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用完餐，等待甜品单送上来。
“我跟她不是特别亲密，但有共同的朋友，后来也偶尔碰面。每次见面，她的色彩都一点点暗淡下去。于是从某个时刻起，谁都能看出她已经风光不再，不再美丽动人，也不再魅力四射。连脑子似乎也变笨了，说话索然无味，观点平庸之极。她二十七岁时结婚，丈夫是政府机关的精英官僚，一看就是个浅薄无聊的男人。可是她完全不知道自己美貌已逝、魅力全失、不再引人注目了，还跟从前一样像女王似的招摇。在一旁看着都心情沉重。”
甜品单递上来，沙罗仔细地研究一番。决定后合上菜单，放在桌上。
“朋友们一个接一个离她而去。因为看到她那种模样实在心痛。不，说得准确些，那不是心痛，而是有种怯意。那是女人心里多少都有的怯意。担心女人最美好的时光分明已经逝去，自己却一无所知，或者说无法坦然面对，还和从前一样招摇，结果被众人暗地里耻笑和疏远。就是这样一种怯意。在她身上，鼎盛期比别人来得早。仅此而已。她所有的资质都在十几岁时像春天的庭院一样盛开怒放，等到花期一过，就急速地枯萎了。”
白发侍者走过来，沙罗要了份柠檬蛋奶酥。她从来不错过甜点，却能保持美丽的体形，作不得不佩服。
“关于白的事，恐怕你从黑那里能打听到更详细的情况。”沙罗说，“就算你那个五人小团体是和谐完美的共同体，有些事肯定也只能在女孩之间说。就像青说的那样。这种话大体不会传出女孩的小圈子。我们也许爱咋咋呼呼，但是会严格保守某种秘密。尤其是对男人们。”
她移开目光看着远处的侍者，像是后悔点了柠檬蛋奶酥，也许该要别的。但她又改变了主意，将视线收回正对面的作身上。
“三个男孩之间，就不说这种推心置腹的话吗？”
“我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哦。”作说。
“那你们说些什么？”沙罗问。
我们那时候都说些什么？作想了片刻。但根本想不出说过什么。分明是长久而热切地、推心置腹地聊过天呀……
“我想不起来了。”作说。
“真怪。”沙罗微微一笑。
“到下个月。现在的工作就告一段落了。”作说，“等有了头绪，我想去一趟芬兰。已经跟上头说好了，请假不会有问题。”
“确定日期后，我想我可以帮你制订旅行计划。比如说订机票和房间之类。”
“谢谢你。”作说。
她端起玻璃杯，喝了一口水，用手指摩挲着杯口。
“你的高中时代是什么样子？”作问。
“我是个不起眼的女孩。进了手球部。不漂亮，成绩也不是会受表扬的那种。”
“你不是在谦虚吧？”
她笑着摇摇头。“谦虚也许是了不起的美德，但跟我不太相称。说实话，我是个毫不起眼的人。我大概跟学校这种体制合不来。从没赢得老师的欢心，也没受到低年级学生的崇拜。男朋友什么的更是连影子都没有，被顽固的青春痘惹得心烦。有威猛乐队全部的CD。穿着妈妈买的白色棉内裤。但我也有过几个好朋友。两个。虽然不像你那个五人小团体，远没到紧密的共同体的程度，但也能敞开心扉说说心里话。也许正因为这样，我才能平安无事地度过不起眼的少女时代。”
“现在还常常跟朋友见面吗？”
她点点头。“嗯，我们现在仍然是好朋友。她们俩都结婚了，有了孩子，所以不能经常见面。但偶尔也一起吃饭，滔滔不絶地聊上三个小时。各种话题，该怎么说呢，相当口无遮拦。”
侍者将柠檬蛋奶酥和意式浓咖啡送上桌。沙罗吃得很专注。看来挑选柠檬蛋奶酥是对的。作来回看着她的模样和意式浓咖啡升腾的热气。
“你现在有朋友吗？”沙罗问。
“我想，现在没有称得上朋友的人。”
唯有名古屋时代的四个人，对作来说是真正称得上朋友的。之后有过很短的时期，灰田是与之相近的存在。此外就一个也没有了。
“没有朋友，你不寂寞吗？”
“怎么说呢？我搞不清楚。”作说，“就算有，我想大概也不能口无遮拦地说心里话。”
沙罗笑道：“女人在某种程度上是需要这东西的。当然，口无遮拦地说心里话只是朋友的一部分功能。”
“那当然。”
“先不提这个了。你不吃点蛋奶酥？可好吃了。”
“算了。还是你自己吃完最后一口吧。”
沙罗珍惜地把剩下的蛋奶酥吃完，放下叉子，用餐巾仔细地擦净嘴角，想了一下，接着抬起脸，隔着餐桌看著作。
“喂，现在去你家行吗？”
“当然。”作说，随后举起手，向侍者要账单。
“手球部？”他问。
“这事我不想提。”沙罗说。
两人在作的家里紧紧相拥。能再次拥抱沙罗，她再度给自己这样的机会，作十分开心。两人在沙发上相互爱抚对方的身体，然后上了床。她在薄荷绿的连衣裙下，穿了一条小小的黑色蕾丝内裤。
“这也是妈妈买的吗？”作问。
“傻瓜。”沙罗笑了，“这当然是自己买的。”
“青春痘也不见了。”
“当然啦。”
她伸过手来，温柔地握住作变硬的阴茎。
然而过了不久，正打算插入时，它却失去了足够的坚硬。作是生来头一次经历这种事。他困惑不已，慌了手脚。周围的一切都奇妙地安静下来。耳朵深处静谧无声，能听见心脏干涩的搏动。
“这种事你不要放在心上。”沙罗抚摸着他的后背，说，“静静地抱着我就好。不要胡思乱想。”
“我搞不懂。”作说，“这阵子明明一直在想要好好抱抱你。”
“弄不好是期待过度了。你这么真挚地想着我，我当然很高兴。”
两人光着身子在床上紧紧相拥，久久地彼此爱抚，但作没有恢复足够的坚硬。终于到了她该回家的时间。两人默默地穿上衣服，作把她送到车站，一边走一边为事情不顺利道歉。
“这种事情无所谓的呀，真的。你不用放在心上。”沙罗温柔地说着，握住了他的手。小小的、温暖的手。
应该说点什么，但没有词句浮上心头。他静静地体味着沙罗手上的触感。
“你大概是觉得困惑。”沙罗说，“回名古屋，跟多年未见的老朋友见面，一下子弄清了许多事，所以你被搅胡涂了，不知所措。只怕比你感受到的还要厉害。”
是有些张皇失措吧。封闭多年的门打开了，一直刻意回避的诸多事实一下子刮进来。那些完全不曾预料到的事。它们还没有在他的内心找准顺序，找到存身之地。
沙罗说：“有些还无法理解的东西堵在你心里，阻挡了原来自然的水流。我隐隐约约有这种感觉。”
作想了想她的话。“我心里的疑问，并没有因为这次名古屋之行水落石出。是吗？”
“是的。我是这样觉得。但说到底，这只是我的感觉。”沙罗表情严肃地想了一下，补充似的说，“也许正因为这次搞清了几个事实，反而让剩余的空白的意义更重要了。”
作长叹一声。“我是不是把不该掀开的盖子给掀开了？”
“说不定一时半刻还真是这样。”她说，“可能会有一段时间的摇摆和反复。但你至少朝解决问题迈出了一步。这一点很重要。我想，这样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找到正确的碎片来填埋空白。”
“但是，可能要费很长时间。”
沙罗紧紧捏了捏作的手。力量出乎意料地大。
“哎，用不着急于求成。慢慢来好了。我最想知道的，是你今后有没有跟我长久相处的意思。”
“当然有。我想跟你长长久久地在一起。”
“真的？”
“不骗你。”作坚定地说。
“那就不要紧。反正还有时间，我可以等。而且我也有那么几件事需要解决。”
“有那么几件事需要解决？”
沙罗没有回答，脸上浮出谜一般的微笑，随后说：
“尽早去芬兰看看黑吧。开诚布公地跟她谈谈。她肯定会告诉你一些重要的事。非常重要的事。我有预感。”
从车站独自走回家的路上，作脑海中充满了不着边际的思绪。有种奇妙的感觉，彷佛时间的水流在某处分岔，变成了两股。他想着自，想着灰田，想着沙罗。过去与现在，以及记忆与情感，平行而均等地向前涌流。
我内心也许潜伏着某种乖戾扭曲的东西，作想。正如白所说，也许我还有一张光凭表面这张脸无法想象的真面目。就像永远处于黑暗中的月亮背面。也许我在自己都不曾觉察的情况下，在另一个场所，在另一种时间性中，真的强奸了白，深深地撕裂了她的心。凭借暴力卑劣地干了这种事。而且有朝一日，也许那阴暗的背面终将凌驾于表面之上，把它完全吞噬。红灯时，他差点就要横穿人行道，被踩急剎车的出租车司机劈头盖脸骂了一顿。
回到家里换上睡衣，钻进被窝，时针指着近十二点。就在这时，作发现像忽然想起似的，勃起回来了。那无疑是石砫般硬的完美的勃起。居然能硬到这种程度，连自己都难以相信。太讽刺了。他在黑暗中发出一声深深的长叹。随即起床，打开灯，从橱柜里拿出一瓶顺风威士忌倒进小玻璃杯。然后摊开一本书。一点钟过后忽然下起雨，还不时狂风大作，像是暴风雨，大颗的雨粒斜打在玻璃窗上。
作忽然想起来。说我就是在这个房间这张床上，强奸了白。把药掺进酒里，让她身体麻痹，脱光她的衣服强奸了她。她是处女。那地方剧烈疼痛出血。于是以此为界，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从现在算起，那是十六年前的事。
一面听着雨打窗户的声音，一面胡思乱想，他渐渐感觉整个房间似乎变成了和平日不同的异质空间，简直像拥有意志一般。身处其中，他渐渐无法分辨究竟什么是真实什么不是真实。在一个真实的相位中，他不曾碰过白一根手指。然而在另外一个真实中，他卑劣地强奸了白。自己此刻究竟进入了哪个相位，作越想越不明白。
最终，直到两点半，他也没能入睡。
13
周末，作去健身馆的游泳池游泳。从他住的公寓骑十分钟自行车就能到那儿。他的自由泳节奏固定不变，一千五百米游三十二到三十三分钟。遇上更快的人，便让到一旁让对方游到前面。跟别人比拚速度不是作的性格。这天也一如平日，找了个泳速和自己相似的游泳者，跳进同一条泳道。那是个瘦削的年轻男子。身穿黑泳衣头戴黑泳帽，戴着泳镜。
游泳缓解了身体积蓄的疲劳，松弛了紧张的肌肉。在水里，他感觉比其他地方都平静。他每周游两次，每次半小时，保证身体与精神的稳定平衡。而且水中也是适合思考的地方。和坐禅很类似。只要适应运动节奏，就可以让思绪在脑中无拘无束地漂游。就像把狗狗放进原野。
“游泳时心情舒爽极了，仅次于在天上飞。”他曾经对沙罗说。
“你在天上飞过吗？”沙罗问。
“还没有。”作回答。
这天早晨作游着泳，几乎一直在想沙罗。浮想起她的面庞，她的躯体，想到没能成功地跟她合为一体，还想起她说过的几句话：“有些还无法理解的东西堵在你心里，阻挡了原来自然的水流。”
没准真是这样，作想。
多崎作走过了一帆风顺、没有太大问题的人生之路。许多人这么认为。毕业于著名工科大学，进电气化铁路公司就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表现在公司里一直广获好评，深受上司信赖。经济上也没有后顾之忧。作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可观的遗产，在市中心交通方便的住宅区拥有一居室公寓，没有贷款。几乎不喝酒，也不抽烟，没有什么乱花钱的嗜好。不如说他几乎不花钱。不是刻意省吃俭用或过着禁欲式的生活，只是想不出把钱花在哪里。既不需要汽车，衣服也是有那么几件就够穿。偶尔买些书和CD，但也花不了几个钱。而且不爱去外面吃饭，更喜欢自己动手做。床单也是自己洗，甚至还自己熨。
基本是个寡言少语的人，不善于交际，但并没有过着与世隔絶的生活。平时也能配合周围的人行动。不会主动追求异性，但一直不缺交往对象。独身，长相不难看，行事低调，衣着整洁。自然总有人凑过来，或是有周围的人把熟识的女子介绍给他（沙罗就是这么认识的）。
三十六岁，乍看是在优雅地享受单身生活。身体健康，没有赘肉，也从不生病。一般人大概都觉得这是没有摔过跟头的人生。母亲和姐姐们也都这么看。“你呀，单身生活过得太舒服了，所以才不想结婚。”她们对作说，于是不再提起相亲的事。同事们也都这样想。
的确，多崎作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该得的都得到了，没有不足，从未体味过想要却得不到的苦涩。然而想一想，也一次都没有真正想要的东公历尽艰辛才到手的喜悦。高中一年级邂逅的四位友人，恐怕是他得到过的东西中最有价值的，但说那是他依据自身意志作出的选择，不如说是上天所赐，是自然而然地降临身边的，而且很早（同样与他的意志无关）就失去了，或者说被收走了。
沙罗是他罕见地想追求的人。虽说没到坚信不疑的地步，但他被这位年长两岁的女子深深吸引。每见她一次，这种念头就变得更加强烈。现在为了得到她，作愿意牺牲许多东西。他很少有如此强烈却自然的感情。但不知何故，紧要关头总是好事多磨，于是障碍出现，阻遏了水流。人慢慢来好了，我可以等。”沙罗说。然而事情没那么简单。人每天在不断移动，每天改变所在的位置。谁都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
作就这样浮想联翩，以不致呼吸紊乱的节奏在二十五米的泳池中往返。从侧面微微仰起脸，短促地吸气，在水中缓缓吐出。随着距离的增加，这种规律的循环逐渐自然起来。单程所需的划水次数也变得完全相同。他委身于这样的节奏，只需计算转身次数即可。
不久，他发现同一泳道游在前面的男子的脚底似曾相识。跟灰田的脚底一模一样。他不由得倒吸一口气，呼吸节奏紊乱，鼻子呛进了水，花了一点时间才让呼吸稳定下来。肋骨的牢笼中，心脏怦怦地发出硬而急的跳动声。
没错，就是灰田的脚底，作心想。大小和形状都很相似，简洁有力的打腿方式也相同，就连在水中打出的气泡形状也一样。和脚的动作很像，气泡也是又小又软，十分放松。他曾在大学的泳池里一直游在灰田身后，望着他的脚底。就像在夜间公路上驾车的司机紧盯着前面车辆的尾灯。脚底的形状鲜明地刻在他的记忆里。
作停下来，爬上池边，坐在起跳台上等待游泳的人转身游回来。
那不是灰田。他戴着泳帽和泳镜，看不清长相。但仔细一看，说是灰田的话身材太高了，肩膀上的肌肉太多，脖颈的形状也不一样，而且年纪还轻。应该还是个大学生。灰田现在应该过了三十五岁。
明明知道认错了人，作的心跳却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坐在泳池边的塑料椅子上，久久地望着素不相识的人游来游去。恰到好处的美丽泳姿。整体上跟灰田很相似，甚至可以说一模一样。不溅起水花，也没有多余的声响。肘部优美流畅地划向空中，从拇指开始静静地依次入水。不慌不忙。这种泳姿基本的主旨是集中精力保持平静。但不管泳姿多么相似，那都不是灰田。不久男子结束游泳，爬上池边，脱去黑色泳镜和冰帽，用毛巾哧哧地擦着短发走开了。他长了张棱角分明的脸庞，感觉跟灰田完全不同。
作就此作罢，不再游泳，去更衣室淋浴，然后骑车回家。吃着简单的早饭，他想，灰田恐怕也是堵在我心里的事物之一。
去芬兰旅行的休假手续没有遇到问题。他的带薪休假几乎从未用过，就像屋檐下冻凝的雪堆那样高高堆积。只有上司露出诧异的神情，“芬兰？”仅此而已。高中时的同学住在那里，是去看她。他解释道。而且我想今后也不太有机会去芬兰。
“芬兰到底有些什么？”上司问。
“西贝柳斯?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玛丽梅科?诺基亚?姆明。”作把想到的列举出来。
上司摇摇头，似乎对哪一样都没兴趣。
作打电话给沙罗，参照成田与赫尔辛基之间直飞航班的时刻表，定了具体的行程。两周后从东京出发，在赫尔辛基住四个晚上再返回东京。
“要跟黑联系好再去吗？”沙罗间。
“不，我打算跟上次回名古屋一样，不打招呼直接上门。”
“芬兰可比名古屋远多了。来回一趟要花好长时间。弄不好你跑去一看，却发现黑三天前就到马霍卡岛度暑假了。”
“如果那样也没办法。我就悠闲地在芬兰逛一圈再回来。”
“既然你这么想，当然没关系了。”沙罗说，“不过巴巴地到那么远的地方，要不要顺便去其他地方看看？塔林和圣彼得堡都近在眼前。”
“不用。只去芬兰。”作说，“从东京到赫尔辛基，在那里住四个晚上再回东京。”
“护照你当然有吧？”
“刚进公司时就说要按时更新，以便随时可用。说随时可能去海外出差。可到现在还是崭新的。”
“在赫尔辛基市内说英语大致就够用了，可到了地方上是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公司在赫尔辛基有一间小小的事务所，跟办事处差不多。我会跟他们联系，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们，万一遇到弄不明白的事情，就去找他们。有个叫奥尔加的芬兰女孩，她会帮你的。”
“谢谢你。”作致谢道。
“我后天去伦敦出差。飞机票和赫尔辛基的酒店订好以后，我马上用电子邮件把详细信息发给你，还有我们公司驻赫尔辛基事务所的地址和电话。”
“知道了。”
“我说，你真的不事先约好就去赫尔辛基见她吗？万里迢迢地穿过北极圈？”
“有悖常规吗？”
她笑了。“我倒想用‘大胆’这个词。”
“不过，我感觉这么做会有好结果。当然，这只是直觉一类的东西。”
“那祝你好运。”沙罗说，“在那之前要不见一面？周一我就从伦敦回来了。”
“不了。”作说，“我当然想见你，但觉得还是先去芬兰更好。”
“这也是直觉一类的东西吗？”
“对呀。是直觉一类的东西。”
“你本来就是直觉灵敏的人？”
“哪里。那倒不是。我几乎从来没有凭直觉行动过。就像从不凭直觉建造车站一样。其实我都不知道这能不能叫直觉。只是忽然这样感觉。”
“反正这次你觉得这么做更合适？不管这是直觉还是什么。”
作说：“上次在泳池里，我边游边想，想你，想赫尔辛基。该怎么说呢？就像顺着直觉向前回溯。”
“边游边想？”
“游泳时能好好思考问题。”
沙罗好像挺佩服，沉默了一会儿。“就像鲑鱼一样。”
“我不太了解鲑鱼的事儿。”
“鲑鱼会朝着某个特定的目标漫长地旅行。”沙罗说，“你看过《星球大战》吗？”
“小时候。”
“愿原力与你同在。”她说，“别输给鲑鱼。”
“谢谢。从赫尔辛基回来后，我再跟你联系。”
“我等你。”
然后电话挂断了。
然而乘上去赫尔辛基的飞机几天前，作很偶然地看到了沙罗的身影。只是沙罗不知道。
这天傍晚，作想给黑买些简单的礼物，便走到青山。送给她的小首饰，还有送给孩子们的日本绘本。适合购买这些的店在青山大道后街的小巷里。花了约一个小时买好东西，作打算休息一下，便走进一家面对表参道的玻璃墙面的咖啡馆。在临窗的桌前坐下，点了咖啡和金枪鱼色拉三明治，眺望着夕阳下的街景。走过面前的大多是一对对情侣，他们看上去似乎幸福无比，好像都在走向某个特别的地方，那儿有开心的事情正等着他们。人们这样的身姿越发让作的心宁静平和。类似无风的冬夜里冻结的树木般寂静。但其中几乎没有痛楚。在漫长的岁月里，作已经完全习惯这样的心境，不再感觉分外痛苦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要是沙罗也在这里多好。没办法。是自己拒絶和她见面的。这是自己希望的。是他让自己赤裸的枝条冻僵的。在这舒爽的夏日傍晚。
那是正确的吗？作没有信心。这种“直觉”是否可以信赖？会不会其实不是什么直觉，只是毫无根据的臆想？沙罗说了，“愿原力与你同在”。
作想象了一会儿听从本能或直觉在黑暗的大海中漫长地旅行的鲑鱼。
恰好在这个时候，沙罗的身影进入了作的视野。她穿着上次见面时那件薄荷绿短袖连衣裙，脚穿浅褐色船鞋，从青山大道朝着神宫前方向走下徐缓的斜坡。作倒抽一口气，脸不禁扭曲了。他无法相信这竟是现实的风景。有几秒钟，作还以为她的身影是自己孤立的心灵制造的精巧的幻影。然而毫无疑问，那是活生生的现实的沙罗。作反射性地从椅子上抬起身，差点把桌子掀翻。咖啡溅落在小碟里。但他立刻把抬起一半的身子放下去。
她身旁有个中年男人。体格健壮，不高不矮，穿深色调的外衣和蓝衬衣，系一条小圆点图案的藏青色领带。打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中混杂着几缕白发。大概五十多岁。下巴略尖，但算得上相貌堂堂，神情中能看出那个年代的某类男人常见的简洁安静的从容。两人似乎很要好地拉着手走在大街上。作微微张着嘴，目光透过玻璃墙追逐着两人的身影。像一个在穿衣打扮的时候怔住了的人。他们就在作眼前缓缓走过，沙罗却没有把目光转向他。她好像沉浸在与那男人的谈话中，周围的东西根本没进入她的视线。男人简短地说了句什么，沙罗开口笑了。连牙齿都清晰可见。
然后，两人被薄暮中的人群吞噬。作隔着玻璃望了许久他们消失的方向，心底暗暗期待着沙罗也许会返回。也许她会忽然发现作在那里，回来向他说明情况。然而沙罗一去不返。只有长着各种面孔、穿着各种衣服的人络绎不絶地走过眼前。
作重新坐回椅子上，喝了口冰水。留下来的只有寂寂的悲哀。胸膛左侧彷佛被尖利的刀具割伤，剧烈疼痛，温乎乎的还有流血的感觉。那大概就是血吧。许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疼痛了。也许是大学二年级的夏天被四位好友抛弃以来头一次吧。他闭上眼睛，如同让身体漂浮在水面，在那疼痛的世界里漂流片刻。有疼痛感还算好。他试图这样想。真正不妙的是连疼痛都感觉不到。
种种声音混成一体，在耳鼓深处形成叮的一声尖鋭的噪音。那是在深邃无际的沉默中才能听到的噪音。不是从外界传来，而是从自己五脏六腑中发出的。每个活着的人都有这种固有的声音，但几乎没有亲耳听到的机会。
睁开眼，他觉得世界的形状似乎发生了某些变化。塑料桌子，简洁的白色咖啡杯，吃剩一半的三明治，他左腕上戴的全自动豪雅旧手表（父亲的遗物），读了一半的晚报，街道两旁的景观树，对面商店不断变亮的橱窗。一切看上去都显得有些变形。轮廓模糊，没有正确的立体感。比例尺也有误。他连做几次深呼吸，让情绪一点点平静下来。
他内心的痛楚并不是忌妒带来的。作知道忌妒是什么。他曾在梦中栩栩如生地体验过，虽然只有一次。那时的感觉至今依然留在心里。他明白那是何等令人窒息，何等无可救药。然而此刻的感受并非那样的苦楚。仅仅是悲哀。彷佛孤零零地被遗弃在幽暗的深深洞穴中的悲哀。但说到底那只是悲哀而已。那里存在的不过是物理性的痛楚。作甚至对这一点感到庆幸。
最令他痛苦的不是沙罗与别的男人手牵手走过街头，也不是她接下去或许会跟那个男人发生关系。想象她在某个地方脱去衣服，跟别的男人上床，对作来说当然残酷。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把这番情景赶出大脑。但沙罗毕竟是个三十八岁的独立女子，未婚，是自由之身。她有她自己的人生，就像作有作自己的人生。她有权跟喜欢的人去喜欢的地方做喜欢的事。
对作来说，最大的打击是当时沙罗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她和那个男人说着话，整张脸绽放着欢笑。她和自己在一起时，脸上从来不曾浮现如此坦率的表情。一次都没有。不管在什么场合，她展现给作的表情永远是冷淡内敛的。这比任何东西都严峻无情地撕裂作的心。
他回到家，便开始做去芬兰的准备。反正动手干活就不必胡思乱想了。话虽如此，也没有那么多行李。几天的换洗衣物，装盥洗用具的小包，几本飞机上看的书，泳衣和泳镜（这两样不管去哪儿总放在包里），折迭伞，就这些。全都装进随身的挎包里。连照相机都没带。照片能有什么用处？他想寻找的是血肉之躯的人，是鲜活的话语。
准备完，取出久未听过的李斯特《巡礼之年》。拉扎尔贝尔曼演奏、一套三张的LP。是十五年前灰田留下的。他几乎只是为了听这套唱片，才依然留着老式唱机。把第一张唱片放上转盘，唱针落在第二面上。
《第一年：瑞士》。他在沙发上坐下，闭上眼聆听音乐。《LeMal du Pays》是这套曲集的第八支曲子，在唱片上位于第二面起首。他常常从这支曲子开始听，听到《第二年：意大利》的第四支曲子《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第47号》。至此，唱片这一面播完，唱针自动抬起。
《Le Mal du Pays》。这支宁静忧郁的曲子，让裹着他的心的形状不定的悲哀一星一点现出轮廓。宛如潜藏在空中的透明生物，因为表面附了无数细蒙蒙的花粉，整体形状静静地浮现在眼前。而这一次，最终显现出了沙罗的形象。身穿薄荷绿短袖连衣裙的沙罗。
心口的疼痛再次复苏。不是剧烈的疼痛，只是关于剧痛的记忆。
不是没办法吗！作说给自己听。不过是原本就空无一物的东西，再次变回空无一物的状态。又能找谁诉苦？大家都跑到他这里，确认他是何等空无一物，之后又离去。在他们身后，空无一物或者说更加空无一物的多崎作再次被孤零零地抛弃。仅此而已，不是吗？
尽管这样，人们还是不时留下小小的纪念品。灰田留下了《巡礼之年》精装版唱片。他大概是有意留在作家里的，絶不是单纯的遗忘。作喜欢这音乐。它联系着灰田，也联系着白。不妨说它是将已然离散的三个人连为一体的血脉。虽然纤细脆弱，但那里还流淌着鲜红的血。是音乐的力量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作每次听这音乐，尤其是倾听《Le Mal du Pays》时，关于他们两人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有时还觉得他们此刻仍在自己身畔，正静悄悄地呼吸。
他们两人都在某个时间从作的人生中悄然离去。连理由也没说。无比唐突。不对，不是悄然离去。说将他割合、弃于不顾恐怕更接近事实。不必说，这刺伤了作的心，那伤痕至今犹存。但归根结底，真正负伤或者受到损害的，与其说是多崎作，不如说是他们俩吧。作最近常这么想。
我是个没有内容、腹中空空的人。作心想。但正因为这样空无一物，哪怕是暂时的，也有人在这里寻觅到栖身之地。就像夜间活动的孤独的飞鸟，在某处无人居住的空屋的屋檐下，寻觅白昼安全的休息地。飞鸟们大概是把那空空如也、微暗寂静的空间当作理想之地。如此看来，也许作应当为自己的空洞感到喜悦。
《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第47号》的最后一个乐音在空中消失，唱片结束，唱针自动抬起，唱臂水平移回唱臂架。然后他再次把唱针在同一面的开始处放下。唱针沿着唱片沟槽游走，拉扎尔贝尔曼重新演奏起来。无比纤细，无比优美。
连续听了两遍这一面的音乐，作换上睡衣上床。随即关掉枕边的台灯，再次感谢自己心中只有深切的悲哀，而不是沉重的忌妒。那东西无疑将夺走他的睡眠。
不久睡意来临，环抱住他。只有短短几秒，他全身却感受到了那令人怀念的柔软。这也是他那个晚上感谢过的极少的东西。
在睡眠中，他听到了夜鸟的呜叫。
14
在赫尔辛基机场一下飞机，先在外汇兑换所将日元现金换成欧元，找到手机店买了一款操作尽量简便的预付式手机。然后挎着包走向出租车搭乘点，坐进一辆老式梅赛德斯一奔驰，把市内一家宾馆的名字告诉司机。
驶出机场，驶上高速公路，眺望着窗外掠过的浓绿树林和写着芬兰语的广告牌，分明是第一次海外旅行，却没有来到外国的真实感。仅仅是移动上所需的时间长了一点，心情跟回名古屋并没有太大不同。只有钱包里货币的种类改变了。服装也仍是工装裤配黑色Polo衫、浅褐色棉上衣、帆布鞋。跟平日一样的装扮。只带了最少的换洗衣服，不够的话找个地方买点就行。
“你是从哪儿来的？”
中年司机浓密的胡须从面颊一直长到下巴，望着镜子里他的脸庞，用英语问道。
“从日本。”作回答。
“大老远的到这儿来，行李很少嘛。”
“我不喜欢行李太重。”
司机笑了。“谁都不喜欢行李重。但回过神来，就到处都是沉重的行李了。这就是人生哦。C’est la vie。”然后又开心地笑了。
作也微微一笑。
“你做什么工作？”司机问。
“造火车站。”
“工程师？”
“对。”
“是来芬兰造火车站的吗？”
“不，请了假来看朋友的。”
“那好啊。”司机说，“假期和朋友是人生中最精彩的两样东西。”
是芬兰人都像这样，喜欢满口说些关于人生的警句，还是这位司机的性格倾向？如果可能，作希望是后者。
出租车行驶了大约三十分钟，开到赫尔辛基市内的某宾馆大门前，作才发现没有看看旅游手册确认该付多少小费，还是根本不用付。（仔细想想，自己事先没做过任何关于这个国家的功课。）所以比计价器显示的价格多付了一成，算作小费。司机似乎很高兴，递来一张收据。看来这么做没错。就算错了，肯定也没有让对方不快。
沙罗为他选了市中心一家古典雅致的宾馆。在英俊的金发侍者引领下，乘坐摇摇晃晃的古董电梯，入住四楼某个房间。有古老的家具和一张很大的床，褪色的墙纸上描画着细巧的松叶图案。浴缸是旧式的老虎腿，窗户是上下开合的，配有厚厚的帷幕和薄薄的蕾丝窗帘，散发出一种说不出的怀旧气息。从窗口可以俯瞰中央行驶着绿色有轨电车的宽阔大街。让人心平气和的房间。尽管没有咖啡机也没有液晶电视，反正他也不用那些东西。
“谢谢。这房间就可以。”
作对侍者说，递给他两枚一欧元硬币当作小费。侍者微笑一下，像聪明的猫咪般静静走出房间。
洗完澡换好衣服，已经是黄昏时分。窗外却像正午一样明亮。天空清晰地浮着半只白色的月亮。望去像一块用旧了的浮石，被谁扔到了天上，因为某种缘由滞留在那里。
下楼来到大堂，向大堂经理桌前的红发女子要了免费的市内地图，然后说了沙罗她们旅行社驻当地的事务所地址，请她用圆珠笔标上记号。那家事务所与宾馆只隔三个街区。他听女经理的建议，买了市内公交车、地铁及有轨电车通用的交通卡，请教了相关的乘坐方法，还要了张线路图。她大约过了四十五岁，长着一双淡绿色的眼睛，和蔼可亲。和年长的女性交谈，作的心情会变得像平日一样从容自然。看来在世界各地都一样。
在大堂一隅的安静处，用在机场买的手机往市内黑的公寓打了电话。电话是录音状态，传出一个声音粗重的男人用芬兰语说的约二十秒钟的录音。最后有信号声，好像可以往里面录信息。作一声不响地挂断电话。稍过片刻再拨这个号码，同样的情况又重演了一遍。录音里大概是她丈夫的声音。内容自然听不懂，但有种说不出的明快和积极。是没有不满、生活富裕的男人发出的健康的声音。
作挂掉手机，放进口袋里。再一次深呼吸。有种不太妙的预感。黑现在可能不在家。她有丈夫和两个孩子。眼下正是七月。没准真像沙罗说的那样，全家暑假出游，去马霍卡岛玩了。
时针指向六点半。沙罗告诉自己的旅行社事务所肯定关门了。可是试试又不会吃亏。再次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按下那家事务所的电话号码。跟预想相反，事务所里还有人。
一个女人用芬兰语说了句什么。
“请问奥尔加小姐在不在？”作用英语问。
“我就是奥尔加。”那位女子用发音纯正的英语答道。
作自报姓名，说是沙罗介绍来的。
“啊，多崎先生，沙罗对我说过你的情况。”奥尔加说。
作说明了现状。是来见朋友的，可她家里的电话设为录音状态，自己听不懂里面的芬兰话。
“多崎先生，你现在在宾馆里吗？”
是的。作答道。
“现在事务所正好下班。三十分钟后我去你那里。能在大堂见面吗？”
奥尔加身穿瘦瘦的牛仔裤配长袖白T恤，是个金发女郎。大概过了二十五岁。身高一米七左右，脸蛋胖乎乎的，气色很好。给人一种出生于富裕的农家、同温良聒噪的鹅儿一起长大的感觉。头发拢在脑后，肩挎黑色漆皮包。像邮递员一般姿势端正，大步走进宾馆大门。
两人握手后，并排坐在大堂中央的大沙发上。
沙罗多次来过赫尔辛基，每次都是跟奥尔加一起工作。两人不单是工作上的伙伴，奥尔加私下里对沙罗也有好感。
“好久没见到沙罗了，她好吗？”她问。
很好。工作好像很忙，总是飞来飞去。作答道。
“她在电话里说，你是她要好的私人朋友。”
作微微一笑。要好的私人朋友。他在大脑中重复。
“只要能办到，我很乐意帮忙。有事尽管跟我说好了。”
奥尔加盯着他的眼睛，笑嘻嘻地说。
“谢谢你。”
他觉得像是在接受评估，观察他是否配做沙罗的恋人。好歹能有个及格分就好。他暗忖。
“我来帮你听听那段录音。”奥尔加说。
作拿出手机，按下黑家里的电话号码。奥尔加从包里取出草稿纸和细细的金色圆珠笔，放在膝盖上。听到电话通了，他把手机递给奥尔加。奥尔加神情认真地聆听录音，迅速记下需要的信息，然后挂掉电话。一看就是个心灵手巧、精明能干的女子。跟沙罗大概谈得来。
“录音里的声音好像是她丈夫的。”奥尔加说，“他们全家上个
周五离开赫尔辛基的公寓，到夏季别墅去了。要到八月中旬才能回来。他留了那里的电话号码。”
“那地方远吗？”
她摇摇头。
“不知道地点在哪儿。听录音只知道是在芬兰国内，还有这个电话号码。我想大概可以打电话询问地址。”
“要是能麻烦你帮这个忙，就太好了。不过我有个请求。”作说，“打电话时，别把我的名字说出来。可能的话，我想不事先通知，直接去看她。”
奥尔加脸上微微浮出好奇的神色。
作解释道：“她是我高中时代的好朋友，已经很久没见面了。我猜她根本没想到我会来看她。我想忽然去敲她的门，让她大吃一惊。”
“突然袭击呀。”她说，随后在膝盖上摊开双手，“那很开心啊。”
“要是他们也觉得开心就好啦。”
奥尔加问：“她是你以前的恋人吗？”
作摇摇头。
“不，不是那样。我们属于同一个友人团体，仅此而已。但我们关系很好。”
她微微歪了歪脑袋。
“高中时代的朋友很难得。我也有个高中时的朋友。现在还经常见面聊天。”
作点点头。
“你的朋友跟芬兰人结婚，来到这里。而你跟她很久很久没见面了。是这样吧？”
“已经十六年没见面了。”
奥尔加用食指揉了几次太阳穴。“明白了。我不说出你的名字，想办法把地址问到手。让我来想个好主意。你能把她的名字告诉我吗？”
作把黑的名字写在草稿纸上。
“你们的高中在日本哪座城市？”
名古屋。作说。
奥尔加再次拿起作的手机，按下录音里报出的电话号码。铃声响过几下，对方接起了电话。她用芬兰语彬彬有礼地跟对方交谈。她在解释什么，对方也在提问，她再次简短地说明，口中几次提到惠理这个名字。几个来回后，对方好像终于理解了。奥尔加用圆珠笔在草稿纸上写了些什么，然后郑重地向对方道谢，挂断电话。
“非常顺利。”奥尔加说。
“太好了。”
“他们这家人姓哈泰宁。丈夫叫爱德华，在赫尔辛基西北方一个叫海门林纳的城市郊外的湖边有座夏季别墅，他们在那里度夏。当然惠理和孩子们都在一起。”
“没说出我的名字，你是怎么问到这么多的？”
奥尔加调皮地微笑。“我撒了个小小的谎，冒充联邦快递的投递员。告诉他从日本的名古屋给惠理女士寄来一个包裹，问他应该转寄到哪儿去。是她丈夫接的电话，听我一说，很爽快地把转寄地址告诉我了。这就是地址。”
她说着，把草稿纸递给他。然后走到大堂经理的办公桌前，要了份芬兰南部的简略地图。她摊开地图，用圆珠笔在海门林纳标了个记号。
“这就是海门林纳。夏季别墅的准确地址用Google查一查吧。今天事务所已经关门了，我明天打印出来给你。”
“到海门林纳需要多少时间？”
“这个嘛，论距离的话大约是一百公里，从这里开车去，顶多一个半小时吧。高速公路笔直通到那里。坐火车可以坐到城里，但从城里到他们家还是得开车去。”
“我租辆车。”
“海门林纳有一座美丽的湖畔城堡，还有西贝柳斯的诞生地。不过多崎先生你一定有更重要的事吧。明天，方便的时候来我办公室好吗？事务所九点开门。附近就有家租车行，我会替你安排好，去了就能租到车。”
“有你在身边，真是帮大忙了。”作向她致谢。
“既然是沙罗的好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奥尔加眯起一只眼说，“能见到惠理就好了。要是能让她大吃一惊，那就更好啦。”
“是啊。我差不多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
奥尔加犹豫片刻，毅然开口问道：“这跟我当然没关系，但你万里迢迢跑到这里见她，难道有什么重要的事？”
“对我来说也许是重要的事。”作说，“但对她来说也许不算重要。可以说我就是为了确认这一点才来的。”
“事情好像相当复杂。”
“以我的英语能力，要解释清楚也许太困难了。”
奥尔加笑道：“不管用什么语言，我们的人生中总会有解释起来太困难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