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2月2日，乔治· W.布什在总统大选中以微弱优势险胜约翰·克里，这次，他可没靠最高法院帮忙。如果布什输掉大选，他将会和吉米·卡特一起，成为任期内从未任命过一名大法官的美国总统。但是，大选前夕突然传出的伦奎斯特患病的消息，预示着布什很快将有一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事实上，距离大选结束还不到一天，围绕新任大法官人选的政治斗争就巳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了。
也是在大选日那天，阿伦·斯佩克特第五次当选为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此人是有名的直脾气，聪明有余、魅力有限，属于国会中日渐消失的稀有物种：中间派共和党人。1980年他初次当选时，同类型的参议员还有许多，如罗伯特·帕克伍德（Robert Packwood）、马克·霍利菲尔德（Mark Hatfield）、劳威尔·威克尔（Lower Weicker）、查尔斯。马赛厄斯（Charles Mathias）和约翰。海因斯（John Heinz），但是，到了 2004年，共和党已经在右翼道路上高歌猛进，当年的中间派党人也多巳销声匿迹。其实，斯佩克特早就与自己的党貌合神离了，共和党的一些保守派教义现在还没有民主党的观点对他有吸引力。
11月3日，星期三，斯佩克特循旧例在费城举行了一次选后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上，突然有人向他问起与最高法院提名人选相关的问题，由于斯佩克特即将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这一问题顿时变得相当敏感。但斯佩克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向记者重申了自己过去曾多次表达的观点，罗伊诉韦德案确立的对堕胎权的宪法保护“不容侵犯”，他同时提出，那些不同意该观点的人“现在统统不会被确认（为大法官）”。
但是，斯佩克特很快就尝到了教训。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言论刚一传出，就在保守派组织中激起轩然大波，不少保守派团体纷纷表示反对他担任司法委员会主席一职，比如爱家协会。他的办公室被示威者团团围住，参议院的总机也几乎被打爆。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甚至在自己办公室的自动应答机上新增了一个选择项：“如果您找的是未来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请拨3。”11月17日，斯佩克特被迫向参议院的共和党同僚们求饶，恳请他们不要将自己梦寐以求的司法委员会主席职位拱手让人。在与参议院内共和党高层，以及司法委员会其他共和党人反复开会磋商后，斯佩克特被告知，他可以得到主席职位——但必须满足附加条件。
在次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斯佩克特不得不再次面对公众。在因任期限制而未能连任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奥林·哈奇介绍下，斯佩克特出面解释了之前的言论：“我过去、现在乃至将来，都不会采用某些标准去否决一位反对墮胎的大法官候选人，”说这些话时，斯佩克特像被霜打过的茄子，有气无力、疲惫不堪，“我在委员会和参议员始终投票支持布什总统的法官提名。很难想象我会不赞成总统的提名人选。”
斯佩克特最终还是绝境逢生，如愿得到了司法委员会主席职位，但整个过程传递的信息，已再明白不过。为了让一位共和党总统有一次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保守派已苦等了 14年，这一次，他们需要的必须是一名虔诚的保守主义信徒。9位现任大法官中，有7人是由共和党总统任命的，但最高法院至今仍让保守派大失所望。共和党现在需要一位在各方面都衷心拥护本党保守派路线的候选人，尤其是在对罗伊诉韦德案的立场上。尽管被提名人尚无眉目，那些在布什连任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保守派激进分子，如詹姆斯·多布森、杰伊·塞库洛之流，已开始为完成下一个任务摩拳擦掌，那就是：控制最高法院。
2005年1月20日，自去年秋天宣布生病后，伦奎斯特首度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一 242 天，他步履蹒跚地走上台阶，主持乔治· W.布什总统的就职宣誓仪式。伦奎斯特与他的行政助理萨莉·瑞德（Sally Rider）赶到国会山时，其他大法官与嘉宾们已依序就坐。长期化疗使他的头发只剩下寥寥几绺，气管切开术使用的那根导管仍插着，导致他的声音异常含混、根本难以听清，但是，首席大法官仍打算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完整履行职责。布什宣誓完毕后，伦奎斯特对总统说了句“祝贺”（Congratulations）。与他1997 年1月20日在比尔·克林顿的就职典礼上说的那句模棱两可的“好运“（Good luck）相比，这句话的含义自然大不相同。伦奎斯特在布什发表就职演说之前就离开了，露面时间仅为13分钟。
其他8位大法官都很关心首席大法官的身体状况，但只有斯蒂文斯和奥康纳被获准赴他家短暂探访。即使在家里，伦奎斯特仍会认真倾听记录言词辩论过程的录音带，并通过备忘录投票、分配意见撰写任务。在他缺席期间，由斯蒂文斯负责主持所有的大法官会议与言词辩论。其实，就算在健康时期，除了贴身随从，伦奎斯特也一直习惯用备忘录与其他人联系。所以，即使他在家养病，整个最高法院仍运行如常，并没有受到他缺席的影响。伦奎斯特也凭着强烈的责任感，尽量避免法院工作受自己病情的干扰。他丝毫没流露出辞职的意思。
与过去许多开庭期一样，大法官们把相对简单的案件放在头几个月处理。一年到头，大约有40%的法院意见系大法官们的全体一致意见，多数案件也只有一到两份异议意见。伦奎斯特缺席的前几个月里，最高法院运行良好，大法官之间也无明显分歧，惟一的例外要数肯尼迪在罗珀诉西蒙斯案（Roper v. Simmons）中的意见，他援引外国法律，推翻了对一名未成年罪犯的死刑判决。该案的言词辩论在10月13日上午进行，那也是伦奎斯特最后一次出现在审判席上，判决于3月1日作出。首席大法官再次在重要判决上保持沉默，只是加人了斯卡利亚的异议意见，这起案件预示着最高法院的重心正继续向左偏移。
奥康纳与肯尼迪都是这一意识形态转变的最大受益者，他们控制了多数案件的结果，并从斯蒂文斯那里成功获取了撰写多数意见的机会，如劳伦斯案、格鲁特案和哈姆迪案。戴维·苏特也以他惯有的平静方式发生着变化，逐步涤清了布什诉戈尔案给他带来的焦虑与不安。
苏特几乎不用养家，生活方式介于节制与清苦之间。他没有妻子，没有孩子，在新罕布什尔州有一处祖屋，在华盛顿一个并不时尚的街区有一套小公寓。他一周工作70 个小时，主要爱好是慢跑。在大法官们每年必须披露的财务信息中，斯卡利亚在2003 年度21次出差（包括几次出国）的费用都是由大学和律师协会承担的；奥康纳共出差 19次，排在第二位。与往常一样，苏特位列最末，他一次差都没有出过，也从未申报过演讲或出版之类的额外收入。
布什诉戈尔案之后，苏特曾考虑辞去大法官职位，新英格兰式的俭省或许是促使他留在最高法院的因素之一。早些年，他曾在家乡投资当地的银行证券，经过一系列收购与兼并，他持有的股份价值猛增。到2003年，苏特申报的现金总额已达到520万美元，证券市值高达2550万美元，几乎与申报财产最多的金斯伯格并驾齐驱。但苏特也敏锐地注意到，根据相关规定，联邦法官必须工作期满15年，才可能获取全薪退休待遇，自己如果在2005年之前，也就是66岁之前退休的话，就领不到全额退休金，他后来告诉自己的朋友们，自己思虑再三，最终认为放弃这笔奖金是不明智的。事实上，相对于他持有的巨额财产，那笔退休金根本无用武之地，他根本犯不着为这点钱犯愁，不过，大家对苏特的这类搞怪行为早就习以为常了。
苏特的温和魅力，也使他成为同辈人中最受欢迎的大法官，他也喜欢他们，这是他继续留下来的原因之一。同时他也最受女性大法官青睐，她们对他简直有种母性般的关爱，尽管他只比金斯伯格小6岁，比奥康纳小9岁。金斯伯格经常请苏特品尝她丈夫马丁烹制的美食，并与他分享对古典音乐的共同热爱。她同时引以为荣的是，在所有大法官中，只有她和苏特从不在异议意见中使用挖苦与刻薄的字句。
奥康纳则把苏特的婚姻大事放在心上，将尽快促成这个老光棍的婚事作为第一要务。她的传记作者琼《比斯库皮克曾透露，奥康纳经常夸耀自己做红娘的本事，并称自己在凤凰城向来有“天堂谷媒婆”的雅号。在苏特任职早期，她经常邀请苏特参加自己组织的聚会，希望能为他制造机会，有次派对的特点是：“法士达和轻松乐事……服装：西部乡村或东部女人。”多年来，苏特在华盛顿的所有朋友（包括前第一夫人芭芭拉·布什）都曾试图替他撮合，但从没有人成功过。一位大法官同僚曾成功说服苏特带一名女伴出席宴会，据她事后所言，那晚与苏特相谈甚欢。苏特送她回家时，也称当晚十分开心，临别时却来上一句：“明年我们再一起出来玩儿吧。”
不过，华盛顿的确留给苏特许多不好的记忆，尤其是2004年4月30日发生的那次意外。在此之前，苏特每天晚上都会独自从最高法院附近的住宅出发，慢跑至波多马托河畔的旧军事基地麦克奈尔堡（Fort McNair）再返回。当晚，苏特在返家路上遭到两名陌生男子的袭击。（袭击原因至今成谜。）他被人狠揍了一顿，不得不到当地医院治疗疲伤，却在第二天上午又顽强地出现在工作岗位上——虽然那天是个星期六。如果真有什么事能让他选择离开此地，永久定居在新罕布什尔州，那肯定就是这件事了，不过，他最终还是选择了留在华盛顿。联邦法官任期的第15个年头即将来临，但苏特并没有退休的打算。
证明苏特在精神上浴火重生的另一个事件发生在杰拉德·冈瑟（Gerald Gimther） 去世之后，后者是斯坦福法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勒尼德·汉德法官的传记作者。冈瑟与苏特并非密友，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院长凯瑟琳·苏利文（Kathleen Sullivan）知道苏特大法官很喜欢冈瑟的著作，便决定邀请他在葬礼上演讲。（苏特的秘书觉得苏特不会过去，还在电话里取笑了苏利文。）但是，苏特最终接受了邀请，并如约前往，这也是他70年以来第二次造访加利福尼亚州。
苏特在自己亲自撰写的悼词中盛赞了冈瑟与汉德，某种程度上说，那篇悼词其实也是一篇关于“人们应如何作判断”的散文。汉德在纽约州联邦上诉法院从1924年一直工作至1961年，他与自己的好朋友，同时也是苏特的另一个司法偶像，约翰·马歇尔·哈兰二世一样，一生都秉持着中间派司法立场。苏特在悼词中提到：“每位法官的共同义务在于：对简单案件的猜疑，对普遍公理的质疑，对既往先例的谦抑，以及不受现实环境约束、勇敢挑战权威原理的勇气。”事实上，这也正是苏特的自我写照，他本人就是宪法隐私权的审慎守护者、强有力的联邦政府的积极倡导者（当然也是伦奎斯特倡导的联邦主义理论的死敌），而且还是一位百折不挠的司法巧匠。
苏特对冈瑟的颂词，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在2000年后加人奥康纳与肯尼迪一方，一起走上了中间偏左的司法路线。尽管苏特过去曾在一些极端言论或所谓“普遍公理”前畏缩不前，但在今时今日，他已对各类保守派观点嗤之以鼻。实践证明，中间温和派路线既是奧康纳的政治哲学，同样也适用于苏特，两位大法官最终在司法理念上殊途同归。
最能证明苏特才华的案件，发生在伦奎斯特患病期间。这起名为米高梅诉格罗斯特案（MGM v. Grokster）的案件涉及版权法上的一个重大争议——软件制造商是否应对该软件被用于侵犯版权的行为负责？由于大量视听作品通过格罗斯特公司研发的软件被非法复制并四处传播，该案涉及的赔偿金额已达到数十亿美金。难道查处几个软件制造商就能防止电影被无耻地盗版？难道限制几项盗录技术就能阻止技术革新？在该案审理之前，人们普遍预测最高法院将在这个问题上再次陷入分裂，相关法律也将因此变得更加复杂。但是，这一次，苏特打算让最高法院统一在自己的意见之下，他在本案中判定，软件制造商只有在采取积极步骤鼓励用户从事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才应对盗版行为负责。这一判决显然与政治无关，甚至跨越政治界限，赢得了包括左派与右派、音像制品商与传播者、艺术家与企业家的一致支持，而这些，居然出自一位只会用钢笔写作的大法官之手。苏特撰写的法院意见书显示出他对技术与娱乐业市场的深刻洞察，要知道，他还是在2003年主持一次婚礼的时候，才首次听说别的大法官已耳熟能详的一支乐队的名称。
尽管苏特在最高法院内人缘很好，但他在许多方面仍保留了一些神秘感，甚至对那些很熟悉他的人也是如此。或许，这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苏特习惯于自得其乐，在自己的小天地内寻找乐趣。尽管苏特和布雷耶并不相像，但外人还是经常把他俩弄混，最高法院曾流行过一个段子。话说某日苏特独自驾车从华盛顿赶往新罕布什尔州，中途停在马萨诸塞州吃午饭。一对陌生人夫妇走到他跟前，问道：“您是在最高法院工作么？”
苏特点头称是。
“您是布雷耶大法官，对吗？”陌生人问。
为了不让对方尴尬，苏特只好再次点头，并开始与对方闲谈，直到对方问了他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
“布雷耶大法官，什么是您在最高法院期间最开心的事情？”大法官想了想，然后说：“嗯，我不得不承认，我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有幸和戴维·苏特共事。”
2005年春季，正当大法官们纷纷猜测伦奎斯特的病情时，另一个重大事件不期而至，最高法院被卷入一起自己从未受理过的案件当中。尽管大法官们未就特丽·夏沃 （Terri Schiavo）事件写下只言片语，但该案无疑是该年度对最高法院影响最大的一起案件。
2005年初，夏沃的故事在佛罗里达州已是家喻户晓，在全国其他许多地方也广为人知。她在1990年2月25日突然病倒，一次突发的心脏短暂停跳损害了她的大脑，使她从此进人深度昏迷状态。1998年，她的丈夫及监护人迈克尔·夏沃（Michael Schiavo）向佛州地方法院提出申请，鉴于妻子已处于植物人状态，而且没有苏醒的可能，请求拔掉她的饲管。迈克尔说，自己这么做，完全是因为妻子病倒前和他谈过，说自己不愿在这样的状态下活着。一名法官批准了他的申请，下令拔去饲管，但特丽的父母罗伯特与玛丽·辛德勒（Mary Schindler）夫妇却提出，女儿的情况没有那么糟糕，完全有可能在未来苏醒。旷日持久的诉讼大战随之展开。
特丽·夏沃的生死之争当然不止是家庭纠纷那么简单，它同时也是堕胎权与“生命权”之争的翻版，甚至是发生在佛州的另一种形式的布什诉戈尔案。在整个诉讼过程中，有民主党倾向的州法院力挺迈克尔·夏沃，共和党主导的州议会则与州长杰布·布什一道，坚定地站在特丽父母一方。2003年，州议会甚至通过法律，授权布什州长下令将拔掉的饲管重新插人，不过，佛州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也就是之前两次判决都支持戈尔那些人毫不犹豫地宣布州法违宪。
危机最终由一位名叫乔治·格里尔（George Greer）的佛州法官引发，他在2005年 2月25日作出判决，要求饲管必须在3月18日那天拔掉，不得再有任何迟缓。判决作出后，夏沃所在的帕拉斯帕克市安养院前围满了彻夜不眠的抗议者与祈祷者，他们多由帕特里克·马奥尼（Patrick Mahoney）牧师领导，后者属于一家名为“基督教辩护同盟”（Christian Defense Coalition）的宗教团体。（马奥尼在反堕胎运动和诸多保守派事务中均经验丰富，1994年，正是他说服保拉·琼斯对比尔·克林顿提起了性騷扰诉讼。）
3月18日下午，夏沃的饲管再次被拔去。夏沃的父母已在佛州州内穷尽了所有救济措施，眼看着女儿即将在数日内死去，他们只好把目光转向华盛顿，向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迪莱寻求帮助。迪莱是墮胎权的强烈反对者，素来以强硬的派性观点著称，面对夏沃父母的请求，他决定以最快的速度推动国会立法。此时国会已经进人休会期，但迪莱还是赶在3月20日那天凑足了 218人的法定名额，迅速通过了一项禁止拔取夏沃饲管的法案。参议院那边也很快予以通过。布什总统迅速从得克萨斯州的度假地飞回，穿越大半个美国签署了这项法案。这一切都于3月21日凌晨1：08前完成。那天晚些时候，布什说道：“始终支持生命的存在是最稳妥、最明智的。”
值此特殊时刻，这部正式名称为“特里萨·玛丽·夏沃父母救济法案”的法案指示佛州联邦地区法院必须受理“与拒绝或撤回维持她的生命所必需的食物、流体和医疗相关的案件”。该法案还同时要求地区法院“尽快审理并判决此案，不得延误”。法案签署当天，詹姆斯· D.惠特莫尔（James D. Whittemore）法官在坦帕市（Tampa）开庭审理此案，并于次日驳回了辛德勒夫妇再次插人进食管的诉讼请求。辛德勒夫妇先后又上诉至联邦第十一巡回上诉法院与联邦最高法院，后者于3月24日宣布拒绝受理此案。此时，此案巳辗转经联邦与州的6家法院共计19名法官审理，在2001至2005年期间，联邦最高法院先后5次拒绝审理此案。3月31日，特丽·夏沃去世了。
她的死仅仅为某些人增加了发泄怒火的借口。在她去世那天，迪莱威胁要弹劾所有审理过此案的法官，包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是时候清算应对此事负责任的人了，”迪莱说，“让我们来看看妄自尊大、失去控制的司法系统是怎样嘲弄总统和国会的。”
4天后，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科宁（John comyn）发布了更具煽动性的言论。就在几周前，国内刚刚发生了两起可怕的法官及其家人遭袭案。在芝加哥，一名精神错乱的当事人闯人审理该案的联邦法官琼·莱夫科（Joan Lefkow）家里，杀死了她的丈夫与母亲。在亚特兰大，一名强奸案被告人当庭杀死了审案法官，并在逃跑过程中杀死另外两人。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讲中，科宁居然说，对夏沃案这样的判决，有可能会发生袭击。“我不清楚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但我们的确注意到国内近期接连出现的针对法院的暴力事件，”科宁说，“我相信，冥冥之中，这些事情之间一定有联系，正是法官们最近作出的一系列对民众严重不负责任的政治判决，不断聚合累积，才最终导致了暴力事件的发生。”
大法官关注着上述进程：先是提起诉讼，接着以近乎狂热的速度通过法案，随后是对法官群体发起恶毒攻击，他们为之惊愕不已。法官遇袭事件与科宁事后的丑恶言论，也给大法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当然，还有一些事件是不为大众所知的，事实上，奥康纳与金斯伯格最近都接到了死亡威胁。一个帖子出现在某网络聊天室中，声称：249 “突击队员们，现在有一项爱国任务等待你们去完成……很容易。最高法院的金斯伯格和奥康纳公然使用外国法律和判决裁判美国案件。这是对我们共和体制与宪法自由的巨大威胁……如果你们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只说不做的爱国者，这两名大法官就不应该活过下一周。”金斯伯格才不吃这一套，她对人性的丑恶有着深刻洞察，耸耸肩就把这个威胁撂一边儿去了。
奥康纳不这么认为。对她来说，夏沃案正是极端主义者的最新一起暴行，正是这帮人劫持了她一直深爱的共和党。对约翰·阿什克罗夫特这样的人委以重任，对种族平权案件的政治性回应，反恐战争中使用的一系列非法手段，伊拉克战争导致的灾难蔓延，所有这些都让奥康纳惊骇不已。（奥康纳喜欢用“一团糟”来形容伊拉克战争，当然，这个判断也让她很不舒服，因为她唯一在布什行政班子服务的密友正是唐纳德·拉姆菲尔德，这场战争的总设计师。）但是，在奥康纳内心深处蕴含的对共和党、尤其是布什的不满中，夏沃案是最恶劣的一件事。
事实再次证明，奥康纳在夏沃案中的政治嗅觉十分灵敏。尽管国会两党部分成员认为“夏沃法案”的通过顺应了民意，并为此自鸣得意，但民意调查的结果表明，民众普遍对华盛顿介人公民家庭悲剧的方式非常反感。大约70%的民众反对布什与国会处理夏沃事件的手法。根据调査，多数人之所以反对“夏沃法案”，理由与支持妇女堕胎权的多数人是一样的：这是个人和家庭所作的决定，与政府无关。
不过，奥康纳之所以忧心忡忡，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对她来说，真正的危险在于，国会试图通过类似“夏沃法案”那样的法律，对法院该怎么判决指手画脚。换句话说，比告诉一个家庭该怎么做更恶劣的是：指导法官们该怎么做。
这也是她周游列国之后得出的结论。她看到在“中欧和欧亚法律计划”中接受培训的乌克兰的法律人成为2004年“橙色革命”的主角，该国最高法院宣布国内一次腐败选举的结果无效。她为津巴布韦丧失司法独立感到悲哀，受本国政府指使的暴徒冲进该国最高法院，无视任何法庭规则，将大法官们从审判席上撵下来。2003年，奥康纳在巴林举行的一次司法论坛上，发表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演讲，她恳请正在形成的民主国家重视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它是法治的核心，公民因为它才对法律的公正、平等适用有了信心，”她说，“司法独立允许法官作出与政府其他分支的利益相背离的判决。总统、部长乃至议员们有时急切希望找到能够方便、迅速解决问题的方法。独立的司法拥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它聚集和反映了所有寻求权利和自由的方法，而且可以保证这些价值永远不被破坏与颠覆。”
通过夏沃事件，奥康纳发现，对司法独立的最大威胁并不是来自国会大厦，而是来自与最高法院仅隔着第一大道的白宫。借助反恐战争，布什及其盟友正暗中侵蚀着三权分立原则，他们在关塔那摩完全忽视法治的存在，还削弱佛罗里达州的法官们的权力，奥康纳已不愿再坐视这一切的发生。2005年晚些时候，她终于通过一次以司法独立为主题的激烈演讲，狠狠发泄了内心的怒火。
奥康纳的敌人当然不会退缩。4月7日，汤姆·迪莱在华盛顿一次名为“直面关于信仰的司法战争”的保守派会议上发言说：“司法独立并不等于司法至上。”会议上的发言者呼吁发动一次“大规模弹劾”，剥夺法院对某些案件的审判权，并借助国会的预算权惩罚一些违法的法官。奥康纳迅速予以反击，她在上诉律师协会的一次演讲中说：“在特丽·夏沃的案件中，联邦法院还是第一次适用国会制定的一次性法律，不过，哎呀，没有按照国会议员们一厢情愿的那种方式适用。”
“情况变得更糟了，”奥康纳继续说道，“因为在许多联邦法院，死亡威胁正变得越来越普遍。”接下来，她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科宁参议员，“一个高调的参议员仅仅因为对某些他视为激进的判决‘非常失望、就认为激进主义与‘国内近期接连出现的针对法院的暴力事件’存在‘因果关系’，这种言论于事无补。”
对奥康纳的威胁可不是说说那么简单。2005年4月，网络聊天室中的恶意言论才刚刚出现几周，每位大法官都收到了含有致命剂量鼠药的自制饼干。包裹在到达大法官们的办公室前即被扣下，经过调查，所有包裹都由居住在康涅狄格州布里奇波特市的一名妇女芭芭拉·琼·玛奇（Barbara Joan March）寄出，她还将部分有毒制品寄给了几位行政分支官员。（2006年，玛奇被判入狱14年。）在科宁与迪莱四处大放厥词之际，这个插曲更让奥康纳感受到保守派势力对司法部门的围攻之势。
在最高法院的最后一年，奥康纳一直在为维护司法独立而摇旗呐喊。只有一个独立的最高法院，才能将政府牢牢维系于宪法的核心价值之上。对奥康纳来说，为司法 独立而斗争从未变得如此重要，因为她和她的事业正遭遇强有力的对手--个她曾深爱的政党和一位被她送上台的总统。
奥康纳正面临着一生中前所未有的挑战。她75岁，身体健康，正干着一份自己热爱的工作，这份工作也使她有机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女性。她厌恶当前的行政分支，但可以利用世界上最好的平台制止它滥用权力的行为。她比过去更具影响力，许多争议性案件都由她投出决定性的一票，这种责任感也让她深深着迷。此外，自鲍威尔多年前离开最高法院后，她终于再次找到了自己的知己兼盟友——布雷耶。
2005年的头几个月已过去，可奥康纳还是没尝到好运气的滋味。经过一段时间的稳定期后，约翰的健康情况再次急转直下。他已经无法再随她去二楼的办公室了。更不幸的是，约翰巳经开始出现阿尔茨海默氏症的一些令人心痛的症状，随时可能会走失。如果不加以随时看护，可能连她的办公室都找不到。最高法院职员已经数次在他即将走出大门前将他拦下，如果他真的一个人出了门，可能会走失、受伤，甚至更糟。尽管奥康纳已动用了最高法院大法官所能启用的全部资源，但局面仍变得无法收拾。
奥康纳在2000年大选之夜流露辞职意图的消息泄露给媒体后，关于她辞职的猜测与传闻就一直没有中断过。奥康纳喜欢引起公众关注，也乐于宣传自己，但一切必 252 须按照她的意图进行。她知道记者会向自己的朋友和同事打探消息，所以从不与这些人讨论辞职话题。奥康纳甚至没有把下一步的安排告诉三个儿子。但是，到了 2005 年6月，也就是当年开庭期末的时候，可供考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既然孩子们都是自己一手拉扯大的，她说，自己也不会把约翰交给别人去照顾。
开庭期结束几天前，奧康纳向伦奎斯特提出，希望能去他办公室谈谈。与其他话题相比，大法官们向来彼此尊重对方在退休问题上的隐私，很少主动提及此事，但时不我待，奥康纳必须和首席大法官讨论这个话题。在伦奎斯特的办公室，两位老朋友终于面对面坐下，认真讨论起他们的未来，此时，距离他俩在斯坦福大学初相识已50余载了。
“比尔，我想约翰需要我。我该走了，但是我不希望最高法院留下两个空缺。”她说。
首席大法官说，他并不清楚自己的病情会怎么发展，但至少目前还算稳定，医生也觉得颇有希望。他在离开最高法院5个月后，于2005年3月21日重返审判席，尽管气管切开手术用的那根细管仍未取下，但他还是主持了开庭期最后几周的会议与辩论。“我想我会等到明年再作决定，”伦奎斯特说，“我现在没有辞职的打算。”奥康纳本想在最高法院多呆一年，但既然首席大法官要坚持到下一个开庭期再作决定，这就意味着她可能还得等上两年才能退休，她觉得约翰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伦奎斯特强迫奥康纳提前把自己的席位——也是最高法院最关键的席位——交给乔治· W.布什。
6月27日，星期一，2005年开庭期的最后一天，所有人都在猜想，当天可能会传来大法官辞职的消息，当然，多数人会认为是伦奎斯特辞职的消息。不过，首席大法官仅仅说了些祝福夏安的话，就匆匆宣布闭庭了。于是，所有人都认为华盛顿得到明年再考虑大法官人选的问题了。
然而，三天后，星期三午饭时分，最高法院的法警帕梅拉·托金（Pamela Talkin）突然打电话给白宫法律顾问哈里特· E.迈尔斯（Harriet E. Miers），称自己会在次日上午送一份信函过来，请她代为安排。（迈尔斯刚刚从白宫副幕僚长的位置上接替艾伯特·冈萨雷斯，担任白宫法律顾问。）托金并没有说明，究竟是哪个大法官要送什么东西过来。第二天上午，也就是7月1日那天，托金在上午9点前电话迈尔斯，说自己拿着奥康纳发出的一封信，已经在去白宫的路上了。对华盛顿政界来说，奥康纳辞职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最有希望取代伦奎斯特担任首席大法官的人居然要走了——毕竟，美国巳经有43位总统，却只有16位首席大法官。首席大法官如果辞职，布什可以再提名一个大法官，最高法院的力量平衡不会发生任何戏剧性的改变，但是，如果失去奥康纳，一切都将改变。被奥康纳抵挡已久的保守派反革命势力必将卷土重来，而且有可能取得最终胜利。
没有几个人留意这封写给总统的信的内容，但奥康纳可是字斟句酌：亲爱的布什总统：
我将告知您我的退休决定，……藉此提高我的继任者的提名与确认效率。能够作为最高法院的一员，并在24个开庭期中为之服务，实在是本人莫大的荣耀。
我将带着对法院的公正，以及它在宪政体制下所起作用的深深崇敬离开。
你真诚的，
桑德拉·戴·奥康纳
奧康纳以礼貌的方式，直接向布什表达了她在最高法院最后的日子中萦绕于心的期盼。她决定捍卫最高法院“在宪政体制下所起的作用”，希望布什及其支持者别再去破坏它。
但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些。奥康纳很快发现，退休除了给她带来大量称颂恭维，也让她迅速变得无关紧要。之前她还是最高法院万众瞩目的“摇摆票”，而现在，她已经成了博物馆的展品。她失去了自己的工作，失去了自己曾挚爱的政党，最糟的是，她正失去自己的丈夫。宣布辞职后的那几天，她不怎么接听电话，一个人坐在办公室内默默哭泣。
在参议院中，各委员会主席一般是多数派政党成员，他们的资历往往最深（在相关委员会中连续服务的年限最长）。资历是严格按照在委员会服务的时间确定，而不是在国会服务的时间。一名议员如果从一个委员会调到另外一个委员会，他在第一个委员会度过的时间不能计算在第二个委员会的资历上。当然，资历原则也并不绝对，各党也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尤其是在2000年以后，为加强对各委员会主席的控制力，共和党开始在委员会主席选任中引人了竞争机制波多马托河（Potomac），美国东部重要河流，流经首都华盛顿。
格罗斯特公司是一家提供免费软件，并支持电脑用户“点对点“共享和复制电子文件的公司，这款软件方便了人们传播音乐和影像文件，为盗版行为也提供了便利，为此，影业巨头米髙梅公司联合其他版权所有者，以版权受到侵害为由，向法院起诉格罗斯特公司，并向其索取巨额赔偿。在初审法院，格罗斯特公司以“枪不会杀人，是人在杀人”为由获得t法院支持，米高梅公司只好一路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苏特撰写的法院意见最终由9位大法官一致通过，最高法院在该案中判定，格罗斯特公司“诱导”消费者为了非法目的而使用其软件，所以应当为这种诱导行为承担责任。法院指出，“从一开始提供免费软件起，就一再宣称接受者可以用它来传播受版权法保护的著作”，以及“任何人清楚地表示或有其他做法显示，其散布某种设备是以促进侵害版权为目的，就应该对侵害行为负责”。
第四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