痛苦中紧闭。他脸色憔悴，惨白如冰。额头忍受着疼痛煎熬。他可爱的鬈发散落在枕头上。等也等啊，歇也歇啊。在剧烈的疼痛中呻吟颤抖。像婴儿那样扯着嗓子一个劲儿地哭。坐在他身边的小姐姐对我恨之入骨，因为那是我的过错，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是由于我的过错，她遭到结结实实、没完没了的毒打，脖子上、头上、脆弱的肩膀上，不是像平时打一个犯错误的女孩，而是像驯服一匹倔强的马驹。是我的过错。
1947年，亚历山大爷爷和施罗密特奶奶经常在9月的晚上光顾，和我们一起坐坐，和父亲一起盘算哪些国家会投以色列的票。汉娜和哈伊姆·托伦，还有鲁德尼基夫妇、玛拉阿姨和斯塔施克叔叔，或者阿布拉姆斯基，或者我们的邻居罗森多夫夫妇和托西娅和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克洛赫玛尔先生在盖乌拉大街开了一家夜间上锁的小店，他终日身穿一条皮革围裙，戴一副角质镜架眼镜，坐在那里修理娃娃：值得信赖的医治者，但泽人，玩具医生
可能是我五岁那年，一次，古斯塔夫叔叔在他那家微型小店里，修好了我那长着一头红发的芭蕾舞女演员娃娃彩莉，分文未取。她那长满雀斑的鼻子被打破。克洛赫玛尔先生技艺精湛，使用一种特殊的胶水把她修补得看不出一丝痕迹。
克洛赫玛尔先生深信能和我们的阿拉伯邻居进行对话。在他看来，凯勒姆亚伯拉罕的居民应该组成一个小型代表团，去和附近阿拉伯村庄里的乡长、谢赫和其他要人谈判。毕竟，我们一向睦邻友好，即使整个国家现已失去理性，但是在这里，在耶路撒冷北部，在双方从未发生任何冲突与敌意的地方，也没有失去理性的必然原因。
要是他能说一点阿拉伯语或者英语，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本人，这个多年利用医治技艺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修理娃娃的人，就会不容分说，拿起他干活时用的胶水，穿过将我们与他们隔开的空旷田野，挨家挨户敲开他们的房门，言简意赅地向他们解释。
维里克中校，杜戴克伯伯，长得像电影中的一位英国上校，实则那时为英国人充当警察，有天晚上来我们这里坐了一会儿，从一家巧克力专卖店买来一盒“猫舌头”饼干。他喝了杯咖啡加菊苣根，吃了几块小饼干，他精干的黑制服上一排银光闪闪的扣子，斜挎在胸脯的皮带，屁股上亮闪闪枪套里的黑色手枪像头睡狮（只露出枪把，每次看它时我都颤抖不已），令我眼花缭乱。杜戴克伯伯坐了约莫有一刻钟，只是在我父母和其他客人的再三恳求下，他终于透露出一两个模棱两可的暗示，这些暗示也是他从了解情况的高级英国警官那里了解到的：“你的预测与猜想真是令人遗憾。不会分治，不会建立两个国家，因为那什么整个内盖夫沙漠在英国人的掌控中，要让他们能够保留在苏伊士的基地，英国人会固守小镇兼港口的海法、里达、埃克隆和拉马特大卫的空军基地，以及萨拉法恩德的一个个军营。一切顺利，包括耶路撒冷，阿拉伯人也会得到，由于美国人要他们做出回报，让犹太人在特拉维夫和哈德拉之间拥有某小块土地。允许犹太人在这小块领地里建成一个自治区，某种犹太人的罗马教廷城，将逐渐允许我们在这小块地区里接纳十万，顶多十五万临时难民营里的幸存者。如有必要，美国第六舰队大航空母舰上的数千美国士兵应防护这块犹太领地，因为那什么他们不相信犹太人在如此条件下能够自我防卫。”
“但是那是个隔离区！”阿布拉姆斯基大叫，声音可怕，“一个犹太人居住辖区！一座监狱！孤独的监禁！”
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则面带微笑，愉快作答：“最好是美国人自己把要给我们的特拉维夫和哈德拉之间的这个小人国拿走，只给我们两艘航空母舰，我们在那里就会比较舒服比较安全了。也就不那么拥挤了。”
玛拉·鲁德尼基恳求、哀求那个警察，就像为我们祈求生命：“加利利怎么办呢？加利利呢，亲爱的杜戴克？还有河谷呢？我们连河谷也不要吗？他们至少也应该把河谷留给我们，为什么不呢？他们怎么连穷人最后一只幼牡羊都要呢？”
父亲忧心忡忡地评论说：
“没有穷人最后一只幼牡羊这种东西，玛拉，穷人只有一只幼牡羊，它也被夺走了。”
沉默片刻后，亚历山大爷爷怒不可遏，他脸憋得通红，气呼呼的，仿佛失去了控制：“非常正确，雅法清真寺的那个恶棍！他非常正确。我们确实不过是一堆排泄物！咳，怎么了，这就到头了！那好！够了！世界上所有的反犹主义者都非常正确。咳，怎么啦。确实有人诅咒我们。上帝确实憎恨我们！而我，”爷爷呻吟着，脸色通红，唾沫星子飞溅，不住地捶打桌子，弄得杯子里的茶勺叮当作响，“咳，怎么啦，你说的，上帝怎么恨我们，我们就用怎样的恨来回敬他。我恨上帝。他已经死了！柏林的反犹主义者已经死了，但是另一个希特勒仍然坐在那里！更为糟糕！咳，怎么啦！他正坐在那里嘲笑我们呢，流氓！”
施罗密特奶奶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命令道：
“兹希亚！够了！你在说什么呀。够了。真的够了。”
他们想办法让他平静下来。给他倒了一小杯白兰地，在他面前放了一些饼干。
可杜戴克伯伯，维勒克中校，显然认为爷爷不该当着警察的面如此歇斯底里咆哮狂言，他站起身，戴上他那顶气派的大檐警帽，正了正左臀部的手枪套，从门口主动赐给我们一个暂缓之机，一线光明，仿佛在怜悯我们，俯就对我们的呼吁做出反应，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但是，还有一个官员，一个爱尔兰人，确实是个人物，再三重申，犹太人比世界上所有的人加在一起都要聪明，他们始终幸免于难。他是这么说的。问题是，他们要免除的是何种灾难？大家，晚上好。我只是要求你们不要重复我跟你们说过的话，因为那什么这是内部消息。”（杜戴克伯伯这辈子在耶路撒冷住了六十年，甚至在年老之际也总是要说“因为那什么”，忠心耿耿拘泥于语言模式的三代人没能把他教好。即使他身为高级警官，最后做了耶路撒冷警察局局长，后来又荣任旅游部副部长，也无济于事。他一如既往：“由于那什么我是个犹太人！”）
44
父亲有天吃晚饭时解释说，11月29日即将在纽约附近成功湖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要求至少达到三分之二的多数投票，才有可能采纳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委员会在报告中的提议，在英国托管区的土地上建立两个国家，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穆斯林同盟以及英国人会千方百计设法阻挠出现这样一个大多数。他们想把整个领土变成英国统治下的一个阿拉伯国家，就像埃及、外约旦和伊拉克等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实际上处于英国的保护之下。另一方面，杜鲁门总统与自己的国务院大相径庭，为使人们接受分治协议而努力。
斯大林的苏维埃共和国联盟出人意料，与美国一道支持建立与阿拉伯国家共存的犹太国家。他也许预见到，同意分治的表决将导致这个地区多年处在流血冲突中，使得苏联能够在英国控制的中东地区，在靠近石油产地和苏伊士运河的地方赢得一个立足点。强权国家一肚子花花肠子，显然穿插着宗教野心，罗马教廷希望在耶路撒冷拥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按照分治计划，耶路撒冷既不属于犹太人，也不属于穆斯林，而是由国际管辖。出于良知而做的考虑和同情与自私自利和犬儒主义想法相互交织，几个欧洲政府正在寻求某种方式，为三分之一犹太人死于德国刽子手的魔爪，为犹太人世世代代遭受迫害而做出补偿。然而，又是同样的政府，不愿反对把成千上万贫困潦倒无家可归的东欧犹太人，那些自德国战败后一直在难民营里备受煎熬的犹太人，输送到远离他们自己的领土，实际上远离欧洲的地方。
在真正投票那一刻之前，结果难以预见。压力和诱惑、威胁与阴谋甚至行贿等手段，使三四个拉美和远东小国关键性的几票摇摆不定。智利政府，一向拥护分治，但屈从于阿拉伯世界的压力，通知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投反对票。海地宣布准备投反对票。希腊代表团打算弃权，而且在最后一刻决定支持阿拉伯的地位。菲律宾代表拒绝表态。巴拉圭犹豫不决，巴拉圭驻联合国代表塞萨尔·阿科斯塔博士抱怨未从自己的政府得到明确指令。泰国发生了军事政变，新政府召回其代表团，新代表团尚未派出。利比亚答应支持提议。海地在美国的压力下，改变初衷，决定投弃权票。与此同时，在阿摩司大街，在奥斯特的杂货店，或者在报刊经售人和文具商卡里克的店里，他们说，一个相貌英俊的阿拉伯外交官对某小国的女代表施美人计，设法让她投反对分治计划的票，尽管她的政府已经向犹太人做出支持的承诺。“但是立刻，”克洛德尼印刷厂的户主克洛德尼先生咯咯笑了起来，“他们派一个机智的犹太人向神魂颠倒的女外交官的丈夫披露实情，又派一个机智的犹太姑娘向那位外交官唐璜的太太告发，万一没有达到目的，他们还安排了……”（这时谈话转为意第绪语，因此我不会听懂。）
据说，星期六早晨会在一个叫成功湖的地方举行联合国大会，决定我们的命运。“生存还是毁灭。”阿布拉姆斯基先生说。托西雅·克洛赫玛尔太太从丈夫的娃娃医院里拿来了缝纫机的接线板，使伦伯格夫妇能把他们家那台笨重的黑收音机搬出来放在阳台上。（那是阿摩司大街上唯一一台收音机，如果不是整个凯里姆亚伯拉罕地区唯一一台的话。）他们把音量调到最高，我们都聚集在伦伯格家里，院子里，大街上，楼上的阳台上，阳台对面，因此整个大街都会亲耳听到真正的广播，得知裁定，得知我们未来的命运（“倘若这个星期六之后仍有未来的话”）。
“成功湖的名字，”父亲说，“在比阿里克诗歌中象征着我们民族的命运，是泪海的反义词。殿下，”他接着说，“准许你参加此次活动，因为它符合你的身份：既是一个虔诚的看报人，又是我们的政治和军事评论家。”
妈妈说：
“是啊，但是加件毛衣，外面冷。”
但是，星期六早晨我们才知道那次至关重要的会议下午在成功湖召开，由于纽约和耶路撒冷存在时差，所以这里要等到晚上才开始，或许因为耶路撒冷也是如此一个偏僻的地方，离大世界这么遥远，相隔万水千山，那天晚上发生在那里的一切，只是隐约传到我们这里，一向在经历了延宕之后。投票结果传到耶路撒冷，要等到很晚，可能将近半夜，这时孩子已经在被窝里躺了一个小时，因为第二天早晨要去上学。
妈妈爸爸迅速说了几句话，用波兰语和俄语进行简短交流，最后妈妈说：“你今天晚上最好像平时一样睡觉，但是我们坐在外面篱笆墙边，听伦伯格先生家阳台上放的广播，倘若结果是肯定的，即便已经半夜，我们也会把你叫醒，让你知道。我们保证。”
后半夜，投票即将结束，我从睡眠中醒来。我的床就在窗下，窗外便是大街，于是我跪起身，透过百叶板向外窥探，周身颤抖。
就像一场可怕的梦，人影绰绰，大家站在一起，站在昏黄的街灯旁，阳台上，路上，犹如众多的幽灵。数百人一声不吭，邻居，认识的和不认识的，有的穿着睡衣，有的穿着西装外套打着领带，还有几个人头戴帽子，有些女人头上什么也没戴，有些女人身穿晨衣，头上包着头巾，有些人的肩膀上驮着睡眼惺忪的小孩，我注意到，在人群边上，偶尔有个老太太坐在凳子上，或是有个被人连同椅子搬到大街上的老头。
在那个可怕的宁静夜晚，整个人群仿佛化作石头，他们仿佛不是真人，而是映在闪烁不定的黑暗幕布上的黑色剪影，宛如死者站在那里，听不到一个字，听不到一声咳嗽，听不到一声脚步，听不到蚊虫嗡嗡的叫声，只有音量开到最大嘟嘟作响的收音机里传来美国播音员那深沉粗犷的声音，令夜晚的空气颤抖。也许那是联合国大会主席、巴西外长奥斯瓦尔多·阿拉尼亚先生的声音。他按照英语字母表顺序一个接一个读出名单上的最后几个国家名，这些国家的代表立刻作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弃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同意。乌拉圭：同意。委内瑞拉：同意。也门：反对。南斯拉夫：弃权。
声音戛然而止，一阵幽冥之中的宁静突然降临，令整个场面凝固，一阵可怕而令人恐惧的宁静，几百人屏住呼吸时的宁静，从出生到那时，从那个夜晚到现在，我从未感受过这样的宁静。
接着，又传来那个深沉并略带嘶哑的声音，令空气颤抖，那粗犷冷峻又充满激动的声音总结：三十三票赞成，十三票反对，十票弃权，一个国家未参加投票。决议通过。
广播里爆发出吼声，成功湖大厅的走廊一片声浪，吞没了他的声音，叫喊，怀疑，目瞪口呆，约莫过了两三秒钟，耶路撒冷北部凯里姆亚伯拉罕区边缘我们这条遥远的街道上也一下子爆发出吼声，那叫喊令人胆寒，划破黑暗、房屋与树木，穿透大地，那不是欢乐的叫喊，一点不像观众们在运动场上的叫喊，不像激动狂欢的人群发出的叫喊，也许更像困惑与惊恐中的尖叫，一阵灾难性的叫喊，那叫喊可以撼动山石，让你血液凝固，仿佛已在这里死去的死者和正在死去之人瞬间拥有了叫喊的窗口。随即，代替惊恐尖叫的是欢乐的怒吼，沙哑的哭喊声响成一团，“犹太民族活下去了”，有人试图唱起《希望之歌》，女人们边尖叫边拍手，“在这里在我们先祖挚爱的土地上”，整个人群宛如搅拌机里卷起的水泥开始缓缓地转圈，不再有任何禁忌。我穿上长裤，但没顾上穿衬衫或毛衣，夺门而出，某位邻居或者陌生人把我抱起，免得让人踩在脚下，我被从这个人手中传到那个人手中，最后在家门口不远处骑到父亲的肩头。父亲和母亲相拥着站在那里，像两个在森林中迷路的孩子，无论以前还是之后我从来没有见他们这样，我在他们共同的怀抱里停留片刻，接着又回到了父亲的肩头，我那位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父亲站在那里声嘶力竭地叫喊，不是叫喊语词、文字游戏或犹太复国主义口号，甚至也不是欢乐的叫喊，而是没有任何藻饰的长声叫喊，好像那时还没有发明文字。
但是，其他人现在已经开始歌唱，大家都在歌唱。我父亲不会唱歌，不会流行歌曲的歌词，可他没有止住，而是继续他那发自肺腑的长声呼喊：啊——啊——啊——哈——哈——哈！喊得喘不上气来时，他像溺水之人吸一口气，继续呼喊，这个想成为名教授，配得上名教授身份的人，现在只是一个劲儿地呼喊啊——啊——啊——哈——哈——哈。我吃惊地看到母亲用手抚摩他那潮湿的头、颈背，接着我感觉她的手也在摸我的脑袋和脖子，因为我不知不觉也一直在帮父亲叫喊，妈妈的手一遍又一遍地抚摩我们，也许是在抚慰我们，也许不是，也许她从内心深处也想和他还有我一起叫喊，此次，我可怜的妈妈试图与整条大街、整个住宅区、整个国家一道叫喊——不，绝对不是整座城市，只是犹太人居住区，因为谢赫贾拉、卡塔蒙、巴卡阿和塔里比耶那天晚上一定听到了我们的声音，正沉浸在一片沉寂中，那沉寂也许酷似表决结果宣布之前犹太居住区的可怕沉寂。在谢赫贾拉的希尔瓦尼住宅，在塔里比耶的阿爱莎家里，还有服装店那个人，那个满怀同情的双眼下有两个大眼袋的受人爱戴的人的家里，今夜没有庆祝活动。他们一定听见了从犹太人居住的大街小巷传来欣喜若狂的叫喊，他们也许会站在窗前，观看使夜空蒙受损伤的星星点点的快乐焰火，默默地噘起嘴唇。就连鹦鹉也默不作声。花园池塘的喷泉默默无语。然而，卡塔蒙、塔里比耶，还有巴卡阿尚未得知，尚不能得知，再过五个月，它们会空空荡荡、完好无损地沦于犹太人之手，那些粉石砌成的穹顶房屋，还有那些飞檐交错、拱门林立的别墅里，会有新居民进驻。
后来，犹太人在阿摩司大街，在整个凯里姆亚伯拉罕，在所有的犹太人居住区，起舞，啜泣。人们举着旗子，布条上写着标语，汽车喇叭鸣起，“高举锡安山旗帜”，“在这里在我们先祖挚爱的土地上”，所有的犹太会堂里都传来羊角号声，《托拉》古卷从约柜中拿了出来，跳舞的人们追随着它，“上帝会重建加利利”，“过来观瞧/今天多伟大的日子”，后来，凌晨时分，奥斯特先生突然把自己的商店打开，泽弗奈亚大街、盖乌拉大街、钱塞勒大街、雅法路、乔治王街上所有的售货亭全部打开，整个城市里的酒吧全部打开，分发软饮料、甜点，甚至酒精类饮品，直至迎来第一道晨光，一瓶瓶果汁、啤酒和葡萄酒从这个人手上传到那个人手上，从这个人嘴边传到那个人嘴边，素不相识的人们在大街上含泪拥吻，惊恐万状的英国警察也被拖进跳舞者的行列，被一罐罐啤酒和软饮料灌得温和起来，欣喜若狂的狂欢者爬上英国人的装甲车，挥动着国家的旗帜，国家虽然尚未建立，然而在成功湖畔，已经决定它有建立的权利。它将在一百六十七个日日夜夜之后，在1948年5月14日建立起来，但是正在跳舞、狂欢、纵饮并在快乐中哭泣的每一百个男女老幼中就有一人，那天夜里拥上大街的激动万分的人们中有整整百分之一，会死于实施成功湖特别大会决定后的七小时内阿拉伯人发动的战争中——英国人离开后，阿拉伯人得到阿拉伯联盟正规军事力量的帮助，一队队步兵团、装甲部队、炮兵，一架架战斗机和轰炸机从南、东、北三方前来助战，五个阿拉伯国家的正规军前来进犯，打算把一个新国家在宣布建立一两天内就消灭掉。
但是，在1947年11月29日，我们在那里流连忘返，我骑在他肩上，四周是一圈圈跳舞欢跃的人流，当时父亲对我说，孩子，你看，你好好看看，孩子，记住这一切，因为你将至死不会忘记这个夜晚，在我们离开人世后，你会向你的儿女，你的孙儿孙女，你的重孙辈儿讲述这个夜晚。他说此话时，仿佛不是在要求我做什么，而是他自己知道我会做，并把他的所知用钉子敲实。
夜已然很深，从来也没允许这个孩子这么晚睡觉，也许三四点钟，我在黑暗中和衣钻进毯子里。过了一会儿，父亲伸手在黑暗中掀开我的毯子，不是因为我穿衣服睡觉而生气，而是钻进毯子里，在我身边躺下。他也没脱衣服，因为刚才在人群中挤来挤去，衣服已为汗水湿透，和我的衣服一样（我们有一条铁的纪律：不管什么原因，你永远不能穿着外出时穿的衣服钻进被窝）。我父亲在我身边躺了一会儿，什么话也没有说，而通常情况下他讨厌沉默，会忙不迭地把沉寂打破。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触摸我们之间的沉寂，而是分享沉寂，只是用手轻轻抚摩我的脑袋。仿佛在黑暗中，爸爸已经变成了妈妈。
接着，他向我说起了悄悄话，一次也没有叫我殿下或者阁下，告诉我有些小流氓在敖德萨向他和哥哥大卫所做的一切，非犹太男孩子在维尔纳的波兰学校向他做了什么，一些女孩子也参与其中，第二天，他的父亲亚历山大爷爷来学校告状，坏蛋们拒绝归还撕破的裤子，而是攻击他的父亲、我的爷爷，竟然当着他的面，强行把爷爷按倒在铺路石上，在操场中央也把他的裤子扒了下来，女孩子们纵声大笑，开下流的玩笑，说犹太人都是如此这般，而老师们在旁边瞧着，一言不发，也许他们也在嘲笑呢。
依然置身于一片黑暗，他的手依然在我头发里乱摸（因为他不习惯抚摩我），我父亲在1947年11月30日凌晨时分在我的被窝里告诉我：“坏蛋们有朝一日也会在大街上或者学校里跟你找碴儿。也许他们会对你做一模一样的事情，因为你有点像我。但从现在开始，从我们拥有自己的国家开始，你永远不会只因为是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如此这般而受人欺侮。不会。永远不会。从今天晚上开始，这样的事情在此结束。永远结束了。”
我困乏地伸手摸他的脸庞，就在他高高的额头下，我的手指没有摸到眼镜，而是突然摸到了泪水。有生以来，无论在那个夜晚之前，还是之后，即使在我妈妈死去时，我也没有看到爸爸哭过。实际上那天夜里我也没有看见他哭，屋里太黑了，只有我的左手看见他哭了。
几个小时后，七点钟，也许所有的邻居们依然沉浸在睡梦中，在谢赫贾拉地区，子弹射向一辆从城市中心开往守望山哈达萨医院的犹太人救护车。阿拉伯人在整个国家向犹太人发起袭击，在公路上袭击犹太人乘坐的公共汽车，打死打伤乘客，用轻型武器和机关枪袭击城市外围和偏远的定居点。贾马尔·侯赛尼[1] 率领的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宣布总罢工令，把成群结队的人们送上街头和清真寺，宗教领袖在那里号召针对犹太人发动圣战。两天以后，几百名携带武器的阿拉伯人走出老城，唱起渴饮鲜血的歌，背诵《古兰经》韵文，发出“刀劈犹太人”的吼声，一齐向空中射击。英国警察一路上跟着他们，英国装甲巡逻车，据报道，引导他们冲进马米拉路东头的犹太人购物中心，在整个地区抢劫、放火。共烧毁四十家商店。英国士兵和警察在玛丽公主街设置路障，阻止哈加纳防御武装前来帮助困在购物中心的犹太人，甚至没收他们的武器，并抓了其中十六人。第二天，准军事武装组织伊尔贡展开报复，烧毁了阿拉伯人的莱克司影院。
冲突发生的第一个星期，约二十名犹太人遇害。到第二个星期末，整个国家有二百多名犹太人和阿拉伯人身亡。从1947年12月初到1948年3月，阿拉伯武装拥有主动权，耶路撒冷和其他地方的犹太人只得通过牢固防御才能放下心来，因为英国人摧垮了哈加纳所要发动的反击，抓捕哈加纳成员并没收其武器。当地半正规的阿拉伯武装、阿拉伯邻国来的数百名武装志愿者，还有投向阿拉伯方面并与之并肩作战的约两百名英国士兵，封锁了公路，把犹太人的势力范围缩小到围困起来的一块块马赛克似的定居点，或者是一片片定居点，那里只有通过护航才能保障食品、燃料和军火供应。
而英国人仍然继续维系其统治，把力量主要用在帮助阿拉伯人作战上，并束缚犹太人的手脚，犹太人的耶路撒冷逐渐和整个国家隔绝开来。它通往特拉维夫的唯一一条公路也遭到阿拉伯人的封锁，护航员只能不定期地将食品和必需品从沿海运往耶路撒冷，付出了沉重代价。1947年12月末，耶路撒冷犹太人居住区实际上陷于围困。伊拉克正规军得到英国管理部门的允许，控制了洛什哈阿因的抽水站，炸掉抽水装置，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居住区除水井和水库外，再无别的水源。孤零零的犹太区，如老城城墙内的犹太人居住区，也门莫西、梅库尔哈伊姆和拉马特拉海尔由于与城里的其他犹太我住区隔断了联系，因此陷于重重围困中。犹太人成立了一个“紧急委员会”，监管食品配给和每隔两三天在炮火间隙中沿街按照人头分发饮水的车辆。面包、蔬菜、糖、牛奶、鸡蛋和其他食品实行严格的配给制，按照食品券分配给各家各户，这些生活用品发光后，偶尔分给我们一些劣质奶粉、面包干以及味道怪怪的鸡蛋粉。医药用品几乎用光，伤员做手术时有时不打麻药。电力供应陷于瘫痪，因为几乎不可能弄到煤油，所以我们一连几个月生活在黑暗中，或者使用蜡烛。
我们那拥挤不堪、像地下室的住房变成楼上居民们的炮弹掩体，认为它在轰炸和枪击时比较安全。我们取下所有的窗玻璃，用沙袋把窗子堵住。从1948年3月到第二年8月或9月，我们日夜住在山洞般从不见天日的黑暗里。在这沉沉黑暗和无法摆脱的污浊空气中，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二十或二十五个人来和我们住在一起，包括邻居、素不相识者、熟人，以及从第一线居住区里来的难民，他们就睡在床垫或者草垫子上。他们当中有两个老态龙钟的女人，终日坐在走廊的地板上，神情木然，有个疯疯癫癫的老头自称先知耶利米，动不动就悲悼耶路撒冷的毁灭，向我们大家预言阿拉伯人在拉马拉附近有毒气室，“他们在那里已开始每天毒死两千一百个犹太人了”，还有亚历山大爷爷和施罗密特奶奶，还有亚历山大爷爷的鳏夫兄长（琪波拉伯母1946年去世），约瑟夫伯伯本人——克劳斯纳教授——同他的弟妹哈娅·爱里茨迪克——这两个人几乎是在最后一刻才设法从已被包围与外界隔断联系的塔拉皮尤特逃脱，来和我们一起避难。现在他们和衣躺在小厨房的地板上，那里如今被视为房子里最为安静的地方，他们也没脱鞋，时睡时醒——因黑暗之故，难以辨别夜与昼。（据说，阿格农先生也携夫人离开塔拉皮尤特，与热哈维亚的朋友们住在一起。）
约瑟夫伯伯用他那略带哭腔的尖厉声音，为不得不留在塔拉皮尤特的图书馆及其宝贵手稿的厄运痛惜，天晓得能否再看见它们。至于哈娅·爱里茨迪克，她唯一的儿子阿瑞尔已经从戎，为保卫塔拉皮尤特而战，很长时间，我们不知他是死是活，有没有负伤或被关进监牢。[2]
米尤多夫尼克夫妇的儿子格里沙在什么地方与帕尔马赫[3] 共同作战，二人从第一线的贝特以色列地区的家里逃出来，在我们的小房子里落脚，与其他几家人一起挤在战前我住的那个小房间里。我对米尤多夫尼克先生深怀敬畏，因为我知道，我们大家在塔赫凯莫尼用的署名马提特雅胡·米尤多夫尼克的那本绿皮书《三年级算术》就是他写的。
一天上午，米尤多夫尼克外出，晚上没有回来，第二天还是没有回来，于是他的太太去市里的停尸房仔细寻找，回来时很高兴，疑虑全消，因为没有在死人堆里找到她的丈夫。
又过了一天，米尤多夫尼克还是没有回来，父亲像往常一样想打破沉默或者是驱除不快，开始打趣。他宣布，我们亲爱的马提特显然发现某位穿卡其布裙的具有战斗美，现在正和她并肩作战呢（他拙劣地试图使用双关语）。
但是一刻钟过后，这个费劲找乐的父亲突然神情严峻，自己去了停尸房，在那里，根据自己借给米尤多夫尼克先生的那双袜子，设法辨认出那具已被炮弹炸烂的尸体。大概因为尸体已经面目全非，米尤多夫尼克太太没认出来。
在遭围困的那几个月，妈妈、爸爸和我躺在走廊一头的床垫上，整个夜晚，人们鱼贯而行，艰难地从我们身上跋涉过去，上厕所，厕所臭气熏天，因为没水冲洗，因为窗口被沙袋堵住。每隔几分钟就会发射一枚炮弹，整座山都在颤抖，石头砌成的房屋也在颤抖。有时，房子里有人做噩梦，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会把我惊醒。
2月1日，一辆轿车在犹太人办的英文报《巴勒斯坦邮报》大楼外面爆炸，整座大楼毁了。怀疑是支持阿拉伯人的英国警察所为。2月10日，半正规的阿拉伯武装向也门莫西区发动大规模攻击，被那里的防御者击退。2月22日星期天上午十点半，一个自称“英国法西斯军团”的组织在耶路撒冷的心脏本——耶胡达大街引爆三辆装满炸药的货车。六层高的楼房被炸成一片瓦砾，大部分街道变成废墟。五十二名犹太人在家中遇难，约一百五十人受伤。
就在那一天，我那位近视眼的父亲到泽弗奈亚那条窄胡同里的民族卫士总部要求入伍。他得承认自己以前的从军经历极其有限，只给伊尔贡编辑一些非法的英文标语（“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人可耻！”“打倒纳粹英国人的镇压！”等等）。
3月11日，美国总领事那辆谁都认识的轿车由领事的阿拉伯司机驾驶，开进犹太人代办处大楼前的院子，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和整个国家的组织机构都在那里办公。部分大楼在爆炸中被炸毁，几十人丧命或受伤。在3月的第三个星期，从沿海地区护送生活必需品的努力没有成功，围困更加严重，整座城市处于饥饿边缘，严重缺水，并有爆发瘟疫的危险。
我们地区的学校从1947年12月中旬就停课了。一天早晨，我们这些在塔赫凯莫尼和教育之家读书的三四年级的孩子被叫到马拉哈伊大街的一座空住宅里集合。一个小伙子，脸晒得黝黑、随意穿一套土黄色便装、叼着烟卷，我们只在介绍时得知他代号为加里巴尔迪，向我们发表了大约二十分钟的训话。他语气严肃，非常实在，我们以前只从成人的谈话中见识过。加里巴尔迪交给我们一个任务：在院子和储藏货物的棚子里寻找空口袋（“我们在口袋里装上沙子”）和瓶子（“有人知道怎样把鸡尾酒灌进去，让我们的敌人美美享受一番”）。
我们还学着到荒地或废弃的院子里采集野生锦葵，其阿拉伯名字叫作“苦巴采”。这种野生锦葵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可怕的饥饿。妈妈把野生锦葵煮过，或者炒过，用它做各种丸子或者酱泥，这东西看上去像绿油油的菠菜，但是更为难吃。我们也轮流值勤，白天每小时都有两个小孩放哨，从俄巴底亚大街选个合适的屋顶，观察施纳勒军营英国军团的动静，其中一个孩子时不时跑到马拉哈伊大街的作战指挥室，向加里巴尔迪或他的一个副官禀报英国兵在做什么，有没有准备离开的迹象。
加里巴尔迪让比我们稍大一点的四五年级的孩子在泽弗奈亚大街和布哈拉居住区的各个哈加纳哨所之间传递信息。妈妈恳求我“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成熟，不要搞这种孩子气的游戏”，但是我不能按照她的意愿行事。我特别擅长收集瓶子，仅仅一个星期我就想方设法收集到了一百四十六只空瓶子，用盒子和口袋装起来拿到了总部。加里巴尔迪本人拍拍我的后背，斜眼瞟了我一眼。他边透过敞开的衬衣抓前胸的汗毛，边对我说：“干得非常漂亮。也许我们有朝一日还会听到你的消息。”我在这里如实记下他说的话，字字句句。五十二年过去了，我至今仍然没有忘却。
【注释】
[1] 贾马尔·侯赛尼（1892——1982），生于耶路撒冷，最初攻读医学，后成为阿拉伯政界领袖。
[2] 我父亲的堂弟阿瑞尔·爱里茨迪克曾经在《第三十把剑》一书中描写了他在解放战争时的经历。——原注[3] 帕尔马赫，英国托管时期犹太人地下军事武装哈加纳中的先锋队，1941年5月成立，1948年战争期间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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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以后，我发现儿时认识的一个妇女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雅考夫——大卫·阿布拉姆斯基的太太（二人都是我们家的常客）那些日子一直坚持记日记。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妈妈在轰炸时有时坐在走廊角落的地板上，把笔记本放在膝头，笔记本下还垫着一本没有打开的书，她在写着什么，全然不顾炮弹爆炸、迫击炮轰鸣和机关枪扫射，对于终日住在我们黑暗、臭烘烘的“潜水艇”里的同住者之间的争吵充耳不闻，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漠然对待先知耶利米充满宿命色彩的叨咕、约瑟夫伯伯的哀叹，以及一个老太太（她的哑巴女儿当着我们大家的面给她换掉湿尿布）宛如婴儿般的刺耳哭喊。我永远也不会知道母亲在写些什么，我没有拿到她的笔记本。也许她在自杀前将其全部焚烧了，连一张写满字的纸片都没有给我留下。
我在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的日记里读到：
1948年2月24日
我疲倦……如此疲倦……储藏室里满是死伤者的物品……几乎无人前来认领这些物品：无人认领，物品的主人遭到杀戮，或者受伤躺在医院里。一个头和胳膊都有伤但可以走路的人来到这里。他的妻子被打死了。他找到她的外衣、照片和内衣……当初怀着爱与生存之乐购买这些物品，而今它们却被堆在了地下室……一个年轻的小伙子，G.前来寻找他的物品。在本——耶胡达大街的汽车爆炸事件中，他失去了父母、两个兄弟和一个妹妹。他之所以得以逃脱，是因为那天夜里没在家睡觉，他在值班……顺便说一句：他所感兴趣的不是物品，而是照片。他在幸存下来的数百张照片里，寻找为数不多的家庭照。
1948年4月14日
今天早晨宣布……凭煤油本（户主本）上的一张配给券，每家可以在指定肉商那里领到四分之一只鸡。一些邻居让我替他们领，因为我无论如何都要去排队，而他们还得工作，排不了队。我的儿子约尼提出，在上学之前替我去站队，但我跟他说我自己去。我把亚伊尔送到幼儿园，便去了盖乌拉街，肉铺就在那里。差一刻八点，我赶到那里，看到五六百人站在那里排队。
据说很多人夜里三四点钟就已经赶到，因为风传头天就要发鸡。我不想排队，但是我答应邻居们把配给给他们领回去，我不愿意空手回家。我决定像别人一样“站在”那里。
站在那里排队时，我得知，从昨天起一直传播的“谣言”得到了证实：是的，百十名犹太人昨天在谢赫贾拉被活活烧死。他们本是被护送前往哈达萨医院和大学的。百十个人，其中包括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医生和护士、工作人员和学生、职员和病人。
简直难以置信。耶路撒冷有这么多犹太人，但是当这成百人在只有一公里之隔的地方濒临死亡时，却无人相救……他们说：英国人不让。要是这样恐怖的事件就在你眼前发生，四分之一只鸡又算得了什么？但是人们耐住性子排队。不断闯入你耳际的是：“孩子越来越瘦……他们有几个月没尝到荤腥了……没有牛奶，没有蔬菜……”站六个小时很艰难，但是值得：孩子们就会有鸡汤喝了……谢赫贾拉发生的一切令人发指，但是谁又知道在耶路撒冷等待我们大家的是什么？死者已已，生者尚存……队伍缓缓地向前移动。“幸运之星”抱着分给每家每户的四分之一只鸡回家了……葬礼终于结束……下午两点，我领到了自己的配给和邻居们的配给，我回家了。[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