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发生误解，我要说明，个人所有并不意味着对于某项财产的权利必须都授予某个个人。像铁路和轮船那样的不可分割的巨大财产，或像一个大公司的便利设施那样的虽可分割但没有分割的巨大财产，可以由许多财力有限的个人分别拥有，如果对这些财产的权利本身可以分割的话。合股公司当然就是个人分别拥有的原始形式。一个单独的个人拥有的一项单独的财产可以看成是个人分别拥有的一个特殊的、极个别的事例。
在继续阐述之前，我们不妨探讨一下另一个错误观点。由于“历史阶段”理论和“发展规律”理论所具有的悦人的不苛求性质，合伙所有属于一个阶段，私人所有属于另一阶段的观点十分流行。例如许多人甚至相信，如果充分遵循“社会所有制”发展规律的话，那么原始共产主义、自耕农所有制、封建农奴制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就形成了一个应该遵循的必然顺序。不论这个确切的顺序正确与否，更不管它是否延续到将来，其基本的思想是，所有制的形式是与历史的偶然相适应的。这种观点几乎可以肯定是无稽之谈。私人所有的习俗与家庭分门立户一样年代久远，而家庭分门立户又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年代久远。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包括像长船和狩猎场这样没有分割的巨大物品的私人所有，早就为许多狩猎－采集民族所广泛采用了。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不论私人所有还是集体所有都存在，它们的比例常常没有任何明确的原因就上下起伏。很有可能，私人所有对发展的阻碍越小，对发展的帮助就越大。但是绝对没有反向的因果关系，绝对不是发展阶段决定适合于自己的产权制度。
所有权的起因和动因扎根于人、行为和物之间不同的逻辑关系。这些关系都是抽象的。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虽然产生刺激和阻力，但并不取决于时间和地点。我们一定要细心体会这是什么意思。这并不是说一种产权制度像另一种产权制度一样适合，一样值得尊重和保护；不是说应由“社会”选择它将加以保护的制度。这基本上是最早的功利主义的立场，也是松散的自由主义所倾向的立场；松散的自由主义就主张，集体选择有充分的理由在所有权问题上任意对个人选择设置它认为合适的限制，其中最简单的理由就是，个人不能保护自己的所有权不受相互侵害，个人只能享有“社会”愿意以集体的方式强制实施的权利。
不论如何说这种观点是错误的，都不会过分。
首先，这一观点过分强调需要一个有组织的政府作为所有权的保护者，主张这个政府是“合法强制的垄断者”。历史已经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自发的、分散的安排能够为所有权提供与现在基本上相同的保护。关于有了国家，自发的、分散的安排就不提供而且不能提供保护的说法，是国家对强制的垄断中所包含的一个同义反复，这个同义反复像其它同义反复一样，什么也证明不了。
其次，这一观点过高估计了“社会”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处理、塑造、调整、限制及重新分配产权而不至于招致它不愿接受的高代价后果。最近有不少国家狼狈地退出了“社会所有”，这一事实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第三，这一观点之所以错误还因为它歪曲了私人所有作为人、行为和宝贵资源之间的一种有力的和明确的关系的道德意义。这种选择责任人、代价承受人和选择受益人三位一体的关系，到了集体拥有所有权的时候就被割裂了。这就违背了人们必须对自己所做选择的后果负全责的要求。虽然我们往往不能保证达到这一要求，但达不到并不是违背的充分理由。因此，“社会”究竟选择私人所有还是选择集体所有，还是选择寻找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折中方案，并不是“社会”应该根据独立的理由决定的事情，“社会”不能不在乎要实现什么样的所有权，简而言之，不能不顾所有权的“意义”。
所有权的道德意义碰巧还有一个（不是偶然发生的）副产品。当个人所有本身所固有的道德要求得到满足之时，资源有效分配的某些必要条件也就因此而得到了满足：分配得好，分配者就受益；分配得不好，分配者就受害。所有预料到的未来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在理想的竞争条件下的相等，也许是个不难理解的目标，但愿这是因为它仅仅凭感觉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然而对于私人所有来说，对寻求这种相等的刺激至少比对寻求任何其它目标的刺激更强烈。在集体所有条件下，对于负责选取目标的人来说，其它目标则更有理由处于优先的位置。
这一点对于那些要求政治制度能够促进经济效率的人应该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严格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却不那么重要，因为严格的自由主义理论仅仅间接地涉及到经济表现问题，它把这个问题留给了个人选择。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满足严格的自由主义的道德要求，实际上也是经济效率的一个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