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如今最有魅力的嗜好是重新出现的驯鹰术。在美国有几个对此上瘾的人，在英国大概有十几个，但的确这是属于少数人的嗜好。人们只需花几美分就能买一个用来射杀苍鹭的弹药筒，但是要用一只鹰去捕苍鹭，鹰和驯鹰者必须经历数月或数年的辛苦训练。弹药这种致命的媒介是化学工业的完美产品，有人能写出它致命反应的化学公式。鹰也算是一种致命媒介，它是进化过程中产生的神秘而完美的精英。至今无人能了解它与我们分享的强烈的捕猎欲望，或许将来也不会有人了解。鹰扑向猎物时眼睛、肌肉和翅膀的完美协调，不论现在还是将来的机器都不能与之相比。被击落的苍鹭不宜食用，因此没什么用处。（从前的猎捕者可能吃过这种鸟，就像童子军用弹弓、木棒或弓箭在夏日捉到被跳蚤叮咬的棉尾兔时，会把兔子熏烤后吃掉。）另外，驯鹰要十分小心，不能出现失误，哪怕是最微小的技术差错。因为鹰可以像智人一样被驯化，也可能像出笼的大鸟，直飞蓝天永不返回。总之，驯鹰是一种近乎完美的业余爱好。
制造和使用长弓是另一项业余爱好。对那些门外汉来说，他们认为弓在专家手中是“弓不虚发”的有力武器，但事实并非如此。每年秋天，威斯康星州只有不到一百人登记用宽头箭猎鹿，而这一百人中如果有一人能猎到鹿，那简直是意外的收获了。但如果用步枪的话，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人能猎到鹿。因此，作为一名弓箭手，根据我们的记录，我对弓箭武器“弓不虚发”的断言表示强烈反对。我只承认，那些制作弓箭成癖之人，可以将其作为上班迟到或忘记在星期四把垃圾桶按时拿出去的有效借口。
人们无法独自造出枪支，至少我做不到。但我能造一张弓，而且有些弓能用来打猎。这让我想到，对嗜好的定义或许应该修正一下。在当今这个时代，一个好的嗜好就是能制造某种东西，或制造某种可以制造这种东西的工具，然后使用这种东西去做在别人看来没必要的事情。等到现在这个时代过去后，好的嗜好可能会是对所有这一切的颠覆。我又把话题扯回到挑战时代的问题上了。
好的嗜好必然也是场赌局。我注视着那粗糙笨重而又易裂的桑橙木，想象着有一天，这其貌不扬的木头将变成呈现夺目光彩的完美武器。想象着弓将在转瞬间弯成完美弧度，用耀眼的箭劈开天穹，我心动不已。但与此同时，我也必须想到另一种可能：弓在转瞬间爆裂成无用的碎片，我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晚上坐在长凳上再辛苦地造出另一张弓。总之，任何嗜好都可能面临彻底的失败，而生产汽车的流水线的结果从一开始就确定无疑：其终端必然是完美的福特汽车。这两者的反差是明显的。
好的嗜好可能是对日常事物的孤独抗议，也可能是志趣相投的一群人合谋进行的活动，这一群人有时来自一个家庭。但不管怎样，嗜好都是一种反叛——如果是不抱有奢望的反叛反而更好。人们津津乐道的不满情绪在传统的温床下慢慢滋生，并酝酿出种种愚蠢的想法，要是整个政治群体突然接受了这些想法，将出现我能设想象到的最混乱的状况。幸好这种危险不存在。不墨守成规是社会动物进化的最高成就，而且这种属性的发展不会比其他新技能的发展更快。不久前科学界才刚刚发现，在自由的野蛮人及更自由的哺乳动物和鸟类内部，有着惊人的组织系统。人类大多数仍隶属于群居世界，而等级制已成了群居世界的重负，或许嗜好正是世间万物对这种等级制的最初否定。
环河
环河，是早期威斯康星州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之一，是一条首尾相连，河水汇入自身，永远循环往复、奔腾不息的河流。保罗·班扬发现了它，从班扬的传说中我们也能得知他是如何让许多原木漂流在这条永不停息的河流上的。
没有人会认为班扬用环河做了一个比喻，但这其中确实蕴含着一个比喻。威斯康星州不仅拥有一条环河，它本身其实就是一条永不止息的环河。在这条河里流淌着的是能量。能量最初从土壤中流淌出来，接着流进植物体内，然后流进动物体内，最后又流回到土壤中，就这样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尘归尘，土归土”，威斯康星州也正是环河这个概念的陆地版。
人们乘着那些原木顺流而下，为了控制前进的方向和速度，明智地去掉一些枝枝杈杈。只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获得“有智慧的人”这样的称谓是当之无愧的。去除树枝的技术叫作“经济学”，对于古老路途的记忆就叫作“历史”，对于新路线的选择就叫作“治国之道”，对于即将面临的浅滩和急流进行的交谈就叫作“政治”。乘坐在原木上的人不仅想除去枝节，还想改造整条环河中的原木船队。这种人类群体与自然之间的交涉就叫作“国家计划”。
在我们的教育系统中，很少会把生命的连续体描绘成河流。这条环河的水道由土壤、植物群和动物群共同构成。从幼年起，我们就被灌输了关于这三者的知识，包括它们的关系（生物学）、它们的起源（地质学和进化论）、它们的开发技巧（农学和工程学）。然而这条具有干旱、洪水、倒灌和沙洲的水流的概念则只能由我们自己推断。要了解这条生物河流的水文知识，我们必须从生物进化的垂直角度和集体行为来思考。这里需要做的正好与“专业化”相反：我们必须对整个生物界的图景有更多的了解，而不是更多地纠缠于细枝末节。
如果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是纵向研究的科学，那么生态学就是横向研究的科学。这种科学只是牙牙学语的婴儿，和其他的婴儿一样全神贯注于自己创造的话语。它发挥作用的时间是将来。生态学注定是属于“环河”的知识，它尽管来得很迟，但是能把我们对生物世界的共有知识转化为生物进化旅程中的集体智慧。归根到底，它是对自然环境和野生动植物的保护。
自然环境和资源的保护需要人与土地之间达到一种和谐状态。这里的“土地”既是指土壤表层又包括土壤之上以及土壤之中的所有事物。与土地和谐相处就像与朋友相处，你不能珍稀他的右手却把他的左手砍下来。也就是说，你不能在喜欢猎物的同时又厌恶那些食肉动物；不能在保护水域的同时又践踏山峦；不能在建造林地的同时又破坏耕地。土地是个有机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就像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组织一样，相互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竞争与合作都是内部机制的健康运转。你可以小心慎重地管理和调节各个部分，但是对哪个部分都不能偏废、抛弃。
20世纪杰出的科学成就并不是电视机或者收音机的发明，而是土地有机体复杂性的揭示。越是了解土地的人越会感觉自己在这方面知之甚少。最为无知的人会在评论某种动植物时问“它有什么用途”。不论我们是否理解，如果土地有机体整体能健康运转的话，就意味着它的各部分也运转良好。如果生物体系已经在亘古悠长的岁月中构筑出我们喜欢却不理解的事物，那就只有笨蛋才会毁弃其中看似无用的部分。正如聪明的维修工首先注意的就是保存好每一个齿轮和机轮。
保护土地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是自然资源保护的首要原则。但是我们是否已经学会这样做了呢？目前还没有，因为就连科学家也还没有认识其中的所有组成部分。
在德国有一座斯佩萨特山。在这座山的南坡上，长着世界上最伟岸的橡树。美国的家具制造商如果需要品质优良的木材，这里的橡树便是他们的首选。然而，情况本该更好的山北坡上却只长着普通的欧洲赤松。南北两面山坡同属于一片国有森林，两百多年以来一直受到了同样精心的呵护，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
踢开橡树下的落叶枯枝，你会发现它们几乎在落地的同时就开始腐烂了。而松树下却堆着厚厚的松针，腐烂的速度也慢得多。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在中世纪时，曾有一个喜欢狩猎的主教把南面的山坡作为猎鹿场保护了起来。所以，拓荒者只能在北面的山坡上放牧、耕种、收割，这与我们今天在威斯康星州和爱荷华州的林地上所做的事情一样。只是在过度垦荒结束后，人们才在北坡种上了松树。但是土壤的微生物群已经在垦荒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土壤里的微生物种的数量大大减少，或者说，土壤的“消化”功能已然失调。这样的损失，即使花上两个世纪的保护也不足以弥补。我们需要现代显微镜和上百年对土壤科学的研究，才有可能弄清斯佩萨特山上哪些“小齿轮和机轮”决定着土地与人的和谐相处。
如果生物群落要生存下去，其内部的运转必须保持平衡，否则某类构成群落的生物就会消失。众所周知，一些特定的生物群落着实存在了很长时间。1840年威斯康星州的土壤和动植物群情况与一万二千年以前冰河时期结束时几乎相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里的动物尸骨和植物花粉保存在泥炭沼泽里。连续的泥炭层不仅记录了不同时期花粉数量的差异，甚至可以揭示天气情况的变化。大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大量的豚草花粉出现在泥炭层中，说明这里曾经连续发生过旱灾，或是一大群野牛在此践踏过，或是发生过严重的草原大火。然而，即使反复发生这些灾难，此地的三百五十种鸟类、九十种哺乳动物、一百五十种鱼类和七十种爬行动物，还有数千种昆虫和植物并没有因此而消失。所有这些生物在内部平衡的生物体系内生生不息，这体现出原始生物体系惊人的稳定性。科学至今还无法解释生物群系维持内部稳定的机制是怎样的，但是我们能明白它的两种作用：（1）土壤的肥力在其精密恒定的食物链中循环，使肥力积累与流失的速度相同或者比流失的速度更快；（2）土壤肥力的地质积累与动植物的多样性并存，稳定和多样性显然互为依赖。
令人担心的是，美国的自然资源保护更多的只是注重形式。我们至今尚未学会从小齿轮（大自然的某个组成部分）的角度思考问题。看一看爱荷华州和南威斯康星州的草原吧，这是我们自己的后院。草原最珍贵的是什么？是肥沃的黑土地，即黑钙土。是谁培植了黑钙土？是草原植物，是上百种的草类、草本植物和灌木；是草原上的真菌、细菌和昆虫；是草原上的哺乳动物和鸟类。所有这些共同构成了一个竞争、合作、共存、和谐的，生机勃勃的生物群落。它们经过上万年的生存与死亡，燃烧与生长，追捕与奔逃，冰封与雪融，这个生物群缔造了被我们称为大草原的、黑暗而血腥的大地。
大草原起源于何处，我们的祖辈并不知晓，也无从得知。他们肆意虐杀草原上的动物，把大片的植物驱赶到铁路路基和公路两旁最后的避难所。工程师视植物群为乱木杂草，用压路机和割草机将它们清除。任何一个植物学家都可以预测，在此后的植物演化过程中，草原大花园会沦为偃麦草的温床。在天然花园消失后，公路局雇用庭院设计师，在偃麦草当中种植榆树以及一丛丛具有艺术造型的欧洲赤松、日本小蘖和绣线菊。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成员前去参加某个重要会议时，会路过此地并赞赏人们美化公路的热情。
总会有一天，对草原植物群的需求将不仅是为了观赏，也是为了重构草原农场曾经被破坏的土壤。到了那时，许多物种大概已经踪迹全无。虽然我们这种重构自然的想法没错，可目前我们还不能认清自然界各个组织内部的功能。
我们对自然界中那些宏观体系投入更多的关注，说明我们仍然极其幼稚。一个物种濒临灭绝时，稍加忏悔就足以让我们心安理得。等到这个物种最终绝迹之后，我们痛哭一场就又重蹈覆辙。
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灰熊最近已在西部大多数饲养家畜的州绝迹。的确，黄石公园里还有灰熊，但是外来的寄生虫经常骚扰它们，枪手埋伏在每个庇护所的外围等待着它们，它们的活动范围被新建的度假牧场和道路一点点地侵蚀。每年，有灰熊的州都在减少，灰熊的数量越来越少，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我们自嘲地说，在博物馆里陈列一只灰熊就够了，但这只是我们力求心安的谬论罢了。我们忽视了自然历史的训导：一个物种必须在许多地区得到保护，才有可能被保存下来。
我们需要了解大自然各个组成部分的相关知识，需要大众对此有所觉醒。但有时我也会这样想，是不是还有一种东西是我们更加需要的。《森林和溪流》杂志曾在刊头将它称为“对自然百态的优雅品味”。那么我们在培养这种“品味”上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在湖区的北部地区还有一定数量的狼，每个州都制定了鼓励捕狼的奖励条款。此外，为了控制狼的数量，每个州都在向美国渔业与野生动物署的专家寻求帮助。然而，这个机构和一些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都在抱怨，越来越多的地方无法给逐年增多的鹿群提供足够的食物。林务官也在抱怨周期性出现的兔灾。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推行灭狼政策呢？我们不妨从经济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哺乳动物学者说，狼是控制鹿群过快增长的天然力量；狩猎爱好者则回答说，他们会处理掉多余的鹿。如果再这样争论，十年之后，可供争论的狼也就都不存在了。在我们的理念中，难道保护一种自然资源的同时非要去除另一种资源不可？
在湖区，我们培植了林场苗圃，重新种树，希望能以此重现昔日的北方森林。植树造林的进展让我们倍感欣慰，然而在这些树林中找不到北美崖柏和美加落叶松。为什么没有崖柏呢？因为它生长得太慢，不是被鹿吃掉了，就是被赤杨挡住了光照，剥夺了养分。崖柏从北方森林中消失并不会给林务官带来麻烦。实际上，由于这种林木的经济效益不佳，崖柏在过去就曾遭人摒弃。出于同样的原因，今后在东南部森林中也不会再有山毛榉了。除了这种人为因素使得一些树木从我们未来的植物群中被剔除之外，还有一些物种的消失是源于外来疾病的侵害，栗树、柿树和乔松就是例子。把任何一种植物都视为独立的实体，以个体表现的优劣来决定这种植物的生长是否值得推广，这难道是合理的经济学吗？这样的做法会对动物、土壤以及森林作为有机整体的健康产生什么影响？如果我们对自然万物有着“优雅品味”的话，你会明白经济问题需要另一种考量。
作为保罗·班扬的接班人和继承人，我们既不知道自己在对河流做些什么，也不知道河流在对我们做些什么。我们在这个州消除原木上的树节，靠的只是力量而非技巧。
我们已经完全改变了生态链“河流”的走向。现在的食物链是从玉米和苜蓿开始的，而不是橡树和须芒草；流经的是牛、猪和家禽，而不再是赤鹿、鹿和松鸡；进入了农夫、摩登女郎和大学新生体内，而不是印第安人体内。只要查一下电话簿或政府部门的名册就能知道，这一生物之流的流量巨大，可能远远超出了班扬之前的流量。不过奇怪的是，这一流量的数据一直没被科学地测量过。
人工饲养和栽培技术在新的食物链中不具有链接纽带所应有的韧性。这些链条的维系是靠农民的劳作和拖拉机的使用。此外，起帮助作用的还有一种新的动物物种——“农学博士”。班杨削除树节的技术是自学的，如今有个站在河岸上的农学博士为我们提供免费指导。
我们每次用一种人工培育的动植物替代野生动植物，或者用人工开凿的水渠替代自然水路，都会造成土地循环系统的重新调整。我们不了解这些调整，也无法预知它们发生的时间。除非结局是糟糕的生态失调，否则我们甚至意识不到发生过调整。不论是美国总统为了一条运河航线重建佛罗里达，还是农夫张三或李四为了牧场重建威斯康星的一片草原，人们都在忙于新的修补工作，无心顾及最后的效果。而如此多的修补工作对这片土地却并不吃力，这充分证明了土地有机体的活力和适应性。
生态教育的惩罚之一就是让人类意识到，自己孤身活在满是疮痍的世界中。但是对于一般人来说，人类加之土地的伤害都是隐形的，难以观察到的。生态学家如果要保全自己，就要自欺欺人地认为科学进步造成的后果与他并无干系。否则他必须充当一名医生，在一个自认为很健康、不愿听到反对声音的社群中，看出死亡的征兆。
政府对我们说需要控制水患，所以我们把流经牧场的弯曲小溪改直；工程师对我们说小溪现在已经可以容纳大量的洪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失去了古老的柳树。冬天的夜里，再也不会听到猫头鹰在柳树上啼叫；午后的夕阳下，再也看不到牛在柳树下甩着尾巴赶苍蝇。同时我们也失去了盛开着裂龙胆的那一小片沼泽。
水文学家已经论证过，小溪的蜿蜒是其水文功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生态学者们都很清楚，人们可以与环河和谐相处，而不必过多地去改变河道。
重新评估生态的新秩序可以采用下面两个标准：（1）它是否能保持肥力？（2）它是否能保持动植物的多样性？土壤在开发的初期，与之相关的生物群完全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众所周知，感恩节就是拓荒者为庆祝农作物丰收而创设的节日，当时的野生动植物也出现了繁茂的景象。数十种可提供食物的外来杂草加入了本地的植物群，土壤是肥沃的，纵横交错的耕地和牧场使土地呈现出多样化的地貌。拓荒者所记载的大量野生动物，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种多样性的反映。
新拓垦土地的鲜明特点是高强度的新陈代谢。这或许反映了正常的生态循环，也可能说明一直储存的肥力开始发酵，这种情况被称为“生物热”。我们无法让生物群咬住温度计看一看它是在发烧还是体温正常，我们只能通过土壤所受的影响进行事后评估。影响是怎样的呢？答案就写在上千块土地的沟渠上。灌溉技术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农作物的高产，农业技术的进步只是在弥补土壤的损耗。在一些地区，例如干旱沙尘地区[4]，“生态之河”已经退化到无法通航的地步，班扬的继承人已经搬到加利福尼亚州，到那里去酝酿愤怒的“葡萄”[5]。
剩下的本地动植物之所以还存在，只是因为农业的发展还尚未殃及此地，否则它们也将面临灭顶之灾。当前农业的理想目标是发展“纯净农牧业”，这意味着食物链纯粹追求经济利益，并除掉所有不符合经济目标的环节，这是以强凌弱带来的短暂而不平等的和谐。而与此相反，多样化意味着有这样一条食物链，它能够让野生动植物与养殖的动物或栽培的植物和谐共存，从而追求共同利益——稳定、多产与隽美。
发展“纯净农牧业”也得改造土壤，但它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只采用了引进的植物、动物和肥料。实际上，最初构成这片土地的原始动植物才是改造本地土壤的最佳选择。外来的动植物能为本地带来稳定吗？麻袋里装的化肥就足够使土壤肥沃了吗？这些都是引起争议的问题。
没有一个活着的人知道真正的答案。真正证明发展“纯粹农牧业”是否可行的是东北欧人，尽管那里的地景地貌都呈现出人工改造的痕迹，但仍然保持着一定程度的生物稳定性（除了人类）。
证明“纯粹农牧业”不可行的是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他所有做过尝试的地方，以及进化所给出的不言而喻的证明。在进化过程中，多样性和稳定性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同一个事物的两个名字。
我曾经有一只捕鸟犬，名叫“古斯”。古斯无法找到雉鸡时，就会对黑脸田鸡和草地鹨产生兴趣。这种替代品不会带来满足感，但是它激发出的热情掩盖了找不到真正猎物的失败，多少也减轻了内心挫败感。
我们这些环保主义者也是如此。二三十年前，我们试着说服美国土地所有者控制烟火，种植森林，管理野生动物，但结果却无法令人满意。实际上我们并不懂得森林学，土地私有者几乎不会主动地采取措施管理牧场、猎物和野生花卉，控制污染并减少土壤侵蚀。许多实例证明，私有土地的滥用情况比我们进行说服之前还要严重。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看看在加拿大草原上燃烧的秸秆草堆，看看格兰德河如何冲走肥沃的土壤，看看帕卢斯和奥扎克山上，以及爱荷华州南部和威斯康星州西部碎石区纵横的沟渠。
为了减轻这一失败带给我们的挫败感，我们也给自己找了一只可作为慰藉的草地鹨。我不知道哪只狗会最先嗅到它的味道，但我知道田野上的每只狗都对找到它抱有极大的热情。我们的想法是，既然土地私有者不愿采取自然资源保护措施，我们就自己成立一个自然资源保护部门，替他们做这些事。
和草地鹨一样，作为替代品的“草地鹨”也有其自身的优点，还有成功的希望。在资源保护部门能够买得起的土地上，情况确实令人满意。但问题在于，这无法阻止肥沃的私有土地变成贫瘠的公用土地。这样做虽然能平息我们真实的挫败感，却掩盖不了我们还没找到一只“草地鹨”的事实。
恐怕草地鹨是不会提醒我们面对问题的，它正为自己突然受宠而得意扬扬。
这种向土地谋利的动机给土地造成的破坏是惊人的，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妨犹豫一下，是否该通过这样的动机来恢复土地。我倾向于相信人们夸大了利己动机的程度。为自己营建一个漂亮的家，是有利可图的吗？让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是有利可图的吗？不，这些事情并不有利可图，但我们都这样做。事实上，构成经济体系基础的正是这些伦理和美学。一旦接受了这些“前提”，经济力量就会把社会体系中的各个细节组织整合起来，使之与这些“前提”保持一致。
目前，为土地伦理而倡导的道德和美学前提尚不存在，但我们的孩子必须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我们认为，孩子就是我们在历史名册上的签名，土地却只是赚钱的场所。到目前为止，只要人们分得的红利足够送孩子上大学，即便农场遭到侵害，森林遭破坏，或溪流受污染，都不会遭到社会的谴责。无论土地出了什么毛病，都有政府出面解决。
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此。自然资源保护教育必须明确的，一是土地经济学的伦理基础，二是整个世界对于了解土地机制的愿望。这才是开展自然资源保护工作的前提。
大自然的历史
不久前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两个中年农场主把起床的闹钟设定在星期天凌晨。第二天，他们按时起床，那是一个狂风暴雪侵袭的冬日。他们挤好牛奶，跳上一辆小货车，向着威斯康星州中部的沙地郡县加速进发。那里出产美加落叶松、野生饲料和欠税不动产拍卖成交契据。傍晚时分，他们开着一辆装满了美加落叶松幼苗的卡车，带着一颗为了奇遇冒险而雀跃的兴奋之心回到了家。借着灯笼微弱的光，他们把最后一棵幼苗种在自家附近的沼泽地里，然后再去挤牛奶。
在威斯康星州，与“农人种植落叶松”相比，“人咬狗”这样的事已算不上什么新闻了。1840年之后，农场主们一直在挖掘沟渠、焚烧草场、排水和砍伐树木。在这些农场主居住的区域，美加落叶松几乎全部灭绝了，那他们现在为什么又想重新种植呢？原因是他们希望二十年后在那片树林下能重新长出泥炭藓，然后是杓兰、猪笼草，以及几乎濒临绝迹的威斯康星州原始沼泽里的野花。
政府部门当然不会为这些农场近乎堂吉诃德式的疯狂行为而提供奖励。当然他们对此也没抱什么能够获利的希望。那要怎么理解这种做法的意义呢？我认为这是一种反抗——是一种对有关土地的利益至上的乏味态度的反击。人们普遍认为，要在土地上生存就必须征服土地，所以最好的农田就是完全被开垦的农田。但这两位农场主从经验中了解到，完全开垦的农田只能勉强维持他们的生计，甚至使生活面临入不敷出的局限。
于是他们产生了一个想法，那就是在种植农作物的同时种植野生植物，从中寻找乐趣。他们打算在一小块沼泽地上种植当地的野花。这种对土地的期望也许类似于我们对孩子的期望——不仅要争得谋生的机会，还要争得表现和发展各种各样天生或者经过后天训练所得的能力的机会。除了土地上的原有植物，还有什么更能表现这片土地的特质呢？
我想说的是，人们能从与野生养殖相关的活动中获得乐趣，对大自然的研究既是娱乐也是科学。
历史并不会让自然史学研究变得轻松。因为有太多的过失需要我们这些自然学者及时去纠正和补救。曾经有一段时间，绅士淑女们喜欢在乡野漫步，他们如此这般，不是为了探索世界形成的奥秘，而是为了搜集茶余饭后的话题。那个时代的鸟类学家把所有的鸟都称作“小鸟儿”，那是一个用拙劣的诗文来进行表达的植物学时代，所有人都在叫嚷着“多么美丽的大自然”。但是，只要翻看今天的鸟类学或植物学的业余杂志，你就会发现，一种新的态度已日趋普遍，只是这种态度与当今正规教育体系很难扯上关系。
我认识一位化工专家，他利用闲暇时间整理旅鸽的历史，回溯我们动物群落成员之一的惊心动魄的灭绝过程。在他出生前，旅鸽就绝迹了，但他对旅鸽的了解可以说超出了之前的任何一个人。他采取的办法是阅读大量的日记、信件和书籍，读遍这个州出版的每份报纸。我估算他在搜集的过程中至少阅读了十万份文献资料。任何从事如此繁重工作的人都会不堪重负，他却欣然地沉浸其中，就像猎人满山搜寻稀有的鹿，或似考古学家走遍埃及只是为了找到一只神圣的金龟。当然这种工作不能单靠追踪、寻访，如果找到了“研究对象”，就需要以最高超的技巧对其进行诠释。这种技巧无处可学，只能在挖掘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出来。在当今历史的后院里，数百万的平庸之辈只会感到厌倦，他却从中发现了奇遇、历险、学问与休闲。
另一个类似探索的例子是俄亥俄州的一位家庭主妇对北美歌雀的研究，研究地点是真真切切的后院。早在一百年前，曾有人对这种最常见的鸟进行过科学的命名和分类，之后就再没人提起过这种鸟了。这位俄亥俄州的鸟类爱好者认为，鸟和人一样，除了名字、性别和服饰之外，还有更多值得去了解的事物。她开始在她的花园设置陷阱捕捉歌雀，给每只鸟带上赛璐珞脚环，她可以根据不同颜色的脚环进行辨别、观察每只鸟，并且记录这些鸟儿的旅行、觅食、打斗、歌唱、求偶、筑巢和死亡等方面的特点或数据，以此破解歌雀的群落生态密码。十年来，她对于歌雀社会、歌雀政治、歌雀经济和歌雀心理的认识，已超过了任何一个人对任何一种鸟的认知与了解。十年的坚持不懈，为她开辟了通往鸟类科学研究的道路，各国的鸟类学家纷纷前来与之探讨。
这两名业余爱好者都出了名，不过他们刚开始研究时根本没想到会出名。这名利是意外的收获。但我要谈的不是名望，他们获得的是比名望更为重要的自我满足感，这种满足感也是其他很多业余爱好者的收获。但我要问的是，我们的教育体系为自然史领域的业余爱好者们的科学研究做了些什么呢？或许我们可以去上一堂动物学系的正规课程来寻找答案。那里的学生正在默背猫骨头上隆起部位的名称。研究骨骼当然是重要的，不然我们就无法了解动物从产生到进化的过程。但是，为什么要记下隆起的位置呢？有人说这是生物学训练的一部分。难道我们不需要接触活生生的动物，以了解它们在自然中的各种生存状况吗？遗憾的是，在当今生物学学科体系中，对活的生物的研究并未被列入。我所在的大学就没有开设鸟类学或哺乳动物学的课程。
植物学教育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并没有激发学生对活生生的植物的兴趣，只是没有动物学教育那么极端。
学校对户外生物研究的排斥由来已久。实验室生物研究诞生时，业余的自然史研究还处于把各种鸟类均称为“小鸟儿”的阶段。专业的自然史研究则是给物种分类，积累对动物饮食习惯的记录却不对这些习惯进行分析解释。于是，实验室方法开始蓬勃发展，并与户外研究形成竞争局面，后者成了停滞的死水。没过多久，实验室生物学就自然而然地被视作较为优越的科学实验形式，在继续发展的过程中，自然历史的业余研究被排挤出了教育体系。
现在这种默记骨头位置的马拉松式教育，就是完全符合这一逻辑发展的产物。当然实验室生物学的兴起也有其他正当理由。学医的需要它，动物学教师也需要它。但我认为，相比之下，普通人更需要的是能够去理解生机盎然的世界。
在此期间，野外研究无论是在方法还是在理念上都逐渐趋于科学，已经形成了和实验室生物科学齐头并进的态势。作为业余爱好者，学生不再满足于轻松漫步乡野，列出一系列物种的名称、迁徙日期和平胸鸟的名字。给鸟上脚环、在羽毛上做记号、统计鸟的总数，对鸟的行为和环境进行一系列实验等技术被广泛使用，成为关于鸟类的量化研究方法。如果业余爱好者具备想象力与耐心，足可以选择真正有科学性的自然历史问题，或去解决和太阳一样未经探索的自然史问题。
现在的观点认为，实验室的研究和野外研究应该互补互助，而不应相互竞争。不过这种新观点还没有影响到学校的课程设置。扩大课程体系需要经费支持，因此，在一些大学里，对自然历史感兴趣的学生得到的不是鼓励，而是冷落。大学教给学生的是怎么解剖猫，而不是如何以欣赏的眼光、智慧的生物学头脑去审视乡野。这两方面都应该讲授，若两者不可兼得，便牺牲后者。
生物学教育是培养公民素质的途径。为了更清楚地了解目前生物学教育的失衡和贫乏，我们可以带某一个聪慧的学生去野外，并问他几个问题。他肯定知道植物的生长过程和猫的身体结构，但是我们想测试的是他对土地构造的了解程度。
我们沿着密苏里州北部的一条乡间道路驱车南下。然后在一个农场停下，那里有个村庄。看着院子里的树和田里的土壤，我们的问题是能不能说出当初开拓者是从草原还是从森林开垦出这个农场的？他在感恩节吃的是草原榛鸡还是野火鸡？这里的原始植物是什么？它们为什么会消失？草原植物对这片土壤的玉米产量有什么影响？为什么这里的土壤现在遭到了侵蚀，而以前却没有？
假如我们正在奥扎克山旅游。这里有一块废弃的田地，田间长着稀疏矮小的豚草。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这块地的抵押人失去了回赎权？事情发生在多久以前？在这里是否能找到鹌鹑？远处的墓园隐藏的故事是不是和这些矮小的豚草有关？如果这一流域的豚草都这样矮小，是否在警示我们溪流将来有可能泛滥？是否可以揭示溪流中鲈鱼和鳟鱼的未来？
许多学生认为这些问题不切实际，都是一些不可思议的问题。但是任何一个有观察力的业余自然史学者都可以明智地思索这些问题，并且乐在其中。你也会发现，当今的自然史只是偶尔探讨一下动植物本身的个性、习惯和行为。它主要关注的是动植物彼此间的关系，它们与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和水之间的关系，以及动植物与颂扬“我的故土”却不知其内部运作规律的人类之间的关系。研究这些事物之间关系的科学被称为“生态学”。但是我们怎么称呼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受过教育的公民是否知道他只是整个生态系统中一个小小的齿轮？他是否知道，如果与整个生态系统和谐共处，他就会拥有无限的精神和物质财富，但是如果不能与之和谐共存，最终就会两败俱伤，引发生存危机。如果教育没有教我们这些道理，那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追求不到与土地的和谐共处，如同人们无法追求到绝对的公正和自由。在追求这些更高的目标时，重要的不是获得的结果，而是奋斗的过程。只有在机械化的企业里，我们才能期望所付出的努力会很快有回报或彻底达到所谓的“成功”。
当我们说“奋斗”的时候，就意味着从一开始就明白我们奋斗的力量必须来自内心。只靠外在的力量不足以激发人们为某个理想奋斗的决心。
那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当大多数人已经忘记土地是作为一样事物而客观存在的时候，当教育和文化近乎完全脱离了土地的时候，如何才能让人们懂得要与自然和谐共存。这也是环境与自然资源保护教育所面临的问题。
美国文化中的野生动植物
原始人的文化多以野生动物为基础。因此，水牛不仅是平原上印第安人的主要食物，也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建筑、服饰、语言、艺术和宗教。
文明人的文化基础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是仍然保留了一部分源于荒野文化的成分。这里我要讨论的是，以荒野为根源的文化具有怎样的价值。
文化是不可度量的，我也不会浪费时间做无用功。我想说的是，具有思考能力的人普遍认为，我们在户外运动、习俗和重新接触野生世界的体验中，都可以找到其文化上的价值。我冒昧地把这些价值分为三类：
首先，如果一种经验能让我们想起民族的起源和发展，亦即激起我们的历史意识，这种经验就是有价值的。这种历史意识就是最佳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就拿我们民族来说，由于找不到其他名词定义，我把这种意识称为“拓荒者的价值观”。比如，一名童子军鞣好了一项浣熊皮帽，在小路边的柳树林中扮成拓荒者丹尼尔·布恩[6]的模样时，他就是在重演美国历史。在文化上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直面黑暗而残酷的现实。又比如，一个农场的孩子在吃早饭前察看他为捕捉麝鼠所设的陷阱，然后带着一身麝鼠气味走进教室，这时我们足可以认为他就是在重演毛皮交易的传奇。无论是在社会中或是在个体身上，“个体的发展史”都在重复着“种群的发展史”。
第二，如果一种经验能让我们想起“土壤—植物—动物—人”这一食物链的依存关系，或者想起生物群系的基本结构，这种经验就是有价值的。文明的进步让各种机械和媒介干扰了人与土地的基本关系，导致人们对土地的认知日渐模糊和偏颇。我们以为是工业在养活我们，却不知道是什么养活了工业。以前，教育也曾让我们亲近而非远离泥土。例如，有一个童谣讲述的内容就是一个人带一张兔皮回家给婴儿当睡袋，诸多类似的民谣和故事都可以重新唤起记忆，并告诉人们，人类曾经依靠自然狩猎来维持家庭生计。
第三，如果一种经验能够彰显被统称为“狩猎道德”的伦理准则，那么这种经验就是有价值的。人类改进狩猎工具的速度超过了自我完善的速度，“狩猎道德”就是主动限制人们对这些先进装备的使用，从而在追逐猎物时发挥技巧的作用，减少器械的作用。
野外生物的伦理学具有其特殊的一面。通常来说，没有观众会为狩猎人的行为喝彩或对其进行指责，猎人不论做什么都是出于自己的良心，而非为了旁观者们。无论怎么强调这个事实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我们需要铭记的是，主动遵守伦理准则可以提高猎人的自尊，如果漠视或违背伦理准则就会使猎人走向退化与堕落。例如，狩猎准则其中的一条公约是不要浪费好肉。不过现在的事实却是，威斯康星州的猎鹿人每次都能合法猎取两头雄鹿，却都至少会杀死一头母鹿或一头幼鹿，猎人带走公鹿，而把母鹿或幼鹿的尸体随意抛在森林里。可以说，约有一半的猎人会见鹿就杀，直到射中法律允许猎杀的公鹿为止。遭到非法猎杀的鹿就这样被留在它们倒下的地方。这样的狩猎毫无社会价值，而且会使这些猎人习以为常，进而在其他狩猎领域违反职业道德，亵渎伦理准则。
因此，拓荒精神以及与土地有关的经验似乎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没价值，或者有更大价值；而在伦理道德方面则可能存在负面价值。
这也基本界定了我们植根于户外的三种文化食粮，但并不意味着文化因此获得了滋养。价值萃取从来都不是自发的，只有健康的文化才能吸收养分并得以生长。那么，我们目前的户外娱乐滋养我们的文化了吗？
拓荒时期产生了两种理念，一是“轻装上阵”，二是“一颗子弹，一头公鹿”。这正是户外活动体现出的拓荒精神的实质。当年的拓荒者们必须轻装上阵。因为那时交通不便，资金不足，没有重型武器，射击就要讲究既经济又准确。其实，人们开始接受这两种理念时都是因为别无选择；生活所迫造就了美德。
不过，这两个不成文的法则后来发展成了户外活动准则，成为户外活动者自觉遵守的戒律。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自立、刚毅，重视野外生活能力和枪法等独特的美国传统。这些理念虽无形，但并不抽象。罗斯福总统是出色的狩猎家，这倒不是因为他在家里挂起了很多战利品，而是因为他用狩猎这种无形的语言表达出了无形的美国传统与精神价值。在斯图尔特·爱德华·怀特[7]的早期作品里，我们可以找到更微妙、更准确的表达。基本上可以说，这些人了解文化价值，开创了文化价值的发展模式，从而也就创造了文化价值。
随后出现了机械制造者，或者说出现了售卖户外活动用品的商人。这些人用各种新颖奇特的户外活动产品把美国户外活动爱好者装备起来。这些设计原本是自立、刚毅、野外生活能力和枪法的辅助品，结果前者却常常替代了后者。新装备塞满了口袋，或者挂在脖子和腰间的皮带上。卡车和旅行拖车也满载着各种户外装备，没有一种装备不是越来越轻便精良，然而如果把所有的装备加在一起就变成了数量惊人的负荷。每年的装备交易量是个天文数字，这个数字被人们作为“野生动植物的经济价值”认真公布。但是这些做法的文化价值又体现在哪里呢？
最后我们再举一个猎鸭者的例子。他坐在一艘铁船上，躲在充当诱饵的人造鸭子后面，自己不用劳神费力，这艘哒哒作响的小型机动船就会把他带到埋伏地点。如果寒风刺骨，罐装的化学燃料可以供他取暖。他试图模仿一种他希望的具有诱惑力的声音，在家时他从唱片上学到的，于是便用一种鸣叫器向飞过的鸭群喊话。鸣叫器没什么意义，不过诱饵还是发挥了作用，一群鸭子盘旋着飞了过来。一定要在鸭子绕第一圈的时候就开枪，因为沼泽里还埋伏着很多带着类似装备的猎人，他们可能会占了先机。鸭群离他七十码时，他就必须扣下扳机了，因为他那杆枪的瞄准器已经设置成无限远，而且从广告上得知他的超级Z式子弹射程很远。随着一声枪响，子弹在鸭群中炸开，几只被打断了腿的鸭子掉下来，不知会死在哪里。我们能说这个猎人在猎杀过程中感受到什么文化价值了吗？或许他只是在为水貂提供食物吧？下次从埋伏地点开火的人与鸭群的距离会是七十五码，不然还能用别的方法猎到鸭子吗？这就是当前的猎鸭方式，是所有公共猎场和许多狩猎俱乐部都在采用的典型模式。哪里还有“轻装上阵”的理念和“一颗子弹”的传统呢？
这些问题并不很容易回答。罗斯福不曾小看现代的来复枪，怀特也经常使用铝锅、尼龙帐篷和脱水食品。但他们只是适当地接受和使用各种器械，只把它们当作辅助品，并没有成为机械用品的奴隶。
我不想假装知道怎样才算适当使用工具，我也不知道恰当与不当使用器械的界限在哪里。不过我可以明确地说，器械的起源与其自身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手工制作的狩猎工具和户外生活用品不但不会破坏，反而会加强人与自然的关系。用自制的鱼饵钓鳟鱼，你除了能收获鱼之外还能收获快乐。我自己也会使用工厂制造的小器械。但花钱买来的这些玩意不能无限制地使用，否则就会破坏户外活动的文化价值。
并非所有的户外活动都和猎鸭一样堕落。美国传统精神的捍卫者还是大有人在的，或许弓箭运动和鹰猎的复兴就代表了人们在这方面的努力。但总的趋势是机械化程度在加深，文化价值随之萎缩，尤其拓荒者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规范的约束也在逐渐淡化。
我感觉美国的打猎爱好者是困惑的，他们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既然更大型、更优良的设备有益于工业发展，为什么就无益于户外休闲活动呢？他们还没有明白，户外休闲基本上应该是自然的、返璞归真的，这些娱乐的价值恰恰体现在娱乐与工业的反差对比之中。过度机械化无疑是把工厂迁入了森林或沼泽，从而破坏了这种反差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