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律师会在出席最高法院庭审前，花时间考虑“克拉伦斯会怎么做？”奥康纳早已奠定她在最高法院判决过程中的核心地位，托马斯却一直扮演着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他经常以局外人自居，不在乎自己的意见究竟是促成了多数意见，还是纯属多余。他就是这么一种大法官，既不会被同事所影响，也不可能影响到同事。
在言词辩论阶段，托马斯向来很少发言。他是惟一一位经历过野蛮的确认大战煎熬的大法官，也是大法官中惟一一位非裔美国人。他比大多数同僚都要小上10多岁，交际圈也格外与众不同，经常参加全国汽车比赛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tock Car Auto Racing， NASCAR）组织的汽车野餐会（那里没几个人认识他）和右翼活跃分子组织的沙龙（他在那里很受尊敬）。他是最和善、最温和的大法官，却也是最易怒的。他看不上自怨自艾的人，却又顾影自怜。没有一位大法官跟他有丝毫相像之处，无论是在哲学上、法理上，还是为人处事上。
托马斯巳在最高法院度过10年时光，大法官中，数他的司法立场最直截了当。他是伦奎斯特法院迄今为止最保守的成员，或许也是“四大黑暗骑士”以来最保守的大法官，这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的绰号，相关4位大法官也在新政期间陆续退休。如果托马斯的意见都成为多数意见，那可不仅仅是创造先例那么简单——罗伊案将被推翻，宗教陈设可以随意进入公共领域，死刑判决将全部被核准——整个国家都将为之改变。他在贸易条款案件洛佩兹案中所持的观点，简直有改天换地的倾向。在该案中，托马斯加入了伦奎斯特撰写的多数意见，该意见推翻了国会制定的《校区禁枪法》。托马斯在协同意见中声称，最高法院的判决还应当走得更远。
“个人认为，我们的判例法已偏离宪法贸易条款的原意。”在开始对“贸易”一词的含义进行长篇大论的分析前，托马斯写道。他认为，“制造业和农业”都不再是18世纪时的含义。因此，托马斯提出，任何与制造业和农业有关的联邦法律都是违宪的。美国两百年来的发展变化都未尊重立宪者原意。“即使贸易与其他事务的界限忽略了所谓‘经济现实’，而且这样看起来反复无常或率性而为，但是，我们必须坚持宪法原则，不得让国会权力过多介人州际事务。”几十年来，还没有大法官发布过他这样的言论——他提出的方案将令联邦政府大部分工作陷人瘫痪——但托马斯才不在乎这个。正如他说的：“尽管我更愿回到对宪法原意的理解，但我不得不承认，现在来检视过去 60年来的立法工作已为时太晚。”
托马斯一直在孤军奋战，致力于挽救被1937年最高法院司法革命放逐的宪法条文。尽管很少有大法官支持他，但至少在自己的办公室内，托马斯还是拥有无上权威。在所有大法官中，托马斯雇用法官助理的标准最为严格，整个筛选过程都充斥着意识形态内容。他授权自己的前法官助理们组成一个小组，专门负责对应征者的观点进行审查。其他大法官只要求法官助理赞同自己的立场，托马斯却附加了一系列意识形态检验。应征的法官助理者必须连过三关，接受三轮交叉盘问。第一轮面试由法学教授杰克·戈德史密斯（Jack Goldsmith）进行，接下来一轮由法学教授余约翰（John Yoo）与华盛顿律师、托马斯的第一任助理克里斯托弗·兰多（Christopher Landau）进行。（戈德史密斯和余后来都为乔治· W.布什总统工作。）最后，现任助理组成的小组将与每位应征者座谈，让他们回答各类问题，内容涉及堕胎、联邦主义、贸易条款、死刑、搜查和扣押等各个方面，以确认这些未来的助理们会赞同托马斯（包括他们自己）的极端观点。经过这样的层层面试，为求保险，应征者们还被要求与托马斯会面，后者会与他们简单交谈，聊聊其家庭情况和兴趣爱好。对此，托马斯解释道：“我可不想雇用一个和我意见截然相反的助理。这看起来就像训练一头猪，既浪费了时间，又把猪给激怒了。”在托马斯雇用的前40名法官助理中，只有一个是黑人。
托马斯的极端立场并不局限于贸易条款问题。整个1990年代，伦奎斯特、肯尼迪和奥康纳都想重新界定州权，先后在几起案件中宣布联邦法律侵害了州权，这些发展趋势有时也被称为“联邦主义革命”，当然，现在看来有些矫枉过正。总体来看，最高法院在联邦与各州之间关系上进行的调整，仍显得适度而节制。比如，最高法院限制国会立法权限，要求其不得禁止公民起诉本州政府官员；同时，他们又解释联邦法律，申明公民无权起诉各州政府。这些判决当然很重要，但很难称得上革命，其所限制的联邦权力，也与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无关。
托马斯一直加人这类州权案件的判决意见，但经常发表协同意见，认为最高法院应当增大削弱联邦权力的力度。比如，他认为国会无权将贿赂州政府官员或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列为联邦罪行，尽管这类案件几十年来一直由联邦检察官负责起诉。1997 年，最高法院推翻了联邦控制枪支的法律之一，《布雷迪法案》（Bmdy Bill）的部分内容，取消了要求各州与地方执法官员对购买手枪者进行背景核査的规定。托马斯虽然在斯卡利亚撰写的多数意见上签了字，但还是在自己的协同意见中提出了更进一步的建议，认为应当宣布所有控枪法案统统违宪。他写道：“历史证据和学术研究都表明，宪法第二修正案中列明的‘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对宪法原意的解读，偶尔也会令托马斯转向自由主义立场，比如，他经常对言论自由的范围给予更宽泛的界定——在这一领域，他倾向于加入最高法院中间温和派的意见——但他的保守派司法理念却是始终如一。为了让法官助理们更好地体会那种孤军奋战的感觉，托马斯要求新任法官助理必须观看1949年拍摄的那部改变自安·兰德作品的电影《源泉》（The Fountainhead），那部电影某种程度上是向个人主义致敬，反映了一位建筑师坚持自我，不断抗争的经历。
伦奎斯特很少把重要案件的多数意见交给托马斯撰写，因为他的极端立场根本无法说服其他同僚加人，这样自然没法形成多数意见。1999年，在一起涉及禁止确立宗教条款的案件中，伦奎斯特指定托马斯负责撰写该案意见，结果他连4票都没凑齐。因此，托马斯撰写的意见书开头常常是尴尬地“宣布最高法院的判决”，而非惯常的“发布最高法院的意见”。奥康纳在单独意见中称，自己之所以拒绝加人托马斯的意见，是因为他试图“让政府对宗教教化提供帮助”。
事实上，托马斯基本没有撰写过什么重要的法院意见。分给他撰写的多数是些琐碎议题，而且大法官们早已达成一致意见，在最高法院内部，这类案子被称作“蹩脚案” （dogs）。不过，当被问及个人最得意的一份法律意见时，托马斯提到1996年的一起案件，在那个案子中，最高法院一致推翻了下级法院对一名因操纵列车挂钩受伤的铁路工人进行赔偿的裁定。托马斯曾在一次演讲中说：“那个赔偿很不合理。这个案子跟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我写的意见很有趣，在里面回顾了火车的发展历史。“（事实上，正如记者托尼·莫罗[Tony Mauro]最初报道的那样，最高法院的判决很不合理。托马斯的意见使得在两列机车挂钩之间遭遇事故的铁路工人很难获取赔偿。判决作出许多年后，那起案件中的原告威廉·海尔斯[William Hiles]仍然卧床不起。）
托马斯与同僚们的最大不同，或许在于他完全不顾及遵循先例原则，更不尊重过去的法律。只要他觉得这个判决错了，就打算予以推翻，从不在乎它作为判例在教科书上呆了多久。他曾写道：“当宪法原则与那些在文本、历史和结构上都偏离宪法原意的不合理判例发生冲突时，我将毫不犹豫地打破僵局，维护宪法原意。”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无论是左翼的布伦南，还是右翼的斯卡利亚，都倾向于尊重本院先例，除了托马斯，还从没有人如此胆大妄为，居然要抛弃延续两百多年的遵循先例原则。2005年，斯卡利亚在出席纽约市的一次犹太人集会时，有人请他比较一下他与托马斯的司法理念，“我是一个宪法原旨主义者，”他说，“但我没疯。”
虽然托马斯在意识形态上被孤立，投票时也不被重视，在法庭上更是一言不发，但仍然有许多人喜欢他。
大法官、法官助理、法警、餐厅伙计、看门人——都能被托马斯性格中表露出的温和宽厚所感染。他的爽朗笑声经常打破法院走廊上的宁静。与其他同僚不同，托马斯能记住每年来的新任法官助理们的姓名，即使是政敌的助理也不例外。他经常请这些年轻的法律人到自己办公室聊天，一聊就是两三个小时。有一年，托马斯对斯蒂文斯的一名法官助理很有好感，对方是位女同性恋，她的同伴是一名职业滑雪运动员。托马斯很喜欢她俩，还把那位滑雪运动员的照片放在自己办公桌上。还有一次，他的一位前法官助理的妻子生命垂危，托马斯夫妇在医院陪了好几个晚上，安抚他们熬过难关。
托马斯不仅对法官助理如此，对他人也很友善。他会在模拟法庭与法学院学生聊天，在球场或赛车场与普通民众交朋友，并邀请他们来最高法院参观。他们每次过来，都会与托马斯一直聊到晚上。如果电视里正在播放橄榄球比赛（特别是托马斯钟爱的达拉斯牛仔队的比赛），他会分发雪茄，邀人与他一起观赏。到最高法院工作后，托马斯经常与法官助理们在法院顶层的体育场打篮球，那里是著名的“美国最高院“（highest court in the land）但这位大法官第一年就不小心弄伤了膝盖，从此就很少再打篮球了。
尽管托马斯在法庭上很少向律师发问，但他并非一直保持沉默。他坐在布雷耶右边，俩人经常窃窃私语，互开玩笑，还时不时发出一阵阵笑声。有时声音太过嘈杂，以至于坐在托马斯另一侧的肯尼迪不得不把身子前倾，以排除干扰，听清别人在辩论时说些什么。布雷耶和托马斯还经常互相传小纸条，彼此戏谑调伲。“州权高于一切？”在一次庭审时，布雷耶写道，而托马斯则顺手回应：“这是你们对罪犯的态度吧，哈！”这可不是装出来的交情。而是同僚之间热情关照的最好写照。
这一时期，托马斯的生活中又多了一项乐趣。1990年代中期，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贾马尔（Jamal）去弗吉尼亚军事学院读书。（因为这个原因，托马斯曾在1996年的一起案件中申请回避，该案的多数意见后来由金斯伯格撰写，要求弗吉尼亚军事学院不得拒绝接纳女生。）第二年，托马斯6岁的侄孙小马克·马丁（Mark Martin Jr.）搬来与他同住。马克的父亲因买卖可卡因而锒铛人狱，他母亲实在无法独立抚养4个孩子。托马斯也是在这个年纪被他外祖父收养，并因此得以从恶劣的生活环境中解脱。在年届五十之际，重拾为人之父的体验，使托马斯的生活重新注人许多乐趣。
托马斯的交通方式也因此改变。长期以来，这位大法官都痴迷于“陆地巡洋舰”这类大型车辆，经常开着它从家里出发，驱车24英里去最高法院上班。小马克到来后，托马斯订购了一辆普雷沃斯特大客车，里面装备了轻型家具、卫星电视和随车携带的简易厨房——他把这辆车称为“轮胎上的公寓”。托马斯很喜欢这个交通工具，不仅把它当作“公共汽车”，还把它的照片搁在案头，与布克· T.华盛顿（Booker T.Washington）、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照片放在一起。一到假期，甚至在许多周末，托马斯都会带着太太和小马克出游，或是参加野餐露营，或是观看全国汽车比赛协会的赛事。他们待在全国运动汽车竞赛协会赛事附近的营地或停车场那里。托马斯通常会利用沃尔玛允许休闲车在其停车场过夜的政策（这在休闲车圈子里很有名）。在这些地方，托马斯很容易跟其他“休闲车主”打成一片，有人认出了他，而很多人不认得他。2004年，托马斯获得了休闲车行业协会颁发的“美国精神”奖。“休闲车主的身份帮助我把工作做得很好，”他在演讲中说。“我生活的世界十分远离尘嚣。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华盛顿度过的。开休闲车让我走出去、看到真实的美国。在休闲车营地，你向每个人挥手致意，他们都会还之以礼。”
尽管托马斯在工作中与人为善，但他仍对自己在确认听证会上的遭遇耿耿于怀。几年来，他桌上一直放着那次52 ： 48表决的投票者名单。但是，他抱怨的对象可不仅仅是那些投反对票的参议员们：“25年前，当我离开乔治亚州时，那些不当举止或粗野行为都是一些顽固盲从者所为，”1993年，他在梅肯市的一次演讲中说，“具有讽刺性的是，时至今日，这些凭一己之见攻击他人的人们已经改头换面，遍布在大学校园、新闻媒体、好莱坞以及那些所谓‘文化精英，之中。谁是他们攻击的目标？是那些敢于质疑社会与文明内的种种骗局者，是那些坚持固有价值并拒绝盲从者，是敢于对新近的意识形态的狂热说不者。”这既是托马斯演讲的主题，也是他未来十年秉承的理念——对抗那些曾经反对过他的“精英们”。朋友或同事或许会说托马斯当年的愤怒早已平息，但那看起来是不可能的。2007年，他在接受《商业周刊》购法）的采访时声称，他认为新闻媒体“普遍靠不住，因为对于我该怎么想或该怎么做，他们早有成见”。
托马斯从不直接点出敌人的名字——“自作聪明的评论员和自称无所不知的家伙”，他有次这样描述说——谁都看得出他在说谁。排在名单前面的，当然是那些曾经在确认听证会上投票反对过他的参议员。在他眼中，绝大多数媒体也是所谓“精英”中的一部分，他的朋友曾援引他的话说，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一天，就是取消订阅《华盛顿邮报》那天。同时，托马斯也很讨厌自己的母校耶鲁法学院，有段时间，他办公室的壁炉架上还放着一张写有“耶鲁真恶心”的汽车保险杠标语条。在他心目中，耶鲁的家长式作风过于严重，而且在确认听证会这一关键时刻抛弃了他（耶鲁校方支持了同为耶鲁毕业生的安妮塔·希尔）。1998年，他接受一份现在已关张的保守派杂志《进展》（HeaAwjy）的访问时说：“从耶鲁法学院毕业时，我连份工作都找不到。这就是它所能给我的。我想我得把学位还给它，而且我也这么做了。”6年后，在圣母玛利亚法学院 （Ave Maria School of Law）的开学典礼上，托马斯在接受该校荣誉学位后，语带讽刺地说：“与母校决裂后，我确实需要一个法学院学位。”托马斯经常参加天主教与福音派背景的小型法学院的模拟法庭和开学典礼，但他从未回过耶鲁。在前面的演讲中，他形容自己的原则就是“远离常春藤盟校”。
托马斯之所以拒绝在开庭时提问，或许源于他内心积怨犹存。1980年代，这样的缄默不语很难引起人们注意，因为这一时期的几位大法官——布伦南、马歇尔、布莱克门——都很少发问。但是，到了 1990年代，另外8位大法官在法庭上都很活跃，这就显出托马斯格外与众不同。经常有人问托马斯为何如此沉默，他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有时他会说，他只会在其他大法官漏掉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时提问。有时他又会说，倾听比论说获益更多。在私底下，他有时会抱怨同僚们插话太多，卖弄学识。2000年，托马斯向一个学生团体解释自己保持沉默的原因时说，自己年轻时一直说的是古勒语（Gullah），这是乔治亚州海岸的一种方言，因此自己“养成了倾听的习惯”。最后一种解释很是特别。托马斯幼年在乔治亚州生活时，可能说过一阵噶勒语，但他从6岁起就开始与他说英语的外祖父居住在萨瓦纳，那里可没人讲什么古勒语，而且他上的是要求十分严格的教区学校，只有说英语才可能获得好成绩。
托马斯保持缄默的原因之一，也可能是他不想再引起媒体关注——媒体总是对他观点或立场的变化品头论足。他曾对朋友开玩笑说，自由派媒体经常把大法官的左倾倾向称为“进化”或者“发展”。“我从没进化过。”他说。
在公开场合，托马斯从来对自己如何改变人生这一话题不厌其烦。1996年，他曾在自由大学（Liberty University）的开学典礼上发表过一次演讲，这所大学是由杰里·福尔韦尔牧师建立的。托马斯向来喜欢在这种场合来上一番自我描述。他回忆了 25年前从圣十字学院毕业时的情形。那时自己比较激进，一心想献身于黑人权利事业，怀抱着试图改变世界的、不够成熟的梦想。“我以为自己了解全部答案，”他说，“一切看起来都很明白。我那时刚结束学业。我常常想放弃一切，回家。当时的情绪，交织了困惑、愤怒、失望和焦虑，希望或许正在某处闪烁，但它好好藏着，我根本看不见。我经常过得稀里糊涂，和外祖父也疏远了，年轻时关于成为一个天主教牧师的梦想也无影无踪。这是我灵魂中的暗夜。”（他有时候会以温和的口吻回忆说’那些日子里他所秉持的非洲中心世界观启发了他给儿子起的名字。“我们叫他贾马尔，从这你就能看出那时我的所思所想。”）
与往常一样，一开始回顾自己人生的伤痛，托马斯自然会把话题扯到那次确认听证会：“是上帝的仁慈和他有力的肩膀帮助我和妻子度过了那次令人不快的听证会。终于，我们找到了忍受煎熬、超越苦痛的办法，那就是依靠上帝，我们是一体的，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感谢你们为我们祈祷。”
托马斯和其他大法官出席公共场合的频率差不多，但他对听众范围的选择要仔细得多。他必须确保听众们会有共鸣，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受到更多欢迎。有一次，他打算讨论一个最具煽动性的争议话题——种族问题。
托马斯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十分明确。与斯卡利亚和伦奎斯特一样，他赞成一部“色盲的宪法”（color-blind Constitution），也就是说，宪法应当禁止给予任何种族特别优惠。他认为，任何类型的种族平权措施，包括对黑人的特殊优惠都必须被禁止，因为它们违反了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托马斯觉得自己继承了布克· T.华盛顿的民权思想，并对此引以为豪，后者致力于激发黑人的个人创造力，培养其自力更生的能力，而非一味推动政府扶持他们。接着，托马斯谈起种族歧视问题，他幼年在南方时对此已是屡见不鲜，他本人在那时也是种族歧视的对象。托马斯十分忌讳别人说自己唯斯卡利亚马首是瞻。这一传言其实非常荒谬，因为两位大法官不仅投票记录不同，而且托马斯比斯卡利亚更为右倾。托马斯把这一谣传归因于种族歧视，而非政治偏见。在路易斯维尔发表演讲时，他说：“因为我是黑人，就有人说斯卡利亚大法官帮我把活儿全干了。我当然知道自己该怎么干活，也很少与他碰面。看来，他肯定是在我大脑里安装了芯片，然后告诉我该怎么做的。”
与其说托马斯反对种族平权措施，不如说他反对给予穷人任何帮助，特别是对黑人。他认为，传统的民权运动给人们造成这么一种印象，黑人总是受害者，而白人总是统治者。事实上，经济而非种族因素，才是贫困问题的关键所在。当他在新闻里看到努力奋斗的黑人青年才俊，经常会邀请他们见面，并予以鼓励。他的朋友托尼·维尔特斯（Tony Welters）是一位非裔美国人，同时也是一名医药企业家，在纽约大学法学院设立了一个跨越种族界限的奖学金，奖励那些“在其家族中第一个获得研究生学位的杰出法律博士”。托马斯非常喜欢这个项目，并要求校方将每年的最终人选推荐到最高法院工作。
托马斯私下也曾承认，他人生的每一步跨越都得益于种族平权措施——获得圣十字学院与耶鲁大学的人学机会，在里根行政分支负责人权事务，取得最高法院大法官职位。但他还是认为，这类帮助最终只会产生负面影响，对人生发展弊大于利。（他经常劝导年轻的黑人律师们，要集中精力钻研税法或者财产法这样的法律，远离少数族裔民权这类专门领域。）托马斯认为，种族融合说不上对黑人好还是坏；他喜欢种族隔离时代在小城萨凡纳度过的童年，那时的生活圈子都是黑人，而后来的融合对黑人也并没什么好处。
事实上，托马斯坚信政府各种帮助黑人的措施最终都将适得其反。他最喜欢举的例子，是说许多黑人农民之所以离开南加利福尼亚，就是为了利用政府的环境政策，用最好的价钱把土地卖出去。他最喜欢引用他的偶像弗里德里克·道格拉斯说过的话：“美国人民总是急着想知道该为我们做些什么……对此，我从一开始就只有一个答案。不用对我们做什么！……如果一个黑人不能凭自己的双腿站起来，那就让他趴下吧！”
一次，也仅有这一次，托马斯尝试着对一群未经选择的听众发表了演说。1998年， 他接受邀请，去全国律师协会的年会发表演说，这也是全美最大的黑人法律人组织。在他出席一个月前，该协会相当一部分成员联合写信给他，请他拒绝邀请，但他最终决定无论如何都要赶过去。当他站在台上，面对台下两千多名法官和律师时，酒店舞厅的气氛十分紧张，台下许多人都强烈反对托马斯在民权事务上的立场。要知道，这次会议可是在孟菲斯举行，13年前，小马丁·路德·金博士正是在此地被刺杀，这也使得现场平添了几分凝重气氛。
托马斯以对小马丁·路德·金之死的回忆作为开场，他描述当时的情形，感觉“整个世界都要疯了”。自那以后，人们虽然继承了金的理念，但“种族隔离状态仍然长期存在……某些人还是根据种族差别看待我们，我们的想法和意见也被划分为三六九等，衡量我们价值的标准并不在于我们取得多少成绩，而仅仅是我们的肤色本身”。换句话说，一个人好像只要是个黑人，就应当持有民权运动的理念。“我把这些仍然看作对我们权利的否定——这和否认我们的人性没什么不同。”
托马斯继续描述了自己还是一名法学院学生时的失望之情，浑身充满了“怨气、愤慨和暴怒”。也是在那时，他突然发现“个人的途径优于集体的途径，它更容易被人接受、得到支持，也不那么危险，这一途径也与美国精神相一致”。作为一名黑人，他秉持这样的理念：“我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不需要耍什么阴谋诡计来证明自己，更不需要任何人来告诉我该是什么样。那些有心理问题的人尤其会忘本或者无法认同自己的身份。”
托马斯最后郑重总结道：“今天我到这里来，并没有带着怨气，也不打算激怒任何人，尽管我的出现本身就已触怒了某些人。在这里，我不想就自己的观点进行辩护，我只是想告诉大家，我有独立思考的权利，不要因为我是黑人就觉得我只是一名智识上的奴隶。我必须申明，我是一个人，自由思考、做我乐意做的事；我还是一名法官，一名永远不会盲从他人的法官。”
托马斯的演讲得到了礼貌性的回应，但是，他说的话根本与其政敌讨论的内容不是一回事。与其说他在反唇相讥，不如说他找了个稻草人在攻击。根本就没有人说托马斯无权发表他的观点；也没有人说过黑人必须用一个声音说话；更没有人声称种族平权措施所提供的支持是强加于人的。托马斯的批评，和他本人一样，都是“致力于找出一个持久的解决方案”。这才是托马斯观点的主旨所在，而不是他有没有权利这么说。无论如何，这次演讲是他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与自己意识形态上的对手们对话。
1994年5月28日，克拉伦斯与金尼·托马斯夫妇曾受邀参加拉什·林博的婚礼，拉什·林博是著名电台主持人，这是他的第三段婚姻。新娘玛尔塔·菲茨杰拉德是位健身教练，与新郎是在网上相识的。（这对夫妇不久后就离婚了。）华盛顿的保守派智库与游说组织，都喜欢请托马斯去演讲。确认听证会后，他的第一次荧屏亮相，就是在全国授权电视台上，后者隶属于自由国会基金会（Free Congress Foundation），由托马斯的老朋友，“新右翼”（New Right）组织的创办人保罗·韦里奇操控。托马斯经常造访韦里奇的办公室，1993年，他还曾在“新右翼”成立15周年庆典上发表演说。此外，托马斯也在另一个著名保守派组织，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那里发表过演讲，同时，他还在美国企业家协会的弗朗西斯·博耶讲坛上发过言，后者在华盛顿被视为“保守派的正式舞会”。
在这里，许多有权有势的人物集聚一堂。托马斯则借一篇名为“美国生活中的勇气问题”的讲演一吐心声，并以此文作为自己法官生涯的写照。“依本人愚见，”他说，“那些执着于弄清事务原委者、那些勇敢挑战既有知识传统者都可能遭遇不友好对待。尽管如此，他们仍应无所畏惧。这是必须的。为了维护自由，他们必须保持这样的勇气。”接着，托马斯又说，“一个人若想受到大家欢迎，总是站在多数人对立面当然会于事无补。一个人要是一直蹚浑水，痛苦对他当然没有任何价值。一个人如果只想混日子，那他什么都不用去做。在我的办公室，曾贴着一张形容此类人的小标志：‘躲避批评，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什么也不当。’”在这样的场合，托马斯只会强调他在最高法院如何孤军奋战，才不会说自己总是跟在多数意见后面随大流。
作为保守派树立的英雄人物，托马斯当然会得到回报，既有精神上的，也有物质上的。在成为大法官前，托马斯经济上并不宽裕，直到进人最高法院，他才还清读书时的贷款。但是，托马斯却靠民间英雄的身份（而非其大法官地位）迅速脱贫致富，速度几乎超过了任何一位大法官。他自传从出版公司拿到了 150万美元的预付金。这家出版公司的老板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是保守派事业的主要支持者。伦奎斯特和布雷耶也出过书，但从没拿到过这么多稿费。为了吸引潜在读者，托马斯告诉编辑，著名电台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将在节目中朗读他的回忆录。由于害怕被主持人恶意盘问，托马斯说自己不会出席电视台的早间新闻访谈节目，但同意到时候接受相对友好的福克斯新闻台（Fox News）的访问。（合同公开3年多之后，在已收到5万美元的情况下，托马斯仍未交稿。）
托马斯在其职位上获取了更多的直接经济收益。根据大法官们必须提交的财产申报记录，托马斯在6年时间先后接受了价值42200美元的礼物，这一数字大约是其他大法官的7倍，他们收到的礼物不过是些水晶小雕像和徽章而已。（多数大法官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邀请，费用由邀请方全包，大法官们会借这个机会在各个大学发表演讲，并与各国法官交流。惟一的例外是苏特，他的表格中的礼物栏和受邀旅行栏，年复一年都是同一个答案：无。）托马斯收到的礼物，绝大多数来自保守派人士，这些人都很佩服托马斯在法院的表现。比如，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商人哈伦·克罗（Harlan Crow），就曾将弗里德雷克·道格拉斯生前拥有的一部《圣经》送给了托马斯，这本 《圣经》现在价值1.9万美元。（克罗还给托马斯家乡的图书馆捐了 17. 5万美元，用于建造新的克拉伦斯·托马斯分馆。）还有一名企业家赠给托马斯5000美元，作为他侄孙未来的教育费用。内布拉斯加州一名商人送给托马斯一批价值1200美元的轮胎。根据联邦法律，只要与最高法院在审案件无关，并如实申报，大法官可以接受公民个人任何数额的馈赠。
托马斯之所以与保守派政商两界关系密切，主要得益于妻子维吉尼亚的努力。他俩1987年结婚时，维吉尼亚就已是美国商会（U. S. chamber of commcrce）的著名说客，1990年代，她成为理查德·阿米（Richard Armey）的高级助理，后者是位好斗的得克萨斯共和党人，曾担任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在1996年的选战中，正是她给众议院的资深共和党人送去了他们迫切需要，而且“十万火急”的备忘录，里面记载的都是足以诋毁克林顿总统声誉的信息。具体说来，她收集了所有能够表明克林顿“浪费、欺诈和滥用权力“、“受华盛顿工会领袖影响”或“不诚实的事例”的信息。之后不久，她就被任命为传统基金会的部门负责人。
无论在最高法院，还是在华盛顿，托马斯的地位都显得独一无二，最能反映出这一地位的例子，是1999年12月举行的一次非同寻常的活动。年终将至，多数大法官会在这一时期出席各个大学或律师协会的颁奖晚宴，而托马斯参加的那次活动，却是其他大法官打死也不会去的。
“今晚，我们齐聚一堂，一同回顾我们自由主义的媒体队伍中若干杰出人物的卓越工作。”M.斯坦顿。埃文斯（M. Stanton Evans）在传媒研究中心（Media Research Center）的年度晚宴上致辞，这是一家以保守派“看门狗”自居的组织。晚宴在华盛顿的国王酒店举行，主办者打算搞一场模拟颁奖典礼，“奖励”那些明显存在偏见的报道。几个保守派权威人士组成的小组负责“提名”，客人则扮演“接受”各种以幽默形式命名的奖项的角色，如“最佳记者莱温斯基之总统膝盖垫奖”。整个晚会的基调就是欢乐与调侃。“这可算不上右翼的大阴谋，”《华尔街日报》的社论作者约翰·福德说，“大家也就是关着门自己找乐子罢了。”
罗纳德·里根总统的儿子迈克尔。里根（Michael Reagan）和奥利弗·诺斯（Oliver North）揭晓了下一个奖项，前者是电视脱口秀节目主持人，后者是右翼电台节目主持人。这一奖项也掀起了晚会的高潮。该奖名称是“最厌恶保守主义者的媒体之我 是--个——有同情心的——自由派——但是——我——希望——你——去——死奖”，获奖者是一个叫朱莉安娜·马尔维斯（Juliannc Malveaux）的专栏作家，此人在接受有线电视访谈时这么说托马斯：“我希望他老婆天天喂他鸡蛋和黄油，让他和其他黑人一样早死。”
托马斯整晚都在哈哈大笑，以至于司仪埃文斯专门对他说：“托马斯大法官，您真是个很好的听众啊。”当托马斯走近麦克风，准备“接受”颁给马尔维斯的这一奖项时，全场对他报以持续性的热烈掌声。
“谢谢大家，”大法官大笑着说，“一般来说，我们都很忙。这周还属于开庭期，明天上午9：30我们还得审案，多少个类似今天这样的晚上，我都在工作中度过。但我们认识到，今天的场合是如此重要，是时候把个人责任、宪法、最高法院的工作、我的小侄孙、去参加……统统放在一边，……我非常乐意代表苏珊娜·马尔维斯（Suzanne Malveaux）接受这个奖项。”托马斯这里把苏珊娜与朱莉安娜搞混了，前者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与她的远房表妹朱莉安娜一样都是非裔美国人。
一如既往，托马斯三句话不离确认听证会。“我边听你们颁奖，边想着要是尼娜·托滕伯格也来分享它们该多好。”他说。托滕伯格是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法律记者，在把安妮塔·希尔的故事传播给大众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好容易才拔出她插在我后背上的一把把匕首，现在我很乐于看到它物归原主。”
托马斯说这番话，当然还有言外之意，并非说说那么简单。事实上，他在最高法院的工作，本身就是对敌人的最好反击，而他也打算在那里待更长时间。托马斯接下来的发言激起全场更为热烈的掌声，他声称，包括马尔维斯在内的任何盼他早点死掉的人，必须具备足够的耐心。“医生已经确认，我的血压挺好，胆固醇也很正常，身体结实着呢！ ”托马斯微笑着说。
“四大黑暗骑士“（Four Horsemen）指4位极端保守的大法官：乔治·萨瑟兰、皮尔斯巴特勒、威利斯·范德文特和麦克罗诺兹，四位大法官态度一致，常常私下会晤，相互协调，预言罗斯福新政会毁灭美国的资本主义和民主，坚决反对新政的“自由化倾向”，被自由派讥讽为总是预言灾难的“四大黑暗骑士”。 四大黑暗骑士典出《新约·启示录》，指人类四大祸害：战争、饥馑、瘟疫、死亡。四大黑暗骑士依次出现时，将为天下带来大灾难，而且一个比一个更具毁灭性。
安·兰德（1905—l982）：俄裔美国作家、哲学家。青年时代从苏联流亡美国，以其小说和哲学闻名于世。小说《源泉》1943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并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该书至今仍以每年超过10万册的数量再版。1957年《阿特拉斯耸耸肩》出版，成为美国历史上仅次于《圣经》的超级畅销书，被誉为对美国影响最大的10本书之一，累计销售超过8000万册。安·兰德崇理性，认为人的最高美德便是理性；她不顾传统舆论的偏见，力倡个人主义，认为不能使个人利益得到最大伸张的社会，就不是理想社会。她的客观主义哲学从1950年代起风靡美国校园，影响了几代美国人，她本人也成为美国青年崇拜的偶像。安·兰德一生著述百余种，根据她的生平拍摄的纪录片和故事片曾获奥斯卡奖。 《源泉》的主人公洛克是一个诚实而坚强的建筑师，他志在启蒙社会，却在大学毕业前夕被学校开除，他的设计风格被社会视为异端，一度沦落到去采石厂当小工。他深爱的女人也处处和他作对，并与他的夙敌结了婚。最后，他答应无偿为政府设计经济适用房，但其设计被政府主管部门任意修改，万般无奈之下，他用炸药包把建到一半的楼炸为瓦铄。在法庭上，他也同样孤军奋战，为自己作为天才的原创行为自辩：“创造是各己私事，是天赋权利，维护创造也是同等天赋个人的权利。“那个时候著作权、知识产权等概念还未曾为人们所认同，结果洛克被认定为“狂人”，并因此被无罪释放。
英文中篮球场的“场”与法院是同一个单词court，类似于汉语中的拼音，该篮球“场”因在最髙法院楼顶，所以被称为美国最高的“场”，形式同于“美国最高院”，汉译可能无法准确体现其中意味，特此注明。
Uber alles系德文“高于一切”的意思，二战时德国国歌即是《德意志高于一切》Dcutschhmd iibcr alles），布雷耶故意用德文表达，是为了调佤联邦主义者一味强调州权。
早年的伦奎斯特比托马斯和布雷耶还要活跃，在伯格时代，每次开庭，伦奎斯特的助理会不时给他递些小纸条，上面多是些棋盘游戏式的问题，伦奎斯特答完后，就把纸条传给旁边的布莱克门大法官，让他一试身手。
1996年，最高法院在这起案件中裁定，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必须向女性开放，并要求弗吉尼亚州不得保留按性别区分的、实施不同教学纲目、资源和校友网络的教育机构。几个月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决定服从最高法院判决，接纳女性学员，并按照同性标准要求她们，譬如，女孩子也必须剃光头。
梅肯（Macon）：美国乔治亚州中部城市。
常春藤盟校（Ivy League）：美国东北部一批在学术上和社会上享有盛名的高等学校的统称，包括哈佛大学（建于1636年）、耶鲁大学（170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1740年）、普林斯顿大学（1746年）、哥伦比亚大学（1754年）、布朗大学（1764年）、达特茅斯大学（1769年）和康乃尔大学（1853年）。这8所大学都是公认的一流大学，它们历史悠久、治学严谨、教授水平髙、学生质量好，所以常春藤大学时常被作为顶尖名校的代名词。
2007年，托马斯出版的自传名称即是《我外祖父的儿子》（My Grandfather's Son），可见他与抚养他成人的外祖父感情之深。他在书中说，自己作为一名黑人男孩，自打出生起便受到了双重歧视：他住在种族隔离的南部，而且是说克利奥尔方言、被其他黑人鄙为乡下佬的古勒人居民区。他凭自己的天资和勤奋读书，在教会修女的严厉和鼓励下，于劣境之中自我打拼成材，他原打算做一名牧师，所以中学读了教会学校，但中途却退了学。原因是一名同学为马丁·路德·金遭遇害而欣喜若狂的情形深深地刺伤了他。 “假如当初教会对结束种族歧视的决心像今天对结束堕胎一样坚定的话”，他写道，我的生活也许就会走上另一条路。当他退出神学院时，外祖父流下了眼泪，并把他撵出了家门，但他们后来还是和解了。参见 Clarence Thomas， My Grandfather's Son ： A Memoir.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7。
布克· T.华盛顿（Booker T. Washington，1856 —1915），美国政治家、教育家和作家，是1890至 1915年之间美国黑人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华盛顿出生于维吉尼亚州富兰克林县，父亲是白人奴隶主，母亲是黑奴。 华盛顿在黑人政治中地位极为重要。1895年，华盛顿发表了著名的亚特兰大演说，这使他闻名全国，受到政界和公众的关注，成为美国黑人的代言人。他和白人合作，帮助筹款创建数百个社区学校和高等教育机构，以提高美国南方黑人的教育水平。除了在教育领域贡献卓著之外，他还大力促进美国各种族之间的整体友谊和工作关系，其自传《超越奴役》（Up From Slavery）于1901年首度出版，至今仍然广为流传美国作家扬·克劳福德。格林伯格（Jan Crawford Grcenburg）在2007年出版的《最高冲突》 （Supreme Conflict）—书中披露，私底下，托马斯还是具有一定号召力的，他为一起案件所写的异议意见促使伦奎斯特和斯卡利亚改变了初衷。参见 Grccnburg’ Jan Crawford， Supreme Conflict.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7。
全国律师协会（National Bar Association），约有4000多名成员，多数为黑人法官和律师。其宗旨主要在于促进司法改革，增进成员之间的关系，激发他们学习法律的兴趣。
没有一名美国黑人像托马斯这样遭到黑人同胞的普遍厌弃，以至于他出去演讲时，“欢迎”他的标语牌上会写道：“托马斯大叔是个叛徒！”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人物阿尔·夏普顿牧师也曾在托马斯家附近举标语牌抗议，《乌木》（Ebony）杂志故意把他从“150位最影响力的美国黑人”名单中去掉。一名著名饶舌表演者也唱到：“白人不是恶魔，我向你保证，你要找恶魔就去看看克拉伦斯·托马斯。”看来，作为一个极端保守主义大法官，“托马斯大叔”也不容易。
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 - 1968），美国著名民权运动领袖。1954年，马丁·路德·金成为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的德克斯特大街浸信会教堂的一名牧师。 1955年12月1日，黑人妇女罗沙帕克斯在公共汽车上拒绝给白人让座位，因而被当地瞽员逮捕。马丁·路德·金立即组织了一场罢车运动（即蒙哥马利罢车运动），从此他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人物。1963年金组织了争取黑人工作机会和自由权的华盛顿游行。1964年，金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1968年4月4日，他在孟菲斯一家旅馆的阳台上被刺杀。 1986年1月，罗纳德·里根总统签署法令，规定每年1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为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以纪念这位伟人，并将之定为法定假日。迄今为止，美国只有三个以个人纪念日为法定假日的例子，用以纪念亚伯拉罕·林肯、乔治·华盛顿和马丁·路德·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