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吉罗克斯(1943-)是一个青年教育学教授，他向来比较刻薄，并持不同意见。他广泛地发表文章，还出了几本书，有一本被巴西的教育家保罗·费赖尔作了介绍。几个系主任和特别委员会一致推荐他在大学任教。然而，最终要由大学校长约翰·西尔伯拍板定论。他是一个对民权没有什么贡献的保守分子。他说，“把亨利·吉罗克斯赶出波士顿大学将是一件乐事，”他派一个新保守分子奈森·格莱泽做特别委员去对所有其他委员和推荐进行审查。格莱泽写文章对吉罗克斯进行了蛮横的政治攻击，认为他属于一个政治“宗派”，在高等院校不会有立足之地。尽管西尔伯在特别委员会的投票选举中以二比一胜了格莱泽，他还是接受了格莱泽的建议，免了吉罗克斯的职位。
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报道这件事——而且波士顿大学还是一个大城市的名牌大学。因为涉嫌政治而被免职在哈佛和普林斯顿都可能制造新闻；在波士顿大学的一些类似的事情可能引发一些短时间的议论。但是，当一个青年教授由于政治原因被从坐落于俄克拉何马州韦瑟福德的西南俄克拉何马州立大学解雇出去，或者甚至是从日常新闻地带之外的著名的大学，像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解雇出去，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在当地社区之外，几乎没有人会知道，也没有人会关心。
概述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有关大学教师生活的事例：保罗·皮可恩(1940-)翻译、编辑并且写一些有关欧洲社会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不仅在他主编的杂志《泰勒斯》上大量发表文章，还在其他任何地方发表；他那些常常被选编的随笔、短论是用六种语言写的。他是一个真正勤奋而又精力充沛的学者和编辑；他写过一部有关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的获奖的著作，是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他在一大帮学者的热情支持下来到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谋一教职，这些学者包括丹尼尔·贝尔(“我将毫不犹豫地推荐皮可恩先生获得更高一级的职位并保有教职……在对美国社会学的思考方面[他]已经最先努力拓展了一个更大的哲学向度”)，赫伯特·马尔库斯(“……皮可恩教授的著作一直是最重要的”)，于尔根·哈贝马斯(“……试图发展一种社会理论的哲学家中最有影响的一个……我高度敬重保罗·皮可恩的著作及其鼓舞人心的影响”)。
皮可恩所在的系科评价了这些学者们的举荐，并一致表决授予皮可恩教职，表示“在他的专业领域，他是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并在国内外都享有声誉……他是一个特别有影响的学者和研究员……他的出版物……在很多方面都是才华横溢的……华盛顿大学能有这样一个高智能的、杰出的人物真是荣幸之至”。
华盛顿大学却坚决表示有这样一个人是大学的不幸。他们拒绝授予皮可恩职位；拒绝他为自己的呼吁，甚至拒绝他恳求为自己呼吁。面对学者们对他的举荐，行政部门认为皮可恩已经游离主流太远；一个系主任在审查了他的材料之后声称，他的贡献“和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之间的关系是可疑的，”仿佛主流是惟一的潮流。也就是说，和我们一起漂游在主流之中，否则就滚蛋。皮可恩再也没有找到另一个稳定的岗位。当然，在其他任何一个地方，这一切从来都没有能引起片刻的关注。”
社区大学的情况更糟。在那里，学术自由的传统几乎不存在。而且，在所有高等教育中，能够引起注意的事例都必然是包含委员会和行政部门会面并写出推荐信的那些职位。然而，不断增加的大学教师(也许占了全国教职员人数的三分之一)都没有在大学里谋到一个长久的职位；他们常常兼职教书，或者和大学签订仅仅一年(可以续签，或不可以续签)的合同。让这些人离开学校不需要任何委员会的报告或介绍信；他们被免了职，除非重新被聘用。这样，他们在专业化的压力面前就变得特别脆弱；离失业只有半步之遥，他们正申请失业救济金(他们经常没有资格领取救济金)。
社会学家以及更冷静的保守派承认左翼教授首先是教授。一个社会学家说，大学的迅速膨胀意味着许多年轻的教授都是来自60年代的学生运动，这是一种本可能导致危机和时代冲突的形势。然而，没必要烦恼；有一点已经很清楚，“由现成学院大力支持的有关大学教师的常规政策已经重新肯定了政策本身。”
这是一些保守分子已经得出的一个结论。由保守分子智囊团，胡佛研究所出版的《大学里的激进派》一书承认，自从激进派1968年占领了现代语言学会(MLA)以来，一切都没有改变。“回想起来，激进派在1968年取得的惊人的成功已经证明是暂时的。今天的现代语言学会和1968年以前的没有什么不同。”一个混进美国哲学学会的一次会议的保守分子感到一种让他愉快的惊讶：激进派几乎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