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指上帝考验亚伯拉罕要他献以撒作为燔祭之事，见《圣经·创世记》第22章。.5
这个和蔼可亲的动物名叫斯达克或斯达谢克或斯达申卡，是最为温和、最为顺从的狗，因为它是羊毛做的，体内塞满了碎布片，忠实地追随克劳斯纳一家从敖德萨移居维尔纳，又从维尔纳移居到耶路撒冷。考虑它的健康，这条可怜的狗每隔几个星期得就吞下几个樟脑丸。每天早晨，它得任凭爷爷向它喷洒消毒剂。夏天，它不时地被放在敞开的窗前，透气，晒太阳。
斯达克会一连几个小时坐在窗台上，一动也不动，凄楚的黑眼睛带着某种不可名状的渴望俯瞰着下面的大街，耸起鼻子，徒劳地闻着小街上的母狗气味，竖起毛茸茸的耳朵，试图捕捉邻里间各种各样的声音、发情的猫嚎、唧唧喳喳的鸟叫、嘈杂的意第绪语说话声、收破烂人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喊、到目前为止运气比它好得多的自由狗们的叫声。它的脑袋若有所思地翘向一边，短尾巴夹在两条后腿中间，目光悲戚。它从来不对过往的行人汪汪叫，不向大街上的狗们叫喊求助，从来不狂吠，但当它坐在那里时，脸上露出某种默默的绝望，牵动着我的心弦，那无声的顺从比最为可怕的号叫更撕心裂肺。
一天早晨，奶奶连想也不想，就把斯达申卡包在报纸里，把它扔进了垃圾箱，因为她突然怀疑它带有泥土和细菌。爷爷无疑十分难过，但不敢发出任何抱怨。我不原谅她。
这间非常拥挤的客厅，气味与颜色都是深棕色的，有爷爷的两个卧室那么大，通往爷爷那苦行者的小书房，那里有坚硬的沙发、办公架、一堆堆样品箱、书架和一张小书桌，永远那么干净整洁，就像奥匈帝国的轻骑兵在早晨列队行进，光彩照人。
在耶路撒冷这里，他们也是靠爷爷不稳定的收入聊以度日。他又一次从这里买来货物，又卖到那里，夏天把货物储存起来，秋天拿出来卖，携带他的样品箱在雅法路、乔治王街、阿格里帕街、伦兹街和本——耶胡达街的布店里出没。差不多每月去一次霍龙、拉马特甘、纳塔尼亚、皮塔提克瓦，有时甚至去海法，与毛巾工厂主人交谈，要么就是和内衣制造商或成衣供应商讨价还价。
一个又一个早晨，爷爷在出去巡回之前，给各个交易站弄好一包包衣服或者布匹。有时他给一些批发商或工厂当地区业务代表，这一职位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他不喜欢做贸易，也不是很成功，只不过能够让他和奶奶生活罢了，他真正喜欢的是在耶路撒冷的大街上走来走去，始终穿着那套沙俄外交官西装，举止优雅，上衣口袋里露出三角形的白手帕，系着银色袖口链扣。他喜欢一连几个小时坐在咖啡馆里，表面看来是为做生意，实则是为了与人谈天说地，争论不休，喝杯热茶，草草浏览一下报纸和杂志。他也喜欢在饭馆里吃饭，对待侍者们，始终像个极其特别而又宽宏大量的绅士。
“请原谅。这茶凉了，请你立即给我拿来热茶，热茶，也就是说其香气本质应该是非常非常热的。不光是水。非常非常感谢你。”
爷爷最乐意出城做长途旅行，在沿海城市的商号办公室里谈生意。他有一张非常引人注目的商业名片，烫有金边，印有两个互相交织的菱形六面体作为标志，像一小堆钻石。名片上写着：“亚历山大·兹·克劳斯纳，耶路撒冷及周边地区进口商、指定代表、总代理和指定批发商。”他会怀着歉意掏出名片，孩子似的微微一笑：“咳，那什么，人总得生存吧。”
可是他的心思与其说放在生意上，不如说放在天真而不正当的风流韵事和浪漫渴望上，像个七十岁的中学生，怀着朦胧的渴望和梦想。要是让他重新活一次，按照他的个人选择和心中真正倾向，他肯定会选择爱女人，被女人所爱，深入理解她们，与之乐游于大自然怀抱中的避暑胜地，泛舟于雪山下的湖泊，抒写激情澎湃的诗歌，容颜俊美，一头鬈发，热情奔放，有男子气，让大家所喜爱。做车尔尼霍夫斯基，要不就做拜伦。要不，最好还是做弗拉基米尔·杰伯廷斯基，融崇高诗人和杰出政治领袖于一身的奇妙人物。
他终生向往爱情和情感恣肆的世界。（他从未把爱和崇拜区分开来，渴望得到充足的爱与崇拜。）
有时，他不顾一切地摇动锁链，打碎嚼子，在孤独的书房里喝下白兰地，尤其是在苦涩无眠的夜晚，他喝上一杯伏特加，忧伤地抽烟。有时他独自一人，在天黑后走出家门，在空寂的大街上溜达。出门对他来说并非易事。奶奶拥有高度发达、超灵敏的雷达屏幕，她从那上面追寻到我们大家的行踪。她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查看详细记载，准确地了解到我们每个人的去处：罗尼亚坐在塔拉桑塔楼四层国家图书馆的书桌旁，祖西亚坐在阿塔拉咖啡馆，范妮娅坐在巴奈巴里特图书馆，阿摩司正和最好的朋友爱里亚胡在邻居弗里德曼工程师家玩，弗里德曼住在右边一楼。只有在她屏幕的边缘，在消失了的银河系后面，在某个角落，她的儿子兹尤兹亚，还有玛尔卡和她从未见过、从未清洗过的小丹尼爱拉，可能会隐约出现，无论白天还是夜晚，她看见的都是一个黑洞。
爷爷头戴帽子，在埃塞俄比亚大街溜达，倾听脚步的回音，在干燥的夜空中呼吸，浸透在松树与岩石中。回到家后，他会坐在书桌旁，稍微喝些东西，抽一两支烟，作一首情真意切的俄文诗。自从他在去纽约的船上恋上别人，有过羞耻的失足以后，奶奶不得不把他拖到拉比那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反叛：他站在奶奶面前，像站在女主人面前的农奴，带着无尽的谦恭、崇拜、敬畏、忠诚和耐心，为她效劳。
她呢，管他叫祖西亚，偶然也满怀无限的温柔与怜悯叫他杰希尔，那时他脸上会突然一亮，好像七重天朝他敞开了大门。
【注释】
[1] 哈加纳（1920——1948），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组建的地下武装组织。
[2] 以色列工党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1948至1977年执政，1984年后多次同利库德党派联合执政。
[3] 东方犹太人（来自伊朗、伊拉克、北非等地）谴责“阿什肯纳茨”（欧洲犹太人）侵吞公有土地。
17
施罗密特奶奶在洗澡时死去后，爷爷又活了二十年。
有那么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他继续黎明即起，把床垫和床罩拖到阳台的栏杆上，狠狠地击打它们，打碎夜里潜到寝具里的细菌或小妖怪。也许他感到难以打破自己的习惯，也许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对逝者致敬，也许他是在对他的女王表达思念，也许他怕一旦自己停下来，就会招致她的报复。
他也没有立即停止给抽水马桶和洗涤槽消毒。
但是随着时光流逝，爷爷微笑着的面颊逐渐露出以前从未有过的粉红，总是显得很快乐。尽管直到生命尽头，他也保持着特别整洁的习惯，保持活泼敏捷的天性，然而暴力离他而去：不再狂暴地击打，不再发疯似的喷洒来苏尔水或氯液。奶奶死后几个月，他的爱情生活开始以迅猛奇妙之势绽放花蕾。几乎与此同时，我觉得七十七岁的爷爷找到了性的欢愉。
埋葬奶奶时落在鞋子上的灰尘尚未及擦去，爷爷家里便满是女人，她们献上吊唁、鼓励、孤独的自由和同情。她们从来没有将他独自抛下，与之共进热气腾腾的饭菜，用苹果蛋糕来安慰他，他显然不愿意被她们抛下不管。他总是对女人怀有好感……对所有的女人，包括漂亮的女人和拥有其他男人发现不了的美的女人。“女人，”我爷爷曾经宣称，“都非常非常美丽，无一例外。只有男人，”他微笑着说，“是瞎子！十足的瞎子！咳，有什么呀。他们只看到自己，甚至连自己也看不到。瞎子！”
奶奶死后，爷爷花在生意上的时间少了。但他有时还是会脸上闪烁着骄傲和喜悦，宣布“到特拉维夫做重要的商业旅行，到古鲁森博格大街”，或者是“拉马特甘举行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会议，和公司所有的头头脑脑一道”。他仍然喜欢给所有他见到的人奉上一张他那令人难忘的商业名片：“亚历山大·兹·克劳斯纳，进口商，指定代表，总代理和指定批发商”，等等，等等。但是现在，他多数时日都在忙碌着令之心旌摇荡的事情：签署或收讫请柬，互邀喝茶，或是到某家精心挑选但价格不算太贵的饭馆举行烛光晚宴（和茨特林夫人，不，和沙珀施尼克夫人！）。
他在本——耶胡达街阿塔拉咖啡馆不显眼的楼上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身穿海军蓝西装，系着圆点花纹领带，模样粉嘟嘟的，微笑，容光焕发，打扮得整整齐齐，浑身散发着洗发水、爽身粉和剃须水的气味。赫然映入眼帘的是他那浆洗过的白衬衣，塞在胸前口袋里耀眼的白手帕，银光闪闪的袖扣，总是让一群五六十岁保养得很好的女人包围着——身穿紧身胸衣和后接缝尼龙长袜的寡妇，浓妆艳抹的离婚女子，戴着许多戒指、耳环和手镯，指甲、玉足修整得恰到好处，烫着头发，有身份的已婚妇女，希伯来语中夹杂着匈牙利语、波兰语、罗马尼亚语或保加利亚语。爷爷喜欢让她们陪伴，她们为他的魅力着迷。他是个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的健谈者，一个具有19世纪作风的绅士，他亲吻女士的手背，急急忙忙前去给她们开门，上台阶或上坡时伸出自己的胳膊，从来不会忘记任何人的生日，送去一束束鲜花或一盒盒糖果，留意甚至会稍许赞美一下衣服的剪裁、新换的发型、雅致的鞋子和新式手提包，玩笑开得颇有品位，适时引用一首诗，聊天时热情而幽默。一次我打开屋门，看见我九十二岁的爷爷正跪在一个兴高采烈、身材矮胖、头发皮肤均为褐色、某位公证人的遗孀面前。女士隔着陷于迷恋中的爷爷的脑袋，朝我挤挤眼睛，喜气洋洋地微笑，露出两排完美得有些发假的牙齿。我在爷爷尚未意识到我的存在之前走了出去，轻轻关上屋门。
爷爷魅力之谜究竟何在？这一点我大概过了多年后才开始理解。他拥有男人身上罕见的品质，对许多女人来说，那是男人一种最为性感的奇妙品质。
他注意倾听。
他不是一味有礼貌地佯装倾听，不耐烦地等待她把话说完，闭上嘴巴。
他并不打断谈话人的话，替她把话说完。
他并不插嘴归纳她所说的话，以便引入另一个话题。
他不让他的谈话人跟空气说话，进而在脑海里盘算为她说完后自己如何作答。
他不是装出饶有兴趣或感到愉悦的样子，而是真的这样。咳，有什么呀，他有用之不竭的好奇心。
他不是没有耐心。他没有尝试着把谈话从她那微不足道的小事转向自己的重要话题。
相反，他喜欢她谈的小事。他总是喜欢等着她，要是她需要慢吞吞的，他以此为乐。
他不慌不忙，也不催促她。他将等着她结束，即使她结束了，他也不会猛然抓住话题，而是喜欢等候，以防再有什么需要补充的，万一她要发表另一通感慨呢。
他喜欢让她拉住自己的手，领他去她的所在，她自己的所在。他喜欢做她的陪伴者。
他喜欢认识她。喜欢理解她，了解她，抵达她的内心深处，再多一些。
他喜欢奉献自己。他喜欢把自己奉献给她，而不是喜欢从她那里得到些什么。
咳，那什么，她们不住地向他诉说心灵絮语，甚至诉说最不易公开、最为隐秘、最为敏感的事，而他则坐在那里倾听，明智，温柔，满怀同情和耐心。
不然就带着喜悦和情感。
这里有许多男人，喜欢性，但憎恨女人。
相信我爷爷二者都喜欢。
满怀柔情，他从来不算计，从来不攫取，从来不强迫。他喜欢扬帆远航，但从不急着抛锚。
他在奶奶死后二十年间的甜蜜岁月中，从他七十七岁起到生命的终结，有许许多多浪漫故事。他会隔三岔五和这个或那个女朋友到太巴列某家旅舍，盖戴拉的某家客房，或是纳塔尼亚海边的“假日圣地”住上几天。（“假日圣地”一词，显然是爷爷从俄文翻译过来的某个短语，暗示着契诃夫笔下克里米亚海岸的夏日别墅。）有一两次，我看见他和某女士手挽着手，走在阿格里帕或者是贝茨阿勒尔大街，我没有走上前去。他既没有刻意向我们掩饰自己的风流韵事，也不大吹大擂。他从来没带女朋友来我们家里，或是把她们介绍给我们，他很少提及她们。但有时，他爱得像十几岁孩子那样可笑，眼神扑朔迷离，喃喃自语，嘴唇上挂着心不在焉的微笑。有时他把脸一沉，孩子般的粉红从脸上消失，像阴沉的秋日，他会愤怒地站在房间里，一件接一件地熨烫衬衫，甚至熨烫内衣，拿着一个小瓶子冲自己喷洒香水，偶尔他会用俄语半严厉半温柔地自言自语，要么就是哼唱某个悲戚的乌克兰小调，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出，大概某扇门冲他关闭了，或者截然相反，像那次去美国的奇妙旅行一样，他又一次陷于同时爱上两人的极度痛苦之中。
八十九岁那年，他有一次竟向我们宣布，他正想着做一两天“重要的旅行”，我们绝对不会担心。但是一星期后他还没有回来，我们忧心忡忡。他去哪儿了？他怎么没有打电话？倘若出事，但愿不要这样，可怎么办？毕竟，他是那把年纪的人了……
我们感到极度不安，我们应该让警察介入吗？要是他正躺在某家医院里，但愿不要这样，或是遇到了什么麻烦，要是我们没有照顾他的话，我们永远不会原谅自己。另一方面，要是我们打电话通知警察，而他安安全全健健康康地回来了，我们怎么能够面对他火山爆发般的愤怒？我们犹豫了一天一夜后决定，要是爷爷星期五下午不回来，我们就得给警察打电话。别无选择。
他在星期五下午出现，比最后期限提前了半个小时，粉嘟嘟的脸上挂着满足，人非常幽默、有趣、热情，像个小孩子。
“你去哪儿了，爷爷？”
“咳，那什么，我旅游去了。”
“可是你说只去两三天。”
“我说了。可说了又怎么样？咳，我和赫尔斯考维茨太太一起去的，我们在那里很开心，没有意识到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
“可是你去了哪里？”
“我说过了，我们去散了散心。我们找到了一家很棒的家庭旅馆，一家非常文化气的旅馆，像瑞士的家庭旅馆。”
“家庭旅馆？在哪儿？”
“在拉马特甘那边山上。”
“你至少能给我们打个电话吧？我们就用不着为你担心了。”
“我们在房间里没找到电话。咳，那什么，那家家庭旅馆有很棒的文化气息！”
“但是你可以用公共电话给我们打吧？我把自己的代币都给你了。”
“代币，代币，咳，代币是什么玩意？”
“打公用电话的代币。”
“噢，你那些金属代币。在这儿呢，咳，拿去吧，尿床的小家伙，把你的金属代币连同它们中间的窟窿一起拿走，只是要数一数。永远不要不仔细清点就接受别人的东西。”
“可是你干吗不用呢？”
“金属代币？咳，那什么，我不相信金属代币。”
他九十三岁那年，我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了，爷爷认定，和我进行坦诚交谈的时刻已经来临。他把我召唤到他的小屋，关上窗子，锁上房门，庄严而正式地坐在他的书桌旁，示意我坐到书桌另一侧，面对着他。他没有叫我“尿床的小家伙”，他双腿交叉，双手托着下颚，沉吟片刻说：“是我们该说说女人的时候了。”
他立刻又解释说：
“咳。是一般意义上的女人。”
（我那时三十六岁，我已经结婚有十五年之久，有两个十多岁的女儿。）爷爷叹了口气，手捂嘴轻轻咳嗽了一下，正正领带，清了两下嗓子，说：“咳，那什么，我一向对女人感兴趣。也就是说，一向。你不会把这理解为有什么不好吧！我说的事情完全是两码事，咳，我只是说我一向对女人感兴趣。不，不是‘女人’问题！是作为人的女人。”
他咯咯一笑，又纠正自己：
“咳，在任何方面都让我感兴趣。我一辈子都在观察女人，甚至当我还是个孩子时，咳，不，不，我从来没有像某种流氓那样看女人，不，只是深怀敬意地看着她。边看边学。咳，我以前所学到的，现在也想从你这里学到。所以你会知道。所以你现在，请仔细听我说，是这样的。”
他停下来思索片刻，也许在脑海里编织出一组意象，脸上漾出孩子般的微笑，他这样结束他的教诲：“可是你知道吗？女人在哪方面恰好与我们一样，在哪方面非常非常不同……咳，”他从椅子上起身，总结说，“我依然在探讨。”
他九十三岁了，他也许会继续“探讨”这一问题，直至生命终结。我自己也还在探讨这一问题。
亚历山大爷爷的希伯来语别具一格，拒绝接受别人的纠正。他总是坚持管理发师叫水手，管理发店叫船坞。精确地说，这个勇敢的水手每月一次阔步走向本——亚卡尔兄弟的船坞，坐在船长的位置上，提交详尽、严格的下次航海规程和指示。他有时这样告诉我：“咳，你该出去航海了，那将是什么样子！海盗！”他总是把架子一词的复数形式说错，尽管他说单数时非常准确。他从来不叫开罗的希伯来文叫法，而总是叫开罗的俄语叫法；总是用俄语叫我“好孩子”，或者是“你这个笨蛋”；管汉堡包叫干堡包；说“习惯”一词时总用复数；要是问他睡得怎么样，爷爷总是回答“好极了”，因为他并不完全信任希伯来语，会欣欣然用俄语加上“好，很好！”
在他去世前两年，有一次，他向我讲起他的死：“倘若，但愿不要这样，一些年轻的士兵战死在疆场，十九岁，或者二十一岁的小伙子，咳，那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但不是一场悲剧。在我这个年龄上死去……那是场悲剧！像我这样的人，九十五岁，快一百了，多少年总是早晨五点钟起床，天天早晨天天早晨冲冷水澡，做了快一百年，即便在俄国也在早晨冲冷水澡，即便在维尔纳也冲，一百年来天天早晨天天早晨吃夹咸鲱鱼面包片，喝茶，天天早晨天天早晨走出家门，一如既往在大街上溜达半个小时，无论冬夏，清晨漫步，这是为了运动，周而复始循环得这么好！天天在这之后立即回到家里，稍稍读读报纸，与此同时，再喝另一杯茶，咳，总之，就是这样，亲爱的孩子，这是19世纪的习惯，要是他被杀死，但愿不要这样，他尚未来得及拥有各式各样的正常习惯。他什么时候才会拥有呢？但是到我这个年龄，很难停止了，非常非常困难。每天早晨在街上漫步……对我来说是积习了。冲冷水澡……也是习惯。甚至连活着……对我来说也是种习惯，咳，有什么呀，谁可以在过了一百年后突然改变所有这些习惯呢？不再早晨五点钟起床？不再清洗，不再吃夹鲱鱼面包片？不再看报不再漫步不再喝杯热茶？这是悲剧！”
18
1845年，新任英国领事詹姆斯·芬携夫人伊丽莎白·安抵达奥特曼统治的耶路撒冷。他们都懂希伯来语，领事本人甚至撰写过论犹太人的书，一向对犹太人怀有同情。他属于在犹太人中推广基督教的伦敦协会，尽管众所周知，他没有直接参与在耶路撒冷的传教工作。芬领事及妻子坚信，犹太人民返回家园会加速世界的救赎。他在耶路撒冷不止一次地保护犹太人免遭土耳其当局的骚扰。詹姆斯·芬也相信需要让犹太人过上“有效的”生活……他甚至帮助犹太人成为熟练的建筑工人，适应农耕需要。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于1853年花了二百五十英镑，购买了离耶路撒冷几英里远的一座荒芜的石山，它坐落在老城西北，是一片无人居住、无人耕耘的土地，阿拉伯人称之为“亚伯拉罕的葡萄园”。詹姆斯·芬在这里建造了自己的家，建起了一个“工业种植园”，打算为贫穷的犹太人提供工作，并培养他们过上“有效的生活”。农场方圆有四十德南或者说十亩。詹姆斯和伊丽莎白·安妮·芬在山峰建造了他们自己的房屋，周围分布着个农业种植园、农场场房和车间。双层楼房的厚墙壁由整整齐齐的石头砌成，屋顶建得有些东方特色，有十字形拱顶。屋后，在靠墙的花园边上，挖有水井，建有马厩、羊圈、粮仓、仓库、葡萄压榨机、地窖，以及橄榄油榨汁机。
芬的“工业种植园”里雇用了大约两百个犹太人，主要搬运石头，砌墙，修筑篱笆，种植果园，培育水果和蔬菜，还开采了一个小型的采石场，并做建筑贸易。许多年后，领事去世，他的遗孀建造了一家肥皂加工厂，在那里仍旧雇用犹太工人。几乎与此同时，在亚伯拉罕葡萄园不远的地方，德国新教徒传教士约翰·路德维希·施内勒给笃信基督教的阿拉伯孤儿建立了一座教育院，这些阿拉伯儿童从黎巴嫩山脉的德鲁兹和基督徒之间的交战中逃脱出来。那是一大片石墙环绕之地。施内勒叙利亚孤儿院与芬夫妇的工业种植园，基本初衷是，培养居住在那里的人们通过手工劳作和农业生长过上有效的生活。芬和施内勒这两个迥然不同的虔诚基督徒，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在圣地的贫穷、苦难与落后所打动。两人都深信，培养居住者过上有效的工作生活、建筑和农业会使“东方”努力摆脱倒退、绝望、贫困和冷漠的魔爪。他们或许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坚信，他们的乐善好施将会照亮犹太人和穆斯林人步入教会内部的途径。
1920年在凯里姆亚伯拉罕边上，“亚伯拉罕的葡萄园”在芬家的农场脚下落成，其拥挤的小房子盖在了植物园和农场果园当中，一点点向内侵蚀。领事的房子在他的遗孀伊丽莎白·安妮·芬去世后转了几次手，先是成为英国的少年犯管教所，接着变成英国管理部门的财产，最后成了军队指挥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芬家花园围上了高高的带刺铁丝网，被俘意大利军官被关进住宅和花园里。我们经常在夜幕降临之际偷偷到那里嘲弄囚犯。意大利人朝我们打招呼，嚷道：“小孩！小孩！”我们尖叫着予以回应：“小孩！小孩！”有时我们叫着“皮诺曹万岁！”越过语言隔离墙和障碍，那里的战争和法西斯主义似乎总是重复某个古代口号的下半截，叫道：“Gepetto！Gepetto！Viva Gepetto！”（皮诺曹，皮诺曹，皮诺曹万岁！）
我们隔着带刺铁丝网篱笆向他们扔糖果、花生、橘子和饼干，就像在动物园向猴子扔东西。作为交换，他们给我们意大利邮票，或远远地向我们展示家庭照，照片上有笑容可掬的女人，鼓鼓囊囊穿西装的小孩子，打领带的小孩子，穿西装外套的小孩子，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小孩子，黑发梳得整整齐齐，涂着发油的额发闪闪发光。
为报答我送的一块黄纸包着的阿儿马口香糖，有个俘虏曾经在铁丝网后面给我看一张身材丰满的女人照，那女人除长筒袜和吊袜带外，身上一丝不挂。刹那间，我愕然地站在那里，在恐惧中睁大眼睛，说不出话，仿佛在赎罪日那天有人在犹太会堂中央突然站起身，大声叫出一个犯忌讳的名字。接着我转身便逃，惊恐，抽噎，几乎辨不清路。我那时有五六岁，我跑啊跑，仿佛有狼在追赶我，我跑啊跑，直到十一二岁才从照片的影像中逃脱出来。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芬家老宅依次被地方军、边境巡逻队、民防组织和准军事青年运动使用，后来成为名叫贝特布拉哈的犹太女子宗教学校。我偶尔漫步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地区，从盖乌拉大街，后被重新命名为玛尔凯以色列大街，拐进马拉哈伊大街，然后再左拐进入泽弗奈亚大街，在阿摩司大街上上下下几次，接着走到俄巴底亚大街的尽头，在芬领事家门前站立几分钟，凝视着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老宅已经缩小，仿佛遭到巨斧袭击后把头挤进了肩膀。它已经被犹太化了。树和灌木已经被挖掘出来，整个花园地区涂上了一层沥青。皮诺曹和意大利人已经消失，准军事青年运动也无影无踪。去年住棚节[1] 遗留下来的破碎棚舍的旧框架立在前院。有时，几个头戴发套身穿黑衣的女人站在门口，见我看着她们便不再说话。她们没有再看我一眼。我走远后，她们又开始了交谈。
1933年父亲抵达耶路撒冷后，在守望山上的希伯来大学注册读硕士。起初他和父母一起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一带阿摩司街上的一套黯淡的房子里，离芬领事家大约有两百米。后来，他的父母搬到了另一套住房。一对姓扎黑的夫妻搬进了阿摩司街上的房子，可那个青年学生的父母对他寄予了厚望，继续支付房租，让他住在自己那可通过游廊单独出入的房间里。
凯里姆亚伯拉罕仍旧属于新区，多数街道未曾铺上柏油，令这一地区得名的葡萄园遗迹在新住宅花园里依稀可见，蔓藤和石榴丛，无花果和桑树一旦遇到微风便窃窃私语。夏初，打开窗子，青葱的草木味流泻到小房子里。从屋顶和弥漫着灰尘的街道尽头，你可以看到环绕耶路撒冷的小山。
普普通通方石砌成的房子一座接一座，两三层的楼房分隔成许多两间小房拥挤不堪的单位。花园和游廊上的铁栏杆很快便生锈了，锻铁门上焊接着大卫六角星或者是锡安字样。黑压压的松柏逐渐取代了石榴树和葡萄藤。到处是撒开欢儿生长的石榴，可孩子们在果实尚未成熟时就将其消灭了。有人在花园里荒疏的树木和亮晶晶的石头尖当中种上了欧洲夹竹桃或天竺葵花丛，但是花圃很快便被遗忘，上面横七竖八架起了晾衣绳，花圃被人踩来踩去，要么就满是荆棘和玻璃碴。倘若没渴死，欧洲夹竹桃和天竺葵花就会像灌木一样恣意生长。花园里营造了一个接一个的仓库、棚屋、瓦楞铁棚屋、用包装箱板临时搭起来的棚屋，居民们把自己的东西放到里面，仿佛模制出波兰、乌克兰、匈牙利或者立陶宛的犹太人小村。
有人在旗杆上放了个空橄榄罐子，做得像鸽房，等待鸽子来临……直到希望破灭。零零星星有人试图养几只鸡，另一些人照料小块菜地，种上萝卜、洋葱、花椰菜、欧芹。多数人梦想从这里出去，搬到某些更富有文化气息的地方，如热哈维亚、克里亚特施穆埃尔或者是贝特凯里姆。他们都竭力相信，最坏的时日将会过去，希伯来国家将会建立，一切均会有好转——可不是嘛，他们的苦杯已经盈满。施耐欧尔·扎尔曼·鲁巴绍夫，后更名为扎尔曼·夏扎尔[2] 并当选为以色列总统，那时曾在报纸上写下这样的话：“当自由的希伯来国家终于建立后，任何事情都将不同于以往！就连爱情也不同从前！”
与此同时，凯里姆亚伯拉罕诞生了第一批孩子。几乎不可能向他们解释其父母是哪里人，为何来到此地，他们都在等待着什么。住在凯里姆亚伯拉罕的人都是犹太代办处身份低微的小官员，或是老师、护士、作家、司机、速记员、世界改革者、翻译、售货员、理论家、图书管理员、银行出纳或是电影院的售票员、空想家、小店铺老板、靠微薄积蓄度日的孤独的老光棍。晚上七点，阳台上的护栏已经关闭，房间已经上锁，百叶窗已经插好，只有幽暗昏黄的街灯，洒向空荡荡街道的角落。夜晚，你能听见夜鸟声声凄厉，听到远方的犬吠，稀稀落落的枪声，果园中风吹树木的声音，因为夜晚，凯里姆亚伯拉罕重新成为一座葡萄园，无花果树、桑树，还有橄榄树、苹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在各自的花园里沙沙作响，石墙将月光反射到树的枝头，苍白，惨淡。
阿摩司大街，在我父亲相册里的一两张照片里，酷似一幅尚未完成的街道素描。方石楼房上装着焊铁百叶窗，游廊上带有防护栏。窗台上，零零散散摆放着腌黄瓜和腌辣椒罐，花盆里开着没精打采的天竺葵花。楼群中没有路，只有一个建筑工地，泥地上的脚印七零八落，与建筑材料，沙砾，一堆堆半加工的石头，一袋袋水泥，铁鼓，瓷砖，沙堆，修建围墙用的一盘盘线圈，一大堆搭脚手架的材料混杂在一起。一些多刺的木豆树还是在建筑材料里冒了出来，上面蒙上了一层发白的灰尘。石匠们坐在小道中央，打着赤脚，上身裸露，头上包着布，裤子破破烂烂，锤子打在凿子上以及石头沟槽上的声音在空中响起，与某种莫名其妙顽强的无调音乐交织在一起。街那头不时传来粗哑的叫喊，“爆破了，爆破了”，接着便是雷鸣般的碎石雨。
在另一张比较正式的照片里，好像是舞会之前拍的，一辆长方形酷似灵车的黑色汽车刚好停在阿摩司大街中央。是出租还是租来的车子？从照片上看不出来。那是20世纪20年代亮闪闪的抛光车，车轮轮胎像摩托车一样窄，金属辐条，铬合金的带子沿着引擎罩下来，引擎罩一侧有散热器，可使空气流进来，在车头翼梢，铬合金散热器帽像小脓包那样探出头去。前头两个圆圆的车灯垂在银把下，车前灯也是银色的，在阳光的映衬下闪闪发光。
相机拍到了气派汽车旁边的亚历山大·克劳斯纳，总代理人，他喜气洋洋，身着一套米白色的热带西装，打着领带，头戴一顶巴拿马草帽，样子像某部关于欧洲飞行员在赤道非洲或是缅甸的电影中的埃罗尔·弗莱因。在他身边，站着比他强壮高大、威风凛凛、举止文雅的一个人物，那是施罗密特，他的夫人、表姐和女主人，一位贵妇人，像战舰一样壮观，身穿短袖夏季连衣裙，佩戴着项链和一顶豪华的浅顶软呢凉帽，平纹细布面纱恰到好处地放在她那无懈可击的发式上，手里紧紧攥着一把阳伞。他们的儿子罗尼亚，利欧尼赫卡，站在他们身边，犹如婚礼上神情紧张的新郎官。他的样子有点喜剧色彩，嘴微微张开，圆眼镜顺着鼻子滑落下来，几乎像风干的木乃伊一样囚禁在一套紧身西装里，一顶硬挺的黑帽似乎像被硬扣在了他的头上，帽子遮住了半个额头，像把蒸布丁的盆倒扣过来，好像只是他那双硕大无比的耳朵才阻止帽子滑到下巴上将整个面颊吞噬。
究竟是什么庄严的事件使三人身着盛装，并订了一辆特别的轿车？不得而知。通过相册同页的其他照片判断，时间是1934年，他们当时已经到了这个国家，仍然住在阿摩司大街扎黑家的小房子里。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便弄清楚车牌号码，M1651。我父亲才二十四岁，在照片里却装扮成一位令人尊敬的中年绅士，样子有五十岁。
最初从维尔纳到达这里时，三位克劳斯纳在阿摩司大街一套两间半的公寓里住了约莫一年之久。后来，奶奶和爷爷找了个小屋租下来，一个普通房间，外加用作爷爷“书斋”的小房间，爷爷在那里躲避夫人震怒，躲避大搞灭菌战役时的保健鞭挞。新房子就在以赛亚街和钱塞勒街（现命名为斯特劳斯街）之间的布拉格小巷里。
阿摩司大街那套旧住房的前屋，现在变成了我爸爸的卧室兼起居室。他在这里安放了第一个书架，装他随身带来的维尔纳学生时代的书籍，一张陈旧、桌脚细长的胶合板桌子立在那里做书桌，他在这里把衣服挂在帘后用作衣橱的包装箱上。在这里，他邀请朋友高谈阔论，谈论人生、文学、世界和当地政治。在一张照片里，我爸爸舒适地坐在书桌后面，他身材纤细，人年轻而且严肃，头发向后梳着，戴着那副威严的黑框眼镜，身穿白色长袖衬衫。他坐在桌子一角，姿势随意，双腿交叉，身后是双层窗户，半个窗子朝里开着，但百叶窗依然关着，于是，只有微弱的光线透过了百叶窗。照片中的父亲全神贯注，读放在面前的一本大书，书桌上另一本书敞开着，还有一件东西背对着相机，那是一个圆形的铁皮闹钟，腿是斜的。爸爸左边放着一个装满图书的小书架，在厚厚图书的重压下，躬下身子，显然，这些外国图书是从维尔纳运来的，在这里明显地感到更加拥挤、浮躁和不舒服。
书架上方挂着一张相框，相框中的约瑟夫伯伯显得专断而威严，稀疏的头发和雪白的山羊胡使他看上去更似先知，仿佛他正居高临下窥视着我的父亲，用富有洞察力的眼睛凝视他，以便确定他在专心读书，大概没有因学生生活中那无把握的快乐而分散注意力，大概没有忘记犹太民族的历史状况，不忘记几代人的希望，大概——但愿不会这样！——不要低估那些细微之处，毕竟是这些微小的细部组合成一幅伟大的作品。
约瑟夫伯伯照片下面的钉子上，挂着犹太民族基金会的募捐箱，上面画着一个醒目的大卫之星。我父亲显得轻松随意，对自己感到满意，但是像个僧侣一样严肃而坚定：他左手正拿着一本打开的书，而右手放在了他已经读过的页码上，从中可以推断出他正在读一本希伯来文书，从右到左阅读。从袖口处可看见自手肘到指关节覆盖着浓密的黑毛。
我父亲看上去像个小伙子，知道自己的责任是什么，打算承担要赋予他的责任。他决定追随著名伯伯和大哥的足迹。就在那里，在紧紧关闭着的百叶窗之外，工友们在灰尘弥漫的公路上挖沟铺设水管。在沙里黑塞德和纳哈拉特施伊瓦那弯弯曲曲的小巷里，某栋旧犹太建筑的地下室，耶路撒冷哈加纳组织里的青年正在秘密集训，拆卸并重新组装一支非法的旧式手枪。在形势险峻的阿拉伯村庄里面绕来绕去的山路上，爱格德和塔努瓦汽车公司的司机们正在驾驶车辆，他们放在方向盘上的双手强健有力，被太阳晒得黝黑。在通往朱迪亚沙漠的干河床上，年轻的希伯来侦察员一身卡其布短打装束，卡其布袜，身系军用皮带，头戴阿拉伯人的白头巾，学着用双脚识别故乡的秘密通道。在加利利和平原上，在贝特施爱安山谷和耶兹里尔峡谷，在沙龙和海非尔山谷，在朱迪亚洼地，在内盖夫沙漠和死海附近的荒野，拓荒者正在耕耘着土地，他们体格强壮，沉默寡言，英勇顽强，皮肤呈古铜色。与此同时，从维尔纳来的如饥似渴的学生，在这里耕出自己的犁沟。
有朝一日，他自己也会成为守望山上的一位教授，他会帮助扩展智慧与知识，排除人们心目中的流亡沼泽。如同加利利和山谷里的拓荒者使沙漠绽开花蕾一样，他也会全力以赴地劳作，带着热情与献身精神，耕出民族精神的犁沟，让希伯来文化开花。这一切都在照片之中。
【注释】
[1] 住棚节，犹太人主要节日之一，时间在犹太新年之后，公历约9月或10月。既是农业节日，也具有宗教含义。因为上帝“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
[2] 扎尔曼·夏扎尔（1889——1974），学者，作家，以色列第一任教育部长，第三任总统。
19
每天早晨，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在盖乌拉大街乘坐9路公共汽车，经过布哈拉人居住区、先知撒母耳大街、义人西蒙街、美国人居住区和甲拉酋长区，到守望山上的大学楼，他在那里勤奋地攻读学位。他去听从未很好掌握希伯来语的库夫纳教授开设的历史课程，汉斯·雅考夫·泊洛斯基教授开设的闪语语言学，乌巴托·摩西·大卫·卡苏陀开设的《圣经》研究课，以及约瑟夫伯伯，即约瑟夫·克劳斯纳博士、教授、《犹太教和人文主义》的作者开设的希伯来文学课。
约瑟夫伯伯肯定鼓励我的父亲，他最好的学生之一，然而有机会时，他从来没有选他做助教，故而没有给那些恶语嚼舌根的人以任何口实。对克劳斯纳教授来说，避免其令名遭受诽谤尤为重要，于是乎可能对弟弟的儿子，自己的血亲，表现出不公。
在某本书的扉页上，无子嗣的伯伯写下这样的献词：“献给我的爱侄，与我情同父子。爱他犹如爱自己灵魂的约瑟夫伯伯。”爸爸曾经苦涩地调侃说：“倘若我们没有关系，倘若他少爱我一些，天晓得，我现在可能会是文学系的一个讲师，而不是一名图书管理员了。”
那些年，这件事就像我爸爸灵魂深处的一个脓疮，因为他确实应该像他的伯伯，像在维尔纳教文学并死在那里的哥哥大卫。父亲拥有令人惊叹的渊博知识，是记忆力超群的优等生，世界文学和希伯来文学专家，自由运用多种语言，彻底精通《托塞夫塔》[1] 、《密德拉希》[2] 文献、西班牙犹太人的宗教诗歌，以及荷马、奥维德、巴比伦诗歌、莎士比亚、歌德和亚当·密茨凯维奇，像蜜蜂一样辛勤劳作，绝对诚实，一位才华横溢的教师，可以言简意赅地讲解蛮族入侵、《罪与罚》、潜水艇的工作原理，或者是太阳系。然而从来没有得到机会站在一班学生面前，或者拥有自己的弟子，而以图书管理员和编目员的身份终其一生，他写了三四部学术著作，主要在比较文学和波兰文学领域，为《希伯来百科全书》撰写了几个辞条。
1936年，他在国家图书馆报刊部谋到了一个小职位，在守望山工作了约有二十年，1948年后转到塔拉桑塔楼，先做单纯的图书管理员，最后给部门主管普费弗曼的副手。当时的耶路撒冷到处是波兰和俄国移民，以及从希特勒魔爪下逃脱出来的难民，其中不乏著名大学的杰出泰斗，教师和学者的数量比学生还要多。
在50年代末期，爸爸从伦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也未能在希伯来大学文学系谋得特聘教师的职位。克劳斯纳教授执掌时期，若是聘用了自己的侄子，恐怕别人会说三道四。克劳斯纳的继任、诗人西蒙·赫尔金教授试图通过根除克劳斯纳的文学遗产、教学方法乃至其风气的方式另起炉灶，当然不想任用克劳斯纳的侄子。在60年代早期，父亲到新设的特拉维夫大学碰运气，但在那里也不受欢迎。
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在当时比尔谢巴正在兴建的学院即后来的本——古里安大学成功谋到一份文学教职。父亲去世十六年后，我自己成了外聘文学教授，一两年后成为全职教授，最后被任命为阿格农研究中心主任。在这当中，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大学均向我发出聘我做全职文学教授的慷慨邀请。我，既不是专家，也不是学者，也不是移山者，未曾有过做研究的天赋，一看到脚注脑子里就一头雾水。[3] 爸爸的一根小手指头就比我这样的空头教授专业十几倍。
扎黑家的那套住房有两间半小屋，位于三层小楼的一层。那套房子的后屋由以色列·扎黑、他的夫人埃斯特和扎黑年迈的父母居住。我爸爸住在那套房子的前屋里，开始是和父母住，后来单独住，最后和我妈妈一起住。房门单开，通往游廊，接着下几级台阶，走进窄小的前花园，出去便是阿摩司街。那时的阿摩司大街不过是条泥泞小道，没有车道，没有人行横道，仍然是这一堆那一堆的建筑材料和拆得七零八落的脚手架，饿得无精打采的猫在里面游荡，几只鸽子在那里啄食。这条路每天会来三四趟驴车或骡车，拉建筑用的金属杆，要么就是卖煤油人的车，卖冰人的车，卖牛奶人的车，收破烂人的车，他们沙哑的叫卖声总是令我血液凝固。整个童年我都在想象中遭受警告，不要生病、衰老和死亡，尽管死亡离我还很遥远，但逐渐会不可阻挡地来临，如同蝰蛇秘密爬过黑油油乱糟糟的草木，准备从背后袭击我。意第绪语中的呐喊“各种药物”在我听来像希伯来语词汇“不要衰老”。直至今日，这叫声仍让我脊梁骨冒凉气。
燕子在花园里的果树上栖居，而蜥蜴、壁虎和蝎子在岩石的缝隙间穿来穿去。偶尔我们甚至可以看见乌龟。孩子们在篱笆下面打洞，开辟出一张遍布邻居后院的捷径网络，或者是爬上房顶观察施内勒兵营里的英国士兵，或是遥望周围山坡上的阿拉伯村庄：以萨维亚、淑阿法特、贝特伊克萨、利夫塔、尼比萨姆维尔。
今天，以色列·扎黑的名字几乎已为人们遗忘，可那时，他是一位多产的年轻作家，作品畅销。他和我父亲年龄相仿，但是在1937年，二十八岁左右时，他已经出版了至少三本书。我崇敬他，是因为我听说他和其他作家不同，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们都在创作学术著作，从注释，从其他的书，从书单，从字典，从卷帙浩繁的外国巨著和墨迹斑斑的索引卡片中汇整着一本本书，但是扎黑先生却撰写“出自大脑的书”。（我父亲经常说：“倘若剽窃一本书，人们谴责你为文抄公；然而倘若你剽窃十本书，人们会认为你是学者；倘若你剽窃三十本书，则是位杰出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