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指上帝考验亚伯拉罕要他献以撒作为燔祭之事，见《圣经·创世记》第22章。.3
我爸爸按照阿格农的要求，在他撰写《包罗万象的城市》时，把波兰文百科全书中《布克扎克兹》一文翻译过来。他把阿格农界定为“大流散作家”时，会扭动双唇。他的故事缺乏羽翼，爸爸说，缺乏悲剧深度，甚至没有健康的笑，有的只是连珠妙语和嘲笑挖苦，即便他时而有些优美的描绘，但并不就此辍笔休憩，非得将其淹没在冗长的插科打诨和加利西亚人的机智中不可。在我看来，爸爸把阿格农的小说视为意第绪语文学的一部分。他并不喜欢意第绪语文学。他具备立陶宛人理性至上的天性，憎恨魔法、超自然和汪洋恣肆的感情主义、任何披上朦胧的浪漫主义或者神秘主义外衣的东西以及蓄意令感觉混乱并剥夺知性的东西。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品味才发生变化。应该承认，就像我奶奶施罗密特的死亡证明将一个死于洁癖的人记载为死于心脏病，我爸爸的简历上因而只声明他最后致力于研究佩雷茨一部不为世人所知的手稿。这些是事实。真实情况是什么我不得而知，因为我几乎没有和爸爸讲过真实情况。他几乎没有对我说过他的童年，他的爱情，一般意义上的爱情，他的父母，他哥哥的死，他自己的疾病，他的痛苦，或者一般意义上的痛苦。我们甚至从来没有谈过母亲的死。一个字也没谈过。我也没有让他好过，我从来不想发起可能会导致终极启示问题的谈话。倘若我开始在此写下我们——爸爸和我，没有谈及的所有事情，我能够填满两本书。爸爸留给我许多工作要做，我依然在做。
妈妈通常这样说阿格农：
“那个人见多识广。”
有一次她说：
“他为人也许不是很好，但至少明辨是非，他也知道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
她几乎每逢冬天都一遍又一遍地读《锁柄》集中的短篇小说。或许在里面她找到了共鸣，看见自己的忧伤和孤独。我有时也会重读《她在盛年之际》开头贝特民茨的绨尔扎·玛扎拉说过的话：母亲在盛年之际去世。母亲三十岁那年离开了人间。母亲在世间时日不多且痛苦。她终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寂静笼罩着我们不幸的家；家门从来不向生人打开。母亲躺在床上，话不多。
这些话与阿格农在给我的信中谈到我妈妈的话基本相同：“她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话不多。”
我自己呢，许多年后当我写题为《谁来了》的文章时，我总是想着阿格农《她在盛年之际》开篇中明显赘述的句子：“她终日坐在家里，大门不出。”
我母亲并非终日坐在家里，她出去的时候不少。然而她在世间时日也不多且痛苦。
“世间时日”？有时我在这些话中听到我母亲人生的二重性，绨尔扎母亲、利亚人生的二重性，以及贝特民茨的绨尔扎·玛扎拉人生的二重性。仿佛她们也在墙上投下了不止一个影子。
多年后，基布兹胡尔达的学校需要一位文学老师，因此委员会派我到大学读文学。我鼓足勇气，按响阿格农家的门铃。（或者用阿格农的话说：“我提着自己的心去见他。”）
“可是阿格农不在家。”阿格农夫人彬彬有礼而气呼呼地说，她答复前来抢劫她丈夫宝贵时间的一群群强盗土匪时，用的都是这种方式。阿格农女主人并没有骗我，阿格农先生的确没在家里，他在外面，在屋后的花园里，他突然出现了，穿着拖鞋和一件无领无扣的背心，跟我打招呼，接着满怀疑惑地询问，可先生你是谁呢？我报上自己和父母的名字，就在那里，站在他家门阶旁。（阿格农夫人没说一句话就走进了屋里。）阿格农先生记得几年前耶路撒冷的风言风语，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你不就是那个孩子，他可怜的妈妈弃他而去，他和爸爸又相处不好，离家到基布兹生活了吗？你不就是那个经常挑蛋糕里的葡萄干，在这里遭到父母斥责的孩子吗？（我不记得这些，也不相信他说的挑葡萄干这回事，但我选择了不反驳他。）阿格农先生请我进屋，问了一会儿我在基布兹里做什么，我的读书情况（现在大学里读我的什么东西？你喜欢我哪一本书？），还打听我和谁结婚了，我妻子的家庭背景。当我告诉他，从她爸爸那边算，她是17世纪《塔木德》[1] 学者和喀巴拉[2] 学者以赛亚·霍洛维茨[3] 的后裔时，他眼睛一亮，给我讲了两三个故事，与此同时，他已经不太耐烦了，显然是在想办法把我给打发了。但我鼓足勇气，告诉他我的问题所在，尽管我踮着脚尖坐在那里，与母亲以前所为如出一辙。
我之所以来，是因为格尔绍恩·谢克德教授[4] 让他学希伯来文学的一年级学生比较布伦纳[5] 和阿格农以海法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我读过短篇小说，还读了我在图书馆所能找到的描写他们在第二次阿里亚时期[6] 在雅法的友谊的文章，我感到非常震惊，这两个如此不同的人怎么竟然成了朋友。约瑟夫·海姆·布伦纳是个俄国犹太人，痛苦、情绪不稳、体格粗壮、马虎、暴躁易怒，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在热情与绝望、怜悯与暴怒之间不断摇摆。他那时已经在现代希伯来文学领域占据了中心位置，也在拓荒者运动中举足轻重，而阿格农那时不过是腼腆的加利西亚小伙子，比布伦纳小几岁，差不多仍是个文学新人，一个由拓荒者转换成的文书，一个文雅而敏锐的《塔木德》学生，穿着整洁，一个小心翼翼的严谨作家，身材瘦削，富于梦幻并好挖苦人的年轻人。究竟什么使二人在第二代阿里亚时期相互吸引，关系那么密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们几乎像一对恋人？而今，我觉得我可以猜出其中的某些奥妙，但是在阿格农家里的那一天，我是那么天真，我向主人讲述了自己的作业，天真地打听，他是否能告诉我他和布伦纳走得近的秘密。
阿格农先生皱起双眉，看着我，或者说仔细地看了我一阵子，目光斜瞥，表情愉快，面带微笑。那种微笑——我后来懂了——是扑蝶者在觊觎一只可爱的小蝴蝶。他审视我之后说：“我和约瑟夫·海姆·布伦纳，愿上帝为他复仇，在那年月关系密切，是基于一种共同的爱。”
我竖起耳朵，相信自己就要听到一个将要终止所有秘密的秘密，我就要了解某种刺激而瞒得严严实实的爱情故事，我可以将其写成一篇轰动性的文章，让我这个无名小卒在希伯来文学研究领域一举成名。
“你们都爱的是谁？”我问，怀着年轻人的天真，心怦怦直跳。
“这可得严守秘密，”阿格农先生微笑起来，不是朝我微笑，而是朝自己微笑，微笑时几乎朝自己挤眼，“对，严守秘密，要是你发誓不会告诉任何人，我只透露给你。”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我多蠢啊，一个劲儿向他做口头保证。
“那好，你知我知，我可以告诉你我们住在雅法时，约瑟夫·海姆·布伦纳和我都疯狂地爱上了施穆埃尔·约瑟夫·阿格农。”
没错，阿格农自嘲性的讽刺令其苦恼，也令他单纯的拜访者，一个前来拉阿格农袖子的人，苦恼。尽管也有些微真实隐藏于斯，它仍然朦胧暗示着一个秘密：一个外表强大感情充沛的人为一个外表纤弱的年轻人深深吸引，而一个文质彬彬的加利西亚年轻人也依恋一个令人敬重的暴躁易怒的人，后者可以将其置于父亲般的羽翼下，或者给他提供一副兄长的肩膀。
然而，将阿格农和布伦纳的短篇小说联系在一起的不是某种共同的爱，而是某种共同的恨。所有虚假的，修辞上的，或者是第二次阿里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结束的移民浪潮）世界里的妄自尊大所造成的浮夸，犹太复国主义现实中所有不真实或是自命不凡的东西，在那一时代犹太生活中所有舒适安逸的、佯装圣洁的中产阶级的自我放纵，均遭到阿格农和布伦纳同样的憎恨。布伦纳在创作中用愤怒的锤子将所有这一切打得粉碎，而阿格农用辛辣尖刻的讽刺将谎言与伪装戳穿，释放了使之膨胀的恶臭。
诚然，布伦纳笔下的雅法，和阿格农笔下的雅法一样，在虚伪和口若悬河的人们中，偶然有几个单纯真实的人物闪烁着微光。
阿格农本人是个严守宗教戒律的犹太人，他守安息日，戴无檐小帽，用文字表述，是惧怕上帝的人。在希伯来语中，“害怕”和“信仰”是同义词。在阿格农的小说中，有些角落采用了非直接、高超的掩饰方式，害怕上帝被描绘成可怕地敬畏上帝。阿格农相信上帝，害怕上帝，但是他不爱上帝。“我是个心平气和的人。”长篇小说《宿夜的客人》中丹尼尔·巴赫说，“我不相信全能的上帝想要他的子民好。”此乃一个充满悖论和悲剧性甚至绝望的神学立场，对此，阿格农从来没有进行推理性的表达，但是允许作品中的次要人物吐露端倪，通过降临在主人公身上的遭际加以暗示。我在撰写论阿格农的著作《天国的沉默：阿格农害怕上帝》时探讨了这一主题。好几十个犹太教徒写私信给我，他们多数来自极端正统派，其中包括年轻人和妇女，甚至宗教教师和公务员。有些信属名副其实的告白。他们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对我说，他们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看到了我在阿格农身上所看到的东西。但是我在阿格农创作中所看到的东西，有那么一刻，我在阿格农本人，在他那富于嘲讽的犬儒主义——濒临绝望和打趣的虚无主义中有所窥见。“上帝无疑怜悯我。”他曾在没完没了地抱怨公共汽车服务时说，“倘若上帝不怜悯我，我们地区的政务委员会或许会怜悯我们，但是我害怕公共汽车合作组织比他们二者都强大。”
我在耶路撒冷大学读书的两年间，到塔拉皮尤特朝觐过两三次。我最早的短篇小说在《达瓦尔》（《事》）周末增刊和《开晒特》（《箭》、《彩虹》）季刊上刊登，我计划把它们留在阿格农先生那里，听听他的想法，可阿格农先生却道歉说：“我很遗憾这些天读不了东西。”他让我改天拿来。而我再次去找他时两手空空，把登有我作品的《开晒特》放在衣服里的肚子前，像个不好意思的孕妇。最后，我没有了在那里生产的勇气，我害怕自己让人讨厌，我像来时那样挺着个大肚子或者是鼓鼓囊囊的毛衣离开了他的家。只是过了几年，当短篇小说结集成书（《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时，我鼓起勇气把书送给他。收到阿格农先生的友好来信后，我围着基布兹欢跳了整整三天三夜，沉浸于欢乐中，充满幸福默默地歌唱吼叫，从内心里吼叫，哭泣，尤其是他在信中写道：“我们会面时，我口头上给你讲的会比这里写的更多。我将在逾越节期间把其他小说读完，因为我喜欢你所写的那些短篇小说，在小说中，主人公完全是现实生活中的人。”
我在大学读书时，有一次国外一份杂志刊登了一位比较文学巨匠（大概是瑞士的埃米尔·斯泰格）的一篇文章，按照他的观点，20世纪上半期中欧三位最为重要的作家是托马斯·曼、罗伯特·穆西尔和施·约·阿格农。文章发表在阿格农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前几年。我非常激动，便从阅览室里把杂志偷了出来（那时候大学里还不能复印），急急忙忙揣着它来到塔拉皮尤特，让阿格农高高兴兴地阅读。他委实非常高兴，站在自家门阶上，狼吞虎咽地一口气把通篇文章读完，才让我进门，重新读了一遍又一遍，大概还舔舔嘴唇，之后用那种有时用来看我的目光看着我，天真地问：“你也觉得托马斯·曼是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吗？”
一天夜里，我错过了从雷霍沃特开往基布兹胡尔达的末班车，不得不坐出租车。电台里一整天都在谈论阿格农和诗人奈利·萨克斯并列获得诺贝尔奖，出租车司机问我是不是听过有个作家叫作，叫什么，伊格农来着。“你看看这叫什么事，”他惊愕地说，“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突然一下子带我们打进世界决赛。遗憾的是，他最后和一个女人打了个平手。”
有那么几年，我努力从阿格农的阴影中摆脱出来。我挣扎着把我的创作和他的影响，他那密集、装饰性的、有时平庸的语言，他有节奏的韵律，某种密德拉西式的自鸣得意，铿锵作响的意第绪语格调，哈西德传说那生动有趣的轻柔之音，拉开距离。我努力摆脱他的影响，摆脱他的讽刺与睿智，他巴罗克式的象征主义，他神秘迷宫般的游戏，他的双重语义，以及他复杂而渊博的技巧。
尽管我为摆脱他的影响而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我从阿格农那里所学到的东西，无疑仍在我的创作中回响。
我从他那里真正学到了什么？
也许是：不止投下一个影子，不从蛋糕里挑拣葡萄干，克制自己，不断磨砺。还有一件事，我奶奶常用比我所发现的阿格农表达法还要尖锐的方式说：“要是你已经哭得再没有眼泪，那么就不要哭，放声笑吧。”
【注释】
[1] 《塔木德》，约成书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前200年，是继《旧约》后又一部重要的犹太文化经典、口传律法汇编，包括《密西拿》和《革马拉》两部分。
[2] 喀巴拉，犹太教神秘主义学派，约在公元12世纪于法国和西班牙等地确立，后逐渐发展，16世纪在以色列土地上的萨法德地区产生重大影响。
[3] 以赛亚·霍洛维茨（约1555——1630），生于布拉格，卒于萨法德。《塔木德》和喀巴拉学者。
[4] 格尔绍恩·谢克德（1929——2006），著名希伯来文学批评家，希伯来大学教授。
[5] 约瑟夫·海姆·布伦纳（1881——1921），生于乌克兰，1909年移居巴勒斯坦，是他那个时代巴勒斯坦地区最杰出的希伯来语小说家。
[6] 第二次阿里亚时期，即第二次移民高峰，指1904年到1913年犹太拓荒者从俄国移居到巴勒斯坦。
12
有时我被留在爷爷奶奶家里过夜。我奶奶经常会突然指着家具、衣服或人，对我说：“那么丑，简直接近美了。”
有时她说：
“那么聪明，聪明极了，简直什么都不知道了。”
或者就是：“好疼啊，好疼，疼得我都要笑了。”
她整天自己哼着小曲，那曲子来自她曾经居住的地方，显然那里不用害怕细菌，也没有粗野，她抱怨说粗野同样污染了这里的一切。
“像畜生一样！”她突然憎恶地嘶嘶尖叫，原因并不明显，没有挑衅的事端或者任何来由，也没有烦劳自己向我们解释她把谁比作畜生。就连晚上我坐在公园凳子上，坐在她身边，公园里看不到别人，微风轻轻触摸着树梢，或许用看不见的指尖通过非真实的触摸使之颤抖，奶奶会突然爆发，充满厌恶，声音颤抖，震惊，怒不可遏：“真是这样！怎么会呢！禽兽不如。”
过了一会儿，她又轻轻哼唱起我不熟悉的曲调。
她总是自己哼唱，在厨房，在镜子前，在阳台的折叠帆布躺椅上，甚至在夜晚。
有时，我洗完澡，刷过牙，并用包上棉球的橙木棒掏了耳朵，被放到她宽大的床上。（我出生前，奶奶就把双人床扔掉或者驱逐了。）奶奶给我讲一两个故事，抚摸我的脸颊，亲吻我的额头，随即用香水润湿的小手帕擦拭我的额头。她总把手帕放在左衣袖里，用它擦拭或碾碎细菌，接着把灯关掉。即便那时，她在暗中仍继续低声哼唱，毋宁说是从内心深处驱逐一种遥远梦幻般的声音，一种栗色的声音，一种幽暗而惬意的声音，那声音逐渐净化为一种回声，一种颜色，一种气味，一种轻柔的粗糙，一种棕红色的暖流和不冷不热的羊水——整个夜晚。
但是她为你带来的夜间的所有这些愉悦，早晨首先就要被残酷地擦洗掉，甚至在你尚未喝杯带皮可可之前。
爷爷敲打毯子的声音把我从床上惊醒，那时他已经在和寝具进行常规的黎明之战了。甚至你的眼睛还没有睁开，热气腾腾的热水浴已经在等待你了，水里因为加进了抗菌溶液，闻起来好像是在卫生所。浴盆上已经放好了一把牙刷，象牙色的牙膏像条蜷缩的白虫，已经躺在鬃毛上了。你的责任是浸泡自己，浑身上下打一遍肥皂，用丝瓜瓤子擦拭自己，用清水漂洗自己。然后奶奶来了，把跪在浴缸里的你拎出来，紧紧抓住你的胳膊，用令人生畏的长毛马刷给你擦拭周身，从头到脚，接着又来一遍。那马刷令人想起缺德的罗马人的铁梳，他们用铁梳将阿基瓦拉比以及巴尔·喀巴赫起义中其他烈士的肉体撕裂。直至皮肤红得像生肉，接着奶奶让你紧紧地闭上双眼，而她则向你头上倒洗发水，连续击打你的头，用尖指甲挠你的头皮，像约伯用瓦片挠他自己。[1] 她一直用阴郁而好听的声音向你解释，睡觉时身体的腺体组织分泌出污物和淤泥，如黏糊糊的汗液、各种各样的油脂分泌物，再加皮肤屑、掉的头发、成千上万的死细胞，以及许许多多你最好不要知道的污浊分泌物，你睡着的时候，所有这些渣滓和流出的废物抹遍你全身，混合在一起，招致，对，的确是主动地招致细菌，招致卡介菌，也招致病毒，云集在你的全身，更不用说那些科学尚未发现的所有事物，那些用倍率最高的望远镜也看不见的事物。可是即使看不见，它们也在夜晚迈着无数只可怕的毛茸茸的小腿爬满你的身体，就像蟑螂的腿，但小得让你看不见，就连科学家也还看不见，在这些小腿上，布满了讨厌的刺毛，它们通过鼻子和嘴爬回我们的身体里，还通过一些我不需要告诉你的地方爬进去，尤其是人们在那些不好的地方，不洗澡，只是擦擦身上，擦拭一点也不干净，相反，正好把肮脏的分泌物散布到我们皮肤上的成千上万的小孔中，越来越脏，越来越令人厌恶。尤其是身体日日夜夜不断分泌出来的脏物和因触摸不卫生之物而滋生的外在脏物混合到了一起，你不知道谁在你之前弄过这些物品，如钱币、报纸、楼梯扶手、门把手，甚至买来的食品，毕竟你摸这些东西时，天晓得谁曾经朝上面打过喷嚏，甚至，对不起，擦鼻子，甚至把鼻涕流到了这些漂亮的包装纸上，你在街上把它们拿起来，后来竟直接放到床上人们睡觉的地方，更别说你直接在拉圾箱里拣来的瓶塞，不用说你妈妈，上帝保佑她，直接从什么人手中买来的玉米了，那个人在解手后可能连手都没有洗，我们又怎么能知道他是否健康？他有没有得过结核或者霍乱，或是斑疹伤寒，或是黄疸病，或是痢疾？或是脓肿，或是肠炎，或是湿疹，或是牛皮癣，或是脓包病，或是疖子？他甚至连犹太人都不是。你知道这里有多少疾病吗？有多少黎凡特人的瘟疫？我说的只是人所共知的疾病，不是那些大家尚未知晓、医学科学尚未发现的疾病，长期以来，黎凡特的人们像飞蝇一样死于寄生生物或杆菌或微生物或连医生也不认识用显微镜方可看见的蠕虫，尤其是在这个酷热的国家，到处是飞蝇、蚊子、飞蛾、蚂蚁、蟑螂、蠓蚊，还有那些认不出来的东西，这里的人们没完没了地出汗，他们总是从另一个人身上碰到或者是蹭到炎症、分泌物、汗水以及体内排泄物，你这个年龄最好不要对所有这些臭烘烘的排泄物了如指掌，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把别人弄湿，另一个人在这地方这么拥挤的人群中甚至感觉不到粘上了什么，握一次手就足以把所有的疾病传上，甚至用不着接触，只通过呼吸空气，别人就能够把癣、沙眼和血吸虫中所有的细菌、杆菌吸入肺里。这里的公共卫生一点不像欧洲，至于卫生健康，这里有一半的人甚至听都没有听说过，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各样的亚洲昆虫，令人作呕的有翅飞虫直接从阿拉伯村庄甚至从非洲径直来到这里，谁知道它们一直带有什么怪异的疾病、炎菌和分泌物，这里的黎凡特充满着病菌。现在你可以把自己好好擦干，像个大孩子，任何地方都不要湿，然后扑些爽身粉，你知道先扑哪里，再扑哪里，哪里也别落下，我要你往脖子上擦一些这支管里的鹿茸霜，然后穿上我放在这里的衣服，这是你妈妈给你准备的，上帝保佑她，我只是用滚烫的熨斗熨了一下，可以消毒，把在那里繁殖的东西都杀死，比洗衣房做得要好，然后到厨房里来找我，头发要梳好，我给你一杯好喝的可可，然后你吃早饭。
她离开浴室时会喃喃自语，不是生气，而是带着某种深深的悲哀：“像畜生一样。甚至禽兽不如。”
一扇门，镶着毛玻璃饰有几何形的花朵图案，隔开了奶奶的卧室和爷爷那称作“亚历山大爷爷书房”的小房间。爷爷在这里拥有自己的私人通道，从那里走进花园，走到外面，走进城市，走进自由。
在这间小屋的一个角落，放着从敖德萨运来的沙发，像厚木板那样狭窄坚硬，爷爷夜里就睡在上面。在这张沙发底下，七八双鞋像列队行进的新兵，整整齐齐排列在一起，清一色的黑，亮闪闪的，就像施罗密特奶奶收集起来的帽子，绿的、棕的、褐紫红的，她把这些帽子视为奖品，放进一个圆帽盒里保存起来，而亚历山大爷爷喜欢掌管整个鞋舰队，他把这些鞋擦得光亮，如同水晶，有的坚硬，底子很厚，有的圆头，有的尖头，有的是粗皮的，有的系着鞋带，有的带着固定夹，有的带扣子。
沙发对面，放着他的小书桌，一向整整齐齐，上面放着墨水池和橄榄木的吸墨台。吸墨台在我眼中总像一辆坦克，或者是笨重的烟囱船（漏斗船），驶向由三个银光闪亮的容器组成的三件套，一个装满回形针，一个装满图钉，第三个则像蝰蛇窝，橡皮筋蜷缩在一起，挤作一团。书桌上有一套长方形的金属文件盘，一个放接收信件，一个放寄出信件，第三个放剪报，还有一个放城市管理部门和银行的文件，再有一个放自由派运动耶路撒冷分部的书信。也有一个橄榄木盒子，里面装满了面值不同的邮票，特快专递、挂号和航空标签分别放在不同的格子里。还有一个格子装信封，另一个装明信片，后面放着的是造型为埃菲尔铁塔的旋转银架，分门别类，装着不同颜色的钢笔和铅笔，包括一支奇妙的有两色头的铅笔，一头红一头蓝。
在爷爷书桌的一角，一摞摞文件旁边总放着一只高高的黑瓶子，里面装着外国酒，旁边有三四只绿高脚杯，样子像水蛇女人。爷爷喜欢美，憎恨一切丑陋的东西。他喜欢偶尔一个人喝上一口樱桃白兰地，振奋他激情澎湃的孤寂心灵。世界不了解他。妻子也不了解他。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他的心灵总是向往着某种崇高，但是众人共同密谋要砍断他的翅膀：他的妻子，他的朋友，他的商业伙伴，所有的人都在密谋迫使他一头扎进七七四十九种各式各样的养家糊口、打扫卫生、收拾整理、洽谈生意，以及上千种小负担和义务中。他性情平和，容易上火，也容易平息。无论他何时看见任何责任，不管是家庭责任，还是社会责任，还是道德责任，他总是弯腰肩负起来。但之后又会发出叹息，抱怨负担沉重，所有的人，尤其是奶奶，利用他的好脾气，让他负载着扼杀了他诗人火花的一千零一项使命，把他当成供差遣的童仆一样使唤。
当时，亚历山大爷爷做服装行业的商务代表和推销员，是洛德兹亚纺织厂和其他几家德高望重的商号在耶路撒冷的代理。爷爷书房里的墙壁几乎摆满了架子，他把五颜六色的布料样品保存在架子上的小箱子里，有罗纹和华达呢衬衫、裤子、袜子、各式毛巾、餐巾和窗帘。我可以使用这些样品箱，但不能把它们打开，用它们来建造塔楼、堡垒和防护墙。爷爷坐在椅子上，背靠书桌，伸出双腿，他粉红色的脸，通常闪烁着和蔼而满足的光，朝我欣喜地微笑，仿佛在我手下一点点增高的箱子塔很快就要让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和中国的万里长城黯然失色。是亚历山大爷爷给我讲述中国的万里长城，讲金字塔，讲空中花园以及人类精神奇观，比如说帕台农神庙，古罗马圆形剧场，苏伊士和巴拿马运河，帝国大厦，克里姆林宫教堂，威尼斯运河，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
深夜时分，在孤独书房里的书桌旁，面对着高脚杯里的樱桃白兰地，亚历山大爷爷是位多愁善感的诗人，他用俄语为一个疏离的世界撒下爱、快乐、热情和渴望的诗章。他的好友约瑟夫·科罕——才迪克把这些诗歌翻译成希伯来语，例如：“沉睡多年后/仁慈的神，我崛起了；/我的眼帘含着爱恋睁开，/再活三天。/从一端到另一端/让我踏遍先祖的土地/让我漫步每座山丘峡谷/领略她的美好/每个人将安全地居住在此/在无花果和蔓藤下，/大地赐予礼物，/快乐遍及我故乡的土地……”
他写赞美之诗，歌颂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梅纳赫姆·贝京或者是他著名的兄长，我的约瑟夫伯祖，也写诗歌奋起反抗德国人、阿拉伯人、英国人，以及其他所有仇恨犹太人的人。我在所有这些诗歌中，也发现三四首描写孤独与悲伤的诗，有这样的句子：“如此阴郁的思想包围着我/在我人生的夜晚：/告别了年轻人的生机/告别了阳光下的希冀——/留下的是冰冷的冬季……”
但困扰着他的通常并非冰冷的冬季。他是位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酷爱武装、胜利和征服，一个热情澎湃心地纯正的鹰派人物。他坚信，要是我们犹太人给自己佩上勇气、无畏和钢铁般的决心，等等，要是我们终将奋起不再担心异族人，我们就能打败所有的敌人，从尼罗河到伟大的幼发拉底河，建立起大卫王国，整个残酷邪恶的异族人世界，会来到我们面前顶礼膜拜。他嗜好崇高，强大，光彩照人之物——军服，黄铜号角，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旗帜和长矛，皇家宫殿和武器装备。他是19世纪的产儿，纵然他活得很长，看到了四分之三个20世纪。
我记得，他身穿浅米黄色法兰绒西装，或者是一套笔挺的细条西装。他有时在套装下面惹人注目地穿上内包缝的马甲，腰部缠一条细银链，一端伸进那件马甲的口袋里。夏天，他头上戴顶编织得松松散散的草帽，冬天戴顶系黑丝带的博尔撒利诺帽。他暴躁易怒，有突然动雷霆之怒的危险，但很快又喜笑颜开，道歉，请求原谅，表示痛悔，仿佛他的愤怒只是阵发性剧烈的咳嗽。你老远就可以一下子了解他的情绪，因为他的脸色就像信号灯一样变来变去：粉，白，红，又回到粉。多数情况下，他双颊露出心满意足的粉色，但他被人冒犯后，就会变得惨白，要是生气了，就变得通红，但一会儿过后，就又恢复到粉色，等于向全世界宣布雷雨风暴已经结束，冬天已经过去，花开大地，爷爷习惯性的喜悦在短暂中止后又熠熠生辉。他会一下子完全忘记是谁又是为什么激怒了他，风暴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像一个孩子哭过一阵后立即平息下来，绽开微笑，又高高兴兴地玩儿去了。
【注释】
[1] 见《圣经·约伯记》第2章第8节，说的是约伯在接受试炼时浑身长满毒疮，用瓦片刮身体。
13
霍罗德诺（当时在俄国，后来在波兰，而今在白俄罗斯）的拉夫·亚历山大·吉斯金德逝世于1794年。他是位神秘主义者，喀巴拉学者，苦修者，创作了几部富有影响力的伦理学著作。据说，“他终生把自己隔绝在一个小房间，研习《托拉》[1] ；他从来不亲吻或管教孩子，从来不和他们进行非宗教话题的谈话”。他的妻子独自支撑着家庭，抚养子女。然而，这位杰出的苦行者教导说，一个人应该“怀大喜悦和热诚崇拜上帝”。（布拉茨拉夫的纳哈曼拉比说他是一个哈西德派的先行者。）但是喜悦也好，热诚也罢，都无法阻止亚历山大·吉斯金德拉比摒弃这样一个愿望，那就是他死后，“丧葬协会将委托犹太教公会对吾之遗体进行四次死亡惩罚，直至一切肢体均被粉碎”。比如说，“命之把我举到屋顶，使劲将我扔到地上，勿放床单或麦秸，命之如此重复七次，我庄严告诫丧葬协会，受被开除教籍之痛苦，以七死来折磨我，勿免除吾之屈辱，因屈辱乃吾之荣幸，可免除些许上天之大罚”。所有这些能够赎罪或者纯化“为女子利百加[2] 所生亚历山大·吉斯金德的精神或心灵”。他另一件著名轶事是，漫游德国一个个小镇，为犹太人定居圣地筹钱，甚至因此遭到监禁。他的后人姓布拉兹，乃为“亚历山大·吉斯金德拉比所生”的缩写。
他的儿子拉夫·约塞勒·布拉兹，父亲从未吻过、管教过的孩子中的一个，被视为绝顶义人，此人终日研习《托拉》，工作日期间从未离开过书房，甚至连睡觉也没有离开过。他让自己坐在那里，头枕着胳膊，胳膊放在桌子上，每天夜里睡上四个小时，手指间夹着一根蜡烛，蜡烛燃烧殆尽时，火苗会将他唤醒。就连他的快餐也被送到书房，只有在安息日来临之际他才离开书房，安息日一结束，就立即赶回来。他和父亲一样，也是个苦修者。他的妻子开了家布料店，一直养活他和他的孩子，直至他去世，同时在他母亲的有生之年也供养他的母亲，因为拉夫·约塞勒为人谦逊，不允许自己担任拉比一职，但是他给穷孩子教授《托拉》，不收分文。他也未著书立说，因为他认为自己庸碌无为，不宜讲前人未在他面前讲过的新东西。
拉夫·约塞勒的儿子拉夫·亚历山大·吉斯金德·布拉兹（我爷爷亚历山大的祖父）是个成功的生意人，经营谷物、亚麻，乃至猪鬃生意，到哥尼斯堡、但泽和莱比锡等地做生易。他是个一丝不苟遵守戒律的犹太人，但大家都知道，他与祖父和父亲的过于狂热拉开了距离。他并非背离社会，不仰仗妻子额头上的汗水度日，不憎恨时代精神和启蒙运动。他允许孩子们学习俄文、德文，以及一点“异族智慧”，甚至鼓励他的女儿拉莎——凯拉·布拉兹学习，读书，做个知识女性。他当然没用可怕威胁告诫丧葬协会在他死后把他的尸体粉碎。
门纳海姆·门德勒·布拉兹，亚历山大·吉斯金德之子，拉夫·约塞勒之孙，亚历山大·吉斯金德拉比、《崇拜的基础和根源》作者之曾孙，19世纪80年代定居敖德萨，与妻子帕尔拉一起开了一家小玻璃厂。在这之前，在他年轻之际，他在哥尼斯堡当公务员。门纳海姆·布拉兹富有，英俊，讲究吃喝，意志坚强，不墨守成规，即使以19世纪末期犹太人敖德萨非常宽容的标准来看仍如此。身为不加掩饰的无神论者，著名的享乐主义者，他既憎恶宗教，也憎恶宗教狂热，其全心全意之程度与他祖父和曾祖父连丝毫律法都要恪守的程度如出一辙。门纳海姆·布拉兹在表现自我方面是个自由思想家。他在安息日当众抽烟，狂放不羁大吃禁吃食品，出于人生苦短的阴郁观点，也出于对来生和神明审判的激烈反对，他追求快乐。这位伊壁鸠鲁和伏尔泰的崇拜者相信，人应该伸手拿取生活赋予他的一切，纵情于心中憧憬的无拘无束的快乐，只要这样做，他既不会遭受伤害和非正义的痛苦，也不会给别人带来苦难。他的姐姐拉莎——凯拉，拉夫·亚历山大·吉斯金德·布拉兹那位受过教育的女儿却和立陶宛奥尔凯尼基乡村（离维尔纳不远）一个淳朴的犹太人订了婚，那个人名叫耶胡达·莱夫·克劳斯纳，耶海兹凯尔·克劳斯纳之子，一个佃农。[3]
奥尔凯尼基的克劳斯纳一家，可不像附近特拉凯镇上他们那博学多才的堂兄弟们，基本是纯朴的乡村犹太人，固执而天真。埃兹耶凯尔·克劳斯纳饲养牛羊，种植水果蔬菜，先是在一个名叫泊皮书克（或者是帕皮施基）的村里，继而到鲁德尼克村，最后到了奥尔凯尼基村。三个村子都离维尔纳很近。耶胡达·莱夫与父亲耶海兹凯尔一样，只从乡村教师那里学到了一点点《托拉》和《塔木德》，遵守戒律，然而他不喜欢解经的精微。他热爱户外生活，痛恨被禁锢在室内。
他试图经营农产品，但没有成功。这是因为其他生意人很快便发现并利用了他的天真，把他挤出市场。耶胡达·莱夫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匹马和一辆马车，欣欣然一村接一村地运送乘客和货物。他是个为人随和、性情温和的马车夫，满足于现状，喜爱佳肴，喜欢在安息日和节日坐在桌前唱歌，喜欢在冬夜喝杯荷兰烈酒。他从来不打他的马，不畏艰难险阻。他喜欢独自旅行，步履缓慢而轻松。他的马车载着树木和一袋袋粮食穿过黑黝黝的森林、空旷的平原，穿过狂风暴雪，穿过冬天覆盖河面的一层薄冰。一旦冰在沉重的马车下碎裂（因此亚历山大爷爷喜欢一遍遍地提到冬天的夜晚），耶胡达·莱夫就会跳入冰水中，用他那强壮有力的双手抓住马辔，把马和车拉到安全的地方。
拉莎——凯拉为她的马车夫丈夫生了三儿三女。但是1884年她身染重病，克劳斯纳一家决定离开立陶宛偏僻的乡村，辗转数百里来到敖德萨，拉莎——凯拉就出生在那个地方，她富有的哥哥就住在那个地方。门纳海姆·门德勒·布拉兹肯定会照顾他们，确保生病的妹妹得到最好的医治。
1885年，克劳斯纳一家定居敖德萨的那年，他们的长子、我伯祖约瑟夫十一岁，是个神童，天性勤奋，酷爱希伯来语，渴求知识。他似乎更像特拉凯那些头脑敏锐的克劳斯纳堂兄弟，而不像其先祖奥尔凯尼基的农民和马车夫。他的舅舅，崇拜伊壁鸠鲁和伏尔泰的门纳海姆·布拉兹宣称，小约瑟夫注定要成为大人物，并资助他读书。可他弟弟亚历山大·吉斯金德在他们搬到敖德萨时只有四岁左右，有些难于管教，是个情绪化的孩子，很快便显示出与祖父和爸爸那些乡野克劳斯纳相像的倾向。他的心思不在读书上，自幼喜欢长时间待在外面，观察人们的举止，体会并感受世界，一个人待在草地树林里，陷入重重幻想。他活泼，慷慨，善良，人见人爱，大家都称之为祖西亚或者兹赛尔。那就是亚历山大爷爷。
他们还有一个小弟弟，我叔祖比扎莱尔，以及三姐妹索菲亚、安娜和达丽亚，他们都没有来成以色列。我目前能够确信的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索菲亚是文学老师，后来做了列宁格勒一所中学的校长。安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已经去世，而达丽亚，或者说达沃拉，试图在革命后与丈夫米沙去往巴勒斯坦，但由于达丽亚怀孕，被“扣”在了基辅。[4]
克劳斯纳一家刚到城里时，尽管有兴旺发达的门纳海姆舅舅，还有布拉兹家族在敖德萨的其他亲戚们帮忙，但一度非常艰难。马车夫耶胡达·莱夫，一个身强力壮、热爱生活、好开玩笑的坚忍之人，不得不用尽积蓄购买了一个不通风的小杂货店，来维持不牢靠的家庭生计，之后身体渐衰。他思念开阔的平原、森林、雪原，思念他的马和车，思念他所离开的立陶宛的乡村客栈和河流。几年以后，他一病不起，不久死在他蹩脚的小店里，年仅五十七岁。他的遗孀拉莎——凯拉在他死后活了二十五年，最后于1928年死于耶路撒冷的布哈拉区。
正当约瑟夫伯祖在敖德萨、后来在海德堡追求辉煌的学业时，亚历山大爷爷十五岁那年辍学，做了点小生意，在这里买点什么，又到那里贩卖，夜里写下激情澎湃的俄文诗歌，贪婪的目光投向商店的橱窗，投向一堆堆瓜果、葡萄和西瓜，投向放荡的南方女人，匆匆赶回家中写下另一首感情充沛的诗，而后又在敖德萨的大街上转一圈，小心翼翼打扮得十分入时，像成年人那样抽烟，黑胡子仔细地打过蜡。他有时到港口尽情观赏轮船、装卸工和廉价的娼妓，不然就激动地观看一队士兵伴着军乐列队走过，有时他会在图书馆待上一两个小时，不管拿到什么都如饥似渴地阅读，决意不去和长兄的手不释卷较劲。与此同时，他学会了怎样和知书达理的年轻女子跳舞，怎样喝上几杯白兰地却依然不乏睿智，怎样在咖啡馆与人结识，怎样讨好小狗，为的是取悦女士。
他在敖德萨阳光明媚的大街上转悠，好几个民族的风格使这个港口城市带着浓烈的异国情调。他结识了各种各样的朋友，向女孩子献殷勤，做点小买卖有时也赢利，坐到咖啡馆的角落或者公园的长凳上，拿出笔记本写首诗（四节，八韵），接着又开始闲晃，在尚无电话的敖德萨，不计报酬帮热爱锡安协会领袖们跑腿——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拿来急件，送到门德勒·莫凯尔·塞佛里姆[5] 处，或从门德勒·莫凯尔·塞佛里姆那里送到爱说俏皮话的比阿里克先生或者是门纳海姆·尤西施金[6] 先生那里，或者是从尤西施金先生那里送到利连布鲁姆[7] 那里。当他在休息室或者大厅里等待答复时，反映热爱锡安运动精神的俄文诗便在他的心中涌起：耶路撒冷的街道，铺上了素玛瑙和碧玉，雄鹰兀立在街道的每个角落，天空在头上闪烁着七重天的光彩。
他甚至写致希伯来语言的爱情诗，赞美它的优美和乐感，阐明他永恒的信仰，但都是用俄语。（甚至后来他在耶路撒冷住了四十余年，也不能完全掌握希伯来语，直至临终之际，他讲的都是打破各种韵律的个人希伯来语，在写希伯来语诗时犯可怕的错误。他去世前不久，在给我们寄到胡尔达基布兹的最后一张明信片上写道：“我非常亲爱的孙儿重孙儿们，我非常非常念你们。我非常非常你们大家看！”）
1933年，当他终于和痛苦万状的施罗密特奶奶一起抵达耶路撒冷时，他不再写诗，专心致志地经商。几年间，他把从维也纳进口的前年流行服装，成功地卖给向往欧洲情趣的耶路撒冷妇女。但是最后，另一个比爷爷精明的犹太人出现了，开始从巴黎进口去年流行的服装，爷爷和他的维也纳服装于是告败。他被迫抛弃生意，抛弃对服装的爱，开始为耶路撒冷供应霍伦洛德兹亚生产的针织品，还有拉马特甘一个小商号的毛巾。
失败与贫困，使在他生意兴隆时期弃他而去的缪斯女神重新回到他的身旁。他又一次在深夜把自己关进“书房”，用俄语撰写热情澎湃的诗章，赞美希伯来语言的辉煌，赞美耶路撒冷的魅力——它不是贫困、乌烟瘴气、热得令人窒息的狂热者们的城市，而是街上散发着没药与乳香气息的耶路撒冷，上帝的天使在它每座广场上飘动。这里我以《皇帝的新装》故事里那个勇敢的小男孩的身份，走入一幅画面，用金刚怒目的现实主义攻击爷爷所写的诗：“你现在在耶路撒冷住了多年，你清清楚楚地知道街道是用什么铺的，锡安广场上飘着的究竟是什么，那么你为什么总写不存在的东西？你为什么不写一个真实的耶路撒冷？”
亚历山大爷爷对我莽撞的话语大为光火，脸色一下子从令人愉快的粉红变得通红锃亮，用拳头敲着桌子，吼道：“真实的耶路撒冷？像你这样的尿床娃娃知道什么真正的耶路撒冷？真正的耶路撒冷就是我诗中所写的那样！”
“你还要用俄语写到什么时候，爷爷？”
“你什么意思，傻瓜，你这个尿床的小家伙？我用俄语算术！我用俄语骂我自己！我用俄语做梦！我甚至——”（可施罗密特奶奶确切地知道他下面该说什么了，便打断他：“你怎么回事？你疯了吗？你瞧瞧孩子就站在那里呢！”）
“你还想回俄国吗，爷爷？去拜访一下？”
“已经没了！”
“什么已经没了？”
“什么已经没了，什么已经没了——俄国已经没有喽！俄国死了。有斯大林，有捷尔任斯基，有叶卓夫，有贝利亚，有座大监狱！”
“但是你肯定还是有点爱敖德萨的吧？”
“咳。爱，不爱——有什么区别。鬼知道！”
“你不想再看见它吗？”
“咳，嘘，尿床的小东西，不说了，啊？”
一天，一桩举国皆惊的挪用公款和腐败丑闻曝光，在他的书房里喝茶吃蛋糕的当儿，爷爷给我讲了他十五岁那年在敖德萨时，把“自行车骑得飞快”：我有一次拿着一份急件，一份通知，送到热爱锡安委员会成员利连布鲁姆那里。”（利连布鲁姆不仅是个著名的希伯来文作家，还在敖德萨热爱锡安组织里担任财务主管这一荣誉职位。）“他，利连布鲁姆，的确是咱们的第一任财政部长。”爷爷向我解释说。
在等候利连布鲁姆写回信时，这个经常出没游乐场所、年仅十五岁的年轻男子拿出香烟，随手拿客厅桌上的烟灰缸和火柴盒。利连布鲁姆迅速抓住爷爷的手，拦住他，接着走出房间，一会儿回来时，手上是从厨房里拿来的火柴盒。他解释说客厅里的火柴是用热爱锡安组织的经费买的，只在委员们开会时用，只能给委员们使用。“因此，你瞧，在那时候，公家的东西就是公家的，不是谁都可以用的。不像我们国家现在这个样子，我们等了两千年终于建立了一个国家，让人家去偷。在那时候，每个孩子都懂得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是无主财产，什么不是，什么是我的，什么不是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