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指上帝考验亚伯拉罕要他献以撒作为燔祭之事，见《圣经·创世记》第22章。.2
在图书室中央，伫立着克劳斯纳教授的书桌，仿佛一艘黑漆漆的大驱逐舰在高山环绕的崖湾内抛锚，整个书桌堆满了一堆堆的参考文献、笔记本、各种各样的钢笔，蓝的、黑的、绿的、红的，铅笔、橡皮、装满回形针的盒子，橡皮圈和订书钉，暗黄色的信封、白色信封，以及上面贴有好看的彩色邮票的信封，纸张、散页印刷品、笔记和索引卡片，打开的希伯来文书上堆放着外文书，时不时插入从螺圆活页本上撕下来的纸张，上面是我伯伯那密密麻麻的细长字迹，到处涂涂抹抹修修改改，像黑色的死苍蝇，到处是小纸片，约瑟夫伯伯的金边眼镜放在一堆东西上边，仿佛在天空中飞翔，而另一副眼镜则放在椅子旁边小推车上的另一堆书上，第三副眼镜则在黑沙发旁小箱子上，透过一本打开了的小册子的书页偷看你。
约瑟夫伯伯本人就待在这张沙发上，以一种灾难性的姿势蜷缩在那里，肩上披一条苏格兰裙似的红绿格毯子，不戴眼镜，他的脸显得光秃秃的，充满了稚气。他身材瘦削，像孩子那样纤巧，那双细长的棕色眼睛看上去既喜悦，又有几分失落。他用那只几乎透明的白手和我们微微握手，咧开八字须和山羊胡子，露出淡粉色的微笑，说些诸如此类的话：“请进，亲爱的，进来，进来呀！”（即使我们已经走进房间，已经站在他面前，然而依旧靠近房门，爸爸妈妈和我挤作一团，像一小群迷失在陌生牧场里的牲畜。）“请原谅我没有站起来迎接你们，不要对我过于苛刻，因为我已经三天两夜没有离开写字台了，没有合眼，问问克劳斯纳夫人，她会为我作证，我没吃没睡，甚至没有溜一眼报纸，只想把这篇文章写完，它的发表会在我们的国土上引起强烈反响，不光是在这里，整个文化世界将会屏息注视这场争论，这一次我相信我会让蒙昧主义者永远哑口无言！这一次迫使他们表示赞同说阿门，或者至少承认他们无话可说，他们大势已去，他们的游戏结束了。你们怎么样？我亲爱的范妮娅？我亲爱的罗尼亚？还有可爱的小阿摩司？你们好吗？你们有什么新情况？你们给亲爱的小阿摩司读几页我写的《当民族为自由而战》了吗？我亲爱的人，在我看来，在我写的所有东西中，《当民族为自由而战》最适合给亲爱的阿摩司和我们整个杰出的一代希伯来青年做精神食粮，或许还包括我的《第二圣殿史》中对英雄主义和反叛的描述。
“亲爱的，你们呢？你们一定是走着来的。路是不是太远了？从你们凯里姆亚伯拉罕的家里？我现在想起来了，三十年前我们还年轻时，住在风景如画、真诚的布哈拉人居住区，我们经常在安息日从耶路撒冷走到贝特拉或是阿那托特，有时会走到先知撒母耳墓地。亲爱的克劳斯纳夫人现在要给你们拿些吃的喝的，要是你们善意地跟随她去的话，我把这段难写的话写完就过去。沃伊斯拉夫斯基家和诗人尤里·兹维，以及埃文——扎哈夫今天可能也来。亲爱的内塔尼亚胡和他迷人的妻子差不多每个安息日都来看我们。现在过来一下，我亲爱的人们，过来亲眼看看，我亲爱的小阿摩司你也过来，看看我写字台上的草稿——我死后，应该让一拨拨、一代代学生到这里参观，让他们亲眼看看作家为艺术奉献时所遭受的痛苦，我平生进行的奋斗，不遗余力追求简约、流畅和明晰的风格，看看我每行字中删去了多少，我打了多少草稿，有时甚至有六遍以上的不同草稿，此后仍觉自己的东西不尽如人意。成功来自汗水，灵感来自勤奋。古语说得好，祝福既上自天堂，又下至万丈深渊。当然，我只是开个小玩笑，女士们，请原谅。现在，我亲爱的，跟克劳斯纳夫人去解解渴，我不耽误你们了。”
从图书馆，你可以出去，来到又窄又长的走廊，那是住房的结肠地带。走廊右边是浴室和贮藏室，而照直走则是厨房、食品贮藏室和可说是厨房分支的用人住的房间（尽管从来就没有过用人）。你也可以立即左拐走进起居室，而照直走到走廊尽头，则是我伯伯、伯母那装饰华丽的洁白卧室，里面有一面镶铜边的大梳妆镜，两边则放有装饰性的蜡烛架。
因此你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到起居室：当你走进家门时从前厅左转，或者径直走进书房，出来后进走廊，立即左转，就像约瑟夫伯伯通常在安息日里所做的那样，或者直接走到几乎有整个起居室那么长的黑餐桌头上的贵宾席。此外，在起居室一角有一低矮的拱形门道通向休息室，休息室的一面是圆形的，像座角楼，休息室的窗子俯瞰着前花园、华盛顿蒲葵和安静的小街。阿格农先生的住宅就耸立在街道对面。
休息室也被称作吸烟室。（在安息日，克劳斯纳家里禁止吸烟，然而安息日并非能永远阻止约瑟夫伯伯写文章。）这里有几把沉重、柔软的扶手椅，有铺着绣有东方风格图案坐垫的沙发，一条软绵绵的大地毯，一大幅油画（波兰画家莫里西·格特里夫画的？），画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犹太人，佩戴经匣，肩上披着祈祷披肩，手上拿着本祈祷书，但这个犹太人并没有读祈祷书，因为他双眼紧闭，嘴张开，脸上流露出痛苦的虔诚和精神亢奋。我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位虔诚的犹太人了解我所有见不得人的秘密，非但没有指责我，反而默默地请求我修正我的道路。
那时，整个耶路撒冷到处是一居室半的住房，或者是两居室的住房，由两家相互争斗的家庭合住。克劳斯纳教授的宅邸在我看来成了苏丹或罗马皇帝王宫的样本，我经常在入睡之前，躺在床上幻想大卫王国复辟，希伯来部队为塔拉皮尤特的宫殿站岗放哨。1949年，梅纳赫姆·贝京[2] 内阁里的反对派领袖以自由运动的名义提名约瑟夫伯伯为候选人和海姆·魏兹曼[3] 竞争以色列总统，我罗织出这样的意象：伯伯在塔拉皮尤特的总统府四周是希伯来士兵，每一入口的黄铜牌下，两名浑身闪光的哨兵分立两侧，令所有的走近者确信，犹太人和人道主义价值将会永远联合在一起，彼此不会发生冲突。
“那个神经病孩子又在住宅里跑来跑去了。”他们说，“你们看看他，没完没了地跑，上气不接下气，脸涨得通红，浑身是汗，好像吞了水银。”他们责骂我：“你怎么回事？你吃红辣椒了吗？你在追赶自己的尾巴吗？你当自己是哈努卡节的陀螺吗[4] ？是飞蛾吗？是螺旋桨吗？你把自己的漂亮新娘给丢了？你的轮船沉了？你让我们大家头疼。你净给琪波拉伯母捣乱。你干吗不坐下来安静一会儿？你干吗不找本好书看看？要不我们给你拿来纸笔，你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给我们画张好看的画？不干？”
但我已然如此，从客厅疯跑到走廊，到用人房间，再到花园，再跑回来，充满了幻想，摸摸墙壁，敲一敲，以找到隐匿的寝室、看不见的空间、秘密通道、地下走道、隧道、地道、秘密夹层，或者是伪装起来的门。直至今天我仍然没有放弃。
【注释】
[1] 和平契约，一个和平主义组织，成立于20世纪20年代，在希伯来大学教授们中间引起强烈争论。
[2] 梅纳赫姆·贝京（1913——1992），犹太复国主义领袖，以色列总理（1977——1983）。
[3] 海姆·魏兹曼（1874——1952），化学家，犹太复国主义先驱，以色列国家的奠基人之一，以色列第一任总统。
[4] 哈努卡节，有光明节、净殿节等多种译法，为的是纪念公元前165年犹太民族在犹太·马加比领导下反抗异族统治、捍卫民族信仰的起义。陀螺是过此节时儿童玩的一种玩具。
9
在起居室装有黑玻璃面的餐具柜里，陈列着一套华丽的餐具，长颈玻璃壶、陶瓷和水晶杯子，一套古老的哈努卡灯具，以及逾越节专用器皿。在陈列橱上面，放着两座青铜塑像：愠怒的贝多芬面对着双唇紧闭沉着镇定的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后者经小心翼翼的抛光，身穿华丽军装，戴一顶军官们戴的尖顶帽，一条官方皮带挎在胸膛。
约瑟夫伯伯坐在桌子上座，说话声音尖利，女里女气，恳求、甜言蜜语，有时几近呜咽。他会讲述民族状况、作家和学者身份、文化人的责任，或者说同事们不够尊重他的研究、他的研究发现、他的国际地位，而他本人对他们则不怎么在意，实际上鄙夷他们的狭隘心胸，鄙夷他们那乏味而自私的观念。
有时他会把话题转向国际政治，对斯大林代理人四处活动忧心忡忡，对道貌岸然的英国人的伪善鄙夷不屑，惧怕罗马教廷玩弄诡计，罗马教廷从来没有接受，从来不会接受让犹太人小到掌管耶路撒冷大到掌管以色列土地，对开明民主国家的重重顾忌表现出审慎的乐观，对美国则深怀羡慕，但并非没有保留，在我们时代美国居于民主国家之首，然而受到庸俗行为和物质至上主义的浸染，缺乏文化与精神底蕴。总的来说，19世纪的英雄人物，如加里波第、亚伯拉罕·林肯、格拉德斯通等人，堪称伟大的民族解放者，文明与启蒙价值的杰出的阐释者，而新世纪[1] 则处在那两个人的统治之下，一个是住在克里姆林宫的格鲁吉亚鞋匠之子，一个是那个控制了歌德、席勒和康德家园的疯狂乞儿。
客人们满怀尊敬静静地听，或者用几个安静的字眼表示赞同，以防打断他滔滔不绝的演说。约瑟夫伯伯的餐桌谈话不是聊天，而是感人至深的独白。克劳斯纳教授会从餐桌上座指责、痛斥、怀旧，或就一系列事件发表见解、主张，做情感表白，如犹太代办处领导那平庸的不幸，总是讨好异教徒；希伯来语的地位，一方面受到意第绪语的不断威胁，另一方面又受到欧洲语言的不断威胁，腹背受敌，职场上一些同事的狭隘嫉妒，年轻作家和诗人们的浅薄，尤其是那些本土出生的人，既没有掌握一门欧洲文化语言，就连希伯来语也疲软了；要么就是欧洲犹太人理解不了杰伯廷斯基的预言性警告，即使现在已经出现了希特勒，美国犹太人依然沉迷于物质享受，而不到故乡定居。
偶尔有位男客提问或发表评论，犹如有人把青蛙扔到篝火上，他们鲜有人敢展开某种次要的详细议题，或是介入主人的谈话，大多数时间，都满怀敬意地坐在那里，发出礼貌的赞同之声，或是当约瑟夫伯伯采用嘲讽或者幽默的口气时放声大笑，在这种情况下，约瑟夫伯伯不可避免地加以解释：刚才说的只不过是开开玩笑。
至于女士们，她们不参与谈话，其角色仅限于充当点头听众。约瑟夫伯伯慷慨地在她们面前散发智慧连珠，期待她们适时报以微笑，通过面部表情露出喜色。我不记得琪波拉伯母在桌子旁边就座过。她总是在厨房、贮藏室和起居室之间来回奔忙，装满饼干碟和果盘，给大银盘里的俄式茶炊加上热水，总是急急忙忙，腰上系条小围裙。当她不需要倒茶，也用不着添加蛋糕、饼干、水果或者是一种叫作瓦伦液的甜味调制品时，就站在起居室和走廊之间的门口，站在约瑟夫伯伯的右手后边两步远的地方，双手放在肚子上，等着看是否需要什么，或者是哪位客人需要什么，从湿抹布到牙签，或者是约瑟夫伯伯礼貌地冲她指出她应该从他图书室写字台右上角取来最新一期《来守乃奴》[2] 或者是伊扎克·拉马丹[3] 的新诗集，他想从中引用一些东西支持自己的论证。
这是那段年月一条不成文的规矩：约瑟夫伯伯坐在餐桌上座，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而琪波拉伯母系着白围裙站在那里，服侍，或等待，召之即来。然而，伯伯、伯母绝对彼此忠贞不渝，相亲相爱，这一对身患慢性疾病没儿没女的年迈情侣，他待妻子如同对待婴孩，极尽甜美深情，她待丈夫如同对待娇惯的孩子，给他穿衣服，系围巾，万一他感冒，就打个鸡蛋，调上牛奶和蜂蜜，缓解他喉咙的疼痛。
一次我碰巧看见他们并肩坐在床上，他一只半透明的手放进她的双手中，而她则小心翼翼地给他修剪指甲，用俄语悄声向他倾诉各种爱慕之情。
约瑟夫伯伯酷爱在书上题写情意绵绵的字句。从我九岁或十岁起，他每年都要送我一卷《儿童百科全书》，在其中一卷中，他采用后缩式格式书写，有点像是在退缩：致我勤奋而聪颖的
小阿摩司
衷心祝愿
他成长为民族栋梁
约瑟夫伯伯
谨上
耶路撒冷——塔拉皮尤特，犹太历5710年8月现在，五十多年过去后，当我凝视这题字时，我不知道他真正了解我什么。我的约瑟夫伯伯，通常把一只冰凉的手放在我的脸颊上，银白色的须髯下露出温和的微笑，盘问我最近读了哪些书，读过他写的什么书，现在犹太孩子在学校学些什么，比阿里克和车尔尼霍夫斯基的哪首诗我会背诵，谁是我所喜欢的《圣经》英雄。没顾上听我答话，他就告诉我说，我应该通晓他在《第二圣殿史》里所写的马加比家族，有关国家前途，我应该读读他昨天在《观察者》上发表的一篇措辞严厉的文章，或者他在本周《早晨》杂志上的访谈录。在题字中，他小心翼翼地在容易造成模棱两可的地方给元音加上音标，而他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母则像风中之旗在飘动。
在大卫·弗里希曼[4] 译作的扉页上，他又一次题字，以第三人称的形式希望我：愿他在人生路上取得成功
学本书翻译妙处之用词，
人须遵循人己之所思
而非人类大众——本时代芸芸众生之所想，
爱他的
约瑟夫伯伯
耶路撒冷——塔拉皮尤特，犹太历5714年8月在一次安息日聚会上，约瑟夫伯伯说过类似这样的话：“女士们，先生们，我毕竟没儿没女，我的书就是我的孩子，我在其中倾注了全部心血，我死后，它们，只有它们将会把我的精神、我的梦想传给未来的一代。”
对此琪波拉伯母回应说：
“嗨，欧西亚，打住。嘘，欧辛卡，打住，打住。你知道大夫告诉过你不要激动。现在你的茶凉了，冰凉冰凉的。别，别，我亲爱的，别喝了，我要去给你倒杯新的。”
对手们的伪善和卑鄙令约瑟夫伯伯义愤填膺，有时会提高嗓门，但声音从来不是吼叫，而是高分贝的咩咩羊叫，与其说像嘲弄、痛斥的先知，不如说像抽泣的女人。有时，他用脆弱的手指敲击着桌面，但那样子与其说是打击，不如说是抚摸。一次，在针对布尔什维克主义或同盟会[5] 或是那些建议讲犹太——德国人粗俗黑话（他定义为意第绪语）的人的长篇激烈演说中，他打翻了一罐冰镇柠檬水，水流到他腿上，系着围裙站在门边的琪波拉伯母刚好站在他身后，她弯腰用围裙擦拭他的裤子，说对不起，扶他起来，带他去了卧室。十分钟后，她把衣着干爽、光彩照人的他带回到朋友中间，大家围坐在桌前礼貌地等候他，低声谈论着男女主人，他们像一对信鸽：他待她如同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儿，而在她看来，他就像可爱的孩子，如珠如宝。有时她会把胖胖的手指和他透明的手指交叉在一起，那一刻二人会交换眼神，接着垂下眼帘，腼腆地相视而笑。
有时，她轻轻解下他的领带，帮他脱鞋，让他躺下休息一会儿。他忧伤的头颅靠在她的前胸上，单薄的身体偎依着她丰满的身躯。要么就是她在厨房里洗刷，无声地流泪，他会来到她身后，把粉色的双手放在她的双肩上，发出一连串的唧唧、咯咯、吱吱声，仿佛在哄婴儿，或者自愿做她的婴儿。
【注释】
[1] 指20世纪。
[2] 希伯来语杂志。
[3] 伊扎克·拉马丹（1899——1954），出生于乌克兰，1920年移居巴勒斯坦，希伯来语诗人。
[4] 大卫·弗里希曼（1859——1922），生于波兰，曾经在德国、俄国等地辗转，著名希伯来语诗人。
[5] 同盟会，立陶宛、波兰和俄国的犹太工人联盟，始创于1897年10月，主张接受社会主义理念。
10
作为孩子，我最钦佩约瑟夫教授的是，我听说他给我们创造了几个简单的希伯来日常词语，那些词语看来已经家喻户晓并得到永久性的使用，包括“铅笔”、“冰山”、“衬衫”、“温室”、“吐司”、“货物”、“单调”、“色彩缤纷”、“官能的”、“起重机”和“犀牛”。（试想，要是约瑟夫伯伯没给我们创造“衬衫”、“多彩外套”，我每天早晨穿什么？没有他的“铅笔”，我用什么写字？铅制尖笔？更不用说“官能的”了，那可是这个恪守道德规范的伯伯创造的一个特殊礼物了。）
约瑟夫·克劳斯纳1874年出生于立陶宛的奥尔凯尼基，1958年逝世于耶路撒冷。在他十岁那年，克劳斯纳一家从立陶宛移居到敖德萨，在敖德萨，他从传统的犹太宗教小学到具有现代风格的经学院，行进摸索，之后投身“热爱锡安”[1] 的运动，成为阿哈德·哈阿姆[2] 圈子里的一员。十九岁那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题为《新词和优秀写作》。他在这篇文章里论证道，希伯来语言范围有待扩展，甚至要引入外来语，这样才能使之成为一门鲜活的语言。1897年夏天，他到德国海德堡求学，因为在沙皇俄国禁止犹太人上大学。在海德堡的五年间，他跟随库诺·费舍尔[3] 教授研习哲学，深为勒南[4] 版本的东方历史所吸引，受卡莱尔[5] 影响深远。他在海德堡五年间学习领域从哲学、历史到文学、闪语和东方学（他掌握了十几门语言，包括希腊语和拉丁语，梵语和阿拉伯语，阿拉米语、波斯语和阿姆哈拉语）。
当时，他在敖德萨时期的友人车尔尼霍夫斯基也在海德堡攻读医学，二人的友谊进一步深化，变成一种诚挚而有益的亲和力。“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约瑟夫伯伯会这样说他，“雄鹰般的希伯来语诗人，一只翅膀触及《圣经》和迦南风光，而另一只在整个现代欧洲展开！”有时他称车尔尼霍夫斯基拥有“孩子般简单纯净的灵魂，哥萨克般强健结实的体魄！”
约瑟夫伯伯当选为代表，代表犹太学生出席在巴塞尔召开的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他有一次甚至和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6] 做过简短交流。（“他人很英俊！像上帝的一个天使！他的脸焕发着内在的神采！在我们看来，他像亚述王，蓄黑胡子，流露出受到神灵启迪的梦幻神情！他的眼神，我将至死记得他的眼神，赫茨尔拥有年轻恋爱诗人的眼神，灼热、忧伤，令所有凝视它的人着迷。他高高的前额也赋予了他崇高的神采！”）
回到敖德萨后，克劳斯纳写作，教书，投身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二十九岁那年，他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继承了现代希伯来文化的核心月刊《哈施罗阿赫》的编辑工作。更为精确地说，约瑟夫伯伯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继承的是一份“文学期刊”，克劳斯纳立即通过发明希伯来词语“每月一次”，把它变成了月刊。
一个人有能力创造新词并将其注入语言的血流中，这在我看来只是比创造光明与黑暗的人稍逊一筹。要是你写一本书，你可足以幸运地让人们读上一阵子，直到其他更好的书问世，取而代之，但是创造一个新词，则几乎不朽。直至今天，我有时闭上眼睛，想象那位干枯孱弱的老人，尖尖的白山羊胡子很突出，须髯柔软，双手纤细，戴着俄式眼镜，心不在焉地独自拖着细碎的脚步，像格列佛身处大人国，而大人国里那一群五光十色的冷漠的巨人、高大的鹳鸟、威猛的犀牛都满怀感激地朝他彬彬有礼地鞠躬。
他和妻子范妮·沃尼克（自结婚之日起，她就不可避免地以“我亲爱的琪波拉”著称，或者是在客人面前以“克劳斯纳夫人”著称），把他们在敖德萨里米斯里纳亚的家变成某种社交俱乐部和聚会场所，招待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文人墨客。
约瑟夫伯伯总是流露出酷似孩子般的喜悦。即便他谈及他的忧伤、他深深的孤独、他的敌人、他的痛楚和疾病、非墨守成规者的悲剧命运、他整个人生中不得不遭受的不公和屈辱，也在两片圆眼镜片后潜藏着压抑的快乐。他的一举一动，他明亮的眼睛，他粉红色的婴儿面颊发散出兴高采烈、乐天达观的活力，那是一种对人生的肯定，近似于快乐论。“我又是一夜没有合眼，”他对每一位客人都这么说，“为我们民族忧心忡忡。为我们未来的恐惧，我们有些头脑发育不全的领导人那狭隘的视角，在黑暗中压在我心头，比我本人的问题更沉重，更别说我的痛苦，我气短，我患有可怕的偏头疼。”（要是你把他的话当真，那么他至少在20世纪早期到1958年去世为止没有一刻会闭上眼睛。）
1917年到1919年，克劳斯纳在敖德萨大学当讲师，后成为那里的教授。列宁的十月革命后，红白双方的血腥内战使得敖德萨易主。1919年，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加上伯伯年迈的母亲，即我的曾祖母拉莎——凯拉·布拉兹，从敖德萨启程到雅法，乘坐的是“鲁斯兰”号。那是战后第三代回归潮（战后移民高峰时期）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五月花”号。那年的哈努卡节，他们就住在耶路撒冷的布哈拉人居住区。
然而，我祖父亚历山大和祖母施罗密特以及我爸爸和他的哥哥大卫却没有前往巴勒斯坦，尽管他们也是热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巴勒斯坦土地上的生活条件在他们看来非常亚洲化，于是他们动身去了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纳。爸爸及其父母1933年抵达耶路撒冷，那时，维尔纳的排犹主义已经升至对犹太学生采取暴力行动的程度。
我的亲伯伯大卫是个执着的欧洲人，他迟迟没有行动，那时的欧洲似乎只剩下我的家人和他们那样的犹太人。其他的人都是泛斯拉夫人、泛日耳曼人，或者只是拉脱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爱尔兰人或者是斯洛伐克爱国主义者。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整个欧洲的唯一欧洲人就是犹太人。我爸爸经常说：在捷克斯洛伐克有三个民族，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即犹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黑山人），但即使在那里，也居住着一群明显的南斯拉夫人；甚至在斯大林统治下的国家里，有俄国人，有乌克兰人，有乌兹别克人和楚克奇人和鞑靼人，在他们当中也有我们的同胞，苏维埃民族里的真正成员。
而今欧洲彻底改变了模样，而今的欧洲从这面墙到那面墙满是欧洲人。顺便提一句，在欧洲，墙壁上的涂鸦也发生了变化。爸爸年轻时待在维尔纳，欧洲的每面墙壁上都写着“犹太人滚回巴勒斯坦去”，五十年后他到欧洲旅行，墙壁都在呐喊：“犹太人滚出巴勒斯坦。”
约瑟夫伯伯花费多年时间撰写论拿撒勒耶稣的巨著。令基督徒和犹太人均为震惊的是，约瑟夫伯伯在这部巨著中，声称耶稣生为犹太人，死为犹太人，从未打算开创一种新教。而且，他把耶稣视为最出类拔萃的犹太道德主义者。阿哈德·哈阿姆恳请克劳斯纳把类似的句子删去，避免在犹太世界里酿成巨大丑闻。此书1921年在耶路撒冷出版时，在犹太人和基督徒当中委实引起了轩然大波：极端主义者指控他“从传教士那里收取了贿赂，为彼人大唱赞歌”；而基督教圣公会在耶路撒冷的传教士却要求大主教将《拿撒勒的耶稣》一书的英文译者、丹比博士解职，因为该书“受到异端邪说污染，把我们的救世主描绘成某种改革拉比，描绘成凡人，描绘成与基督教没有一点关系的犹太人”。约瑟夫伯伯主要因这本书以及几年后与之相应的续篇《从耶稣到保罗》，赢得了国际声誉。
一次，约瑟夫伯伯对我说：“宝贝儿，我想象得到，在学校他们教你们憎恨可悲又杰出的犹太人，我只希望，他们没教你们每次经过背负着十字架的他时都要吐唾沫。等你长大后，宝贝儿，读读《新约》，不管老师怎么说，你会发现此人乃我们肉中之肉，骨中之骨，他是某种行神迹奇事之人，是犹太人的虔诚派教徒，尽管他确实是个梦想家，缺乏任何政治领悟，然而，他在犹太名人圣殿中拥有一席之地，与同样被开除教籍的斯宾诺莎[7] 不相上下。你知道吗，谴责我者乃昨日犹太人，目光狭隘，没用的可怜虫。可你呢，我的宝贝儿，万万不可像他们那样一事无成，一定得读好书，读书，读书，再读书！现在，请你去问问克劳斯纳夫人、亲爱的琪波拉伯母，我的护肤霜、擦脸油在什么地方，请告诉她是旧擦脸油，因为新的连喂狗都不合适。你知道吗，我的宝贝儿，非犹太人语言中所说的‘救世主’和我们所说的弥撒亚之间的巨大区别是什么？弥撒亚只是受膏油者，《圣经》中的祭司和国王都是弥撒亚，希伯来语单词‘弥撒亚’完全是个平凡的日常词语，与擦脸油一词密切相关——不像异族人语言，把弥撒亚称为‘救世主’和‘耶稣基督’。可你是不是太小，理解不了这些？若是这样，现在就跑去问你伯母我让你找她要什么。是什么东西？我又不记得了。你记得吗？若是记得，让她仁慈地给我泡杯茶，正如拉夫·胡纳在《巴比伦塔木德》的《逾越节》篇里所写的那样，‘无论主人命你做什么，除非命你出去’，我的版本则是‘除非茶叶’。我当然只是在开玩笑。快去吧，我的宝贝儿，不要再窃取我的时间了，大家都来占用我的时间，没有意识到每时每刻都是我个人的财富，它就这样消失了。”
到耶路撒冷后，约瑟夫伯伯在希伯来语言委员会做秘书，1925年希伯来大学建立后，他被任命为希伯来文学系主任。在这之前他希望并且期待获派执掌犹太历史系，或者至少去主管第二圣殿时期历史的教学，但是“大学里的大人物，从其德意志高处，小瞧我”。在希伯来文学系，用约瑟夫伯伯自己的话说，他感觉到自己像厄尔巴岛的拿破仑，因为他受到阻碍，不能推动整个欧洲大陆前进，在遭到放逐的小岛上，他肩负着推动某种进步和井然秩序的使命。过了约莫二十年，才设立了第二圣殿时期（公元前536年到公元70年）历史系的主任一职，约瑟夫伯伯终于前去执掌这一学科，也没有放弃希伯来文学系主任的职位。“吸取异族文化，将其融入吾民族与人类之血肉，”他写道，“这是我平生为之奋斗的理想，至死不会放弃。”
他带着拿破仑式的激情，在别处写道：“要是我们民族渴望统治自己的国土，那么我们的子孙需要钢铸铁炼！”他经常指着起居室餐具柜上的两座青铜塑像——盛怒而充满激情的贝多芬和身穿庄严制服、紧闭坚毅双唇的杰伯廷斯基——对客人们说：“个体精神确如民族性格——二者均蓬勃向上，均桀骜不驯，摒除虚幻。”他非常喜欢丘吉尔式的表达方式，像“我们的血肉”，“人类的与民族的”，“理想”，“我把最好的年华都用于奋斗”，“我们不让步”，“以弱抗强”，“与同龄人格格不入”，“后来者”和“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
1929年，塔拉皮尤特遭到阿拉伯人袭击，他被迫逃离。他的家，与阿格农家一样，遭到抢劫与焚烧，他的图书室，像阿格农家的图书室一样，遭到严重毁坏。“我们必须对年轻一代进行再教育，”他在《当民族为自由而战》一书中写道，“我们必须赋予其一种英雄主义精神，一种坚定不移的反抗精神……我们的多数老师尚未克服大流散时——无论流亡欧洲还是流亡阿拉伯国家时——那种卑躬屈膝的失败者精神。”
在约瑟夫伯伯的影响下，我祖父母也成了新犹太复国主义者杰伯廷斯基，我爸爸实际上更接近于准军事地下组织的理想及其相关的政治派系，梅纳赫姆·贝京的自由党。然而贝京实际上令心胸宽大、世俗化了的敖德萨杰伯廷斯基产生了较为复杂的情感，且夹杂有某种严加控制的优越感：由于贝京出生于波兰的一个小村庄，易动感情，所以在人们眼中显得有几分庸俗或者说土气，但他无疑是位勇敢而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尽管他也许称不上世界级的人物，不太具有足够魅力，缺乏诗意，缺乏伟人气质，但他精神高尚，有几分悲剧性的孤独性格，颇具雄狮与苍鹰特征的领袖风范。杰伯廷斯基在谈到民族复兴后以色列和各民族的关系时写道：“如同一只雄狮面对群狮。”贝京看上去不太像雄狮。就连我爸爸，尽管叫阿里耶，在希伯来语中是雄狮的意思，也不是雄狮。他是个目光短浅、笨拙的耶路撒冷学者。他没有能力成为一名地下战士，但是通过偶尔为地下工作撰写英文宣言，为抗争做贡献，在宣言中对“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人”的狡诈虚伪极尽讨伐之功。这些宣言秘密印刷成铅字，由动作敏捷的年轻人夜间贴到周围居住区的墙上，甚至贴在电话线杆上。
我也是儿童地下工作者。我曾不止一次用自己的部队左右包抄，把英国人赶走；经过英勇的海上伏击战，把英王陛下的军舰击沉；绑架最高司令官甚至国王本人，对他进行军事审判；我亲手把希伯来旗帜在恶意山总督府邸的旗杆上升起（如同美国邮票上那些士兵在硫磺岛上升起星条旗）。将英国人驱除后，我会和被征服的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签署协议，建立所谓的文明而富有启蒙色彩的民族阵线，抵挡（野蛮的）东方浪潮，他们有弯来拐去的古老文字和短弯刀，他们冲出沙漠，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粗嘎叫声，屠杀、抢劫、焚烧我们。我想长成贝尼尼塑造的大卫像那样，英俊潇洒、头发拳曲、双唇紧绷，约瑟夫伯伯的《当民族为自由而战》中的扉页上再次沿用了这幅雕像。我想长成坚强、沉默的男人，声音缓慢、深沉。不要像约瑟夫伯伯那样声音尖利，带着哀怨。我不想让自己的双手长成他那双老太太似的柔软的手。
我的约瑟夫伯伯是个绝妙坦诚的人，满怀自爱与自怜，精神脆弱，渴求认知，充满孩子般的兴高采烈，一个总是佯装可怜的幸福人。他带着某种快乐满足，喜欢没完没了地谈论他的成就、他的发现、他的失眠、他的诋毁者、他的经历、他的书籍、文章和讲座，所有这些无一例外地引起了“世界轰动”；还谈论他的会谈、他的工作计划、他的伟大之处、他的重要性，以及他的高尚精神。
他曾经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自我中心，娇宠成性，像婴儿一样甜美，像神童一样桀骜不驯。
在那里，在曾打算成为柏林花园郊区古耶路撒冷复制品的塔拉皮尤特，一座树木繁茂的宁静小山，红瓦屋顶在绿叶中若隐若现，每座别墅均给著名作家或学者提供了一个平静舒适的家。克劳斯纳伯伯有时会在轻柔的晚风中沿着小街漫步，小街后来便以克劳斯纳的名字命名，他纤细的手臂与琪波拉伯母丰满的臂膀缠绕在一起，琪波拉伯母是他的母亲、妻子、上了年纪的女儿和得力助手。他们迈着小碎步，走过建筑师科恩博格的门口，科恩博格偶尔会招租有文化讲礼貌的房客。死胡同的尽头也是塔拉皮尤特的尽头，耶路撒冷的尽头，定居地的尽头——朱迪亚沙漠那令人生畏的贫瘠山丘从这里延伸开去。远方的死海波光粼粼，如同一盘熔化的钢水。
我看见他们站在那里，站在世界尽头，荒野边缘，两人都很纤弱，像两只玩具熊，手挽着手，任耶路撒冷晚风吹拂着他们的头。松涛阵阵，干爽洁净的空气中飘浮着天竺葵花的苦味，约瑟夫伯伯身穿西装外套（他建议“西装外套”一词的希伯来语说法应该是“夹克拜特”），系着领带，脚穿拖鞋，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飘逸，伯母身穿一条深色花丝绸长裙，肩上披着一条灰色披肩。死海上方，蓝蓝的摩押山岭覆盖了整个宽阔的地平线，脚下是通往老城城墙的老罗马路，就在他们眼前，圆顶清真寺变成了金色，基督教堂尖塔上的十字架和清真寺旁光塔上的新月旗沐浴在落日余晖下。城墙本身正变得灰暗沉重，他们可以看见老城上方的守望山，令约瑟夫伯伯感到如此亲切的大学建筑占据了它的顶端。还可看见橄榄山，琪波拉伯母将会葬在橄榄山山坡上，约瑟夫伯伯本人虽希望也葬在那里，但没有得到允许，因为他死的时候东耶路撒冷将被约旦管辖。
薄暮时分的光照得他那孩子般的面颊和高高的前额更加粉红。他双唇上浮动着一丝困惑、有些不知所措的微笑，仿佛一个人敲开一家房门，他本是那里的常客，通常受到热情的款待，但当房门打开后，一个陌生人突然打量他，吃惊地退缩，仿佛在问，你究竟是谁，先生，你究竟来这里干什么？
爸爸、妈妈和我会让他们在那里多站一会儿。我们不声不响地告别，走到7路公共汽车站，汽车肯定几分钟后就会从拉马特拉海尔和阿诺纳开过来，因为安息日已经结束了。7路公共汽车拉着我们开往雅法路，从那里我们乘3路汽车支线到泽弗奈亚大街，离家还有五分钟的路，妈妈会说：“他没有变化。总说一样的话、一样的故事和奇闻轶事。从我认识他之日起，他就在每个安息日重复自己。”
爸爸会说：
“你有时有点太挑剔了。他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们有时都在重复自己。你也是。”
我淘气地加上杰伯廷斯基的一句诗：
“用鲜血和zhelezo，我们将升起gezho。”（约瑟夫伯伯能够滔滔不绝详细讲述杰伯廷斯基怎样遣词造句。显然，杰伯廷斯基在希伯来语中找不到geza（种族）一词的合适音韵，于是他暂时用俄文词汇zhelezo（钢铁）代替。因此就有了：“用鲜血和zhelezo/我们升起一个民族/骄傲，慷慨，强悍”，直等到朋友巴鲁赫·克鲁夫尼克出现，把zhelezo变成了希伯来文词汇yeza（汗水）：“用鲜血和汗水/我们将升起一个民族/骄傲，慷慨，强悍）。
爸爸会对我说：
“真的。有些事情可开不得玩笑。”
妈妈说：
“实际上，我想不会有这样的事情。不该有的。”
爸爸会插嘴说：
“行了。我们不说了。今天就到此结束。阿摩司，记住今天晚上你要洗个澡。洗洗头发。不洗，我不会饶过你的。干吗要饶过你？你能给我说出不洗头发的理由吗？不能？既然这样，要是你没有任何理由，最好永远也不要犟嘴，从现在开始永远记住这一点：‘我愿意’和‘我不愿意’不是理由，只能将其定义为自我放纵。顺便说一句，‘定义’一词来自拉丁文‘结束’，‘限定’，每下一次定义表示在两者之间画一条界线，把界线里面和界线外面的东西区分开来。实际上它或许和‘防护’一词有关，希伯来词汇也反映出这一特征，‘定义’（哈盖代尔）源于‘隔离墙’一词。现在请把手指甲剪一剪，把所有脏衣服扔进洗衣筐。你的内裤、衬衣，还有袜子。然后呢，穿上睡衣，喝杯可可，上床睡觉。今天就这么着了。”
【注释】
[1] 热爱锡安，又译作“热爱圣山”，或“锡安之爱”，指始于19世纪80年代倡导在以色列土地上复兴犹太人生活的一场运动。
[2] 阿哈德·哈阿姆（1856——1927），生于俄国，1921年定居在特拉维夫，著名犹太思想家，作家。
[3] 库诺·费舍尔（1824——1907），德国著名哲学家。
[4] 勒南（1823——1892），法国作家和历史学家，著有《科学的未来》、《以色列史》等。
[5] 托马斯·卡莱尔（1795——1881），英国19世纪著名史学家，文坛怪杰。
[6] 西奥多·赫茨尔（1860——1904），犹太复国主义之父，1897年巴塞尔第一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7] 斯宾诺莎（1632——1677），17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生于荷兰一个犹太商人之家，二十四岁时被开除教籍。
11
有时，离开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家后，倘若时间不是太晚，我们会逗留二十来分钟或半个小时，拜访一下小街对面的邻居。我们像做贼似的潜入阿格农的住宅，没有告诉伯父母我们要去哪里，免得他们不舒服。我们去7路公共汽车站时，有时会邂逅从犹太会堂出来的阿格农先生。他会使劲儿拉住爸爸的胳膊，警告他说，要是他，即我爸爸，拒绝拜访阿格农的家，不让它一睹女士芳容，它，也就是说阿格农的家，则无缘享见她的风采。这样阿格农就给妈妈的双唇带来了微笑，爸爸会答应，说：“好啊，但只去几分钟，请阿格农先生原谅，我们不能久留，我们得回凯里姆亚伯拉罕，孩子累了，明天早晨还要上学。”
“孩子一点也不累。”我说。
阿格农先生说：
“请博士先生听听，乳臭未干的孩童口中证明了力量。”
阿格农的住宅坐落在柏树环抱的一个花园里，但为了安全起见，它背向街道而建，仿佛把面庞藏在了花园里。你在路上可看见四五个狭长的窗子。从掩映在柏木中的大门走进去，沿屋旁一条铺设的小径行走，攀上四五级台阶，在白色屋门前按响门铃，等候主人开门，等候邀请你右转登上半黑的台阶，走进阿格农先生的书房。从书房可去铺就而成的巨大屋顶平台，它俯视着朱迪亚沙漠和摩押山；或者左转，走进一个狭小而凌乱的卧室，卧室的窗子凝视着空旷的花园。
阿格农住宅从来不会充满日光，总是笼罩在某种黄昏暮霭中，飘着淡淡的咖啡和奶油茶点的气味。也许是因为我们只在安息日结束之前的傍晚才去拜访，至少直至三星出现在窗前他们才开灯。或许灯是开着的，但是耶路撒冷的电灯光是如此昏黄，有些吝啬，也许是阿格农先生在节约用电，也许是停电了，那光是煤油灯光。我至今仍然记得那种忽明忽暗，实际上我几乎可以触摸到它，窗子护栏似乎将它囚禁起来，使之更加突出。造成忽明忽暗的原因现在难以说明，甚至那时就难以说明。不管是什么原因，无论阿格农何时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那书，仿佛一群拥挤的崇拜者，身着破旧的黑色衣裳，而阿格农的形体投下不止一个影子，是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影子。这就是他在我的孩提记忆里所留的印象，至今他在我心目中就是这个样子：一个人在忽明忽暗中摇摆，走路时身边有三四个分离开的影子晃来晃去，那影子在他前面，右面，身后，头顶，或是脚下。
偶尔，阿格农太太用一种威严尖利的声音说些什么，有一次，阿格农先生把头微微歪向一边，露出一丝嘲讽的微笑，对她说：“有客人在场时，请允许我在自己家里做一家之主。一旦他们走了，你立刻就做女主人。”我清清楚楚记得这句话，不止因为它所包含着令人意想不到的中伤（而今我们将其界定为颠覆性的），还主要由于他所使用的“女主人”一词在希伯来文中非常罕见。多年后读他的短篇小说《女主人和小贩》时，我再次偶遇此词。除阿格农先生，我从来没有遇到任何人使用“女主人”一词表达“家庭主妇”，尽管在说“女主人”时，他的意思不是指家庭主妇，而是略有不同。
难以知晓，毕竟，他是位拥有三个或者三个以上影子的人。
妈妈敬仰阿格农先生，我该怎么说呢，仿佛总是踮着脚尖。就连她坐在那里时，她似乎也是坐在脚尖上。阿格农本人几乎不和她说话，他似乎只和我爸爸讲话，但他和我爸爸讲话时，目光似乎在妈妈的脸上停留片刻。奇怪的是，在罕见几次和妈妈说话时，他的眼睛似乎总在回避她，转而看我，要么就是看着窗子，要么当时情形并非如此，只是以这种方式镌刻在我的想象里。活生生的记忆，像水中涟漪，抑或像瞪羚跳跃前皮肤在紧张地抖动，这活生生的记忆突如其来，瞬间以几种节奏或几个焦点在颤动，而后凝固起来，化作记忆之记忆。
1965年春天，我的第一本书《胡狼嗥叫的地方》问世，我战战兢兢送给阿格农先生一本，并在扉页上签名。阿格农给我写了封措辞优美的回信，谈了我的书：“你就你作品写给我的话，使我想起已经谢世的令堂。记得她曾在十五六年前从令尊那里拿了一本书给我。你大概和她一同前来。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话不多。但是她的脸庞优雅圣洁，多日在我眼前挥之不去。阿格农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