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点点头。锤炼关于人生的警句大概是芬兰人共同的特性。说不定跟冬季太长有关。但的确如她所说，这是个与语言无关的问题。恐怕是。
她从沙发上起身，作也站起来，两人握了手。
“那明天早上我等你。大概会有时差综合征。况且就算时间很晚，天照样亮得很，不习惯的人也许睡不好。为防万一，你向宾馆约个叫醒服务好了。”
我会这么做的，作说。她把挎包挎上肩头，踏着很大的步子横穿大堂，出了门。始终面向前方，没有回头。
作折起她给的草稿纸，放进皮夹里，把地图塞进衣袋。然后走出宾馆，漫无目的地在街头闲逛。
至少弄清了惠理人在何处。她就在那个地方，和丈夫以及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起。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她愿不愿意接纳自己。就算坐飞机穿越北极圈来见面，说不定她也会拒絶见自己。这种情况完全可能。据青说，就是黑在强奸事件上率先站到白那边去，要求抛弃作。作无法想象白惨遭杀害、小团体解散之后，她对自己怀有怎样的感情。包许是冷漠至极。总之只能赶去那里看看。
时间已过八点，正如奥尔加说的，天完全没有要黑下来的意思。许多商店还在营业，人们在亮如白昼的大街上漫步。咖啡馆里，人们喝着啤酒或葡萄酒谈笑风生。走在圆石铺的老街上，不知何处飘来烤鱼的气味，很像日本的快餐店里烤青花鱼的香味。作肚子饿了，便迎着气味追溯而去，走进一条小巷，却没找到源头。在大街上逛来逛去，香味渐渐淡薄，最终消失了。
他不喜欢在吃的东西上想来想去，嫌麻烦，便走进一家映入眼帘的比萨屋，坐在露天餐桌边，点了冰红茶和玛格丽特比萨。耳边彷佛响起沙罗的笑声。专程坐飞机到芬兰，就吃了玛格丽特比萨回来吗？她大概会乐不可支地这么说我。但比萨远比预期的美味。好像真正是炭火烤出来的，焦黄薄脆，香喷喷的。
这家朴实的比萨屋几乎爆满，坐满携家带口的食客和成双成对的年轻情侣。还有成群的学生。人人都手持啤酒杯或葡萄酒杯。多数人都毫无顾忌地抽着香烟。环顾四周，独自一人喝着冰红茶、默默地吃比萨的也只有作了。人们兴高采烈地高谈阔论，耳边传来的（大概）都是芬兰语。餐桌边的客人似乎都是当地人，看不到貌似观光客的身影。直到此时，作才认识到自己已然远离日本、身在外国。不管在何处，吃饭时他几乎总是孑然一身，因而不怎么介意这种状态。但在这里，他并不单单是孑然一身。他在双重意义上是孑然一身。他是异邦人，周围的人们都在用他无弦理解的语言纵声谈笑。
这与他在日本一直感觉的孤立又很不一样。相当不赖，作想。双重意义上的孑然一身，或许与孤立状态的双重否定一脉相通。就是说，作为异邦人的他在这里处于孤立状态，完全合理。没有任何奇怪的地方。如此一想，就变得心平气和。自己无疑置身于正确的场所。他扬手喊来侍者，点了一杯葡萄酒。
葡萄酒送上来不久，来了一个身穿旧西装马甲、头戴巴拿马帽、拉手风琴的老人，牵着一条尖耳朵的狗儿。他像拴马一样，娴熟地将牵狗绳拴到街灯杆上，倚着灯杆站在那里，开始演奏北欧民謡风格的音乐。久经战阵又游刃有余的演奏。有人和着音乐唱出声来。他还应听众要求，用芬兰语唱了一首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不要太冷酷》。黑色的瘦狗坐在那里，不看周围，像回顾往事似的盯着天上一点，耳朵一动不动。
“不管用什么语言，我们的人生中部会有解释起来太困难的事。”奥尔加说。
的确如此。作啜着葡萄酒想。不光是解释给别人听，连解释给自己听也太困难。硬要解释，就会在某些地方生出谎言来。不管怎样，到了明天各种事情肯定比今天清楚。只要等待就行了。就算不比今天清楚，不也无所谓吗？没办法呀。缺乏色彩的多崎作，就这样缺乏色彩地活下去就好。这样又不会给谁添麻烦。
作想到了沙罗。想到她的薄荷绿连衣裙，她明朗的笑声，还有和她手牵着手攫步街头的中年男子。不过这思绪并没有把他带往别处。人的心灵就是夜间的鸟。它在静静地等待什么，时机一到，便径直冲那里飞去。
他闭上眼睛，聆听手风琴的音色。那单调的旋律穿过人们嘈杂的交谈声传人耳际，宛如狂涛怒吼下几乎消失的雾笛。
作喝掉半杯葡萄酒，随意放下些纸币和零钱，起身往琴手面前的帽子里投入欧元硬币，学众人的模样，走过时摸了摸系在街灯杆上的狗儿的脑袋。可是狗儿就像在扮演雕像，一动也不动。他缓步走向宾馆。途中顺便在售货亭买了矿泉水和更详细的芬兰南部地图。
马路中央的公园里，摆着固定的国际象棋石桌，人们自带棋子来下棋寻乐。全是男人，其中大部分是老年人。跟比萨屋的客人不同，他们个个沉默寡言。连在一旁观棋的人也沉默不语。沉思需要深深的沉默。走过街头的人大多牵着狗。狗狗们也沉默不语。走在路上，不时有烤鱼的香味和土耳其烤肉的气味随风飘来。将近晚上九点了，花店还在营业。店里摆满了色彩缤纷的夏季鲜花，似乎彻底忘却了夜晚。
到了宾馆前台，请他们七点钟打电话叫醒自己。忽然想起来，问道：“这附近有没有游泳池？”
那位员工微皱眉头想了想，礼貌地摇摇头。简直像对自己了解的国家历史不够完整表示歉意。“实在抱歉，这附近没有游泳池。”
作回到房间，把厚厚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遮蔽光线，脱衣上床。然而光线仍像难以简单消除的古老记忆，总要悄悄钻进屋来。望着昏暗的天花板，一想到打算拜访黑的自己竟然不是在名古屋，而是在赫尔辛基，就觉得奇怪。北欧夜间独有的明亮给他的心带来奇妙的震颤。身体在期待睡眠，大脑却希望再持续片刻清醒。
然后想到了白。已经很久没梦见她了。从前经常做有她出现的梦。许多时候都是春梦，梦中自己在她体内猛烈射精，然后醒来。在洗脸盆中搓洗被精液弄脏的内裤时，总是被覆杂的思绪囚缚。那是奇妙的情感，罪恶感与强烈的憧憬难分难解地纠缠在一起。大概是现实与非现实悄然混合、只能产生于不为人知的阴暗场所的情感。作莫名地怀念起那种情感来。不管是怎样的梦，不管心情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能再梦见白一次就好。
不久睡眠来临，但那里没有梦。
15
七点钟，催他起床的电话打进来，他终于睁开眼。感觉似乎睡得很长很深，整个身子处于舒适的麻痹状态。洗完澡，刮完胡子，直到刷好牙，那麻痹始终来消。漫天薄薄的阴云，没有一丝缝隙，又不见要下雨的迹象。作换好衣服，去餐厅吃了简单的自助早餐。
九点过后拜访了奥尔加的事务所。这家位于半坡上的小事务所里，除了她就只有一位眼睛长得像鱼眼的高个子、男人。那男人正对着电话解释什么。墙上贴着芬兰各地的彩色海报。奥尔加把打印出来的几张地图递给作。从海门林纳沿着湖边前行一阵，有座小镇，哈泰宁一家的夏季别墅就在那里。那个位置上标有一个x。那湖简直像条运河，弯曲而细长，延绵不絶。大概是几万年前由移动的冰河深深剜出来的吧。
“我猜路大概很容易找。”奥尔加说，“芬兰跟东京和纽约不一样，交通量不大。只要照着道路标志开，别撞上麇鹿，你肯定能找到。”
作道了谢。
“车子订好了。是一辆只跑过两千公里的大众高尔夫。费用打了折，尽管只便宜了一点点。”
“太好了。谢谢你。”
“祝你一切顺利。毕竟是专程来一趟芬兰嘛。”奥尔加嫣然一笑，说，“万一遇到为难的事，就给我打电话。”
我会的，作说。
“当心麋鹿。那是些呆头呆脑的动物。别开得太快哦。”
两人握手告别。
到租车行取了那辆还很新的藏青色高尔夫，问了服务台的女职员从赫尔辛基市中心上高速的路线。需要稍加留神，但路线并不复杂。只要开上高速公路，接下去就简单了。
作听着FM电台播放的音乐，以一百公里左右的时速一路西驰。几乎每辆车都超越了他，可他不介意。很久没摸过方向盘了，况且又是左舵。而且可能的话，他打算在哈泰宁一家吃完午饭之后抵达。时间绰绰有余，不必着急。古典音乐台正在播放轻快华丽的小号协奏曲。
道路两侧几乎都是森林，给人整个国土都覆盖在水嫩丰腴的绿色之下的印象。树木大多是白桦，其中混杂着松树、鱼鳞云杉和槭树。松树是树干挺拔的红松，白桦枝条四面低垂。都是在日本看不到的品种。不时还能看见阔叶树。拥有巨大翅膀的飞鸟一面搜寻着地上的猎物，一面缓缓在空中翱翔。处处可见农家的屋顶。农家占地很广，栅栏在平缓的丘陵上绵延，还能看到放牧的牲畜。牧草收割完毕，正用机器打成一捆捆巨大的草垛。
十二点前到达海门林纳。作把车停在停车场上，在街头走了约莫十五分钟后，在面对着中心广场的咖啡馆坐下喝了杯咖啡，吃了个羊角面包。面包太甜，但咖啡浓郁美味。海门林纳的天空和赫尔辛基一样，也漫天蒙着一层薄薄的阴云，看不到太阳的身影，空中只有一个渗着橘黄色的轮廓。吹过广场的风微带寒意，他在Polo衫外边套上了薄毛衫。
海门林纳几乎不见观光客的身影。只有抱着购物袋穿着日常服装的人们来来往往。市中心的街道说是面向观光客，不如说是面向本地居民或到别墅度假的人们，以经营日常食品和杂货的商店为主。隔着广场，正对面有座大教堂。绿色圆屋顶的矮矮的教堂。黑鸟成群，彷佛海岸边的浪涛，在众多屋顶之上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白色的海鸥在广场的石板路上溜跶，用毫不懈怠的目光四下窥伺。
广场附近有几辆卖蔬菜和水果的手推车，他在那里买了袋樱桃，坐在长椅上吃。两个十岁或十一岁的女孩走过来，在稍有些距离的地方盯着他看。大概来这座城市的东方人不太多吧。一个女孩又瘦又高、肤色白皙，另—个晒得黑黑的脸上有些雀斑。两个都梳着小辫子。作朝她们微笑。
两人像谨慎的海鸥，一点点走近。
“中国人？”高个女孩用英语问。
“是日本人哦。”作回答，“很近，但有点不一样。”
两人一脸不明所以的表情。
“你们是俄罗斯人吗？”
两人连连摇头。
“芬兰人。”雀斑女孩表情认真地回答。
“道理跟这一样。”作说，“很近，但有点不一样。”
两人点点头。
“你在这里干什么？”雀斑女孩问。就像在测试英语句式。大概是在学校学了英文，想跟外国人试一试。
“我是来看朋友的。”作说。
“从日本到这里要几个小时？”高个女孩问。
“坐飞机大约十一小时。”作笞道，“中间吃了两次饭，看了一部电影。”
“什么电影？”
“《虎胆龙威12》。”
少女们似乎得到了满足。两人手拉着手，裙裾翻飞，轻盈地跑过广场离开了，像被风刮走的草团。没有关于人生的省察和警句。作松了口气，继续吃樱桃。
作抵达哈泰宁家的夏季别墅，正值一点半。找到他们的住处不像奥尔加预言的那般简单。因为那里没有堪称道路的东西。如果没有那位热心的老人，说不定他永远都找不到。
见作把车停在路边，拿着Google地图不知所措，一位骑着自行车的小个子老人凑过来。他戴顶旧鸭舌帽，穿着长筒胶靴。从耳边探出白发，眼睛通红充血，看似一副怒气冲天的模样。作把地图给老人看，说自己在找哈泰宁家的夏季别墅。
“就在这附近。我领你去。”老人先用德语，然后用英语说道。他将看似很沉的黑自行车随手靠在一旁的树干上，不容分说地钻进高尔夫车，坐在副驾驶席上，向前伸出枯树桩般凹凸不平的手指示道路。沿着湖岸，有一条穿过林间的泥路。说它是路，不如说是由车轮反复碾压出来的野径。两条车辙之间长满了茂盛的绿草。沿着它向前驶去，很快便分出一条岔路。路口有好几块用油漆写着名字的标志牌钉在树干上，右边一块写着“Haatainen”。
顺着右边的小路前行，很快来到一片开阔地。白桦树的枝干间看得见湖水。有座小小的堤坝，一艘深黄的塑料船系在堤边。是钓鱼用的简单的小艇。在树丛中有幢小巧的木屋，房顶上探出砖砌的方形烟囱。木屋旁边停着一辆赫尔辛基牌照的白色雷诺面包车。
“那里就是哈泰宁家。”老人用庄重的声音宣告，接着像个即将闯入暴风雪中的人，端端正正地戴好帽子，朝着地面呸地吐了口痰。像小石块一样硬的痰。
作向他道谢：“我送你回停自行车的地方吧。我已经知道路怎么走了。”
“不，不用。我走回去。”老人发怒似的说。作猜大概是那个意思。那是他听不懂的语言。从发音来判断可能是芬兰语。然后老人连握手的间隙都不给他，下车甩开大步就走，头都不回。简直像已经把奔赴冥界的途径告诉亡者的死神。
作坐在路旁夏草中的高尔夫车里，望着老人的背影。然后下车，深深吸了一口气。感觉比赫尔辛基的空气还要清新很多。彷佛是刚制造出来的空气。徐缓的风摇着白桦树叶，不时传来小艇碰撞堤岸的轻微的咔嗒声。某处传来鸟鸣。很有穿透力的短短的呜叫。
作看了看手表。吃完午饭了吗？稍稍犹豫了一下，也想不出其他事可做，便决定去拜访哈泰宁一家。他踏着绿色的夏草，径直朝木屋走去。正在门廊午睡的狗狗站起来，盯着他。小小的褐色长毛犬连吠了几声。没用绳索拴着，但那并不是威吓的吠叫，所以他继续前行。
大概是听到了狗叫声，作将要到达门口之际，门开了，一位男子探出脸来。他从面颊到下巴长满浓密的金色络腮胡。大约四十五六岁，个头不算高，就像超大尺寸的衣架，肩膀又平又宽，长脖颈。头发也是浓烈的金色，好似纠缠在一起的毛刷，耳朵朝着一旁钻出来。上穿短袖格子衬衫，下穿蓝色工装牛仔裤。他左手抓着门把手，看着走近的作，然后呼喊狗狗的名字，制止它吠叫。
“哈啰！”作说。
“你好！”男子用日语说道。
“你好！”作也用日语响应，“这里是哈泰宁先生的家吗？”
“是的。是哈泰宁家。”男子用流利的日语答道，“我叫爱德华哈泰宁。”
作走上门廊的台阶，伸出手。男子也伸出手，两人握手。
“我叫多崎作。”作说。
“作，就是制作东西的作吗？”
“对。就是那个作。”
男子微笑了一下。“我也制作东西。”
“那太好了。”作说，“我也是制作东西的。”
狗狗跑来，用脑袋蹭了蹭男子的腿。然后像附送赠品似的在作的腿上如法炮制。这大概是欢迎仪式。作伸手抚摸狗狗的脑袋。
“多崎先生，你制作什么？”
“我制作火车站。”作回答。
“呵呵，你知道吗，在芬兰，最早铺设的铁路就是赫尔辛基和海门林纳之间这一段。因为这个缘故，本地人很为火车站自豪。就像为这里是让西贝柳斯的诞生地自豪一样。这说明你来对地方了。”
“是吗？这个我倒不知道。那么，爱德华先生，你制作什么东西呢？”
“我制作陶器。”爱德华答道，“跟火车站相比，是不足挂齿的小东西。来，请进，多崎先生。”
“打扰了。”
“哪儿的话。”爱德华说着摊开双手，“这里欢迎任何人。制作东西的人就是我的伙伴，尤其欢迎。”
木屋里没有人。餐桌上有只咖啡杯和一本摊开的芬兰文平装书。看来他是独自边看书边喝饭后的咖啡。他请作坐下，自己坐在对面。往书页里插进一枚书签，合起推到一边。
“来杯咖啡如何？”
“好的。谢谢。”作说。
爱德华走到咖啡机前，往马克杯里倒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放到作面前。
“需要砂糖和奶油吗？”
“不用。黑咖啡就好。”作说。
奶油色的马克杯是手工制作的。把手歪歪扭扭，形状非常奇怪。但拿着很顺手，摸着感觉很亲切。好像只有自家人才能听懂的温馨的玩笑。
“那只杯子是我大女儿做的。”爱德华笑嘻嘻地说，“当然，拿到窑里去烧制的是我。”
他的眼睛是柔和的浅灰色，与头发和胡须浓烈的金色很相配。作极其自然地对他生出好感。相比都市生活，他是与森林湖泊更相称的类型。
“多崎先生一定是有事来找惠理吧？”爱德华问道。
“嗯。我是来见惠理女士的。”作说，“惠理女士在吗？”
爱德华点点头。“在。饭后跟女儿们一起去散步了。大概就在湖边走一走。那儿有条很不错的散步小路。和平日一样，狗狗总是先回来。她们马上就会回来。”
“你日语说得非常好。”作说。
“我在日本住了五年。岐阜和名占屋。在那里学习日本的陶艺。不会日语什么都干不成。”
“你是在那里认识惠理女士的吗？”
爱德华爽朗地笑起来。“对。很快就坠入情网啦。八年前在名古屋举行婚礼，然后两个人一起回了芬兰。现在在这里制作陶器。回芬兰后一开始在阿拉伯陶器公司担任设计，可我一心想自己干，两年前自立门户，成了自由设计师。每周还到赫尔辛基大学讲两次课。”
“总是在这里过夏天吗？”
“对。从七月初到八月中旬，在这里生活。附近有个我和同伴共同使用的小作坊。上午我从清早开始就在那里干活，总是回家吃午饭。下午主要和家里人一起度过。散散步，读读书，有时大家还一起去钓鱼。”
“这里真是个好地方。”
爱德华开心地一笑。“谢谢你。这一带很安静，工作也很顺利。我们过着简单的生活。孩子们也喜欢这里。可以接触大自然。”
屋子里有面白色灰浆墙安了一排落地的木橱架，摆着像是他烧制的陶器。此外几乎没有称得上装饰的东西。一只朴素的圆钟挂在墙上，一套小型音响和一堆CD搁在结实的旧木柜上。
“那个架子上的作品，大约有三成是惠理做的。”爱德华说，从声音中能听出自豪的余韵，“该怎么说呢，她有种天生的才华。与生俱来的东西。表现在她的作品里。赫尔辛基有几间店放着她的作品，有些店里的甚至比我的作品更有人气。”
作稍感吃惊。他从来没听说过黑对陶艺感兴趣。
“我不知道她在制作陶器。”作说。
“惠理二十岁过后开始对陶艺产生兴趣，从普通大学毕业后，又考进爱知县立艺术大学的工艺系重读。我们是在那里认识的。”
“是吗？我好像只了解十几岁的她。”
“是高中时候的朋友吗？”
“对。”
“多崎作先生。”爱德华再度念叨这个名字，眯起眼睛搜寻记忆，“这么说来，我听惠理提起过你。在名古屋，关系非常好的五人小团体中的一位。对不对？”
“哎。是的。我们属于同一个小团体。”
“在名古屋我们的婚礼上，那个小团体来了三个人。赤、白和青。好像是吧？色彩丰富的人。”
“没错。”作说道，“遗憾的是我没出席婚礼。”
“不过，现在我还是见到你了。”他浮出温暖的笑容。胡须就像篝火上亲密的火苗一样在脸上摇曳。“你是来芬兰旅行吗？”
“对。”作说。如果讲真话，势必需要冗长的解释，“我来赫尔辛基旅行，心想可能的话很想见见好久没见过的惠理女士，就顺便跑到这里来了。事先没跟你们联系，很抱歉。没给你们添麻烦就好。”
“不不不。怎么会是麻烦呢。非常欢迎。这么远，你能来真是太好了。幸好我留在了家里。惠理一定也很开心。”
要是真的开心就好了，作暗想。
“可以参观一下作品吗？”他指着墙边橱架上的陶器，问爱德华。
“那当然。用手拿也没关系。我的作品和惠理的作品混在一起，但给人的印象很不一样，不用说明你大概也能分清楚。”
作走到墙边，一件件观看摆在那里的陶器。大半是盘子、盆钵、杯子一类很实用的餐具。还有几件花器和壶罐之类。
正像爱德华说的，他的作品跟惠理作品的区别一目了然。使用光滑的素胚、浅色调的是丈夫的作品。颜色处处忽浓忽淡，描绘出行云流水般的微妙阴影。一件带图案的也没有。颜色的变幻本身就是花纹。烧出这样的颜色应该需要高超的技艺。连完全是门外汉的作也很容易想到这一点。他作品的特色是排除多余装饰的设训和烧制出光滑高雅的手感。基本属于北欧风格，但在那种删繁就简的朴素中，日本陶器的影响显而易见。拿在手上意外的轻巧称手，对细枝末节都精雕细镂。总之是一流匠人才能做出的手艺活，在追求批量生产的大公司里，他的才华只怕很难充分发挥。
与之相比，惠理的风格更为简约。从技术角度来看，远远不及丈夫的作品致密精妙。整体而言显得壁厚，边缘描绘出的弧度也微妙地歪曲，看不到简练鋭利的美。然而她的作品奇妙地有种让观者气定神闲的温暖感觉。些微的瑕疵，以及粗粝的手感，让人有触摸天然的布帛，或是坐在檐廊边远眺天上流云时那种静谧的从容。
她的作品特色与丈夫的相反，在于花纹。每件作品都描绘着如秋风吹聚的树叶一般，时而零乱时而整齐的细致花纹。由于花纹不同的聚散力式，整体印象时而清寂，刚而华荧。那种精妙令人想起旧和服上的细碎花样。作凑过去，想看清一个个花纹表现的是什么，却没有弄清那些形象的意义。奇怪的图形。稍稍隔开一段距离再看，只能看出像是飘飘洒洒散落在林间的树叶。被不知其名的动物悄然无声地踏过的树叶。
与丈夫的作品截然不同，色彩于她的作品而言不过是背景。如何让花纹活起来，如何把它凸显出来，这才是色彩被赋予的使命。色彩淡而静默，却有效地支撑着花纹的背景。
作把爱德华和黑制作的餐具交替拿在手上对比。这对夫妻在实际生活中一定也巧妙地维持平衡，和谐相处吧。这种温馨的对比让人这么想。尽管风格不同，却努力接纳对方的特色。
“作为丈夫，我也许不该如此赞美妻子的作品。”爱德华看著作的样子，说，“日语怎么说的来着？偏心……吗？”
作只是淡淡一笑，没有说话。
“不过，我倒并非因为是夫妻才这么说，是因为喜欢惠理的作品。世上大概有许多人比她做得更好更漂亮。可是她做的东西没有小家子气，能感受到心胸的浩瀚。要是我能表达得高明些就好了。”
“你的意思，我完全理解。”作说。
“这种东西，一定是上天赐予的。”他指了指天花板，说，“天赋。她今后肯定会做得越来越好。惠理还大有发展空间。”
外边，狗狗叫起来。那是充满爱意的叫声。
“好像是惠理和女儿们回来了。”爱德华把脸扭向那边，起身向门边走去。
作把惠理的陶器小心翼翼地放回橱架，站在那里不动，等着她出现在门口。
16
第一眼看见作的面孔，黑似乎没有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她的表情忽然消失，变成了空白。她将太阳镜推到额头上，一言不发，只是盯着作——午饭后跟女儿们一起去散步，回到家里居然发现丈夫身边站着个似乎是日本人的男子，那张脸还似曾相识。
黑牵着小女儿的手。女儿大概三岁左右。旁边有个稍大一点的女孩，比妹妹大两三岁。两个女孩身穿同样花色的连衣裙和塑料凉鞋。门洞开着，狗在外边热闹地吠叫。爱德华伸出脑袋，简短地呵斥。狗立刻停止叫唤，趴在门廊的地板上。女儿们学着母亲的样子，沉默不语，只是望着作。
黑的整体印象与十六年前最后一次见面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少女时代胖乎乎的面影退向远方，率直而有力的轮廓填埋了留下的空白。坚韧的性格历来是她固有的特色，而坦率的没有阴翳的眼睛如今被赋予了内省的感觉。那双眼瞳无疑目击过许多留存于内心的风景。她双唇紧闭，面颊和额头似乎晒得很健康。浓密的黑发直直地垂到肩头，刘海用发卡夹住，不让它垂到额头。胸似乎比从前大了很多。在没有花纹的蓝色棉裙上披了条奶油色披肩。穿着白网球鞋。
黑像寻求说明似的转向丈夫。但爱德华一声不响，只是微微摇头。她再次看著作，轻咬嘴唇。
作此刻看到的，是一位走过了与他迥异的人生的女性健壮的肉体。作不禁深深感受到它的份量。面对着黑，他终于透彻地体悟十六年岁月具有何等的份量。世上有一类东西，只有女性的身体才能传达。
黑望着作，脸略为扭曲，嘴唇像涟漪般抖动，扭向一侧，右颊上现出小小的酒涡。准确地说，那不是酒涡，是用来装满欢快的苦酒的小小凹陷。作对这表情记忆犹新。每当她要说出挖苦的话，脸上必定现出这种表情。但她并不打算挖苦作，只是单纯地要把假设从远处拽到近前。
“作？”她终于把那假设转换成了语言。
作点点头。
黑首先把小女儿拉到身边，彷佛要保护孩子免受威胁一般。女儿目不转睛地仰望着作，身体紧紧贴在母亲的腿上。大女儿站在稍远处不动。爱德华走到她身旁，温柔地抚摸她的头发。这孩子的头发是浓烈的金发。小女儿是黑发。
五个人默默无言，保持一个姿势半晌不动。爱德华抚摸着金发女儿的头发，黑搂着黑发女儿的肩膀，而隔着餐桌，作一个人站在那里。简直像在模仿相同构图的绘画中的姿势。位于构图中心的是黑。她，或者说她的肉体，处于画框中的情景的核心。
她率先动起来。先放开小女儿，取下额头上的太阳镜搁在餐桌上。然后端起丈夫的马克杯，啜了一口里面剩的冷咖啡，随即皱起脸，似乎味道不佳。好像难以理解喝下去的是什么。
“要不要给你倒杯咖啡？”丈夫用日语对妻子说。
“拜托了。”黑没有看他，在餐桌边的椅子上坐下。
爱德华再次走到咖啡机前，打开开关重新加热。姐妹俩学着母亲的样子，并排坐在窗边的长木椅上，看著作的脸不说话。
“真的是作吗？”黑小声问。
“是真人哦。”作答道。
黑眯起眼睛，径直望着他的脸庞。
“你那表情就好像看到了鬼一样。”作说。他是打算开玩笑的，但连他自己都觉得听来不像玩笑。
“你的样子变了很多。”黑用干涩的声音说道。
“很久没见过面的人都这么说。”
“你瘦了好多，变得……像个大人了。”
“那大概是因为我长成大人了吧。”作说。
“也许是吧。”黑说。
“你几乎没变。”
黑微微摇头，什么也没说。
丈夫端来咖啡，放在餐桌上。小巧的杯子像是她自己烧制的。她往里面放了一匙砂糖，用小勺搅拌，小心地喝了一口冒着热气的咖啡。
“我带孩子们到镇上去一趟。”爱德华用明朗的声音说，“得买些食品，还得给车子加点油。”
黑朝着他点点头。“是呀。拜托了。”
“有什么想要的吗？”
她默默地摇头。
爱德华将钱包塞进衣袋，取下墙上挂的车钥匙，对女儿们用芬兰语说了些什么。女儿们满脸喜悦，立即从长椅上起身。作听到了“冰激凌”这个词。大概是答应购物时顺便给她们买冰激凌吧。
作和黑站在门廊里，望着三人坐进雷诺面包车。爱德华打开左右对开的后车门，短促地吹了声口哨，狗儿欢欢喜喜奔过去轻快地跳进车厢。爱德华从驾驶席探出脸来挥挥手，白色面包车随即消失在树林深处。两人望了一会儿面包车消失的方向。
“你是开那辆高尔夫来的吗？”黑指着稍远处停的藏青色小型车间。
“对呀。从赫尔辛基来的。”
“你怎么会到赫尔辛基来？”
“为了见你呀。”
黑眯起眼睛，像在辨别难解的图形那样，直直地盯着作。“你单单是为了见我，才专程跑到芬兰吗？”
“完全正确。”
“在音信全无的十六年之后？”她惊奇地问。
“说老实话，是我女朋友叫我来的。她说差不多该见见你了。”
黑的嘴唇又描绘出熟悉的曲线。她的声音带上了轻微的戏谑。“哦。你的女朋友对你说，差不多该见见我了。你就从成田坐飞机不远万里地跑到芬兰来。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见不见得着也没个保证。”
作沉默不语。小艇碰触堤岸的咔嗒声还在继续。风静静的，不像会波涛大作。
“我担心事先联系的话，你也许不愿见我。”
“怎么会！”黑惊讶地说，“我们不是朋友吗？”
“曾经是朋友。现在可就不知道了。”
黑将目光移向林间现出的湖面，无声地叹了口气。“他们回来需要两个小时。我们用这段时间好好谈谈吧。”
两人走回屋子，隔着餐桌坐下。黑取下了卡住头发的发夹，刘海耷拉到额前。更接近从前的她了。
“我有个请求。”黑说，“你不要再叫我黑了。要叫的话，希望你喊我惠理。也别管柚木叫白。可能的话，我们不想再使用那样的称呼了。”
“那些名字已经寿终正寝了？”
她点点头。
“我还是老样子，还叫作，不要紧吗？”
“你一直都是作呀。”说着，惠理静静地笑了，“就这样，不要紧。制作东西的作。没有色彩的多崎作。”
“五月里我去了趟名古屋，见到了青和赤。”作说，“青和赤，这么叫可以吗？”
“没关系。我就是想把我和阿柚恢复成原来的名字。”
“我和他们俩分别见面聊了聊，虽然时间都不太长。”
“他们都好吗？”
“看上去都很好。”作说，“工作好像也很顺利。”
“在令人怀念的名古屋，青顺利地卖着雷克萨斯，赤顺利地培育着企业战士。”
“是的。”
“那么，你怎么样？好好地活着吗？”
“好歹还活着。”作说，“在东京的一家铁路公司工作，负责建造火车站。”
“这事我不久前听人说了。说多崎作在东京埋头造火车站呢。”惠理说，“还有个聪明的女朋友。”
“目前是。”
“就是说，你还没结婚？”
“是。”
“你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
作沉默着。
“在名古屋跟他们见面时，都谈了些什么？”惠理问。
“谈了我们之间发生的事。”作说，“十六年前发生的事，还有这十六年间发生的事。”
“跟他们俩见面，搞不好也是那位女朋友的劝告？”
作，点点头。“她说，我必须解决这种种事情，回溯到过去。否则……我就无法从中得到解脱。”
“她感觉你心里有什么问题。”
“她是感觉到了。”
“而且认为这个问题可能会断送她和你的关系。”
“大概是。”作说。
惠理像搂抱一般，用两只手握着杯子，感受它的暖意。然后又喝了一口咖啡。
“她多大年龄？”
“比我大两岁。”
惠理点点头。“怪不得。的确，你大概跟年长的女人相处得更好。”
两人沉默片刻。
“每个活着的人都怀抱着各种问题。”惠理说，“一个问题联结着好几个问题。要解决一个问题，总会有另外几个问题纠缠过来。说不定没法那么容易得到解脱。你是这样，我也是。”
“当然，也许不会那么容易得到解脱。但让问题始终是笔胡涂账恐怕也不好。”作说，“我们可以给记忆盖上盖子，但是絶不可能掩藏历史。这是我女朋友说的。”
惠理起身走到窗边，把窗户向上推开，又回到餐桌旁。风摇曳着窗帘，传来小艇凌乱的咔嗒声。她撩开刘海，然后把手放在桌子上，望着作的脸说：“说不定里面还有已经彻底凝固、再也打不开的盖子。”
“不必强行打开它。我并不想做到那种程度。但至少想亲眼看看那是什么样的盖子。”
惠理看着自己搁在餐桌上的手。那双手远比作记忆中的大，而且肉也更多。手指长，指甲短。作想象着那些手指转动陶钧的情景。
“你说我的样子变化很大。”作说，“我也觉得的确变了。十六年前被那个小团体驱逐后，有一段时间，大约五个月吧，我每天只想着死。真的是认真地只想这一件事。根本无法考虑别的事情。我不想说夸张的话，但觉得真的被逼到了絶境。我到了絶境边缘往里窥探，没办法移开目光。可我总算成功地返回原先的世界。其实那时我就是死去也不足为奇。如今回想起来，可能是脑子出了毛病。不知是精神病还是抑郁症，反正那时大脑不正常，这是实话。尽管这样，我还没有错乱。头脑非常清醒。一片静寂，连一点噪音也没有。回想起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状态。”
作盯着惠理沉默的双手，继续说下去：
“那五个月过后，我的脸变得跟从前大不相同。体形也变得几乎所有衣服都没法再穿。看着镜子，我觉得好像被装进了一个不是自己的容器里。当然，我也许只是碰巧赶上了人生中这样的时期，正好撞上了大脑必须失常的时期，脸形和体形必须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但导火索就是被那个小团体驱逐。这件事大大地改变了我。”
惠理不说一句话，听着他说。
作继续说道：“该怎么说呢？那种心情就像船在航行，忽然孤零零地从甲板上被抛进了黑夜中的大海。”
说完，作忽然想起这是上次赤说过的话。他略微顿了顿，说道：
“不清楚是被别人推下去的还是自己失足掉下去的。但船继续向前行驶，我在黑暗冰冷的水中，望着甲板上的灯火渐渐远去。船上所有的人，无论是旅客还是水手，都不知道我掉进了海里。周围没有可以抓住的东西。那时的恐惧至今还留在心中，没有消失。那是从未体验过的恐惧，因为自己的存在突如其来地遭到否定，莫名其妙被孤零零地扔进深夜的大海。大概是这个缘故，我从此以后不敢跟别人深交，总是有意设置一定的距离。”
作在餐桌上摊开双手，比出大约三十厘米的宽度。
“当然，这种东西也许是我与生俱来的气质。也许我身上早就有本能地在自己和他人之间设置缓冲地带的倾向。可是高中时代和你们在一起的时候，这样的缓冲我可是连想都没想过。至少我记得是这样。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惠理将两只手掌贴在面颊上，像洗脸似的缓缓搓揉。“你是想知道十六年前发生了什么，是吧？想知道全部真相。”
“我想知道。”作说，“但首先要讲清楚，事实上我对白，就是阿柚，从没做过任何错事。”
“这我当然知道。”她说完停止了搓脸的动作，“你肯定不可能强奸阿柚。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
“可是你起初相信了她的话。跟赤和青一样。”
惠理摇摇头。“不对。这种事我从一开始就没相信过。我不知道赤和青是怎么想的。但我不相信。这不是明摆着吗？你不可能干那种事。”
“那，为什么……”
“为什么我没有站出来为你辩护，为什么相信了阿柚的说辞，把你从小团体中赶出去，是不是？”
作点点头。
“那是因为我不得不保护阿柚。”惠理说，“想这么做，就必须抛弃你。不可能一面保护你，另一面还要保护阿柚。我只能百分百地接纳其中一个，把另一个百分百地抛弃。”
“她就是有如此严重的精神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对。就是有如此严重的精神问题。明白地说，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絶境。必须有人全力保护她，那个人只可能是我。”
“那也可以把事实告诉我呀。”
她缓缓地摇了几次头。“那个时候，老实说根本就没有时间告诉你。‘哎，作，对不起，就算是你强奸了阿柚好吗？现在只能这么做。阿柚有点不正常，得把这场面糊弄过去才成。以后我们会把事情处理好的，你就先忍耐忍耐。对了，就忍个两年左右吧。’这种话我可说不出口。所以很抱歉，只能请你自己对付了。事情就到了如此极端的地步。顺便说一句，阿柚被人强奸并不是谎话。”
作吃惊地望着惠理的脸。“被谁？”
惠理再度摇摇头。“不知道对方是谁。但违背了阿柚的意志，恐怕是在暴力逼迫下跟什么人发生的性关系，这一点是肯定的。因为她怀孕了。而且口口声声说强奸她的就是你。说得非常明白，对方就是多崎作。还把当时的情景描绘得详细逼真到令人沮丧的地步。所以我们不能不照单收下她的说辞，哪怕心里明白你不可能干那样的事。”
“怀孕了？”
“嗯。肯定没错。因为是我陪她一起去的妇产科。当然不是她爸爸的医院，是更远的地方。”
作长叹一声。“然后呢？”
“经历过好多事情，到夏末流产了。于是到此结束。但那絶不是假性妊娠。她是真的怀孕，真的流产了。我可以保证。”
“流产了，那就是说……”
“对，她准备把孩子生下来，自己一个人抚养。根本没想过要堕胎。不管发生了什么，她都下不了手杀死一条生命。你也能理解吧？她父亲做堕胎手术，她一直持严厉的批判态度。我们还经常为此争论。”
“她怀孕和流产，其他人知道吗？”
“我知道。阿柚的姐姐也知道。她是个口风很紧的人，还帮忙筹措各种费用。但此外就再没人知道了。连她的父母都不知道，赤和青也不知道。这一直是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的秘密。但事到如今，我觉得说出来也没关系了，尤其是对你。”
“阿柚声称我就是那个人。”
“非常坚定。”惠理说。
作眯眼盯着她手上的咖啡杯看了一会儿。“可是，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那个人非得是我不可？我实在理不出头绪来。”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惠理说。“可以猜测很多理由，但哪一样都难以让人信服。没法解释清楚。但有一个理由可以考虑，恐怕是因为我喜欢你。这也许成了导火索。”
作惊奇地看着惠理。“你喜欢我？”
“你不知道？”
“当然。一点也不知道。”
惠理轻微地歪了歪嘴唇。“事到如今说出来也可以了——我一直很喜欢你。作为异性被你强烈地吸引。直白地说，就是心怀恋慕之情。当然，这种事情我从没有说出口，一直深藏在心底。赤和青肯定都不知道。可是阿柚当然知道。女孩之间很难长期隐瞒这类事情。”
“我根本没有察觉。”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