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指上帝考验亚伯拉罕要他献以撒作为燔祭之事，见《圣经·创世记》第22章。.4
然而不总是这样。一次，大概是50年代末期，发行了一张面值十里拉的精美钞票，上面印有诗人比阿里克[8] 的照片。我攥着我的第一张比阿里克钞票径直走到爷爷家里，给他看看国家如何尊敬他在年轻时代就认识的人。爷爷确实非常激动，双颊染上了喜悦的红晕，他把钞票翻过来掉过去，举到灯泡底下，仔细查看比阿里克的照片。（在我看来他似乎是在朝爷爷顽皮地眨眼，似乎在说“咳？”）爷爷眼里闪动着小小的泪花，可是当他沉醉于精神快乐时，他顺手把新钞票折起来，塞进了夹克衫的内兜里。
十个里拉那时是笔不小的数目，尤其是对像我这样的基布兹人来说。我惊呆了：“爷爷，你在干什么呢？我只是把它拿来给你看看，让你高兴高兴。你过一两天，肯定会有自己的。”
“咳，”爷爷耸耸肩膀，“比阿里克欠我二十二个卢比。”
【注释】
[1] 《托拉》，指《摩西五经》，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
[2] 利百加，《圣经》中的人物，以撒之妻。见《圣经·创世记》第24、25章。
[3] 名字在家族中沿用。我大女儿取了我母亲的名字范妮娅，我的儿子叫丹尼爱拉·耶胡达·阿里耶，用的是我年龄最大的堂兄丹尼爱拉·克劳斯纳和我父亲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的名字。丹尼爱拉·克劳斯纳比我大一岁，三岁那年和父亲大卫、母亲玛尔卡在维尔纳被德国人杀害。我父亲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用的是出生于立陶宛奥尔凯尼基乡村的他的祖父耶胡达·莱夫·克劳斯纳的名字，耶胡达·莱夫·克劳斯纳乃莱夫·耶海兹凯尔之子，莱夫·耶海兹凯尔乃莱夫·卡第什之子，莱夫·卡第什乃莱夫·杰达利亚·克劳斯纳——奥尔凯尼基之子，后者是亚伯拉罕·克劳斯纳尔拉比、《风俗习惯书》作者的后裔。亚伯拉罕·克劳斯纳拉比在14世纪末期居住在维也纳。我弟弟大卫用的是大卫伯伯、我父亲哥哥、那个被德国人杀死在维尔纳的人的名字。我的三个孙儿用的分别是他们的祖父（马加比·萨尔兹伯格）、祖母（洛特·萨尔兹伯格，莉娃·祖克尔曼）的名字。——原注[4] 达丽亚的女儿伊维塔·拉多夫斯卡娅，一位八十多岁的妇女依旧和我通信。伊维塔姑妈，爸爸的堂妹，在苏联解体后离开圣彼得堡，定居在美国俄亥俄的克里夫兰。她唯一的女儿玛丽娜和我年龄相仿，在圣彼得堡早逝。玛丽娜的独子尼基塔与我的孩子属于同代人，和外祖母一起去了美国，但很快改变主意，回到俄罗斯或者乌克兰，在那里结婚，现在做乡村兽医。他的女儿们与我孙儿们年龄相仿。——原注[5] 门德勒·莫凯尔·塞佛里姆（1835——1917），生于白俄罗斯，死于敖德萨，现代希伯来文学之父。
[6] 门纳海姆·尤西施金（1863——1941），犹太复国主义领袖，热爱锡安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7] 摩西·莱夫·利连布鲁姆（1843——1910），犹太复国主义者，俄国希伯来语作家、哲学家。
[8] 哈伊姆·纳赫曼·比阿里克（1873——1934），俄裔希伯来语诗人，公认的以色列民族诗人，不过他未能活到看见以色列建国的那一天。——原注14
回到当年的敖德萨，爷爷还是个十八岁的少年时，爱上了一位令人敬重的姑娘，叫施罗密特·列文。施罗密特喜欢舒适的东西，喜欢上层社会。她热衷于款待社会名流，与艺术家交友，过“文化生活”。
那是场可怕的恋情：她比她的小型卡萨诺瓦[1] 大八九岁，而且她碰巧是他的嫡表姐。
最初，惊愕不已的家庭不愿听到成熟女子和小男孩之间有什么婚姻联系。不光是二人年龄差距大，有血缘关系，而且，小伙子没有受过可赢得功名的教育，没有固定职业，除倒买倒卖之外没有固定收入。除这些灾难之外，还有一点尤为重要，沙俄法律禁止嫡表亲通婚。
根据照片，施罗密特·列文——拉莎——凯拉·克劳斯纳（娘家姓布拉兹）姐姐的女儿，是个身材结实肩膀宽阔的年轻女子，不是特别漂亮，但是文雅，高傲，并保持得体的严肃和克制。她头戴软毡帽，精致地在额头上分出一条线，右帽檐耷在整齐的头发和右耳上，左帽檐的翘起部分像船尾，亮晶晶的女帽饰针把一小束水果别在帽前，左边插着的一根羽毛骄傲地在水果上、帽子上，以及所有这一切之上舞动，像傲慢自大的孔雀尾巴。女士左臂上戴一只时髦的山羊皮手套，拎着个长方形的皮包，右臂紧紧地和年轻的亚历山大爷爷的胳膊交织在一起，而她的手指，也戴着手套，轻轻地在他黑大衣袖子上盘旋，不加掩饰地触摸他。
他站在她右边，衣着整洁、笔挺，打扮得漂漂亮亮，尽管厚鞋底增加了他的高度，尽管他头上戴着顶霍姆堡毡帽，但他还是显得比她瘦小。他年轻的面庞严肃，坚毅，近乎忧郁。他悉心修饰的胡子驱不掉脸上孩子般的稚嫩。他的眼睛狭长，忧郁。他身穿一件文雅宽大带垫肩的半长大衣，上过浆的白衬衫，戴一条丝领带，右胳膊上夹着甚至摆动着一根时髦的拐杖，杖柄上雕着花纹，金属包头发着光，在旧照片里，它像剑锋一样闪亮。
震惊了的敖德萨对这对罗密欧与朱丽叶持反对态度。两位母亲，她们是一对姐妹，投身于一场世界大战之中，它以指控犯罪开始，又以无尽的沉默宣告结束。于是爷爷把他那一点点积蓄提取出来，四处倒卖货物，一个卢比一个卢比地攒，两个家庭都愿意出点血，只要把丑闻从眼前和心中驱走。我的爷爷奶奶，一对为情所困的表姐弟，像成百上千的俄国犹太人和东欧犹太人那样，启程前往美国。他们打算在纽约结婚，获得美国国籍，要是那样的话，我可能会出生在美国布鲁克林，或纽泽西州的纽沃克，撰写洋洋洒洒的英文小说，反映戴高顶黑色大礼帽的移民们的感情和压抑，以及他们饱尝痛苦的后代那神经质的苦难经历。
但是，在纽约和敖德萨之间某地，在黑海或是西西里海岸线，要么就是当他们在黑夜中平稳地向直布罗陀海峡那闪烁的灯火行进时，又或许当他们的爱之船正驶过消失了的亚特兰蒂斯时，在轮船甲板上，发生了又一幕戏剧，情节陡转，爱情又抬起了令人生畏的龙首：春日里，少年之心，为爱思悠悠。
长话短说。我爷爷，那个尚未满十八岁的准新郎又一次坠入爱河，如醉如痴，惊心动魄，死去活来，就在轮船的舱房里，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另一名船客，据我们所知，也比他大上十来岁。
但是施罗密特奶奶，我们家就是有这样一个传统，从未产生放弃他的念头。她立即揪住他的耳垂，握紧拳头，夜以继日毫不放松，直至纽约的拉比按照摩西和以色列律法为他们主持了婚礼。（“揪住耳朵，”我们大家会兴高采烈地叽叽咕咕，“她一直揪住他的耳朵，直至举行了婚礼。”有时他们说：“直至举行婚礼？她从未放开过他。直至她生命的尽头，甚至比尽头还要长，她紧紧抓住他的耳朵，有时拽拽。”）
接着，巨大的谜团随之而至。一两年之内，这对怪异的伴侣再次支付旅费——或许他们的父母又帮了他们——登上另一艘轮船，头也不回地回到了敖德萨。
简直是闻所未闻。从1880年到1917年，两百万名犹太人从东方移民到西方，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定居美国，除了我的祖父母返程外，其他人做的都是单程旅行。可以想象，他们是唯一的乘客，因此我感情充沛的爷爷无人所爱，在整个回返敖德萨的路上，他的耳朵安然无恙。
为什么回去？
我从来没有从他们那里索取到清楚的答案。
“奶奶，美国怎么那么不好呢？”
“没什么不好。只是太拥挤了。”
“拥挤？美国拥挤？”
“那么多人生活在那么小的一个国家里。”
“谁决定回去的，爷爷，是你还是奶奶？”
“咳，这是什么话？你问什么呢？”
“你们为什么决定离开？你们不喜欢什么？”
“我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不喜欢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喜欢。咳，怎么，到处是马，还有红色印第安人。”
“红色印第安人？”
“红色印第安人。”
除此之外，我从他那里什么都掏不出。
这里是爷爷另一首诗的译文，也是用俄语写的，叫作《冬天》：春天已远，只有冬日，
风暴狂怒，黑天沉沉，
我阴郁的心没了欢乐与喜悦，
我想哭，但泪已干。
我灵魂疲惫，精神凄然，
心如头顶上苍天看不到光线，
我韶华已逝，春天和爱的欢乐，
去而不返。
1972年我第一次来到纽约，我寻找并找到一个样子像美国印第安人的妇女。记得她正站在列克星敦和第五十三街的拐角散发传单。她既不年轻，也不老，颧骨宽大，身穿一件老头穿的外衣，披着件披风抵御刺骨的寒风。她递过来一张传单微笑着，我接过来谢谢她。“爱情在等待着你。”它承诺，在单身酒吧地址下写着，“不要再耽搁了。现在就来。”
在1913年或1914年摄于敖德萨的一张照片里，我爷爷打着领结，灰色帽子上飘着亮闪闪的丝带，三件套西装，从敞开的西装外套里，露出一道闪亮的银线，穿过扣得紧紧的马甲，显然是条怀表链。黑丝结贴在华丽的白衬衫上，皮鞋油黑发亮。他时髦的手杖刚好夹在胳膊肘下，像平时一样悬在那里。他右手拉着一个六岁的男孩，左手牵着一个四岁的漂亮女孩。男孩长着一张圆脸，一缕精心梳理过的头发令人喜爱地从帽下探出头，沿额头形成一条线。他身穿一件高贵的双排扣外套，类似军服，扣子又白又大。外套底下露出短裤，一窄条雪白的膝盖隐约可见，随即被似乎用袜带吊着的白色长袜覆盖。
小姑娘朝摄影师微笑。那神态好像意识到了自己的魅力，故意对着照相机镜头表现自己。她柔软的长发披到肩膀，舒服地散落在大衣上，整整齐齐地右分。圆圆的脸庞丰满而快乐，双眼细长，有点斜视，像中国人的样子，圆润的嘴唇微笑着。她在洋装外面穿一件双排扣的小外套，在各方面都与哥哥相像，只是小了一号。脚上的鞋子引人注目地装着可爱的蝴蝶结。
照片里的男孩是我的伯伯大卫，人们总管他叫兹尤兹亚或者兹尤兹因卡。女孩呢，那个迷人而卖弄风情的小女人、小姑娘，是我的爸爸。
从婴儿到七八岁——尽管有时他告诉我们说直至他九岁——施罗密特奶奶经常给他穿有领连衣裙，或者她亲自做的百褶裙或者直筒裙，还经常穿女孩穿的红鞋。他那一头迷人的长发泻到肩头，系着一只红、黄、浅蓝或者粉色的蝴蝶结。每天晚上，母亲用香气扑鼻的溶液给他洗头，有时早晨再洗一遍，因为夜间油脂出了名地损害头发，剥夺头发的活力、光泽，成为孕育头皮屑的温床。她给他的手指戴上小戒指，给他胖乎乎的小胳膊戴上手镯。当他们前去游泳时，兹尤兹因卡——大卫伯伯——和亚历山大爷爷到男更衣室去换衣服，而施罗密特奶奶和小利欧尼赫卡——我爸爸——径直走进女浴室，在那里浑身上下打一遍肥皂，是啊，那里，也是在那里，专门请到那里，洗两遍澡。
是施罗密特奶奶生下兹尤兹因卡后，铁了心要生个女儿。她得知没生下女孩后，立即决定，她自然有不容置疑的权利把这个孩子，她骨中之骨、肉中之肉，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选择和品味抚养，这世上任何力量也没有权利干预并就罗尼亚或者利欧尼赫卡的教育、打扮、性别和举止对她发号施令。
亚历山大爷爷显然没有找到理由反叛。关在小房间里，置身于自己的小天地，爷爷享受着一种相对的自治，甚至允许他去追求个人志趣。与摩纳哥和列支敦士登王子一样，他从未想过干蠢事而遭人耻笑，不想因干预他的小人国领地强大的邻国内政而影响自己岌岌可危的主权。
至于我爸爸，他从来没有抗议。他很少回忆和女人一起洗澡以及其他女性体验，除非他打算和我们开玩笑时才这么做。
可是他的玩笑在我看来永远像目的宣言：瞧一瞧，看一看，像我这样严肃认真的人是如何为了你们而乱了方寸，主动逗你们发笑。
母亲和我通常冲他微笑，仿佛在感谢他的付出。而他，激动，几乎感人地把我们的微笑解释成继续逗我们乐的邀请，他会主动给我们讲两三个我们已经听过上千遍的笑话，讲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在火车上的故事，讲关于斯大林和叶卡捷琳娜女皇会晤的故事，我们都已经笑出了眼泪，而爸爸为把我们逗乐了而沾沾自喜，又大讲斯大林在公共汽车上坐在本——古里安和丘吉尔对面，讲关于比阿里克和另一个希伯来语诗人史龙斯基在天堂相会。当他讲史龙斯基和一个女孩幽会时，母亲温柔地对他说：“你今天晚上不做点工作吗？”
或者：
“别忘了你答应要在孩子睡觉前和他一起贴邮票。”
一次他对客人们说：
“妇人之心！伟大的诗人们尝试反映其内在秘密的努力算是白费了。瞧，席勒曾在哪儿写过，万物中没有比妇人之心更为深邃的秘密了，没有女人曾经或将要向男人显露整个女性的神秘世界。其实他尽管问我好了——毕竟，我曾在那里待过。”
有时他用某种并不可笑的方式开玩笑：“当然，我有时追逐裙钗，像多数男人那样，甚至更甚，因为我自己过去拥有足够多的裙钗，忽然间它们都离我而去。”
有一次他这样说：“要是我有女儿的话，她一定会是个美人。”他还加了一句：“将来，在未来的一代，性别差异将会缩小。这一差异总的来说是个悲剧，但有朝一日它可能蒸散而去，只成了段错误的喜剧。”
【注释】
[1] 卡萨诺瓦，18世纪意大利人，一生风流，其名字成为情圣的代名词。
15
正是施罗密特奶奶，一位酷爱书、理解作家的杰出女性，把敖德萨的家变成了一个文学沙龙——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希伯来文学沙龙。她凭自己特有的敏感意识到，孤独与渴求认知，羞怯与狂放，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与陶醉自我的自大狂妄，这些别别扭扭的组合驱动着诗人和作家走出书斋，你找我我找你，你挨我我靠你，找乐，调笑，放下架子，互相感受，手搭着肩，或胳膊搂着腰，谈天说地，争论不休，有点唠叨，有些好奇地查看别人的隐私，阿谀逢迎，意见不一，串通勾结，纠正偏误，生气见怪，道歉，修补，互相回避，再次寻找同伴。
她是完美的女主人，她在招待客人时朴实无华，然而优雅大方。她向众人呈上倾听的耳朵，承受的肩膀，好奇羡慕的眼神，同情的心灵，自己用鱼做的佳肴，冬天晚上一碗碗热气腾腾有滋有味的烩菜，入口即化的罂粟籽蛋糕，从俄式茶炊里倒出的一碗碗滚烫的热茶。
爷爷的工作是以专业水平倒利口酒，给女士们供应巧克力和甜蛋糕，给男士们供应呛人的俄国烟。时年二十九岁的约瑟夫伯伯从阿哈德·哈阿姆那里接手《哈施罗阿赫》的编辑工作。《哈施罗阿赫》乃现代希伯来文化的一份重要刊物（诗人比阿里克本人曾做过编辑），从敖德萨时期就开始裁定希伯来文学，按照自己的标准来褒贬作家。琪波拉伯母陪他去参加他弟弟、弟媳家里的“社交聚会”，用羊毛围巾、温暖的大衣和耳套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门纳海姆·尤西施金，犹太复国主义先驱，热爱锡安运动领袖，装束整齐地亮相了，他的胸脯像野牛一样挺得高高的，嗓音像俄国总督一样粗哑，像沸腾的俄国式茶炊那样兴高采烈。随着他的到来，整个房间一片沉静：大家出于尊重不再说话，有人会站起身给他让出座位，尤西施金会以将军般的步态大踏步穿过房间，他叉开双腿，豪爽地坐在那里，用手杖敲两下地板，表示允许沙龙谈话继续进行。甚至切尔诺维茨拉比（人称拉夫·扎伊尔）也是个常客。还有个胖乎乎的青年历史学家，曾经向我奶奶求爱。（“但高雅女子难以同他接近——他非常睿智，有趣，但衣领上总有各种各样令人讨厌的污渍，他的袖口满是污垢，有时你可以看到一块块食物残渣夹在他的裤线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邋遢鬼！”）
偶尔，比阿里克会在晚上来串门，他脸色苍白中带着忧郁，不然就是颤抖中含着冷峻与愤怒——或与之截然相反，他也能成为晚会的生命和灵魂。“而那时！”奶奶说，“他怎么竟像个孩子！一个真正的无赖！没遮没拦！那么有伤风化。有时他会用意第绪语和我们开玩笑，直至让女士们面红耳赤，乔尼·罗尼茨斯基会朝他叫喊：‘咳，嘘！比阿里克！你怎么回事！啊！够了！’”比阿里克好吃好喝，他喜欢快快乐乐，他用面包和奶酪填饱肚皮，接着又干掉一块蛋糕，一杯热茶，一小杯利口酒，而后他会开始一首接一首用意第绪语唱小夜曲，表达希伯来语言的奇妙以及他对希伯来语的深爱。
诗人车尔尼霍夫斯基也闯进沙龙，光彩照人却显腼腆，充满激情而敏感易怒，能征服人心，用孩子般的纯真感动人，像蝴蝶一样脆弱，但也令人痛苦，甚至毫不自知便把左中右的人都给伤了。而真实情况呢？“他从不蓄意伤人——他那么纯真！心眼好！一颗不知何谓罪恶的童心！不像一个忧伤的犹太孩子，不像！像个异族人的孩子。充满生存之乐，淘气顽皮，精力充沛！有时他刚好像个初生牛犊！如此一头快乐的初生牛犊在四周跳来跳去。在众人面前扮演滑稽角色！但只是有时候这样。有些时候他来时痛苦不堪，立即使每个女人都想去关心他！所有的女人！老老少少，已婚的，未婚的，相貌平平的，漂亮可爱的，都感到有种隐隐的冲动去关心他。这就是他的力量所在。他甚至不知道他拥有这种力量——如果他知道，就不会这样来对待大家了！”
车尔尼霍夫斯基喝下一两杯白兰地后，情绪高涨起来。有时他会开始读自己创作的诗，诗中洋溢着欣喜与忧伤，使房间里的每个人与之一同伤心，或者为他伤心。他狂放不羁的举动、浓密的鬈发、杂乱的胡须，他所带来的女伴，这些女孩并不都特别聪明，甚至不全是犹太人，但都很美丽，秋波荡漾，没少引起人们品头论足，激起了作家们的羡慕之情——“身为女人，我跟你说，”奶奶又发话了，“女人在这样的事情上不会错，比阿里克惯于坐在那里这样看他……看他带来的异族姑娘……倘若比阿里克能够像车尔尼霍夫斯基这样生活上一个星期，他情愿少活一年！”
激烈争论涉及希伯来语言和文学的复兴、革新之局限、犹太文化遗产与民族文化之关系、同盟会会员、意第绪主义者（约瑟夫伯伯，以争辩的语调，称意第绪语为“胡言乱语”，平静下来后称之为“犹太德语”）、朱迪亚和加利利地区的定居点、赫尔松或哈尔科夫犹太农民的老问题、克努特·哈姆孙和莫泊桑、强权与社会主义、女人和农业等诸多问题。
1921年，也就是十月革命四年后，敖德萨在红与白的血腥战争中历经数次权力交替，我爸爸也终于从女孩变成男孩有两三年之久，奶奶和爷爷以及两个儿子飞往维尔纳，当时维尔纳一部分领土归波兰所有（尚未属于立陶宛）。
爷爷不喜欢共产主义者。“别和我谈论他们，”他经常嘟哝，“咳，有什么呀，即使在他们掌权之前，在他们走进人家的房子之前，在他们梦想成为国家机器成员和人民委员之前，我就对他们了如指掌。我记得他们以前的模样。咳，有什么呀，他们差不多都是犹太人，形形色色的犹太人，你有什么办法。但他们不过是出身于最纯朴家庭的犹太人——咳，有什么呀，市场上贩鱼的，我们一般称他们是紧紧粘在锅底上的沉渣。托洛茨基[1] ——什么托洛茨基，哪个托洛茨基，列夫·布隆施泰因，亚诺夫卡一个名叫多维多扒手的儿子——这群人变身革命者，咳，有什么呀，穿皮靴，腰带上别着左轮手枪。他们就这样走上大街，把财产充公。咳，有什么呀，当然有一两个异族人跟他们干，也是底层出身，来自海港，他们就是这样一帮人，咳，有什么呀，一群穿臭袜子的人。”
布尔什维克革命五十年后，他的这一态度也没有改变。以色列军队在“六日战争”[2] 中征服了耶路撒冷老城，几天后，爷爷建议国际社会现在应该协助以色列，“非常尊敬，毛发无损，秋毫无犯”。让黎凡特阿拉伯人回归到他们的历史家园，他称之为“阿拉伯家园”：“就像我们犹太人回到咱们的故乡一样，他们应该荣归故里，回到他们出生的阿拉伯家园。”
简而言之，我询问，要是俄国人攻打我们，以使他们的阿拉伯盟友免遭返回故里的艰难困苦，他认为该怎么办。
他淡粉色的面庞气得通红，盛气凌人地吼道：“俄国！你说的是哪个俄国？俄国已经不存在了，尿床的小东西！俄国不存在了！或许你在谈论布尔什维克？咳，有什么呀，从布尔什维克还在敖德萨港口地区，尚且无足轻重的时候，我就对他们了如指掌了。既然我们已经看到我们有多么奇妙的希伯来人飞机，枪支，咳，有什么呀，我们应该派这些年轻小伙子和我们的飞机穿过彼得堡，大概来去各用两个星期，一枚干净利索的炸弹——我们以前就该对他们这样！”
“你认为以色列该轰炸列宁格勒吗，爷爷？发动一场世界大战？你听说过原子弹吗？听说过氢弹吗？”
“都在犹太人的掌控之下，咳，有什么呀，美国人，布尔什维克们，他们所有的新式武器都出自犹太科学家之手，他们必然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那么和平呢？有实现和平的途径吗？”
“有。我们得打败我们所有的敌人。我们得痛打他们，这样他们才会来向我们祈求和平——然后呢，咳，有什么呀，我们给他们和平。我们为什么要拒绝呢？毕竟，我们是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甚至有这样的一诫，追求和平——咳，有什么呀，倘若需要，我们和巴格达讲和平，倘若需要，我们甚至和开罗讲和平。难道不应该吗？这样如何？”
十月革命、内战和红色胜利后的困惑、贫困、审查和恐惧，使敖德萨的希伯来作家们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四处逃散。约瑟夫伯伯和琪波拉伯母和他们的许多朋友一道在1919年年底乘坐“鲁斯兰”号前往巴勒斯坦，他们抵达雅法港口宣告了第三代阿里亚的开端。其他人从敖德萨逃往柏林、洛桑和美国。
亚历山大爷爷、施罗密特奶奶和他们的两个儿子没有移居巴勒斯坦——尽管在亚历山大爷爷的诗歌中跳动着犹太复国主义的激情，但是那片土地在他们眼里太亚洲化，太原始，太落后，缺乏起码的卫生保障和基本文明。于是他们去了立陶宛，那里是克劳斯纳一家，爷爷、约瑟夫伯伯和拜茨阿里勒的父母二十五年前离开的地方。维尔纳依旧在波兰的统治之下，激烈的反犹主义在那里从未间断，一年年愈演愈烈。民族主义和恐外症在波兰、立陶宛一直起支配作用。庞大的犹太少数民族对于被征服得服服帖帖的立陶宛人来说，仿佛是压迫者体制的代言人。边境那边，德国正遍布着新的、冷酷凶残的仇犹纳粹。
在维尔纳，爷爷也是个生意人。他期待不高，从这儿买点什么到那里去卖，这中间有时候会赚些钱。他把两个儿子先是送进希伯来学校，继而送进传统的中学。大卫和阿里耶兄弟，或叫作兹尤兹亚和罗尼亚，从敖德萨带来了三种语言：他们在家里讲俄语和意第绪语，在街上讲俄语，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办的幼儿园不得不讲希伯来语。这里，在维尔纳传统的中学里，他们又加学了希腊语和拉丁语、波兰语、德语和法语。后来，在大学的欧洲文学系，学习了英语和意大利语，在闪语语文学系我爸爸又学了阿拉伯语、阿拉米语和楔形文字。大卫伯伯不久找到了一份教文学的工作，而我爸爸耶胡达·阿里耶1932年在维尔纳大学获得了学士学位，希望追随哥哥的脚步，但是这时的反犹主义已经变得无法忍受。犹太学生不得不遭受屈辱、人身攻击、歧视和施虐狂虐待。
“但确切地说，他们向你们做了什么？”我问我爸爸，“什么是施虐狂虐待？他们打你们了吗？撕你们的练习本了吗？你们为什么不申诉呢？”
“你无法理解这些，”爸爸说，“不理解更好。我高兴，尽管你也不能理解这点，也就是说，你无法理解我为什么为你不理解那种情形而高兴。我当然不愿意让你了解。因为不需要了解。就是因为已经不需要了解了。因为它已经结束了。永远地结束了。也就是说，它在这里不会发生。现在我们谈谈别的，我们谈谈你的行星相册好吗？当然我们仍然有敌人，有战争，有围困，伤亡不小。那是肯定的，我不否认。但这不是迫害。这——不是。既不是迫害，也不是侮辱，也不是集体屠杀。不是我们在那里得要遭受的虐待。那将一去不复返了。不是这里。要是他们袭击我们，我们就一报还一报。我觉得你把火星插在土星和木星中间了。错了。不，我不告诉你。你可以自己查一查看什么地方错了，你也可以自己把位置放对。”
维尔纳时期保存下一本已经磨损了的相册。这是爸爸，他的哥哥大卫，两人都在上学，神情都很严肃，苍白，尖顶帽下露出他们的两只大耳朵，二人都身穿西装，系着领带，衬衣领子笔挺。这是亚历山大爷爷，开始有点谢顶，胡须浓密，装束整齐，样子有点像沙皇时代的一个小外交官。这是一些集体照，也许是毕业班。毕业的是爸爸还是大卫伯伯已难以知晓，他们的脸很是模糊。男孩子戴着帽子，女孩子戴着扁圆的贝雷帽。多数女孩都是一头黑发，一些露出蒙娜丽莎似的微笑，那微笑了解你极想知道的东西，但你不会知道，因为它注定不是对你的。
那么是对谁的呢？几乎确定的是，这些集体照中的年轻人实际上都被剥光衣服，被迫奔跑，遭到鞭打，被恶犬追逐，挨饿受冻，进了波那森林大坑。除我爸爸之外，他们当中还有谁幸存？我对着强光细看集体照，试图在他们脸上看出点什么：某些狡猾或者果敢，某种内在的坚忍，这坚忍或许使第二排左边的男孩猜测出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不相信所有安慰话语，在时犹未晚之时爬到隔离区下面的阴沟里，参加了森林游击队。或者，中间那个漂亮女孩怎么样了，她显得聪明而玩世不恭，不是我之所爱，不能欺骗我，我虽然比较年轻，但我已经什么都懂了，我甚至知道你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她或许幸存下来了？她是逃出来参加鲁德尼克森林中的游击队了吗？她是由于外表像雅利安人，设法藏到隔离区外面的一个区了吗？她躲进修道院了吗？或者在时犹未晚之际设法躲开德国人及其立陶宛亲信，溜到了俄国境内？或者她在时犹未晚之际移民到了巴勒斯坦，过沉默寡言的拓荒者生活，一直活到七十六岁——在耶兹里尔峡谷的一个基布兹管理蜂箱或鸡舍？
这是我年轻的爸爸，长得很像我的儿子丹尼爱拉（中间名是耶胡达·阿里耶，和爸爸名字一样），像得令人毛骨悚然，十七岁，又瘦又高，像根玉米棒子，打着领结，纯真的双眼透过圆圆的镜片在看着我，有些不好意思，又有些骄傲，一个聊天大王，然而非常腼腆，这并不矛盾，黑油油的头发整齐地梳到脑后，脸上露出一种欣喜的乐观：朋友，千万别着急，一切都会好的，我们会战胜一切，把一切置之度外，不管发生什么，也没关系，一切都会好的。
照片中的爸爸比我儿子年轻。如果可能，我会走进照片，向他和他快乐的朋友发出警告。我会试图向他们解释将会发生什么。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不会相信我说的话，是不是在取笑我们呢？
这又是我的爸爸，一副参加舞会的打扮，头戴裘皮无檐帽，一顶俄式帽子，划着一只小船，两个女孩子冲他微笑，有些卖弄风情。这张他穿的是有点滑稽可笑的灯笼裤，露着袜子，从身后拥抱一个头发中分、面带微笑的女孩。女孩正要把一封信投进标有“邮政服务”字样（照片中的字迹清清楚楚）的信箱。这封信是寄给谁的？收信人怎么样了？照片里另一个女孩，那个身穿条纹长裙，胳膊上挎着黑色小包，穿白鞋白袜的女孩又将命运如何？照片拍过之后，女孩子还有多长时间能继续微笑？
这是我的爸爸，也在微笑，突然令人想起他在年幼之时被母亲装扮而成的甜美小姑娘，与之在一起的还有五个男孩，三个女孩。他们在森林里，却穿着他们在城里穿的最好的衣服。然而男孩子脱掉了外衣，穿着衬衣打着领带，站在那里，摆出既勇敢又孩子气的架势向命运挑战，或者是向女孩子们挑战。在照片里，他们叠罗汉搭成一座小型金字塔，两个男孩肩扛着一个胖女孩，第三个男孩亲热地举着她的大腿，另两个姑娘仰头看着，开怀大笑。朗朗天空，连同河桥上的栏杆也显得非常欢快。只有周围的森林没有笑，它密密层层，威严，黑漆漆的，从照片这头延伸到照片那头，大概还会延伸。维尔纳附近的森林，鲁德尼克森林，还是波那森林？不然就是波皮舒克或奥尔凯尼基森林，我爸爸的爷爷耶胡达·莱夫·克劳斯纳喜欢坐在他的马车上穿过奥尔凯尼基森林，在一片漆黑甚至大雨滂沱、风雨交加的夜晚，也信赖他的骏马、强壮的臂膀和好运。
爷爷在精神上向往着经历两千年不幸、正在重建的阿里茨以色列[3] 。他思念加利利、沙龙平原、吉拉德、吉尔伯阿山谷，思念撒玛利亚山、以东山脉，“奔流，约旦河水在奔流，你波涛汹涌”。他捐款给犹太民族基金会，支付谢克尔给犹太复国主义者，热切地阅读点点滴滴的阿里兹以色列信息，为杰伯廷斯基的演讲如醉如痴。杰伯廷斯基有时经过犹太人居住的维尔纳，聚集起热情的听众。爷爷一向全力以赴地支持杰伯廷斯基那妄自尊大毫不退让的民族主义政治，认为他是军事复国主义者。然而，即使维尔纳大地的火舌快烧到他和家人的脚下时，他还是倾向于——也许是施罗密特奶奶使之倾向于——到某地寻找不像巴勒斯坦那么亚洲化、比总是暗无天日的维尔纳略微欧洲化的新家园。1930年到1932年，克劳斯纳想移民法国、瑞士、美国（尽管有红色印第安人）、斯堪的纳维亚某国和英国。但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愿意接纳他们，他们的犹太人已经够多了。（“一个都多。”加拿大和瑞士的公使们那时说，其他国家嘴上不说但也这么办。）
约在德国纳粹执政前的十八个月，我那位犹太复国主义爷爷竟然无可救药地对维尔纳的反犹主义视而不见，甚至申请德国国籍。让我们幸运的是，德国也拒绝接受他。这就是他们，这些满怀热情的亲欧派人士，能讲如此多的欧洲语言，吟诵欧洲诗歌，坚信欧洲道德水准至高无上，欣赏欧洲的芭蕾和歌剧，培育着欧洲传统，梦想着它实现后民族主义后统一，仰慕它的行为举止、衣着和时尚，自犹太启蒙以来无条件无拘无束地热爱了它几十年，尽人之最大努力取悦它，以各种方式为它做出各种贡献，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用狂热的取悦打破它的冷漠与敌视，与之交友，使自己得到它的欢心，为它所接受，为它所拥有，为它所爱……
因此在1933年施罗密特和亚历山大·克劳斯纳，那两位已对欧洲失望透顶的恋人，与他们刚刚完成波兰文学和世界文学学士学位的幼子耶胡达·阿里耶兴味索然，几乎是不太情愿地移民到亚洲化的亚洲，移民到爷爷年轻时代写下的感伤诗歌中一直向往的耶路撒冷。
他们从的里雅斯特乘坐“意大利”号轮船去往海法，途中和船长合影，船长的名字写在照片旁边，他叫本尼阿米诺·乌姆伯托·斯坦德勒。千真万确。
在海法港，留下了这样一个家族传说。英国托管时期的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或者是卫生官员正等待着他们，往所有乘客身上喷洒消毒水。轮到亚历山大爷爷时，就有了我们的故事。他非常生气，从医生手里抓过喷头把医生喷了个透，好像在说，谁要是在这里胆敢像在大流散中那样对待我们，就这么对付他。两千年了，我们默默地忍受一切，但是在这里，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我们决不能默默忍受新的流亡，我们的尊严不能遭到践踏——或者是消毒。
他们的长子大卫，那位忠诚而勤恳的亲欧人士留在了维尔纳。在那里，起先，尽管身为犹太人，他还是在大学里得到了教授文学的职位。他无疑一心追寻约瑟夫伯伯那值得称道的生涯，如同我爸爸终生所追寻的那样。在维尔纳，他将娶一个名叫玛尔卡的年轻姑娘，在那里，1938年，他的儿子丹尼爱拉会出生。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比我大一岁半的孩子，也未能找到他的一张照片。只有一些明信片和玛尔卡（玛西亚）伯母用波兰语写的几封来信。“1939年2月10日：第一个夜晚，丹努什从晚上九点睡到早上六点。他夜里睡觉没有问题。白天，他睁着眼睛躺在那里，胳膊和腿的姿势不变。他有时候会叫……”
小丹尼爱拉·克劳斯纳不会活到三岁。很快他们就会来把他杀死，以使欧洲免遭他的破坏，以便预防希特勒“梦魇般的幻觉：令人憎恶、两腿向外弯曲的犹太杂种引诱成百上千的姑娘……黑头发的犹太青年脸上挂着撒旦似的笑，埋伏在那里，等待没有提防的姑娘，用他的血来玷污她……犹太人的最终目的是要消除国籍……通过使其他民族退化不纯，降低最高人种水平……怀揣毁灭白种人的秘密目的……倘若将五千名犹太人运往瑞典，他们会在极短时间里占据所有的重要位置……毒化所有人种、国际化的犹太人。”[4]
但是大卫伯伯却想得不一样。他对诸如此类的痛恨观点鄙夷不屑，对庄严的高大教堂拱顶下回荡着的反犹声浪，或残酷危险的新教徒反犹主义，德国种族主义，奥地利的蓄意谋杀，波兰对犹太人的痛恨，立陶宛、匈牙利或法国的残酷，乌克兰、罗马尼亚、俄国和克罗地亚的集体屠杀，比利时、荷兰、英国、爱尔兰和斯堪的纳维亚不信任犹太人，一概不予计较。凡此种种，在他看来乃野蛮愚昧时代的朦胧遗风，昨日残余，气数将尽。
作为比较文学教授，欧洲文学对他来说是一个精神家园。他未曾意识到，为什么应该离开自己的居住国移居到西亚，一个奇异生疏之地，以便让愚昧的反犹主义和心胸狭隘的民族主义暴徒心花怒放。因此他坚守岗位，挥动进步、文化、艺术和未开拓领域的精神旗帜，直至纳粹来到维尔纳。热爱文化的犹太人、知识分子和世界主义者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于是乎他们就杀害了大卫、玛尔卡和我那昵称为丹努什或丹努什可的丹尼爱拉小堂兄。在日期为1940年12月15日的倒数第二封来信中，丹努什的父母写道 ：“他最近已经开始走路了……他记忆力惊人。”
大卫伯伯把自己当作时代的产物，一位卓尔不群、自如运用多种文化多种语言、富于启迪的欧洲人，一位明白无误的现代人。他蔑视偏见和民族仇恨，他决意永不向缺乏文化素养的民族主义者、沙文主义者、蛊惑民心的政客和愚昧无知的为偏见所左右的反犹主义者屈服，这些人用粗嘎之音保证“让犹太人去死”，从墙上向他狂吠：“犹太佬，滚回巴勒斯坦去！”
去巴勒斯坦？绝对不行。他这种人不会携带年轻的新娘和幼子，临阵脱逃，躲到某个饱尝干旱侵袭的黎凡特省份，远离喧闹的乌合之众所发动的暴力，在黎凡特，几个孤注一掷的犹太人试图亲手建立起一个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武装国家，富有反讽意味的是，他们显然从他们的敌人那里学到了最坏的东西。
不，大卫伯伯当然是待在维尔纳，坚守岗位，待在富有理性、心胸豁达、宽容而自由的欧洲启蒙运动中最重要的前沿战壕之一，而现在那里又在为生存而战，抗击欲将其吞没的野蛮狂潮的威胁。他需要站在这里，因为他别无所能。
直至最后。
【注释】
[1] 托洛茨基（1879——1940），前苏联共产党领袖，革命家、军事家、政治理论家、作家。生于沙俄赫尔松省（属于乌克兰）亚诺夫卡村一个犹太富农家庭。
[2] “六日战争”，指1967年6月5日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因为战争历时六天而得此名。
[3] 希伯来语音译，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巴勒斯坦。
[4] 引自费斯特：《希特勒》（伦敦，企鹅丛书，2000）中“希特勒的自白”；又见饶施宁格：《希特勒说话了：与阿道夫·希特勒系列对话》（伦敦，1939）。
16
奶奶惊愕地朝四周看了一眼，立即迸出一句名言，在她日后居住在耶路撒冷的二十五年间，这一名言化作箴言：黎凡特到处是细菌。
于是，爷爷不得不每天早晨六点或者六点半起床，拿着地毯拍子使劲地给她敲打床垫和寝具，晾晒被罩和枕头，给整个家里喷洒杀虫剂，帮助她无情地用开水煮蔬菜、水果、毛巾和厨房器皿。每隔两三个小时，他不得不用氯消毒液给厕所和洗涤槽消毒。这些洗涤槽的出水口总是用塞子堵上，底下洒些氯液或者是来苏尔水，像中世纪城堡的护城河，以阻挡净想从阴沟钻到房间里的蟑螂和其他有害物质。就连洗涤槽的溢流孔，也用肥皂挤扁而成的临时塞子堵住，以防敌人试图从那里渗透。窗子上的纱窗总是有股杀虫剂味，屋子里始终飘散着消毒气味。空中弥漫着消毒灵、肥皂、乳膏、喷剂、毒饵、杀虫剂和爽身粉的浓雾，有些是从奶奶皮肤上飘出来的。
然而，偶尔也会在傍晚时分邀请两三个知识分子型的商人或是大有可为的青年学者。应该承认，再没有比阿里克、车尔尼霍夫斯基，再没有盛大的晚宴聚会。有限的资金，拥挤的环境，以及日常艰辛迫使奶奶的目光变得短浅了。汉娜和哈伊姆·托伦，埃斯特和以色列·扎黑，杰尔塔和雅可夫——大卫·阿布拉姆斯基，偶尔有一两个在敖德萨和维尔纳时期的朋友，以赛亚街上的申德莱维茨，大卫·耶林街上的店铺老板卡察夫斯基，他的两个儿子已经成为著名科学家，在哈加纳[1] 中担任令人费解的职务，要么就是梅库尔巴鲁赫大街上的巴尔——伊兹哈尔（伊茨莱维茨）夫妇，他是个忧郁的零星服饰用品商，她为顾客制作女人假发和紧身胸衣。二人都是忠心耿耿的右翼犹太复国主义修正主义者，从骨子里仇恨工党[2] 。
奶奶把吃的东西一一排列在厨房桌子上，好像在做军事指挥，一遍又一遍派遣爷爷投入战斗，端盘子，送冰镇罗宋汤，汤上漂着一大块酸奶油，剥新鲜的克来门氏小柑橘、时令水果、胡桃、杏仁、葡萄干、无花果干、水果蜜饯、陈皮、各式各样的果酱和罐头、罂粟籽巧克力、果冻、苹果馅卷饼，以及她用奶油面团制作的精美果馅饼。
他们在这里再次讨论时政，讨论犹太人和世界的未来，痛斥腐败的工党，痛斥工党中那些持失败主义和合作主义观点的领袖，为讨好异族压迫者而逢迎拍马。至于基布兹，从这里感觉就像是危险的小牢房，是无政府虚无主义者，放荡不羁，无法无天，到处泛滥，有损于国家一切神圣的事物，花大家钱肥了自己的寄生虫，掠夺民族土地的吸血鬼……那年月，对耶路撒冷我奶奶家里的客人们来说，日后激进中东犹太人中的敌对势力对基布兹的大肆攻击已经“铸成事实”了。[3] 显然这些讨论并没有给参加者带来多少乐趣，不然为什么他们经常一看见我就陷于沉默，或者就用俄语，或者把客厅和我在爷爷书房里造的样品箱城堡之间的门关上呢？
他们在布拉格小巷的那套小型住房是这样的：有一个俄式风格非常突出的客厅，塞满了笨重的家具，各式各样的物件和箱子；散发着浓烈的煮鱼、煮胡萝卜和馅饼味，与杀虫剂和来苏尔水的味道混杂在一起；墙壁四周挤满了箱子，凳子，一个黑色大衣柜，粗腿桌子，一个装满装饰品和礼品的餐具柜；白色平纹衬垫、网眼纱帘、绣花垫子、礼品充斥着整个房间。在每个可利用的表面，甚至在窗台上，都是一堆堆的小玩意儿，比如说有条银制鳄鱼，你扬起它的尾巴，它就会张开嘴巴，咬碎一颗坚果；如同真狗般大小的白色卷毛狗，一个黑鼻子、圆眼圈、温和安静的动物，总是卧在施罗密特奶奶的床下，从不叫唤或者要人放它出去，到黎凡特人那里去，从那里没准儿会带来昆虫、臭虫、跳蚤、虱蝇、蠕虫、虱子、湿疹、杆菌，还有其他致命的瘟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