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胡尔达，即《圣经·列王纪下》第22章第14节中提及的户勒大。.2
我父亲对此类故事嗤之以鼻，他做了一个鬼脸，说：“对不起，那有什么意义呀！一个讽喻？一种迷信想法？还是某种不着边际的话？”但是，看到母亲好多了，他非常高兴，轻轻地挥挥手：“没什么。”
母亲催促我们，以便父亲上班不要迟到，我不要误了上学。在门口，当父亲套上他的高筒橡皮套鞋，我穿自己的橡胶靴时，我突然发出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长嗥，吓得他跳起来，浑身发抖，当缓过劲儿来后，他要打我，母亲出面干预，把我的头贴在她的胸脯上，使我们二人都平静下来，说：“都是因为我，对不起。”那是她最后一次拥抱我。
我们大约七点半钟离开家，父亲和我没说一句话，他仍然因为我学狐狸大叫而生我的气。在家门口，他转身向左去往塔拉桑塔楼，我转身向右去往塔赫凯莫尼学校。
放学回到家里，看到母亲打扮停当，身穿双排扣的浅色裙子和海军蓝套衫，显得漂亮而女孩子气。她脸色也很好，仿佛几个月的疾病一下子全然消失。她让我放下书包，穿上外套，她自己也穿上外套，并给了我一个惊喜。
“我们今天不在家里吃饭。我决定带我一生中的两个男人到饭馆吃午饭。你父亲对此还一无所知呢，我们给他个惊喜好吗？我们在城里走走，然后去塔拉桑塔楼，动手把他拉出来，就像从沾满灰尘的书堆里拖出一个瞎扑腾的书虫，而后我们到什么地方吃饭去，我甚至没打算告诉你，给你也留点悬念。”
母亲在我眼里成了陌生人。她说话的声音不同寻常，庄严而高亢，宛如在学校上演的剧目中扮演角色。当她说“我们出去走走”时，声音中充满了光明与温暖，但是说“瞎扑腾的书虫”和“沾满灰尘的书”时，声音却有点颤抖，那声音让我感到一种模糊的恐惧，但即刻便被惊喜、被母亲的快乐、被她回到我们当中的喜悦所带来的欢快替代。
我父母基本上不到外面吃饭，尽管我们经常和他们的朋友在雅法路或乔治王路的咖啡馆里会面。
1950年，也许1951年，有一次我们三人在特拉维夫和姨妈们相聚，在最后一天，也就是回耶路撒冷的头天，父亲难得宣布自己那天做东，邀请大家，我母亲的两姐妹和她们令人尊敬的丈夫以及她们的独生儿子，去沙洛姆阿雷海姆大街拐角、本——耶胡达大街上的哈姆泽格餐馆吃饭。他们给我们九人安排了一张桌子，父亲坐在上座，我两个姨妈的中间，又给我们排了座次，三姐妹都没挨着自己的丈夫坐，我们小孩谁也没坐在父母当中，仿佛决意彻底洗牌。茨维姨父和布玛姨父有点疑惑，因为他们不知道他最终要干什么，他们坚决不肯和他一起喝啤酒，因为他们不习惯喝酒。他们决定不讲话，让父亲在舞台上大显身手。父亲显然觉得，最紧迫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肯定是在朱迪亚沙漠里发现的死海古卷。于是乎，他发表了一通详尽的演说，从上汤到上主食，他一直讲述在库姆兰附近的山洞里发现这些古卷意义重大，很可能在沙漠沟壑里，越来越多埋藏在地下的无价之宝在等待发掘。终于，坐在茨维和布玛姨父中间的母亲温柔地说：“也许这次就说到这儿吧，阿里耶？”
父亲懂了，就此打住，大家开始各谈各的，直到吃完晚饭。表哥伊戈尔问他能否带表弟埃弗莱姆去附近的海滩。几分钟以后，我也不想再待在大人堆里了，便离开哈姆泽格餐馆，找海滩去了。
但是，谁想得到母亲竟突然决定带我们出去吃午饭？我们已经习惯看她夜以继日地坐在窗前，一动也不动。就在几天前，我把床让给她，逃避她的默默无语，和父亲睡到双人床上。她身穿海军蓝套头衫和浅色裙子，后带接缝的尼龙长袜，高跟鞋，显得既漂亮，又文雅，陌生男人转过身来直看她。走路时，她一只胳膊挎着雨衣，另一只胳膊挎着我。
“你今天做我的卡瓦莱尔。”
她好像继承了父亲平时所承担的角色，补充说：“卡瓦莱尔就是骑士，卡瓦在法文中是马的意思，卡瓦莱尔指骑马人或者骑士。”
接着又说：
“有许多女人对专横跋扈的男人感兴趣，犹如飞蛾扑火；也有一些女人，她们需要的不是英雄，甚至不需要性格暴躁的恋人，而是需要一个朋友。你长大后要记住：远离酷爱暴戾人士的女人，努力寻找把男人当作朋友的人，她们需要朋友不是因为自己觉得空虚，而是愿意让你充实。记住，女人和男人之间的友谊比爱情更为宝贵珍奇，与友情相比，爱情确实相当粗俗，甚至拙劣。友情也包括适度的感受、关心体贴、慷慨大方，以及精心调试出的适度。”
“好。”我说，因为我不想让她再说与我无关的东西，想让她说点别的。我们几个星期没说话了，浪费了只有我俩一起的走路时间岂不可惜。当我们快到城市中心时，她再次挽住我的胳膊，笑了一下，突然问道：“你会对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说什么？”
没等我回答，她又伤心地调侃，或者说不是调侃，而是把伤心隐藏在微笑里，我虽然看不到，但从她说的话音里可以听出来：“有朝一日，当你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后，我非常希望你不要以我和你父亲作为婚姻生活的榜样。”
这些话，不是我根据记忆而进行的再创造，如同我前面写她讲爱情与友情那样（十二个句子之前），因为，不要以我父母的婚姻为榜样这一请求，我确实记得清清楚楚，字字句句。我还清楚记得她微笑说话时的声音。我们在乔治王大街，母亲和我，手挽着手经过塔里塔库米楼，在去往塔拉桑塔楼的路上，要把上班的父亲叫走。时间是下午一点半，一阵冷风夹杂着抽人的雨点从西面袭来。它非常强劲，行人收起雨伞，免得把伞吹得翻转过来。我们甚至都没有打开雨伞。我和妈妈手挽着手在雨中行走，走过当时是议会临时办公场所的塔里塔库米楼，而后经过哈马阿洛特大楼。那是1952年1月的第一周。在她去世前五天，或者四天。
当雨越下越大时，妈妈的声音里仍旧带着近乎调侃的口气：“我们到咖啡馆喝点咖啡吗？我们的爸爸又跑不了。”
我们在一家德裔犹太人开的咖啡馆里坐了约莫半个小时，等雨停下来。咖啡馆坐落在热哈维亚入口，在JNF大街，对面是犹太代办处大楼，总理办公室那时也在那里。与此同时，妈妈从手提包里拿出一个小粉饼盒、一把梳子，梳头补妆。我的感情颇为复杂：为她的容颜自豪，为她身体好转快乐，并且有责任保护她免遭某种阴影的伤害，我只是通过猜测知道存在着阴影。实际上，我不是猜测，而只是似是而非，在我皮肤上感受到些微莫名其妙的不安。孩子有时就是这样，捕捉到，又没有真正捕捉到他无法理解的东西，意识到这种东西，莫名其妙地感到惊恐：“你没事吧，妈妈？”
她自己点了味道浓烈的清咖啡，给我点了牛奶咖啡，纵然从来也不允许我喝咖啡，说是少儿不宜喝咖啡，还给我点了巧克力冰激凌，纵然我们都清楚地知道冰激凌会让你嗓子疼，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而且就要吃午饭了。责任感驱使我只吃了两三勺冰激凌，便问妈妈她坐在这里冷不冷，她觉不觉得累，或者是头晕。毕竟，她大病初愈。妈妈，你上厕所时小心点，那里黑，有两级台阶。骄傲、热诚与理解充盈了我的心房，仿佛只要我们二人坐在罗什热哈维亚咖啡馆，她的角色就是一个无助的小姑娘，需要一位慷慨帮助的朋友，而我则是她的骑士，或者也许是她的父亲：“你没事吧，妈妈？”
我们来到塔拉桑塔楼，“独立战争”时期，通往守望山校园的公路遭到封锁，希伯来大学的几个系重新搬到这里，我们打听报刊部在什么地方，顺着楼梯走上二楼。（也就是在类似的一个冬日，《我的米海尔》中的汉娜就在这些台阶上跌倒，大概扭伤了脚踝，学生米海尔·戈嫩一把抓住了她的胳膊肘，冷不丁地说他喜欢“脚脖子”一词。妈妈和我也许与米海尔和汉娜擦肩而过，没有在意他们。我和母亲在塔拉桑塔楼的冬日，与我开始撰写《我的米海尔》那个冬日，中间相隔了十三年。）
我们走进报刊部时，迎面看到和蔼、善良的主任普费弗曼博士，他从摊在书桌上的一堆报纸里抬起头，冲我们微笑，双手示意让我们进去。我们也看到了父亲，是背影。很长一阵我们才认出他，因为他身穿一件灰色的图书馆管理员工作服，免得让自己的衣服沾上灰尘。他正站在一个小梯凳上，背对着我们，注意力集中在正从高处架子上拿下来的一大盒卷宗上，翻看后又放回架子上，又把另一个盒子拿下来，接着又是一个，因为他显然没有找到所要寻找的东西。
善良的普费弗曼博士始终没有出声，而是悠然坐在书桌后面的椅子上，和蔼地微笑，笑得越来越厉害，乐不可支，两三个工作人员看到我们，又看到父亲的背影，停住手里的工作傻笑，什么话也没说，好像正和普费弗曼博士一起做小游戏，满怀乐趣，好奇地观望那个人何时才能注意到他的客人，他们正耐心地站在门口，注视着他的背影，漂亮女人把手放在小男孩的肩膀上。
爸爸站在梯凳顶层，朝部门领导转过身子说：“对不起，普费弗曼博士，相信有些东西——”突然注意到主任咧嘴微笑，他一定很惊愕，因为他无法理解主任为什么微笑，普费弗曼博士用眼睛引导戴眼镜的父亲把目光从书桌转向门口。当他看到我们时，我相信他脸色煞白。他把双手举着的大盒子放回到它原来待的顶层架子上，小心翼翼地走下梯子，环顾四周，看见其他工作人员都在微笑，他好像别无选择，也想起了微笑，他对我们说：“真想不到！真想不到！”他轻声询问，一切是否都好，是否出什么事了。
他面部表情僵硬，焦虑不安，就像一个小男孩正在聚会上和班里的孩子们玩接吻游戏，抬头突然看见父母正板着脸站在门口，天晓得他们在那里站了多久，默默地观看，天晓得他们看到了什么。
他先是和颜悦色，用两只手把我们赶到门外走廊里，回头对整个部门，尤其是对普费弗曼博士说：“对不起，耽误几分钟。”
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改变主意，不再挤我们出去，而是把我们拉到里面，拉进主任办公室，开始引见我们，后来想起了什么，说：“普费弗曼博士，你已经认识我太太和儿子了。”他边说，边拉我们转过身，正式把我们介绍给报刊部的其他工作人员，用的词语是：“请认识一下。这是我的太太范妮娅，这是我儿子阿摩司，学生，十二岁半了。”
当我们三人来到走廊时，父亲略带责备，焦虑地问：“出什么事了吗？我父母好吧？你父母呢？大家都好吗？”
妈妈让他冷静，但是下馆子的想法令他恐惧，毕竟今天又不是什么人的生日。他踟躇不决，开始说些什么，改变主意，片刻过后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干吗不。我们去庆贺你身体康复了，范妮娅，或庆贺不管怎么说你身体一下子明显好转了，对，我们一定要庆贺。”
然而，他在说话时，脸上挂着忧虑，而不是快乐。
但后来，父亲突然兴高采烈起来，充满激情，双手搂住我们的肩膀，向略带责备神情的博士请假早点下班，向同事说再见，脱下沾满灰尘的工作服，招待我们把图书馆几个部门走了一遍，地下室、特藏部，他甚至带我们看新复印机，讲解怎么使用，每碰到人，就自豪地把我们介绍给大家，那激动的神态，就像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把赫赫有名的父母介绍给学校里的教员。
餐馆是个惬意的地方，几乎没有顾客，而且是在本——古里安大街和沙麦或希勒里大街之间的一条小路上。我们刚到这里，又开始下雨，爸爸把此当作好兆头，好像雨一直在等待我们走进餐馆，好像上天今日正向我们绽开笑脸。
他立刻纠正自己：
“我是说，如果我相信征兆，如果我相信上天关心我们的话，我会这么讲。但是上天冷淡漠然。除人类外，整个宇宙都冷淡漠然。实际上大多数人也冷淡漠然。我相信，在整个现实世界里，冷淡漠然这一特征最为突出、最为显著。”
他再次纠正自己：
“不管怎么样，当天空如此黑沉，大雨滂沱，我岂能说上天正向我们绽开笑脸呢？”
妈妈说：
“不，你们两个先点，因为今天我请客。若是你们挑选菜单上最贵的菜，我会非常高兴。”
但是菜单很简朴，顺应的是那个匮乏节俭的年代。爸爸和我点了蔬菜汤、鸡肉饼和土豆泥。我玩弄阴谋，忍住不告诉爸爸，在去塔拉桑塔的路上，妈妈已经允许我平生第一次品尝咖啡的味道，午饭前还吃了巧克力冰激凌，尽管是在冬天。
妈妈久久地注视菜单，而后把它面朝下放在桌面上，直到爸爸再次提醒她，她最终点了一碗白米饭。爸爸和颜悦色，向女服务员表示歉意，含糊地解释说妈妈尚未完全康复。当我和爸爸津津有味大吃大嚼时，妈妈勉强小口吃了一点米饭，仿佛正在强迫自己，而后她停下来，点了一杯不加牛奶的浓咖啡。
“你没事吧，妈妈？”
女服务员给我妈妈端回一杯不加牛奶的咖啡，给爸爸端来一杯茶，在我面前放了一碗颤动的黄果冻。爸爸立刻焦躁地从夹克内兜拿出钱包，但是妈妈坚持自己的权利：请把钱包收回去，今天，你们俩都是我的客人。爸爸先是说了个很是牵强的笑话，说她显然继承了一口油井，因此才成为新富，才这么奢侈，便没有和她再争。我们等候雨停下来。我父亲和我面对厨房坐在那里，妈妈坐在对面，正透过我们的肩膀，看临街窗外顽固执拗的雨。不记得我们说了什么，但大概是父亲驱除了沉寂。他可能向我们说起基督教会和犹太人的关系，要么就是向我们全面描述历史上爆发的一场激烈争端，18世纪中叶，雅各·埃姆丹拉比与沙巴特·茨维的追随者，特别被怀疑持沙巴特学说的约拿单·阿伊巴舒茨拉比争论得不亦乐乎。[1]
在那个阴雨绵绵的午饭时分，除我们外，饭馆里只有两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她们正在用非常典雅的德文小声而彬彬有礼地交谈。她们长得很像，铁灰色的头发，脸型像鸟，突出的喉结更加强化了这种特征。上了年纪的一位好像有八十多岁了，我看了她们两眼，便假定她是另一个人的母亲。我认定母女二人都是寡妇，她们相依为命，在这个广阔的世界里，她们再没有别的亲人。我在意念里称她们为格特鲁德夫人和马格达夫人，我试图想象她们住在整洁干净的小房子里，大概就在城里的某个地方，大约在艾登酒店的对面。
突然，马格达夫人，二人中年纪较轻的一位，抬高声音向对面的老太太气势汹汹地说了一个德文单词。她说这个词时，满怀怨恨，义愤填膺，像兀鹫猛扑向捕获物，接着她把杯子扔到墙上。
泪水开始顺着镌刻在我称之为格特鲁德老夫人双颊上的深深皱纹流淌。她无声地啜泣，面孔没有抽搐。她垂着脸哭泣，女服务员弯腰默默地捡起碎玻璃离去。叫喊之后没说一个字。两个女人继续面对面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她们都形销骨立，都是一头拳曲的灰发，头发长得非常靠后，离额头很远，像男人脱发后的发际线。年长的寡妇仍然无声地流泪，脸没有抽搐，泪水流到她突起的下颚，又滴落到胸脯上，如同山洞里的钟乳石。她没有控制哭泣或擦干眼泪的企图，尽管她表情残酷的女儿默默地递过一块熨烫得整整齐齐的白手帕，如果那真是她女儿的话。她把手伸到面前的桌子上，托着那块熨烫得平平整整的手帕，没有缩回。整幅画面凝固了良久，仿佛母女只是某个沾满灰尘的相册里的一张褪色的深褐色旧照片。我冷不丁地问：“妈妈，你没事吧？”
那是因为我妈妈忘了礼数，稍微歪过凳子，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个女人。那一刻，我印象中妈妈再次变得苍白起来，像她一直在病中那样。过了一小会儿，她说她非常抱歉，她感觉有点累，想回家躺躺。爸爸点头称是，起身问女服务员附近哪里有电话亭，去打电话叫出租。我们离开饭馆时，妈妈不得不倚住父亲的胳膊和肩膀，我给他们开门，告诉他们小心台阶。我们把妈妈安顿在后排座位上，爸爸回饭馆付账，她直挺挺地坐在出租车里，深褐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太大了。
那天晚上，请来了一位新大夫，他走后，爸爸把原来的大夫也请来了。他们二人没有异议，两位大夫都建议好好休息。因此爸爸把妈妈安顿到我的床上，那床已经成了她的，给她端来一杯热乎乎的蜂蜜牛奶，求她就着新开的安眠药喝几口，还问她留几个灯。一刻钟以后，我被派去隔着门缝侦察，我看到她睡着了。她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再度醒来时，她帮我和爸爸做各种早上的杂务。她给我们煎鸡蛋，我布置桌子，爸爸把各种蔬菜切得非常精细做色拉。就要出门时，爸爸去塔拉桑塔楼，我去塔赫凯莫尼学校，妈妈突然决定也要出去，和我一起走到学校，因为她的好朋友莉兰卡，莉莉亚·巴——萨姆哈，住在塔赫凯莫尼附近。
后来，我们发现莉兰卡不在家，她便去看另一个朋友范妮娅·魏茨曼，她在罗夫诺塔勒布特高级中学与妈妈是同学。将近中午，妈妈从范妮娅·魏茨曼家里走到海法路中央的埃格德中心汽车站，登上开往特拉维夫的公共汽车，去探望她的姐妹，或打算在特拉维夫换车到海法和克里亚特莫兹金，光顾父母的棚屋。但是，当妈妈抵达特拉维夫中心汽车站时，她显然改变了主意，她在一家咖啡馆喝清咖啡，天黑之前赶回了耶路撒冷。
到家后，她抱怨说非常疲倦。她又吃了两三片新安眠药。也许这次她试着再吃原来的安眠药。但是那天夜里她睡不着觉，又犯了偏头疼，她和衣坐在窗前。凌晨两点钟，我母亲决定熨些衣物。她打开我房间里的电灯，现在那个房间成她的了，她支上烫衣板，灌瓶水洒在衣服上，一连熨了几个小时，直到天将破晓。她把衣服熨光后，便从衣柜里拿出床单和枕套，把它们又熨了一遍。这些东西熨完后，她甚至连我的床罩也熨了，但是她太累，或者太疲倦了，把床罩给烧糊了，焦煳味把父亲唤醒，他把我也叫醒，我们二人惊愕地发现，妈妈把家里所有的袜子、手帕、餐巾和桌布都熨了个遍。我们冲过去，把燃烧的床罩拿到卫生间熄灭，而后我们把妈妈按在椅子上，跪下来给她脱鞋，爸爸脱一只，我脱一只。而后爸爸让我出去一会儿，在我出门后和蔼地把门关上。我关上门，但是这一次，我紧紧地贴在门上，因为我想听。他们用俄语交谈了大约半小时，而后爸爸让我照顾一会儿妈妈，他到药店买些药或者糖浆，在药店打电话给在雅法茨阿哈龙医院办公室里的茨维姨父，还打电话给在特拉维夫扎蒙豪夫诊所上班的布玛姨父。打完这些电话后，爸爸妈妈达成协议，她星期四早晨去往特拉维夫的一个姐妹家，休息休息，换换空气，或者换换环境。她想在那里待多长时间都行，星期天甚至星期一上午回来，因为星期一下午，莉莉亚·巴——萨姆哈已经设法在先知街的哈达萨医院给她预约检查身体，如果不是因为莉兰卡阿姨有硬关系，我们得等上几个月才能约成。
因为妈妈身体虚弱，诉苦说头晕，爸爸这一次执意不让她一人前往特拉维夫，而是要陪她一起去，把她送到哈娅姨妈和茨维姨父家里，他甚至可以在那里住一夜，要是他第二天早晨即星期五坐头班车回到耶路撒冷，至少可以上几个小时的班。他没有理会妈妈反对他这么做，没有必要陪同她去特拉维夫而耽误一天工作，她自己完全能够乘坐公共汽车去往特拉维夫，找到姐妹的家，她丢不了。
但是爸爸不肯听。这一次他脸色苍白，固执己见，绝对坚持。我答应他，放学后直接到住在布拉格巷的施罗密特奶奶和亚历山大爷爷家，解释出了什么事，和他们住一夜，等爸爸回来。只是不要让爷爷奶奶讨厌，好好地给他们帮忙，晚饭后收拾桌子，主动倒垃圾。完成作业，不要把作业留到周末。他叫我聪明儿子，大概还叫我小伙子。那时，爱丽丝鸟从外面加入到我们当中，它带着明媚而无忧无虑的欢乐，为我们啭鸣三四遍清晨的贝多芬片断：“啼——嗒——嘀——嗒——嘀……”鸟儿在惊奇、敬畏、感激、兴奋中歌唱，仿佛在这之前黑夜从未结束过，仿佛今天早晨是宇宙第一晨，晨光乃是令人惊叹的光，从未有这样的光喷薄而出，穿越无边无垠的黑暗。
【注释】
[1] 沙巴特学说是17世纪欧洲历史上出现的一次犹太救世运动，被称作假救世运动。运动领导人沙巴特·茨维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拉比犹太教把救世运动看成异端。塔木德学者雅各·埃姆丹拉比便反对沙巴特学说，与阿伊巴舒茨拉比争论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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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胡尔达时大约十五岁，那时母亲已经去世两年半了，我是黝黑人群中的一个白脸小丑，魁梧巨人中一个瘦骨嶙峋的年轻人，沉默寡言人中一个喋喋不休的话匣子，农业劳动者中的一个蹩脚诗人。我所有的新同学都拥有健康的头脑与体魄，只有我，在几近透明的身子上长着一个富于梦幻的头脑。更为糟糕的是，有那么几次，他们撞见我坐在基布兹偏僻的角落画水彩画，或者是躲在赫茨尔之家一楼读报室后面的自习室里写写涂涂。麦卡锡主义谣言开始传播，说我和自由党有些联系，我成长在一个修正主义家庭，怀疑我和可恨的蛊惑人心的贝京、劳工运动的主要敌人不清不楚。总之，接受扭曲教育，遗传基因混乱，不可救药。
我来胡尔达，实则因为我反叛父亲，他的家人也不帮我。我没有因背叛自由党受到表扬，没有因在爱迪生礼堂听梅纳赫姆·贝京演讲时不能自控地哈哈大笑得到赞赏，《皇帝的新装》众人当中那个勇敢的小男孩，在胡尔达这里遭到怀疑，人们认为他被刁滑的裁缝收买了。
我白白地在干农活时努力表现突出，读不好书。我白白地努力像烤牛排一样烤炙自己，像其他人那样晒得棕红。在参加时事讨论时，我白白地把自己展示为胡尔达最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是整个劳动者阶级中最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的话。什么也帮不了我，在他们眼里，我是某种外星人，于是同班同学无情地侵扰我，让我放弃奇怪的生活方式，变成他们那样的普通人。一次，他们派我深夜不拿火把跑步赶到牛棚检查，回来汇报是否有奶牛发情，需要公牛紧急关照。还有一次，他们让我值班清洗厕所。还有一次派我到儿童农场为雏鸭鉴定雌雄。我绝对没有忘记自己来自何方，我不会误解我身在何处。
至于我，我毕恭毕敬地接受一切，因为我知道，摆脱耶路撒冷并痛苦地渴望再生，这一进程本身理应承担苦痛。我认为这些日常活动中的恶作剧和屈辱是正义的，这并非因为我受到自卑情结的困扰，而是因为我本来就低人一等。他们，这些经历尘土与烈日洗礼、身强体壮的男孩，还有那些昂首挺胸的女孩，是大地之盐，大地的主人，宛如半人半神一样美丽，宛如迦南之夜一样美丽。
除我之外。
人们没有因为我晒得黝黑而受蒙骗，他们一清二楚——我自己也清楚——即使我的皮肤最后晒成了深褐色，但内心依然苍白。尽管我学会了用软管灌溉草田，开拖拉机，用老式捷克步枪打靶，但我仍未成功地去掉污点，透过我披在身上的所有伪装，你仍然可以看到那个软弱、温柔、多话的城里孩子，他富于幻想，编造千奇百怪的故事，那些故事从来没有发生，也从来不会发生，不会让这里的人感兴趣。
然而，在我看来，他们都值得称道，这些大男孩可站在二十米外用左脚把球踢进，眼睛眨也不眨便把鸡脖子拧下来，夜里闯入店铺小偷小摸一些供应品，举行午夜盛宴，那些勇敢的女孩子可以背着三十公斤的背包行军三十公里，之后仍然留有充足的精力跳舞跳到深夜，蓝裙子急速旋转，仿佛重力本身满怀敬意停了下来，而后和我们围坐在一起，直至天明，顶着满天星斗，为我们歌唱，唱令人心碎的歌，轮唱两部、三部，背对着背唱，在唱歌时露出天真无邪的热情，的确可以让你神魂颠倒，因为那么纯真，那么超凡脱俗，犹如合唱中的天使那么纯洁。
是啊，确实，我知道自己的位置。不要太自以为是，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插手注定比你强的人的事。确实，人生来就是平等的，这是基布兹生活的基本原则，但是爱情领域属于自然界，不属于主张人人平等的基布兹委员会。爱情领域属于强劲的雪松，不属于小草。
然而，俗话说即使一只猫也可以看国王。于是我终日看他们，夜晚躺在床上也看他们，当我闭上双眼时，我从未停止看他们，那些头发蓬乱的美人。[1] 我尤其要看女孩子。怎么看呢？目不转睛，目光火辣。甚至在睡觉时，我瞪大两只依依不舍的牛眼无助地看她们。不是因为我怀揣错误的希望，我知道她们注定不属于我。那些男孩是高贵健美的牡鹿，而我则是一条可怜虫，女孩子们都是仪态优雅的瞪羚，我则是在篱笆后嗥叫的迷途胡狼。在他们当中——如编钟上的钟锤——是尼莉。
这些女孩个个像太阳光芒万丈，个个如此，但是尼莉——始终为抖动的欢乐之环萦绕。尼莉走在小路上，草坪上，丛林里，花圃间，总是不住地唱歌，在走路时为自己歌唱。即使她走路时没有唱歌，但样子也像在歌唱。她怎么了，有时我在饱经磨难的十六岁少年的心灵深处问自己，她为什么总是歌唱？这世界究竟好在哪里？如何“从如此残酷的命运/从贫穷与忧伤/从陌生的昨天/和无法预见的明天”，一个人竟能汲取如此的“生命乐趣”？她是否听说“以法莲山[2] /收到新的年轻受难者/……正像你一样/我们为民族奉献生命……”？这是个奇迹。它险些将我激怒，又令我为之着迷：像只萤火虫。
胡尔达基布兹笼罩在黑暗深处。每天夜里，离基布兹外围篱笆墙上昏黄的灯光两米远，便是黑幽幽的深渊。它伸向夜之尽头，伸向遥远的星际。在带刺铁丝网那边，蛰居着空旷的田野、废弃的果园、不见人烟的山峦、在夜风中荒芜了的种植园、阿拉伯村庄的废墟——不像今天，你可以看到周围密密匝匝的一簇簇灯光。在20世纪50年代，胡尔达外的夜晚依然一片空空荡荡。在这片太空世界里，渗透者、阿拉伯突击队员蹑手蹑脚来到黑暗深处。在这片太空世界里，有山上丛林、橄榄树园、庄稼田，垂涎三尺的胡狼不断出没其中，那疯狂可怖的嗥叫弥漫在我们的睡眠中，令我们毛骨悚然，直至天明。
即使在护栏内部有人把守的基布兹大院，夜间也没有多少灯光。无精打采的电灯偶尔抛下一汪微弱的光，接下去便是浓重的黑暗，而后又是一盏灯。裹得严严实实的夜间警卫在养鸡房和牛棚来回巡逻，每隔半小时到一个小时，在幼儿区值班的女子放下毛活，从托儿所走到儿童之家，再返回来。
我们每天晚上不得不折腾，免得陷入空虚与忧愁中。我们每天晚上聚在一起，做些吵吵闹闹、近乎野蛮的事情，直至半夜或更晚，以免黑暗潜入我们的房间，沁入我们的骨髓，熄灭我们的灵魂之光。我们歌唱，叫嚷，大吃大嚼，辩论，宣誓，谈论他人长短，嬉戏，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驱逐黑暗、沉寂，以及胡狼的嗥叫。在那年月，没有电视机，没有录像机，没有音响，不能上网，没有电脑游戏，甚至没有迪斯科舞会，没有酒吧，没有迪斯科舞曲，只有每周三在赫茨尔之家放映的一场电影。
我们每天晚上不得不聚在一起，尽量为自己创造一些光明和乐趣。
我们把基布兹里上年纪的人叫老伙计，尽管许多人只有四十岁，由于过多的职责、义务、失望、集会、委员会、采摘任务、讨论、值班、学习日和党内活动，过多的文化主义和日常生活琐事的摩擦，许多人的内在生命之光已经熄灭。晚上九点半，或差一刻十点，老兵住区小公寓窗子里的灯相继熄灭，明天他们得在早上四点半再次起床，摘水果，挤牛奶，在田野或公共食堂劳作。在那些夜晚，光成了胡尔达宝贵稀有的物品。
尼莉是只萤火虫。不只是一只萤火虫，是一台发电机，整座发电站。
尼莉身上散发出大量的生命乐趣。她的欢乐无拘无束，没有道理，没有根据，没有缘由，无需发生什么事情就能让她洋溢着欢乐。当然，我有时也看到她刹那间的忧愁，当她觉得有人错待或伤害了她，不管对错，都会不加掩饰地哭泣。要么就是看到伤感影片，不顾体面地哭泣，要么就是读某页辛酸小说挥泪不止。但是她的忧愁，总是让强有力的生命乐趣环绕，如同灼热的春泉，无论雪与冰都无法将其冷却，因为其热量直接源于地核。
这也许是因为受父母影响。她的母亲利娃具有音乐天赋，即便周围没有音乐；图书管理员谢夫特尔身穿灰衬衫在基布兹来回行走时会唱歌，他在花园里干活时会唱歌，当沉重的口袋压得他直不起腰板时也在唱歌，当他对你说“会好起来的”，他始终相信这是真的，没有丝毫怀疑，没有任何异议：不要着急，很快就会好的。
身为基布兹一个十五六岁的寄宿生，我用人们观看满月的方式来观看洋溢在尼莉身上的欢乐，远远的，不可企及，然而令人着迷而欣喜。
当然，只是远远地拉开距离，我不配如此光彩夺目的光，我这样的人只能观看。在读书的最后两年和服兵役期间，我有个女朋友，不是胡尔达人，而尼莉拥有一大串光彩照人、气宇轩昂的追求者，环绕在这群追求者周围的是第二圈晕晕乎乎、如醉如痴的追随者，接着是第三圈胆怯、谦卑的信徒，第四圈站在远处的崇拜者，第五六圈里包括我，一棵小草，偶尔一束奢侈的光不经意地触摸它，想象不到那转瞬即逝的触摸会是什么。
当人们发现我在胡尔达文化之家蹩脚的后屋写诗时，大家终于清楚我是无可救药了。然而，尽力使坏事变成好事，他们决定给我分派任务，为不同场合创作合适的韵文，庆典、家庭庆祝活动、婚宴节庆，还有，如果需要，也包括葬礼祷文，还有纪念册中的诗行。至于我写的那些情真意切的诗歌，我设法将其藏匿起来（深深藏进旧垫子的稻草中），但有时我控制不住自己，把它们拿给尼莉看。
为什么在所有人中只给她看？
也许，我需要检查一下，我那些描写黑暗的诗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如何化为乌有，如果幸存下来情形又会如何。直至今日，尼莉仍是我第一个读者。她若发现草稿中有不当之处，就说，这样不行，把它删掉，坐下来重写。要么就是：我们以前听过了，你已经在什么地方写过了，不需要重复自己。但是当她觉得什么东西写得好时，她就会从书稿中抬起头，以别样的目光看着我，于是房间变得宽敞起来。当遇到悲悯之事，她就说，这部分内容让我落泪。要是读到滑稽可笑的东西，她便放声大笑。她之后，我两个女儿和儿子都会读，他们都目光敏锐，听觉灵敏。而后几位朋友会读，再而后是读者，而后是文学专家、学者、批评家以及行刑队。可那时已经找不到我了。
在那些年，尼莉和大地主人出入，我没有奢求。如果公主在一群群追求者的簇拥之下，经过农奴寒舍，他顶多抬眼看她一下，为她的时运赞叹，祈祷。因此，当有朝一日，太阳突然把月亮的阴暗面照亮，这在胡尔达，甚至在周围村庄里引起了轰动。那天，在胡尔达，奶牛下蛋，母羊奶子流出了美酒，桉树挂着蜜和奶摇摆，北极熊出现在羊圈后，日本天皇在洗衣房旁游荡，朗诵A.D.戈登的作品，高山美酒流淌，峻岭逐渐融化，太阳连续七十七个小时停在柏树上，不肯下落。我去了空无一人的男孩浴室，把自己锁在里面，站在镜子面前，大声询问，镜子啊镜子，你告诉我，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究竟做了什么，竟蒙如此报偿？
【注释】
[1] 出自一首描写阵亡战士的歌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