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第三周刚至，拜伦·怀特打算邀请罗·克莱因（RonKlain）19日来最高法院吃早餐，那天正好是星期五。表面上看，怀特的邀请没什么特别之处。克莱因曾在1980年代末给怀特做过两年助理，之后开始其法政生涯——先是成为民主党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之后又出任新任总统的联席法律顾问。其实，克莱因的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负责克林顿的司法提名事务。
怀特喜欢和克莱因说话，这位大法官仍以民主党人自居，幻想着自己正身处政治核心，尽管现在巳经没几个人这么认为。很久以前，怀特算得上支持约翰· F.肯尼迪总统新边疆政策的活跃人物。1962年被任命为最高法院大法官时，怀特并未受到参议院的详细审查，司法委员会主持的听证会随便问了他8个问题，只用了 15分钟就结束了。在此之前，他从未当过法官，一直在科罗拉多州从事私人法律执业。让他声名远播的，不是出任肯尼迪行政分支司法部副部长的短暂经历，而是他大学时作为一名美式橄榄球明星的赫赫战功。不过，怀特最广为人知的，还是连他自己都深恶痛绝的绰号：“飞毛腿”。在被任命为大法官时，谁也弄不清怀特在宪法问题上的立场。
在最高法院的30年间，怀特逐渐变成彻底的保守派。他对沃伦法院的多数著名判决都持异议——如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即使在伯格与伦奎斯特时代，他也总喜欢唱反调。1973年，他在罗伊案判决中提出异议意见，还在1986年的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中，围绕男同性恋权利问题撰写了一份措辞严厉、言语刻薄的法院意见。多数情况下，怀特都投票支持政府一方，而非公民个人。（在种族及联邦权力范围问题上，由于这类议题与肯尼迪行政分支司法部的立场密切相关，他的观点更趋向自由派。）他常对克莱因与其他人说，是民主党变了，而不是他变了，他仍保留着约翰·肯尼迪精神的精髓，可惜没几个人相信他。
星期五还未到，克莱因已开始怀疑早餐邀请背后可能另有隐情。他询问了其他几位前法官助理，发现只有自己位列被邀请之列。此时，克莱因还未将受邀情形告诉白宫内的任何人。
根本就没什么早餐。1993年3月19日上午9点，怀特的秘书直接将克莱因引到他办公室，大法官已在窗边的大书桌前就坐。一如既往，年近75岁的怀特还是那么冷冰冰的，他根本没作任何寒暄。
隔着桌子，怀特将一个封好的信封递给克莱因。“我希望你把这个带给你的上司。”他说。
克莱因点点头。
“我这里还有一份副本，是专门给你的，你看看吧。”
这是一封辞职信。自民主党总统林登·约翰逊1967年提名瑟古德·马歇尔以来，比尔·克林顿将第一次拥有任命大法官的机会。
为什么是现在？克莱因问道。这次辞职，选取的时机与以往有些不同，作为一种传统，大法官们过去都在开庭期即将结束时辞职，也就是每年的6月末。怀特娓娓道出了辞职原因，但克莱茵仍然摸不着头脑。怀特说，最高法院巳经受理了那一年所有的案件，正是离开的好时机。此外，“我做这份工作时间已经够长了。”他说，无论如何，自己还是一名民主党人，希望由民主党来任命自己的继任者。
克莱因离开前，问怀特打算什么时候向媒体公布这一消息。
“上午10点。”
克莱因吓了一跳。此时已是9：15，他可不想让自己的白宫同僚们被这一新闻弄得措手不及。克莱因是从他在国会山的家里步行到最高法院来的，这会儿无车可开。该怎么赶回去？难道出去打车？他从怀特的秘书办公室内分别打电话给白宫法律顾问伯尼·努斯鲍姆（Bemie Nussbaum）及其副手文斯·福斯特（Vince Foster） 俩人一直联系不上。要知道，在路上可是没法儿打电话的，那时手机还没问世呢。克莱因急坏了，他开始拨任何一个能记起的白宫号码，终于通过同事里基·塞德曼（Ricki Seidman） 将消息递了出去。接着，他跑到院前广场，在那里伸手拦了辆出租车。
上午9：45，总统秘书贝蒂·柯里（Betty Currie）已在椭圆形办公室门口等候克莱因。几分钟后，气喘吁吁的克莱因把信交给了克林顿，克林顿已大体知道了书信内容。“奇怪，”克林顿说，“他上次在这儿时，看起来还挺好啊。”一周前，怀特还来过椭圆形办公室，参加司法部长珍妮特·雷诺（Janet Reno）的宣誓仪式。
“好吧，”克林顿把怀特的信递给克莱因，“我们明天讨论这个问题。”
如果说拜伦·怀特不是一个典型的民主党人，那么，比尔·克林顿也不是，尤其是在堕胎问题上。
1992年，一名激情四射的得克萨斯州政客在民主党大会上发表了这样的开场白：“我叫艾伦·理査德（Ann Richard）。我是选择权至上派，将投票支持堕胎自由。”这可谓民主党正统理论的核心思想。对堕胎的不同态度，算得上民主、共和两党立场的本质差别，一党支持选择权至上派，一党支持生命权至上派。事实上，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民主党人罗伯特· P.凯西（也是凯西案的被告人）正是因为反对堕胎，才失去在那次民主党大会上发言的机会。克林顿本人当然支持选择权至上，不过，他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充分反映了他的新民主党人思想。克林顿认为，如果在堕胎问题上的立场过于僵硬，会招致摇摆不定的中间派选民反感，那么必须想办法安抚他们。所以，克林顿在总统竞选期间，但凡谈及堕胎话题，都使用同样表述，说他认为堕胎应当“安全、合法——而且少量”。
竞选期间，克林顿就讨论过要把什么样的人送进最高法院，围绕这一话题，他再次表现出娴熟的政治技巧：既剑走偏锋，又故弄玄虚。表面上，他说自己不会为新任大法 63 官设置太多条条框框，只要对方赞同堕胎即可，但事实上，围绕这一问题，克林顿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而且考虑得远比他的前任周详。
1993年3月20日，星期六下午，总统打算公开阐明他对新任大法官的要求。在白宫一个靠近他私人书房的小餐厅内——这里后来因成为克林顿与莫尼卡·莱温斯基 （Monica Lewinsky）的幽会场所而臭名远扬——克林顿约见了副总统阿尔·戈尔（A1 Gore）与白宫法律顾问努斯鲍姆、福斯特、克莱因和布鲁斯·林赛（Brucc Lindsey），和他们一起讨论怀特的继任人选问题。有趣的是，就在两周前，克莱因刚刚和即将被任命为助理司法部长的杜克大学教授沃尔特·德林杰（Walter DelHnger）拟出了一份可能成为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的50人名单。名单上包括上诉法院法官（其中多数系由吉米·卡特提名进人联邦法院系统）、法学教授、几名政治家及私人执业律师。但是，名单并未罗列太多信息，只列举了候选人姓名及目前所属部门，不过，这已经是克林顿行政分支当时掌握的最高法皖候选人的全部信息。此时，克莱因正好把这份名单分发给大家。
克林顿扫了一眼名单。“看看，”他说，“最高法院目前正处于分裂状态，完全被共和党提名的人控制了。”（事实上，怀特是最高法院内惟一由民主党任命的大法官。）“大法官只会朝正确方向投票可不够，”他继续说道，“我们需要些有影响力与号召力的人，能够说服别人加入他。沃伦不就是这样么？我们得找个像他那样的人。”
克林顿认为，最高法院如果全部由那些只具备法官经历的人组成，将是极不健康的，在他看来，这些人对真实世界根本没有充分体验。克林顿把这类法官称作“脚注派”（footnote people），认为他们只知死扣法律的细枝末节，很少顾及公众意愿。几个非法官人选的姓名从克林顿眼前掠过，其中一个迅速引起他的浓厚兴趣——马利奥·科莫（Mario Cuomo），时任纽约州州长。
克林顿与科莫关系不错。克林顿素来喜欢这个纽约人的行事方式。在自己第三个州长任期过半之际，科莫即将面临克林顿一次前所未有的任命。不过，克林顿第一次联系科莫，欲和他讨论最高法院提名事宜时，这位州长居然挂了他电话。州长秘书 64 告诉贝蒂·柯里，马利奥正与州议会讨论预算问题，不希望受到打扰。
克林顿手下几位幕僚——尤其是曾为马利奥工作过的乔治·斯蒂芬诺帕罗斯 （George Stephanopoulos）与吉恩·斯柏林（Gene Sperling）——都十分赞成将科莫送进最高法院。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大胆举措才能达到改造最高法院的目的，并为克林顿的政绩增光添彩。3月30日，当斯蒂芬诺帕罗斯通过电话告诉州长这一消息时，科莫没有直接表态，只是半开玩笑地说：“很难相信你们会屈尊来找我这号人。”
如此往复几天后，克林顿在“空军一号”上接见了科莫。科莫表示，他倾向于接受任命，但还须考虑一段时间。接着，克林顿前去与叶利钦会晤，讨论一些未决事务。在克林顿时期的白宫，内部人员向媒体泄密的情形简直司空见惯，这次也不例外，媒体很快知道了克林顿会见马利奥的事。4月7日，克林顿返回美国后，斯蒂芬诺帕罗斯打电话给州长的儿子兼首席顾问安德鲁·科莫（Andrew Cuomo），对他摊牌说：“我们需要一个确切答复。”
安德鲁告诉斯蒂芬诺帕罗斯，他已与父亲商量了两三个小时，州长最后说：“你如果很想让我去，那我打电话给克林顿，告诉他我接受就是。”所有迹象显示，科莫愿意接受大法官提名，白宫决定在次日公布这一消息。克莱因也停止搜寻其他人选，着手准备相关仪式。但是，一个小时之后，科莫给克林顿传真了一封信，信上说，他肩负纽约州人民重托，这些远胜于自己为最髙法院服务的热情。对科莫的提名只好就此作罢。
然而，尽管科莫退出角逐，克林顿仍沉浸在提名一位政治家出任大法官的想法中。他深信一个人的人际交往技巧与“博大胸怀”远比法律专业技能重要。因此，他打算依循上述想法，再确定一个人选。克林顿向来确信，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场所是在立法机构，而不是靠司法诉讼，所以他并不想为提名的事在参议院那边耗上太多政治成本。此刻，克林顿正为经济议题与各方鏖战，他可不想为这点事分散国会的注意力。经济计划巳提上议事日程，接下来是医疗计划，对他来说，这可比为大法官提名的事冒险要 65 重要得多。
克林顿考虑的下一个人选是乔治·米切尔（George Mitchell），此君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之前系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论政坛技巧，他与科莫不相上下，却没有州长大人那么多内心挣扎。他直接拒绝了克林顿，声称自己更喜欢参议院的工作岗位，甘愿在那里为克林顿所提出的法案的通过殚精竭虑。接下来是理查德·赖利（Richard Riley），前南卡罗莱纳州州长，克林顿行政分支的教育部长。他审慎地拒绝了提名。“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乡村律师，”赖利告诉总统，“这活儿我干不来。”
那么，布鲁斯·巴比特（Bmce Babbitt）如何呢？克林顿问道。与赖利一样，巴比特也曾是共和党势力范围内的民主党州长，目前在克林顿内阁担任内政部长。作为前亚利桑那州司法总长，巴比特可没法像赖利那样以无法胜任为托词。克林顿告诉他的幕僚们，就选巴比特吧，先进行背景调查。
当晚，文斯·福斯特与克莱因跑到巴比特在内政部的办公室，忙活了一整晚。这个宽敞的地方据说是华盛顿最好的办公室。他们认真审查了巴比特的纳税申报单，尤其是家政服务的付薪情况。（一周前，克林顿曾提名佐薇·贝尔德[Zoe Baird]出任联邦司法部长，结果查出她曾雇用非法移民做保姆和司机，提名不得不以失败告终。由于担心“佐薇·贝尔德问题”再度出现，对公众人物的任前调查不得不涉及各个方面。） 一整夜下来，没查出任何问题。白宫律师告诉巴比特，总统将于次日在玫瑰园宣布对他的提名。
然而，第二天上午，克林顿反悔了。首先，据保守派报纸《华盛顿时报》（Washington Times）报道，巴比特在拉斯维加斯赌场欠下的巨额赌债，是黑手党帮他偿付的。更重要的是，克林顿把提名的事告诉了司法委员会的共和党人奧林·哈奇（Orrin Hatch），后者认为巴比特要想通过确认将十分艰难。巴比特在环保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得罪了不少西部共和党参议员，他们可能会发起报复——到时候，无论是巴比特的提名，还是克 66林顿为内政部选择的替代人选都将受阻。那段时间，几位西部民主党人一直推荐新墨西哥州议员比尔·理查德森（Bill Richardson）接手内政部，但副总统戈尔却嫌理查德森不够“绿”，认为他不胜任该职位。
于是，克林顿只好放弃了巴比特的提名，尽管此时选择速战速决比按兵不动更合适，因为阻碍提名巴比特的那些问题并非不能克服。（《华盛顿时报》上的消息很快被证明是捏造的。）巴比特及其在内政部的继任者后来都顺利通过确认程序。整件事背后其实另有隐情。一直以来，克林顿对巴比特的态度可谓又爱又憎，因为这两个男人十分相像，都有一位才华横溢又野心勃勃的夫人。（克林顿已任命巴比特的妻子哈蒂·巴比特为美国驻美洲国家组织代表。）克林顿夫妇与巴比特夫妇之间也存在着微妙的相互竞争关系，事实是，克林顿想借此方法提醒一下巴比特，到底谁才是总统。
距离怀特递交辞职信已有一个多月，克林顿仍未找到提名人选，甚至连个备选都没有。克林顿终于决定妥协，4名政治家既然都不合适，也许是时候考虑一下法官们了。毋庸置疑，克林顿当然有理想的法官人选。那就是阿肯色州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理查德·阿诺德（Richard Arnold）。阿诺德绝对称得上联邦司法系统中响当当的标志性 人物——学者型法官，中间派路线，赢得其同僚跨越政治派别的一致尊敬--惟一麻 烦的是他与阿肯色州的关系。克林顿巳提拔不少阿肯色州人出任内阁高官，这次要再提名阿诺德，就会有任人唯亲之嫌，更何况阿诺德的夫人在克林顿任州长时，就曾担任他的文化事务主管。其实，即便同在小石城，克林顿夫妇与阿诺德夫妇也不属于同一社交圈，两家也算不上密友，但是，脏水一旦泼来，躲都躲不过。克林顿最终还是划掉了阿诺德的名字。
阿尔·戈尔提出，小吉尔伯特· S.梅里特（Gilbert S. Merritt Jr.）是不错人选，梅里特也是由卡特总统任命进入联邦上诉法院的，尽管没有阿诺德那么大名鼎鼎，但他在田纳西州时就是戈尔一家的好友。当时，克林顿正为提名拉尼·吉尼尔（Lani Guinier）出任民权事务处主任的事闹得焦头烂额。在确认提名战中，有人声称她就投票权问题撰写过煽动性文章，反对者们还用“配额王后”的绰号嘲弄她。任命一位像梅里特这样的南方白人男性，或许可以令克林顿重获中间派议员们的信任。克林顿派去调査的人反馈说，梅里特I960年代担任联邦检察官时，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未必致命，却可能招致公众反感，梅里特最终也被认为是不合格人选。
此刻，克林顿手头掌握的各类人选的背景资料已越来越多，他不得不一一亲自研究。部分推荐信来自行政分支内部，一些来自在外围提供帮助的律师志愿者，还有一些来自国会议会或者诸如“提案之友“（Friends of Bilk）之类的组织。与此同时，吉尼尔的提名也闹得风生水起，在确认那些文章确实由她操刀后，克林顿不得不撤回了对她的提名。吉尼尔事件直接影响了克林顿及其幕僚对大法官人选的选择。这次，克林顿认为应当提名一位女性，至少可以修补提名吉尼尔惨败后带来的政治损失。
克林顿从名单上选出一个名字：贾妮·肖尔斯（Jmie Shores）。她怎么样？克林顿问。克莱因迅速把她列入调查表，每个潜在候选人的姓名都得先被放进这张表里。 肖尔斯是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第一位女大法官，但在华盛顿法律界却鲜为人知，而且没有人——无论克林顿还是他的部下——知道她在宪法问题或其他事务上的立场。
提名人选变换得如此频繁，终于让白宫法律顾问伯尼·努斯鲍姆忍无可忍了，他直截了当地申明立场：“你们不要提名贾妮·肖尔斯进最高法院，人们根本不认识她！ 这是极其愚蠢的行为。”克林顿对此笑而不语，提名肖尔斯的事也就此作罢。（在白宫，无辜的肖尔斯几乎成为混乱程序的象征，好几年以后，一些幕僚听到这个名字时还忍俊不禁。）
从怀特辞职那天起，马萨诸塞州资深参议员特德·肯尼迪（Ted Kennedy）就打算推荐斯蒂芬·布雷耶。布雷耶曾是哈佛法学院教授，还担任过肯尼迪的幕僚，之后成为位于波士顿的联邦上诉法院首席法官。克林顿打心眼儿里尊敬肯尼迪（因为两人的关系不会因竞争关系而蒙上其他阴影，像他和科莫、巴比特那样）。总统同样佩服肯尼迪的政治智慧，后者的睿智与经验随岁月变迁与日俱增。肯尼迪没有直接电话克林顿，而是通过奥林·哈奇告诉克林顿，布雷耶是合适人选。1970年代末，布雷耶刚离开哈佛，进入司法委员会为肯尼迪工作时，哈奇就对布雷耶心存好感。克林顿被哈奇的电话说动了，他对幕僚们说，让我们看看布雷耶怎么样。
于是，福斯特、克莱因和塞德曼一起飞往马萨诸塞州见布雷耶。不幸的是，就在几天前，布雷耶在他位于坎布里奇的家附近骑自行车时摔伤了，此刻正在住院。（这次调查是半公开的，在当地记者知道调查小组进入医院后，白宫工作人员不得不专门开了一个边门躲开他们。）不过，关于会面的安排倒是进展顺利。布雷耶被告知，他将很快去华盛顿与克林顿谈话，接着，可能就是正式宣布提名了。
在那次意外中，布雷耶摔断了肋骨，肺也被刺破。医生不允许他乘飞机，这位法官只好乘髙速列车去华盛顿，并与福斯特在车站会合。两人直接去了椭圆形办公室。但是，布雷耶与克林顿的会面情况十分糟糕。平日里，布雷耶是个随和的人，有时甚至有点儿“话痨”，但这次因为伤痛缘故连喘气都很困难。结果，克林顿对幕僚们说，布雷耶看上去“冷漠无情”——总统的核心标准，可是要找一个有着博大胸怀的人。布雷耶的行政法背景也使他看起来略显保守。“我没看到足够的人情味，”克林顿说，“我想要一个有灵魂的法官。”（没人告诉布雷耶这些，只让他等待电话通知。）
克林顿约见布雷耶那晚，国会成员的年度野餐会正好在白宫南草坪举行。晚上11点，克林顿召集幕僚们开会，这次怎么着也得拿出个决定了。克林顿行政分支早期的许多决定都是以这种方式产生的。一群人（12个幕僚）讨论了很长时间（90分钟），就像大学里的自由讨论课。克林顿逐一问房间中的人，看有多少人赞同提名布雷耶，尽管意见并不一致，但多数人支持提名决定。“那就明天把他叫过来，”克林顿最后说，“就这么办吧。我们明天宣布提名。”
次日一大早，福斯特和克莱因匆匆返回椭圆形办公室。福斯特查阅了布雷耶的家庭记录，如家政之类，资料完全凌乱不堪。其中既可能存在问题，也可能没什么问题。克林顿听完汇报，一下瘫坐在椅子上。看来又得另寻高明了。克林顿让幕僚去听听珍妮特·雷诺的建议。（按说，最高法院提名人选显然归司法部长考虑，但克林顿不太了解雷诺。而且，在之前一连串提名受挫后，她也才刚刚履任。）
克林顿让克莱因到自己私人助理南希·赫恩赖希（Nancy Hernreich）的桌前给雷诺打电话，问问她对目前的状况有什么建议。
雷诺听完电话，冒出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不去找鲁斯·巴德·金斯伯格？”
作为那一代人中最出色的律师与法官之一，金斯伯格的惊人本领在于把自己湮没于人群中。她矮小纤弱，身高不到5英尺，体重刚满100磅，看起来更像一只小鸟。她脸上总是带着羞涩、甚至羞怯的笑容，还架着一副大框眼镜。别人与金斯伯格谈话时，她多半时间都缄默不语，仰慕者（或法官助理职位申请人）只得通过喋喋不休来掩饰尴尬。1993年时，金斯伯格已60岁，比绝大多数被提名者都年长，她的个性、立场也均已定型。
克林顿主政期间，金斯伯格已在自己位于水门的公寓里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她早年却是在布鲁克林的贫民区长大。鲁斯·巴德的姐姐在童年时就夭折了，17岁时，癌症又夺去她母亲的生命，那时她即将高中毕业。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她遇到了未来的丈夫马丁，毕业后两人同赴哈佛法学院深造。当时一个班有500多名学生，女生却只有9个。他们的女儿在那里出生，之后不久，马丁因被査出患了睾丸癌。在漫长而又艰难的治疗过程中，鲁斯既要照料丈夫和孩子，还得照常上课，为两人抄写笔记，替丈夫做作业，自己还要负责编辑法律评论。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经历，多年之后，金斯伯格并不像其他法官那样，对法官助理对工作负担太重的抱怨给予太多同情。
马丁和鲁斯后来在纽约定居。马丁从事税法工作，鲁斯成为法律教师，先是在拉特格斯大学执教，1972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位被终身聘用的女性教员。她加人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并投身于妇女解放运动。金斯伯格从不激进行事，在诉讼中，她小心谨慎，擅用柔性策略，并因此而闻名。她孜孜以求的目标，是终结社会上对女性的普遍歧视，但是，她必须借助灵巧策略，才能在一直由男性法官主导的法庭前打破僵局。
金斯伯格决定使用迂回战术，她用来提起诉讼的案件，都是关于法律依性别设限，并使男性利益受损的案件。在第一个案子里，女军官的丈夫被要求证明自己是“受抚养的”配偶才能获取收益。另一起案件中，俄克拉荷马州法律允许18至20岁的女性购买淡啤酒，却禁止同龄男性购买。最高法院在上述两起案件中，都推翻了相关条款，并要求任何法律都不得仅根据性别差异设置门槛、分门别类。这些案件表面使男性获益，却变相终结了那些歧视女性的分类政策，在实践中，这类政策要比歧视男性的政策多得多。最终，金斯伯格在向最高法院提起的6起诉讼中赢得了 5场胜利。1980年，卡特总统任命她为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这也是全美第二重要的法院。
考虑到这些背景——以及克林顿之前关于让大法官人员构成更趋多元化的承诺——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会儿才想到金斯伯格。其实，克莱因与德林杰的50人备选名单早就把金斯伯格列了进去，但她在上诉法院内的一些做法，却引起了行政分支内部分自由派人士的警觉。金斯伯格是名中间偏保守型的法官，尤其在刑事审判领域，她经常与特区上诉法院的同事罗伯特·博克和安东宁·斯卡利亚站在同一立场。 （斯卡利亚和金斯伯格在上诉法院内交情深厚，很大程度源于在二人对歌剧的共同热爱。两家多年来一直共度新年前夕。）在一些学术文章中，金斯伯格甚至批评过罗伊诉韦德案，这些让她的立场遭遇了更多质疑。
尽管如此，当克莱因告诉大家雷诺推荐了金斯伯格时，克林顿还是对她表现出浓厚兴趣。“帕特·莫伊尼汉（Pat Moytiihan）几乎天天打电话给我，让我提名她。”克林顿说。莫伊尼汉是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人，同时也是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对克林顿的医疗改革计划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莫伊尼汉声称，他是被自己在纽约法律界的老朋友，马丁·金斯伯格（也就是金斯伯格的丈夫）说服的。（最高法院头两位女性大法官的丈夫都是成功的律师，为她俩的职业生涯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在关键时刻扮演了幕后支持者角色，这显然不是巧合。） 克莱因提醒克林顿——要注意金斯伯格在罗伊案中的立场。他说：“她在这个问题上并未站在多数人那边。”吉尼尔的提名事件之后，克林顿发现，他的幕僚们根本就没有好好留意被提名者的学术文章，于是，他要求克莱因迅速找来金斯伯格发表过的关于罗伊案的论文或演说词。这次，他打算亲自审阅。读完上述材料，克林顿发现，金斯伯格仍然确信妇女选择堕胎的权利受宪法保护，但她并不认同罗伊案判决中的某些理论。她认为，立法禁止堕胎是一种性别歧视——违反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而不是像布莱克门的法律意见说的那样，是对隐私权的侵犯。对克林顿来说，这样的观点已经够不错了。他打电话给奥林·哈奇，说自己打算提名金斯伯格。哈奇也认为，鉴于金斯伯格在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中间派记录，对她的提名将很容易在参议院通过。布雷耶被告知，他这次没机会了，可以回坎布里奇老家去了。
临近周末，福斯特、克莱因和一位名叫吉姆·汉密尔顿（Jim Hamilton）的私人执业律师，匆匆赶到金斯伯格在水门的公寓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名税法律师，以及致力于为妻子进人最高法院铺垫道路的男人，马丁·金斯伯格把各类记录整理得井井有条、无懈可击。（相反，布雷耶的提名就是被混乱的财务记录断送的。）一如既往，鲁斯在水门与他们见面时，几乎没说什么话。可以想象，如果克林顿不喜欢布雷耶，估计他也很难对金斯伯格这种恬淡个性有什么好感。不过，克林顿还是打算星期天上午与她见面。但是，到了星期六晚上，提名看起来又将成为一场非此即彼的选择了。
安德鲁·科莫在那天打电话给乔治·斯蒂芬诺帕罗斯，询问一切是否巳成定局。
安德鲁说，他父亲关于最高法院席位的考虑又有了新变化。州长原本以为克林顿要提名布雷耶，觉得总统没可能连续提名两位白人男性。现在科莫改变了想法，认为机会当前，还是勿失良机为妙。
斯蒂芬诺帕罗斯对此仍持怀疑态度：“你确定一旦总统打电话过去，你爸爸会接受么？”他问安德鲁，“我们可不想重蹈覆辙。在总统拿起电话之前，我们必须确定答案是 Yes，而非其他。”
“我再问问他，”安德鲁说，他让斯蒂芬诺帕罗斯先别挂线，“我刚才问过他了。答案是Yes。”
斯蒂芬诺帕罗斯迅速给克林顿打电话，请求和他见面。对科莫的这记马后炮，克林顿哭笑不得。不过，这位反复无常的州长对总统仍有一定吸引力。当晚，在英国大使馆举办的一次酒会上，克林顿告诉斯蒂芬诺帕罗斯，他仍将在次日上午与金斯伯格见面，但科莫还是第一人选。临近深夜，安德鲁再次与斯蒂芬诺帕罗斯通了电话，两人商定，让科莫等待星期天晚上6点的电话。
克林顿与金斯伯格的会面在第二天上午进行。早些时候，努斯鲍姆正好看到埃德温·格里斯沃尔德（Erwin Griswold）—篇文章，后者德高望重，曾任哈佛法学院院长与首席政府律师。他在文章中说，瑟古德·马歇尔一直为民权而斗争，而鲁斯·巴德·金斯伯格一直在为女权而斗争。这一提法引起克林顿的兴趣，也增加了他对金斯伯格的好感。会面时，金斯伯格提到她早逝的母亲，险些失去的丈夫，以及生命中遭遇的一系列挫折。这让克林顿看到——其实也是他的幕僚们所忽略的——金斯伯格的矜持外表下，其实是一个英雄的美国女性形象。或者说，是一名拥有博大胸怀的女性。
克林顿通知负责选择提名人的团队，下午5点开最后的拍板会。不过，正式开会时，总统迟到了半小时。他刚刚过来，斯蒂芬诺帕罗斯就被叫去接电话。电话来自马利奧·科莫，这位州长再次变卦了。“如果去最高法院，我将放弃许多机会，”他说，“我想我不得不选择放弃。”斯蒂芬诺帕罗返回椭圆形办公室，非常不好意思地告诉大家，自己又被误导了，这次科莫彻底退出了角逐。第二天下午，克林顿宣布他将提名鲁斯·巴德·金斯伯格——正如前述，这已经是第7个人选了——出任最高法院第 107位大法官。
宣布仪式在玫瑰园举行，时值6月，正是阳光灿烂的时节。鲁斯·金斯伯格在致辞中提到了已故的母亲，“她是我见过的最勇敢也是最坚强的人，可惜很早就离开了我。我祈祷她所期盼的时代早日到来，在那个时代，妇女能够梦想成真，女儿会像儿子一样被父母疼爱”。克林顿伫立在金斯伯格背后，听到这些话也忍不住潸然泪下。但是，美国广播公司（ABC）的记者布瑞特·修姆（Brit Hume）却坏了气氛，她在仪式后不合时宜地问了克林顿一句：“此中任何决定的产生过程是不是都非常曲折？”当然，这一提问显然是话里有话。
克林顿几乎咆哮着回应：“你们把任何实质性决定都看作政治过程，我早就放弃纠正你们这种错误观念的想法了。你怎么能在人家刚刚在我面前发完言后，就问我这样一个问题？”总统暴跳如雷的情形第二天迅速占据了大小报章的头版头条，不过，对金斯伯格的提名却广受好评。正像哈奇预测的那样，提名未遇任何争议。7月，持续3 天的听证会风平浪静，金斯伯格最终以96 ：3票成功通过确认。
金斯伯格的提名过程简直是克林顿执政经历的缩影。过程混乱不堪，结果却令人满意——对于一位政治立场中间偏自由派的总统来说，选中这么一位受众人爱戴的大法官需要相当准确的判断力。事实上，相对于约翰逊之后几位总统，克林顿通过任命大法官，成功地推动最高法院向自己希望的方向发展。多年之后，克林顿并未掩饰自己在选择金斯伯格之前面临的困境。他在自己957页的回忆录里，用两页篇幅叙述了金斯伯格的提名经过——这也是他执政期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
对马利奥·科莫来说，在未来几年中，他就自己为什么放弃1993年那次任命给出了不同解释。当时，他不愿自己的经济问题被搬上台面。更重要的是，科莫说，他认为民主党内只有自己能够保住纽约州州长职位。但是，事与愿违，他在1994年的竞选中输给了乔治·帕塔基（George Pataki）。在主持一个电台脱口秀节目失败后，他回到纽约市，重操法律旧业，做起了执业律师。
新边疆（New Frontier）：约翰·肯尼迪1960年7月在洛杉矶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说中提出的政治口号，后被历史学家用来称呼其国内施政纲领。在接受提名演说中，肯尼迪说：“我们今天站在新边疆的边缘。这是1%年代的边疆，充满吉凶难卜的机会与危险的边疆，充满希望而又遍布威胁的边疆。”他要求美国人民必须准备作出牺牲来面对“一系列需要应付的挑战”
私人法律执业（private law practice）：律师既不受雇于政府机构，又非服务于私人实业或社团而从事律师业活动的情形。私人执业的律师可以开设一家事务所，或者成为拥有50名以上律师的事务所中的一员，或者在介于两者之间的那种中等规模的事务所工作。在美国，70%的律师从事私人执业，另外30%—部分是政府律师，还有一部分是公司法律顾问在美国，选择权至上派（prochoice）支持墮胎，生命权至上派（prolifc）反对堕胎，围绕堕胎问题，两大阵营壁垒分明，经常在伦理道德、宪政原则、医疗原理和宗教教义中各取所需’争论不休。
君子报仇，16年不晚。因为克林顿在堕胎问题上与凯西闹别扭，联合戈尔一起不让他在1992年那次民主党大会上发言。2008年后，民主党内初选，在克林顿夫人希拉里占据明显优势的宾夕法尼亚州，凯西的儿子小凯西已担任联邦参议员，他公开宣布支持希拉里的竞争对手奥巴马，弄得希拉里非常被动。
克林顿1992年竞选总统时，曾自称“新民主党人”，并提出了一系列中间派改革方案。
拉尼·吉尼尔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长期以来一直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法律保障基金会的律师，是克林顿读法学院时的同学。克林顿本想任命她出任民权事务处主任。但提名之后，保守派对其大肆攻击，说她是“配额皇后”，并指责她倡导放弃“一人一票”的宪法原则，因为她支持累积投票制。根据累积投票制，立法机构有多少职位让人竞争，选民就有多少张选票，而且可以把这些选票全部投给某一位候选人。
联邦检察官（United States Attorney）：又称美国检察官，主要职责是对违反联邦民事和刑事法律的行为进行指控。该职位由1789年《司法法》设立，由总统任命，经参议院批准，任期4年。每个联邦司法区设一名联邦检察官，有若干助理检察官协助其工作。除了对刑事案件提起公诉外，联邦检察官及其助手在联邦地区法院要维护美国的利益。联邦检察官在决定哪些案件应提起公诉，以及哪些民事案件应协商解决或提交法院处理时，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多年之后，克林顿在回忆录《我的生活》中还提及此事：“和最初几个月白宫里发生其他每件事一样，我接见两个人的消息泄露出去了。因此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决定在白宫官邸的私人办公室接见金斯伯格。她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想她具有成为一名伟大法官的潜力，起码她可以做到我认为伦奎斯特法院（在这个法院中，温和派与保守派平分秋色）新法官需要做的三件事情：根据当事人的功罪，而不是他们的意识形态或身份来定案；可能的话，与保守的共和党法官合作以达成一致意见；必要的话则勇敢地与他们抗争。在一篇文章中，金斯伯格曾写道：‘美国司法部门中最伟大的人是独立思考的人，他们心胸开阔，但不空虚；他们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并虚心学习。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他们都显示出一种愿意随时检验自己假设的品质。” “我们宣布她的任命时，消息还没有泄露。媒体曾根据一个连自己说什么都搞不清楚的泄密者的消息，报道说我打算任命布雷耶。因此，金斯伯格法官发表了一篇简短但非常感人的演说后，有记者说我决定任命她而不是布雷耶，反映出白的决策过程有一种‘曲折的特点’。该记者接着问我是否要反驳人们的这种印象。我不知道该笑还是哭。很显然，遇到官员任命问题，游戏的名称已不再是‘相信领导者，，而是‘相信泄密者’。我不得不承认，让媒体吃了一惊令我感到非常高兴，就和选择了金斯伯格令我很高兴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