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指上帝考验亚伯拉罕要他献以撒作为燔祭之事，见《圣经·创世记》第22章。
[3] 格里高尔·萨姆沙，卡夫卡小说《变形记》中的主人公。
[4] 提图斯，即公元70年率兵攻克耶路撒冷的罗马大将军提多。
[5] 巴尔·科赫巴（65——135），132年领导犹太人发动第二次反对罗马人统治的起义，后遭到镇压。
[6] 哈德良（76——138），罗马皇帝（117——138）。
[7] 美国派珀飞机公司（Piper Aircraft）产品。
[8] 马萨达，濒临死海，原是古代希律王（或许更早）修筑的堡垒要塞，难以攻破。公元70年耶路撒冷沦陷后，近千名犹太人及其家眷退守马萨达，坚守两年多，遭到罗马兵团围困，寡不敌众，在要塞将被攻破之际，“宁死不愿沦为奴隶”，选择集体自杀，成为犹太文化史上一个永恒的悖论。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强调“马萨达精神”中的英雄主义因素，教育百姓。
4
一个冬天的傍晚，我独自一人待在家中。时间大概是晚上五点或者五点半，外面又冷又黑，狂风夹杂着雨水抽打着紧闭的百叶窗。爸爸妈妈去了钱塞勒大街和玛拉、斯塔施克·鲁德尼基一起喝茶，是在先知街的拐角。他们向我保证在八点钟之前回到家中，最晚不超过八点一刻或者八点二十。即使他们晚回来一会儿，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毕竟他们只是和鲁德尼基一家在一起，离家不过十五分钟路程。
玛拉和斯塔施克·鲁德尼基没养孩子，却养了两只波斯猫，名叫肖邦和叔本华。客厅一角还有个笼子，里面装着只老鸟儿，都快要瞎了。为免鸟儿感到孤独，他们又往笼子里放了一只鸟，那只鸟是玛拉·鲁德尼基做的，在上了油彩的松果上插两根木棍当作鸟腿，再加上彩纸翅膀，并点缀着真正的羽毛。妈妈说，孤独酷似沉重的铁锤，打碎着玻璃，锻造着钢铁。爸爸则循循善诱，给我们从词源学角度讲述“铁锤”一词，以及它在不同语言中的衍生品。
爸爸喜欢对我讲述语词之间的各种联系。出处、关联，仿佛语词来自东欧一个错综复杂的家庭，有许多二堂弟三表兄之类，婶子大娘姑姑姨妈们，姑表姐妹们，姻亲们，孙儿重孙儿们。就连姑姑、表兄弟也有自己的家史，自己的裙带关系网。比如说，“姑姑”指爸爸的姐妹，“舅舅”指妈妈的兄弟。希伯来语舅舅“多德”一词，也指情人，尽管我并不确定它们最初是否为同一个词。爸爸说，你必须提醒我查一下大词典，准确地查出这些词的出处，其用法怎样一代代发生变化。或者，不要提醒，现在就去把词典拿来，我们一起学，请顺便把杯子拿到厨房。
在院子里和大街上，黑沉沉一片岑寂，无边无垠，你可听见流云在屋顶间低飞，轻抚着柏树梢头。可听见浴室里水龙头的滴水声，沙沙声，或是抓挠声，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只能凭脖颈后的毛发稍感觉，那声音来自衣柜和墙壁之间。
我打开父母房间里的灯，从爸爸的书桌上拿起八九枚回形针、一把削笔刀、两本小笔记本、一个装满黑墨汁的长颈墨水瓶、一块橡皮、一包图钉，用这些建造一个位于边境上的基布兹。在小地毯上砌起沙漠深处的一堵墙和一座高塔，把回形针摆成半圆形，把铅笔刀和橡皮分立在高大墨水池的两侧，墨水池是我的水塔，在这些建筑周围是用铅笔、钢笔圈成的围墙，以及用图钉营造的堡垒。
不久就会来一场突然袭击：一伙嗜血成性的强盗（两打扣子）将从东南方向袭击定居点，但是我们要略施小计。我们把大门敞开，让他们长驱直入农场大院，那里将要发生血洗，大门将会关闭，他们插翅难逃，接着我将下令开火，就在那一刻，从所有建筑物顶上，还有用作水塔的墨水瓶顶上，我的白色象棋棋子代表的拓荒者将会开火，他们将用一阵激烈的炮火，消灭自投罗网的敌人兵力，唱起那荣誉的赞歌，高吟血腥惨烈的故事。而后，我会唱起赞美之歌，把草垫子提升为地中海，用书架代表欧洲海岸线，沙发代表非洲，直布罗陀海峡横穿椅脚，散落的纸牌表示塞浦路斯、西西里和马耳他，笔记本可以是航空母舰，橡皮和铅笔刀是驱逐舰，图钉是水雷，环形针将是潜水艇。
屋子里很冷。我没有像他们吩咐我的那样加一件毛衣，不浪费电，我会点十来分钟电炉。电炉有两组电阻丝，但是有个节电旋钮，总是使一组电阻丝，即电量低的那组电阻丝发光。我目不转睛，看线圈怎样变红。它逐渐发亮，开始你什么也看不到，只听见噼噼啪啪的声音，就像走在砂糖上，随后淡紫色的微光在电阻丝两端出现，随后淡红色的微光开始向中心散发，像羞答答面颊上的红晕，随后变成深红，随后迅速不顾任何体面地撒野，从赤裸裸的明黄到淫荡的酸橙绿，直至线圈中央发亮，不可阻挡地炽烈燃烧，通红滚烫的火光如同透过反光镜的亮晶晶的金属盘看到的野蛮太阳，让你不得不觑起眼睛。现在电阻丝炽热，炫目，无法控制自身，随时都会融化，朝我的地中海倾泻而来，像爆发了的火山喷涌出滔滔熔岩，把我的驱逐舰队和潜水舰队一并摧毁。
此时，它的伙伴，上面的电阻丝，冷冰冰地静止不动，无动于衷。另一组电阻丝越亮，这组电阻丝越是无动于衷。它耸耸肩膀，坐在台边区将一切尽收眼底，但纹丝不动。我突然一震，仿佛自己的皮肤感受到线圈之间那被禁锢的张力，意识到我有个简单而迅速的办法来确保那组无动于衷的电阻丝别无选择，只能燃烧，于是它也颤抖着迸发出热情洋溢的红光——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绝对禁止点燃第二组电阻丝，不单是因为那是可耻的浪费，还因为会造成电路超负荷的危险，烧断保险丝，使整座房子陷于一片黑暗，谁能在半夜把“金手指巴鲁赫”给我找来呢？
第二组电阻丝只有当我丧失理智，完全丧失理智，完全不计后果的情况下，才会点燃。但要是我还没把它关上父母就回来了怎么办？或者我及时把它关掉，但线圈没有时间冷却下来，躺在那里装死，我该怎么为自己辩护呢？所以我必须抵住诱惑，不把它点燃。我也得收拾一下，把一切都安排得井然有序。
5
事实往往对真相产生威胁。我曾写下奶奶的真正死因。施罗密特在1933年一个炎热的夏日从维尔纳直接来到耶路撒冷，吃惊地看了眼人们汗流浃背的市场，看了眼颜色各异的牲口棚，人来人往的人行道上到处传来小贩的叫卖声、驴叫、山羊咩咩声、被捆住双腿挂在那里的母鸡发出的咯咯声，屠宰后的鸡脖子上鲜血淋漓，她看见东方男人的肩膀和手臂，看见水果、蔬菜的刺眼颜色，她看见周围的山峦和石坡，立刻发出了终极裁决：“黎凡特到处是细菌。”
奶奶在耶路撒冷住了约莫二十五年，她深谙岁月之艰辛，很少有快乐时光，但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也没有弱化或更改自己的裁决。据说，他们刚在耶路撒冷落脚，她就命令爷爷早晨六点或六点半起来，向家中各个角落喷洒福利特，清除细菌，朝床底下，朝衣柜后面，甚至向浴室储藏物品的地方、餐具柜腿中间喷洒，继之拍打所有的床垫、床罩和鸭绒被。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每一天，她都这样做，无论冬夏。我从童年时代，便记得亚历山大爷爷一大早便站在阳台上，他身穿背心和居家拖鞋，像堂吉诃德猛击酒囊那样敲打枕头，拿地毯掸子，用尽可怜而绝望的气力，一遍遍地敲打。施罗密特奶奶会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比他还高，身穿一件花丝绸晨衣，扣子扣得严严实实，头发用绿色的蝴蝶结系住，宛如女子寄宿学校的女校长那样硬邦邦直挺挺的，指挥战场，直至赢得每日一次的胜利。
在不断进行的反细菌战大背景下，奶奶在煮水果和蔬菜时也绝不妥协。她把一块布浸泡在略呈粉红色、名叫卡里的消毒液里，擦两遍面包。每次吃过饭，她不洗碗，而是让它们享有为过逾越节夜晚才可能有的待遇：被煮上好长时间。施罗密特奶奶也把自己一天“煮上”三次：无论冬夏，她几乎每天用开水洗三次澡，为的是清除细菌。她活到高龄，臭虫和病毒远远地看见她走来，都跑到大街的另一边。她八十多岁时犯过两次心脏病，科罗姆霍尔茨医生警告她说：亲爱的女士，要是你不停止这些热水澡，我无法为任何可能出现的不幸和令人遗憾的后果负责。
但施罗密特奶奶不能放弃洗热水澡。她太惧怕细菌了。她在洗澡时死去。
她患有心脏病这是事实。但真相则是我奶奶死于过于讲卫生，而不是心脏病。事实有模糊真相的倾向。洁癖害了她，尽管她生活在耶路撒冷的箴言是“黎凡特到处是细菌”，或许可以证实早先的一个真相，一个比卫生魔鬼更为深入的真相，一个受到压抑的看不见的真相。毕竟，施罗密特奶奶来自东北欧，那里的细菌和耶路撒冷的一样多，更不用说其他的有害物质了。
这里一个窥孔或许能让我们稍稍看到东方景象、颜色和气味对我奶奶，或许对像她那样的其他难民和移民的心理影响。这些人来自东欧阴郁的犹太乡村，黎凡特人普遍追求感官享受令其感到困扰，乃至通过建立自己的隔离居住区抵御其威胁。
威胁？也许真相是，并非黎凡特人的威胁使我奶奶住在耶路撒冷时，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用滚烫的热水浴来苦行净身，而是其富有诱惑的感官魅力，以及她个人的身体，还有那一个个人头攒动的市场上的有力吸引，用丰富的陌生蔬菜、水果、加有香料的奶酪、刺鼻的气味和难以下咽的食品，折磨她，刺激她，令其呼吸急促，双腿发软，那些淫荡之手摸索并钻进蔬菜和水果的最隐秘所在，探进红辣椒、辣橄榄以及所有裸露着的食品，红肉鲜血淋漓，恬不知耻一丝不挂地吊在屠夫的挂钩上，调味品、香草、粉末，令人目不暇接地排在一起，以及那个辛辣、佐料浓郁的世界所具备的一切色彩缤纷的猥亵诱惑，更别说刚烘焙好的咖啡豆发出小豆蔻香味，玻璃容器里五颜六色的饮料，还放有冰块和柠檬片，市场上的搬运工身体强健有力，黝黑发亮，毛发浓密，上身赤裸，后背上的肌肉在灼热的皮肤下有力地凸显出来，闪闪发光，一排排汗珠流淌下来在太阳底下黝黑发亮。或许奶奶所有的清洁膜拜仪式不过是一件密封的无菌航天服？一条消过毒的贞操带，她从第一天来到这里，就自愿把带子扣在身上，用七把锁锁住，并毁坏所有的钥匙？
最后她死于心脏病，这是事实。但害她的不是心脏病，而是过于讲究卫生。也许害她的不是讲究卫生，也非欲望，也非对欲望的内在恐惧，而是对这种恐惧持续的秘密愤怒，那是种压抑着的愤怒，非常有害的愤怒，像个没有切除的疖子，对她自己的身体愤怒，对她自己的渴望愤怒，而且也是深沉的愤怒，对这些渴望所引起的急剧反应愤怒，一种不可告人的恶毒愤怒，既冲着犯人又冲着看守，年复一年秘密悲悼流逝而去的荒废光阴，悲悼身体的萎缩和体内的欲望，那欲望经受了上千遍的洗涤、去污、刮落、消毒和烹煮，这种黎凡特人的欲望肮脏，汗涔涔，缺乏理性，在昏厥的那一刻达到亢奋状态，但满是细菌。
6
几乎过去了六十年，我还能记得他的气味。我召唤那气味，它就重新回到我身边。那气味有些粗糙、带着土腥，但却强烈而惬意，令我回想起触摸粗麻袋布的感觉，近似于忆及触摸他的皮肤，松散的头发、浓密的胡须摩擦我的脸颊，让我感到惬意，就像冬日待在温暖、昏暗的旧厨房里。诗人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1] 死于1943年秋天，那时我只有四岁多，于是乎这种感官记忆只能通过几个阶段的传播与扩大才能够存留下来。爸爸妈妈经常使我忆起那些瞬间，因为他们喜欢向熟人炫耀孩子曾经坐在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腿上，玩弄他的胡须。他们总是朝我转过头来请我确认那段故事：“你还记得那个安息日下午沙乌尔伯伯把你放在他腿上，叫你小淘气包，对吧？”
我的任务是给他们背上一再重复的话：“对。我记得清清楚楚。”
我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我记起的那幅画面与他们的版本有些不同。
我不想毁坏他们的画面。
我父母有重复这个故事的习惯，并让我予以确认，确实为我强化并保留了对那些瞬间的记忆。倘若不是由于父母的虚荣，这记忆恐怕早已淡漠或消失。但是他们的故事与我记忆中的画面有别，我所保存的记忆并非只是父母故事的反映，而是直接的生活，父母扮演的伟大诗人与小孩子的形象与我脑海里的画面不同，证明我的故事并非一味从父母那里继承而来。按照父母的版本，帷幕拉开，一身短打的金发男孩坐在希伯来诗歌巨匠的膝头，抚弄并拉扯他的胡子，而诗人则给小家伙一个赏赐，叫他“小淘气包”，而孩子呢——哎呀，童言无忌！——则一报还一报，说：“你自己是淘气包！”对此，按照爸爸的版本，创作了《面对阿波罗神像》的人回答说“也许我们两人说得都对”，甚至亲吻我的脑袋，爸爸将其解释为某种先兆、某种膏油仪式，仿佛可说是普希金弯腰亲吻托尔斯泰的脑袋。
但在我的记忆中，父母那不断重现的探照灯光或许可以帮助我保存那幅画面，但绝不是镌刻下那幅画面。我脚本中的画面并非像他们的那样甜美，我没有坐过诗人的膝头，也没有揪过他那著名的胡须，但我的确在约瑟夫伯伯[2] 家里摔了一跤，摔倒时咬破了舌头，流了点血，我哭了起来，诗人也是个儿科医生，比我父母早一步来到我面前，用他那双巨大的手把我扶起来。我甚至现在还记得，他抱起我时，我背对着他，哭号的脸冲着房间，他把我在怀中掉了个方向，说了些什么，接着又说了些什么，当然不是把普希金的桂冠献给托尔斯泰。我在他怀里挣扎时，他强行掰开我的嘴，让人拿来些冰块，察看一下我的伤口，说：“没关系，只是擦伤，我们现在哭鼻子，我们一会儿就开怀大笑。”
大概是因为诗人说话时把我们二人都包括在内，或者因为他两颊蓬乱的胡须碰到我的脸，像条粗糙温暖的厚毛巾，或者真的是因为他身上散发出强烈熟悉的气味，那气味我至今还能想象得到。（那不是剃须水或肥皂的气味，也不是烟草味，而是绝对的体味，非常浓烈，像冬日鸡汤的气味。）我很快便平静下来，显然，我和平时一样，惊吓胜于疼痛。毛茸茸的尼采胡蹭在我脸上，有些发痒。接下来，我只记得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小心翼翼把我放到约瑟夫伯伯（即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的沙发上，没有大惊小怪，诗人医生，要么就是妈妈把琪波拉伯母急急忙忙拿来的冰块塞进我的嘴里。
我只记得这些，在那一瞬间，业已形成的“民族复兴一代”诗人巨匠，与正哭哭啼啼、日后所谓“以色列国家一代”作家的微不足道的代表，没有交流名垂千古的妙语。
这件事过了三四年后，我会说车尔尼霍夫斯基的名字了。当听说他是个诗人时，我并不吃惊，那时候，耶路撒冷几乎人人都是诗人，要么就是作家，要么就是研究家，要么就是思想家，要么就是学者，要么就是改造世界的人。博士头衔也不会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在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家里，所有的男客不是教授，就是博士。
但是，他不只是一位老博士或教授。他是儿科医生，一个头发蓬乱的人，目光含笑，两只大手毛茸茸的，胡须浓密，脸颊粗糙，身上散发着独特的气味，强烈、柔和的气味。
直到今日，每当看到诗人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的照片或者画像，或者是看到放在作家车尔尼霍夫斯基故居入口处的头部雕像，我都会立刻被他那令人舒适的气味裹挟，那气味像冬天的毛毯。
与我们时代许多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爸爸有点秘密迦南人支持者的味道。东欧犹太村庄及其一切，以及当代文学创作中比阿里克[3] 和阿格农对它进行的表现，令他感到窘迫难堪。他想让我们脱胎换骨，像满头金发、有男子气概、晒得黝黑的希伯来欧洲人，而不是犹太东欧人。他一向憎恨意第绪语，称之为“胡言乱语”。他把比阿里克视为受难者诗人，“永恒死亡者”诗人，而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则是冲破新黎明的先锋，标志着以“风暴之势征服迦南”的黎明。他能带着极大的热情，将《面对阿波罗神像》倒背如流，然而没有注意到诗人自己依旧膜拜阿波罗，不愿意向狄俄尼索斯唱赞美诗。
在我见过的人中，他比谁都能背诵车尔尼霍夫斯基的诗歌，也许比车尔尼霍夫斯基自己还能背。他在背诵时声情并茂，这样一位深受缪斯启迪的诗人，因此堪称音乐诗人，没有典型的犹太村庄情结，无所顾忌地描写爱情，甚至描写感官享乐。爸爸说，车尔尼霍夫斯基从未沉湎于各种各样的烦恼和痛苦之中。
每逢这样的时刻，妈妈都会略带疑惑地看着他，似乎从内心深处为他不加掩饰的快乐本性感到震惊，但她克制住自己，没有说话。
爸爸拥有显著的“立陶宛人”气质。他非常喜欢使用“显著”一词。（克劳斯纳一家来自敖德萨，但在这之前住在立陶宛，在立陶宛之前显然住在马特斯多夫，今日奥地利东部的马特斯堡，靠近匈牙利边境。）他是个多愁善感、满怀热情的人，然而大半辈子憎恨所有形式的神秘主义与幻术。他把超自然现象视为江湖骗子和魔术师营造的产物。他认为，哈西德主义[4] 故事只不过是民间传说，在说出这个词时，他总是做出愤怒的怪相，同使用“胡言乱语”、“陷入迷狂”、“麻醉剂”或“直觉”等词的表情一样。
妈妈一贯倾听他讲话，她不接他的话茬，却向我们报以忧伤的微笑，有时对我说：“你爸爸是个聪明而有理性的人，甚至在睡觉时都具有理性。”
妈妈过几年去世后，他的乐观明朗有些渐渐减退，除了不再口若悬河之外，情趣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接近妈妈的志趣。他在国家图书馆的一间地下室发现了伊萨克·洛伊夫·佩雷茨[5] 以前鲜为人知的一份书稿，是作家青年时代的一个练习本，里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速写、信手涂抹之作、诗歌习作，以及不为人知的短篇小说《报复》。爸爸到伦敦去了几年，在那里就这一发现撰写博士论文，通过与具有神秘色彩的佩雷茨的邂逅，他同早年车尔尼霍夫斯基的狂飙突进相去渐远。他开始学习远方民族的神话和民族传奇，浏览意第绪语文学，如同某人把拉住扶手的手松开，逐渐迷恋上小到佩雷茨短篇小说、大到哈西德故事的神秘魅力。
但是，在那些年，我们常常星期六下午步行去塔拉皮尤特大街的约瑟夫伯伯家，爸爸仍然试图教导我们像他那样开明。父母经常谈论文学。爸爸喜欢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易卜生和车尔尼霍夫斯基。妈妈则偏爱席勒、屠格涅夫和契诃夫、斯特林堡、格涅辛[6] 、比阿里克，也谈论住在塔拉皮尤特大街约瑟夫伯伯家对面的阿格农先生。然而我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约瑟夫伯伯和阿格农先生之间并没有伟大的友谊。
当约瑟夫·克劳斯纳教授和阿格农先生二人碰巧相遇时，那小路上刹那间有了礼貌而冰冷的感觉。他们会把帽子举到一尺来高，微微欠身，大概都在从内心深处希望对方永远消失，湮没在深渊。
约瑟夫伯伯不觉得阿格农先生多了不起，认为阿格农先生的创作长篇大论，有股乡村野气，用各种各样伶俐过头的领诵者的装饰音来进行点缀。阿格农先生则对此耿耿于怀，但最终报了一箭之仇，在塑造长篇小说《希拉》中那个荒唐可笑的巴赫拉姆教授这一形象时，把讽刺矛头直指约瑟夫伯伯。幸亏约瑟夫伯伯死在《希拉》出版之前，因而免除了巨大的精神痛苦。而阿格农先生多活了几年，一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拥有世界声誉，不过他也深受其苦，眼睁睁看着塔拉皮尤特大街两人一同住过的那条死胡同被重新命名为克劳斯纳街。从那时到去世，他不得不忍受屈辱，做克劳斯纳街上著名的阿格农。
于是乎直到今朝，命运故意作对，决意让阿格农之家伫立在克劳斯纳大街中央。
而克劳斯纳之家则注定被拆毁，命运还是故意作对，在那里造了一幢普普通通的方形公寓楼，俯瞰一群群游人经过阿格农之家。
【注释】
[1] 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1875——1943），生于俄国，20世纪20年代移居旧巴勒斯坦，做过医生，30年代定居耶路撒冷，是最重要的希伯来诗人之一。
[2] 指著名的犹太历史学家、希伯来文学家约瑟夫·克劳斯纳（1874——1958）。他是作家家族链条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作家父亲的伯伯，但作家在叙述时，习惯将其称作“克劳斯纳伯伯”。
[3] 比阿里克（1873——1934），生于乌克兰，1921年定居特拉维夫，素有“以色列民族诗人”之称。
[4] 哈西德主义，指18世纪出现在东欧的犹太教虔修派运动。
[5] 伊萨克·洛伊夫·佩雷茨（1852——1915），生于波兰，现代著名意第绪语和希伯来语小说家。
[6] 尤里·尼桑·格涅辛（1879——1913），希伯来语小说家，生于乌克兰，后辗转欧洲。
7
每隔两三个星期，我们就会朝觐塔拉皮尤特大街，朝觐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的小别墅。我们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家离塔拉皮尤特有六七公里远，那是一个遥远而有些危险的希伯来人郊区。热哈维亚和克里亚特·施穆埃尔南方，蒙蒂菲奥里风车之南，延伸出一个陌生的耶路撒冷：塔里比耶、阿布托尔和卡特蒙、德国人居住区、希腊人居住区和巴卡阿。（我们老师阿韦沙厄曾解释说，阿布托尔以一名老武士的名字命名，意为“公牛之父”，塔里比耶曾经是一位叫塔里比的人的庄园，巴卡阿的意思是平原或者山谷，《圣经》时期的巨人谷，而卡特蒙的名字是希腊文“卡塔蒙尼斯”的阿拉伯文讹误，意为“修道院旁”。）再往南，在所有这些异国世界之外，在黑黝黝群山的那边，在世界的尽头，孤寂的犹太居民区星星点点，若隐若现，梅库尔哈伊姆、塔拉皮尤特、阿诺纳，以及快要与伯利恒接壤的拉玛特拉海尔基布兹。从我们的耶路撒冷，塔拉皮尤特看上去只像挂在远方山巅布满尘埃的树木上的一个灰团。有天夜里，邻居弗里德曼工程师从我们的屋顶指着远方地平线，天地之间悬浮着一簇簇摇曳的微光，说那边是阿伦比兵营，再那边你们看到的可能是塔拉皮尤特或者是阿诺纳的灯光。要是再有暴力事件发生，他说，那里的日子会很不好过。更不用说爆发真正的战争了。
我们午饭后出发，那时城市把自己关在紧闭的百叶窗后，沉浸在安息日午后的小憩中。瓦楞铁单坡顶石屋间的街道和院落陷于一片沉寂，仿佛整个耶路撒冷笼罩在一个透明的玻璃球里。
我们穿过盖乌拉大街，走进阿哈瓦一条破败不堪的极端正统派犹太教徒居住区那拥挤的小巷，经过拴在年久失修的阳台和外面楼梯护栏上，挂满黑、黄、白色衣服的洗衣绳，沿兹克龙摩西街而上，那里总是散发着贫穷的阿什肯纳茨犹太人[1] 做饭时飘出的味道，像霍伦特安息日炖品、罗宋汤、大蒜、洋葱和泡菜。然后我们继续穿过先知街。安息日下午两点，在耶路撒冷大街上看不到一个活人。我们从先知街走向斯特劳斯街，这条街总是掩映在古松阴影里，两面高墙为古松遮荫护挡，一面是女执事开的新教徒医院那长满苔藓的灰墙，另一面则是犹太人医院比库尔霍里姆那阴森森的墙壁，庄严的铜门上雕饰着以色列十二部落的象征。两所医院里飘出药香，还有刺鼻的陈年来苏尔气味。接着，我们穿过名服装店玛阿延施图伯旁边的雅法街，在阿西亚萨夫兄弟开的书店前面逗留片刻，允许爸爸对橱窗里大量的希伯来文新书一饱眼福。从那里，我们走过整条乔治王第五大道，经过琳琅满目的店铺、高高悬挂着枝形吊灯的咖啡馆，以及价格昂贵的商店，这些都在安息日空空荡荡上了锁，但是通过橱窗上一道道铁护栏朝我们示意，用另一个世界富有诱惑的魅力朝我们眨眼，散发着遥远大陆的财富气息，以及无忧无虑坐落在宽广河岸边的灯火通明的喧闹城市的芬芳。那里有仪态优雅的女士和前程远大的绅士，他们没有生活在一次次的袭击或政令中，不知何为艰辛，用不着一个一个数硬币，用不着遭受拓荒者和自我牺牲条条框框的压制，用不着承担社区基金、医疗资金和配给券义务，悠然自得地在漂亮的住房房顶或具有现代色彩的宽敞单元楼安装上多烟道烟囱，地板上铺有地毯，身穿蓝色制服的门卫守护门口，身穿红制服的待童开电梯，仆人、厨子、男管家、杂工唯命是从。女士们先生们享受着舒适的生活——不像我们。
这里，乔治王街，还有在德国犹太人的热哈维亚，在希腊和阿拉伯富人的塔里比耶，现为另一种寂静所笼罩。它有别于贫穷而无人问津的东欧犹太人小巷在安息日里的虔诚寂静——迥然不同、激动人心的秘密寂静在乔治王大街上徘徊不去。眼下安息日下午两点半，大街上空空荡荡，那是一种带有异国风情、实际上尤为英国风情的寂静，因为乔治王街——不仅是因为名字——在我一个孩子的眼里，永远像电影中看到的奇妙伦敦城的延伸。乔治王街拥有一排排高大正规的建筑，以清一色的外观顺着道路两旁延伸开去，不像我们住区，住户和住户之间隔着可怜的无人照管的院落，垃圾和碎铁愈加损坏了其外观。在乔治王街这里没有破旧失修的阳台，不会看到窗户上有断裂的百叶窗像张着没牙的瘪嘴，不会看到把可怜家当暴露无遗的穷人窗口，不会看到补丁摞补丁的床垫、花里胡哨的地毯、一堆堆挤在一起的家具、黑糊糊的炒锅、发霉的水壶、奇形怪状的搪瓷炖锅，以及一排五颜六色锈迹斑斑的罐头盒。这里，街道两旁是不间断的建筑物那自豪的外观，一扇扇屋门，一张张饰有窗纱的窗子，都谨慎地讲述着财富和尊贵，声音轻柔，织品考究，地毯柔软，玻璃雕花，举止优雅。
这里，楼房门口饰有黑色玻璃门牌，写着律师、经纪人、医生、法律文书起草人以及被著名外国公司正式认可的代理人等字样。
当我们途经塔里塔库米楼时，爸爸喜欢解释名字的来由，好像他在两星期前或是一个月前没这么做过似的。妈妈喜欢说，够了，阿里耶，我们听过了，你又来解释塔里塔库米了。我们经过施伊拜尔大坑，一个从未建起建筑的地基，经过后来成为议会临时栖居地的甫鲁民楼，经过哈马阿洛特大厦那半圆形的包豪斯派建筑，它保证所有进来的人都能领略到迂腐的德国犹太人美学那苛刻的快感。我们停了一下，仔细看看老城城墙，与马米拉穆斯林墓地相交，互相催促快点赶路（已经两点四十五分了！路还很长呢！），继续走过耶舒龙犹太会堂，来到犹太代办处粗笨的圆弧形建筑前。（爸爸会压低声音，仿佛在向我透露国家机密：“那里是我们的政府所在地，魏茨曼博士、卡普兰、施尔托克，有时甚至是大卫·本——古里安本人。这里跳动着希伯来人政府的心。很遗憾这不是比较威严的民族内阁！”）接下来他会给我解释何为“影子内阁”，倘若英国人终于离开，我们这里会发生什么，他们离去究竟是好还是坏。
我们从那里下行，向塔拉桑塔学院走去。（爸爸在那里工作有十年之久，独立战争后，或说耶路撒冷遭到围困后，通往守望山校园的道路遭到封锁，国家图书馆期刊部在这里三楼的一个角落找到了临时避难所。）
从塔拉桑塔走上十来分钟便是弧线形的大卫楼，城市在那里戛然而止，展现在面前的是空旷的田野，位于埃麦克来法伊姆的火车站就在近旁。左边可见耶民摩西的风车翼板，右上方斜坡上，是塔里比耶区的最后几座住宅。当我们走出希伯来城市的疆界时，感受到一种无言的紧张，仿佛我们正在跨越一条看不见的国境线，走进异国他乡。
三点钟过一点，我们会沿一条大路行走，这条路将古代奥斯曼朝觐者客栈废墟（其上方是一座苏格兰教堂）与废弃了的火车站分隔开来。这里的风光大不一样，比较浑浊，古旧陈腐。这地方突然令我想起乌克兰西部小城边上一条穆斯林小街上的妈妈，小城是她的故乡。爸爸呢，则不可避免地开始谈论土耳其时期的耶路撒冷，谈论杰玛尔·帕夏[2] 的政令，谈论刚好在火车站前铺就的广场上当着聚拢的人群发生的斩首与鞭刑。火车站，正如我们所知，是一个名叫约瑟夫·拜伊·纳翁的耶路撒冷犹太人从奥斯曼帝国那里得到特许后，于19世纪末期修建的。
我们从火车站前面的广场沿希伯伦路而下，从英国军事防御设施前面经过，还经过圈起来的一串硕大的燃料容器，上面用三种语言标着“真空油料”字样。希伯来文标记有些奇怪，滑稽，缺乏元音。爸爸哈哈大笑着说，这又一次证明，引进单独的元音字母，实现希伯来文书写现代化，势在必行。他说元音字母是阅读时的交通指挥。
我们左侧，有几条岔路通往山下阿布托尔阿拉伯人居住区，而我们右侧则是德国人居住区一条条迷人的小巷，一个静谧祥和的巴伐利亚人村庄，处处鸟儿欢歌，鸡鸣犬吠，苍松翠柏之间时不时点缀着鸽房和红瓦屋顶，枝繁叶茂的树木遮蔽了小石墙内的一座座花园。这里的每一座房屋都建有地窖和顶楼，其特有含义让像我这样的孩子——生在脚下没有黑漆漆的地下室，头上没有幽冥的顶楼，没有衣柜，没有五斗橱，没有落地式大摆钟，院子里没有辘轳水井的地方——心生感伤的痛苦。
我们继续沿着希伯伦路前行，经过粉红色的石砌官邸，那里住着富有的上流社会人士、笃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专业人士、政府管理部门的高级职员和阿拉伯高等委员会成员，马德姆·贝·阿里——马特纳维、哈吉·拉什迪·阿里——阿非非、埃米利·阿德万·阿里——布斯塔尼博士、亨利·塔维尔·图塔赫律师，以及巴卡阿郊区的富有居民。这里所有的商店都是敞开的，咖啡馆里欢声笑语，乐声洋溢，仿佛我们把安息日抛到身后，使其在也门莫西和苏格兰救济院间一堵挡住去路的想象中的墙壁前止步。
在宽大的人行道上，在咖啡屋前两棵古松的阴影下，三四个已不年轻的男子围坐在一张低矮木桌旁的几条柳条凳上，一律身着棕色制服，配有金链，金链从扣眼中露出，绕过腹部，消失在一个衣兜里。这些先生们喝着玻璃杯里的茶，或啜饮小雕花茶杯里的咖啡，在十五子棋板上掷骰子。爸爸乐颠颠地用阿拉伯语和他们打着招呼，那语言从他嘴里说出像是俄语。先生们半响没说话，略微吃惊地看着他，其中一人含混不清地咕哝着什么，或许只有一个词，或许真的在回应我们的问候。
三点半，我们经过阿伦比军营的带电铁丝网，那是英国在南耶路撒冷的军事基地。我在地毯上做游戏时经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这座军营，攻克、慑服、清洗，让希伯来人的旗帜飘扬在它的上空。从这里我将直捣外国入侵者的心脏，派遣一队队突击队员冲到恶意山庄最高司令长官的围墙，我的希伯来人武装在壮观的钳形运动中一次次攻克恶意山庄，一支全副武装的纵队从西面，从军营里闯入住宅，而另一支部队从东部，从通往朱迪亚沙漠的东部斜坡出其不意地切断后路。
我八岁多一点时，是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后一年，两个同谋和我一道在屋后院子里造了一枚火箭。我们的目的是将其对准白金汉宫发射（我在爸爸的地图集里，找到一张大幅的伦敦中心地图）。
我用爸爸的打字机打了一封彬彬有礼的书信，向温莎王朝的英国国王乔治六世陛下发出最后通牒（我用希伯来语写作，那里一定会有人给他翻译的）：你要是不在六个月内离开我们的国家，那么我们的赎罪日就会成为大不列颠帝国的审判日。但是我们的工程从来没有结果，因为我们无法展开精密的导航设计（我们计划袭击白金汉宫，而不是无辜的英国路人），因为我们难以设计出一种燃料，可以把我们的火箭从凯里姆亚伯拉罕区的阿摩司和俄巴底亚大街射向伦敦中心。正当我们投身于技术研究和发展之际，英国人改变了主意，匆匆忙忙离开了这里，伦敦就这样从我的民族热情和致命的火箭中幸存下来。火箭是用被人扔掉的一台冰箱和破自行车零件制作而成的。
快四点钟时，我们终于离开了希伯伦路，来到塔拉皮尤特外围。两考长满黑漆漆柏树的林荫道上，从西向东吹起一阵微风，飒飒作响，在我心中掀起了奇妙、屈辱和肃然起敬之感。那年月的塔拉皮尤特静谧安宁，花团锦簇，位于沙漠边缘，远离城市中心和商业喧扰。塔拉皮尤特计划以精心照管的中欧住房规划模式为榜样，为追求宁静的学者、医生、作家和思想家而建。道路两旁，令人惬意的单层小型住房坐落在美丽的花丛之中，正如我们所料想的那样，每座住房里，居住着杰出的学者，或者是像我们的约瑟夫伯伯那样著名的教授，尽管他没有子嗣，但在整个国家闻名遐迩，甚至通过著作翻译将声名播向遥远的异国。
我们向右拐进考拉哈多洛特大街，一直走到松林边，而后左拐，来到了伯伯家门外。妈妈会说，离四点还差十分呢，他们还在休息吧？我们干吗不安安静静地在花园长椅上坐等几分钟呢？或者，我们今天有点晚了，已经四点一刻了，俄式茶炊一定弄好了，琪波拉伯母一定摆上水果了。
两棵华盛顿蒲葵如同哨兵立于大门两侧，再过去是一条铺平的小路，小路两侧的金钟柏树篱从大门通向宽阔的台阶，我们从台阶走向前面的门廊，门上方精美的铜盘上镌刻着约瑟夫伯伯的箴言：犹太教和人文主义。
门上有个更小更亮的铜盘，上面用希伯来文和罗马字母写着：教授约瑟夫·克劳斯纳博士。
再下面，是一张用图钉钉上去的小卡片，琪波拉伯母用浑圆的笔迹写着：两点至四点请勿打电话。谢谢。
【注释】
[1] 阿什肯纳茨犹太人，中世纪时期指法国北部、德国西部的犹太人，后来其中心向波兰、立陶宛等地蔓延，主要指欧洲犹太人。
[2] 杰玛尔·帕夏（1872——1922），曾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海军部长，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策划者之一。
8
已经到了前厅，我被一种敬畏之情攫住，仿佛心脏本身受命般地脱掉鞋子，穿袜子走路，踮起脚尖，礼貌地呼吸，紧闭双唇，适度得体。
在前厅里，除了一个带弯曲枝杈的棕色衣帽架立在前门口，还有一面小墙镜，一块黑色编织地毯，其他空间都被一排排的书占满：从地面直通天花板的一个个架子上放满了书。我从字母上认不出这些书是用哪种语言写成的，书直立摆放，还有一些书躺在它们的头顶，丰满而灿烂夺目的外国图书自如地舒展着身子，而其他可怜巴巴的图书则局促地挤在一起窥视着你，躺在那里，像非法移民挤在外国轮船的上下铺里。厚重体面的图书用烫金皮革封面装订，稍薄一点的书籍用薄纸，俨然光彩照人气度庄严的绅士和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乞丐。在它们周围、中间和身后的是一本本汗流浃背的小册子、传单、活页印刷品、选印本、期刊、日报和杂志，犹如总是聚集在随便哪个广场和市场的嘈杂人群。
前厅里有扇窗子，透过令人想起隐居者小屋的铁把手，观看着花园里忧郁的叶子。琪波拉伯母在厅里接待我们，也在这里接待所有的客人。她是位可人的老太太，神采奕奕，笑容可掬，身穿一条银灰色长裙，肩披一条黑色披肩，非常俄国化，一头白发挽在脑后，梳成整整齐齐的小髻，迎上双颊依次接吻，和蔼的圆脸朝你露出欢迎的微笑，总是先向你问好，通常不等你回答，就直接切入我们亲爱的约瑟夫的情况，要么说他又是彻夜未眠，要么就是旧病复发后胃又恢复了正常，要么就是刚从宾夕法尼亚一位赫赫有名的教授那里收到了一封特别好的来信，要么就是明天以前得给拉维多维奇的杂志完成一篇重要的长文，要么就是决定对希伯来文学批评家艾西格·希尔伯施拉格的再次伤害不予理睬，要么就是终于决定对“和平契约”[1] 那些领袖们的谩骂予以毁灭性还击。
消息公告发布后，琪波拉伯母甜美地一笑，带我们去见伯伯本人。
“约瑟夫正在客厅等着你们呢。”她向我们宣布时会发出一阵笑声；不然就是“约瑟夫已经和科鲁泊尼克、内塔尼亚胡夫妇、约尼特赫曼先生和肖赫特曼一家待在客厅里了，还有一些贵客正在赶来”。有时她说：“从早晨六点他就囚在书房里，我甚至得把饭给他送过去，可没关系，没关系，你们现在尽管去，去找他，他肯定会高兴的。他看见你们总是那么高兴，我也高兴，让他稍微停一下工作，休息一会儿对他比较好，他在毁自己身体哩！他一点也不在意自己。”
前厅开有两扇门。一扇直通向客厅兼饭厅，窗格玻璃上有花纹雕饰；另一扇沉重而阴暗，把我们引向教授的书房，有时书房又被称作图书馆。
约瑟夫伯伯的书房在我这个孩子的眼中，像通往某座智慧之宫的前厅。爸爸一次悄悄对我说，在伯伯的私人图书馆里，有两万五千多册藏书，其中包括无价的古代巨著，我们最伟大作家和诗人的手稿，为他个人签名的首版书，采用各种手段偷运出苏维埃敖德萨的经卷，价值连城的收藏品，宗教与世俗书籍，近乎所有的犹太文学作品和大量的世界文学作品，伯伯在敖德萨购买的图书，或者是在海德堡得到的图书，他在洛桑发现或在柏林和华沙所找寻到的图书，他从美国订购的图书，以及只在罗马教廷图书馆才有的图书；其语言包括希伯来语、阿拉米语、叙利亚语、古希腊语、现代希腊语、梵语、拉丁语、中世纪阿拉伯语、俄语、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波兰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我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的语言和方言，比如说乌加里特语、斯洛文尼亚语、马耳他语以及古教会斯拉夫语。
图书室有种庄严肃穆，数十个书架那笔直的黑线条从地面伸向天花板，甚至伸向门道和窗户，某种沉静庄重的辉煌，不允许草率和轻浮，对我们大家都有一种压迫感，就连约瑟夫伯伯本人，在这里说话也总是轻声细语。
伯伯那巨大图书室里的气味将会伴随我整个人生：七种隐藏的智慧那散发泥土气的诱人气味，献身学术的恬静世俗生活气味，还有秘密隐士生活从最深的智慧井里滚滚涌出的幽灵般的沉寂，先贤们的窃窃私语，埋没已久的学者们的秘密思想迸发而出，对前代人欲望的冷峻抚慰等气味。
也是从书房，透过三个高高的窄窗，可以看到过于繁茂的幽暗花园，花园墙外便是满目荒凉的朱迪亚沙漠，嶙峋的石丘滚滚泻向死海。花园外围柏树参天，青松瑟瑟，苍松翠柏中不时长有欧洲夹竹桃、野草，未经修剪的玫瑰花丛，布满尘埃的金钟柏，昏暗的沙石小径，一张花园木桌历经多次冬雨后已经腐烂，一棵弯弯曲曲的老楝树已经半枯。即便是在夏季最炎热的日子，这座花园里也有几许俄罗斯式的冬意，令人沮丧。没有子嗣的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用厨房里的残羹剩饭喂养园中的猫，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们出来到哪里漫步，也没看见他们谁会在徐徐晚风中坐在那两把褪色的长椅上。
在那些安息日的午后，只有我在花园中漫步，总是孤身一人，躲避客厅里学者们那索然无味的谈话，在矮树林里猎豹，在石头下挖掘，寻找贮存的古老羊皮卷，梦想着用我部队的猛烈炮火征服墙外光秃秃的山丘。
图书室四面高大宽阔的墙壁被拥挤而错落有致的书占据，一排排蓝、绿、黑色珍贵的书籍饰有金银雕花。有些地方的书放得特别挤，两排书被迫一前一后站在承受重负的同一格书架上。有些部分带有华丽的哥特式字母，令我想起尖塔和移动塔车，有些部分是犹太圣书、塔木德著述、祈祷书、律法大纲和密德拉西汇编。一架是西班牙出的希伯来文图书，一架是意大利出的；还有一部分是柏林或什么地方的希伯来启蒙运动图书，还有望不到边际的犹太思想、犹太历史、早期近东历史、希腊罗马历史、古今教会历史，以及各式各样的异教徒文化；伊斯兰教思想、东方宗教、中世纪历史，还有令我感到神秘的大片斯拉夫区域、希腊区域，再有一片是灰棕相间的四眼活页夹、卡纸板文件夹，鼓鼓胀胀夹满选印本和手稿。就连地板上也让一堆堆的书覆盖了，有些书翻开来放在那里，有些书里夹满小书签，而另一些则像惊恐的绵羊在为客人准备的高背椅上甚至窗台上挤作一团。一架小黑梯子可以沿着金属轨道在图书室里移来移去，好够到上面紧挨着高高天花板的书架。偶尔，我被允许小心翼翼地推着橡胶轱辘上面的它从一个书架到另一个书架，没有图片、植物或者装饰品，只有书，许许多多的书和沉寂盈满了房间，还有股奇妙的气味，那是皮革封面、发黄的纸张、霉菌散发出来的，有点怪异，像海草和旧胶水的气息，智慧、秘密和尘埃的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