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贝京的演说按照记忆与体验重构。——原注52
这次夜间谈话过去了几年，梅纳赫姆·贝京及其党羽在爱迪生礼堂失去我已经七八年之久，我与大卫·本——古里安见了面。那些年里，他是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但许多人把他视为“那个时代的伟人”，以色列国开国元勋，“独立战争”和“西奈战争”中的大赢家。敌人恨他，嘲弄围绕他所进行的个人崇拜，而崇拜者已经将其视为“民族之父”，是奇迹般地将大卫王、犹大·马加比、乔治·华盛顿、加里波第、犹太人中的丘吉尔乃至上帝的弥赛亚等云集一身的人物。
本——古里安不仅把自己当成政治家，而且，也许主要，当成富有独创性的思想家和精神导师。他自学希腊语，为的是能够阅读柏拉图的原著，涉猎黑格尔和马克思学说，对佛教和远东思想感兴趣，深入研究斯宾诺莎学说，以至于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已经当上以色列总理的本——古里安，每逢横扫牛津那些不错的书店寻找哲学书时，都于让头脑敏锐的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相伴。有一次伯林对我说：“本——古里安煞费苦心，把自己描绘成一个知识分子。这依据的是两个错误，他首先错误地相信海姆·魏兹曼是知识分子；其次，他还错误地相信杰伯廷斯基是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就是用这种方式，用一颗聪明的石子，无情地击中三只飞鸟。）
本——古里安总理时不时在《达瓦尔》周末增刊上就哲学问题发表冗长的理论性反思。1961年1月，有一次，他发表一篇评论，说明不可能实现人类平等，尽管他们可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博爱。
鉴于我本人捍卫的是基布兹价值，我就给《达瓦尔》撰写了一个小小的回复，带着应有的谦恭与尊重，指出本——古里安先生大错特错了。[1] 我的文章发表时，在基布兹胡尔达引发众怒。基布兹成员对我的出言不逊大光其火：“你胆敢不同意本——古里安的说法？”
然而，仅仅过了四天，天堂之门向我敞开：民族之父从高处下来，俯就发表一篇谦恭有礼洋洋洒洒的回复文章，占据了报纸的几个显著栏目，为“那个时代的伟人”进行辩护，抨击社会渣滓。[2]
同一拨基布兹人，就在两天前他们想送我去接受某种再教育，因为我出言不逊，现在却高兴得神采飞扬，忙不迭地和我握手，要么就拍拍我的后背：“呢个，你成了！你流芳百世了！你的英名有朝一日会出现在本——古里安文集的索引里！胡尔达基布兹的名字也会出现在那里，谢谢你！”
但是，奇迹时代刚刚拉开序幕。
一两天后，又打来了电话。
那电话没有打给我——我们的小房间尚无电话——电话打到了基布兹办公室。贝拉·皮，一个基布兹老成员那时碰巧在办公室，她跑来找我，苍白颤抖，就像一张纸，哆哆嗦嗦，就像刚刚看见众神的四轮马车被火舌包围，她告诉我，就像在颁布临终遗言：总——理和国防——部长召我明天早晨晋见，六点半整，在特拉维夫国防部长办公室，与总——理和国防——部长进行私人会晤，应本——古里安个人邀请。她在说总——理和国防——部长时，好像在说“当称颂的神”。
现在该轮到我苍白了。首先，我仍然穿着军装，我是一个正规军人，军队里的陆军上士，我险些害怕自己违反了某些规章制度，在报纸专栏上与我的最高统帅进行意识形态争论。其次，除笨重的铆钉军靴，我就没有一双鞋，我怎么去见总——理和国防——部长呢？穿拖鞋吗？再次，我根本就无法在早晨六点半赶到特拉维夫，胡尔达基布兹的头班车要等到七点钟才发车，直到八点半才能赶到中心汽车站。
于是我彻夜默默地祈祷降临灾难：战争、地震、心脏病发作——无论是他还是我，都没关系。
四点半，我第三次擦拭我的铆钉军靴，穿上鞋子，牢牢系紧鞋带。我穿着熨得平平整整的便装，卡其布长裤，白衬衣，套头衫和风衣。我出门走上主路想搭车，竟然奇迹般地搭成了，晕晕乎乎，来到了国防部长办公室。它不在骇人听闻、天线林立的国防部大楼里，而是在背后的一个院落里，在一个风光迷人具有田园情调的巴伐利亚式两层小楼里，小楼红瓦墁顶，爬满了青藤，它由一个德国圣殿骑士在19世纪建成，那个圣殿骑士在雅法北部的沙地上建立起一个宁静的农业聚居区，最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被英国人驱逐出境。
风度翩翩的秘书未曾注意到我的身子在抖动，嗓子眼卡住了；他简要向我布置任务，带着某种近乎亲切的热情，好像和我一起背着隔壁房间里的神明，在策划着什么。
“老人，”他开始使用充满深情的昵称，从本——古里安五十多岁起人们一般就这么称呼他，“你知道，怎么说呢，这些天热衷于长篇哲学对话。但是，他的时间，我相信你可以想象，如同金粉一样。他实际上还在自己处理所有的国事，从战争准备到与大国的关系再到邮局工人罢工。你呢，当然过二十分钟就要借故退出，这样我们可以抢救一下今天的日程安排。”
在这个世界上，我最想做的莫过于“巧妙退出”了，不是二十分钟以后，而是马上，立即。一想到上帝自己就在这里，是他本人，就在灰门后边，再过一分钟我就在他的掌控之下，敬畏与恐惧让我险些昏厥。
秘书真是别无选择，只得轻轻从身后把我推进最为神圣的所在。
身后的门关上了，我站在那里一言不发，背靠着刚从那里走进来的那扇门，双膝发抖。大卫王的办公室非常普通，几乎没什么家具，比我们在基布兹住的简易房大不了多少，对面是个窗子，拉着有乡村气息的窗帘，给灯光补充了些许日光，窗子两旁分别放有金属文件柜。房间中央是一张玻璃面的大书桌，几乎占据了房间的四分之一。书桌上放有三四摞书、杂志和报纸，各式文件与文件夹，有的打开，有的合上。书桌两旁，放着两把带有官僚气的灰色金属椅，那些年你在任何管理部门或军事办公室都可以看到这种椅子，椅子下面始终刻有“以色列国有资产”的字样。房间里再没有别的椅子。一张囊括整个地中海流域和中东地区、从直布罗陀海峡到波斯湾的巨幅地图占据了整整一面墙，从上到下，从一个角落到另一个角落，只有邮票般大小的以色列下面，画了一条粗线。另一面墙放着三个书架，满满当当排着书，好像有人会突然在这里患上急性读书狂热症，刻不容缓。
在这间斯巴达式的屋子里，一个人迈着小碎步迅速踱来踱去，他双手背在身后，眼睛盯着地板，大脑袋前伸，仿佛要撞什么东西似的。这个人看上去和本——古里安一模一样，但是又无论如何也成不了真正的本——古里安。那时，以色列的每个孩子，即使是幼儿园小孩在睡梦中都知道本——古里安的样子，但因为那时还没有电视，显然在我看来，民族之父该是个头顶云天的巨人，可是这位冒名顶替者又矮又胖，身高不到五英尺三。
我大惊失色，几乎有些不快。
然而，在让人感到宛如无穷无尽的两三分钟持续不断的沉默里，我还是诚惶诚恐地背靠着门，尽情饱览这一身材壮实有力的小个子男人那怪异、易受催眠的仪表，介于坚韧不拔的山村老爷爷和精力旺盛的古代侏儒，他躁动不安、倒背着手不住地来回走动，脑袋前伸，像个攻城槌，陷入沉思，孤高超然，并不劳神做出一丝暗示，说明他意识到某人，某物，一粒浮尘，突然降临到他的办公室。大卫·本——古里安那时大约七十五岁，我只有二十岁。
在他圆形露天竞技场般的秃顶周围，散落着先知般乱蓬蓬的银发，巨大的额头下面是两道乱蓬蓬的灰色浓眉，浓眉下是一双敏锐的灰蓝色眼睛，明察秋毫。他长着宽大粗糙的鼻子，一个不知羞耻的丑陋鼻子，一个色迷迷的鼻子，似反犹主义漫画中的形象。他的嘴唇薄而冷漠，而下巴却像一个古代水手那样突出而桀骜不逊。他的皮肤如同生肉一般粗糙红润，短脖子下的肩膀宽大有力，胸脯宽阔，敞开的衬衣领口上露出手掌宽的毛茸茸前胸。他恬不知耻凸出的肚子，像海豚的隆峰，似乎显得很坚硬，仿佛混凝土垒就，但令我困惑的是，所有这些奇景竟以两条侏儒般的粗腿作结，如果不是亵渎上帝，可以说那双腿有些滑稽可笑了。
我尽量慢慢喘气。我肯定是嫉妒卡夫卡《变形记》中的戈里高利了，他自己缩成了一只甲虫。血液从手脚涌流到肝脏。
我们每天在收音机，甚至在梦中听到的富有穿透力的硬邦邦的声音首先打破了沉寂。全能的人气哼哼地看了我一眼，说：“怎么！你为什么不坐下！坐！”
我迅速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对着书桌，笔直地坐着，但只是坐在椅子边，不可能朝后倚了。
沉默。民族之父继续来回踱步，步履又碎又快，像囚禁起来的雄狮，或者是万万不可迟到的人。过了无穷无尽长时间，他突然说：“斯宾诺莎！”
他停住说话。他走到窗户旁边，突然转过身来说：“你看过斯宾诺莎的东西吗？看过，但是也许你并不理解？很少有人了解斯宾诺莎，很少。”
之后，他依旧在门窗之间来回走动，并就斯宾诺莎的思想发表了长篇演讲。
在演讲当中，门犹犹豫豫开了一条缝，秘书怯生生地把脑袋伸进来，微笑，试图咕哝些什么，但是受伤的狮子朝他劈头盖脸吼道：“出去！别捣乱！你没看见我正在进行很长时间以来最为有意思的谈话之一吗？你走开！”
那个可怜的人立即消失了。
直到现在我没有说一句话。没有出声。
可是这种情况表明本——古里安喜欢早晨七点钟之前讲述斯宾诺莎。他确实一刻不停地讲了几分钟。
突然，他一句话说到半截便停顿下来，我甚至感觉到他的气流吹在我僵硬的脖子上，但是我不敢左顾右盼。我僵直地坐在那里，绷紧的膝盖形成一个直角，臀部和紧张的后背也形成一个直角。本——古里安朝我气势汹汹地叫嚷，声音里没有一丝问询之意：“你没有吃早饭！”
他没有等回答。我没有出声。
突然，本——古里安在书桌后面叹了口气，仿佛巨石投入水中，就连他的白发也从视野中消失了。
过了一会儿，他复出水面，一只手拿着两只杯子，另一只手拿着一瓶廉价水果饮料。他精神饱满地给自己倒了一杯饮料，接着又给我倒了一杯，宣布说：“喝吧！”
我一口气把饮料全部喝光。一滴也没剩。
与此同时，大卫·本——古里安滋滋喝了三大口，像个渴极了的农民，开始继续讲述斯宾诺莎。
“身为斯宾诺莎主义者，我毫不怀疑地对你说，斯宾诺莎思想的精髓可以作如下归纳。人应该永远保持镇静！永远不应该失去冷静！其他都是诡辩与释义。镇静！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冷静！其他——分文不值！”（本——古里安语调古怪，每个词总是强调最后一个元音，有点像在吼。）
但是，现在我再也不能玷污斯宾诺莎的名誉了。我保持沉默，就会玷污我所喜欢的哲学家，于是鼓足勇气，眨眨眼睛，竟然奇迹般地胆敢开口，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尖声尖气地小声说道：“确实在斯宾诺莎思想里有冷静镇静的因素，但是把那说成是斯宾诺莎思想的精髓，不对吧？确实也有——”
之后，从火山口里向我迸发出火焰、硫磺和一道道熔岩：“我一生一世都是斯宾诺莎主义者！我从年轻时候起就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镇静！冷静！那是整个斯宾诺莎思想的精髓！是他思想的核心！安宁！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成功还是失败，一个人的头脑永远也不应该失去平和！永远也不！”
他那两只伐木工般强有力的拳头突然落到桌上的两只杯子上，我们二人的玻璃杯蹦起来，惊恐地咣当直响。
“人永远也不能发脾气！”这些话如同审判日里的惊雷恶狠狠地向我袭来，“永远也不！要是你不能看到这一点，就不配被称作斯宾诺莎主义者！”
说着，他平静下来，面露喜色。
他坐在我对面，把两只胳膊摊在书桌上，好像要把桌上所有的东西抱在胸前。当他突然朴实、欣喜地微笑时，身上闪烁着令人惬意、暖人肺腑的光，仿佛不但他的脸庞、他的眼睛在微笑，而且连整个拳头般的身体也放松了，和他一同微笑，整个房间也微笑了，甚至斯宾诺莎本人也微笑了。本——古里安的眼睛，从忧郁的灰变作明亮的蓝色，他从上到下仔仔细细打量着我，一点没有礼貌，好像用自己的手指在感知。他好像有点飘忽不定、躁动不安并令人生畏。他的论证就像拳击，然而当他没有警示便突然笑逐颜开时，就好像从一个复仇之神转变成一个喜气洋洋的爷爷，焕发出健康的容光与满足，一股富有诱惑力的热情从他那里汩汩而出，那种迷人的气质持续片刻，像个兴高采烈的孩子，带着永不满足的好奇。
“你是做什么的呢？你写诗吗？啊？”
他顽皮地眨眨眼睛。仿佛他给我设置了一个顽皮的陷阱，并且在游戏中获得胜利。
我再次大为吃惊。我那时只发表了两三首无价值的诗歌，发表在名不见经传的基布兹运动杂志上。（我希望它已经与我可怜的写诗尝试一道化作了尘泥。）但是本——古里安一定是看到了。据说他惯于仔细阅读各种出版的东西：园艺月刊，自然或博弈爱好者杂志，农业、工程、统计学研究期刊。他的求知欲望没有止境。
他显然记忆力惊人，过目不忘。
我咕哝着什么。
但是总理兼国防部长不再听我说话了。他那不集中的精神已经转移。既然他已经一劳永逸，以毁灭性的一击，解释了斯宾诺莎思想中的存疑问题，他就开始满怀激情地谈论其他事由：我们青年人当中的犹太复国主义热情已经失去，或是希伯来语诗歌，它涉猎了各种危险的尝试，却没有睁开眼睛，歌颂每天在我们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民族复兴，希伯来语言的复兴，内盖夫沙漠的再生。
突然，再次没有警示，他的独白只进行了一半，甚至一个句子只说了一半，就索性不想说了。
他从椅子上跳下来，好像遭到了枪击，也让我站起身来，当他把我推向门口时，推我的身体，就像他的秘书在三刻钟之前推我一样——他热情地说：“聊聊挺好！非常好！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呢？年轻人在读什么书？你什么时候进城，请来看我。只管来，别害怕！”
他一边把我，连同我的大头钉军鞋和我白色的安息日衬衣推出门外，一边兴高采烈地大喊：“来啊！只管来，我的大门始终向你敞开着。”
从在本——古里安斯巴达式的办公室谈论斯宾诺莎迄今，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我自那以后见过诸多名人，包括政治领袖，具有吸引力的人物，其中一些展现出巨大的个人魅力，但是没有人像他那样在身体外观和摄人魂魄的意志力上给我留下如此强烈的印象。本——古里安，至少在那天早晨，拥有使人着迷的精力。
以赛亚·伯林的冷峻观察是正确的：本——古里安尽管研读柏拉图和斯宾诺莎，但他不是知识分子，与知识分子相距甚远。我所看到的本——古里安，是一个喜好空想的农民。他身上具有几分原始的东西，有些不合时宜的东西。他简单的头脑几乎停留在《圣经》时代，他的意志力像一束激光。身为波兰东部普翁斯克一个犹太小村里的青年，他显而易见拥有两个简单的想法：犹太人必须在以色列重建自己的故乡；他是当之无愧领导他们的人。纵观其一生，他从没有改变年轻时代的两大决定，一切都服从于这两个决定。
他是个坦率正直、冷酷无情的人，像多数幻想家一样，未尝不考虑代价问题。也许，他一刻也没有停止考虑，并做出决定：随它去吧。
一个在克劳斯纳家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所有反左派人士当中长大的孩子，我一向接受的是这样的教育，犹太人的所有痛苦都应归咎于本——古里安。在我成长的地方，他被视为恶棍，堪称左派体制灾难的具体化体现。
然而，长大成人后，我则是从截然不同的角度，从左派角度来反对本——古里安。我和同时代的许多左派知识分子一样，认为他有近似暴君的品性，一想到他在“独立战争”期间对阿拉伯人的强硬方式和报复性的袭击，我就会不寒而栗。直到最近几年，我才开始阅读关于他的一些东西，不知道自己是对还是错。
突然，当我写下“强硬方式”几个字时，我可以再次清清楚楚地看到本——古里安抓着廉价水果饮料的杯子，先给他自己倒饮料的情形。杯子也是廉价的，是厚玻璃做的，他坚硬的手指又短又粗，紧紧握住如同手雷的杯子。我惊愕不已，倘若我脚跟错位，说了一些让他上火的话，本——古里安可能会把杯子里的饮料泼到我脸上，或者把杯子扔到墙上，或者会攥紧拳头，把杯子捏碎。他就是那样令人敬畏地抓住杯子，直至突然笑逐颜开，向我显示他知道我在尝试着写诗，看见我的窘态露出愉快的微笑，有那么一刻，他的样子几乎就像一个性情愉快爱开玩笑的人，刚刚略施小计，现正在询问：下一个节目呢？
【注释】
[1] 大卫·本－古里安：《思考》，《达瓦尔》，1961年1月27日；阿摩司·奥兹：《博爱不能代替平等》，《达瓦尔》，1961年2月20日。《达瓦尔》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办的第一份希伯来语报纸。希伯来语音译，字面意思为“事”。——原注[2] 大卫·本－古里安：《进一步思考》，《达瓦尔》，1961年4月24日。——原注53
1951年将尽的那个秋天，妈妈的身体状况愈加恶化。她又开始偏头疼，失眠。她再次终日站在窗前，遍数天上的飞鸟流云，她夜里也坐在那里，睁大眼睛。
我和父亲分担了全部家务。我拣蔬菜，他把蔬菜剁碎，做成精美的色拉。他切面包，我在面包片上撒上人造黄油、奶酪或人造黄油和果酱。我打扫并清洗地板，把所有东西的表面都打扫一遍，我父亲倒垃圾，每隔两三天就要买三分之一块冰放进冰盒里。我到杂货店和蔬菜店买东西，而父亲则负责去肉铺和药店。我们在厨房门上别张小卡片当成购物单，两人都会填写所需物品。物品购买后，再把此项内容从购物单上画掉。每周六晚上，我们都开始填写新购物单：西红柿。黄瓜。洋葱。土豆。萝卜。
面包。鸡蛋。奶酪。果酱。糖。
看看有没有小柑橘，橙子何时上市。
火柴。油。蜡烛，以防停电。
洗涤液。肥皂。牙膏。
煤油。四十瓦灯泡。修理熨斗。电池。
浴缸龙头的新垫圈。龙头流水不畅，要修理。
酸奶。人造黄油。橄榄。
给妈妈买毛袜。
那时，我的字体越来越像父亲的字体，因此几乎不能分辨是谁写的“煤油”，或者是谁加上“我们需要擦地布”。直到今天，我的笔迹也像父亲的，笔力遒劲，不是总能看得清楚，但总是精力充沛，棱角分明，不像我妈妈冷静、圆润的梨状字体，有些向后倾斜，好认，看着让人愉快，运笔轻柔而训练有素，每个字母都写得到位，像她的牙齿分布均匀。
我和爸爸那时非常亲近，像一对抬伤员攀登陡坡的担架手。我们给她端来一杯水，让她吃下两个不同的医生开的镇静药。我们也用一张爸爸的小卡片记载这些，我们写下每种药的药名和服用时间，她吃掉一颗，我们就打上钩，她不想吃的就打叉。她多数情况下都很听话，连感觉恶心时都吃药。有时，她强迫自己给我们点微笑，那笑甚至比她苍白的脸颊或出现在她眼下的半月形黑晕还要让人难过，因为那微笑很空，仿佛与她没有任何关联。有时，她示意我们偎依着她，用始终如一的圆周运动来抚摸我们。她抚摸了我们很长时间，直至父亲轻轻拿起她的手放在胸脯上。我也做同样的动作。
每天晚上，晚饭时分，我和爸爸在厨房里召开每日工作会议。我告诉他今天在学校里做了什么，他则给我讲述在国立图书馆上班时发生的事情，或者描述他给下一期《塔尔巴茨》或《梅促达》快要写完的文章。[1]
我们谈论政治，谈论国王阿卜杜拉遭暗杀，或谈论贝京和本——古里安，我们像两个平等的人。我心里对这个心力交瘁的男人充满了爱戴之情，他庄严地做出结论：“我们之间似乎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得求同存异。”
接下来我们会谈论家务事。我们会在父亲的小卡片上匆匆写下还需要什么，把已经办理的事情画掉。父亲有时甚至会和我商量钱的问题：还有两个月才付款呢，我们已经花了这么这么多。每天晚上他会问我写作业的情况，我会把学校的作业单，还有已经写完作业的练习本递给他加以比较。有时，他会看看我做的功课，并做适当评价。对于每一学科，他了解得都比我的老师多。多数情况下他会说：“不必检查你了。我知道对你，我可以绝对依靠，绝对信任。”
我听到这些话时，心中涌起一阵秘密的自豪与感激，有时也会油然产生一阵怜悯。
是对他，而不是对妈妈。那时我一点也不怜恤她，她只知道没完没了地让你每天履行责任，提各种要求，并且是难堪与耻辱之源，因为我有时得向朋友解释，他们为什么从来不能来我们家串门，我得回答杂货店里邻居们可爱的拷问，为什么他们总看不见她，她怎么了。即使对叔叔阿姨们，即使对爷爷奶奶，我和爸爸也不会把整个事实和盘托出，我们轻描淡写。我们说，她感冒了，即便她没有感冒。我们说，偏头疼。我们说，对夜晚特别敏感。有时我们说，她也太累了。我们努力说出真相，但不是整个真相。
我们不知道整个真相。但我们又确实知道，即使没有相互串通，我们谁也没有向任何人透露我们二人所了解的一切；我们只让外界知道一些事实。我们二人从来没有商量她的状况。我们只谈论明天该做的事情，谈论日常生活琐事，谈论家里需要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谈到她有什么不适，只是父亲在没完没了地重复：“那些医生，他们什么也不懂，一点不懂。”在她去世后，我们也不谈论。从母亲去世那天起到父亲去世，二十年间，我们一次也没有说起过她。只字未提。仿佛她从来没有生活过，仿佛她的人生只是经审查从苏联百科全书里撕去的一页。或者，我仿佛雅典娜，直接从宙斯的头颅里降生；我是某种倒生的耶稣，从一个童贞男子看不见的精神中托生出来。每天早晨，天将破晓之时，院里石榴树枝头的鸟儿把我唤醒，她用贝多芬《致爱丽丝》的最初五个音符来迎接白日的到来：“啼——嗒——嘀——嗒——嘀！”接着，更为激动：“啼——嗒——嘀——嗒——嘀！”躺在毯子下面的我，深情地将其完成：“嗒——嘀——嗒——嗒！”我在心中，把鸟儿叫作爱丽丝。
我那时为父亲难受。仿佛他是倒下去的受难者，本身没有过错，却遭受某种旷日持久的伤害，好像我妈妈在故意虐待他。他非常劳累，伤心，即使他像平时一样总是在兴高采烈地谈天说地。他一向憎恨沉默，并为出现的任何沉默谴责自己。他那双眼睛，像母亲的眼睛，下面有半月形的黑晕。
有时，他白天得在上班时离开，带她去做检查。那几个月他们什么都检查过：她的心脏、肺部和脑电波，消化、激素、神经、妇科病和循环系统。没有效果。他不吝花钱，请过各种各样的大夫，带她去看私人医生；他甚至不得不从父母那里借些钱，尽管他憎恨借债，讨厌他母亲施罗密特奶奶的方式——喜欢“插手”，为他修理婚姻生活。
我爸爸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来，收拾厨房，整理已经洗好的衣服，榨水果汁，给我和妈妈端来温果汁，想让我们强健起来。上班前，他也设法草草回复编辑和学者们的来信，接着，他冲向公共汽车站，破损不堪的箱子里装着好几个叠好的购物袋，准时到塔拉桑塔楼上班，在“独立战争”期间，坐落于守望山上的大学被与城市其他部分隔离开来，国家图书馆报刊部就搬到了塔拉桑塔。
他五点钟会回到家里，路上已经在肉铺、电器商店或药店逗留，径直进门看看妈妈是否感觉好些，希望他不在家时她会睡上一会儿。他会用小勺喂她吃下一点土豆泥或米粥，我和爸爸不管怎么样都会熬粥了。接着，他把门反锁上，帮她换衣服，尽量和她说话。他甚至可以试着说说从报纸上看到或从图书馆里听来的笑话，逗她开心。天黑之前，他会急急忙忙再次出门去商店，挑选各种东西，马不停蹄，仔细阅读一些新药的说明书，甚至顾不上坐一会儿，试图吸引妈妈聊聊未来巴尔干的局势。
接着，他会来到我的房间，帮我换床单，或在我的衣柜里放上樟脑球，因为快过冬了，与此同时低声哼唱一些令人多愁善感的情歌，遗憾的是跑调了，要么就是试图把我拉进关于巴尔干未来的争论。
天擦黑之际，莉兰卡——莉莉亚阿姨，莉亚·卡利什——巴——萨姆哈——母亲最好的朋友会来看望我们，莉兰卡阿姨也是罗夫诺小镇人，和妈妈是塔勒布特的同班同学，撰写过两部儿童心理学著作。
莉莉亚阿姨带来一些水果和李子蛋糕。父亲端上茶和饼干，还有她的李子蛋糕，而我则把水果洗干净，连同小碟和刀子一同端上来，而后我们让她俩单独谈话。莉莉亚阿姨和我妈妈一起待上一两个小时，当她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眼睛红红的，而我妈妈却像平时一样冷静安详。爸爸克制住了对这个女人的极端厌恶之情，礼貌地邀请她共进晚餐。干吗不给我们机会宠宠你呢？范妮娅也会高兴的。但是她总是不好意思地表示歉意，仿佛是在让她参加某种不体面的行动。她不想妨碍我们，但愿此事不要发生，然而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她到家里来，很快他们就会为她忧心忡忡。
有时，爷爷奶奶也会来，从穿着上看好像赴舞会。奶奶穿着高跟鞋，黑丝绒长裙，戴着白项链，先到厨房巡视一番，而后坐到妈妈身边。接着她便检查一包包药片和小药瓶，把父亲抓过来，看看他的领口，当检查过我的手指甲后，她厌恶地皱起眉头。她决定做出伤感的评论，现在的医学已能够查出大部分病症，只要病原是来自肉体，不是来自精神。与此同时，亚历山大爷爷总是像一只兴高采烈的幼犬一样迷人躁动，吻吻我妈妈的手，称赞她的美丽：“即使生病也漂亮，痊愈后会更加漂亮，明天，即使不是今晚。嘿，怎么啦！你已经像花一样了。非常迷人！真可爱！”
我父亲仍然固执地坚持要我每天晚上九点准时关灯。他悄悄走进另一个房间——起居室、书房兼卧室，在我母亲肩膀上加一条披肩，因为已然秋天，夜晚正在变凉，他坐在她身边，把她冰凉的手放在自己一向温暖的手里，试图同她简单地聊上几句。他就像故事中的王子，试图唤醒睡美人，可即使他吻她，也无法将其唤醒：苹果咒语不会破。也许他吻她的方式不对，或者她在梦中等待的不是一个戴眼镜的话匣子，他精通百家学说，总在噼噼啪啪讲笑话，为巴尔干的未来担心，是某种全然不同的王子。
他摸黑坐在她身边，因为她那时受不了电灯灯光，每天早晨，我们上班、上学前都要关闭所有的百叶窗，拉上窗帘，好像妈妈变成了《简爱》中阁楼上那个令人恐怖的可怜女人。他摸黑坐着，默默地抓过妈妈的一只手，一动也不动，不然就是用双手紧紧握住她的双手。
但是，他不能一动不动地坐上三四分钟，除了在放有卡片的书桌旁，无论在我生病的妈妈身旁，还是在任何地方，他都坐不了三四分钟。他是一个活跃的人，始终忙忙碌碌碌，忙着做事，忙着说话。
当无法继续忍受黑暗和沉默时，他就会把书和许多卡片拿到厨房里，在油布上给自己擦干净一块地方，坐在椅子上工作一段时间。但独自地囚禁在这个烟熏火燎的书房里，很快便让他神情沮丧。因此每星期总有那么一两次，他会站起身，叹口气，换上西装，梳头漱口，洒点须后水，轻轻来到我的房间看看我是否睡着（因他之故，我总是装睡），接着他走进妈妈的房间，总是那么几句话，总是同样的保证，她当然不会阻拦他，相反，她通常抚摸他的脑袋说，去吧，阿里耶，到外面玩去吧，那里的人可不像我这么死板。
他头上戴着亨弗莱·鲍嘉式的帽子，腋下夹着把雨伞以防万一，走了出去，快步经过我的窗前时，小声哼唱，那歌声可怕地跑了调，并带有浓重的阿什肯纳茨口音：“……我头偎在你的胸口，我遥远的祝祷找到了归处。”或者：“你可爱的眼睛像一对信鸽，你的声音像银铃般悦耳！”
我不知道他去哪里，然而却不知自明，然而却不想知道，然而却原谅爸爸。我希望他在那里稍许得到一丝快乐。我绝对不愿勾画那里发生了什么，在他自己的“那里”，但是我不想勾画的东西却在夜深人静之时发生在我身上，让我晕眩，让我无法入睡。我是个十二岁的小孩，我的身体已开始成为一个无情的敌人。
有时，我有一种感觉，家里没人时，妈妈实际上白天上床睡觉。有时，她起来在家里走来走去，总是光着脚，尽管父亲恳求她，给她买了拖鞋。我妈妈在走廊里来来回回来来回回地走动，战争期间，走廊是我们的避难所，现在走廊里堆满了书，墙上挂着地图，成了作战室，我和父亲在那里指挥以色列安全部门和自由世界的防御工作。
即使白天，走廊也黑漆漆的，除非你打开电灯。我妈妈在黑暗中来回飘然走动，没有变化，走上半小时或一小时，就像犯人在监狱的院子里放风。有时她开始唱歌，好像要和我父亲比比高低，但调子把握得比他准多了。她唱歌时声音阴郁深情，仿佛冬夜品尝加香料的温酒。她唱歌时不用希伯来语，而是用声音甜美的俄语，富于梦幻的波兰语，或者偶尔用意第绪语，听上去像是抑制着眼泪。
爸爸夜晚出去，总是信守诺言，半夜之前回来。我能够听见他脱下衣服，接着给自己倒上一杯茶，坐在厨房里的凳子上，轻轻哼唱，把一块饼干蘸在茶里。接着他会洗个冷水澡。（要是用热水，你得提前四十五分钟用木头烧小锅炉，先要用煤油把木头点燃。）而后，他会轻轻来到我房间确定我已经睡着，替我拉拉被子。只有那时，他才轻轻走进他们的房间。有时，我听见他们二人小声说话，听着听着便睡着了；有时那里一片死寂，仿佛没有生命。
爸爸开始害怕自己对妈妈失眠负有责任，因为他睡在大床上。有时，他执意把她安置在沙发床上，每天夜里沙发变成床，他自己睡在椅子上。（我小时候管它叫作“汪汪沙发”，因为你打开沙发，它的样子就像气势汹汹的狗张开大口）。他说，如果他睡在椅子上，她睡在床上，对大家真的都比较好，因为他不管睡在哪里都像根木头，“即便睡在滚烫的平底锅上”。实际上，如果知道她睡在床上，他在椅子上会睡得更好；反之，知道她在椅子上一连几个小时失眠，他即使睡在床上也睡不好。
一天夜里，快半夜了，我房间里的门轻轻打开，爸爸在暗中向我俯下身，我一如既往，赶紧装睡。他没有替我把被子盖好，而是掀开被子，钻到我被窝里。像那时一样，像11月29日建国决议通过后那样，我的手看到了他的眼泪。我惊恐万状，急忙把双膝蜷起紧紧贴到肚子上，希望并祈祷他不会注意到我为什么夜不成眠，要是他发现了，我会当即死掉。当爸爸钻到我被窝里时，我的血液凝固了，陷入极度恐慌之中，千万别发现我干脏事啊，良久，我意识到，溜进我床上的剪影并非父亲，恍然在噩梦中。
她把被子拉过我们二人的头顶，亲热地搂抱我，低声说，不要醒来。
早晨，她不在那里了。第二天夜里，她又来到我的房间，但是此次，她从“汪汪沙发”上搬来一个床垫，睡在我床边的地板上。接下来的又一个夜晚，我执意，尽量模仿爸爸不可一世的神态，要她睡到我床上，我睡在她脚下的床垫上。
仿佛我们都在玩随乐声抢椅子的游戏，它叫随乐声抢床。第一轮：普通形式——我父母睡在他们的双人床上，我睡在自己床上。接下来在第二轮里，妈妈睡在她的椅子上，爸爸睡在沙发上，我依然睡在自己床上，在第三轮里，妈妈和我睡在我的单人床上，而爸爸睡在双人床上。在第四轮里，爸爸没有改变，我又自己睡在自己的床上，而妈妈睡在我脚下的床垫上。接着她和我调换位置，她上床，我下地，父亲原地不动。
但是，我们没有就此结束。
因为几个夜晚过后，当我在自己房间睡在妈妈脚下的床垫上时，半夜时分，她发出一阵阵断断续续的声音，近似咳嗽，又不像咳嗽，吓了我一跳。接着她平静下来，我又继续睡去。但是过了一两个夜晚，我又被她似咳非咳的声音惊醒。我站起来，眼睛还没睁开，身上裹着毯子迷迷瞪瞪地走向走廊，爬上爸爸的双人床。我立刻又睡着了。接下来的夜晚我也睡在那里。
我妈妈在我的房间差不多睡到生命中的最后几天，我和父亲一起睡。过了两三天，她所有的药片、药瓶和镇静剂以及治疗偏头疼的药丸搬到了她的新地点。
我们只字未提新的睡觉安排。谁都没提。仿佛它是自行发生的。
确实自行发生。没做任何家庭决定。没说一个字。
但是，倒数第二个星期，妈妈没有在我床上过夜，而是回到她在窗子旁边的椅子上，只是，椅子从我们房间——我和爸爸的房间——搬到我的房间，现在那已经成了她的房间。
即使一切都已经结束，我也不愿意再回到那个房间。我想和父亲待在一起。我最终回到自己的旧屋后，根本无法入睡，仿佛她还在那里，冲我似笑非笑，似咳非咳，或者仿佛她把失眠传给了我，那失眠追随她到最后，现在又来追随我了。我回到自己床上的那个夜晚非常恐怖，接下来的几个夜晚，父亲不得不把我从“汪汪沙发”上拖到我自己的房间，和我一起睡在那里。有那么一两个星期，父亲睡在我脚下，之后，他回到自己的领地，她，或她的失眠症，追随着他。
仿佛，一个巨大的漩涡在席卷着我们三人，将我们抛出，聚聚分分，举起、颠摇、卷动，直至我们都被抛到不属于自己的陆地。我们都疲惫不堪，默默地接受着变化。不光父母眼睛下面出现了半月形的黑晕，那几个星期，我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眼睛下面也出现了黑晕。
那年秋天，我们被绑缚在一起，像三个罪犯住在同一个号子里。然而，我们三人都有自己的意志。因为他们岂能知道我那些污秽不堪的夜晚？残酷的肉体那么猥琐？我父母怎么能够知道，我含垢蒙羞，咬牙切齿，一遍遍地警告自己，要是你今天不放弃，我会用性命起誓，吞下妈妈的所有药片，这样它就终止了。
我父母什么也没有怀疑。我们之间相隔一千光年。不是光年，是暗年。
但是我知道他们经历着怎样的痛苦吗？
他们二人呢？我父亲知道她的苦楚吗？母亲理解他的苦难吗？
一千暗年把大家全部隔开，即使同一号子间里的三个囚犯，即使特里阿扎那一天，那个星期六早晨，母亲背靠大树坐在那里，父亲和我枕着她的膝头，母亲抚摸着我们二人，即使那一刻，那是我童年时代最为宝贵的一刻，我们之间也隔着一千个无光之年。
【注释】
[1] 《塔尔巴茨》和《梅促达》是两份犹太学研究期刊。
54
在杰伯廷斯基的诗集里，排在“我们用热血与汗水提升一个人种”、“约旦河有两岸”、“从贝塔、锡安和西奈奇迹召唤我的那天起”之后的，是他翻译的节奏优美的世界诗歌，包括爱伦·坡的《乌鸦》和《安娜贝尔·李》、埃德蒙·罗斯唐的《公主远去了》，以及保尔·魏尔伦的《秋歌》。
很快，我便将这些诗歌烂熟于心，终日流连忘返，陶醉于诗中弥漫着的浪漫苦痛与可怕烦恼之中。
我在约瑟夫伯伯送的那个精美的黑皮笔记本里写下了带有军国主义色彩的爱国主义诗歌，同时，我也开始写下忧郁感伤的诗，充满着风暴、森林和大海。还写了一些爱情诗，那时我甚至不懂什么是爱情。或许已经知道，但是，尚在谁杀的印第安人多，谁就能赢得一个漂亮姑娘作奖品的西部电影与安娜贝尔·李、她的伴侣和他们二人的墓园之恋中徒劳地寻找某种调和。但调和二者绝非易事。更为艰难的，则是在所有这些以及校医讲授的包皮——卵子以及输卵管——管状器官迷宫之间实现某种安宁。夜间的脏事如此无情地折磨着我，以致让我想到了死，或者回到未被那些捉弄人的梦魇魔爪困住的自己。我打定主意，将其永远消灭，一夜又一夜，那些山鲁佐德们向目瞪口呆的我显示如此狂放不羁的情节，我整天不耐烦地等待夜晚床上的时光。有时，我等不及了，便把自己关进塔赫凯莫尼操场臭烘烘的厕所或家里的卫生间，几分钟后出来，垂头丧气，像破布片一样可怜巴巴的。
女孩子们的爱，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在我看来就是一场灾难，一个无法摆脱的陷阱，你开始梦游般漂到一个使人着魔的水晶宫，而醒来之际，浑身却在肮脏的粪坑里湿透。
我逃之夭夭，在描写神秘、冒险与战争的一本本书组成的神志清明的堡垒中寻找避难所：儒勒·凡尔纳、卡尔·迈、费尼莫尔·库柏、玛因·里德、福尔摩斯、《三剑客》、《哈特拉斯船长历险记》、《蒙德苏玛皇帝的女儿》、《曾达的囚徒》、《火与剑》、艾德蒙多·狄·亚米契斯《爱的教育》、《金银岛》、《海底两万里》、《卡哈马尔卡的黄金》、《神秘岛》、《基督山伯爵》、《最后一个莫希干人》、《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最黑暗的非洲深处、精锐士兵和印第安人、作恶多端的人、骑兵、偷牛贼、抢劫者、牛仔、海盗、群岛、一群嗜血成性头戴羽毛珠子涂着颜料的土著人、令人毛骨悚然的厮杀呐喊、充满魔力的咒语、巨龙骑士和手持短弯刀的撒拉森骑兵、妖怪、巫师、皇帝、坏蛋、鬼魂，尤其是讲述面色苍白的青少年，他们注定要成就大业，设法克服自身的苦恼。我想像他们那样，我想像描写他们的那些人一样。也许我尚未弄清楚写作与赢得胜利之间存在着何种区别。
儒勒·凡尔纳的《米哈伊尔·斯特洛果夫》赋予我的某种东西至今仍然伴随着我。俄国沙皇派斯特罗戈夫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把一至关重要的消息带到围困在最遥远的西伯利亚的俄国军队。路上，他得经过鞑靼人的统治地区。鞑靼卫队抓住了米哈伊尔·斯特罗戈夫，将其带到首领大可汗面前，可汗命令用白热的剑烫瞎他的双眼，这样他就无法继续执行前往西伯利亚的任务。斯特罗戈夫把至关重要的消息铭记在心，但是既然失明了，怎样才能溜出鞑靼士兵的重围，抵达西伯利亚？纵然滚烫的剑烫过了他的眼睛，但忠心耿耿的信使继续盲目探路向东行进，直至情节发展至一个关键时刻，读者得知，他根本就没有失明：滚烫的剑在碰到他眼睛时，被他的眼泪冷却！因为在那千钧一发之际，米哈伊尔·斯特洛果夫想到自己将永远看不到亲爱的家人，眼睛里顿时盈满了泪水，泪水冷却了剑身，挽救了他的视力，也挽救了他至关重要的使命，斯特洛果夫圆满完成了任务，使国家在抗敌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因此，是斯特洛果夫的眼泪挽救了他和整个俄国。但是在我居住的地方男人不得流泪！眼泪乃奇耻大辱。只有女人和孩子才可以流泪。我甚至五岁时就以哭泣为耻，八九岁时，我学会了遏制哭泣，以配得上男人这一称号。正因如此，当我在11月29日的夜晚，左手在黑暗中偶然碰到父亲湿润的脸颊时，我感到大吃一惊。正因如此，我从来没说过此事，无论对父亲，还是对任何其他生灵。现在这里有个米哈伊尔·斯特洛果夫，一个无所畏惧的英雄，一个铁人，可以经受住任何艰难或痛苦，然而，当他突然想到爱时，他没有克制：他哭了。米哈伊尔·斯特洛果夫不是因恐惧而哭泣，不是因痛苦而哭泣，而是因强烈的情感而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