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13日，七十七位医护人员、教授和学生遭到屠杀，许多人被活活烧死，父亲本来是要和那个护送队一起上守望山的。民族卫士总部，抑或他在国立图书馆的上级，命他去把地下室的某个书库锁上，因为守望山已被与城市隔绝。但就在动身的头天晚上，他发高烧，医生坚决禁止他下床。（他近视眼，人又单薄，每次发烧，他眼前便模糊一片，几乎什么也看不见，而且还会神志不清。）
四天前，伊尔贡和斯特恩帮攻克了耶路撒冷西部的阿拉伯村庄代尔亚辛，杀害了那里的许多居民，全副武装的阿拉伯人于是在4月13日早上九点半对经过谢赫贾拉去往守望山的护送队发起攻击。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亚瑟·克里奇·琼斯[2] 本人向犹太代办处代表作出承诺，只要英国人在耶路撒冷，就会确保安排固定的护送队，帮助医院和大学做好防卫工作。（哈达萨医院不光给犹太人看病，而且为整个耶路撒冷的居民服务。）
护送队中有两辆救护车，三辆公共汽车，为预防狙击，车窗玻璃上安装着金属板，还有几辆装载医药等必需品的货车，还有两辆小轿车。快到谢赫贾拉时，一个站在那里的英国警官向护送队发出信号，公路畅通无阻，安全如旧。在阿拉伯人居住区中央，差不多就在流亡中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领袖、纳粹支持者、大穆夫提阿明·阿里——侯赛尼的别墅脚下，离希尔瓦尼庄园大约有一百五十米，前面的车辆碾到一枚地雷，顿时手雷、燃烧瓶从公路两旁疯狂地扔向护航队。火整整烧了一个上午。
离袭击地点不到两百米处，有一个英国军事哨卡，其任务是保障通往医院那条公路的交通安全。英国士兵一连几个小时站在那里观望袭击，手指都没有动弹一下。九点四十五分，英国在巴勒斯坦武装的最高指挥官戈登·麦克米伦将军驱车而过，停也不停。（他后来眼睛眨都不眨地声称，在他的印象中，袭击已经终止。）
一点钟，大约又过了一个小时，一些英国车辆从旁边驶过，没有停留。当犹太代办处的联络军官和英国军方指挥部联系，要求允许派哈加纳运走死伤人员时，得到的答复则是“部队已经控制了局面”，指挥部禁止哈加纳进行干预。然而，哈加纳救援武装从城市和斯克普斯山出发，试图帮助身陷绝境的护送队时，却阻止他们接近出事地点。一点四十五分，希伯来大学校长犹大·列昂·玛格内斯先生给麦克米伦将军打电话请求救援，答复是“军队正在想方设法赶到出事现场，但是那里正打一场大仗”。
没有战斗。三点钟，两辆公共汽车起火，几乎所有乘客，多数已经负伤，要么已经奄奄一息，活活葬身火海。
一共死了七十七个人，其中包括哈达萨医学组织负责人海姆·雅斯基教授、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列奥尼德·多尔扬斯基教授和摩西·本——大卫教授，物理学家古恩特·沃尔夫森博士、心理学系主任恩佐·伯纳文图拉教授、犹太法专家亚伯拉罕·海姆·弗来曼博士，以及语言学家本雅明·克来尔博士。
阿拉伯高级委员会后来发表一项官方声明，把屠杀说成是在“一位伊拉克军官指挥下”所做的一场英雄业绩。声明谴责英国人在最后一刻进行干预，宣称：“如果没有军队干预，一个犹太乘客也存活不了。”[3] 只是出于巧合，由于高烧不退，也许还由于我母亲知道怎样遏制他的爱国主义激情，我父亲没有参加那个护送队，没有被活活烧死。
这场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哈加纳首次在全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威胁说，如果英国军队胆敢干预，就要进行武装反抗。在一次大举进攻中，沿海平原到耶路撒冷主要公路的封锁得到解除，而后又遭封锁，又解除封锁，但是由于阿拉伯正规军的介入，希伯来大学再度遭到围困。从4月到5月中旬这段日子，阿拉伯人居住的城镇，还有一些阿拉伯人犹太人混居的城镇——海法、雅法、太巴列，还有萨法德——以及北方和南方的几十个阿拉伯村庄均被哈加纳攻陷。在那几个星期，成千上万的阿拉伯人失去了家园，沦为难民。许多人至今仍为难民。许多人出逃，但许多人是遭到了武力驱逐。数千人遭到屠杀。
也许当时被围困在耶路撒冷的人们，谁也不会伤悼巴勒斯坦难民的命运。老城里的犹太人居住区，犹太人在那里一连居住了数千年（唯一的断档是在1099年，十字军把当时居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全部杀光或者赶跑），沦于外约旦阿拉伯联盟之手，那里所有的建筑都遭到洗劫，或被夷为平地，居民遭到杀戮、驱逐或囚禁。古什埃齐昂的定居点也遭到抢占和破坏，居民遭到杀戮或沦为俘虏。阿塔罗克、内韦雅考夫、卡利亚和贝特哈拉瓦遭到破坏，居民流离失所。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上万犹太人害怕等待自己的将是同样的命运。当守卫者之音广播电台宣布塔里比耶和卡塔蒙的阿拉伯居民纷纷逃走时，我不记得自己曾经为阿爱莎和她弟弟动过恻隐之心。我只是和父亲一起把耶路撒冷地图上的火柴棍向前挪动一下。几个月的轰炸、饥饿和恐惧让我心硬如铁。阿爱莎和她的小弟弟去了哪里？去了纳布卢斯？大马士革？伦敦？还是去了德黑沙难民营？而今，倘若阿爱莎依然健在，她该是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了。她的小弟弟，小弟弟的一只脚有可能被我砸坏，现在也是快六十的人了。也许我可以动身去寻找他们？去查明希尔瓦尼家族的人在伦敦、南美和澳大利亚如今过得怎么样。
但是，假设我在世上某个所在找到了阿爱莎，或找到当初那个可爱的小男孩，我如何介绍自己呢？我说什么？我真能解释什么吗？我能主动给予什么吗？
他们是否还记得？倘若记得，他们记住了什么？抑或日后所经历的恐惧，使二人忘却了在树上卖弄自己的傻瓜？
并非都是我的过错。不全是。我实际上只是说话，喋喋不休地说话。是阿爱莎对我说，过来，看看你会爬树吗？如果没有她的敦促，就不会发生我爬树的事，她的弟弟——
一切已然过去。无可挽回。
泽弗奈亚街的民族卫士总部发给父亲一支旧步枪，让他夜里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街道巡逻。那是一支黑色步枪，沉甸甸的，磨损的枪托上刻着多种外文单词和词首字母。父亲还没有学怎么开枪，就迫不及待试图破解那些字母。也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的一支意大利步枪，不然就是一支美国的老式卡宾枪。父亲把枪摸了个遍，在上面瞎琢磨，推也推不动，拉也拉不开，最后把枪放在地上，回过头去检查弹盒。这下立即赢得了耀眼的成功。他设法取出子弹，一只手显摆一把子弹，另一只手则显摆弹盒，欣喜若狂地向站在门口的我这个小人儿挥动这两样东西，并且揶揄那些给拿破仑·波拿巴泄气的胸襟狭隘之人。
但是，当他试图把子弹放回弹盒时，一下子从胜利走向一败涂地：子弹赢得一阵自由后，竟然顽固不化，拒绝再次遭到监禁。无论怎样绞尽脑汁哄骗利诱，几乎都无济于事。他试着把它们原样放回，翻过来，倒过去，时而轻轻地，时而用学者型的纤细手指铆劲儿，他甚至把子弹交错开来，一个朝上，一个冲下，但是无果而终。
可父亲没有被吓倒，他试图用魔法把子弹放进弹盒，用充满激情的声音冲它们背诗，他给它们选择了波兰爱国主义诗歌，奥维德、普希金、莱蒙托夫、中世纪西班牙时期的整首整首爱情诗——都使用原文，都带有俄罗斯口音，都无济于事。最后，他勃然大怒，慷慨激昂地从记忆中抽取某些片段：古希腊的荷马史诗、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中世纪英国的乔叟，还有我了如指掌的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的《卡来瓦拉》希伯来语译文，以及《吉尔伽美什》史诗，运用了各种可能用上的语言和方言。无果而终。
因此，他垂头丧气，一只手拿着沉重的步枪，另一只手拿着包在原本用来装三明治的绣花口袋中的子弹，兜里装着空空如也的弹盒（祈祷上帝他不要忘记），回到泽弗奈亚大街的民族卫士总部。
在民族卫士总部，他们很同情他的遭遇，迅速向他演示了把子弹放回弹盒是件多么轻而易举的事，但是他们不再给他配置武器或军火。那天没有，接下来的几天也没有，永远没有。他们发给他一只手电筒，一只口哨和一枚带有“民族卫士”字样的引人注目的袖章。父亲回到家里，喜不自胜。他向我解释“民族卫士”的含义，来回照他的手电筒，嘟嘟吹着口哨，直到妈妈轻轻拍拍他的肩膀说，到此为止吧，阿里耶，求你了，啊？
1948年5月14日星期五和15日星期六之交的半夜，持续了三十年的英国托管在巴勒斯坦宣告结束，本——古里安几小时前在特拉维夫宣布诞生的国家建立了。约瑟夫伯伯宣布，间断了一千九百年，犹太人重新统治起这块土地。
但是午夜刚过，没有宣战，阿拉伯正规军的步兵纵队、炮兵和装甲兵从南部埃及、东部外约旦和伊拉克、北部黎巴嫩和叙利亚长驱直入以色列。星期六早晨，埃及飞机轰炸了特拉维夫。英国人在正式结束托管之前就邀请阿拉伯军团、外约旦王国的半英国化士兵、伊拉克正规部队以及来自不同国家全副武装的穆斯林志愿者占领了全国各地的要塞。
环境越来越恶劣。外约旦军团攻克了老城的犹太人居住区，用重兵切断通往特拉维夫和沿海平原的公路，掌控了城中的阿拉伯人居住区，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山冈上架设大炮，开始大规模轰炸，目的是要造成平民伤亡，摧毁其意志，使其屈服。国王阿卜杜拉，伦敦的门客，已经把自己视为耶路撒冷之王。军团的炮台由英国炮兵军官指挥。
与此同时，埃及部队抵达耶路撒冷南部，袭击了曾两度更换主人的拉马特拉海尔基布兹。埃及飞机向耶路撒冷投放燃烧弹，离我们不远的洛米玛老人之家毁于一旦。埃及迫击炮与外约旦的大炮一起轰炸平民区。埃及人从马尔埃利亚斯修道院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向耶路撒冷连续发射直径四点二英寸的炮弹。平均一两分钟，就有一颗炸弹落在犹太人居住区，子弹不断地横扫大街。格里塔·盖特，我那位弹钢琴的保育员，身上总是飘出湿毛线和洗衣皂味道的格里塔阿姨，她经常拉着我和她一起去逛商店，我父亲经常为她作些冒傻气的顺口溜，一天早晨到阳台上晾衣服，约旦狙击手射出的一颗子弹，据说，打进她的耳朵，又从眼睛里迸出。皮罗什卡·颜乃，皮莉，妈妈那位住在泽弗奈亚大街的腼腆女友，到院子里拿拖把和水桶，当场被一发炮弹击中身亡。
我养了一只小乌龟。战争爆发半年前的1947年逾越节假期里，父亲和大学里的一些人一起到外约旦的杰拉西[4] 郊游一天。他拎着一袋三明治，自豪地把一个真军用水壶挎在皮带上，一大早便上路了。晚上回来后，一肚子全是愉快的旅行见闻和罗马剧场里的奇妙景观，还给我带回一只小乌龟做礼物，那是他在“奇妙的罗马石拱门脚下”发现的。
尽管他没有幽默感，也许也不清楚什么是幽默，但是我父亲一贯喜欢开玩笑，说俏皮话，玩文字游戏，只要他说的话能让人微笑，他就会脸上一亮，露出颇为得体的自豪感。这样，他便决定给乌龟起一个具有喜剧色彩的名字阿卜杜拉——格尔顺，以纪念外约旦国王和杰拉西城。只要有客人前来，他就会庄重地叫乌龟的全名，仿佛一个司仪宣布某位公爵或者大使大驾光临，但人们似乎没有笑破肚皮。于是，他感到有必要给他们讲解为什么取这个名字。也许，他希望开始觉得没什么好笑的人听了解释后会兴高采烈。有时，他极为热情，或者说心不在焉，向客人们讲述整个故事，而他们至少听过两遍，已经知道后事如何了。
我喜欢那只小乌龟，它经常早晨爬到我在石榴树下的领地，吃我手上的生菜叶和黄瓜皮。它并不怕我，也不把脑袋缩进壳子里，在吞吃东西时，它的小脑袋一动一动的，可好玩了，仿佛在频频点头，同意你所说的话。（它就像热哈维亚区的某位秃头教授，通常他们也热情地点头，直至你把话说完，可那时他的认可却变成了嘲弄，因为在冲你频频点头时，他就已经把你的见解撕成了碎片。）
乌龟吃东西时，我习惯于伸出一根小手指头抚摩它，它的两个鼻孔与耳朵眼儿如此相似，真是奇妙。当父亲不在眼前时，我从心底里叫它咪咪，而不叫阿卜杜拉——格尔顺。
在轰炸期间，没有黄瓜，也没有生菜叶，不让我到院子里去，但我仍然打开房门，有时给咪咪扔去一点吃的。有时我可以从远处看见它，有时它会一连几天不见踪影。
就在格里塔·盖特和妈妈的朋友皮莉·颜乃遇害那天，我的乌龟咪咪也被杀死了。一块弹片将其劈成两半。我流着泪问父亲是否可以把它埋在石榴树下，而后再立块墓碑以示纪念，父亲向我解释说不行，这主要是卫生原因。他说他已经把尸骨给扔了，但是他不失时机给我上了一课，讲反讽一词的含义：我们的阿卜杜拉——格尔顺是从外约旦王国来的新移民，而杀死它的弹片恰恰是从外约旦打来的弹片，这就是反讽。
那天夜里我无法入睡。我仰面躺在走廊一头的垫子上，周围传来鼾声、嘟囔声和老人们时断时续的呻吟声。我躺在父母身边，浑身是汗，借着卫生间孤独暗淡的摇曳烛光，透过污浊的臭气，我突然觉得自己看到了乌龟的身影，但不是我喜欢用手指抚摩的小乌龟咪咪（无疑不是小猫或者幼犬），而是一只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大魔怪乌龟，鲜血淋漓，一团骨头架子，浮在空中，借助利爪费力地前行，朝我和躺在走廊里的人们不怀好意地咯咯笑着，它面目狰狞，一颗子弹从它的一只眼睛射进，又从耳朵眼里钻出——尽管乌龟实际上没长耳朵，那张脸已经毁容。
我试图叫醒父亲，他没有醒来，一动不动地仰面躺在那里，呼吸深沉，像个心满意足的孩子。但是母亲把我的头贴在她的胸口上。她和我们大家一样和衣而卧，衣服扣子碰得我脸颊隐隐作痛。她紧紧抱住我，但不是想安慰我，而是跟我一起啜泣，强忍住哭声，免得别人会听见：皮莉，皮罗什卡，皮莉莉莉。我只能抚摩她的头发，她的脸颊，亲吻她，仿佛我已经长大成人，她是我的孩子，我轻声说，妈妈，好了，好了，有我呢。
接着我们又说起了悄悄话，她和我。泪眼矇眬。后来，走廊尽头摇曳不定的暗淡烛光熄灭了，只有炮弹呼啸着打破沉静，每一枚炮弹落地，墙那边的山冈就会颤动，母亲把我的头从她胸口移开，把她湿乎乎的脑袋贴在我的胸口上。那天夜里，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晓得我会死。每个人都会死。世界上任何东西，就连我的母亲，也救不了我。我也救不了她。咪咪有坚硬的甲壳，一遇到危险，就会把双手、双脚和头缩进甲壳里。但也没保全性命。
9月，耶路撒冷基本停火期间，我们在安息日上午又有了客人：爷爷和奶奶，阿布拉姆斯基夫妇，也许还有别人。他们在院子里喝茶，讨论以色列军队的战绩，联合国调解人、瑞典勃纳多特伯爵[5] 提出的和平计划极其危险，无疑是由英国人幕后操纵的阴谋，其目的是要置我们年轻的国家于死地。有人从特拉维夫带来一枚新硬币，又大又丑，那是刚刚铸造的第一枚希伯来硬币，人们激动地把它传来传去。那是一枚两毛五普鲁特[6] 的硬币，上面画着一串葡萄，父亲说那是直接从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钱币上照搬过来的一套母题，葡萄上镌刻着清晰的希伯来文字母：以色列。为保险起见，以色列这几个字不光用希伯来文写成，还有英文和阿拉伯文。
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太太说：
“要是我们死去的父母，父母的父母，以及历代的人们能有幸看到并拿到这枚硬币，该多好啊。犹太硬币——”
她喉咙哽咽。阿布拉姆斯基说：
“应该为赐福而做感恩祈祷。感谢你，我们的上帝，宇宙之王，你赐予我们生命，保护我们，让我们得到这一时刻。”
亚历山大爷爷，我那位温文尔雅追求享乐喜欢涉香猎艳的爷爷，什么话也没说，只是轻轻地把那枚超大的镍币放到嘴边，轻轻地亲了两下，而且热泪盈眶。接着，他把它传给别人。那一刻，街上响起救护车凄厉的笛声，它开向泽弗奈亚大街，十分钟后，又呼啸着往回开，父亲又从中找到借口，开些救世主号角之类苍白无趣的玩笑。他们坐在那里谈天说地，甚至又倒上一杯茶，半小时过后，阿布拉姆斯基夫妇准备动身离去，向我们祝福，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喜欢堆砌华丽的辞藻，大概会吐出一些言过其实的短语。他们还站在门口时，一位邻居赶来，小声把他们叫到院子的拐角，他们急忙随他而去，杰尔塔阿姨把手提包都忘了。一刻钟后，伦伯格夫妇来了，慌慌张张地告诉我们，阿布拉姆斯基夫妇在我们家串门时，他们的儿子，十二岁的约纳坦，在尼海米亚大街上玩耍，一名约旦狙击手从警察培训学校朝他放枪，一弹打中他的脑门正中，孩子在那里躺了五分钟，呕吐不止，救护车还没到，就断了气。
我在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的日记中发现这样的话：[7]
1948年9月23日
9月18日星期六十点一刻，他们打死了我的约尼，约尼我的儿子，我的全部生命。一个阿拉伯狙击手打死了他，我的天使，他只费劲地叫了声“妈咪”，只跑出几米远（他，我出色、纯洁的孩子正站在家门附近），就一头倒地……我没有听到他最后一句话，他呼喊我时，我也没有应声。我赶回来时，我可爱的宝贝儿子已经辞世。我在太平间里看到他。他的样子美妙绝伦，宛如进入了梦乡。我拥抱他，亲吻他。他们在他头下放了一块石头。石头动了一下，他的头，他那小天使般的头，微微一动。我心里说，他没有死，我的儿子，瞧，他在动……他眼睛微睁。接着“他们”来了——太平间的工人们——进来辱骂我，粗暴地谴责我，打扰我：我无权拥抱他，亲吻他……我离他而去。
但是，数小时之后我又回来了。正在施行“宵禁”（他们在寻找杀害勃纳多特的凶手）。每个路口都有警察阻挡……他们要我在“宵禁”时出门的通行证。他，我死去的儿子，就是我的通行证。警察让我走进太平间。我随身抱了一个垫子。我把石头挪开，放在一边，我不忍看见他那可爱而令人惊叹的头枕着一块石头。后来，他们又“回来”让我离开。他们说我不该碰他。我没听他们的。我继续拥抱他，亲吻他，我的宝贝。他们威胁说要锁门，把我和他，和我的全部生命关在一起。我想要的就是这个。接着，他们再三考虑，威胁说叫当兵的。我不怕他们……我再一次离开太平间。在离开之前拥抱并亲吻了他。第二天早晨，我又来看他，我的孩子……我又一次拥抱他，亲吻他。我又一次向上帝祈祷复仇，为我的孩子复仇，他们又一次把我赶了出来……我又一次回来时，我可爱的孩子，我的宝贝，被放进一口严严实实的棺材里，而我记住了他的脸，记住了他的一切。[8]
【注释】
[1] 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一个女子在1948年耶路撒冷围困时期的日记》，见于《雅考夫——大卫·阿布拉姆斯基通信》，淑拉·亚布拉姆斯基编辑并评注（特拉维夫：希弗里阿特波阿里姆，5751/1991），288——289页。——原注[2] 亚瑟·克里奇·琼斯（1891——1965），曾经担任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1946—— 1950）。
[3] 参考了各种文献，包括多夫·约瑟夫《忠诚的城市：耶路撒冷的围困》，1948（伦敦，1962），第78页。——原注[4] 即《圣经》中的格拉森。
[5] 勃纳多特伯爵，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的侄子，军人、人道主义者和外交官，在担任阿拉伯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联合国调停人时被犹太人暗杀。
[6] 普鲁特，以色列建国初期旧辅币名，60年代废弃。
[7] 作家在给英文译者的提示中曾经指出，日记作者的希伯来语比较笨拙，有时比较正规，属于非同一般的现代希伯来语，译者尽量求其似。
[8] 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一个女子在1948年耶路撒冷围困时期的日记》，见于《雅考夫——大卫·阿布拉姆斯基通信》，淑拉·亚布拉姆斯基编辑并评注（特拉维夫：希弗里阿特波阿里姆，5751/1991），288——289页。——原注46
马库尔巴鲁赫的哈图里姆大街住着两位芬兰籍女传教士，名叫爱莉·哈瓦斯和劳哈·莫伊西欧，爱莉阿姨和劳哈阿姨。她们即使谈论蔬菜匮乏这一话题，也讲高深玄妙的《圣经》希伯来语，因为那是她们所懂的唯一希伯来语。要是我敲开她们家的房门要些木块点燃拉巴欧麦尔[1] 篝火，爱莉递给我一个破旧的橘黄色竹筐，并露出温柔的微笑，说：“黑夜有火焰的光！”[2] 如果她们到我们家里喝茶，咬文嚼字地谈话，我在抗击我的鱼肝油，劳哈阿姨会说：“海中之鱼会在他面前震颤！”[3]
有时候，我们三人到她们那斯巴达式的小屋串门，房中陈设类似19世纪简朴的女生寄宿学校，铺着深蓝桌布的一张长方形木桌两旁，各放一张简朴的铁床，还有三把朴素的木椅。床下露出两双一模一样的家用拖鞋。桌子中央，一如既往摆放着从附近田野里采来的千日红。在对称的两张床边，分别有一只小床头柜，床头柜上有盏台灯、一杯水，以及黑封面的圣书。两张床中间挂着一个耶稣受难的橄榄木雕像，床脚分别放有一只用某种亮闪闪的厚重木料做的五斗橱，我们在耶路撒冷确实有那种木料，妈妈说那是橡木，鼓励我用指尖触碰，再把手放上去。我妈妈总是说，了解各种物体的名称还不够，你应该用鼻子闻、用指尖触摸和感觉其温热度、滑爽度、气味、精细度和硬度，你敲击时发出的声响，以及被她称为“感应”或“耐性”的那些东西。她说，任何物质，任何一块布料或一件家具，任何一件器皿，任何物体都具有迥然不同的感应和耐性，它们不是恒定不变，而是按照一年四季的变化或昼夜时间、触摸或闻嗅它的人、光与阴影、甚至我们无法了解的模糊习性的变化而变化。她说，在希伯来语中，“哈夫爱茨”一词既指无生命物体，也指欲求，绝非偶然。不仅我们有这样那样的欲求，无生命物体和植物也有其内在欲求，只有懂得如何用一种不贪的方式去感知、倾听、品尝、闻嗅，有时方可感知得到。
父亲开玩笑似的评论说：
“我们的妈妈比所罗门王还要更进一步。据记载，他能听懂任何动物、任何飞鸟的语言，但是我们的妈妈掌握了毛巾、汤锅和刷子的语言。”
他接着说，顽皮地一笑：
“经她一触摸，树木和石头就会说话，触摸一下山，它就会冒烟，正如《诗篇》中所说。”
劳哈阿姨说：
“或如先知约珥所说，高山会洒落新酒，小山将流淌奶汁。正如《诗篇》第29篇中所写：耶和华的声音震破香柏树。”
父亲说：
“但是对于不是诗人的人来说，这样的事情总显得有点，怎么说呢，粉饰。就像某人努力显得非常深沉。非常心有灵犀。非常主张万物有生论。要震破香柏树。让我来解释一下心有灵犀、万物有生这些难字。隐藏在它背后的是一种清晰、不健康的欲望，要模糊现实，使理性之光黯淡，弱化义界，混淆领域。”
妈妈说：
“阿里耶？”
父亲用一种略带安慰的语调（尽管他喜欢取笑她，甚至偶尔也会幸灾乐祸，但他喜欢更多的悔悟、歉意、露出善意的微笑，就像他的父亲、亚历山大爷爷一样）说：“咳，行了，范尼契卡。我不说了。我只是开个玩笑。”
两个女传教士在围困期间没有离开耶路撒冷，她们具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救主本人似乎让她们负责给遭围困者鼓舞士气，并以志愿者的身份到沙阿里茨阿迪克医院帮助救治伤员。她们坚信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责任用实际行动，而不是用语言对希特勒向犹太人的所为做出补偿。她们把建立以色列国家当成“神的手指”[4] 。正如劳哈阿姨用《圣经》语言低沉地说：就像洪水过后云中现出彩虹。爱莉阿姨，略含微笑，嘴角稍稍抽动一下说：“因为上帝为那大恶感到后悔，他不会再毁灭他们。”
在轰炸期间，她们经常在我们街区周围走来走去，脚踏短靴，头戴围巾，手拿一个容量很大的灰色亚麻包，给有意接受赞助的人分发一罐酸黄瓜、半棵葱、一块肥皂、一双毛袜、一只萝卜，或一点黑胡椒。天晓得她们从哪里得到这些奇珍异宝。一些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厌恶地拒绝这些馈赠，一些人鄙夷不屑把两位女士赶出门去，另一些人接受了赠品，但是两位女传教士刚一转身，就朝她们刚刚踩过的地上吐唾沫。
她们没有见怪。她们不断地引用《先知书》中满怀抚慰的韵文，她们的芬兰口音使这些韵文听来很奇怪，就像沉重的短靴踏在沙砾上。“因为……必保护拯救这城”（《以赛亚书》37：35）。“敌人无法攻破城门”。“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旧恩的……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以赛亚书》52：7）“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净尽，却不将你灭绝净尽……”（《耶利米书》46：28）
有时她们当中某个人会自愿和我们一起排长队从运水车上取水，假设水车不会中弹，就会顺利来到街上，在星期天、星期二和星期四分给每家半桶水。或者一位女士会走访我们与世隔离的小房子，给每位居住者分发半片复合维生素片，孩子则给一片。传教士们哪里来的这些奇妙的礼物？她们在什么地方装满了自己的灰色亚麻包？有人说这，有人说那，有人警告我不要拿她们的任何东西，因为其目的只是要“利用我们的痛苦，来让我们改变信仰，信奉她们的耶稣”。
有一次，我鼓起勇气，问爱莉阿姨——纵然我对答案心知肚明：“耶稣是谁啊？”她嘴唇微微一颤，踟躇不决地回答说，他依然活着，他爱我们大家，尤其爱那些嘲弄他、蔑视他的人，如果我心中充满了爱，他会来驻我心，既给我带来痛苦，也给我带来无比的欢乐，欢乐使痛苦相形见绌。
这些话显得很奇怪，充满了矛盾。我觉得也需要问问父亲。他拉住我的手，把我领到厨房约瑟夫伯伯避难的垫子旁，请《拿撒勒的耶稣》一书的著名作者给我解释耶稣是谁，耶稣是什么。
约瑟夫伯伯躺在垫子上，显得筋疲力尽，郁闷，苍白，他背靠黑糊糊的墙壁，把眼镜推到额头上。他的回答与爱莉阿姨的说法截然不同：拿撒勒的耶稣，在他看来，“是亘古以来最伟大的犹太人之一，一个奇妙的道德家，憎恨心地不净，为重新恢复犹太教原有的纯朴并将其从诡辩拉比的控制下夺回而斗争”。
我不知道究竟谁为心地不净，谁为诡辩的拉比。约瑟夫伯伯的耶稣充满憎恨为争夺而战，爱莉阿姨的耶稣既不憎恨，也不斗争，也不争夺，而与之恰恰相反，他尤其热爱犯罪之人，热爱蔑视他的人，我也不知道怎样与这两个耶稣达成和解。
我在一个旧文件夹里找到了劳哈阿姨1979年以她们二人名义从赫尔辛基写来的一封信。信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她在信中说：……我们二人都为你们在欧洲歌咏比赛中获奖非常高兴。那首歌怎么样？
这里的虔诚徒众为以色列歌手唱哈利路亚（意为感谢神）而高兴！再没有比它更合适的歌了……我也能够看到《大屠杀》这部电影，它始终不知不觉地在某种程度上在参与迫害的国家内让人流泪，引发人的良知痛苦。基督教国家必须诚请犹太人原谅。你父亲曾经说过，他不明白为什么上帝竟然允许如此的事情发生……我一直告诉他，上帝的奥秘高不可测。耶稣与以色列民族共患难。虔诚徒众也得与耶稣一起分担他让他们所承受的痛苦……然而，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与死涵盖了整个世界整个人类的罪愆。但是这一切无法用头脑来理解……有的纳粹忍受着良知痛苦，在死前幡然悔悟。但是他们的幡然悔悟无法使死去的犹太人复活。我们每天都需要受难与宽恕。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5]发这封信的是我和爱莉阿姨。我六个星期前在公共汽车上摔倒，后背遭到重创，爱莉阿姨看东西不是很清楚。[6]
致爱，
劳哈·莫伊西欧
有一次，我因一本书要翻译成芬兰文，去了赫尔辛基，她们二人突然出现在我下榻酒店的咖啡馆里，二人均披着黑色披肩，蒙住了头和肩膀，像一对农民老妇。劳哈阿姨拄着一根拐杖，轻轻牵着爱莉阿姨的手，爱莉阿姨几乎失明。爱莉阿姨扶她走到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前。我颇费口舌，她们才同意让我给她们各点一杯茶。“但是请不要再点什么了！”
爱莉阿姨轻轻一笑，那不是微笑，而是嘴角微微抽搐一下；她正要说话，又变了主意，握紧的右拳放进左手，就像给婴儿垫尿布，摇了一两下头，像是在哀叹，最后说：“感谢神让我们在这里在我们的土地上见到你，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亲爱的双亲无缘活在人世。但是我又明白谁呢？神拥有答案。我们只能疑惑不解。请允许我摸摸你的头好吗？对不起。因为我看不见。”
劳哈阿姨说到我的父亲：“祝福他记忆力惊人，他是个最可亲的男人！他的心灵如此高尚！拥有如此高尚的人类心灵！”在谈论我母亲时，她说：“如此受苦受难的灵魂，愿她的灵魂安宁！她遭受了很多苦难，因为她洞察了人们的心灵。先知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7] ”
外面，在赫尔辛基，冻雨零落，日光低垂昏暗，雪花黯淡，徐徐在空中飘动。两位老妇身穿几乎一模一样的冷色衣装和厚厚的棕色袜子，如同值得敬重的寄宿学校里的女孩。我亲吻她们，闻到她们身上飘出淡淡的肥皂味儿、黑面包味儿和寝具味儿。一个个子矮小的维修工急急忙忙从我们旁边走过，工作服口袋里装着一套铅笔和钢笔。劳哈阿姨从桌子底下的一只大书包里拿出一个棕色纸包递给我。我突然认出了那书包正是当年那只灰色亚麻包，在三十年前耶路撒冷围困时期，她们就用这只包来分发小块肥皂、毛袜、面包干、火柴、糖果、萝卜或一包宝贵的奶粉。
我打开纸包，里面有一本在耶路撒冷印刷的《圣经》，封面上印有希伯来文和芬兰文两种文字，还有一个木制八音盒，它小巧玲珑，涂了一层油彩，盖子是黄铜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干花，那不熟悉的芬兰花即使死去也美丽依然，我说不出花的名字，那个早晨之前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些花。
“我们非常喜欢你亲爱的父母，”爱莉阿姨说，那双几近失明的眼睛在寻找我的眼睛，“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得不易，他们并非一贯相互施加恩典。有时他们之间笼罩着沉重的阴影。但现在他们二人终于都栖居在全能之神羽翼的呵护下，现在在你父母之间肯定只有恩典与真实，就像两个孩子，天真纯洁的孩子，不懂得邪恶，只知道相互之间永远有光明、爱与怜悯，他把左手放在她的头下，她用右手拥抱他，所有的阴影都离他们而去。”
我呢，则打算向两位阿姨赠送我作品的两部芬兰语版图书，但是劳哈阿姨拒绝接受。她说，送一本希伯来文书，一本在耶路撒冷城里写的有关耶路撒冷的作品，我们竭诚请求读希伯来文，不读其他文字！此外，她面带歉意，微笑着说，爱莉阿姨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因为神已经将她眼中最后一丝亮光拿走。只有我在每天早晨和晚上给她念《旧约全书》、《新约全书》，念《祈祷书》和圣人书，不过我的视力也一天不如一天，我们二人很快都会失明。
每当我不念书给她听，爱莉阿姨没听我念书时，我们就站在窗前，看窗外的树与鸟，雪与风，清晨与黄昏，日光与夜色，我们满怀谦卑向仁慈的神致谢，感谢他所有的慈悲与神迹：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8] 你有时也许会看到，只有当你休息时，天上人间、树木山石、田野丛林都洋溢着伟大的奇观，它们光芒万丈，明亮耀眼，它们就像千名证人证实恩典奇迹之伟大。
【注释】
[1] 拉巴欧麦尔，欧麦尔第三十三天，“欧麦尔期”介于逾越节和五旬节之间，从逾越节第二天开始算起。相传犹太拉比阿奇瓦在此日组织犹太人从罗马人手中夺回耶路撒冷城后，点起篝火通知周围村庄。犹太人在那天点燃篝火纪念阿奇瓦拉比和他夺回耶路撒冷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