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的头脑特别对于他人的作品比对于自己的作品能更好地加以理解。
当我精心地镶嵌一幅画或者把它挂在适宜的环境时，我经常自豪地感觉到这幅画是我画的。这不十分正确：不是“自豪地感觉到它是我画的”，而是自豪地感觉到我协助完戒了它，似乎我画了一小部分。这就象一个天资过人的植物管理员一样，他最后竟认为自己至少创造了一根草。可是，他应该明白，他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中工作。他甚至对最微不足道的小草的生长过程也全然无知，完全不懂。
一幅画着一株完整的苹果树的画无论多么逼真，在某种意义上不比一株小雏菊更象树。同样，布鲁克讷的交响曲不比马勒尔的交响曲更无比接近英雄时代的交响曲。如果马勒尔的交响曲是艺术品的话，那它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可是这实际上是施本格勒式观察。)
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我在挪威曾偶然地得到某些我自己的思想，或者说至少现在看来是如此。我的意思是说，当时我有这样酌印象，我给生命带来了新的思维运动(不过我也许错了)。我现在似乎仅在运用旧的思维运动。
卢梭的性格中有犹太人的因素。
有时听说一个人的哲学是一个气质问题，其中含有某些因素。可以称明喻的选择为气质问题，而且这种选择远比你所能想象的更加强调不同意见。
“将这块肿瘤看成你的身体的完全正常的一部分吧!”有人能够如此俯首听命吗?我有随意决定获得或不获得关于我的身体的理想观念的力量吗?”
在欧洲人的历史上，犹太人的历史没有按照他们对欧洲事务进行干预的实际成就被详细记载，因为在这种历史上，犹太人被看作一种疾病、一种畸形物。没有人愿意把疾病和正常的生命置于同等地位[没有人想说疾病和健康的身体(甚至痛苦的身体)有同等权利]。
我们可以说：如果人们身体的整个感觉改变了(如果身体的整个自然感觉改变了)，他们就只能把这块肿瘤看成身体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否则，他们最好的办法是容忍这块肿瘤。
可以期望单个人表现出这种宽容或者漠视肿瘤这类东西；但是不能期望一个民族这样做，因为准确地说，对这类东西的漠视并不能造就一个民族。比如，期望某人既保留以前的对于身体的审美感，又要使肿瘤受欢迎，这两者是矛盾的。
权力和占有不是一回事，尽管占有也给我们带来权力。如果说犹太人没有任何贫穷感，这种说法就与他们追求富裕的欲望相吻合，因为对于他们来说，金钱是一种特权，贫穷却不是。(例如，我不希望我的人民变穷，因为我希望他们有一定的权力。当然，我也希望他们恰当地运用权力。)
勃拉姆斯和门德尔松之间肯定有其种亲缘关系，但这不是说，勃拉姆斯的作品的章节模仿了门德尔松的作品的章节。——这样说可以更好地表达我所说的亲缘关系：勃拉姆斯具有完整的严密性，门德尔松却只有一半的严密性。或者，勃拉姆斯经常是无缺陷的门德尔松。
这一定是我不熟悉的一个主题的结尾。今天，当我考虑哲学问题并自言自语地说“我毁灭，我毁灭，我毁灭”的时候，它钻进了我的脑子。
有时听人说，犹太人的诡秘狡诈的本性是长期遭受迫害的结果。这种说法肯定不真实。然而，也可以肯定，正是因为他们有诡秘的本能，他们才不顾迫害地继续生存着。可以说，这种或那种野兽之所以能幸免灭绝，是因为它们具有躲藏的本领和能力。当然，我并不以此作为称赞这种能力的理由，绝对不。
布鲁克讷的音乐中没有留下内斯特曼伊、格里尔柏尔策尔、海顿等人的修长、苗条(日耳曼民族的?)的形象；它的形象完全是匀称和丰满的(阿尔卑斯山区人的?)甚至比舒伯特的形象更加单一。
有力量的语言必须使一切事物看上去是一样的，这在字典中最显而易见，并且使时间的拟人化成为可能：其重要性不亚于使逻辑常数神化的某种事物。
一件漂亮的外套会变成(仿佛凝结成)蠕虫和毒蛇，假若穿衣者在镜子中显得舒适自如的话。
我的思想的欢乐是我自己的奇特生活的欢乐。这是生活的乐趣吗?
文化和价值：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七年
一九三二年
哲学家们说：“一个永恒的国度在死亡之后开始；”或者：“一个永恒的国度在死亡之时开始。”他们忽视了“之后”，“之时”，“开始”等词的暂时意义。暂时性蕴藏于他们的文法之中。
大约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
牢记好的建筑物给人造成的印象，因为它表达了一种思想，它使人想以某种姿态作出反应。
不要玩弄深埋在他人心底的东西。
面容是躯体的灵魂。
从外表评价一个人自己的性格就象评价一个人自己的笔迹一样是不可能的。我和我的笔迹有单方面联系，这种联系阻碍我从同样的角度看待我的笔迹和他人的书写，阻碍我对这两者加以比较。
在艺术上，说这样的话是困难的：什么都别说。
象所有人的一样，我的思想上粘贴着我过去的(凋零酌)思想的萎缩残留物。
勃拉姆斯的音乐中思想的力量。
各种植物的人性 玫瑰、常春藤、草，栎树、苹果树、王米，棕榈。比较言词的不同特性。
欲刻划门德尔松的本质特征，可以做到的事是说，门德尔松大概没有写任何难懂的乐曲。
每个艺术家都受到他人的影响，他的作品显现了这种影响的痕迹。然而，他的重要性在于个性、即他的个性。他从别人那里继承的只是蛋壳。我们会迷恋他们的存在，但是他们不会给我们提供精神粮食。
我有时似乎在推究无牙齿龈的哲理，似乎我不用牙就能正确地、适宜地说话。我从克劳斯身上察觉到相似之处。与我所承认的那种老朽的看法相反。
一九三三年
假如某人说，我们设想“甲的眼睛比乙的眼睛更含有美丽的神情”。那末，他根本不是在用“美丽”一词去形容通常意义上的美好事物。相反，他是在狭窄的意义上玩弄文字游戏。不过怎样证明这点呢?我对“美丽”一词是否有特定的、严格的解释呢?当然没有。——可是，也许我喜欢对眼睛的情美和鼻子的形美相比较。
因此，可以说：如果有一种两个词的语言使我在类似情况下不能参照普通事物的话，我在使用这两个特殊词中的一个时就不会有麻烦，而且我的意思也不会受到削弱。
如果我说甲的眼睛很美丽，有人会问：你看出他的眼睛美在何处?我可能回答：杏仁形、长睫毛，柔嫩的眼睑。这双眼睛与我所发现的美丽的哥特式建筑有何共同之处呢?它们使我产生了相同的印象吗?可以说在两种情况下我的手都企图拽住它们吗?无论如何，这是对美丽一词的狭窄定义。
通常可以说：去探讨你所称谓的善的、美丽的事物的原因，然后，在这个例子中“善”一词的奇怪文法就会一目了然。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
我认为，我的话总结了我对哲学的态度：哲学确实只应该作为诗文来写。似乎对我来说，不管我的思想属于现在、将来或者过去，如此获得哲学是一定可能的。因为这样做的话，我就能揭示我自己，而不象有的人不能随意地尽其所能去活动。
假如你运用逻辑的骗术，除了骗你自己之外你还能骗谁呢?
作者的姓名。我们有时把酝酿方式看成既定的。例如，我们问：什么姓名适合于这个人的性格?然而，我们有时又使性格适合于姓名，把它也看成既定的。我们据此得到的印象是，著名大师的姓名仅适合于他们的事业。
一九三四年
当某人预言下一代人将接过这些问题、并着手加以解决时，这通常是一种渴望的思想，是一种谅解自己未能完成所应该完成的工作的方式。父亲希望儿子在他未能成功的领域里取得成功，从而使他留下的问题能最终得到解决。可是，他的儿子将面临新的问题。我的意思是：希望任务能够完成的愿望披上了预言下一代人将取得进展的假象。
勃拉姆斯的势不可挡的能力。
假如某个坐在小轿车里的人有急事，他就会主动地加速。即使他认为自己根本没有加速。
我在艺术活动中的确只表现了良好风度。
一九三六年
哲学研究(大概特别在数学上)和美学研究之间存在奇怪的相似之处。 (例如，这件外套哪点不好，怎么成这样，等等。)
一九三四年或一九三七年
在无声电影时代，除了勃拉姆斯和瓦格纳的作品外，所有的古典作品都作为伴奏曲演奏。
没有勃拉姆斯。这是因为他太抽象。我可以想象出由贝多芬或舒伯特的乐曲伴奏的电影中出现的激动人心的场面，并可以对电影的音乐获得某种了解。然而，这不能帮助我理解勃拉姆斯的乐曲。另一方面，布鲁克纳却和电影同步。
一九三七年
如果你奉献了一件祭品后对此感到得意的话，你和你的祭品都会受到诅咒。
你的傲慢大厦必须拆毁，这是件艰难无比的事情。
一天之内就能经历地狱的恐怖。时间足够了。
能够流畅地加以阅读的手稿与能够写但是不容易加以解释的手稿的效力大不一样。
对象的更大“纯洁性”不影响理性、例数。
明亮的工作棚是一盏美丽的灯，可是它只有在另一盏灯的照耀下才放射出美丽的光芒。
“对，是这样的”，你说，“因为它一定是这样的!”(叔本华：人的真实寿命是一百岁。)
“当然，它一定是这样的!”似乎你已经领会了创造者的意图。你已经掌握了该体系。
你没有问“人实际上活多久呢?”这对于现在的你来说是个肤浅的问题，而你已经懂得更深刻的东西。
防止我们的主张被曲解——或避免我们的主张流于空泛——的唯一途径，是明确阐述我们关于什么是理想的比较对象——好象是一种标准——的看法，以取代对于这种主张的偏见；，即一切事物都必须与这种主张相适应。这是产生教条主义的途径，而哲学在其中容易堕落。
可是，类似施本格勒的观点是怎样和我的观点相联系的呢?对施本格勒的曲解：如果理想作为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形式的原则被提出的话，它不丧失任何尊严。一种可靠的衡量。
麦考莱的论文中含有许多卓越的见解，可是他对于人的价值判断却冗闷累赘。人们想对他说：不要装腔作势!只说出你必须说的话。
据说从前的物理学家突然发现他们自己极端缺乏与物理有关的数学知识。今天的青年人几乎完全一样，据说他们正处在普通常识已经不能满足生活的奇怪要求的境况中。一切事情都变得这样的复杂，以至于把握它们需要特殊的才智。由于玩游戏的技巧已经不够了，因此一直未得到解决的问题是：现在还能玩这种游戏吗?什么是适宜的游戏呢?
解决人们在生活中遇到的问题的途径，是以促使疑难问题消失的方式去生活。
生活难以应付这个事实说明，你的生活方式不适合生活的模式，所以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一旦你的生活方式适应生活的模式，疑难问题就随之消失。
可是，难道我们没有感觉到，看不到生活中的问题的人对于重要事情、甚至对最重要的事情都视而不见吗?能否说这种人只是毫无目的地生活呢——盲目的，如鼹鼠一样?如果他看得见，他会看到问题吗?
我不应该这样说吗：正确地生活的人遇到问题时不感到遗憾，所以对于他来说，问题不是问题，而是欢乐。换句话说，问题对于他来说是环绕他的生活的一道明亮的晕圈，不是含混暧昧的背景。
有时，思想也在未成熟之前就从树上掉下来。
我发现，在探究哲理时不断变化姿势是很重要的，这样可以避免一只脚因站立太久而僵硬。
这就象攀登高山的人为了恢复体力而后退一会儿，伸张不同部位的肌肉。
基督教不是一种学说，我是说，它不是一种对人的灵魂已经或者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理论，它是对于人的生活中实际发生的事情的描述。由于“悔罪”是一种真实的事件，因而绝望和诉诸宗教信仰的拯救也同样是真实的。议论这些事件的人(如班扬)仅仅是在描述对于他们发生的事情，而不管人们可能想给这类事件抹上什么光泽。
我每天经常地构思一首乐曲，这时我总是有节奏地摩擦上下牙齿。虽然我经常下意识地这样做，但我以前就注意到这一点。而且，我构思的音符似乎是由这种摩擦产生的。我相信这可能是构思乐曲的常见的体内的方式。当然，我不动牙齿也能构思乐曲，可是在那种情况下，音符就变得如同鬼魂一样，模糊含混。
思维也有耕耘的时间和收获的时间
使人们按照教条进行思维所产生的后果，
(大概采用某种图式命题的形式)是非常奇怪的。我并不认为这些教条左右了人们的看法，而是认为它们绝对地控制了一切观点的表达方式。人们将生活在绝对的、露骨的专制统治之下，尽管还不能说他们不自由。我认为天主教的一些行为与此十分相似。由于教条是以断言的形式表达的，因而是不可动摇的；然而，任何实际的看法同时也可以与教条相一致，并且公认在某些情况下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容易做到相一致。可能被人们所相信的并不是带有各种限制的墙，倒是更象是一个制动机，但它实际上也是为同样目的服务的。这很象某人在你的脚上缚上重物，以便限制你的行动自由。这就是教条之所以不容反驳、超出攻击范围之外的原因。
假如我仅仅为了自己思考一个题目，而且不打算写成一本书的话，我的思路会围绕着这个题目跳来跳去。这对于我来说是唯一自然的思维方式。强迫目己按照既定的顺序去思维，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这种折磨甚至现在有尝试的价值吗?
我在整理我的可能是毫无价值的思想时，浪费了无法表述的大量努力。
人们有时说，由于没有研究过哲学，所以无法对这种或那种事物作出任何判断。这是恼人的胡说，因为它的虚假理由是说哲学是一门科学。人们几乎象谈论医学一样谈论它。——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从来没有从事过哲学研究的人，比如大多数数学家，就不具有从事这种研究、探讨的视觉器官。一个不习惯于在森林里寻找花朵、浆果或植物的人是不可能找到它们的，因为他的眼睛没有受过发现它们的训练，而且他不知道必须在什么地方专心致志地进行搜索。同样，缺乏哲学实践的人路过了草中藏有困难的所有地带。相反，具有哲学实践的人会停住脚，觉察到附近存在着他还看不见的困难。——对于懂得并具有哲学实践、知道存在困难并且知道在发现问题前需要探索多长时间的人来说，这是毫不奇怪的。
巧妙隐藏的东西是很难找到的。
据说宗教的明喻能在地狱的边缘移动。例如班(扬)的明喻。倘若我们在班的明喻上简单地加上：“所有的陷井，流沙、迷径都由道路之神没置，并且各种妖魔、小偷、强盗都由他创造”这段话，情况会怎样呢?当然，这不是班扬明喻的意义!可是，这种增加部分太明显了!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来说，这使这一明喻失去了它的力量。
但是，如果这种附加受到——可以说——压抑，可以说那情况更会如此。如果在经常被坦率说出的话中，那就不一样：我在用它作为明喻，不过注意：它在此不适宜。你将不会感到受了骗，不会认为有人在玩弄诡计企图说服你。可以告诉某人，例如：“感谢上帝赐给你的恩惠，但不要抱怨不幸；因为，假如有个人即使你得到恩惠，又使你遭受不幸的话，你会这样做的。”生活的规则在各种生动的描写中被美化了，这些描写的作用仅能描述我们将做些什么事，而不能证明我们将做的事是合理的。因为只有当这些描写在别的方面也是适用时，它们才能提供合理的证明。我可以说：“谢谢这些蜜蜂吧，它们献出它们的蜜，就好象善良的人给你预备好了一样。”这种说法明白易懂,描述了我希望你如何行动。可是我不能说：“谢谢这些蜜蜂，看，它们多么好啊!”——因为它们等一会儿可能螫你。
宗教说：这样去做!——那样去想!但是宗教不能证明它们是合理的。而且，甚至一旦它试图作这种证明时，它就会变得令人厌恶了；因为对于它提出的每个理由，都存在着一个有根据的对立理由。这样说更明白些：“这样去想，不管它如何使你感到吃惊。”或者:“你这样做吧!——无论你对它多么反感。”
宿命论：这样描写最骇人听闻的苦难才是允许的——如此一来，它就含有大不相同的内容。可是出于相同的理由，也不允许有的人主张它是真理，除非他自己在极度痛苦中说起它。——它不仅仅是一种理论。——或者换个方式说：如果这是真理的话，也不是那种一看就能用言词表达的真理。它此叹息、哭泣更少理论的味道。
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罗素会经常高叫，“逻辑是地狱!”——这完全表述了我们思考逻辑问题时具有的感觉；这指的是，它们的巨大困难，它们的坚固的和不稳的结构。
我相信，我们这种感觉的主要原因是以下事实：每当出现新的语言现象时，这种语言现象追溯既往地说明，我们先前的解释没有作用。(我们感到，语言经常提出新的、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它使全部解释毫无作用。)
不过，这是苏格拉底在给一个概念下定义时所遇到的困难。词的一种功用反复地出现，使它看起来与它的概念不一致，而这个概念是由词的其他功用所导致形成的。我们说：可那不是它的本来面目!一虽然它与其相仿!我能够做的一切是不断重复这些对话。
《福音书》中轻柔地、平静地涌流的泉水到了《保罗的使徒书》中就泛起了渣滓。或者说我看是如此。也许正是因为我不纯洁，才使我从中读到污浊。这种不纯洁怎能不污染清白的事物呢?不过，我似乎在此看出人的情感，如傲慢和气恼，这种情感与《福音书》中的谦卑不和谐。他仿佛在此力主他的人。以此作为一种宗教姿态，这是与福音不相吻合的事情。我想问——但愿这不是亵渎——：“耶稣可能对保罗说什么?”不过对此的回答可能是：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使你自己更诚实吧!在你目前的境地，你完全不可能理解可能是真理的东西。
在《福音书》里——我看来如此——一切事物更少矫饰，更加谦卑，更加简单。你在那儿发现棚屋；你在保罗身上发现教堂。在那里，所有的人是平等的，上帝自己就是人。保罗的身上已经有等级，名誉，地位之类东西了。——这也许是我的鼻子告诉我的。
让我们做人。——(我)从纸袋里掏出一些苹果。它们在里面放了很久。我不得不把许多苹果切掉一半，然后扔掉，后来，当我誊抄我写的一句话时，我发现后半句很糟糕。我马上把它看成了一个烂掉了一半的苹果。这是在我身上经常发生的事。我的道路上的每件事都变成了表现我当时的思想的图画。
(这种思维方式有些女人气吗?)
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我发现自己象一个徒劳无益地回忆一个姓名的人。我们在这种情况下说：“想别的事吧，你会记起来的”——同样，我曾经不停地考虑别的事情，以便让我所长期探索的事物出现在我的眼前。
语言游戏的渊源和原始形式是一种反作用，只有它才使更加复杂的形式得到发展。
语言——我要说——是一种提炼，“开始是行为”。
克尔凯郭尔写道：如果基督教这样宽容和舒适，那上帝为什么在《圣经》中使天国和地狱共存，并且威胁要进行永恒的惩罚呢?——问题：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圣经》这样含糊呢?如果我们想警告某人注意可怕的危险，能否给他出个谜，谜底是警告的内容呢?一可是哪个会说《圣经》确实含糊呢?在这种情况下，“出个谜”难道不是关键吗?另一方面,难道更直接的警告一定会引起错误的结果吗?上帝要四个人详细叙述他的化身耶稣的生活，他们的叙述在各种场合都不一样，前后矛盾——然而能否说：重要的是，这种叙述不应超乎寻常地显得合情合理，从而不应被看作本质的、决定性的因素呢?。因此，不应该不适当地相信字面意义，精神可能接受它的应得权益。譬如，你可能见到的东西却不可能由甚至第一流的、精确的历史学家予以描述。所以，平庸的叙述就足够了，它甚至被优先对待。因为这种叙述也能告诉你你想被告知的事情。(大概在这个方面，平庸的舞台背景可能比复杂的舞台背景更出色，画上的树可能比真正的树更出色，——因为它们可以转移对于重要事情的注意力)。
圣灵将本质的、对于你的生活是本质的东西赋予这些言词。其要旨是，你只应该清晰地看见在这种展现中清晰地出现的事物。(我不能肯定这在克尔凯郭尔精神中的精确程度。)
在宗教中，每种程度的虔诚必然有适当的表达形式。这种形式对于较低的程度没有任何意义。在较高程度上有——定意义的教义对于仍然处于较低程度上的人来说是毫无用处的。这种人只能错误地加以理解，所以这些言词对于他们没有作用’。
比如，按照我的程度，保罗的宿命论教义只是邪恶的胡话，是违背宗教的。因此，它不适合于我，因为我所得到的这幅画的唯一用途是一种错误的用途。如果说它是一幅好的、神圣的画，那只是对处在完全不同程度上的人而言的，这种人在他的生活中使用这幅画的方式，与我的可能的方式绝然不同。
基督教没有基于历史的真实之上；可是，它向我们提供了(历史的)叙述；它讲：现在去信仰吧!不过，不要以适合历史叙述的方式去相信这种叙述，相反：在任何情况下，相信你所能做的、仅仅作为生命的结果的事情吧!你在这里听到了历史叙述，但决不能象对待其他的历史叙述一样来对待它!要使它在你的生活中占据不寻常的地位。——对此不存在自相矛盾的事。
没有人能够诚实地说他自己是废物。因为如果我说了，尽管它在某种意义上是真实的，但这仍然不是他人据此可以识破我的真相，否则，我或者会发疯，或者会改变自己。
听起来很奇怪；从历史角度看，可以证明《福音书》中的历史记述是虚假的，可是信仰并不因此失掉什么：不，因为它涉及‘普遍的理性真理”!再则，因为历史证明(历史证明的把戏)与信仰没有关系。人们虔诚地(热爱地)抓住这种启示(福音书)。这理所当然地刻划了“奉为真理、而非别物”的特征。
信仰者与这些叙述的联系，既不是他与历史真实(可能性)的联系，也不是它与“理性真理”所构成的理论的联系。有这样的事物。——(甚至对于我们称之为杜撰的不同物种，我们也抱有完全不同的态度!)
我读到，“除了圣灵以外，没有人可以说耶稣是上帝。”这是事实：我不能称他为上帝：因为这对于我来说等于什么没有说。我可以称他为“完人”，甚至“神”——或者说，他被人如此称呼时我能够理解；但是我不能有意吐出“上帝”这个词。因为我不相信他将会审判我；因为那对于我等于什么没说。只有我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时，这个词对我才有一定意义。
甚至什么能使我相信耶稣的复活呢，似乎我在玩弄思想。——假如他没有由死复生的话，他将如其他人一样在坟墓中腐烂。他已经死了和腐烂了
在这种情况下，他只是一个和旁人无异的教师，并且不能再帮助旁人了。我们又成为孤苦零丁的孤儿。所以，我们只好用才智和推想使自己得到满足。我们正在一种地狱之中，在那里，我们只能做梦，梦似乎根源于天国，是天国的一个部分。如果我确实得到拯救的话，——我所需要的是肯定——不是智慧、梦和推想——这种肯定就是信仰。信仰是我的心灵，我的灵魂所需要的，而不是我的远见卓识所需要的。并不是我的抽象的头脑必须得到拯救，而是我的具有情感的、似乎有血有肉的灵魂必须得到拯救。或许可以说：只有爱才相信复活。或者：正是爱才相信复活。可以说：重新获得的爱更相信复活；甚至对复活坚信不移。与怀疑相对立的，
好象是赎罪。对此坚信不移一定会导致对这种信仰坚信不移。这意味着：首先你必须赎罪，坚持不懈地赎罪(不断地赎罪)——之后你将发现，你对这种信仰坚定不移。所以，只有当你不再站立在尘世上、而且把你自己悬挂在天上的时候，这种情况才会出现。假如你将来能做你现在还不能做的事情，那末一切事物都会不一样，而且会“毫无疑问”。(悬挂着的人看上去和站立的人一样，然而他的内部力量的交互作用却完全不同，因而他的举止完全不同于站立的人。)
关于你，你不可能写出比你本人更真实的东西。这就是描写你本人和描写外部对象两者之间的差别。你从你自己的高度描写你自己。你没有站在高跷上或楼梯上，而是光着脚站着。
文化和价值：一九三八年—一九四六年
一九三八年
弗洛伊德的思想：疯狂的锁没有被毁坏，它仅仅被更换了；旧钥匙已经不能打开这把锁，但是它可以被一把结构不同的钥匙打开。
据说布鲁克讷的交响曲有两支序曲。交响曲先以第一种思想开始，然后又以第二种思想开始。这两种思想不是作为血缘亲属，而是作为丈夫和妻子相互依存的。
布鲁克讷的第九交响曲是对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的一种抗议，这就使前者在某个方面为大家所容忍，假如它是一种仿制晶的话，它就不会抗议。它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之间的联系非常类似列瑙的《浮士德》与歌德的《浮士德》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非常类似天主教和“启蒙浮士德”之间的联系，等等。
没有比不欺骗自己更困难的事情。
朗费罗：
在艺术的早年，
建设者们精心锤炼；
每个细微难见的部分，
因为神人各地可见。
(这可以作为我的一条格言。)
类似音乐的语言和建筑的现象。意味深长的不规则变化——例如在哥特语中(我也在想圣·巴兹尔教堂的高塔)。巴赫的乐曲比莫扎特或海顿的乐曲更象语言。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低音二重奏的宣叙调。〈将叔本华关于创作普遍性乐曲的评论比作一种特殊乐谱。)
在哲学上，竞赛的获胜者是能够跑得最慢的人。或者：最后到达终点的人。
一九三九年
运用精神分析法治疗就象食用树上的知识一般。已经掌握的知识给我们提出(新的)伦理问题：但它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O年
门德尔松的乐曲缺少什么?一种“勇敢的”旋律吗?
《圣经旧约》被看作一具无头的身子；《圣经新约》：头；《使徒书》：头上的王冠。
当我想着犹太教《圣经》、即《圣约旧约》的时侯，我感到想说：头(仍然)不在身子上。这些问题还未得到解决。这些愿望还未得到实现，可是，我不一定必须想着一个戴着王冠的头。
妒嫉是一种表面的现象——比如，标识妒嫉的颜色没有更深入一步——更深的情感具有不同的颜色。(当然，这没有使妒嫉减少丝毫真实性。)
天才的尺度是性格，——即使性格本身不能产生天才。天才不是“才能加性格”，而性格则是以特殊才能的形式表现出自己。正如一个人为了表现得勇敢，跟着一些人跳入水中；而另一个人为了表现得勇敢，写下一首交响曲。(这是一个无力的例子。)
天才并不比其他任何正派人有更多的光——但是他有一个能聚集光至燃点的特殊透镜。
为什么这个灵魂被空虚的思想撼动了呢?——它们毕竟是空虚的。嘿，灵魂被它们撼动了。
(风只是空气，可是它怎么能撼动树呢?嘿，风确实撼动了它。不要忘记它。)
没有人能讲出真理；如果他仍然把握不住自己。他不能讲出真理；——但不是因为他还不够聪明。
只有和真理亲如一家的人才能够讲出它。仍然生活于谬误之中，仅偶而走出谬误，迈向真理的人是不行的。
躺在成就上就象行进时躺在雪地里一样危险。你昏昏沉沉，在熟睡中死去。
表现出希望极度空虚的一个例子是，我希望在一本漂亮的笔记本上尽可能快地写字。我根本就毫无昕获。我不希望如此，因为它会成为衡量我的工作能力的证明。它不过是一种渴望，即我渴望尽快地摆脱掉所熟悉的事物；尽管我已摆脱掉这种希望，但是我不得不开始新的希望，全部事情又只得重演。
有人会说，叔本华是一个十分粗糙的头脑。比如，尽管他经过精制，但这种精制到一定程度时突然衰竭，这样一来，他更粗糙无比了。真正的深度在哪里开始，他的深度就归于灭亡。
可以这样评论叔本华：他从不探讨他的良知。
我象一个骑在马上的拙劣骑手一样，骑在生活上。我之所以现在还未被抛下，仅仅归功于马的良好本性。
假如艺术的作用是“唤醒感情”的话，领悟艺术的意识是否包括在这些感情之中呢?
我相信，我的原动力(如果这是适当的词)是一种属于土壤的、而不是属于种籽的原动力。(也许我没有自己的种籽。)在我的土壤上撒下一粒种籽，它的成长将与它可能在其他土壤上的成长不同。
弗洛伊德的原动力也是如此。我始终相信——不知什么原因——精神分析学的真正胚芽起源于布罗伊尔，而不是起源于弗洛伊德。当然，布罗伊尔的种子必定是颗粒微小。勇气始终是首要的。
当代的人认为，科学家的存在是为了教育他们，诗人，音乐家等的存在是为了给他们快乐。这给他们某种启迪一他们还没有想到这一点。
钢琴演奏，人类的一种手指舞蹈。
可以说，莎士比亚表演了人的情感的舞蹈。所以，他必须是客观的；否则，他就不会大量地表演人的情感的舞蹈——象他所谈论的。然而，他是在舞蹈中，而不是自然主义地向我们表演这种舞蹈的。(我的看法来自保尔·恩格尔曼。)
甚至最高级的艺术形式也有被称之为“风格”的东西，这种东西甚至可以被称为“个人惯用格调”。他们的风格还不如儿童的第一次讲话的风格。
一九四O年
因果联系观点的潜在危险在于，它引导我们说:“当然，这必然会如此发生。”然而，我们应该想到：它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通过许多其他的途径发生。
如果我们从人种学观点看待事物，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认为哲学是人种学呢?不是。它仅仅意味着我们站在局外的立场上，以便能更客观地观察事物。
我所反对的是我们所得到的一种先验的，完美无缺的观念。我们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完善观，它们都不是绝对灼。
我所运用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是为我们的不同于现实舶思想构思一种历史发展过程。如果我们都这样做，那末我们就会从一种崭新的角度看这个问题。
讲真话比起讲假话来，只是经常地有点微微的不舒服，这就象喝苦咖啡比喝甜咖啡要困难些一样。可是我强烈地倾向于讲假话。
一切伟大的艺术里面都有一头野兽：驯服。比如，门德尔松那里没有。一切伟大的艺术都把人的原始冲动作为低音基础。它们不是旋律(也许象它们在瓦格纳那里一样)。但是，它们是使旋律获得深度和力量的东西。
在这个意义上，门德尔松可以被称为“复制的”艺术家。
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为格蕾特尔建造的房子是极其灵敏的耳朵和良好的风度的产物，是(对一种文化等)高度理解的表现。但是，进发在空旷之地的原始生活、野蛮生活——这很缺乏。所以，他可以说这不健康(克尔凯郭尔)。(温室植物。)
一位先生在教学时可以从学生那里得到好的、甚至惊人的成果；可是，他可能不是一位好先生；因为情况可能是，当他的学生直接受他的影响时，他把他们提到不自然的高度，却没有培养他们在这个水平上的工作能力，所以先生刚刚离开教室后，学生们又马上加以抵制。或许我也是这样；我有时这样考虑过。(马勒尔在亲自指导学生的学业时，获得了优良成绩。他没有亲自指导时，管弦乐队似乎马上要垮台。)
“音乐的目的：交流感情。”
与此有关：我们可以正确地说：“他脸上现在的表情和以前的一样”——即使标准在这两种场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怎样运用“同样的面部表情”这些词呢?——怎样知道有的人正在正确地运用这些词呢?我是否知道我正在正确地运用它们呢?
可以说：“天才是依靠勇敢去实践的才能。”
力求被人爱戴，不求被人羡慕。
值得称羡的不是惶恐，而是受到抑制的惶恐，它使生活具有价值。勇气，而不是机智，甚至不是灵感，——这是一粒会长成大树的芥茉。在这种程度上，哪儿有勇气，哪儿就有互和死的联系。(我正在思考莱伯和门德尔松的管风琴乐曲。)可是，承认他人需要勇气并不能使你赢得勇气。
有些时候，某种措词必须从语言中撤走，送去清洗，——然后，可以将它送回到交流之中。
能看见正在眼前的东西是多么困难啊!
你一定不能勉强放弃谎话，同时又讲真话。
风格适当的写作直接将客车搁在轨道上。
如果这块石头此时纹丝不动，被牢牢楔入的话，那首先就移动一些石块放在它的周围。
如果你的客车在铁轨上扭曲的话，我们所能做的是使你在铁轨上挺直。然后开动客车是我们留给你的事情。
抹掉灰泥比移动一块石头要容易得多。嗯，你只得先干一件，然后再干另一件。
一九四一年
我的风格象拙劣的音乐作品。
不要为任何事情道歉，不要遗留任何事情；注意看它究竟象什么——但是必须留意有助于理解事实的东西。
我们的最大愚蠢也许是非常聪明的。
难以相信一个新抽屉是多么的有用，它被恰当地置于我们的档案柜中。
必须说新东西，可是它肯定全是旧的。
事实上，你必须限定自己讲旧东西——它肯定仍然是新东西。
不同的解释必须与不同的运用相一致。
一个诗人也必须经常扪心自问：“可是我写的东西的确真实吗?”——这不一定意味着：“这是现实中发生的事吗?”
是的，你必须收集旧材料。但是在一座建筑物中，——我们年老了，问题又从手指上滑掉了，就象我们年轻时一样。我们现在不仅不能解决问题，甚至不能抓住它们了。
科学家的态度是多么奇怪啊——：“我们对它仍然无知；但是它是可知的，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似乎它的进行不需要说话。
我可以想象，某人认为‘弗纳姆”和“梅森”两个名字互相适用。
不要提过多的要求，不要担心你所要求的东西会化为乌有。
经常问‘为什么”的人就象站在一幢建筑物前阅读导游手册的旅行者一样，这些旅行者忙于了解这幢建筑物的建造史，以至于妨碍他们观看这幢建筑物本身。
对于一个作曲家来说，配合旋律可能是—个特别困难时问题。问题是：如果我有倾向性的话，我应该对配合旋律抱什么态度呢?他也许已经找到合乎常规的、为人接受的态度，但是仍然感到这种态度不适合于他。什么样的配合旋律应该对他有意义，这点还不清楚。(在这方面，我想起舒伯特临死前想学习配合旋律的事。我认为，他的目的也许不仅仅是为了多懂点配合旋律、以便决定他在哪儿与配合旋律有关系。)
瓦格纳乐曲的主题可以被称为音乐散文句子。正因为存在“格律散文”之类的东西，所以这些主题能按照旋律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而且不构成一首旋律。瓦格纳戏剧也不是场景的排列组合，这种排列组合仿佛是一根巧妙纺织的线，而且不象主题和场景那样受到激励。
除了本质以外，不要把他人的例子作为你的指南。
哲学家们使用的语言似乎已经被过紧的鞋子挤变形了。
戏剧中的人物激发了我们的同情心；他们象我们所认识酌人、通常象我们所爱的和所恨的人：《浮士德》第二部中的人物根本不能唤起我们的同情：我们从不感到似乎认识他们。他们象思想、而不象人一样列队从我们身旁经过。
一九四二年
数学家帕斯卡欣赏数论原理的美，似乎他在欣赏一种美丽的自然现象。他说，妙不可言，数有多么精彩的特性呀：似乎他在欣赏某种水晶体的对称。
有人或许说，造物主在数中创造了多么不可思议的法则啊!
你不可能建造云彩，这就是你梦中的未来永远得不到实现的原因。
飞机出现以前，人们梦想着飞机，梦想着拥有飞机的世界的场景。可是，正由于现实不同于人们的梦想，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未来一定会按照我们现在的梦想发展。因为我们的梦想蒙盖着纸帽、化装服装之类的虚饰物。
科学家的科普读物不是艰苦工作的产物，而是他们在满足于已得成绩的时候编写的。
如果你已经得到一个人的爱，那么为这种爱作出任何牺牲都不为过分；不过，任何牺牲都太大，以至于你买不到它。
实际上，正如熟睡和浅睡之间存在着差异一样，存在着深刻显现的思想和表面喧闹的思想。
不能拔苗助长。你所能做的一切是使它得到温暖，滋润和光线；这样它必然生长。(你甚至触摸它时也得小心翼翼。
漂亮的东西不会是美的。
有个人将被监禁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有扇未上锁的门，从里边可以把门打开；只要他没有想到拉门，而是想着推门的话。
把一个人放到错误的环境以后，一切事情都将不正常，他在各方面将显得不健康。把它放回到适宜的环境以后，一切事物都将生机勃勃，显得很健康。但是，假如他不在适宜的环境怎么办?那末，他只好在世界面前尽量显得象个跛子。
如果白色变成了黑色，有的人会说“它本质上未变”。然而，如果颜色变暗了一成，其他的人会说：“它已完全变了。”
建筑是一种姿态，不一定人体的一切有目的的运动都是姿态。按照一种预期的建筑形式设计的建筑也不一定是。
目前，我们在与一种潮流抗衡。不过这种潮流将会消失，而由其他的潮流所取代。我们反驳它的方式将不会被人们理解；人们将不明白为什么需要讲这些。
从可疑的论据和隐蔽的针箍那儿寻求谬误。
一九四三年大约两千年前，有个人创造了这个图形而且说,它在将来的某一天会成为机车装置的形状。
或许：有人曾经制造了蒸汽机的全部机械，但是不知怎样使用它推动物体。
你看作才能的东西是待你解决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