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温斯基丑闻事件在最高法院的发展进程，简直是其国内走势的缩影。总统的所作所为被曝光后，整个社会普遍感到震惊与愤怒。最高法院对克林顿也采取了强硬立场。但是，当总统的政敌揪住这点不放，险些酿成宪法危机后，公众态度又逐步回转，及至第一次弹劾程序启动时，多数民众逐渐对克林顿抱以同情。最高法院亦是如此。当克林顿在任期末民望大增、备受好评时，最高法院迅速转变了对他的态度。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高法院多数大法官近些年开始热衷于迎合主流民意。还有一个原因在于，鉴于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的角色变化，最高法院已在1990年代后期逐渐左倾。
1998年，首席大法官已经73岁高龄，莱温斯基事件爆发后，他根本无暇顾及此事。自从很久前在花园受伤后，他的背伤就再未痊愈，以前走路还只是一瘸一拐，现在已不得不拖着脚缓步而行。而且，伦奎斯特的脑力也大不如前，甚至比身体状况还要糟糕。他已在大法官位置上度过了四分之一多个世纪的时光，并在其中十多年担任首席大法官。多数情况下，伦奎斯特都知道每个人会怎么投票。而他也从不打算改变任何人的想法——无论是开会讨论还是撰写意见。这些年来，他更多是在扮演一个管理者角色，努力让案件更富效率地运转，而不是在最后关头一锤定音。从他每天的工作安排来看，伦奎斯特已经大量减少了基础工作：每天，他会召集法官助理开一个晨会，讨论案件进展；之后与行政助理开会，解决一些涉及联邦司法系统的问题；在自己桌前用午餐，然后做些案头工作；下午4点，乘豪华轿车回家。
1972年，鲍勃·贝内特（Bob Bennett）与比尔·伦奎斯特在麦克林游泳与网球俱乐部相识时，他俩的孩子都还很小。那时，尼克松刚刚任命伦奎斯特出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贝内特也离开联邦检察官办公室不久，开始从事私人法律业务，并在日后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律师之一。由于俩人志趣相投、相谈甚欢，贝内特邀请伦奎斯特参加他组织的月度牌局。在之后33年时间里，伦奎斯特几乎从未缺席过这些牌局。
尽管偶尔有人去留，但牌局的核心成员多年来一直没变。除了贝内特和伦奎斯特，成员还包括：乔治城大学宪法学教授沃特尔·伯恩斯（Walter Berns）、华盛顿国家歌剧院负责人马丁。范斯坦（Martin Feinstein）和华盛顿商人汤姆。怀特黑德（Tom Whitehead），后来安东宁·斯卡利亚也来了。其他偶尔来玩的，包括鲍勃的兄弟比尔·贝内特（Bill Bennett），—位前制药业大亨及保守派活动家，以及当地的联邦法官戴维·森特尔 （David Sentellc）、托马斯。霍根（Thomas Hogan）和罗伊斯。兰贝思（Royce Lamberth）。扑克规则一般由发牌者决定，通常为高一低七张桩牌、五张抽，或者斯卡利亚最爱玩的得州扑克。每手打完之后，牌都被“交给左派”——大家经常用这句话调侃，因为贝内特是桌上惟一一位民主党人。人人都知道这个牌局的存在，但参加人员却一直很低调。自打华盛顿律师伦纳德·加门特（Leonard Garment）跟记者提到过这次牌局后，他就不再被邀请了。
牌局通常在成员们家里进行，伦奎斯特偶尔会把大家带到他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郊的乡间别墅去。牌局进程如仪式般精确。人们大概在早上7：00至7：45陆续到达，吃完主人提供的三明治后，然后从8：00玩到11：00，中间很少闲聊。（罗伯特·博克加人过一阵子，因为大家除了扑克牌外什么都不愿谈，他嫌太闷，很快就退出了。）许多年来，成员们都直呼其名，只是在伦奎斯特1986年成为首席大法官后，大家开始改 116 叫他“首席“（Chief）。打牌过程中，一旦起了争议，大家也让他来解决。这种牌局一般也带点“彩头”，赌注虽然不大，但也不至于几便士那么少，一般来说，一晚上下来，大家输赢都在100美元左右。（伦奎斯特被提名为首席大法官后，贝内特曾指派自己事务所的律师专门进行研究，看看他们常玩的这类牌局在哥伦比亚特区、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是否构成一般意义上的赌博，研究结果显示不存在什么问题。这对伦奎斯特也算好消息，因为他在最高法院院内，也经常就大学生篮球联赛、联盟杯橄榄球赛和肯塔基德比赛马会的比赛结果打赌下注。）
1994年5月，保拉·琼斯对克林顿的不当行为提出指控巳有3个月了，总统聘请贝内特作这起性骚扰案中的辩护律师。一般来说，牌友们玩牌时，向来回避与最高法院有关的话题，但贝内特认为事关重大，有必要与大法官们保持距离——于是他决定在代理总统打官司期间退出牌局。斯卡利亚曾劝他留下，但贝内特始终觉得“小心驶得万年船”，在这个事情上慎之又慎绝对没坏处。他是对的，1997年1月13日，他果然站在9名大法官面前，代表克林顿出席克林顿诉琼斯（Clinton v. Jones）案的言词辩论。
琼斯案一开始，大法官们就决定对克林顿群起而攻之。其实，多数大法官早就看不惯克林顿，正打算找个机会收拾他，这下机会果然来了。克林顿第一次当选时，曾有助理告诉伦奎斯特，新总统打算提名自己的夫人担任司法部长，首席大法官冷冷地回了句：“据说卡利古拉还任命过他的马当罗马的执政官呢。”奥康纳则打心眼里反感琼斯指控的那些事实，对她来说，克林顿的所作所为全部符合她对“没吸引力“（unattractive）的界定。斯蒂文斯和苏特都觉得这个事情不太体面，宁愿去处理别的类型的案件。至于托马斯和斯卡利亚，这俩人一直就对克林顿及其政策有敌意。而克林顿提名的金斯伯格和布雷耶，这会儿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免得让人以为他们和任命自己的人站在一个阵营里。
尽管克林顿诉琼斯案引起轩然大波，但案件事实却比最高法院之前受理的任何案件都更像一出电视剧预告片。事件大致情况是这样的，琼斯宣称，1991年5月8日，时任州长的克林顿在小石城怡东酒店参加一个质量管理会议，她那天坐在签到桌前，正好被克林顿看到。他让一名州警把她叫到自己在酒店的房间内。按照琼斯的说法，克林顿一进屋就对她说：“我爱你那完美的曲线。”接着脱下裤子，让她“亲它”。琼斯大惊失色，急忙逃之夭夭。（关于这一点，克林顿一直辩称自己根本就不记得遇到过这个年轻女人，更否认自己有过任何不当行为。）琼斯对克林顿提出性骚扰指控，声称自己由于拒绝了克林顿，在阿肯色州工业发展委员会遭到上司的打击报复。
摆在大法官们面前的法律争议非常清楚。贝内特提出，克林顿肩负总统大任，必须处理各类繁重工作，因此，他在离任之前不应接受审判，包括接受调查和出庭作证。他告诉大法官们：“美国总统不应卷入诉讼，无论是审理还是调査。除非有紧迫的必要性，不能让总统放弃宪法职责。”
言词辩论过程中，大法官们纷纷针对贝内特的观点发言。伦奎斯特认为，这个案件根本与克林顿的“总统行政权力”无关。金斯伯格持同样观点，觉得“和他的职位没什么关系”。苏特说，他认为，至少那些不影响他行使总统职责的调查应当进行。
斯蒂文斯问：“你觉得这个案子会持续多长时间？”
“很难说，”贝内特答道，这确实超出了他的预见能力，“我只能告诉大家，在这个案子上，总统已经耗费了大量时间。本案毕竟属于私人事务，不应该牵扯总统太多精力。”
斯卡利亚一直赞同扩张行政分支的权力，但这次他可不会这么说。他声称，总统这次绝对逃不过去，他确实很忙，因为“我们经常看到他骑马、砍柴、钓做鱼条用的鱼……”
听众们哄堂大笑。
“……打打高尔夫什么的。为什么我们不抛开前面的问题，把重点放在这一点：如果法院告诉总统要是不想输掉这个官司，就必须到这儿来，而他此时若有勇气说，“我忙得要死”——所以在他任期内我们再也看不到他打高尔夫了——果真如此，我们就能……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
对克林顿来说，没有比在这个时候开庭更糟的事了。经过与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Bob Etole）—场漫长的交锋，克林顿终于牢牢地赢得连任，但并不是大获全胜。在选战的最后关头，有关克林顿筹款中的丑闻传闻已让他无福消受选举后本应有的美好时光。
1997年1月，琼斯案就像是大法官们的囊中之物，随时可以拿出来煞煞克林顿的威风。但是，这个案子根本不可能危及克林顿的执政地位，也不会酿成什么宪法危机。就克林顿本人而言，他确实妖魔化了伦奎斯特在琼斯案中扮演的角色，并因此怀恨在心。克林顿诉琼斯案开庭7天后，克林顿的第二次总统就职典礼如期举行。事后，克林顿对朋友说，首席大法官在和他握手时说：“好运！——你会需要它的。”总统认为，这是在绕着弯威胁他。
绕着弯威胁人绝非伦奎斯特的行事风格，但最高法院那时候确实已决定判克林顿败诉。与往常一样，在伦奎斯特法院，从一个案子在言词辩论阶段的情势，人们就能大致猜出判决结果。1997年5月27日，最高法院一致裁定，克林顿不得将诉讼推迟到任期之后。斯蒂文斯撰写的法院意见反映了“无人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崇高法律原则，但也暴露出当代法律与政治的“太傻太天真”。斯蒂文斯试图消除克林顿关于琼斯案可能会占用其太多精力的疑虑。“看起来我们不大可能，”斯蒂文斯错误地预言道，“占用克林顿太多时间。”
7个月后，1998年1月17日，根据最高法院的判决，克林顿不得不宣誓作证，在贝内特距离白宫几个街区的办公室内回答琼斯的律师提出的问题。尽管最高法院一向了解该院判决对真实世界的影响，但是，在那个拥有有线电视新闻的年代，年届八十的斯蒂文斯却仍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他根本没有预计到，琼斯的诉讼的判决就像一块吸引克林顿政敌的磁铁——而这一结果，正是其他大法官所乐于见到的。当然，让事情变得更糟的还包括克林顿本人，他在作证时谎称，自己不记得是否曾和莫妮卡·莱温斯基在白宫单独相处过。
克林顿诉琼斯案的判决最终导致的事件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当克林顿在1998年1月忙于应付琼斯的律师的提问时，独立检察官肯尼斯·斯塔尔正将调查范围从白水房地产交易案，扩大到克林顿在琼斯案中可能存在的不当行为。8月17 日，作为斯塔尔调査内容的一部分，克林顿被迫在大陪审团前作证。4个月后，1998年 12月19日，克林顿因作伪证和妨碍司法而被众议院全体会议弹劾。
众议院的投票意味着，一个多世纪以来，参议院将首度进行对总统的弹劾审判，依照美国宪法，审判将由首席大法官主持。事实上，伦奎斯特也是全美国承担此项工作的最合适人选。围绕相关历史与法律问题，伦奎斯特曾利用夏季闭庭期的空余时间写出一组略显枯燥，却值得一读的著作，其中就包括1992年出版的《大审判：对萨缪尔·蔡斯大法官和安德鲁·约翰逊总统的历史性弹劾KGrami Inquests ， The Historic Impeachments of Justice Samuel Chase and President Andrew Johnson ） 。
密西西比州共和党人特伦特·劳特（Trent Lott）当时担任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他决定尽量效仿1868年对约翰逊总统的那次弹劾，精心设计这场对克林顿的弹劾审判。 伦奎斯特也是个固守传统的人，热衷于复兴那些古老仪式，对特伦特·劳特的做法自然乐见其成。不过，在上述传统中，惟有一项苦了这些参议员老爷们，因为根据弹劾审判惯例，近百名参议员必须在参议院大厅内静观整个过程，而在平日里，参议员们一般投个票、发个言就迅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弹劾程序启动后，伦奎斯特基本不用做什么。参议院并未传唤证人作证，所谓“审判”也不过是众议院的“操控者”们发表陈述，司法委员会部分成员扮演检控人角色，外加克林顿的辩护律师到场辩护。与其他冷静的政治观察家一样，伦奎斯特深知，参议院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凑足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把克林顿从总统位置上赶下来，因此，最聪明的做法就是保持低调，静观弹劾程序缓缓向事先早已注定的结果发展。这场沉闷乏味的弹劾审判持续了整整五周。
在整个弹劾审判过程中，伦奎斯特仅做了一次实质意义上的裁定。在开场陈述时，有人将在场的参议员称为“陪审员们”。这下民主党人可不依了，他们认为，宪法要求全体参议员以一种更加开阔、也更具政治高度的视野来评估弹劾总统的必要性，而不是像刑事审判中的陪审员那样简单、严格地判断是非。终于，来自爱荷华州的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rkin）坐不住了，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首席大法官先生，我反对他们提到出席弹劾美国总统的审判程序的参议员时，连续使用‘陪审员’这一称谓。”
伦奎斯特以其惯有的冷静语气说，他巳经注意到哈金指出的问题。“采纳来自爱荷华州参议员的异议意见，”他说，“所以，请发言人不要再把参议员们称作陪审员。”
哈金非常高兴。他低声对坐在身边的纽约州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说：“我刚刚打赢了我的第一场最高法院官司！”
这次弹劾审判也把最高法院搅得群情激奋，由于旁听席位有限，这些席位迅速变得炙手可热。伦奎斯特对跑来讨要席位的人说，整个审判过程令人烦躁不堪，不听也罢。但是，谁也无法否认1999年2月12日这一天的历史意义，弹劾审判程序将在当日结束。伦奎斯特发言时，人们还是第一次从他的话语中捕捉到一丝不安：“被告威廉·杰弗逊·克林顿，有罪还是无罪？”
结果果然不出意料。支持第一项弹劾的有45票，支持第二项弹劾的为50票，都没有达到成功弹劾所必须的67票。（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独立共和党人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直犹豫不决，最终来了个古老的苏格兰式裁决：“罪证不足”[No proven]，这一票自然也就作废了。）
当着神情肃穆的参议员们的面，首席大法官郑重宣布克林顿无罪。对于自己在克林顿弹劾审判程序中的表现，伦奎斯特后来用自己最喜欢的轻歌剧，吉尔伯特与苏利文的《贵族与仙女》中的一句台词来概括：“其实我什么也没做，这一点我做得非常好。”
《贵族与仙女》也影响了伦奎斯特的审美。早在弹劾审判程序之前几年，伦奎斯特就对首席大法官的法袍进行过一次颇受争议的改良，他在原本素黑色的衣袖上加了 4 条金色细带。很显然，这是受歌剧中那位大法官阁下的服饰的启发。自从来到最高法院，伦奎斯特就不再穿当年被尼克松厌恶的那套行头，也很少显示自己对衣着的兴趣。“我们觉得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奥康纳这样评论新式法袍。不过，尽管法袍上的金带显得有点怪，其他大法官们也只能听之任之。其实，首席大法官多半喜欢显示自己与一般大法官的不同。偶尔地，如果哪个倒霉律师错把伦奎斯特叫成了“伦奎斯特大法官”——他可能马上会怒气冲冲地纠正道：“是首席大法官阁下！ ”
从这一点上看，伦奎斯特在改造最高法院的硬件设施方面确实投人了大量精力——比如，对日益老旧的法院建筑加以翻新——并没有把工作重心放在重塑法院判决方面。此外，他还同样热衷于最高法院的日常行政事务。琼斯案期间的某个星期天，华盛顿遭遇了一场暴风雪袭击，街上的积雪有21英寸厚，联邦政府不得不在第二天宣布放假一天。但伦奎斯特却认为，最髙法院的工作绝不应向天气妥协，他决定让星期一的庭审照常进行，并安排职员开着越野车去每位大法官家里接人。
这无异于是对各位大法官的性格进行的“罗尔沙赫式测验”。著名律师卡特·菲利普斯（Carter Phillips）也要参加星期一上午的开庭，正好他与斯卡利亚都住在维吉尼亚郊区，便请求搭个便车。斯卡利亚同意了他的要求，并称肯尼迪也将同行。由于道路不通，斯卡利亚不得不在齐腰深的积雪中走了半英里才坐上车。尽管斯卡利亚戴着俄式皮帽，但大衣内却只套了一件短袖衬衫，他被冻得脸色发青，气喘吁吁。
“真是神经病，”他说，“首席大法官到底怎么想的？我们可在这儿冒着生命危险呢！“尽管如此，大法官们还是很尊重伦奎斯特（甚至有点怕他），没人愿意迟到。由于担心时间不够，斯卡利亚对司机说：“根据我被赋予的权力，我授权你闯红灯！”
“尼诺，”肯尼迪提醒说，“我们可没权力闯红灯啊。”他俩在9：30赶到，此时距离开庭还有半小时。“我甚至还有时间读读你的法律理由书呢，菲利普斯。”斯卡利亚哑着嗓子说。
另一辆法院的车被派去接布雷耶和金斯伯格，他俩住得比较近——布雷耶在乔治城，金斯伯格在水门大厦。金斯伯格的穿着打扮还是一如既往的优雅风格，她居然仍穿着直筒裙，蹬着高跟鞋，显得与外面天寒地冻的真实世界格格不人。考虑到她这身行头实在无法在雪中行走，曾在法官助理办公室工作过的司机只好高举着这位纤弱的大法官，小心翼翼地把她送进车内。（后来，金斯伯格还为这家伙写了封进法学院的推荐信。）当他们去接布雷耶时，々急火燎的布雷耶已经直接驱车到达最高法院地下车库了。
苏特，这位自信满满的新英格兰人自幼在冰天雪地的环境中长大。他谢绝一切帮助，声称将亲自驾驶自己的车去上班——结果，他的车很快陷进路边的雪堤里，最后还是靠最高法院的法警才把他救出来。苏特不幸成为惟一一位迟到的大法官。
伦奎斯特完全没考虑天气状况，言词辩论也按计划进行。（这个案子正好是前面提到的那起铁路工人受伤案，最高法院以一致意见判决菲利普斯胜诉，托马斯撰写了他最引以为荣的法律意见。）
对首席大法官来说，变化最大的是他的法律意见书。1970年代初入最高法院时，他撰写的意见以拖沓冗长、不得要领而著称，其中充斥着各类保守派哲学理念，而且多数为异议意见。出任首席大法官后，其法律意见也随之收缩。之所以如此，部分原因在于屁股决定脑袋——毕竟他从原来的局外人变成了最高法院的制度核心。当然，年岁渐高、力不从心也是原因之一。首席大法官用生产流水线的方式管理办公室，法官助理被要求在10天之内起草好法律意见的初稿。如果工作量太大，首席大法官会亲自操刀。伦奎斯特删减文稿的风格也十分野蛮，经常大笔一挥，法官助理们的心血就付诸东流，末了他还轻蔑地解释一句：“推理。”
简而言之，1999年秋，最高法院到了另一个转折点。伦奎斯特的年纪已开始影响到他的工作效率。金里奇率领共和党在1994年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又在1998年的总统弹劾风波中铩羽而归。克林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受民众爱戴与欢迎，美国处于空前的繁荣期，显然没兴趣大踏步“向右走”。”
1999年10月，“伦奎斯特革命”终于到了瓶颈，尽管这里的“革命”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在许多至关重要的议题上——州权、政教关系、刑法和堕胎——伦奎斯特不但 I23 没有取得进展，反而输了所有关键性官司。即便是在面对一起自己还是亚利桑那州一名年轻的共和党人时最为看重的事业之一时，他也选择了让步。
伦奎斯特喜欢唱歌，最高法院每年的圣诞晚会上，都由他亲自领唱圣诞颂歌。（大约每年都会有一些法官助理言辞恳切地致信首席大法官，抱怨晚会气氛貌似排斥非基督徒的参加，伦奎斯特一般都会以邀请这些年轻人参加晚会的形式作为回应，但他坚持不愿采用“假日晚会”之类的称谓。）初人最高法院时，伦奎斯特偶尔还会在这些场合写些歌词。1975年，杰弗里·罗森（Jeffrey Rosen）曾报道过他写的一首歌词。在歌词中，他调侃了自己最讨厌的最高法院判决，米兰达诉亚利桑那州案。歌词套用了歌曲 《荣耀天军》的旋律，内容是：“理论王国来的自由派，布满了我们高贵的最高法院/他们对骗术总是明察秋毫/却对警察的不端行为视而不见。”接着，合唱团成员会跪下，齐声唱道：“救救米兰达案，救救米兰达案，把他从尼克松的‘四大金刚’手上救出来。”尼克松在任期间，一共提名了 4位大法官，分别是沃伦·伯格、哈里·布莱克门、路易斯·鲍威尔和伦奎斯特本人。
米兰达案承载了伦奎斯特对I960年代沃伦法院自由激进主义的所有厌恶之情。在由厄尔·沃伦亲自撰写的法院判决书中，最高法院裁定，任何犯罪嫌疑人在被捕前，都必须被告知其应有的权利。很难想象，制宪先贤和建国175年以来的诸位大法官们会觉得这类告知有什么必要。但是，沃伦和他的同僚之所以创造出这一规则，正是针对当时刑事司法体制中的各种弊端。伦奎斯特早已多次重申，他认为那些告知完全没有必要，相反，它们意味着法官人为地给打击严重刑事犯罪设置了障碍。1999年，最高法院批准了一起涉及米兰达案判决效力的案件的调卷令申请，这意味着，伦奎斯特终于有机会对米兰达案痛下杀手了。
这起案件的真正问题在于，即便米兰达案判决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最高法院难道可以轻易推翻这个已深人人心的先例么？在言词辩论阶段，布雷耶正是抓住这一点，对米兰达案作出这样的描述：“全世界估计有20亿人听il这些话。在他被提问之前，他会被告知，他有权保持沉默，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作为呈堂证供，在律师赶到之前，他可以什么也不说，如果请不起律师，可以为他指定一个。在已经过去的30年中，这些话成为美国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难道不是这样吗？”
这起案件也让人们真正见识到了最高法院内不同的“保守”类型——伦奎斯特式的，或者斯卡利亚与托马斯式的。令许多关注他的人大跌眼镜的是，伦奎斯特不但在 7 ： 2的判决中加入了支持米兰达案的多数方，并亲自撰写了多数意见。在这起名为迪克森诉美国案（Dickerson v. United States）的案件的判决意见中，伦奎斯特撰写的意见虽然略带一些不情愿，还带着一点点令人望而生畏的“推理”，但思路却非常清晰：“米兰达案巳经融人了警方的日常工作，并成为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首席大法官写道，“无论我们是否认同米兰达案的推理过程及其最终确立的规则，我们都必须考虑这一点，那就是，遵循先例原则绝不允许我们推翻该案。”托马斯加入了斯卡利亚的异议意见，后者继续用自己特有的带着浓浓火药味的语言——论证了一个保守主义的最高法院应如何挣脱先例，去对待诸如米兰达案（和罗伊诉韦德案）这样的标志性案件。
一如既往，斯卡利亚少不了要来上一番冷嘲热讽，哪怕针对的是自己的首席大法官老友。斯卡利亚在异议意见中说道，伦奎斯特本人一直以来都“旗帜鲜明地反对米兰达案的核心前提”。斯卡利亚接着总结道：“今天的判决把米兰达案从一个越权司法的里程碑，变成了傲慢司法的胡夫金字塔（或者说它是狮身人面像斯芬克斯要更形象些）。”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斯卡利亚并不想和同僚们争出个高下，他想要的只是表现出自己与众不同。
这里的高-低七张桩牌、五张抽和得州扑克都属于美式扑克牌规则。游戏时，通常允许玩家进行几种动作，加注、跟注、盖牌、跳过（Check）。在抽牌扑克中，允许玩家抽牌换牌。根据下注的限额分为Fix Limit. Pot Limit和No Limit。根据牌的大小比法，有些是牌小的人赢（lo），有些是牌大的人赢（hi），有些则是最大牌和最小牌的人平分（hi/lo）。
卡利古拉（Caligula），罗马帝国第三任皇帝，真名是盖乌斯·恺撒·奥古斯都。日耳曼尼库斯 （Gaius Caesar Augustus Germanicus），后世史学家常称其为“卡利古拉“（Caligula）。卡利古拉是他自童年起的外号，意为“小军靴”。卡利古拉被认为是罗马帝国早期的典型暴君。他建立恐怖统治，神化王权，行事荒唐。由于他好大喜功，大肆兴建公共建筑、不断举行各式大型欢宴，帝国的财政急剧恶化。后来他企图以增加各项苛捐赋税来减缓财务危机，引起所有阶层的怨恨。公元41年，卡利古拉遇刺身亡。1979年，美、意两国电影人根据其生平，拍摄了电影《罗马帝国艳情史》。
美国宪法授权参众两院因“叛乱、贿赂或其他轻重罪行”而弹劾联邦官员。若在任总统受弹劾，最高法皖首席大法官须主持审判。在弹劾审判过程中，参议员须坐镇监视与监证。有罪判决须在场议员三分之二多数通过。经判决确定有罪的政府官员自动解职，参议院可进一步禁制被告将来再任公职。被定罪的人，仍可依法受起诉、审判、判决和惩罚。
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被启动总统弹劾程序的是第20届（第17任）总统安德鲁·约翰逊（1865—1869 年在任），约翰逊任国会参议员期间，美国爆发了南北战争。1860年底以后，南卡罗来纳等南方几个州相继脱离联邦，成立“南部同盟”。在南方议员纷纷退出联邦国会的时候，约翰逊却坚决留在国会，并在参议院中强烈谴责南部脱离联邦。他因此于1864年被林肯提名为副总统，1865年林肯遇刺后，任总统。就任总统后，他倾向南方，主张允许南部各州只附带有限改革条件就可重新加人联邦，给予获得自由的奴隶以极少的公民权利，并对参加叛乱的种植园主予以大赦等， 在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激进派共和党人以压倒优势大获全胜，使共和党看到弹劾约翰逊的一线希望。 1868年2月25日，众议院以126 ： 47票通过“违反官吏任职法和阴谋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等11项弹劾条款，向参议院提出要求弹劾约翰逊。同年3月，参议院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萨缪尔·蔡斯的主持下，对约翰逊弹劾案进行缺席审理，投票表决结果是以35 ： 19票（美国当时有27州），因一票之差，最终没有达到定罪所需的2/3票数，约翰逊被宣告无罪。
克林顿的本名叫威廉·杰弗逊·布莱斯三世（William Jefferson Blythc III），他的父亲小威廉。杰弗逊·布莱斯是一名销售员，在克林顿出生前三个月就在一场交通意外中丧生。他的母亲维吉尼亚·戴尔·卡西迪（Virginia Ml Cassidy）在1950年又与罗杰·克林顿（Roger Clinton）结婚。克林顿就是由母亲和这位继父抚养的，他在15岁那年正式将姓氏改为“克林顿”。
No proven，意为“未经证实”或“罪证不足”。在苏格兰的刑事诉讼中，陪审团或法官可以对被告人作出有罪、罪刑未经证实和无罪三种裁决。其中，罪行未经证实的裁决在法律后果上等同于无罪裁决，应将被告人释放，且不能再对其审讯。但是，受这种裁决的被告人未被定罪，仅是由于案件尚有少许疑点或证据在技术上不充分，如缺少佐证等，对被告人来说还存在着很大的有罪嫌疑。因此，宣告他无罪是不公正的。“未经证实”的裁决对防止作出不正当的无罪裁决是有积极意义的。
庭审结束后，参议员两党领袖代表代表参议院联合向伦奎斯特表示敬意，并赠给他一个“黄金法槌”。1“8年11月13日，琼斯案双方当事人达成庭外解决协议。克林顿同意支付琼斯85万美元；作为交换，琼斯则不再坚持要求克林顿承认错误，并向她道歉。
吉尔伯特与苏利文（Gilbert and Sullivan），指维多利亚时代幽默剧作家威廉· S.吉尔伯特 （William S. Gilbert）与英国作曲家阿瑟苏利文（Arthur Sullivan）。从1871年到1896年长达25年的合作中，他们共同创作了14部喜剧，其中最著名的为《比纳佛》（H. M. S. Pinefare）、《班战斯的海盗》（The Pirates of ftnamre）和《日本天皇》（the Mikado）。吉尔伯特与苏利文的歌剧获得了全球性的成功，如今在使用英语的国家依旧经常演出。他们的合作创造了内容和形式的革新，直接影响了整个20世纪音乐剧的发展，还影响了政治演讲、文学、电影和电视，并被幽默作家大量模仿。
《贵族与仙女》（lolnthe），是吉尔伯特和苏利文合作的喜剧歌剧。剧中关键角色之一是一名英国大法官，他与一名受大法官法庭监护的女子堕人爱河。
伦奎斯特去世后，约翰·罗伯茨出任首席大法官，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恢复过去的法袍式样。
1963年，米兰达因涉嫌对一名18岁的凤凰城女性居民实施抢劫、绑架和强奸而被当地警察逮捕。他在警察局接受了两个小时的讯问，并在一份自白书上签字，在其后进行的非常简短的审判中，法庭根据米兰达的供词判其有罪。随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接受了米兰达的委托进行了上诉，声称米兰达的供述是伪造的和受到胁迫的，其在被讯问前未知晓其有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而且警察也未进行告知。1966年，沃伦法院以5 ： 4的判决结果裁定，米兰达在接受讯问以前有权知道自己的宪法第五修正案权利，警察有义务告知嫌疑人，告知权利之后才能讯问，并将该案发回重审。随后，法院对米兰达的案子进行了重新开庭，重新选择了陪审员，重新递交了证据，而米兰达之前的“证言”将不作为证据使用。后来，米兰达的女友被作为证人，并提供了对其不利的证词以及其他证据。米兰达再次被判有罪，并人狱11年。 1972年，米兰达获假释出狱。1976年，米兰达在一次酒吧斗殴事件中被刺身亡。警察逮捕了一位嫌疑犯。在向嫌疑犯宣布了“米兰达警告”后，嫌疑犯选择保持沉默，警察无法得到其他更有力的证据。没有人为此而被起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