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依据历史进行臆测”时，享廷顿没有解释美国的霸权为什么会开始土崩瓦解。也许正像安德烈·马尔罗曾经评论的那样，美国人缺少“帝国风格”，永远无法管理好一个帝国。但是，早在一九五二年丹尼斯·布罗根就说过，长期以来，美国总是受着“万能的神话”的引导。它自诩为上帝的金发之子，而它那辽阔的、奇迹般的土地，将成为他老人家展现历史蓝图的地方。美国人总是“最强大的”和“最优秀的”，他们充沛的精力决不亚于那些为了建立古代军事帝国曾经横扫过欧亚平原和中东的亚洲及土耳其的民族。正是这种充沛的精力，使得美国在二十世纪中叶成为一个庞大的工业力量。
“万能的神话”最先是在一九五二年打破的。那时候，美国在朝鲜实际上陷入了僵局。二十年后，在越南它又遭到了屈辱的失败。越南战争在两个方面给美国以打击。它表明：一个大国无法诉诸强权来实现它反对一个小国的意志。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的范围内，公众的舆论和共产党国家可能报复的威胁，限制了美国本来可以用来彻底摧毁河内的武力。因此，有限的力量和政治的失策——支持一个不得人心的政权——有效地削弱了美国的政策。在国内，战争掀起了抗议和不满的巨浪，人们对国家和权力机构的合法性提出了疑问。关于这一浪潮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去评价。
正像我在本章的第一部分里所指出的，能否在战争招致的屈辱中幸免于难，是对任何国家的考验。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造成了不利的后果；在未来的十年中，它将不得不与这些不利的后果作斗争。但是，无论哪一届总统怎样花言巧语，越南的经验似乎很有可能有力地限制美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能力；限制美国在世界实力的角逐中或在面临它国对它的力量提出挑战时使用武力。然而，没有“意志”，没有武力，就不可能有霸权。
所以，在未来的几十年里，由于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美国有可能退出世界力量的中心。新的世界秩序将会具有何种形式尚难说清，因为将来的许多事情，特别是在未来的十年里，都将受着偶然性的支配。这些偶然性包括：共产党中国的政治领导人有所更换，主要的共产党国家之间有可能产生公开的冲突或恢复和睦关系；拉丁美洲在政治上的不满与日俱增，逼得美国难以分心，不得不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建立半球的霸权之上；印度的政治发生动荡；共产党的力量蔓延到地中海地区；中东出现和平稳定的局面。凡此种种，仍须置诸阙疑。
在可以预见到的将来，美国或许仍然是十分重要的力量。但是，无论是从哪一种利他主义的角度来看——不管是从威尔逊所幻想的“世界警察”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冷酷的、具有操纵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优势”的角度来看，美国都无法再成为霸权国家。为了维持它自身的政治稳定，它将遇到重重困难，足够它对付的了。这一点，将在下一章里讨论。
鉴于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成倍增加，而社会在这些问题面前又无能为力，因此七十年代最显著的特征完全可以说成是：诸多已经建立起来的民族社会出现了将要使之四分五裂的离心力量。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八五年，随着长期蛰伏的地方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例如苏格兰，英国各地将向威斯敏斯特要求得到某些自主权尤其是经济自主权，这样一来，我们或许可以目睹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分裂。在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在铁托死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统一尚不清楚，因为各加盟共和国之间存在着紧张状态。在中国，由于缺少牢固的政治基础结构——因为目前无论是党抑或是军队都不具有充分的权威；新的地方主义或军事独裁也许还会兴起并发展，或者，文化革命再度爆发，出现疯狂旋转的、大起大落的局面，一直到新的权威产生时为止。在苏联，生产率降低，庞大复杂的社会难以管理，再加上最为重要的原因，如少数民族的特性越来越突出，大俄罗斯民族的人口同乌克兰人、同乌兹别克人、同其他少数民族人口的比例有所变化因为不同的生育率的缘故，这一切或许会导致严重的紧张局势。面对着农作物的大幅度减产，印度是否能够支撑局面，避免大规模的崩溃，还值得争论。因为，一方面，印度已没有能力控制局势；另一方面，石油价格迅速上涨，减少了能源和化肥的来源。在意大利和英国，劳工运动的高涨，生产率的低下，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巨大赤字，以及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都有可能使这两个国家趋于国家分崩离析和社会冲突白热化的边缘。
与这幅阴沉忧郁的画面——这并非是预见，只是一种可能——加以直接地比较，美国的境况也许会放射出光彩。美国只要付出代价，可以获得相当程度上的经济独立。通货膨胀这个主要的经济问题可以得到某些控制。从社会学的角度讲，美国最大的困难在于：它在气质上过于个人主义化，在趣味和爱好上过于资产阶级化，而它却从未完完全全地学会依靠集体解决问题的艺术，或者说，它从未真正地学会欣然接受公众利益至上的主张，以反对个人的利益。最后，我想郑重说明，美国——或者任何民主政体——恰当地处理它自身问题的能力将取决于它的政治体系能否实现“公众家庭”的某些概念。下面我想谈的正是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