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尤其是木材商和畜牧业者经常抱怨政府的所有权和管理范围扩展到了他们自家的土地上。但是，他们大都又不愿采用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法，即在自己的土地上主动合理地进行自然资源保护。
当你要求土地私有者为群体利益做些无利可图的事时，他只会摊开双手耸耸肩膀。如果需要他花钱的话，他的反应倒还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只需要他有些前瞻性、思想开明，或付出些时间，那他就不该犹疑，理应担当。近年来土地使用补贴的惊人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政府设立的自然资源保护机构：土地部门、农学院和服务机构。我所知道的是，这些机构并未尽到对土地伦理开展教育和宣讲的责任。
总而言之，一种只建立在个人经济利益或利己主义之上的资源保护体系只能是令人绝望的平衡失调。它容易忽视并最终灭绝土地群落中那些缺乏商业价值的生物物种，而据我们所知，这些物种是整个生态体系能够健康运行的关键。然而有一种主观臆断认为，生物群的大钟在离开了那些无经济价值的物种以后，仍然可以正常运转。自然资源保护工作理应交给政府来做，结果导致政府的自然保护工作变得过于庞大、复杂而分散，最终让政府力不从心。
对这些情况，唯一显而易见的补救办法就是让土地所有者承担起对土地的伦理责任。
土地金字塔
一种伦理规范若要补充和指引人与土地的经济关系，就首先要把土地看成是一种生物机制。因为只有对能够看到、感觉到，理解、喜爱或信仰的东西，我们才会产生道德感。
自然资源保护教育经常使用的概念是“自然的平衡”。这个说法没有准确表达我们对土地机制认知的贫乏。理由太多，这里无法详述。一个更贴切的说法是生态学中使用的“生物金字塔”概念。我想先概述一下象征土地的金字塔，然后再从土地使用的角度探讨一下这个象征的含义。
植物通过太阳光照吸取能量，这些能量在生物体系里循环流动，生物体系可以用一个多层金字塔来比喻。金字塔的底层是土壤，之上依次为植物、昆虫、鸟类和啮齿动物，再向上经过不同的动物群，最终达到这个金字塔的顶层——大型的食肉动物层。
处于同一层次的物种的相似之处是它们的食物相同，这与它们的来源与外形无关。金字塔的每一层物种都是从下层获取食物和其他所需服务的，同时自己也是上一层物种的食物或服务提供者。每往上一层，动物的数目都随之递减。因此，每只食肉动物都要有下一层的数百只动物作为捕食对象，这些被捕食的动物又要有数千只可供其捕食的动物，数百万只昆虫，直至无数的植物来维持生存。生物系统的金字塔形式反映了从顶层到底层生物数量的递增规律。人类和熊、浣熊、松鼠同属中间层，既吃肉，也吃植物。
不同层级的物种之间互为食物的依存状态被称为“食物链”。“土壤—橡树—鹿—印第安人”这条食物链，现在基本已转变成“土壤—玉米—牛—农场主”的食物链。每个物种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都是众多食物链上的一环。除了橡树，鹿还会吃上百种其他植物，除了玉米，牛还会吃上百种其他植物，所以两者都是数百条食物链中的一环。金字塔便是由这复杂而看似无序的食物链构成的。其整体的稳定性证明，这是个高度复杂而有组织的结构，其运作依赖各个部分的互相合作与竞争。
最初，生命的金字塔是低且矮的，食物链短而简单。随着物种的进化，金字塔层层增高，环环加长。在增加金字塔高度和复杂性的万千物种当中，人类也是其中之一。科学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疑问，但至少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生物进化的趋势就是生物群的多样化和复杂化。
金字塔理论同样可以解释，土地不仅是土壤，也是在土壤、植物和动物中循环流动的能量来源。食物链是向上传递能量的活的通道，死亡和腐烂让能量回归土壤。而这个循环路线不是封闭的，一些能量在腐烂过程中被消耗掉，一些能量从空气中吸收进来，还有一些能量储存在土壤中、泥炭和历史悠久的森林里。循环路线是可持续的，就像慢慢增加的生命储备金一样。流向下坡的水总会导致能量流失，但损失极小，且可以从受侵蚀的岩石那里得到弥补。流失的能量储存在海洋之中，在一定的地质时期出现，形成新的土地和新的生命金字塔。
同树液流动依靠树木复杂的细胞组织一样，能量循环流动的速度和特质取决于动植物群的复杂性。如果没有这种复杂性，即使是最普通的循环可能都不会发生。所谓“结构”是指各物种成员的特定数量、种类和作用。土地作为能量单位如果要顺利发挥作用，就离不开本身结构的复杂性，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这是土地的基本特征之一。
如果循环体系的某一部分出现变化，那么体系中的其他很多部分就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变化不一定会阻碍或改变能量流动。生物进化本身就是一系列漫长而自发的变化，最终结果是使能量的流动机制更加复杂，或循环路线更长。不过，自然进化带来的变化通常是缓慢的、局部的。而那些迅猛、广泛、前所未有的改变，则是由人类发明工具带来的结果。
改变之一是动植物群的成员组成。大型食肉动物从金字塔的顶端被剔除；食物链历史上第一次缩短而非加长。野生物种被外来的驯化物种取代，被迫迁移至新的栖息地。在动植物群世界范围的整合中，一些物种因为越界而成了有害生物，另一些物种则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消灭。这一切的结果往往难以预料，其中无法预知而且常常难以追踪的主要就是体系结构的再调整。农业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新害虫与控制害虫的新技术之间的竞赛。
另一种变化涉及能量经过植物、动物最后回归土地的过程。土壤具有吸收、储存和释放能量的能力，即“肥力”。如果农业发展透支了土壤的能力，过多地以驯养物种替代原有物种，可能会破坏能量流动的秩序，或者耗尽贮存的能量。能量或维系土壤的有机物耗尽后，土壤流失的速度会比形成的速度快，这就是土壤侵蚀。
水和土壤一样，是能量循环的组成部分。工业生产造成的水污染或者筑坝拦水，都可能会排除那些维持能量循环所需的动植物。
交通运输方式的改变给生物群带来了另一种根本的变化。在某一地区生长的动植物如今会在另一个地区被消费，并回归到另一个地区的土壤中。运输工具提取一个地区岩石和空气中储存的能量，然后把这些能量带去别的地方使用。同样的例子，海鸟从赤道另一边大海里的鱼身上提取了氮元素，而我们却用这些鸟产出的粪肥给菜园施肥。以往的能量循环是区域性的、自给自足的，如今已经拓展至世界规模。
金字塔中贮存的能量会在人类改造它的过程中释放出来。在拓荒时期，这种能量释放往往造成假象，似乎不论是野生动植物还是驯养的动物、栽培的植物都生机盎然，欣欣向荣。这种生物资本的释放，会在短时间内掩盖或延缓因迅猛改变而招致的大自然的惩罚。
对土地作为能量循环的简要介绍表达了三个基本观念：
（1）土地不仅是土壤；
（2）本土的动植物能使当地能量的循环保持顺畅、生生不息。外来的动植物未必能做到这点；
（3）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改变与自然进化本身带来的改变不同，其影响更加深远，远远超出了预期。
这些观念引发了两个根本问题：土地能对自身进行调节以便适应人类带来的变化吗？我们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达到改造自然的目的吗？
不同的生物群落所承受剧烈转变的能力不尽相同。比如说，西欧的生物能量金字塔已和恺撒当年在那里发现的金字塔大不相同了。大型动物在生物群中消失；湿润的森林变成草地或耕地；很多新的动植物被引进，其中有些流散成为有害生物；存活下来的当地动植物在分布和数量上发生了很大变化。然而那里的土壤仍在，并无流失。外来的肥料使土壤仍然保持肥沃；水在正常流动；新的金字塔结构似乎在发挥作用，并未造成能量循环系统的紊乱。
因此，西欧的生物群落是具有抵抗力的。它的内部运行秩序强健而富有韧性，而且抗压能力很强。至今为止，不论改变有多么猛烈，那里的金字塔都能调节出某种新的妥善方式，从而使西欧适合人类及当地的其他大部分动植物生存。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那里的生态秩序似乎也没有因为激烈的转变而瓦解。
其他文明地区大都呈现出能量结构瓦解的情况，具体表现为从早期征兆到后期的恶性耗损的各种情况，一些几乎未受文明影响的地区也是如此。小亚细亚和北非的情况因气候变化而显得紊乱，气候变化可能是能量结构耗损的原因，也可能是结果。在美国，各地区的结构瓦解程度都不同，最严重的是西南部、奥扎克山脉和南部的部分地区，新英格兰和西北部地区最轻微。在情况不太严重的地区，如果对土地进行合理使用的话，是可以抑制能量结构瓦解的。在墨西哥、南美洲、南非和澳大利亚的一些地方，激烈迅猛的能量损耗正在展开，但我无法预料其前景。
这种几乎遍及世界的土地生态机能紊乱状况与动物肌体患病类似，只不过前者不会像动物那样将彻底解体或死亡作为终结。土地可以自我恢复，然而土地机能的复杂性会减弱，它对人和动植物的承载能力也会降低。许多目前被视为“具有蓬勃生机”的生物区，比如南美洲的大部分地区，实际上已经是在依靠剥削性的农业来生存了，或者说，那里的土地承载量已经超过了极限。
在干旱地区，我们试图通过垦荒来抵消土地能量耗损的过程。但明显，垦荒工程的预期寿命往往不会很长。在美国西部，最长的垦荒过程可能也维持不了百年。
历史演变和生态学数据似乎可以共同支持一个普遍性的推论：人类对自然改变的程度越是低，金字塔结构的重新调整就越有可能成功。人口密度不同，改造活动的强烈程度也就不同。越是人口稠密的地区，改造活动就越猛烈。因此，如果北美能设法限制人口密度，就应该比欧洲更易于维系金字塔能量结构的稳定。
这一推论与我们的现行观点背道而驰。最常见的观点认为，人口密度小幅提高，就会让人类生活更加丰富，因此人口密度的无限提高会使人类生活变得无限丰富。生态学认为，人口密度和人类生活的正比关系是有限的，人口密度提高的所有收益都受到报酬递减律的制约。
不论人类和土地的关系方程式是什么，我们目前都还无法知道与方程式有关的所有参数。最近在矿物质和维生素方面的发现，揭示了在能量自下而上的循环中存在一些人们预想之外的依赖关系：一些极其微量的物质决定了土壤对于植物以及植物对于动物的价值。那么自上而下的循环呢？那些正在消失的物种，被我们视为美学享受而加以保护的物种呢？它们曾帮助培育了土壤，对土壤的维持又有哪些我们想不到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呢？韦弗教授建议我们利用草原野花，去重建干旱尘暴区遭到破坏的土地。但有谁会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来利用鹤、秃鹫、水獭和灰熊呢？
土地的健康和有关分歧
因此，土地伦理反映出的是生态意识，而生态意识则反映出一种承担个人责任保护土地健康的信念。土地的健康指土地自我更新恢复的能力，自然资源保护则是我们对它的认知理解以及为保护它所做出的努力。
众所周知，资源保护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从表面上看，这让人困惑，但在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在许多专门领域中都存在着对同一问题的分歧。我们将分歧分为A组与B组。A组的人认为土地就是土壤，其功用就是生产商品；B组的人认为土地是生物体系，有更广泛的功用，但是广泛到什么程度，没人能说得清楚。
我自己的研究领域是林业，其中A组的人认为种树就要像种卷心菜一样，因为木纤维是林业的基本产品。他们并不反对对自然的掠夺式的改造，他们对土地的改造意识是种植式的。B组的人则认为，林业和农业具有根本差异，因为林业利用的是自然物种，是管理这个自然环境而非人工创造环境。B组的人原则上倾向于自然地再生产，由于生物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他们既担心栗树等物种的消失，也担心北美乔松可能灭绝。让他们担忧的还有所有次生林的功能，包括野生动植物、休闲娱乐、湿地、荒野地区。我个人认为，B组已有了生态意识。
在野生动物保护的领域里也有类似分歧。A组的人认为，动物的基本功能是为人们提供娱乐和肉食，评价标准是雉鸡和鳟鱼的捕获数量。如果单位成本允许，人工繁殖就是目前乃至永久的可行手段。而B组的人则担心生物体系中的所有附加值问题：那就是在生产猎物时，食肉动物方面会付出什么代价？我们是否应该依靠外来的物种？山林管理怎样才能恢复日趋减少的物种群，例如几乎没有希望再捕到的草原榛鸡？如何保护生存受到威胁的禽类，例如濒临消亡的黑嘴天鹅和美洲鹤？管理办法能否扩大到野花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与林业的情况一样，野生动物的领域中也同样存在着两种分歧。
在范围更广的农业领域，我没有发言权，但在这个领域里似乎也存在类似的分歧。在生态学诞生之前，科学耕作就已开始发展，因此可以预见，生态学观念深入人心大概还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此外，由于农业技术的生产特性，农场主改造生物体系的活动必然比林业人员或野生动植物管理者要更彻底。不过农业界也存在对现状的不满，这些不满似乎会带来“生态耕作”的新的农业发展理念。
在这些现象中最重要的或许是一种新证据的出现：农作物的产量并非衡量农产品营养价值的标准，肥沃土壤上的产品在质量和数量上可能更优良。在耗尽肥力的土壤中，我们可以通过施肥来增加农产量，但是不一定能增加作物的营养价值。这种观念可能会引来诸多质疑，因此我把解释工作留给更有能力说明的人。
不满农业现状的人竭力推崇“有机耕作”，虽然存在对有机产品的盲目崇拜，但是他们强调土壤对动植物群的重要意义，在理念上是符合生态学的。
和土地利用的其他领域一样，人们对农业的生态基础了解少之又少。就连受过教育的人也几乎不知道，在过去几十年里，技术上所取得的惊人进步仅仅是在改善抽水设备上的成就，而不是在保护水源生态方面。这些技术仅能勉强抵消每一英亩土壤中肥力的下降。
在上述所有分歧中，我们可以看到若干对基本矛盾反复出现：作为征服者的人类与作为生物群的人类；用来磨砺人类武器的科学与用来探索宇宙的科学；以及作为奴仆的土地与作为有机整体的土地。在这个时候，罗宾孙[3]对特里斯特拉姆的告诫恰好适用于地质时期的物种之一——智人的身上：
不论愿意与否，你都是君王，
因为你，特里斯特拉姆，
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少数人之一，
这些人离去前都将改变世界的模样。
想想你会给世界留下什么。
展望
我在此坦言，如果没有对土地的热爱、敬畏和赞赏，或者不能高度重视土地的价值，那么人和土地间的伦理关系就不可能存在。当然，我所说的价值远比单纯的经济价值更广，我指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价值。
或许阻碍土地伦理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当下的教育和经济体系与提高土地意识南辕北辙。许多媒介和无数的物质设备使现代人与土地分离，不再有生死相依的关系。在现代人看来，土地是城市之间生长着农作物的地方。假使在没有高尔夫球场或风景区的土地上自由生活一天，他们都有可能觉得无聊透顶。如果农作物可以在液体中而非土地中栽培出来，他们会觉得妙不可言。对他们来说，人造的仿制品完全可以替代木材、真皮、羊毛和其他天然的土地产物。总之，他们认为土地已经不再重要、可有可无了。
土地伦理遇到的另一个问题几乎同样难以解决，那就是农场主的态度。因为农场主仍把土地视为敌人或奴役他们的工头。从理论上讲，农业机械化应该起到减轻农民负担的作用，但是事实如何还有待研究。
要想从生态学的角度认识土地，首要条件就是懂得生态学，但生态学却无法和教育同行。实际上，高等教育似乎往往有意回避生态的概念。当然，关于生态学的知识不一定都出自生态学的课程本身，也可能来自地理学、植物学、农学、历史或经济学等，事情也本该如此。然而不论是什么名称的课程，涉及生态学知识的内容都十分有限。
若是没有那些敢于挑战“现代化”潮流的少数人士的积极努力，弘扬土地伦理的道德思想似乎毫无希望。
如果要让土地伦理规范快速顺利地发展，关键的一点就是，不能单纯地把土地使用视为经济问题。除了从经济使用性角度来考虑外，还要从伦理和美学的正确性角度来考虑所有的问题。土地开发如果有助于维护生物群的完整、稳定和美感，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
不言而喻，我们可以为土地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受到经济利益可行性的限制。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但认为经济决定一切土地的使用显然是错误的。对这长期制约我们的谬误我们必须摒弃。大多数人对土地的行为和态度，以及和土地的全部关系，都取决于土地使用者的品位和喜好，而与其钱包无关。大多数土地关系都取决于投入的时间、远见、技能和信心，而不是金钱的投资。从土地使用者对待土地的观念，便能判断他的为人。
我力图把土地伦理描述成社会进化的产物，因为像伦理规范这样重要的东西从来不是由人写出来的。只有最浅薄的历史学者，才会以为“摩西十诫”是摩西写的。摩西十诫原本是群体智慧共同思考的结果，摩西只不过是为某次“研讨”写了暂时的摘要罢了。我说“暂时”，是因为进化发展永不停息。
土地伦理规范的发展过程既属理性也属感性。许多措施为自然资源保护铺平道路，结果可能却没有奏效，甚至带来危险，原因在于对土地或土地使用中的经济导向缺乏批判性地了解与认知。我认为，当伦理的界限从个体扩展到群体时，理性的内涵就随之增加了。
任何一种伦理都有相同的运作机制，那就是社会对正确行为的肯定，以及社会对错误行为的否定。
总之，我们目前面对的问题是态度问题。我们使用挖土机改建阿尔汉布拉宫，并为我们的高效进展感到骄傲。我们很难放弃挖土机这种工具，毕竟它有许多优点，但我们需要以更温和、更客观的标准，来明确它的得失利弊。
荒野
荒野是人类用来打造文明这一产品的原材料。
荒野从来不是单一、均衡的原材料。它极其多样，因此生产出的人造制品也是多种多样的，而成品之间的差异就是人们所说的各种文化。异彩纷呈的世界文化反映出生成这些文化的荒野同样是多姿多彩的。
有史以来，人类首次面临两种迫切的变化。其一，荒野即将从地球上适宜人类居住的区域消失；其二，现代交通和工业文明将带来世界范围的文化融合。二者无法避免，或许也不应避免。然而问题是，我们对即将发生的变化能否进行些许改变，从而保留某些即将逝去的价值？
对于正在挥汗劳作的人们来说，铁砧上的原料就是等待被征服的对手。同样，对于拓荒者而言，荒野就是他们的对手。
然而，对于休息之余能够暂时用哲学家的眼光看待世界的劳动者来说，这待加工的原料给劳动者的生命赋予了内涵和意义，因此也值得他爱戴和珍视。所以，这完全是个祈求：请将最后残存的荒野像博物馆展品一样保存下来吧！总有一天，那些希望感受或研究自身文化传统根源的人，会从残存的荒野中得到启迪。
残存的荒野
最初的美国是在形色各异的荒野上被开拓出来的，但如今这些荒野大多已经消失。而实际规划中想保留的残存荒野，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程度上都必然与从前迥异。
如今再没有谁能看到长着高草的大草原，尽管那草原的花海曾轻抚过拓荒者的马镫。如果还能在周边找到四十英亩大的方块地，让草原植被作为物种在那儿保留下来，我们就知足了。这类植物曾多达上百种，许多都秀美艳丽，还有的着实美艳绝伦。只可惜这里的土地所有者对它们中的大多数都一无所知。
矮草平原倒还保留了一些。卡比萨·德·瓦加[4]曾在矮草平原上从野牛肚皮下远眺地平线，如今草原虽然遭到牛羊的啃食和旱田耕作的破坏，但仍在各地残留了上万英亩的矮草平原。如果可以在州议会大厦墙上为1849年到加州淘金的人树碑立传的话，那么几个大草原保护区是否也该为淘金者大举迁徙的历史留下纪念呢？
如今再也没有谁能看到大湖之州[5]的原始松林、海岸平原的低洼林地或方圆辽阔的硬木林。现在，每种林地只要能残留几英亩作样本，我们就知足了。不过还有几片上千英亩、大小不等的枫树和铁杉林，还有规模相当的阿巴拉契亚山的硬木林、南方的硬木林泽和柏树林泽，以及阿迪龙达克山脉的云杉林。但是这些残余的荒野将来也难逃被乱砍滥伐的灾难，更难躲开观光道路建设所带来的破坏。
荒野萎缩最迅速的地方是海岸线一带。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日益增加的农舍和观光道路夺走了那里的原始生态。苏必利尔湖如今也在丧失五大湖区未被开发的最后一大片的湖岸线。再没哪种类型的荒野会比沿岸地区更具历史性，也没有哪种类型的荒野比沿岸地区更接近消失的边缘。
在落基山脉以东的所有北美地区，只有一处较广阔的地域作为野地保护区被正式保留下来，即位于明尼苏达州和安大略省的奎蒂科—苏必利尔公园。这个秀美壮丽的独木舟地区，河流湖泊纵横交错，大半位于加拿大。它的面积大小也是由加拿大说了算的。但最近它的完整性受到了两方面的威胁：一是由提供水上飞机服务的钓鱼度假区的迅速发展；二是关于管辖权的争论，即位于明尼苏达州的部分应该完全属于国家森林部门，还是部分归该州所有？整个地区都面临蓄水发电的危险。而令人惋惜的是原生态支持者之间的争议与失和，这可能导致权力最终落入那些“执鞭者”之手。
在落基山脉纵贯的各州，数十处国家森林被保留为荒野，其面积从十万英亩到五十万英亩不等，并且禁止修建道路和旅馆，也不允许有其他不利于原生态保护的使用。国家公园也采纳了这一原则，但还没有明确划定保护界限。这些联邦属地都是荒野保护规划的重点，但这还达不到如使人信服的白纸黑字那般的可靠程度。当地新建旅游道路的需求，使野地东一块，西一块地被肢解。为了控制森林火灾，道路也不断延伸，最后逐渐形成公路。人们也会利用资源保护队闲置的营地修建新的，但往往是没有用处的道路。由于战争期间的木材短缺，不论合法与否，许多道路都被扩建成为军事要道。目前，许多山区正在大肆修建滑雪索道和旅馆，这些地区此前已被指定为荒野保护区一事早被人们抛在脑后。
侵占荒野的最不厚道的手段之一就是控制食肉动物的数量。其做法是，为了保护大型猎物而除掉荒野里的狼和狮子。然后，大型猎物（通常是鹿或赤鹿）迅速繁衍，几乎啃光所有的草木，这样就鼓励猎人去捕捉过剩的猎物。可是，现代猎人不愿到汽车无法到达的地方，因此修建通往捕猎区的公路便是必要之事了。野地不断被道路分割、蚕食，而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
落基山脉的荒野地区涵盖多种生态林，从西南方的刺柏属到俄勒冈州“一望无际、绵延起伏的森林”。不过这个地方缺少荒地，或许是因为某种还不成熟的美学只把湖泊和松树定义为风景的缘故吧。
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仍然有广阔的处女地。
在那儿，无名者沿着无名之河徜徉，
陌生的山谷中，孤独面对难以预知的死亡。
这类未开垦并具有代表性的地区能够而且也应该被保存下来，尽管许多地区不仅缺少经济价值，甚至还对经济起到了负面的影响。当然会有人提出，没必要为这一目标刻意制订规划，最后总会有足够的荒野留存下来。但是，近来的所有历史事实皆证明，这一想法堪称海市蜃楼，毫无实现的可能。就算野地能够保存下来，那么寄生在野地上的动物群呢？北美丛林驯鹿、几种大角羊、纯种的森林野牛、荒地灰熊、淡水海豹和鲸等很多动物目前已经面临灭绝的危险。如果失去了富有灵性的动物群，荒野的存在又有什么意义呢？一些社会组织和开发集团正在积极筹划极北荒地的工业化，涉及领域更广泛的发展计划也在运作之中。目前尚未出台针对极北荒野地区的保护措施，它尽管仍然广袤，但面积已经开始缩小。
没有人知道，加拿大和阿拉斯加能在多大程度上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能抓住机会。然而任何想使荒野永久留存的努力，通常都会遭到拓荒者的嘲笑。
供休闲的荒野
数百年来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肉体博弈，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经济行为。当这种博弈形式消失后，作为人类的本能，我们用体育活动和竞赛的形式将它保留了下来。
人和动物之间的自然格斗也是一种经济行为。如今这种搏斗表现在狩猎和钓鱼这些消遣活动中。
对于更加阳刚、更具原始意味的拓荒旅行与生存技能来说，公共荒野区域则是以消遣的形式将之永久保存下来的首要场所。
这些技能有的已普遍推广，具体内容在调整后已经适应美国的情况，但技能本身，例如打猎、钓鱼和徒步旅行等，则是世界相通的。
然而有两种技能就像美国山核桃树一样是美国的“土特产”。其他地方也有人进行效仿，但它们只有在美国大陆才能被发挥到极致。一是划独木舟旅行，一是跟随马队旅行。不过两者都已退化，如今，哈德逊湾的印第安人有了小汽船，登山者也有了福特汽车。假如我必须依靠独木舟或驮马维持生计的话，大概也会接受用汽船和汽车来减轻劳作的辛苦。然而为了消遣而到野外旅行的人，如果发现自己必须得和那些机器争高下的话，只会倍感沮丧。在众多汽艇的包围下扛着独木舟上岸未免愚蠢，在一间夏日旅馆的草地上放马吃草未免滑稽，如此还不如待在家里。
荒野地区首先为野外旅行的原始艺术提供了庇护所——特别是划独木舟和跟随马队旅行。
有人会争辩是否需要保留这些原始艺术。我不想进行任何辩论。对于这些原始艺术，要么你去了解透彻，要么你就抱持陈腐的观念。
欧洲人的狩猎和钓鱼活动则不同，他们缺少美国式的在荒野旅行中保存下来的东西。欧洲人会尽量避免在林中宿营、做饭或做其他事情。他们把琐碎的事情交给捕猎人和仆人，他们的兴趣不在于享受荒野情趣，而在于感受野餐的氛围；野外捕猎的技能较量主要还是看捕到的猎物或鱼。
有人谴责野外活动“缺乏民主”，因为和高尔夫球场或旅游区相比，荒野所能承载的消遣活动很有限。这种论调的谬误在于在把大规模生产的理念用在了抵抗大规模生产的事物上。休闲的价值与数字毫无关系。休闲在价值上应和人们所感知的强度成正比，也应和它迥异于日常生活的程度成正比。照此看来，依赖机械的休闲活动顶多是索然无味的消磨时间罢了。
机械化的消遣娱乐已经占据了十分之九的山林。剩余的十分之一应该献给荒野，这也是为了对少数派表示起码的尊重。
为科学所用的荒野
有机体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保持健康，即在内部自我恢复与自我更新能力。
两种有机体的自我更新过程会受到人类的干预和控制，一是人类自身（通过医药和公共卫生），一是土地（通过农业和自然资源保护）。
人类控制土地健康的努力目前未见成效。如今所有人都知道，如果土壤不再肥沃，或者流失的速度超过其恢复的速度，或者出现不正常的洪涝或干旱，那么土地就得病了。
人们同样也看到了土地其他方面的失调现象，但却没有将这些视为土地生病的症状。尽管人们已采取措施努力保护，但某些动植物还是不明原因地消失了；尽管人们已努力控制，某些害虫还是泛滥成灾。我们对这些现象无法做出简单解释，因此必须视之为土地有机体生病的症状。这些情况频频发生，我们无法把它们归为进化的正常现象。
我们对土地病症采取的主要还是局部的处理方法，这反映出我们对问题的片面认识。土壤若是没有了肥力我们就施以肥料，或者最多改变所种植物和所养动物的品种。我们从未想过，构建土壤的野生动植物对于保护土壤可能同样重要。例如，最近人们惊奇地发现，优质烟草的收成取决于土壤此前是否生长过野生豚草。我们并没想到这种生存的依赖关系在自然界中是普遍存在的。
土拨鼠、黄鼠或田鼠增殖成灾时，我们就把它们毒死，而不去寻找引起它们数量激增的外部原因。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动物造成的麻烦都应归咎于动物。尽管最新的科学证据表明，植物群失衡是啮齿动物成灾的真正原因，可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沿着这一思路继续深入地研究下去。
在许多人工林里，原本生长着三四棵树的地方只能存活一两棵树。原因何在？善于思考的林务官知道，原因或许不在于树本身，而在于土壤中的微生物群。与土壤中的这些微生物群被破坏的时间相比，要恢复它们需要更长的时间。
自然资源保护的解决方法多数都是敷衍的、表面的——控制洪水的大坝和引发洪水的原因不相关联；拦河堤坝和梯田并未触及土壤流失的根源；维持猎物和鱼类供应的保护区和养殖场，解释不了为何时常无法提供足够的供给。
总之，种种迹象表明，土地和人体一样，病症发生在某个器官，而病因可能是在于另一个器官。我们采取的自然资源保护的举措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局部缓解生物体的病痛而已。这些措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是这不等于说它们能够治愈疾病。我们在积极推行土地治疗术，然而真正意义上的土地健康学还未产生。
土地健康学首先需要的是土地常态的基本数据，需要作为有机体的土地的健康示意图。
我们有两个可供参考的范例。一是东北欧，尽管人类已在那儿居住了几百年，那里的土地机能仍然大体保持常态。据我了解，那里是唯一没有遭到破坏而能吸引我们进行研究的区域。
还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荒野本身。古生物学以充分的证据说明，在漫长的地质年代，荒野一直自给自足地维持着自身的生态平衡，灭绝的物种不多，荒野的自然状态也没有失控，气候和水形成土壤的速度与侵蚀土壤的速度大致相当或是更快。因此，荒野作为研究土地健康的实验室，具有出人意料的重要性。
我们无法在亚马逊河流域研究蒙大拿州的土地生理机能。每个生物区都必须有其自身的荒野，供人们对使用过的和未使用过的土地进行比较研究。当然，如今除体系失衡的荒野外要挽救更多的东西已为时过晚，而残留的荒野也过于狭小，土地各方面的常态已经得不到全面的体现。即使那些占地一百万英亩的国家公园都不够大，无法满足食肉动物掠食的需要，也无法控制家禽牲畜带来的动物疾病。于是，黄石公园失去了狼和美洲狮，导致那里的植物群正在被赤鹿毁灭，特别是冬季的植被更是濒临灭绝。与此同时，疾病也造成灰熊和大角羊的数量急剧缩减。
尽管面积最大的荒野地区也出现了部分失衡的情况，生态学研究者J. E. 韦弗仅观察了几英亩的野地就发现了问题：为什么草原植物群比取代它们的农作物更耐旱。韦弗发现，草原植物在地下进行“团队合作”，用根系覆盖土壤各层，农业轮作的植物则把根系过于集中在某一层土壤中而忽略其他各层，这样就会出现缺水现象。韦弗的这一研究揭示了重要的农业耕作原则。
同样，也只是在几英亩的野地中，研究者托格瑞迪亚克发现，长在田地里的松树永远无法像原始森林土壤上生长的松树那样高大且不怕风吹，因为后者的根是沿着古老根茎的路线扎下去的，因而能扎得更深。
在很多情况下，除非把荒野和患病的土地进行对照，否则我们很难了解健康的土地会有多么出色的表现。根据大多数早期在美国西南部旅行过的人的说法，山中的河流本来非常清澈。但人们对此仍然怀疑：他们是否只是偶尔在某个最好的季节看到了这些河流？防治土壤侵蚀的工程师一直没有这方面的基本数据，直到有人在墨西哥奇瓦瓦地区的马德雷山发现了这样的河流。因为害怕印第安人，这一地区从来没人放牧或从事其他活动，河水在最混浊的时候也只是淡淡的乳白色，完全能看清抛下的鳟鱼鱼饵。河流两侧的堤岸布满了青苔，而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的这类河流则大多布满鹅卵石，不长苔藓，边上没有土壤也不长树木。一个值得考虑的睦邻合作计划是，通过建立跨国性的实验站来保护和研究马德雷山的荒野，并以此为治疗美墨边界两边土地的试点。
总之，所有的荒野地区不论大小，都可以成为土地科学研究的标准。它们的这种价值表明，为人提供郊游休闲并非荒野的唯一用途，甚至不是其主要用途。
野生动植物的荒野
要保护大型掠食动物的生存繁衍，只靠国家公园是远远不够的。看看大灰熊的濒危境地和已经没有了狼的公园吧。同样，国家公园也无法保护大角羊的生存，大多数羊群的数量都在减少。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有的很清楚，有的则模糊。对于像狼这类活动空间广泛的动物来说，国家公园当然太小了。由于某些不为人所知的奥秘，很多动物似乎无法作为孤立的群体繁衍兴旺起来。
国家公园周边多是比较原始的国有森林，让这些森林也成为濒危动物的保护区，似乎是扩大野生动物生存空间的最有效的办法。但这些区域一直没有发挥这样的作用，灰熊的情况就是悲剧性的例子。
1909年我第一次来到西部时，在每个主要的山区都能看到灰熊，却有可能连续数月都看不到自然资源保护部门的人员。现在几乎每一丛灌木后都有某个自然资源保护机构人员。尽管这样的机构在不断地增加，可最雄健的大型哺乳动物却数量日减并且撤到了美加边境。据官方报导，美国境内还有六千头灰熊，其中五千头在阿拉斯加，其余的则分布在另外的五个州。或许人们都有一种心照不宣的想法：只要灰熊能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存活下来就已经足够好了。但我不这样认为。阿拉斯加的熊是独特的物种，把灰熊放逐到阿拉斯加如同把快乐逐回天堂，那可能是我们今生永远无法到达的地方。
拯救灰熊需要大片远离公路和家畜的地区，或者已对家畜造成的破坏进行了修复的大片地区。创建这类地区的唯一途径，就是购买下分散的家畜牧场。但是，尽管地方政府愿意通过购买或交换土地的办法来实现创建保护区的可能，但保护部门在这方面的成效还是不明显。林业部在蒙大拿州建立了一个灰熊养护区，可又在犹他州的山区牧场鼓励养羊业，全然不顾这个地区是该州唯一有灰熊幸存的地区。
永久的灰熊保护区和永久的荒野地区当然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对此要有极大的热忱，不但需要对自然资源保护的远见卓识，还要具备对历史的洞察力。只有那些能观察到生态进化全貌的人，才有可能珍惜荒野这一生物进化的载体，才能懂得爱护进化的杰出成就——这也是灰熊的意义。然而，假如我们的教育真能起到作用，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明白，正是古老西部的历史遗产，为今天的西部赋予了意义与价值。将来的年轻人会像探险家路易士和克拉克一样在密苏里河上扬帆，或者和詹姆斯·卡彭·亚当斯一样登上内华达山。并且每一代人都会问：白色的大熊在哪里？如果回答是，自然资源保护者没留神它就消失了，那将是多么令人汗颜的答案。
荒野的捍卫者
荒野这种自然资源只会萎缩不会增加。人们可以防范或减缓对荒野的侵犯，使之成为休闲消遣的去处、科学研究基地或保护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但是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创造新的“荒野”是不可能的。
所以，任何一个荒野保护项目都是防护行动，把荒野的萎缩尽可能降到最低。1935年成立的荒野协会“旨在拯救美国残存的荒野”。塞拉俱乐部[6]也在为了这一目标而努力。
然而仅仅有少数几个团体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也不能只因为国会制定出一项荒野保护法令就心满意足。除非所有的资源保护机构中都有人在关心荒野，否则，这些团体可能永远无法及时发现新的侵害野地的行为，而只有等到这些侵害带来灾难性后果时才会醒悟。同时，全国各地为数不多的具有荒野保护意识并关心野地的公民必须密切观察，保持警觉，随时同破坏野地的行为勇敢地进行斗争。
在欧洲，荒野已经退缩到喀尔巴阡山和西伯利亚。每个头脑清醒的保护论者都会为之叹息。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能保留的这种土地奢侈品很少，但是那里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一项拯救半荒野地区的活动，尽管这活动来得迟了些。
总之，能否看出荒野的文化价值，归结起来是一个知识修养的问题。忘了土地之本又肤浅的现代人自以为发现了重要的东西，整日空谈着自认可以延续千年的政治或经济帝国。而只有真正的学者才明白，历史是由从单一起点展开的旅程连续建构而成的，人类一次次回到这起点，又再次出发，寻求另一套亘古不变的价值观，如此反复。只有真正的学者才知道，为什么原始荒野才是赋予人类事业内涵与意义的源泉。
环保美学
除了爱情和战争，还没有哪种活动能与所谓户外休闲的嗜好相比。它可以无拘无束地进行，可以有各类参与者，或是个人欲望与利他主义交杂的矛盾体。人们通常都认为，回归大自然对人有益。但益处究竟在哪里？怎样才能鼓励人们去追求这一目标？如果你寻求这些问题的答案，往往会陷入困惑，只有那些缺乏判断力的人才不会心存疑虑。
在老罗斯福的时代，休闲娱乐作为一个专门问题开始被重视起来。当初把乡野与城市截然分开的铁路又把一批批的城里人带到乡间。人们也开始注意到，走出城市的人越多，人均能享有的宁静、幽寂、野生动植物和自然风光就越少；要想得到更多只能走更远的路，去更远的地方。
一开始，这种尴尬情况的发展是局部的、缓慢的。汽车的增加则使之扩展至宽阔公路最外围的地方。这使得曾经遍布于偏远地区的那些原始生态随之变得稀缺。但人们仍然需要这些事物。周末度假的人就像喷发的太阳粒子一样涌出每个城镇，一路上产生着热量和摩擦。旅游业负责提供食宿，吸引着更多“粒子们”尽可能快、尽可能远地去享受大自然。岩石上、小溪边的广告会告诉你，除了最近才遭践踏的地方之外，哪里还有新的幽静圣地、优美风景、猎场与垂钓场所。公路局修建了一条条通往更偏远的山野地带的道路，然后买下更多的偏远地区，让更多的人沿着道路加速涌入。制造业生产的小型机械冲击着原始的大自然，木工技术成为使用这些机械的技术。加在金字塔塔尖的最庸俗的事物是汽车拖挂的房车。有些人试图在森林和山野中寻求的，只是那些在旅游或打高尔夫球中就能够感受到的东西。对这些人来说，眼下的这般状况可以接受、无可厚非。但对于想寻求更多东西的人来说，休闲娱乐的真正意义已被机械化社会破坏了，而这种寻求娱乐的过程也成了一无所获的自我毁灭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