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米哈伊尔·斯特洛果夫的哭并没有把他降低到一个可怜虫，一个女人的位置上，也没有损害他的男子汉尊严；无论作家儒勒·凡尔纳，还是广大读者，都可以接受。仿佛突然接受一个男人哭泣，这个男人的眼泪拯救了自己和整个国家，还远远不够。因此这个最具男子汉气概的人中豪杰由于具备“阴柔”之气而战胜了所有的敌人，那阴柔之气在生死攸关之际从他灵魂深处涌出，没有减少或者削弱他的“阳刚”之气（那时候他们为我们洗脑时总说）：相反，它使阳刚之气趋于完美，并达到安宁。因此，也许那时可在令我痛苦的选择中，在儿女情长与英雄豪气之间，找到一种体面堂皇的方式？（十几年后，《我的米海尔》中的汉娜也许会被米哈伊尔·斯特洛果夫这一形象深深吸引。）
那时也有《海底两万里》中的船长尼摩，这是一个自负勇敢的印度人，憎恶剥削体制、民族压迫以及无情地恃强凌弱、自私自利的个体。他痛恨北欧国家傲慢自大的恩赐态度，令人想起爱德华·萨伊德，或者弗朗兹·法农，于是决定脱离这一切，在大海下面建造一个小型乌托邦。
这一点，显然最能令我的心跳荡不已，与犹太复国主义产生呼应。整个世界总是迫害我们，待我们不公，因此我们退到一边，建立我们自己的小型独立泡沫，我们在那里可以过上“纯洁自由的生活”，躲开迫害者的残忍无道。但是，像尼摩一样，我们不再做无助的受难者，而是要运用我们富有创造力的才智，我们会用精密的死光来装备我们的“鹦鹉螺号”，无人胆敢再次算计我们。若有必要，我们的长臂会抵达世界尽头。
在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一伙在海难中幸存下来的人设法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孤岛上创立一个小型文明地盘。幸存者都是欧洲人，都是男人，都是富有理性、心地善良、豁达的男人，他们拥有技术头脑，大胆而机敏，他们真正代表着19世纪所希冀的未来者形象，清醒，开明，强劲，借助于理性力量，按照进步的新教信条来解决任何问题。（残忍、卑劣的本能与邪恶显然被赶到了后来出现的另一个岛：威廉·戈尔丁笔下《蝇王》中所描写的岛。）
这一群体通过艰苦劳作、判断力和拓荒者的热情设法生存，白手起家，用双手在荒无人烟的岛屿上建立了一个繁荣的农庄。这些让我欣欣然，仿佛向我灌输了我从父亲那里接受来的犹太复国主义拓荒者的社会精神特质：不受宗教约束，开明，理性，进步，富有理想主义色彩和战斗性的乐观主义。
然而，《神秘岛》中的拓荒者也有遭受来自自然力灾难威胁的时刻，也有没有退路、其才智得不到应有发挥之际，在这样千钧一发的瞬间，总有一只神秘之手介入其中来斡旋，一位能够创造奇迹的全能上帝时时会将他们从某种毁灭中解救出来。“倘若有正义，让它即刻发光。”比阿里克写道。《神秘岛》中有正义，确实能够即刻发光，迅疾如闪电，在所有希望逝去的瞬间。
但是，那委实是另一种社会精神特质，恰恰与我父亲的理性主义大相径庭。那是我母亲常常在夜晚所讲述的故事以及神迹奇事，是把更古老之人收容在屋檐下的古人传说，关于邪恶的传说，是不可思议的事物与恩典，既是放出灾难但希望尚存的潘多拉盒子中所体现出的原理，也是杰尔达老师最初向我讲述的哈西德传说，以及在她离去后取而代之的我在塔赫凯莫尼的老师莫代海·米海埃里所讲的故事中，所体现出的那充满奇迹的原理。
就像在这里，在《神秘岛》中，在我人之初之际最早向我展示世界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窗口之间终于达到某种和解：我父亲那注重实际、乐天达观的窗口，以及我母亲的窗口，面对冷酷狰狞的风光，怪异的超自然力量，那力量或充满邪恶，或充满同情与怜悯。
《神秘岛》的结尾，显示出上帝的力量，他一遍又一遍地营救海难幸存者的“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每当他们遭到毁灭的威胁时，实际上是尼摩船长、《海底两万里》中那个眼睛里露出愤怒的船长在慎重干预。但是，那绝对不会减少我从书中得到调停的快感，消除我幼稚地迷恋犹太复国主义以及我居然幼稚地迷恋哥特派小说之间的矛盾。
就连父亲和母亲也终于实现了安宁，一起生活在完美的和谐状态下。尽管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在某座荒岛上，但是，他们还是能够创造安宁。
心地善良的马尔库斯，在约拿大街出售新书和旧书，并在近盖乌拉大街拐角处开有租书图书馆，最后他允许我每天换书，有时一天换两次。开始，他并不相信我真的把整本书看完了，当我把一本只借了几个小时的书还回来时，他经常巧意设计各种问题来考我。逐渐，他化疑虑为惊奇，最后心悦诚服。他相信，凭借这种惊人的记忆力与如此快速的阅读能力，尤其是当我也学会一些大语种后，有朝一日我会成为我们某位伟大领袖理想的私人秘书。天晓得，也许许多年后我会成为本——古里安或者摩西·沙里特的秘书。结果，他决定值得对我进行长远投资，他应该把面包撒在水里，天晓得他有朝一日也许需要某种特批，他也许需要某种方便，或者是顺利从事正在筹划的出版业，那么，他与某位人中豪杰的私人秘书的友谊会比黄金还要宝贵。
马尔库斯先生有时骄傲地向他的优秀顾客出示我那张密密麻麻的借书证，仿佛在心满意足地凝视自己的投资成果。看看我们有什么吧！一个书呆子！一个杰出人才！一个每月不光读几本书，而是读整架子书的孩子！
于是，我从马尔库斯先生那里得到特许，自由自在享用他的图书馆。我可以一次借四本书，这样就不会在假期不开馆时饥肠辘辘了。我可以浏览——仔仔细细！——打算出售而不是借阅的热门书。我甚至可以看同龄人不宜阅读的书，像萨默塞特·毛姆、欧·亨利、斯蒂芬·茨威格甚至刺激痛快的莫泊桑的长篇小说。
冬天，我在黑暗中奔跑，顶着凛冽滂沱的冷雨和劲风，在马尔库斯先生的书店六点钟关门之前赶到那里。那年月的耶路撒冷非常寒冷，寒冷刺骨，12月末的夜晚，饥饿的北极熊从西伯利亚来到凯里姆亚伯拉罕地区的大街小巷游荡。我奔跑时没穿大衣，因此套头衫全部湿透，整个晚上散发出湿毛那令人沮丧的刺痒气息。
偶尔，碰巧我没东西可读，在那些漫长空虚的安息日，我在早上十点钟把从图书馆里带来的军火全部用光。我发狂似的随意从父亲书架上抓起史龙斯基翻译的《蒂尔·艾伦施皮戈尔的恶作剧》、瑞夫林翻译的《一千零一夜》、以色列·扎黑、门德勒·莫凯尔·塞法里姆、沙洛姆·阿雷海姆、卡夫卡、别尔季切夫斯基的书，拉海尔的诗歌、巴尔扎克、汉姆孙、伊戈尔·莫辛松、费尔伯格、纳坦·沙哈姆、格涅辛、布伦纳、哈扎兹，甚至阿格农先生的作品。我几乎一点也读不懂，也许只能通过父亲的眼睛看到一些东西，即东欧犹太村落的生活可鄙、可憎，甚至滑稽可笑，在我愚蠢的内心深处，并不为它可怕的结局彻底震惊。
父亲拥有世界文学多数重要作品的原著，因此我几乎对它们看也不看。但是，只要那里有希伯来文版的书，我如果没有真正阅读，至少闻闻它。我会尽一切努力。
当然，我也阅读《达瓦尔》上每周一期的儿童栏目，以及每个人甜点单上都有的那些儿童文学作品：莉娅·戈尔德伯格和范妮娅·伯格斯坦的诗歌、米拉·洛贝的《孩之岛》以及纳胡姆·古特曼的所有作品，罗本古拉的非洲、比阿特丽斯的巴黎、特拉维夫周围的沙丘、果园和大海，所有这些都是我最初游弋享乐世界的目的地。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已经成为大世界的组成部分——的差异，在我看来，就像我们寒冬般的黑白生活和充满色彩、夏日与光明的生活之间的区别。
茨维·里伯曼——里夫尼的《在废墟上》是部尤能抓住我想象力的作品，我读了一遍又一遍。很久以前，在第二圣殿时期，有一个偏远的犹太村庄，宁静地坐落在高山、山谷和葡萄园中间。一天，罗马军队来到此地，把所有的村民，男人、女人和老人全部杀光，抢夺他们的财产，纵火烧毁建筑物，继续向前赶路。但是，村民们在大屠杀发生之前便把小孩，尚未满十二岁无法参加保卫村子活动的小孩，藏进一个山洞里。
灾难发生后，孩子们从山洞里出来，看到村庄毁于一旦，他们没有绝望，而是召开类似基布兹举行的全体成员集会，经讨论决定，生活必须继续，他们必须重建满目疮痍的村庄。于是他们成立委员会，女孩子们也在内，因为这些孩子不但勇敢勤奋，而且进步开明，让人惊叹。他们一点一点，像蚂蚁一样劳动，设法治愈残存的牲畜，修理牲口圈和牛棚，修复烧毁的房屋，重新在田间开始劳作，建立起一个儿童模范社区，某种富有田园色彩的基布兹，鲁宾逊似的社区，里面没有一个礼拜五。
这些富于梦想的孩子过着均分与平等的生活，没有一丝阴影，既没有权力斗争，也没有你争我夺，嫉妒成性，既没有肮脏的两性关系，也没受死去父母冤魂的缠绕。不折不扣，与《蝇王》里孩子的遭遇截然相反。茨维·里夫尼当然打算给以色列儿童描绘出鼓舞人心的犹太复国主义寓意：荒漠上的一代人都已经死去，代之而起的是国土一代，大胆勇敢，凭借自己的力量提高自己的地位，从大屠杀到英雄主义，从黑暗到光明。在我自己的耶路撒冷版本中，在我脑海里的一连串臆想中，孩子们并非只挤牛奶、采摘橄榄和葡萄便可以心满意足，他们发现了一个武器秘密藏匿地点，或更好的是，他们设法设计并制造机关枪、迫击炮和装甲车。要么就是“帕尔马赫”设法把百代以后出产的这些武器，偷运到《在废墟上》的孩子们张开的双手中。茨维·里夫尼的（以及我的）孩子携带这些武器，急忙奔向马萨达，在千钧一发之际赶到那里。他们从背后发起强有力的拦阻射击，用命中率高的长管炮以及致命的迫击炮，他们出人意料地玫击了罗马军团——正是这支军队杀害了他们的父母，而现在又修筑斜坡，直捣马萨达的石筑堡垒。这样，正当埃里扎·本——亚伊尔[1] 就要结束他那令人难忘的告别演说，最后一批马萨达卫士就要拔剑自戕，不做罗马人的俘虏时，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和年轻的勇士突然来到山上，把他们从死亡线上解救出来，把民族从险遭失败的耻辱中解救出来。
而后，我们在敌人领土上作战，我们把迫击炮安置在罗马七丘上，把凯旋门击得粉碎，使皇帝下跪。
或许这里隐藏着另一种病态的不正当的快感，茨维·里夫尼在写书时肯定从未想到过的一种阴暗、俄狄浦斯似的快感，因为这里的孩子们埋葬了自己的父母，埋葬了所有的人。整个村庄没有留下一个成年人。没有父母，没有师长，没有邻居，没有叔叔，没有爷爷，没有奶奶，没有克洛赫玛尔先生，没有约瑟夫伯伯，没有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没有阿布拉姆斯基夫妇，没有巴·伊兹哈尔夫妇，没有莉莉亚阿姨，没有贝京，也没有本——古里安。因此，犹太复国主义特质那备受压抑的愿望，以及我一个孩子备受压抑的愿望，奇迹般地得以实现，这个愿望就是他们必须死去。因为他们如此格格不入，如此难以承受，他们属于大流散，他们是荒漠中的一代人。他们一刻不停地要求你，命令你，不让你有喘息之机，只有当他们死去，我们才最终可以向他们展示我们自己什么都可以做。无论他们想要我们做什么，无论他们如何期待，我们都能圆满实现。我们耕耘，收割，建设，战斗，赢得胜利，但前提是他们不存在，因为新希伯来民族需要与之断绝联系，因为这里的一切都要年轻、健康和坚强，而他们老了，虚弱，复杂，有点令人反感，颇为滑稽可笑。
因此，在《在废墟上》，整个荒漠中的一代人蒸发了，留下的是快乐、步态轻盈的孤儿们，像蔚蓝色天空中的群鸟一样自由自在。没有人终日操着流散地口音找碴儿，高谈阔论，强调陈腐过时的礼仪，用各种各样的沮丧、创伤、命令和野心来破坏生活，他们谁都没活下来整天向我们进行道德说教——这个可以，那个禁止，那个令人讨厌，只有我们，独自生存在世界上。
在所有成人的死亡中，隐藏着一个神秘有力的咒语。因此，在十四岁半那年，在我母亲去世两年后，我站起来灭掉了父亲和整个耶路撒冷，更改姓氏，前往我的胡尔达基布兹，住到那里的废墟上。
【注释】
[1] 埃里扎·本——亚伊尔，马萨达卫士的领袖。
55
我尤其通过改姓的方式来灭掉他。许多年来，我父亲生活在享有“世界声名”的伯伯的巨大阴影下。（我父亲在提到世界声名时声音里怀着虔诚的宁静。）许多年来，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梦想着追随约瑟夫·格达尔雅胡·克劳斯纳教授的脚步，克劳斯纳著有《拿撒勒的耶稣》、《从耶稣到保罗》、《第二圣殿时期的历史》、《希伯来文学史》和《当民族为自由而战》。我父亲在内心深处，甚至梦想有朝一日继承无子嗣教授的位子。因此他学的外语并不比伯伯掌握的外语少，因此他夜晚蜷缩在桌子旁边，周围堆起一堆堆小卡片。当他某天开始对做一位名教授感到绝望时，他开始在内心深处祈祷把火炬传给我，他会在那里观看。
我父亲有时开玩笑地把自己比作无关紧要的门德尔松，银行家亚伯拉罕·门德尔松，其命运就是充当著名的哲学家摩西·门德尔松和伟大的作曲家费里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的父亲。（“首先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接着我成为儿子的父亲。”亚伯拉罕·门德尔松曾经自嘲地说。）
尽管是在开玩笑，尽管他正出于某种发育不良的慈爱情感拿我打趣，但父亲从我很小时候起就叫我“殿下”、“阁下”。只有很多年以后，在他去世的那天夜里，我突然意识到，在这一固定的、使人不快甚至令人恼怒的玩笑背后，隐藏着他自己失望的野心，不得不含悲甘于平庸，把愿望隐藏起来，委托我以他的名义去实现某种使命，一旦时机成熟，实现已经离他而去的目的。
我母亲，在孤独与阴郁中，给我讲光怪陆离的事件、恐惧和幽灵，也许与寡妇奥斯给小培尔·金特在冬夜里讲的故事大同小异。我父亲，以他特有的方式，做我母亲奥斯的约翰·金特，培尔的父亲，希望他成就“大业”。
“基布兹，”父亲伤心地说，“也许并非不足挂齿的现象，但是它需要智商一般、身强体壮的体力劳动者。你现在已经知道，你无疑不一般。我不想对基布兹恶语中伤，因为基布兹在国家生活中拥有明显优势，但是你在那里得不到发展。结果，恐怕我不能同意。无论如何。就这样吧，商量完了。”
自母亲去世，他一年左右后再婚以来，我和他几乎只谈论日常生活需要、政治、新科学发现或者伦理价值以及道德理论。（现在我们住进了一套新房，本梅蒙大街28号，在热哈维亚区，他多年梦寐以求的耶路撒冷的一个地区。）青春期的我焦躁不安，他的再婚，他的情感，我的情感，我母亲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她的死，她的缺失，这些话题我们从来不谈论。我们有时会发生冲突，彬彬有礼，但相互之间充满紧张的敌意，争论比阿里克、拿破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对我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而我父亲将其视为“红色流行病”，一次，我们就卡夫卡大吵了一顿。然而，多数情况下，我们的举动就像同一屋檐下的两个房客。卫生间没有人了。我们需要人造黄油和卫生纸。你不觉得天有点凉了，要我开暖气吗？
每逢我在周末和节假日去特拉维夫看望母亲的姐妹哈娅和索妮娅，或者去克里亚特莫兹金的外公家里，父亲给我车费，外加几块钱，“因此你用不着跟那边任何人要钱了”，“别忘了告诉那边什么人，你不能吃油炸食品”。或者说“请记着问问那边什么人，他们是不是想要我把她抽屉里的东西放进一个信封，让你下次带过去”。
“她的”一词掩盖了对我母亲的记忆，如同没有碑文的纪念碑。“那边任何人”或者“那边什么人”等词表明他与母亲的家庭割断联系，那联系永远没有恢复。他们责怪他。母亲在特拉维夫的姐妹们相信，他与其他女人的关系，给我母亲的生活布下了一层阴云。加上那些夜晚，他背对着她坐在书桌前，脑子里只有他的研究和他的小卡片。这一指责令父亲深为震惊，深深刺痛了他的心。对于我的特拉维夫和海法之行，他的态度就像阿拉伯国家在那个抵制拒绝的年代，对中立人士访问以色列的态度：我们不能阻拦你，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但是请不要当着我们的面提起那地方，你回来以后什么也不要跟我们说。好坏都不要说。不要跟他们谈起我们。我们不想听，也没兴趣知道。总之，你要保证别让你的护照上盖上不受欢迎的印章。
我母亲自杀后三个月，该为我举行成人礼了。没有举行庆祝宴会。他们为应付此事，让我安息日上午在塔赫凯莫尼犹太会堂念《托拉》，我嘟嘟囔囔读上每周定期读的内容。整个穆斯曼家族从特拉维夫和克里亚特莫兹金来到此地，但是他们待在犹太会堂的一个角落，尽量远离克劳斯纳家族。两大阵营相互之间没有说一句话，只有茨维和布玛，我的姨父们，也许略微、几乎不被察觉地点点头。我像一个晕头晕脑的小狗，在两座军营之间来回奔跑，尽量让自己装出快乐孩子的样子，模仿父亲没完没了地说话，父亲始终憎恨沉默，为片刻沉默而责备自己，感到有责任驱逐沉默。
只有亚历山大爷爷毫不犹豫地穿过铁障，亲吻我从海法来的外婆和我妈妈两个姐妹的双颊，采用俄国的方式，左右左，共三下，使劲把我搂在他的体侧，高兴地大叫：“咳，那什么，一个迷人的孩子，不是吗？一个挺不错的孩子！而且非常有才华！非常非常有才华！非常！”
我父亲再婚后，我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以致遭到开除学籍的警告。（我母亲死后一年多，我被从塔赫凯莫尼转到热哈维亚中学。）我父亲将此视为奇耻大辱，勃然大怒，想尽各种办法惩罚我。逐渐，他开始觉察到，这是我发动的游击战争形式，直到迫使他让我到基布兹去，才会停止。他予以还击：我每次走进厨房，他都会起身离去，不说一句话。但是一个星期五，父亲超出常规陪我去雅法路中央的老埃格德公共汽车站。在我就要登上开往特拉维夫的汽车时，他突然说：“要是你愿意，就问问他们对你想去基布兹有什么看法。不用说，他们的看法不会约束我们，不会让我们特别在意，但是这一次我不反对听听他们觉得这件事有没有可能性。”
早在母亲去世前，从她开始生病，甚至生病之前，我住在特拉维夫的姨妈就把我父亲视为一个自私自利、也许有点专横跋扈的男人。她们确信，自从她死后，我一直饱受他的奴役，在他的压迫下痛苦呻吟，自从他再婚后，继母也在虐待我。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努力，就像故意惹我姨妈们生气，在她们耳边述说父亲和他妻子的好处，他们如何全心全意地照顾我，尽其最大努力确保我什么也不缺，姨妈们一个字也不听，她们生气，她们发火，仿佛我正在为阿卜杜拉·纳赛尔及其政权大唱赞歌，或者是为阿拉伯游击队员辩护。我一开始大肆赞扬父亲，她们二人就会让我闭嘴。哈娅姨妈说：“够了。请不要说了。你让我心痛。他们好像给你好好洗过脑子了。”
索妮娅姨妈在这种时候不会谴责我，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哭。
在她们审度的目光下，事实开始为自己说话：我看上去骨瘦如柴，面色苍白，紧张不安，没有清洗得干干净净。他们那边一定是不管我，如果不是更糟。脸上的伤口是怎么回事？他们没给你看医生吗？这件破套头衫，这是你唯一的行头？他们上次给你买内裤是什么时候？回去的路费呢？他们忘记给你了吗？没有？你为什么这么固执？你为什么不让我们给你兜里塞几块钱，为安全起见呢？
我一到达特拉维夫，姨妈们便扑向我度周末带来的行李包，拿出衬衣、睡衣、袜子、内衣、备用手帕，无言地啧啧不已，判处这些东西要全部清洗，用开水烫，在阳台上彻底晾晒两个小时，拼命熨烫，偶尔坚决予以毁灭，好像她们正在免除瘟疫之灾，或者是把我所有的个人财产送去接受再审查。第一件事总是让我去洗澡，第二件事是坐在阳台上晒半小时的太阳，你脸色煞白得像墙壁一样，你吃串葡萄吗？吃个苹果？吃些生胡萝卜？然后我们去给你买些新内衣，或一件体面的衬衫，或一些袜子。她们都给我吃鸡肝、鳕鱼肝油、果汁和许多新鲜蔬菜，仿佛我直接从隔离区来到此地。
关于我想去基布兹的问题，哈娅姨妈立即宣称：“当然可以。你应该和他们拉开点距离。在基布兹，你会长得又高又壮，你会慢慢地过上比较健康的生活。”
索妮娅姨妈搂住我的肩膀，伤心地建议说：
“到基布兹试试看，对。要是——但愿不要这样——你在那里也不开心，只管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九年级就要结束之际（热哈维亚学校五年级），我突然放弃了童子军，基本上不再去上学。我终日穿着内衣仰面躺在自己的房间，吞噬一本本书和一堆堆糖果，那时我除了糖果几乎什么也不吃。我那时已经恋爱，遏制着泪水，没有丝毫机会，爱上了某位班花。不是像在书中读到的年轻人那种又苦又甜的爱，书中描写道，灵魂因爱情而痛苦，但仍然振奋，生机勃勃，而我仿佛遭到当头一棒。更为糟糕的是，那一阵子，我的肉体贪得无厌，猥亵地在夜晚，甚至在白天，不停地折磨我。我想摆脱，永远从肉体与灵魂这两大敌人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我想变成一片云，变成月球表面的一块石头。
我每天晚上起来，走出家门，在大街上，或在城外空旷的田野里游荡两三个小时。有时，将城市一分为二的带刺铁丝网和雷区吸引着我，一次，我在黑暗中大概闯进了某个无人区，冷不丁踩到一个空罐子，罐子发出的响声犹如山崩地裂，说时迟那时快，黑暗中响了两枪，近在咫尺，我拔腿就逃。然而，第二天晚上，以及接下来的夜晚，我又回到无人地带，仿佛一切已经让我厌倦。我甚至走到偏僻的干河谷，直到看不到任何亮光，只有影影绰绰的山形和稀稀落落的星星，还有无花果、橄榄树和夏日饥渴的土地散发出的气息。我十点钟，十一点钟，或半夜，回到家里，不肯说出我去了哪里，也不管就寝时间，尽管父亲已经把就寝时间从九点延迟到了十点。我对父亲的埋怨不予理睬，他犹犹豫豫用让人起腻的笑话努力打破我们之间的沉寂，而我则不做回应：“如果允许，请问阁下在哪里度过这个夜晚，快半夜才回来？你去约会了吗？和某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殿下没被邀请去参加示巴女王王宫里的狂欢吗？”
我的沉默比黏在身上的棘刺或者停学事实本身更令他惊恐。当他意识到，发火与惩罚不起作用时，他就使用小小的挖苦。他微微点了点头，咕哝着：“要是殿下你愿意这么做，就这么做吧。”或者“我像你这个年龄时，都快从高级中学毕业了。不是你那样带有娱乐色彩的中学，经典的高级中学！具有铁一般的军事纪律！上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课！我读欧里庇得斯、奥维德和塞内加的原作！你在干什么？仰面朝天一躺就是十二个小时读垃圾文字！低级小报！下流杂志！《侏儒》和《战俘集中营》！这种令人作呕的读物，只有人渣才读呢！想想克劳斯纳教授的侄孙最终竟成了一个二流子，小混混！”
最后，这种挖苦转化为伤心。早餐桌旁，父亲那双忧伤、宛如狗样的棕色眼睛在我身上逗留片刻，立刻又转移视线，埋头看报。仿佛他迷失了方向，应该为自己感到惭愧。
终于，我父亲心情沉重，做出妥协。加利利斯代尼海米亚基布兹的一些朋友愿意让我到那里住上几个月，度过一个夏天，我可以亲手干农活，看看我这样的年轻人是否适合住集体宿舍。如果表明这种夏天体验让我觉得够了，我就得答应回到学校，用应有的认真态度对待学业。但要是暑假结束时，我还没有幡然醒悟，那么我们二人会再次坐下来，进行一场真正的成人谈话，尽量想出我们二人都同意的解决方案。
约瑟夫伯伯本人，老教授，自由党那时提名他为国家总统候选人，与中间派和左派候选人海姆·魏兹曼教授分庭抗礼，听说我要加入基布兹这一令人痛苦的打算，大为震惊。他把基布兹当成民族社会精神特质的威胁。于是他邀请我去他家进行一场严肃的私人谈话，面对面的谈话，不是在我们某次安息日朝觐时，而是我有生以来首次在工作日中谈。我忐忑不安，为这次谈话做准备，甚至匆匆写下了三四个要点。我会提醒约瑟夫伯伯，他始终声明：逆流而上。坚定的个人必须始终勇敢地维护他煞费苦心的信仰，甚至要面对来自那些最亲近之人的反对。但是约瑟夫伯伯被迫在最后一分钟取消邀请，因为突发了紧急事件，令其义愤填膺。
因此，没有他的祝福，没有大卫和歌利亚的交锋，我在暑假第一天早上五点钟起床，走向雅法路的中心汽车站。父亲比我早起了半个小时，我的闹钟响过之后，他已经给我做了两个厚奶酪夹西红柿三明治，连同一些削了皮的黄瓜，一个苹果和一片香肠用防油纸包好，外加一瓶水，瓶盖拧得紧紧的，这样就不会在旅途上漏水了。他在切面包时划破了手指，鲜血直流，所以我在出发前给他包扎。在门口，他犹豫着抱了我一下，接着又抱了一下，比较用力，低下头说：“要是近来我伤害了你，我请你原谅。我也过得不易啊。”
突然，他改变主意，迅速穿上西装外套，系上领带，和我一起走向公共汽车站。我们二人抬着装有我尘世全部家当的行囊，穿过黎明前空空荡荡的耶路撒冷大街。一路上，父亲喋喋不休讲述一个个老笑话和诙谐的双关语。他谈到“基布兹”一词的哈西德教派词源，意思是“聚集”，基布兹理念与希腊的koinonia，社区思想，源于koinos，意思是“共同”，有近似之处。他指出，koinonia是希伯来语“勾结”的词源，或许音乐术语“卡农”也源于此。他和我一起登上开往海法的汽车，和我争论该坐哪个座位，再次告别，他一定忘了这不是我到特拉维夫姨妈家里过安息日，因为他祝我安息日快乐，尽管这天是星期一。下车前，他和司机开玩笑，让他开车时尤为小心，因为他带着一个大宝贝。而后，他跑去买了一张报纸，站在站台上找我，朝另一辆车挥手告别。
56
那年夏末，我更换姓氏，从斯代尼海米亚带着行囊来到胡尔达。开始，我只是当地中等学校（谦称“继续教育班”）的一个外部寄膳宿生。服兵役前夕，我完成了学业，加入了基布兹。从1954年到1985年，胡尔达就是我的家。
妈妈去世一年后，父亲再婚，又过了一年，我住到基布兹以后，他和新夫人搬到伦敦。他在那里大约住了五年。我妹妹玛格尼塔和弟弟大卫在伦敦出生，他在那里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学会了开车，并完成博士论文《伊·洛·佩雷茨的佚名手稿》，在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我们时而互通明信片。偶尔他把他文章的复印件寄给我。他有时给我寄书，寄些小物品，比如钢笔、笔筒、精巧的笔记本，以及装饰性的裁纸刀，意在和婉地提醒我记住自己的真正命运。
每年夏天他都要回国探访，看看我真正过得怎么样，看看基布兹生活是否真的适合我，与此同时检查一下老屋的状况，他的图书馆感觉如何。在1956年初夏，父亲给我写了一封非常详细的信，向我宣布：下星期三，假如不是特别麻烦你，我计划到胡尔达看望你。我已经打听并且确定每天中午十二点有一辆车从特拉维夫中心汽车站发车，大约一点二十抵达胡尔达。现在是我提问题：1.你能来公共汽车站接我吗？（但是如果有问题，比如说你忙，我很容易打听到你在什么地方，自己找到你。）2.我在特拉维夫乘车前该吃点东西，还是到达基布兹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吃？当然，条件是不给你添任何麻烦。3.我打听到，下午只有一班车从胡尔达开往雷霍沃特，我从那里可以换车去特拉维夫，再换车回耶路撒冷。但是那样，我们只有两个半小时可以支配。我们够吗？4.或者，还有一个办法，也许我可以在胡尔达住一夜，乘第二天早晨七点钟的公共汽车离开胡尔达？那样，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你不难给我找到住处（一张简易床甚至一个床垫足矣）；（二）基布兹不会对此不以为然；（三）你自己觉得此次相对较长的看望挺舒服的。请马上予以答复，采取哪种方式。5.除了个人用品，我还应该带些什么？（毛巾？床单？我以前从未在基布兹待过！）自然，我们见面时我会给你讲所有的新闻（不是很多）。我给你讲我的设想，如果你感兴趣。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告诉我你的设想。我希望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二者之间有着必然联系！）。余见面再叙。爱你的父亲。
那个星期三我一点钟下课，请了两小时的假，午饭后就不去上班了（我那时在层架式鸡笼那里上班。）然而，上过最后一节课后，我急忙回去换上沾满泥土的蓝工作服和笨重的工作靴，接着我跑向拖拉机棚，找到藏在坐垫下的福格森拖拉机钥匙，发动引擎，一溜烟咆哮着开往公共汽车站，从特拉维夫开来的公共汽车两分钟前就已经到了。一年多没有见面的父亲已经等在那里，用手挡住刺眼的阳光，焦虑不安地等待帮他的那个人出现。令我万分惊奇的是，他穿的是卡其布裤，一件浅蓝色短袖汗衫，戴一顶基布兹风格的草帽，没有穿西装打领带。远远看去，他就像我们的某位“老伙计”。我想象得到，他经历一番苦思，才这般装束，对一种他感到有几分敬重的文明表示尊敬，即使它不符合他自己的精神品质与原则。他一只手拎着破旧的公文包，另一只手拿手绢抹去额上的汗水。我轰隆隆向他驶去，几乎就在他鼻子底下刹车，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另一只手则在前翼子板上摆出主人翁的架势，朝他探出身子说：你好。他抬眼看着我，镜片下的眼睛显得有些夸张，因此像个受惊吓的孩子，忙不迭地回应我的问候，尽管他并不完全确定我是谁。当他认出我来时，显得十分吃惊。
过了片刻，说：
“是你吗？”
又过了片刻：
“你长这么大了，健壮多了。”
最后，他恢复了正常：
“请允许我说，你的竞技表演，不太安全，险些从我身上碾过去。”
我让他等在那里，站在背阴处，把福格森开回棚子里，因为它已经演完了剧中角色。而后我带父亲去了食堂，我们在那里突然都意识到，我们已经一般高了。我们都有点不好意思，父亲就此开着玩笑。他好奇地摸摸我的肌肉，好像不知道是不是把我买下，他又开玩笑拿我黝黑的皮肤与他苍白的肤色进行比较：“小黑人三宝！你黑得像也门人了！”
在餐厅里，多数餐桌已经收拾干净，只有一张没有清理。我给父亲端来一些鸡块炖胡萝卜土豆，一碗鸡汤加油炸面包块。他吃得很仔细，一丝不苟恪守餐桌礼仪，对我故意咂嘴的农民式吃法不理不睬。我们端着塑料杯喝甜茶时，父亲开始和与我们同桌吃饭的茨维·布德尼克、一个老基布兹交谈。父亲小心翼翼，不触及任何可能转化为意识形态争端的话题。他打听茨维来自哪个国家，当听说他来自罗马尼亚时，父亲的眼睛一亮，还讲起了罗马尼亚语，由于某种原因，茨维难以听懂父亲的说话方式。接着他话锋一转，谈沿海平原的美丽风光，《圣经》时代女先知胡尔达[1] ，以及圣殿中的胡勒大门，这个话题在他看来不会有产生异议的危险。但是告别茨维前，父亲不禁问起他们觉得他的儿子在这里待得怎么样。他是否设法使自己适应这里？茨维·布德尼克对我是否适应胡尔达或怎样适应胡尔达一点也不知道，说：“这是什么话？很好嘛！”
父亲回答说：
“我为此感谢你们大家。”
我们走出房间时，如某人去寄宿狗房接一只小狗，他没有照顾我的感受便对茨维说：“来的时候，他的状况有点不好，现在显得状态极佳。”
我拖着他把整个胡尔达转了个遍。我没有费心询问他是否需要休息，我没有费心建议他洗个冷水澡，或者是问他上不上厕所，我像新兵训练基地的军士，催促我可怜的父亲，他涨红脸，气喘吁吁，一直擦汗，从羊圈到鸡场再到牛棚，再到木工房、锁匠铺，以及山顶上的橄榄油厂，我不住地向他解释基布兹的准则、农业经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基布兹对以色列取得军事胜利做出的贡献，一丝细节也没有落下。一种报复性的、无法遏制的说教热情驱使着我，我不让他说一句话，断然阻遏他想说话的尝试，我不住地说啊说。
我从儿童之家住区，拖着只剩最后一丝气力的他参观老兵住区、卫生所和教室，直至最后来到文化馆和图书馆，我们在那里找到图书管理员谢夫特尔，他的女儿尼莉几年后成了我的妻子。心地善良、面带微笑的谢夫特尔正身穿蓝色工作服坐在那里，低声哼唱一支哈西德派犹太人的歌，正用两根手指往一张蜡纸上打着什么东西。如同一条奄奄一息的鱼在最后一刻被投入水中，在酷热与尘埃中上气不接下气并被粪肥气味呛得透不过气的父亲，振奋起来，看到书和图书管理员一下子让他复活了，他开始高谈阔论。
两个未来的亲家，大约聊了十来分钟图书管理员的行话，而后谢夫特尔非常腼腆，父亲离开他，开始观看图书馆的陈设，它的每一个角落与缝隙，像一个警惕的武官用专业性的眼睛观察外国军队演习。
接着我和父亲又四处走了走。我们在汉卡和奥伊扎尔·胡尔戴家里喝咖啡吃蛋糕，是这家人主动收养了我。父亲在此全面展示了他在波兰文学方面的造诣，他审视了一下书架后，甚至用波兰语和他们活跃地交谈起来，他引用朱立安·杜维姆的诗歌，汉卡引用斯沃瓦茨基，他提到密茨凯维奇，他们则用伊瓦什凯维奇呼应，他提到莱蒙特的名字，他们则以维斯皮安斯基应和。父亲在和基布兹人交谈时就像在踮着脚尖走路，好像非常小心翼翼，以免踩到什么可怕的东西后果不堪设想。他对他们说话时温文尔雅，仿佛他把他们的社会主义视为一种无可救药的疾病，不幸患有这种疾病的人没有意识到病症究竟有多么严重，而他，从外面来的访客，发现并了解了它，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说漏了嘴，使其意识到其境况的严重性。
于是，他小心翼翼，对所看见的一切表示钦佩，流露出彬彬有礼的兴趣，问些问题（“庄稼长得怎么样？”“牲畜养得好吗？”），一再重复他的钦佩。他没有卖弄自己的学识把他们压倒，也没有使用双关语，他控制住了自己，也许他怕伤害我。
但是夜幕即将降临之际，父亲的情绪低落下来，仿佛妙语突然用尽，趣闻轶事之泉已经枯干。他问是否可以一起坐到文化馆后面的背阴长椅上，等着看落日。太阳开始落山时，他不再说话，我们默不作声并肩坐在那里。我把已自豪地长出一层金色绒毛的古铜色前臂放在椅背上，旁边是他那长着黑毛的苍白手臂。这一次，父亲没有叫我殿下或者阁下，他甚至在行动上也好像不为消除任何沉默负责。他显得那么笨拙，黯然神伤，我差点去摸他的肩膀，但是我没有。我以为他试图对我说些什么，说些重要甚至紧急的事情，但是他开不了口。我有生以来，父亲似乎第一次怕我。我原本愿意帮他，甚至代他开口说话，但是我也像他一样受到阻碍。最后他突然说：“那么这样。”
我重复着他的话：
“这样。”
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我突然想起当年一起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后院坚如混凝土的地面开垦菜园的情形，我想起他用作农业器具的裁纸刀和家用榔头，他从拓荒妇女之家或劳动妇女农场里拿来幼苗，背着我在夜间栽好，弥补播种失败。
我父亲送给我他写的两本书。在《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短篇小说》一书的扉页上，他写下这样的致辞：“送给我正在养鸡的儿子，赠自父亲，（前）图书馆管理员。”而在《文学史》一书的赠言中，隐约含有责备：“送给我的阿摩司，希望他将在我们的文学中为自己开辟一席之地。”
我们睡在一间没人住的宿舍里，宿舍里有两张儿童床，一个拉帘货柜，可以挂衣服。我们摸黑脱下衣服，摸黑说了十来分钟话，谈论北约同盟和冷战，而后互道晚安，背过身去。也许，父亲像我一样，难以入睡。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了。他呼吸沉重，仿佛没有足够的空气，或仿佛他咬住牙关呼吸。自从母亲去世后，自从她在临终前几天搬到我的房间，我跑到另一个房间挨着他睡在双人床上，自从她死后的最初几个夜晚，因我惊恐万状，他不得不来睡在我房间地板上的床垫上，之后，我们从来没有睡在同一个房间。
这一次也有瞬间的恐惧。两三点钟时，我在恐慌中醒来，在月光中想象，父亲的床是空的，他默默地拉过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安安静静，一动也不动，睁大双眼，整夜注视着月亮，或数尽流云。我的血凝固了。
但实际上，他正深沉而平静地睡在我给他铺的床上，而酷似某人坐在椅子上、睁大眼睛凝视月亮的，不是我父亲，也不是幽灵，而是他的衣服，是他精心挑选的军裤和朴素的蓝衬衫，以便不要在基布兹眼中显得高高在上，以便不伤害他们的感情，但愿不要这样。
20世纪60年代初期，我父亲携妻子儿女回到耶路撒冷。他们住在城边的贝特哈凯里姆区。我父亲再次每天到国家图书馆上班，不是在报刊部，而是在那时才成立的书目文献部。既然他终于获得了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以及证明该事实的一张精美而小巧的名片，他就再次尝试着谋求一个教职，如果不是在他先伯父的王国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那么也许至少在某个新建的大学：特拉维夫，海法，比尔谢巴。甚至有次到宗教大学巴伊兰大学碰运气，尽管他把自己视为公然的反教权主义者。
无济于事。
他现在五十多岁了，做助教或初级讲师年龄太大，竞争高级学术职位人家又觉得他不太合格。哪儿都不要他。（此时，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的声名戏剧性地一落千丈。约瑟夫伯伯论希伯来文学的所有著述在60年代开始显得陈旧与幼稚。）正如阿格农在小说《千古事》中，描写一个人物时所说：二十年来，阿迪尔·阿姆兹埃一直在研究古姆里达塔一城的历史，在哥特人将其化为灰烬，使其居民永远沦为奴隶之前，古姆里达塔曾经是一座伟大的都城，列邦列国引以自豪的重地……在他研究撰写该书的这些年来，他既未与大学里的学者打过交道，亦未向他们的夫人与小姐致敬问候，如今有事要向他们求助，他们不但给他白眼，甚至连他们所戴的眼镜，似乎都扭曲了：请问阁下究系何人？我们以前似乎从未见过。他耸耸肩头，泄气地走开。他虽明白，若要被人认知，必须先跟他们攀谈交情，但他却不知如何进行；多年的苦心钻研，已使他成为工作的奴隶，疏忽了人世间所有的人情世故。[2]
父亲从来没有学过“如何与人打交道”，尽管他始终通过开玩笑、说妙语、不计任何代价地要承担一切重任、展示自己博学多才，拥有驾御辞藻的能力，竭尽全力而为之。他从来不懂得如何谄媚逢迎，他没有掌握依附学术权力帮派和小集团的艺术，不写任何吹捧文章，只有在人死后才颂扬他们。
最后，他似乎认命了。连续十余年，他终日坐在吉瓦特拉姆新国家图书馆楼内书目文献部的一间无窗小屋里做集注。下班回到家后，他坐在书桌旁，为当时正在成型的《希伯来百科全书》编纂条目。他主要撰写波兰和立陶宛文学。逐渐，他把关于佩雷茨的博士论文中的某些章节转化为文章，发表在希伯来文期刊上，有那么一两次甚至设法用法文发表。我在阿拉德的家里，从他印成铅字的文稿中，找到论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的文章（《身在故乡的诗人》）、罗马的伊曼纽尔、隆古斯[3] 的《达佛尼斯和克洛伊》，其中一篇题为《门德勒研究》，父亲在献词中写道：纪念我的妻子，一位分辨力强品位不俗的女人，她在提别月5712年初八[4]离开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