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栋闹鬼的房子？”艺术评论家问道。
“对，一栋闹鬼很厉害的房子。”一个我们辨别不清的声音答道。
“你怎么知道的？”
“我其实不知道。”弗利特街（位于伦敦中心的一条街道，曾是全国性大报社所在地。）杂志的编辑反驳道，“我所知道的就是那栋房子正在出售——《泰晤士报》上面有广告的。”
“但广告并没有说房子闹鬼呀。”作为一名小心谨慎的苏格兰人，艺术评论家很喜欢刨根问底。
“广告里当然不会说，真见鬼。是在艾塞克斯（Essex，英国东南部的一个郡。）地区的出售房产栏目。广告是这么写的：‘朗格伍德宅子，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庄园式宅第，一九二〇年彻底翻修。接通了电力、煤气和供水系统、现代化的排水系统。大客厅，四间公用房间、八间卧室、两间浴室……’你认为如果那个房子里有一个鬼魂，他们会在广告里写：‘幽灵，保证会闹鬼’吗？”
“那个地方有多远？”
“离伦敦三十五英里，距离海南端（英格兰艾塞克斯的海滨度假地。）四英里。”
“海南端。我知道了。”一位演员说道。
“海南端怎么了？海南端的空气很好，无与伦比。是世界上最……”一位小说家不满地问道，谁让他在那里拥有一条可资住宿的游艇呢。
“对，我知道，新鲜空气，非常了不起。我还知道你马上就要说那里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海堤。”
这段对话发生在刚果俱乐部的吧台附近，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周四下午。那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你一动胳膊肘就会碰翻别人的酒杯。至于说话的那些人，你用不着记住他们的名字，除了其中某人，这故事后续的部分里不会再有他们的事情了。
但是那个特例值得关注。
酒吧通向大厅的通道附近有一个巨大的白色大理石壁炉台，上面镶嵌着一面镜子。我的脑子里至今还有一个鲜明的印象：马丁·克拉克用胳膊肘拄在壁炉台上，手上是一个银灰色的大啤酒杯，像狗一样竖着耳朵。炉火在他的身后，就在他的腿边噼啪作响，肯定烤得他很难受，但是他一动不动。
克拉克的白色头发相当稀薄，平平地趴在脑壳上，看起来无精打采，无法完全遮挡粉红色的头皮。但是他的面部的其他部分都晒得黝黑——英国的冬天绝对制造不出这样的效果。他的小眼睛在那张脸上很突出，非常特殊的眼睛。尽管他当时已经超过六十岁，他的脸还像孩童一样善变。在他的眼角和嘴角都有皱纹，但是那是表达愉快或者好奇的皱纹（这么说也许不够贴切）。刚一听到闹鬼的房子，他就打起了精神，你甚至能够在他身后的镜子里面看到他的头皮在抽动。但是鉴于他并不是这个俱乐部的成员，他礼貌地没有插嘴。
我们的话题越扯越远，变成了关于海南端的激烈争论。那位演员对于海南端反感的源头似乎是他在那里的一次经历：他曾经去参加一次游园活动，有人向他兜售牡蛎，六便士四个。其他人都不同意那位演员的说法。
“无论如何，”艺术评论家说道，“我不相信。”
“你不信？”演员道，“你跟我去一趟，我带你找到那个卖牡蛎的柜台。令人恶心的牡蛎，味道就像石头。他们——”
“我并不是在说牡蛎。”艺术评论家说道，“别再纠缠于什么牡蛎，我在说闹鬼的事情。是谁说那栋房子闹鬼的？”
我们一直没分辨清楚的那个声音又道：“是我说的。”
众人都发出了嘲讽的嘘声，坐在最远端的那几个人的酒杯差点儿被碰倒。因为大家都认识说话的那个人，他是一个年轻人，长有一张庄重的老派面孔，不过他写幽默文章。这一次他似乎很严肃。
“行了吧，你们这些中产阶级。”那个年轻人挥舞着手上的苦味杜松子酒，严厉地说道，“随便你们，尽管笑吧。不过这是真的。朗格伍德宅子是一栋出名的闹鬼的房子，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
“你怎么知道的？个人经历？”
“不是，不过——”
“如何，我猜对了吧？”艺术评论家立刻扬扬自得地插嘴，“每次都是这样。每个人都听说过一栋闹鬼的房子，但你一旦仔细追究，他们就没词了。这就像是印度绳索的把戏。（一种非常出名的印度魔术，魔术师将绳索抛向半空，绳子直立，魔术师的助手爬上绳索。）”
“我猜测你们打算否认，”那个年轻人恼怒地说，“最近的一次，在一九二〇年，有人在那栋房子里被杀死了。”
这一次看起来是认真的。
“被杀死了？你的意思是被谋杀了？”
“我不知道算不算谋杀。我不知道他到底遇到了什么。我所知道的就是，他的死亡是我所听说过的最离奇的事情。如果你们能够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那么你们就比十七年来都没有破获此案的警方高明。”
“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们的情报员似乎对于听众们的热切态度感到满意。
“我记不清楚那个死者的名字了。”他又说道，“但是他是家里的男管家，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头子。一盏枝柱吊灯砸在了他的头上。”
“稍等一下。”编辑嘟囔了一句，凝视着手上的报纸，“我似乎记得有这么回事。”
“啊哈！”
“不对，你继续说，发生了什么？”
有人又给情报员送上了一杯苦味杜松子酒，他一饮而尽。
“那是一九二〇年。”他又说道，“朗格伍德家族的最后几个后裔中的一个人决定再启用那栋房子。房子已经荒废了很久，上帝才知道有多少年头，因为曾经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情，家族成员都被吓跑了。”
“什么可怕的事情？”
“我不知道。”我们的情报员有些烦躁，开始打手势，“我现在是在说一九二〇年的事情。那栋房子年久失修，所以房主被迫做了现代化的改造，然后住了进去。
“麻烦的根源在两个房间——这是绝对可靠的消息来源——一个是餐厅，另一个是底层的房间，主人用做书房。先说餐厅，那里的天花板有十五英尺高。天花板中央有条结实、粗重的橡木房梁，上面悬挂着——至少曾悬挂过——一盏大枝柱吊灯。那是一种老式的吊灯，需要插蜡烛的那种，大概有一吨重。吊灯的顶端是个钩子，钻在橡木横梁上，从钩子处伸出六根链子拉住吊灯。你们都明白了？”
鉴于我们都竖着耳朵，他越说越得意。
“等一下，”一个特别喜欢猜疑的摄影师突然问道，“你怎么会知道这些细节？”
“啊！”我们的情报员故作神秘地举起了酒杯，“现在都听好，都记牢了。有一天晚上——我不记得确切的日期，但是你们可以在旧报纸中查到日期——那个男管家准备去锁好各处的门窗。那时大概十一点。这位男管家，我已经说过了，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身体虚弱的老头子。所有的家人都上楼准备休息了。然后他们就听到了一声尖叫。”
小说家闷闷不乐地说：“我就知道他会尖叫。”
“你们不相信我？”
“别打岔，继续说。”
“他们还听到一声巨响，把他们吓得牙齿打架，似乎整栋房子都要塌了。他们冲下了楼，来到了餐厅。用来悬挂吊灯的钩子从房梁上被拽了下来。枝柱吊灯砸在了老仆人身上，砸扁了他的脑袋，老人立刻就一命呜呼。他们把老人从碎片中拉了出来，同时发现吊灯下面还有一把椅子——似乎那个老人曾经站在椅子上。”
“站在一把椅子上？”编辑又插嘴说，“为什么？”
“别急！”因太过急切之故，我们的情报员一时脸色发白，“现在，让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枝柱吊灯不可能平白无故地掉下来。一名建筑师检查过了，说那钩子一直钻在房梁上，虽然时间挺久，但依旧坚固。你猜是有人搞谋杀？可是谁也没有办法让钩子脱落呀——我的意思是说，不可能有人通过某种机关让钩子掉下去，在楼上做手脚不行，在其他地方也不行。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牢固的钩子，钻在一根坚实的横梁上，没有人能够在上面做手脚。因此只有一种可能性，而且各种证据都证明确实是这么回事。
“警方在枝柱吊灯的下部找到了老管家的指纹——两只手的指纹。我忘了说了，那个老人个子很高。如果他站在椅子上，伸手去够吊灯，他的指尖离吊灯还有至少三英寸或者四英寸的距离。他肯定是这么做的：爬上椅子，然后跳起来抓住吊灯的底部。然后，根据横梁上的钩子洞的状况判断，他肯定是用力地前后摇晃身子，就像荡秋千那样，直到用自身重量把整个吊灯从天花板上拽下来，然后……”
艺术评论家喊道：“哦！”
吧台附近发出了如此响亮的爆笑，以至于坐在大厅的最远端的人都好奇地扭头观看。
引发笑声的不仅仅是那位情报员脸上一本正经的表情。一位耄耋之年的脆弱老人像唐老鸭一样，兴奋地在枝柱吊灯上荡来荡去——这样的画面实在让人忍俊不禁。
情报员面露愠色：“你们不相信我？”
我们异口同声地回答：“不信。”
“那你们为何不去查查资料？尽管笑吧——我可以和你们打赌！你们去查查看！”
编辑示意大家安静下来。
“我的朋友，你想想看。”他用了一种善意的、宽慰的语调，仿佛在哄一个低能儿，“那个老头儿是不是脑子进水了？”
“没有。”
“那么他为什么要干那样的事情？”
“啊！”我们的情报员一脸阴险地喝掉了他的酒，然后把玻璃酒杯“砰”的一下放在吧台上，“问题就在这里，这里有没有人肯发发慈悲，真正动脑子想想。事情就是这样，他就是这么做的。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问题多少让我们清醒了一点儿。不过我们都有点儿兴奋——我们无法否认这一点。
艺术评论家喊道：“胡说八道。”
“这不是胡说八道。这是像圣经一样可信的事实。钩子钉在横梁上的位置附近的木头遭到了损害，所留下的痕迹毫无疑问地证明：在枝柱吊灯坠落之前，男管家曾经拽着吊灯来回摇晃。在调查的时候，验尸官也同意这种说法。”
“可是……为什么？”
“这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
“可是说来说去，这和我们争论的话题没有关系。”小说家争辩说，“你的鬼魂在哪里？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仆人跳到半空，拽着枝柱吊灯摇晃并不能证明房子闹鬼了，对吗？”
我们的情报员挺直了身子。“我碰巧知道那栋房子有鬼。”他宣布时特意强调了“知道”一词，“我认识一个人，他曾经在那里住过几天，亲眼见到了鬼魂。”
“是谁？”
“我父亲。”
一阵尴尬的沉默，然后，有人咳嗽了一声。出于礼节，你不可能直白地当面说别人的父亲是个撒谎者。
“你的父亲在朗格伍德宅子里面看到了鬼魂？”
“不是。但是一把椅子自己跳了起来，砸向我的父亲。”
“什么？”
“一把活见鬼的大号的木头椅子。”我们的情报员嚷道，他伸出了两只瘦弱的、青筋鲜明的手，似乎要比画什么东西的大小，“就是那种老房子里面才有的老式的椅子。那把椅子砸向我的父亲。”
鉴于周围的面孔都表现出怀疑，他提高了声调：“我告诉你们，这是真的，他亲口告诉我的。也许你们认为这也很可笑，如果一把活见鬼的大号木头椅子从墙上跳下来，朝你砸过来，你会有什么反应？”
“我会站在那里，誓死自卫。”摄影师说道，“或者检查一下拴在椅子上的弹簧。算了，我要走了，真受够了。”
“椅子并没有弹簧。”我们的情报员向摄影师怒吼道，“房间里开着灯。我的父亲——”
“嘘，别激动！放松，你喝了什么？”
“苦味杜松子酒。可是——”
我们巧妙地转移了话题，绕过了危险的朗格伍德宅子的问题。随后我们走进去吃午餐。
辩论期间，我的客人马丁·克拉克没有插话。他一直站在壁炉旁边，多数时间若有所思地盯着他自己的银灰色酒杯，还不时晃动着酒杯。他并没有朝我的方向看，我猜测他在克制自己，如果我善意地提出一个问题，他很可能会展开长篇大论，而且他完全有能力整个下午都激动地喋喋不休。
而我本人呢，那位年轻的幽默作家的故事还印在我的脑海里，被我的潜意识标记为稍稍令人不快的内容。也许我在午餐前选择的雪莉酒不合适，谁知道呢。但仔细想想，那个脆弱老人的故事当中的暗示，绝对不会是滑稽的效果。那位叙述者（我绝无恶意）的表情让人发笑。我们哈哈大笑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那个故事本身，而是因为叙述者的特色。
假设他并不是在和我们开玩笑，再假设他所叙述的事实无误，那么那个故事就一点儿都不可笑。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发疯了，从椅子上跳起来，抓住了一个枝柱吊灯——为什么？因为有什么东西在追逐着他？
我们走出俱乐部之后，克拉克又提起了这个话题。在午餐期间他都很安静，不过他轻笑了几次，还曾经举起一大杯啤酒祝我健康。我们走下了台阶，迎面是生机勃勃的、多风的三月天气，卡尔顿排屋前面的树木摇摆着。
马丁·克拉克说道：“你是否认识什么优秀的建筑师？”
正好，我的一个好友就是很优秀却有些贫穷的年轻建筑师。我立刻热心地推荐我的朋友。马丁·克拉克掏出了一个小本子，记下了名字。
“安迪·亨特，纽斯通建筑公司，常斯勒道。嗯，很好。”提到那条街道，马丁·克拉克精神一振，“很好，如果我的调查结果令人满意，我很快就会去拜访亨特先生。”
“你打算造一栋房子？”
克拉克收好了小本子，把丝织围巾整齐地围在大衣的领口上，又用力把整洁的圆顶硬礼帽往头上压了压，然后试图低头躲避冷风。
“我在考虑买一栋房子。”他微微一笑，“说到底，莫里森先生，我是一个商人，我不会冲动地乱买东西。尽管我对于鬼魂很感兴趣，但我还是更关心那栋房子的屋顶是否漏水，排水系统是否正常。这种毛病肯定会带来大笔额外的费用，我必须做好准备。太棒了！了不起！太棒了！”
半个月之后，他买下了朗格伍德宅子。不过那只是仍然模糊不清的恐怖事件的开端——正如泰丝日后所说的那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