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7月20日，金斯伯格确认听证会第一天，文斯·福斯特自杀了。他是白宫副法律顾问，和克林顿夫妇从小石城时期起就是好友，也是大法官人选选择程序中的关键人物，可他还是无法适应华盛顿恶劣的政治生态。面对媒体对他的公开批判，他心力交瘁，终于抗不住压力寻了短见。由于福斯特突然去世，白宫被一片愁云惨雾笼罩，因提名金斯伯格成功带来的喜悦很快被冲淡了。
克林顿执政第一年，好坏消息交替袭来，弄得他晕头转向。无论政治还是其他事务，一切都好像濒临危机边缘。8月，国会勉强通过了克林顿的经济计划——众议院 218 ： 216票，参议院50 ： 50票，最终还是由副总统戈尔打破平局，投下了关键性一票。9月，克林顿在白宫南草坪促成了以色列总理拉宾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的历史性握手。尽管乔治·米切尔以协助克林顿推动医疗改革计划为由婉拒了提名，但医疗改革工作不但没有进展，反而陷入泥潭。与此同时，克林顿夫妇1979 年在阿肯色州白水地区的一笔房地产投资也闹得沸沸扬扬。1994年1月，克林顿邀请一名独立法律顾问对自己过去的行为进行审査，看看到底有没有触犯刑律，有可能被提起起诉的地方。后来，各式各样的调査居然贯穿了克林顿余下7年任期，最终导致了对他的弹劾。
对克林顿来说，1994年全年简直都是一部慢镜头灾难片。各类纷扰纷至沓来，先是希拉里·克林顿被揭发在一次商业贸易活动中获取暴利，接着是助理司法部长韦伯斯特·哈贝尔（Webster Hubbell）辞职，而对福斯特自杀事件的调查也一直在进行。2 月11日，一位名叫保拉·琼斯（Paula Jones）的前阿肯色州雇员，在一次保守派政治集会上召开记者招待会，宣称克林顿曾在小石城一家酒店的房间内强行向她求欢。医疗改革计划，克林顿任期内的中心议题，在国会屡次碰壁后，最终胎死腹中。
流年不利，4月6日，哈里·布莱克门宣布辞职。与怀特上一年的突然卸职不同，布莱克门的这一决定并不出人意料。事实上，在凯西案的协同意见中，布莱克门就已流露出去职之意。“我已经83岁了，”他在1992年6月写道，“不可能永远在最高法院待下去。”人们已经选出一名支持堕胎权的总统，金斯伯格也接替了怀特，布莱克门一手炮制的里程碑式案件——罗伊诉韦德案，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会非常安全。 （金斯伯格进入最高法院后，凯西案中5 ： 4的格局将变为6 ： 3，支持堕胎派将占据多数。）1993年12月的复活节周末，布莱克门就曾强烈暗示克林顿，他将在明年退休，现在，他也的确这么做了。
1994年，政治环境的转变也影响了大法官人选的挑选程序——包括最高法院本身。选择堕胎的宪法权利貌似安全，但保守主义运动却暗流涌动，一直没有放弃否定该权利的努力。虽然民主党仍控制着白宫与国会两院，却一直在与各方政敌的交锋中勉力支撑，而且明显已力不从心。总之，新的行政分支面临一系列潜在危机，转向反映出它亟待解决的政治问题。司法反革命潮流已酝酿很长时间。
1994年4月，距离上次挑选大法官巳有13个月时间，克林顿开始寻找布莱克门的继任者。这一次，克林顿还是想选一个政治家，他再次请乔治·米切尔承接这一席位。这位缅因州参议员已经宣布他不会参与11月的再选，对他来说，接受提名好像并不存在阻碍。但是米切尔告诉克林顿，他想以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的身份，为推动医疗改革计划做最后一次努力。他说，如果自己接受任命，这项法案可就彻底完蛋了。最终，米切尔还是没有接受最高法院大法官职位。经过一番痛苦抉择，布鲁斯·巴比特也决定退出角逐。 大法官搜寻工作又转回原地。但是，这次选择将没有去年那么多条条框框。克林顿已经考虑到所有可能的候选人。日益恶化的政治处境，使这次选择必须顾及多数人的意愿。而且，这次提名布莱克门的继任者，或许将成为克林顿最后一次任命大法官的机会。从最高法院目前状况来看，其他几名大法官在1994年时都还不算很老。再不赶紧安插一位民主党候选人，时不我待。
肯尼迪参议员打算再次推荐斯蒂芬·布雷耶。与上次挑选过程中发生的其他事情一样，克林顿与布雷耶那次糟糕的会面情况也被传了出去。足智多谋的肯尼迪这次没有直接与克林顿联系，而是寄了盘录影带给总统，里面记录了布雷耶对一群来访的俄罗斯法官发表的一番机智诙谐的演讲。这位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试图说明，瞧，布雷耶并不古板》布雷耶的运气确实不错，这时，白宫法律顾问刚刚由努斯鲍姆换成了劳埃德·卡尔特（Lloyd Cutler），卡尔特原是华盛顿的一名公司法律顾问，和布雷耶是铁哥们儿。 不过，克林顿此刻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是来自小石城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理查德·阿诺德。
阿诺德绝对属于精英中的精英。20世纪早期，他的外祖父莫里斯·谢泼德 （Morris Sheppard）就曾在得克萨斯州参议员位置上干了近30年，女儿嫁人世代以法律为业的阿诺德家族。理查德生于1936年，自幼接受古典教育，先后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和耶鲁大学学习拉丁文与希腊文，并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在一次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生的辩论中，对方频频引用西塞罗的拉丁文原著，而他们每念出一段，阿诺德很快就能凭记忆以下一段回应，最终以此取胜。同时，阿诺德也是哈佛法学院I960级毕业生中致告别辞者，排在同学安东宁·斯卡利亚之前。他还曾在最高法院担任过布伦南大法官的法官助理。甚至在阿诺德开始从事法律业务之前，他的过人智慧与超凡魅力就已使他成为一位传奇人物。
阿诺德在阿肯色州居住，偶尔从事私人执业，偶尔为政府服务，先后为州长及参议员戴尔·邦帕斯（Dale Bumpers）工作过，并起草了该州的新宪法。1978年，卡特总统提 77 名他进入联邦地区法院，两年后，他成为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出于对阿诺德家族辉煌传统的尊重，布什总统1991年提名理查德的弟弟莫里斯进人同一家法院。兄弟俩同时在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共事，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法律界，提名阿诺德绝对是众望所归。理査德的政治立场偏向中间派，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项判决，是在1979年禁止了阿肯色州的一项立法，该法案规定高中女生打篮球只许打半场，而男生则可打全场。阿诺德行事公正，长于辩论，人们对他的尊敬也跨越任何意识形态与政治派别。布莱克门宣布离任之后，超过100名联邦法官联名致信克林顿，希望他能提名阿诺德出任最髙法院大法官之职——这一举动简直是空前绝后。阿诺德的法学院同学斯卡利亚也专门致电问他：“需要我帮你摇旗呐喊，夸耀你有多么厉害么？”克林顿也十分钦佩，甚至仰慕阿诺德。他俩偶尔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与其他方面的表现一样，阿诺德在球技上也略胜一筹。
肯尼迪参议员打算再次推荐斯蒂芬·布雷耶。与上次挑选过程中发生的其他事情一样，克林顿与布雷耶那次糟糕的会面情况也被传了出去。足智多谋的肯尼迪这次没有直接与克林顿联系，而是寄了盘录影带给总统，里面记录了布雷耶对一群来访的俄罗斯法官发表的一番机智诙谐的演讲。这位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试图说明，瞧，布雷耶并不古板》布雷耶的运气确实不错，这时，白宫法律顾问刚刚由努斯鲍姆换成了劳埃德·卡尔特（Lloyd Cutler），卡尔特原是华盛顿的一名公司法律顾问，和布雷耶是铁哥们儿。 不过，克林顿此刻心目中的最佳人选，是来自小石城的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理查德·阿诺德。
阿诺德绝对属于精英中的精英。20世纪早期，他的外祖父莫里斯·谢泼德 （Morris Sheppard）就曾在得克萨斯州参议员位置上干了近30年，女儿嫁人世代以法律为业的阿诺德家族。理查德生于1936年，自幼接受古典教育，先后在菲利普斯·埃克塞特学院和耶鲁大学学习拉丁文与希腊文，并以全班第一的成绩毕业。在一次与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生的辩论中，对方频频引用西塞罗的拉丁文原著，而他们每念出一段，阿诺德很快就能凭记忆以下一段回应，最终以此取胜。同时，阿诺德也是哈佛法学院I960级毕业生中致告别辞者，排在同学安东宁·斯卡利亚之前。他还曾在最高法院担任过布伦南大法官的法官助理。甚至在阿诺德开始从事法律业务之前，他的过人智慧与超凡魅力就已使他成为一位传奇人物。
阿诺德在阿肯色州居住，偶尔从事私人执业，偶尔为政府服务，先后为州长及参议员戴尔·邦帕斯（Dale Bumpers）工作过，并起草了该州的新宪法。1978年，卡特总统提名他进入联邦地区法院，两年后，他成为联邦第八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出于对阿诺德家族辉煌传统的尊重，布什总统1991年提名理查德的弟弟莫里斯进人同一家法院。兄弟俩同时在一家联邦上诉法院共事，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在法律界，提名阿诺德绝对是众望所归。理査德的政治立场偏向中间派，他最广为人知的一项判决，是在1979年禁止了阿肯色州的一项立法，该法案规定高中女生打篮球只许打半场，而男生则可打全场。阿诺德行事公正，长于辩论，人们对他的尊敬也跨越任何意识形态与政治派别。布莱克门宣布离任之后，超过100名联邦法官联名致信克林顿，希望他能提名阿诺德出任最髙法院大法官之职——这一举动简直是空前绝后。阿诺德的法学院同学斯卡利亚也专门致电问他：“需要我帮你摇旗呐喊，夸耀你有多么厉害么？”克林顿也十分钦佩，甚至仰慕阿诺德。他俩偶尔一起去打高尔夫球，与其他方面的表现一样，阿诺德在球技上也略胜一筹。
现在只有一个问题。阿诺德当时虽才58岁，但早在20年前，医生就已诊断出他患了癌症。如果这位法官不久于人世，克林顿肯定不会提名他出任大法官。
斯蒂芬·昂因（Steven Umin）是一名华盛顿律师，也是阿诺德耶鲁期间的好友，他深知健康问题将是影响阿诺德提名的首要因素。在他看来，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直面问题。昂因的两位前任合伙人，爱德华·贝内特·威廉姆斯（Edward Bennett Williams）与拉里。卢基诺（Larry Lucchino）所患淋巴瘤都曾由李·纳德勒（Lee Nadler） 治愈，纳德勒是哈佛医学院达纳一法伯癌症治疗学会的教授，也是可以治疗阿诺德所患疾病领域的世界头号权威。在他证明前参议员保罗·聪格斯（Paul Tsongas）所患癌症仍存在生命危险后，保罗·聪格斯退出了 1992年总统竞选。（后于1997年病故。）鉴于阿诺德与聪格斯患有同样的病，昂因认为，只要纳德勒能够提供一个积极的预期诊断，克林顿肯定会提名阿诺德进入最高法院。通过白宫幕僚长麦克·麦克拉蒂（MackMcLarty，他也是阿诺德的“粉丝”），昂因安排克林顿亲自打电话给纳德勒，请他诊断阿诺德的病情。谁知道，生性好斗、自以为是的纳德勒居然一口拒绝了克林顿的请求。“总统先生，您可以吩咐我做您想要的任何事，”纳德勒说，“但是，如果某人请我去看他的医疗记录，那就是他的事了。我只能转告他，看人家愿不愿意跟您分享。“ 总统被这位医生的胆识逗乐了，他说，自己相信阿诺德会同意这么做，并保证所有记录很快会被送到纳德勒那里。两人通话期间，阿诺德也致电纳德勒，他说：“做您认为对的事情，医生。实话实说。”
几天后，阿诺德的医疗记录被送到纳德勒位于波士顿城外的家中。单看资料的厚度，就足以显示阿诺德病情的严重程度——大概有上千页之多，叠放起来有十英寸高。 18年前，也就是1976年，阿诺德法官被诊断出患有菲霍奇金淋巴瘤疾病。他迅速开始治疗，而且没出现什么不良反应。但是，阿诺德的病情发展并未依循常理。1991年，在他结肠处发现一个淋巴瘤。1993年，他开始用放射疗法清除静脉窦瘤。也是在那一年，为清除血液与骨髓里的恶性细胞，阿诺德接受了化疗。
矛盾在于，阿诺德身体各项机能仍很正常，但病情却并未减弱。许多人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够活上许多年。但是，纳德勒发现，肿瘤正在发生生物学病变，这就更难对付了。至少，阿诺德余生都将在艰难的化疗中度过。5月13日，星期五上午，纳德勒致电正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审理上诉案的阿诺德，告诉他自己的结论。“李，你没有选择，”阿诺德说，“你只能说不。”
那天下午1点，纳德勒联系了正在椭圆形办公室的克林顿。两人交谈的气氛很微妙，纳德勒听出克林顿正在吃午饭。“你在吃什么，总统先生？”“一个巨无霸汉堡和一些薯条，”克林顿说。“作为一名肿瘤专家，我认为您吃这些东西可并不明智。”
纳德勒说，他无法证明阿诺德的病情“不会影响”其履行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责。癌细胞已遍布阿诺德全身，他最需要的是持续、精心的治疗。
“你的意见是不可改变的吗？”克林顿问。纳德勒回答说，不能。下午3：45，克林顿请幕僚让自己独处一会儿，认真思考一下到底该怎么做。半小时后，他联系上了正在孟菲斯机场转机，准备返回小石城家中的阿诺德。当克林顿告诉阿诺德，自己将放弃对他的任命时，总统流泪了。
阿诺德非但没有怨恨纳德勒，还成为了纳德勒的病人。一边进行癌症治疗，一边继续献身于司法事业，直到连化疗也失去作用。2004年9月23日，阿诺德去世，享年 68岁。包括斯蒂芬·布雷耶在内的8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发表声明，痛悼阿诺德的离去，从未有一名下级法院法官有过如此殊荣。
5月13日下午6：15，克林顿在电视上宣布了对布雷耶的提名。这样的宣布程序非常罕见，因为白宫急着在晚间新闻中宣布这一消息，等不及布雷耶从波士顿赶来，所以只有总统一个人孤零零站在玫瑰园里。这次挑选只花了 37天，而不像金斯伯格那次，用掉了马拉松式的87天，不过，这次挑选同样是以克林顿的失望而告终。他谈到布雷耶时，只是例行公事，他的面容难掩因了解阿诺德病情的严重性而袭来的哀伤之情。当然，不管是布雷耶还是金斯伯格，对他们的提名都是重大的成功。克林顿又挑选了一位获得一致好评的大法官，并精确地体现了自己的价值观。
星期一，布雷耶终于出现在白宫，对上次糟糕的会面情形，他用一句俏皮话小小地调侃了一下。“我庆幸这次没有从单车上掉下来。”他说。虽然他已经55岁了，面对不少法律人梦寐以求的大法官提名机会，布雷耶还是流露出一种孩子般的快乐。克林顿至今还记得，尽管布雷耶在上次提名过程中几乎被公然羞辱，但他仍然出席了金斯伯格的宣誓仪式。
一切都是个性使然。这么多年以来，布雷耶一直是最高法院大法官中心态最阳光的人。积极乐观是他个性中最核心的要素。他拥有与阿诺德一样耀眼的简历：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马歇尔奖学金，哈佛法学院，大法官阿瑟· J.戈德堡（Arthur J.Goldberg）的法官助理，年纪轻轻即成为哈佛法学院的终身教授——不过，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却是一个并不显赫的机构。
布雷耶的出生地与出生时间都很特别：1950年代的旧金山。成名之后，布雷耶惟一经常在演讲中提到的母校是洛威尔高中。“也许对你来说不算什么，但对我来说，它意味着很多很多。”他经常这么对大惑不解的听众说。洛威尔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公立中学，人学门檻很髙，移民子女中最为出类拔萃者皆汇集该校。每年夏天，布雷耶都去谢拉县的一家市属露营地做“服务生”（初级服务生），消防员、警察、医生和律师经常在那里举行家庭聚会。旧金山很少有地方能像那里感受到那么和睦、团结的气氛。布雷耶的父亲为旧金山的教育系统担任了 40年法律顾问。母亲是位家庭主妇，但经常志愿为民主党和“妇女选民联盟” （League of Women Voters）服务。
斯蒂芬·布雷耶最重要的一段教育经历开始于1970年代中期，那一时期，他从哈佛大学来到华盛顿，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当时的委员会主席就是爱德华·肯尼迪。在这里，布雷耶最终成为首席法律顾问，他成功说服肯尼迪转变形象，变得温和，成为教条主义的自由派：解除对航空业、货车运输业以及天然气业的贸易管制。那也是该委员会少有的气氛融洽、富有成效的时期。这些都使布雷耶赢得了不同政治派别参议员们的尊敬。
1980年，当吉米·卡特总统提名布雷耶进人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时，这一因素便变得尤为重要。此时，罗纳德·里根已经赢得大选，共和党主席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Tiurmond）当然不愿“跛脚鸭”总统找人填补上诉法院的席位。但肯尼迪还是说服了奥林·哈奇，请他放布雷耶一马。哈奇称布雷耶是“大家庭中的一员”，并以他在委员会的工作表现说服了那位可敬的主席。布雷耶是卡特去职前通过确认的最后一名法官。正是基于布雷耶的好感，1994年6月29日，参议院以87 ： 9票批准了对他的提名。
布雷耶进入最高法院后，从不掩饰自己对政府的亲近态度。他深信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大众和解决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那么做的。此外，布雷耶格外尊敬与信任国会，认为他们是人民的代表，也是为人民利益而工作。许多大法官听完一两次总统的国情咨文发布后，就懒得再去参加，但布雷耶却认为参加本身就意味着与政府其他分支团结一致，因此他从不缺席——即便现场只有他一位大法官。
换句话说，当斯蒂芬·布雷耶开始他的第一个完整开庭期时，他的步调其实与他的国家、他的国会，乃至他的新同僚们并不一致。事实上，国会此刻正酝酿着一场巨大的转变。1994年11月8日，民主党同时从参议院和众议院的多数席位上落马。同一天，最高法院也正开庭审理一件威胁到布雷耶所有信仰的案件——合众国诉洛佩兹案 （United States v. Lopez）。
联邦党人协会成员一直希望借助最高法院判决，从宪法基础上削弱联邦政府的权力。就在这帮人望眼欲穿，期望找到一起合适案件的时候，小阿方索·洛佩兹 （Alfonso Lopez Jr.）的遭遇终于把一切推上台面。
1992年3月10日，一个名叫洛佩兹的十二年级生携一枝点三八手枪来到圣安东尼奥的埃迪森高中。校方接获匿名举报后，迅速将洛佩兹拦下，武器被搜出后，他很快被逮捕，根据得克萨斯州法律，他将因在校园持有武器而被起诉。但是，到了第二天，州内的起诉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联邦检察部门的起诉，指控他违反了 1990年《校区禁枪法案》，该法案禁止在校内或学校附近持枪如果洛佩兹被判缓刑，估计他就会随这个案子一起静悄悄地消失在人们视野中了。但不知出于什么缘故，法官偏偏判了他6个月监禁，这使洛佩兹加人海军陆战队的计划落空，他只好请公设辩护人代为上诉。案件事实虽然简单，但事实证明，法律可没那么简单。
洛佩兹的案子进入法院时，联邦党人协会倡导的理念正逐步发展成形。协会成员已发展至4万人，年度预算超过300万美元。他们的活动也因道格拉斯· H.金斯伯格法官的参与而名声大振。在向参议院提名罗伯特·博克失利后，里根提名了时任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金斯伯格，那年他才41岁。但是，自从媒体揭露他在任法学教授期间吸食大麻后，提名迅速告吹，金斯伯格只好回到上诉法院，继续做一名铁杆保守派法官。后来，金斯伯格在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出版的《规制》 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以敬仰的口吻提及1937年之前的宪法，那时最高法院推翻了任何试图对经济施加影响的规章，判决的主要依据即是宪法的贸易条款。而现在呢，金斯伯格将这一条款比作“被流放的宪法条文”。“关于这些古老流放者的记忆，”他写道，“反对无限政府的立场皆被放逐，只有少数学者为回复原状而不断努力，也许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也无法看到这一宪法条款的再次回归。”
简而言之，所谓被流放的宪法条文运动意味着对现代福利国家的直接挑战，美国诉洛佩兹案将成为最高法院面临的第一次重要考验。
一如既往，奥康纳第一个对首席政府律师德鲁· S.戴斯三世（Drew S. Days ffl）发问，后者负责为《校区禁枪法》的合宪性辩护。
“仅仅拿着一些东西进人或靠近校园，跟‘贸易’有什么关系？有关系么？”“我想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关系。”戴斯回答道。“我认为没什么关系，”奥康纳直截了当地回复，“我倒觉得，这些算不上州际事务。”
两人这番对答，预示着政府一方凶多吉少，情势果然开始急转直下。奥康纳、肯尼迪、伦奎斯特和斯卡利亚都想弄清楚，国会凭什么立法限制公民在学校或其他场所附近持枪。
上述提问的潜台词显而易见。大法官们明显流露出对国会的不恭敬，在他们眼中，国会就是一个只会装腔作势、不大值得尊敬的地方。
“您能告诉我么，戴斯先生，”斯卡利亚坏笑着说，“过去20年间，国会深思熟虑作出的决定，有哪项是奏效的？”
戴斯还没来得及回答，听众已开始哄堂大笑。接着，戴斯声称国会有“合理根据”认为校园暴力与贸易存在关联。在回应中，苏特讽刺道：“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过，‘做一个有理性的动物可真好，总能找到理由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听众席上又是一阵哄笑。
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最高法院都与国会关系密切。许多大法官之前都做过参议员。但伦奎斯特法院却与国会没什么瓜葛。伦奎斯特和斯卡利亚仅在行政分支工作过，奥康纳与苏特只有过州政府的工作经历，肯尼迪、斯蒂文斯和金斯伯格过去或是私人执业律师，或是在法学院执教。托马斯在洛佩兹案开庭时，仍然一言不发地看热闹，他给密苏里州参议员约翰·丹佛斯（Joan Danforth）当过幕僚，但在确认听证会上经受的羞辱，令他对国会深恶痛绝。而布雷耶，可能是惟一一个与国会有“血缘关系”的大法官了。
布雷耶毕竟是最高法院的新丁，还无法掂量自己在言词辩论阶段的分量。但是，他对戴斯与自己同事们的表现都很失望，只好把气出在代表洛佩兹的公设辩护人身上。你会对反对你的主张的显然论断，那种简单的论断说些什么呢，这难道不是有关边界的案件么？
“枪通过州际贸易流动，类似地，书本、课桌、教师，都是如此，”布雷耶说道，“如果孩子随时有可能在校园里被枪支射杀，这样的地方当然没人愿意去，事实上，如果联邦政府不干预此事，整个国家的经济早就千疮百孔、彻底耗尽了。”布雷耶还提到1942年一起案件，最高法院在那起案件中判定，自种小麦与州际贸易有密切关联，必须受宪法贸易条款的规制， “如果连自种小麦都能影响州际贸易，那么这类案件的性质当然和经济相关，我确信校园枪支一定会影响到贸易。”布雷耶要做的，就是把半个世纪以来都不存在任何争议的宪法判决一一列举出来。
但是，布雷耶的提法并未说服多数大法官。1995年4月26日，最高法院以5 ： 4 票作出判决，宣布国会制定的《校区禁枪法》违反了宪法贸易条款。在伦奎斯特撰写的意见（奥康纳、斯卡利亚、肯尼迪和托马斯加入该意见）中，最高法院自1935年来首次宣布国会制定的法律因超越宪法贸易条款赋予的权限而无效。意见中的许多说法，都与众议院新任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Ciingrich）的观点遥相呼应。伦奎斯特在意见中引用了詹姆斯·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45篇中的一段话：“新宪法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力很少而且有明确的规定。各州政府所保留的权力很多但没有明确的规定。”“大政府”的范围正式受到了来自第一街两翼的夹击。
该判决促使布雷耶发布了大法官生涯中第一份言辞激烈的异议意见。“我认为，这份被认定无效的法律完全符合最高法院半世纪以来对国会贸易权力范围的界定。”他写道。他说，法院多数意见产生的判决将严重威胁到其他许多成文法的效力。“在国会已经通过的法律中，许多一般法律（在美国法典中有超过100节）与部分刑事法律（至少25节），使用了‘影响贸易’这样的字眼去界定它们的范围，”布雷耶继续写道，“最高法院的判决将影响该法律领域的法律确定性，除非本案得到合理的处理”。联邦党人协会及其盟友当年撒下的种子，终于结出果实了。这一结果当然是他们乐见的与其他大法官一样，布雷耶知道威廉·布伦南曾向法官助理提出过的一个著名问题。在最高法院，什么法律最重要？助理们面面相觑。言论自由？……平等保护？…… 三权分立？……大法官摆摆手，说道：“5票！ 5票法则！有了 5票，你就可以在这个地方为所欲为！ ”布雷耶曾在自由派全盛时期做过最高法院的法官助理，他提到布伦南说这句话的时代时，说：“他那时说这些话当然很轻松。他动辄就能弄到7票。”但是，现在的斯蒂芬·布雷耶大法官所服务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最高法院了。在洛佩兹案之后的那个夏天，一位朋友称赞了他在该案中撰写的异议意见。布雷耶苦笑着伸出4根手指：“4票，”他说，“才4票啊。”
福斯特当时的职位是白宫副法律顾问兼总统助理，与白宫法律顾问努斯鲍姆属同一级别。克林顿时期，白宫法律顾问更换比较频繁，而副法律顾问兼总统助理位置比较固定，地位很高，也非常受重视。
副总统的主要职责是在在职总统辞职、被弹劾或者死亡时出任总统，另一重要宪法责任是兼任参议院议长，但他并不负责主持参议院会议，也不参加日常投票，只是在参议院投票出现平局的情况下，投下关键性一票。但是，当参议院对总统进行弹劾审判时，副总统没有投票权。
跛脚鸭（Lame Duck）：政治术语，指任斯将满但不可能再连任的官员，尤指第二任任期即将结束的总统，由于权力即将易手，对“跛脚鸭”总统，手下官员或其他政治势力可能会不太买账。
一般来说，美国总统在国会发布国情咨文时，除两院议员外，最高法院大法官一般也到场参加，为表示司法中立，经常面无表情，即使起立鼓掌也是如此，许多大法官都难以忍受这种尴她，找种种借口躲避出席。
事实上，在美国宪政史上，联邦和州权力的分配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如何对待这一权力划分也成为保守和开明的重要分野。一般的趋势是：保守派主张小政府，减少对各州事务的干预。即社会能够做的，政府就不要去干预；地方政府能够做的，联邦政府就不要去干涉。因此，在联邦主义案件中，保守派法官往往偏向州权一边。自由派虽然不能说主张大政府，但至少是强调继承罗斯福的新政传统，维护新政以来联邦政府的开明政策。
1989年1月，在加利福尼亚州斯托克顿市一所小学的校园栏杆外，一名流浪汉持一把AK-47冲锋枪，向正在游戏的儿童开枪，5名儿童被打死，29人受伤。为此，国会于1990年颁布《校区禁枪法》Gun-Frec School Zones Act），将在校区内持枪定为联邦罪。
所谓“贸易条款“（commerce Clause）。是指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第3项。该条款授权国会排性地管理对外贸易、州际贸易和同印第安部落的贸易，相当数量的联邦法律和条例是根据这一条款制定的。相反，各州为防止联邦政府权力过多渗透，多倾向于对这一条款中“贸易”的范围进行严格解释，与“贸易”无关者，国会不得立法干涉。 1930年代，美国经济陷人大萧条，为拯救全国经济（包括各州经济），罗斯福行政分支推出“新政”，国会也通过了《全国工业复苏法案》等一系列法律，然而，经济保守派与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却集体反对“新政”，在谢克特诉美国案（Schechtcrv. United States）等案件中否决了包括复苏法案在内的许多联邦新法。1937 年，罗斯福一怒之下，决定启动“法院填塞计划”（Coint-paking plan），通过增加大法官人数改组联邦最高法院，部分大法官只好妥协，转变了抵制立场。随后几年，由于联邦最高法院不再干涉，罗斯福新政得以顺利推行，出台了许多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法律。“贸易条款”从此不再对国会立法构成障碍，1964年国会立法禁止旅馆和餐馆的私人经营者实行种族歧视时，理由就是：他们是为进行州际贸易的旅行者提供住宿和食品，种族歧视将影响州际贸易。所以金斯伯格才会撰文说“贸易条款”相当于被流放了。
因为宪法的贸易条款认为国会只在对外国、州际和与印第安部落从事贸易活动时才有权以立法形式进行管制，所以本案的关键点之一就在于校园持枪是否与“贸易”有关，与“贸易”无关则与联邦无关，国会出台法律进行管制就有越权违宪之嫌，这也是奥康纳提问所隐含的意图。
众议院议长（Speaker）：众议院议长由众议院多数党党团会议在新国会召开前夕从本党议员中提名，经众议院选举产生。他与参议院主席的地位有很大不同，是众议院的领袖，享有如下权力：议员发言同意权；任命特别委员会和协商委员会的成员；把议案交委员会审议；对特出的程序问题和应否审议某项议案的动议做出裁决；在议院表决时，如赞成票和反对票相等，投决定性的一票。
最高法院位于华盛顿特区东北区第一街1号，国会大厦就在街对面，“第一街两翼”显然是指“大政府”思想受到了国会与最高法院的夹击。
布雷耶在异议意见中首先重申了自己庭审时的发言内容，他写道：“国会能够合理地认为‘校区暴力犯罪’对‘教育质量’的影响严重地（或大量地）关系到州际或对外贸易[进而属于联邦条例限制范围]吗？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定是肯定的。……全国各地学校普遍发生暴力严重干扰那些学校的教育质量。……国会显然可以视枪支与学习互不相容。……国会可以因此而确定一个重要的教育问题：教师无法教，学生无法学，并得出结论，学校附近存在枪支严重地扩大和加深了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