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语出《圣经·以西结书》第27第章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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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父亲晚上退到了厨房。他试图读书，或把书和笔记卡片摊在破损的油布上，稍微工作一会儿。但是厨房又狭小又窄仄，他在里面感到压抑。他是个好热闹的人，喜欢争论逗趣，喜欢光，倘若让他夜复一夜坐在令人沮丧的厨房里，没有巧妙的文字游戏，没有历史或政治争论，他的眼睛里就会蒙上一层稚气的愠怒。
妈妈突然放声大笑对他说：
“去吧，去吧，到外面玩会儿吧。”
她加了一句：
“只是要多加小心。什么人都有。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那样善良直率。”
“你在说什么呢！”父亲生气了，“你疯了吗？孩子在呢！”
妈妈说：
“对不起。”
他每次出去之前，都要征得她的同意。每次出去之前都要做完所有家务：把买来的东西安排妥当，洗碗洗衣，把已经洗好的衣物晾起来，再把已经晾干的拿进屋。接着，他会擦鞋，洗澡，喷些他给自己新买的须后水，穿上一件干净的衬衫，仔细挑选一条合适的领带。已经拎起了西装外套时，他会弯下腰对我妈妈说：“你真的不介意我出去会会朋友，跟他们聊聊政治形势、谈谈工作？跟我说实话。”
妈妈从来也不反对。可当他试图告诉她去什么地方时，她坚决不肯听：“阿里耶，只是你回来时轻一点。”
“我会的。”
“再见。你走吧。”
“你真的不在乎我出去？我也许会在外面待到很晚呢？”
“我真的不介意。你愿意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你还需要什么吗？”
“谢谢。我什么都不需要。阿摩司在这儿照顾我呢。”
“我会早点回来。”
又是一阵略带犹豫的沉默：
“那么好吧。行了吗？我就走了？再见。希望你感觉好点。尽量上床去睡，不要在椅子里睡觉。”
“我尽量。”
“那么晚安？再见了？我会早点回来，我保证回来时轻一点。”
“去吧。”
他抻抻西装，正正领带，走了，他经过我的窗前时哼着小曲，声音温和，但跑调跑得吓人：“路漫漫，曲曲弯弯，你离我如此遥远，比明月还要遥远……”要么就是“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在诉说什么？你的眼睛默默无语……”
偏头疼令她失眠。医生开了各种各样的安眠药和镇静剂，但都无济于事。她害怕上床睡觉，终夜在椅子上度过，身披一条毯子，一个靠垫放在头下，另一个靠垫挡住了她的脸。也许她试图那样睡觉。一丁点儿干扰便令她惊悸，无论害相思病的群猫们的哀嚎，还是远方谢赫贾拉或以萨维亚地区的枪声，亦或边界那边阿拉伯耶路撒冷光塔凌晨时分传来的宣礼员的唱颂。要是父亲关掉了所有的灯，她则害怕黑暗；要是他不关走廊里的灯，则会加剧的偏头疼。显然他快半夜了才回来，情绪高涨，但羞愧难当，发现她依旧醒着坐在椅子里，干枯的眼睛凝视着黑暗的窗户。他会询问她是不是需要茶或者热牛奶，祈求她上床睡觉，索性建议让她坐在椅子里，也许这样可以使她最后还能睡上一会儿。有时，他感到十分愧疚，跪在那里给她穿上毛袜，万一她的脚着凉了呢。
他半夜回到家里，有时会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兴高采烈地小声唱歌，即使走调也不在乎。“我有一座花园，我有一口水井”，唱到一半突然自己止住，立刻沉默下来，充满了羞愧与困惑，他满怀内疚默默地脱下衣服，穿上他的条纹睡衣，轻轻地再次问她需不需要茶、牛奶或者冷饮料，也许再次引诱她躺在床上，躺在他的身边，或者躺在他睡觉的地方。祈求她驱除不好的想法，想些愉快的事情。他上床把自己裹在毯子里后，提出了她可以想的种种愉快想法，最后像个孩子似的带着这些愉快的想法进入梦乡。但是，我想象他会带着责任感，夜里醒上两三次，检查坐在椅子里的病人，给她拿药，倒杯水，给她盖盖毯子，再回去睡觉。
冬末，她几乎不再吃东西。有时她在茶里泡块面包干，说这已经足够了，她觉得有点恶心，没有食欲。别为我担心，阿里耶，我几乎动都不动。我要是吃东西，就会胖得像我妈妈一样，不要担心。
爸爸伤心地对我说：
“妈妈病了，医生们检查不出来她得了什么病。我想请些别的医生，可她不让。”
还有一次他对我说：
“你妈妈正在自己惩罚自己，就是为了惩罚我。”
亚历山大爷爷说：
“咳，那有什么。精神状态。抑郁症。总有一些怪念头。这证明心依旧年轻。”
莉兰卡阿姨对我说：
“你也不易啊。你是这么聪明伶俐、多愁善感的孩子，有朝一日你会成为作家。你妈妈对我说你是她生命中的一缕阳光。你真是一缕阳光。不像某人，幼稚的自私自利使得他此时到外面采摘玫瑰花蕊，未曾意识到他这样做只能把事情搞得更为糟糕。没有关系。我现在是和自己唠叨，不是和你。你是个有点孤单的孩子，也许现在比平时更加孤独了，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你需要和我进行知心谈话，不要犹豫，请记住，莉兰卡不止是妈妈的一个朋友，只要你允许，我也是你的一个好朋友。一个不是用成年人看待儿童的方式来看待你的朋友，而是一个真正的志趣相投的朋友。”
我也许明白，莉兰卡阿姨说的“到外面采摘玫瑰花蕊”指的是父亲经常在晚上去看朋友，尽管我无法明白在鲁德尼基拥挤不堪的小房子里，挂着秃鸟和松果鸟，餐具柜后面的玻璃门后有一堆酒椰编的动物，或者在阿布拉姆斯基那可怜而失修——因为他们一直哀悼儿子，几乎顾不上打扫收拾的住宅里，她所指的玫瑰花蕊究竟是什么样子。也许，我猜测在莉兰卡阿姨所说的玫瑰花蕊中有些东西不可能。也许正因如此，我不想了解，不想与父亲一丝不苟地擦鞋或他新买的须后水联系起来。
记忆欺骗了我。我现在想起曾经完全忘却了的事情。我重又想起十六岁那年发生的事，而后又再次忘记。今天早晨，我想起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发生之前的往事，离今天有四十多年了，仿佛一轮旧月映现到窗玻璃上，又从玻璃上映现到湖面，记忆从湖面撷取的不是映像本身，映像本身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是一堆白骨。
是这样。现在，在这里，在阿拉德，在一个秋天早上六点半，我冷不丁看到轮廓极其分明的一幅画面：1950年或1951年冬日午饭时分，天空阴云密布，我和朋友鲁里克沿着雅法路走到锡安广场附近，鲁里克轻轻捅捅我的肋骨悄悄地说，嗨，你往那边看，坐在那儿的不是你爸爸吗？咱们赶紧溜吧，免得他看见并意识到我们逃了阿维沙的课。于是我们逃之夭夭，但是离开时，我透过西海尔咖啡馆前面的玻璃，看见父亲就坐在里面，放声大笑，一个女人背朝窗子和他坐在一起，父亲抓过她一只手——她戴着一只手镯——放在自己的嘴唇上。我从那里逃离，从鲁里克的眼前逃离，从那以后我从未完全停止逃离。
亚历山大爷爷总是亲吻年轻女士的手。父亲只是有时这么做，此外，他只是拿起她的手，弯腰看她的手表，与自己的进行比较，他几乎对每个人都那么做，手表是他的癖好。我只逃过这一次课，此次逃课专门去看在俄国大院里展出的烧毁了的埃及坦克。我永远不会再逃课了。永远不。
我恨了他两天。真丢脸。过了两天，我把恨转嫁到母亲身上，恨她患有偏头疼，装腔作势，总坐在窗前的椅子上，都怪她，因为是她自己迫使他去寻找生命迹象。而后，我恨我自己，因为我听任鲁里克的诱惑，就像《木偶奇遇记》里的狐狸和猫一样，逃阿维沙先生的课。我为什么就没有一点骨气？为什么这么容易受到影响？一个星期以后，我把此事忘得干干净净，只有十六岁那年，在胡尔达基布兹一个可怕的夜晚，我记起透过西海尔咖啡馆的玻璃窗看到的情形。我忘却了西海尔咖啡馆，就像完全忘却了我在上午提前放学回到家里，看见妈妈身穿法兰绒睡袍静静地坐在那里，不是坐在窗前，而是坐在外面的院子里，坐在光秃秃的石榴树下一把折叠帆布躺椅里，她静静地坐在那里，脸上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她的书像平时一样打开倒放在膝头，暴雨正在袭击着她，她一定已在冷雨中待了一两个小时，因为当我把她拉起来拖进屋里时，她浑身湿透，人已经冻僵，就像一只透湿的鸟儿永远也飞不起来了。我把妈妈拖到浴室，从她的衣橱里给她拿出干衣服，我隔着浴室的门，像大人一样指派她，命令她怎么做，她没有回答我，但是完全照我的吩咐去做，只是一点没有停止那不是微笑的微笑。我对父亲只字未提，因为妈妈用眼神让我保守秘密。对莉莉亚阿姨，我只说了这样的话：“莉莉亚阿姨，你完全错了。我永远不会成为作家或者诗人，也不会成为学者，无论如何也不会，因为我没有情感。情感令我厌恶。我要当个农民。我要住到基布兹里。也许有朝一日，我会当个毒狗的人。用装满砷的注射器。”
春天，她稍见好转。春天的节日——树木新年[1] 那天，国家临时议会主席海姆·魏兹曼在耶路撒冷宣布立宪会议——即第一届议会开幕，早晨，妈妈穿上她那条蓝裙子，建议父亲和我跟她到特里阿扎丛林小游。我觉得她穿这件衣服举止优雅，显得很漂亮。当我们终于离开装满图书的地下室，出门走进春光时，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温暖慈爱的光。父亲和她手挽着手，我稍微跑到前面一点，像只小狗崽，因为我想让他们互相说说话，也许因为我太高兴了。
妈妈做了一些奶酪三明治，里面夹着西红柿片、煮鸡蛋、红青椒和鳀鱼，父亲自己榨了一瓶不冷不热的橘子汁。我们走到丛林边上，铺了一小块油布，伸开四肢躺在上面，吮吸饱尝冬雨的松林散发出的气息。嶙峋的山坡长出一层厚厚的绿茸毛，正透过松树窥视着我们呢。我们可以看见约旦边境那边阿拉伯小村淑阿法特的房屋，尼比萨姆维尔的纤细光塔耸立在地平线上。父亲说，在希伯来语中，“丛林”一词和“聋”、“安静”、“勤勉”、“耕耘”等词意义相近，又对语言之魅力发表了一小通演说。妈妈因为情绪特好，所以又给他说了一大串同义词。
接着她向我们讲起一位乌克兰邻居，一个机敏、英俊的男孩，他可以确切地预见哪天早晨黑麦会发芽，甜菜什么时候会吐出嫩叶。所有非犹太民族的姑娘都为斯蒂凡这个男孩发狂，他们管他叫斯蒂凡沙或者斯蒂欧帕，可他自己却疯狂地爱上了塔勒布特学校的一个犹太老师，他爱得如此深切，以至于曾经想在河中湍流里结束自己的性命，但是他又是个出色的水手，沉不下去，他漂到了河畔的一个庄园，庄园的女主人引诱了她，几个月之后，她给他买了一个小酒店，也许他依旧待在那个地方，由于饮酒过度，沉湎女色，变得既丑陋又臃肿。
这一次妈妈使用“沉湎女色”一词时，父亲忘了要制止她，甚至也没有大喊“孩子在呢！”他头枕着她的膝头，伸开四肢躺在油布上，嘴里嚼着一片草叶。我也一样，四仰八叉地躺在油布上，头枕在妈妈的另一个膝头上，嘴里嚼一片草叶，让令人沉醉的温暖气息充盈肺腑，空气中充满了清新的芬芳，昆虫嗡嗡，在春意中陶醉，被冬天的风雨洗涤得干干净净。倘若时间就此定格，写作也就此定格，在她去世两年前，那个春天的树木新年，我们三人在特里阿扎丛林时的画面定格：我妈妈身穿蓝色连衣裙，脖子上优雅地系了条红丝巾，笔直地坐在那里，显得十分漂亮，而后倚在一棵树干上，一个膝头躺着我的父亲，另一个膝头躺着我，冰凉的手抚摸我们的脸颊和头发，头上，群鸟在洗过的松树上唧唧喳喳，那该有多好。
那年春天她确实好多了。她不再夜以继日地坐在椅子上面对玻璃窗，她不再看见光就退却，或听到任何响动就惊悸不已。她不再不管家务，连续几个小时看她自己所喜欢的书。她的偏头疼稍见好转，几乎恢复了食欲。她再次仅用五分钟就在镜子前梳妆完毕，轻轻敷上一层香粉，抹点口红和眼影，梳头，再用两分钟站在敞开的衣柜前挑选，出现在我们大家面前时神秘、漂亮、光彩照人。以往的客人重新出现在我们的房子里，巴－伊兹哈尔（伊萨勒维茨）夫妇，阿布拉姆斯基夫妇，对劳工运动深恶痛绝的虔诚的修正主义者，汉娜和哈伊姆·托伦、鲁德尼基夫妇，但泽城来的托西亚和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他们在盖乌拉大街上开了一家娃娃修理店。男人们有时迅速而不好意思地瞥一眼我的母亲，又急急忙忙地避开目光。
我们又在安息日晚上来到施罗密特奶奶和亚历山大爷爷的圆桌前，点蜡烛，吃鱼冻饼，或者吃两头用针线缝起来的八宝鸡脖。星期天上午，我们有时去拜访鲁德尼基夫妇，午饭后，几乎每个安息日，我们都从北向南穿过整个耶路撒冷，到塔拉皮尤特大街约瑟夫伯伯家里朝觐。
一次吃晚饭时，妈妈突然向我们讲起，她在布拉格读书时，在租住的房间里有盏落地电灯，放在扶手椅旁边。第二天爸爸下班回家的路上，来到乔治王大街的两家家具店和本－耶胡达大街的一家电器商店，他一一比较，又回到第一家店里，拿着一盏最漂亮的落地灯回到家里。那盏灯花掉了他近四分之一的月工资。妈妈吻了我们二人的前额，露出奇怪的微笑向我们保证，她离开很长时间后，那灯依旧能够给我们二人以光明。父亲陶醉在胜利中，没听见她说的这些话，因为他从来就不好好地听人说话，还因为他那奔涌不息的语言能量已经席卷着他去追寻原始闪米特语中光的词根NWR，阿拉米语形式menarta和阿拉伯语中的同义词manar。
我听到了，但是不明白。也许我明白了，但没有抓住其中的意义。
后来又开始下雨了。爸爸再次请求批示，在我安顿上床后，“出去看一些人”。他保证不会回来太晚，不会发出噪音，他给她端来一杯热牛奶，穿上他锃亮的皮鞋，西服上衣口袋里露出白色三角手绢，像他父亲一样，身后飘着须后水的芬芳，走出家门。当他经过我的窗户时，我听到他啪的一声打开雨伞，哼着跑调的小曲，“她有多么温柔的小手，无人敢触摸”，或者“她的眼睛像北斗星，她的心像沙漠一样滚烫”。
但等他一转身，妈妈和我就骗他。尽管他给我规定了严格的熄灯时间，“九点整，一秒钟都不许晚”，等到他的脚步在湿漉漉的大街上远去，我就从床上一跃而起，奔她而去，听许许多多的故事。她坐在椅子上，房间里一排排书顺着墙壁排起，还有许多书堆在了地上，我穿着睡衣跪在她脚边的地毯上，头枕在她温暖的腿上，闭着眼睛倾听。房间里的灯已经关掉了，只剩下她椅子旁边的落地灯还亮着。风雨击打着百叶窗。偶尔，一阵阵沉闷的雷声从耶路撒冷上空滚滚而去。爸爸出去了，把我留给妈妈和她的故事。一次她告诉我，她在布拉格读书时租住的房间上面有一套空房子。一连两年也无人在那里居住，因此邻居们悄悄地说，那里只有两个死去的女孩子的鬼魂。房子里失了一场大火，爱米莉亚和亚娜两个姑娘没能营救出来。悲剧发生后，姑娘们的父母移民到了国外。熏得乌黑的房子上了锁，封得严严实实的。没有再装修，也没有再续租。有时，邻居们窃窃私语，听到了闷声闷气的调笑声和恶作剧声，要么就是半夜时分听到了哭声。我从来没有听到那样的声音，妈妈说，但是有时我几乎确信水管被人拧开，家具被人移动，有人光着脚啪嗒啪嗒从一个房间走进另一个房间。也许有人利用空房子秘密做爱，或干些见不得人的事。等你长大后，就会发现，你的耳朵在夜里听到的所有声音，几乎都可以用不止一种方式来进行解释。实际上，不止是在半夜，不止是你的耳朵，就连你的眼睛在光天化日下之所见，也几乎总能用不同的方式来加以理解。
还有一些夜晚，她向我讲述了欧律狄刻、冥王哈德斯和奥菲斯[2] 。她向我讲述了一个八岁女孩的故事，其父是个大名鼎鼎的纳粹分子，战后被同盟国在纽伦堡绞死，只是因为有人看见小女孩用鲜花装饰其父亲的照片，就把她送进一个少年犯看守所。她向我讲述了罗夫诺附近某村，一个年轻的木材商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夜在森林里迷路，不见了踪影，但是六年以后，有人深更半夜悄悄地把他那双破靴子放到他遗孀的床头。她向我讲述了老托尔斯泰临终之前离家出走，在一个偏僻的火车站阿斯塔波沃站长家的棚屋里病逝。
在那些冬夜，我和妈妈就像培尔·金特和他的母亲奥斯：我们曾经一道发过愁……
而我和培尔就待在家里
拼命摆脱烦恼，尽量不去想那些事……
我们呢，就编织了关于王子、山妖和奇禽异兽的神话，也编过抢新娘的故事。
可谁会料到他竟把这种故事记在脑海里呢！[3]
我们那些夜晚经常做游戏，轮流编故事：妈妈说起一个故事，我接着讲，她讲一节我讲一节，以此类推。爸爸会在将近半夜或半夜时回来，听到外面传来他的脚步声，我们立即关上灯，像两个淘气的孩子跳上床，假装老老实实地睡觉。我迷迷糊糊中，听见他在小房子里走动，脱掉衣服，从冰柜里拿牛奶喝，走进浴室，拧开水龙头，又关上，冲厕所，又拧开水龙头，又关上，屏住呼吸，哼一曲古老的爱情歌曲，又喝一点牛奶，光着脚轻轻走进书房，走向已经打开变成一张双人床的沙发，肯定是躺在假装睡着的我妈妈身旁，把小曲藏在心里，在心里哼上一两分钟，而后睡着了，睡得像个孩子，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早上六点，他第一个醒来，刮脸，穿衣，系上妈妈的围裙给我们二人榨些橘子汁，像平时一样把果汁在开水锅里温热，因为谁都知道冰凉的果汁会让你打冷战，而后给我们二人把橘子汁端到床上。
在那些夜晚，有一次，妈妈又失眠了。她不愿意挨着爸爸躺在沙发上，父亲睡得很沉，眼镜静静地放在他身边的架子上，妈妈从床上起来，没有去她窗前的椅子上，也没有去阴郁的厨房，而是躺到了我的床上，搂抱我，亲吻我，直至我醒来。接着她凑近我的耳根，轻轻问我是否同意今天夜里说悄悄话。只有我们两人。很抱歉我吵醒了你，但是我今天夜里真想和你说话。这一次我在黑暗中确实听到她声音中含着微笑，那是真正的微笑，不是影子：当宙斯发现普罗米修斯设法给人类盗取了他拒不给予人类以示惩罚的火种，他几乎恼羞成怒。众神很少看到天父如此恼火。他每天让自己的炸雷不停地滚动，没有人敢接近他。在恼怒中，火冒三丈的天父决定让灾难化作奇妙的伪装降临人间。于是他命令儿子火神和锻冶之神赫淮斯托斯用泥土制作了一个漂亮的女人。智慧女神雅典娜教她织布缝衣，并给她穿上漂亮的衣裳。爱神阿佛洛狄特冠之以优雅迷人的魅力，骗取所有的男人，并激起他们的欲望。商贾偷窃之神赫耳墨斯教她撒谎不眨眼，巧言蛊惑与欺骗。这个美丽的妖妇名叫潘多拉，意思是“拥有一切优点的人”。后来，宙斯渴望复仇，命令将她许给普罗米修斯的蠢弟弟厄庇墨透斯做新娘。普罗米修斯告诫弟弟不要接受众神送给他的礼物，可无济于事。弟弟看到这个美艳动人的女王时，欢跳着奔向潘多拉。潘多拉带来一盒嫁妆，里面装满了奥林匹斯山众神送的礼物。一天潘多拉打开礼物盒的盖子，从里面飞出疾病、孤独、不公道、残酷与死亡。因此我们就看到所有的痛苦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是你还没有睡着，我想告诉你，依我看来，在这之前，痛苦就已经存在了。普罗米修斯和宙斯有痛苦，潘多拉自己也有痛苦，更不用说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了。痛苦并非来自潘多拉的盒子，正因为有痛苦才发明了潘多拉的盒子。打开它也是因为有痛苦。你明天放学后剪剪头发吧。瞧你的头发长得多长了。
【注释】
[1] 树木新年，时间为犹太历5月15日（约公历1至2月），在犹太人传统中，指冬天过后，万物复苏伊始，犹太人要在树木新年这一天吃十五种不同的水果。“树木新年”同时又是“植树节”。
[2] 欧律狄刻、冥王哈德斯和奥菲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3] 易卜生《培尔·金特》第二幕第二场，萧乾译，见《易卜生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320——321页。作家省略了诗剧中写父亲的话：“你一定听说过我丈夫的坏名声：他怎样在这一带流浪，挥金如土，喝得烂醉，骂骂咧咧……”
50
有时，父母会带我进城，也就是去乔治王大街或者本——耶胡达大街喝咖啡，那里有三四家主要咖啡馆很像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中欧城市里的咖啡馆。在这些咖啡馆里，客人可以随意阅读用长木条固定住的希伯来文和外文报，以及不同语言的周刊和月刊。外国人在黄铜和水晶枝形吊灯的光影里低声絮语，青烟袅袅，有股异域情调，在那个世界里，宁静的书斋生活与伴侣生活平稳地前行。
装扮入时的女士们，以及仪表堂堂的绅士，坐在桌旁轻轻地说话。身穿雪白工作装的男女侍者臂上搭着叠得整整齐齐的白茶巾，在桌间穿梭行走，给大家端上滚烫的咖啡，咖啡上漂着状如纯洁的鬈发天使的掼奶油，加香精的小瓷壶锡兰红茶，酒心油酥点心，羊角面包，奶油苹果馅饼，裹上一层香草霜的巧克力蛋糕，冬天晚上喝的香料酒，小杯的白兰地和樱桃白兰地。（在1949年和1950年，仍然只用代用咖啡，巧克力和奶油也许也是代用品。）
在这些咖啡馆里，我父母有时会碰到不同圈子的熟人，与他们平时交往的修娃娃或邮局职员圈子有天壤之别。我们在这里跟重要的老相识交换意见，比如说普费弗曼先生，他是父亲在图书馆报刊部的老板，偶尔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执行公务的出版商耶胡沙·查扎克，与父母年龄相仿已开始在大学里发展、大有可为的年轻语文学家和历史学家，还有其他年轻学者，包括前途似乎已有保障的大学助教。有时父母会碰到一小群耶路撒冷作家，父亲觉得认识他们是一种荣幸：多夫·吉姆西、施拉格·卡达里、伊扎克·申哈尔、耶胡达·亚阿里。而今，他们几乎已经被人遗忘，甚至就连他们的许多读者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那时，他们很有名，拥有广泛的读者。
父亲会为这些会面做准备，洗头，把皮鞋擦得像黑色大理石一样闪闪发光，系上他最喜欢的那条灰白条领带，别上一枚银色领带夹，不止一次地向我解释怎样才能做到彬彬有礼，我有义务简明扼要地回答问题，还有品位。有时，即使他在早晨已经刮过脸了，但在我们出门之前他还要刮一次。我妈妈为彰显这一时刻，戴上她的珊瑚项链，完美地衬托出她的橄榄色皮肤，给她恬静的美丽增添了几分异国情调，有些像意大利人，或许像希腊人。
父亲的敏锐与渊博给诸位名作家和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深知，每当字典或参考书令之大失所望时，他们始终可以依靠他渊博的学识。但是比利用我父亲及其学术专长更甚者，是他们对我母亲能够伴他而来而毫不掩饰地感到高兴。她深邃而鼓舞人心的关注，促使他们乐此不疲地追寻语词技艺。她沉思的神态，她突如其来的问话，她的目光，她的评论，会给正在讨论的话题增添几分珍贵的理解，使他们不住地说啊说，仿佛他们有点陶醉，谈论他们的工作，他们那充满创造性的斗争，他们的计划以及他们的成就。有时，我妈妈会用一种截然相反的方式引用说话人自己的创作，畅谈类似于托尔斯泰的思想，要么就是在所谈论的事情中识别出一种禁欲者（斯多葛派）的性质，要么就是稍微歪着头进行评论——在那一刻，她的声音会呈现某种深色葡萄酒般的性能——这里她的耳朵似乎在在座作家的创作中捕捉到了近似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音符，捕捉到汉姆孙或斯特林堡甚至史威登堡神秘主义创作的回声。从此我母亲会像从前一样保持沉默，密切关注，像精确调试好音调的乐器。与此同时，他们如痴如醉慷慨地向她道出一切，也不管自己是不是这么想的，为的是引起她的注意。
多年过去后，我偶然碰到了他们当中的一两位，他们对我说，我母亲是位非常迷人的女子，一个真正受到神灵启迪的读者，每位作家孤独地在书房里艰苦劳作时都梦幻着拥有这样的读者。她没有留下自己的创作真是一件憾事，她过早的离世可能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而那时希伯来女性创作者屈指可数。
要是这些名人雅士在图书馆或街上碰到我的父亲，他们会和他简短聊聊教育部长迪努致大学校长们的书信，或是扎尔曼·施奈欧尔在年事已高之际想成为沃尔特·惠特曼，或克劳斯纳教授退休后谁会接替他做系主任，而后他们会拍拍他的肩膀，眼睛放光，笑容可掬地说，请向你的太太致以温馨的问候，一个真正出色的女人，那么文雅而富有洞察力的女人！颇有艺术天赋！
他们深情地拍着他的肩膀，在内心深处却嫉妒他拥有那样一个妻子，不知她看上这个书呆子什么了，即使他渊博、勤奋甚至相对来说，不是一个不微不足道的学者，但是在我们当中却是个学究气十足、完全没有创造力的学者。
在咖啡馆里的这些谈话中，我的角色别具一格。首先我得像个成年人一样，彬彬有礼聪颖机灵地回答这些难题，比如说我多大了，在学校里上几年级，我是不是集邮，有没有剪贴簿，他们这些日子在地理课上教我们什么了，希伯来语课上教什么了，我是不是个好孩子，我读过多夫·吉姆西的哪些作品（或者亚阿里、或者卡达里、或者爱文·扎哈夫、或者申哈尔的哪些作品），所有的老师我都喜欢吗。偶尔也问：我开始对年轻女士感兴趣了吗？我长大以后会干什么——也做教授吗？还是做个拓荒者？还是在以色列军队里当个陆军元帅？（那时我在内心深处得出结论，作家们都有点虚假，甚至有点滑稽可笑。）
其次，我的任务是不许插嘴。
我不能让人意识到我的存在。
他们在咖啡馆里每次至少聊上七个小时，在这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我甚至比屋顶上发出轻轻声响的电扇表现得更为安静。
如果在陌生人面前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就要遭受惩罚：可能从放学后的那一刻就要待在家里，连续两个星期；或失去和朋友们玩耍的权利，或在接下来的二十天里不得在床上读书。
连续一百个小时独处会得大奖，奖励一个冰激凌，甚至奖励一根玉米棒。
他们几乎不怎么让我吃冰激凌，因为它对嗓子有害，让人着凉。至于玉米棒，街角有卖的，普莱默斯便携式汽化煤油炉上坐着开水锅，一个胡子邋遢的人从锅里拿出热呼呼香喷喷的煮玉米，用绿叶子给你包好，上面再撒些盐，几乎就不让我吃玉米棒子，因为胡子邋遢的人显然不干不净，他的水里也许都是细菌。“但是，要是殿下你今天在阿塔拉咖啡馆里的行为举止无可挑剔，就让你在回家的路上自由选择：是冰激凌还是玉米棒，随便你喜欢哪个。”
于是在咖啡馆，父母和他的朋友们无休无止地谈论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学，谈论教授们之间的权力斗争，编辑、出版商内部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还有一些谈话我听不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慢慢变成一个小间谍。
比如说，我研制了一个小小的秘密游戏，可以玩上几个小时，不用动，不用说，不用辅助道具，甚至不用铅笔不用纸。我会看着咖啡馆里的陌生人，试图从他们的衣着和手势上，从他们看的报纸或是点的饮料上，猜出他们是谁，他们是哪里人，他们是干什么的，他们来这里之前干了什么，之后他们会到哪里去。那边那个女人刚刚悄悄笑了两次——我试图从她的表情上推断出她在想些什么。那个身材瘦削戴帽子的年轻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门口，每进来一个人都很失望，他在想些什么？他苦等的那个人长什么样子？我竖起耳朵，从空中窃取只言片语的谈话。我斜倚身子窥探大家在读什么，观察谁急急忙忙地离去，谁刚刚进来就座。
根据某种不确定的表面迹象，我为他们编织出错综复杂但激动人心的生活。比如，那个嘴唇流露出痛苦、连衣裙领口开得很低的女人，坐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周围浓烟缭绕，柜台后面墙上的挂钟走了不到一个小时，她就站起来三次，进了女厕所，接着她又回来坐在已经空了的茶杯面前，用棕色的烟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偶尔瞟一眼皮肤黝黑、身穿西装背心、坐在立式衣帽架附近的一张桌子的男子。一次她站起身，走向那个身穿西装背心的男子，弯下腰，对他说了两三个词，而他只点头称是，现在她又坐在那里抽烟去了。这里面得有多少可能性啊！从这些碎片，我能够编织出千变万化令人眼花缭乱的情节与故事！也许她只是询问，他看完报纸后能否把报纸拿给她看。
我的眼睛设法避开女人那硕大的胸脯侧影，但无济于事，当我闭上眼睛，它却走近了我，我可以感觉到它的温暖，它几乎拥抱了我的脸庞。我的双膝开始颤抖。女人正在苦等她的情人，他答应前来，但是却忘记了，因此她坐在那里如此绝望地一口接一口地吸烟，一杯又一杯喝着清咖啡，来减轻嗓子眼里的苦痛。她一次又一次消失在厕所里，往脸上扑粉，掩饰泪痕。女招待给身穿西装背心的男子端来一高脚杯甜酒，以驱散他的忧伤，因为他的妻子离他而去，投向一个年轻的情人。也许，此时此刻，那对情侣正驾驭某爱情之舟，沐浴在洒向大海的月光下，在船长操办的舞会上跳贴面舞，爱迪生影院那令人魂牵梦萦的音乐随风飘荡伴他们起舞，驶向某个顶呱呱的胜地：圣莫里兹、圣马力诺、旧金山、圣保罗、无忧宫。
我继续编织我的网络。我想象那个年轻情人，就像纳尔逊“纳维卡特”板烟烟盒上所描绘的那个骄傲而有男子汉气度的水手，实际上就是他答应了一根接一根抽烟的女人，今晚来与她会面，而现在他却远在千里之外。她徒然等待。“先生，你也被命运抛弃了吗？你也和我一样形单影只吗？”那就是她刚才走向那个身穿西服背心的男人，冲他弯腰，用古老浪漫故事的语言冲他所说的话，而他点头称是。不久，这一对被抛弃的人儿一起走出了咖啡馆，在外面大街上，他们手挽着手，无需多说一句话。
他们二人一起去哪里呢？
我在想象林荫大道和公园，月光迷离的长椅，通往石墙背后小房子的小巷，烛光，紧闭的百叶窗，音乐，故事到此变得对我来说过于甜美与恐怖，令我无法讲述，也无法忍受，我连忙避开。接着，我把目光投向坐在我们桌子附近的两个中年男子，他们在下棋，操一口德国口音的希伯来语。其中一位正在吮吸并抚摸一根冰凉的红木烟斗，另一位偶尔用一块花格手绢擦去他高高的额头上那并不存在的汗水。一个女招待走过来，朝拿烟斗的男人轻轻说了些什么，他用带德国口音的希伯来语请另一个人原谅，又向女招待道歉，走向膳窗口旁边的电话机。说完话后，他挂上电话，站了一会儿，显得有点可怜与失落，接着跌跌撞撞回到桌边，显然再次请棋友原谅，接着他向他解释着什么，这次是用德语，急急忙忙在桌子上放了一些硬币，转身离去；他的朋友生气了，几乎强迫他把硬币放回兜里，但是另一个不肯，突然硬币滚到了地上几张桌子下，两位先生不再推让，跪在地上把硬币捡起来。
太迟了，我已经为他们做出决定，他们是一对堂兄弟，整个家族都被德国人杀光，只有他们二人幸存。我已经用一笔巨额遗产和一个怪里怪气的遗嘱来丰富了他们的故事，按照遗嘱条款，谁在对弈中获胜，他就能够得到三分之二的遗产，而输者只能得到三分之一。接着我又给故事引进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孤女，她与一些年轻移民被从欧洲送进基布兹，或受教育的机构，真正的遗产继承人是她，而不是那两个下棋的。在这里，我自己进入故事之中，充当身披闪光盔甲的骑士、孤儿保护者，将从没有资格获得遗产者的手中把遗产夺回，将其归还给真正的主人，我这样做并非一无所获，而是赢得了爱情。但是赢得爱情后，我再次闭上双眼，迫切需要掐断故事，开始监视另一张桌子。或者盯住眼睛深黑的跛脚女侍者。这似乎是我作家生涯的开始：在咖啡馆，苦苦等待冰激凌或者玉米棒。
直至今天，我一直用这种方式行窃。特别是从陌生人那里。特别是在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比如说，在诊所排队时，或在某政府部门的等候室，火车站或飞机场。甚至有时在我开车堵车时也在偷看身边的车辆。偷看并编造故事。再偷看，再编造更多的故事。从她的衣着，她的表情，她补妆时的姿势可以断定她是哪里人吗？她家境如何？她的丈夫是个什么人？要么就是捕捉到那边那个留着并不时髦的连鬓胡子的小伙子，他左手拿着手机，另一只手则比画着切东西的动作，感叹号，紧急呼救信号：他为什么明天一定要飞往伦敦？他做什么生意做得不称心？谁在那里等着他？他的父母长什么样？他们是哪里人？他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他今天晚上，今天夜里，在伦敦着陆以后计划做什么？（现在我不再惊恐地停在卧室门口了，我悄悄地溜了进去。）
倘若陌生人与我满怀好奇的目光相遇，我则怀着歉意冲他们心不在焉地微微一笑，把目光转向别处。我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很怕在行动中被抓获，并让我做出解释。但不管怎么说，一两分钟后，我就不需要继续偷看我漫不经心编织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了，我已经看够了。半分钟，他们就被逮进了我那专门偷拍名人照片的相机里。
在超市等候付钱，比如说，我前面的一个女人矮小而丰满，约莫四十五岁，非常吸引人，因为她的体态或表情显示，她什么都尝试过了，现在已经是处变不惊，就连最异乎寻常的体验也只是引起她顽皮的好奇心而已。而我身后的一个士兵，也就二十来岁，显得有些愁眉苦脸，正用渴求的双眼直勾勾地看着这个什么都懂的女人。我向旁边退出半步，以便不挡住他的视线，为他们准备一间铺着厚地毯的房间。我关上百叶窗，倚门站在那里，而现在幻觉本身充满了流动，非常具体，包括他在极度兴奋中羞答答带有喜剧色彩的触摸，以及她满怀同情慷慨大方的生动触摸。直到钱柜旁边的女子抬高了声音：下一个！那口音不能确定是俄罗斯口音，也许是中亚某个国家的口音？我已经到了撒马尔罕，到了美丽的布哈拉，双峰驼，粉石砌成的清真寺，穹顶撩人、地毯厚实柔软的圆形祈祷大厅，伴我和我买的东西一道走到大街上。
1961年我服过兵役后，基布兹胡尔达委员会将我送到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学习两年。我学习文学，因为基布兹急需文学老师，我学习哲学，因为是我坚持要学。每星期日下午四点到六点，百名学生聚集在梅塞尔楼的大报告厅里倾听萨姆埃尔·雨果·伯格曼的讲座“从克尔恺郭尔到马丁·布伯的对话哲学”。我妈妈范妮娅在20世纪30年代也跟随伯格曼教授攻读哲学，当时大学依旧坐落在守望山上，她还没有嫁给我的父亲，每逢回忆起伯格曼教授，她都满怀深情。1961年，伯格曼教授已经退休，他是位荣退教授，但是他那清晰隽永的学识将我们深深吸引。更想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人曾经在布拉格和卡夫卡一起上学，他有一次对我们说，他实际上连续两年和卡夫卡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直到马克斯·布罗德出现，取代了他在卡夫卡身边的位置。
那年冬天，伯格曼课后邀请了五六个他最喜欢的或最感兴趣的学生来他家里待上几个小时。每星期日晚上八点，我乘坐5路公共汽车从吉瓦特拉姆新校园去往热哈维亚大街伯格曼教授那简朴的公寓。房间里总是充满旧书、新鲜面包和天竺葵花散发出的淡淡的宜人气味。我们坐在沙发上，或者在大师，在卡夫卡和马丁·布伯童年时代的朋友，在为我们写下认识论史和逻辑学原理的作者脚下，席地而坐。我们静静地等候他开口。
萨姆埃尔·雨果·伯格曼即使上了年纪，仍旧是个大块头。他雪白的头发不住抖动，眼角周围的皱纹既顽皮，又具有讽刺意味，富有穿透力的目光既满怀狐疑，又像一个充满好奇的孩子的目光那样天真无邪，与老年时代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照片非常相像。伯格曼操中欧口音，在用希伯来语行走时步态不太自然，仿佛他精通这门语言，但是有点得意洋洋，就像一个追求者为所爱之人接受了他而欣欣然，决定抬高自己，证明她没有看错人。
在这些聚会上，我们的老师几乎只关心一个题目，即灵魂生还问题，或者人死后是否还有机会生存。整整一冬天的星期日晚上，他就向我们讲述这些。雨打窗棂，花园里风在低吟。有时，他让我们谈自己的见解，他一丝不苟地听着，不像老师耐心地指导学生行路，而是像人倾听一个复杂乐章里的一个特殊音符，以便定夺它是对还是错。
“没什么，”一个星期日晚上他这样对我们说，我没有忘记，我确实没有忘记，我相信自己可以逐字逐句地重复，“没什么东西可以消失。从来没有。‘消失’这个词的本意指宇宙，可以说是有限的，可以离开它。但是没——什么——东西（他故意把词语拖长）能够离开宇宙。什么也进入不了宇宙。就连一颗微尘也无法出现，也无法消失。物质变成能量，能量变成物质，原子聚集在一起，而后分散，一切都发生了变化与变形，但是没——什么——东西可以从有到无。即使长在某病毒尾巴上的最微小的毛发也不会。无限一词的概念确实非常广阔，无限地广阔，但与此同时，它也是封闭的，密封得严严实实：什么也没有离开，什么也没有进入。”
停顿。狡黠、天真的微笑宛如喷薄的日出洒满他表情丰富的迷人脸庞：“也许有人能够向我解释，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为什么执意告诉我唯一的例外，唯一注定要下地狱、化为乌有的事物，在一个原子也不可能被毁灭的广袤宇宙里唯一注定要停息的事物就是我可怜的灵魂？除了我的灵魂，一切事物，每粒尘埃，每滴水，都将继续生存，直至永远，尽管形式不同？”
“灵魂，”一个年轻聪颖的天才从房间角落里轻声说，“是任何人也看不到的。”
“就是，”伯格曼表示赞同，“你在咖啡馆里也碰不到物理定律或者数学规则。也碰不到智慧、愚笨、欲望与恐惧。尚未有人取些快乐或憧憬作为样品，放到试管里。但是谁，我年轻的朋友，谁现在在和你们说话呢？是伯格曼的幽默吗？是他的脾脏？也许是伯格曼的大肠在说话？是谁，要是你们原谅我说这种话，是谁在你们脸上洒下一点也不惬意的微笑？不是你们的灵魂吗？是你们的软骨吗？是你们的胃液吗？”
又有一次他说：
“死后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没——有——人知道。无论如何，用可证明或论证的知识无法知道。要是我今天晚上告诉你们，我有时听到死人说话的声音，那声音比多数活人的声音要清晰，明白易懂，你们有理由会说，这个老头年老昏聩了。他在行将就木之时可怕地发了疯。因此我今天晚上不和你们谈论声音，今天晚上我将谈论数学：因为没——有——人知道在我们死亡的另一边是否存在着事物，还是不存在事物，我们可以从这种全然无知中推断出，那里存在事物的概率与不存在事物的概率完全等同。百分之五十休止，百分之五十幸存。对于像我这样的犹太人，一个中欧犹太人，与纳粹大屠杀受害者是同代人，如此珍惜幸存的机会一点也不坏。”
戈尔绍恩·肖洛姆，伯格曼的朋友与竞争对手，也为死后的生活问题着魔，甚至可能是深受折磨。在他死去的那天早晨，广播中播报了他的死讯，我写道：戈尔绍恩·肖洛姆在深夜去世。现在他知道了。
伯格曼现在也知道了。卡夫卡也是。还有我的父母。还有他们的朋友和熟人还有这个咖啡馆里的众多男男女女，所有那些我在故事中讲述的人们，以及那些被完全遗忘的人们。他们现在都知道了。有朝一日我自己也会知道。与此同时，我们将采集各种不同的细节。以防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