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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南京安魂曲
作者：（美）哈金
译者：季思聪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0-1
ＩＳＢＮ:9787539946825
所属分类:图书 > 小说 > 社会
图书 > 小说 > 外国小说 > 美国
编辑推荐
★一部震撼民族灵魂的史诗作品！
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哈金阔别大陆10年首度回归之作！
★哈金先生先后荣获海明威文学奖、福克纳文学奖、美国国家图书奖、普利策小说入围奖等国际奖项，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华裔作家！
★著名作家余华先生近年来第一次亲笔写序推荐！
“我衷心希望大陆有更多的读者了解这部伟大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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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推荐
1937年12月13日，时为国民政府首都的南京城沦陷，国民党部分官员弃城逃亡，南京即将面临着血腥的屠杀……
金陵女子学院成为国际安全区内专门收容妇女儿童的难民营，美国女传教士明妮·魏特林临危受命、进行了抵抗日军暴行、保护上万妇女和儿童、成立家庭工艺学校等人道主义行动。《南京安魂曲》写出了悲剧面前的众生万象和复杂人性，文章中的侵华日军的战争暴行，恐怖的日日夜夜，人性的怯懦和黑洞，夹杂在亲情与民族大义之间的挣扎，得以真实而全景地再现。
作者简介
哈金（Ha Jin）
美籍华裔双语作家。1956年生于中国东北，14岁参军，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后于山东大学取得美国文学硕士学位，并于1986年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英语系教授，主要教授创意写作、移民文学和诗歌学方面的课程。其主要作品《等待》和《战争垃圾》等，在美国主流社会引起巨大反响和广泛好评，曾两度入围普利策小说奖，并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等诸多奖项。哈金被公认为美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华裔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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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给丽莎，她也生育了这本书。
南京安魂曲
我们的安魂曲
我只用一个夜晚就读完了哈金的新作《南京安魂曲》，我不知道需要多少个夜晚还有白天才能减弱这部作品带给我的伤痛。我知道时间可以修改我们的记忆和情感，文学就是这样历久弥新。当我在多年之后找回这些感受时，伤痛可能已经成为隐隐作痛——那种来自记忆深处的疼痛。身体的伤疤可以愈合，记忆的隐隐作痛却会旷日持久。
我想，哈金在写作《南京安魂曲》时，可能一直沉溺在记忆的隐隐作痛里。他的叙述是如此的平静，平静得让人没有注意到叙述的存在，可是带给读者的阅读冲击却是如此强烈。我相信这些强烈的冲击将会在时间的长河里逐渐风平浪静，读者在此后的岁月里回味《南京安魂曲》时，就会与作者一起感受记忆的隐隐作痛。
这正是哈金想要表达的，让我们面对历史的创伤，在追思和慰灵的小路上无声地行走。在这个意义上说，哈金写下了他自己的安魂曲，也写下了我们共同的安魂曲。
哈金早已是享誉世界的作家了。他出生于辽宁，在“文革”中长大，当过兵，1981年毕业于黑龙江大学，1984年获得山东大学北美文学硕士学位，1985年留学美国，他是改革开放后最早的出国留学生。这一代留学生拿着为数不多的奖学金，一边学习一边打工糊口，还要从牙缝里省下钱来寄回国内。哈金可能更加艰苦，因为他学习打工之余还要写作，而且是用英语写作。他对待写作精益求精，一部小说会修改40多次，这部《南京安魂曲》也修改了这么多次。
我拿到这部书稿时，《南京安魂曲》的书名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这是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作品。我心想，哈金又在啃别人啃不动的题材了。虽然我已经熟悉他的写作，虽然我在他此前的小说里已经领略了他驾驭宏大题材的能力，我仍然满怀敬意。
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无法愈合的创伤。侵华日军于1937年12月13日攻陷当时的首都南京，在南京城区及郊区对平民和战俘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规模屠杀、抢掠、强奸等战争罪行。在大屠杀中有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日军杀害，南京城的三分之一被日军纵火烧毁。
在这简单的词汇和数字的背后，有着巨浪滔天似的鲜血和泪水，多少凄惨哀号，多少生离死别，多少活生生的个体在毁灭、耻辱、痛苦和恐惧里沉浮，仿佛是纷纷扬扬的雪花那样数不胜数，每一片雪花都是一个悲剧。要将如此宏大而又惨烈的悲剧叙述出来，是一次艰巨的写作。而且对于文学来说，光有宏大场景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叙述出这样的场景里那些个体的纷繁复杂。哈金一如既往的出色，他在看似庞杂无序的事件和人物里，为我们开辟出了一条清晰的叙述之路，同时又写出了悲剧面前的众生万象和复杂人性。
《南京安魂曲》有着纪录片般的真实感，触目惊心的场景和苦难中的人生纷至沓来。哈金的叙述也像纪录片的镜头一样诚实可靠，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他的写作从来不会借助花哨的形式来掩饰什么，他的写作常常朴实得不像是写作，所以他的作品总是具有特别的力量。
金陵女子学院是哈金叙述的重点。一所美国人办的学校，在南京被日军攻陷之后成为难民救济所。成千上万的妇女儿童和少数成年男子在这里开始了噩梦般的经历，日军在南京城的强奸杀戮也在这里展开，而中国难民之间的友情和猜忌、互助和冲突也同时展开。这就是哈金，他的故事总是在单纯里展现出复杂。《南京安魂曲》有着惨不忍睹的情景，也有温暖感人的细节；有友爱、信任和正义之举，也有自私、中伤和嫉妒之情……在巨大的悲剧面前，人性的光辉和人性的丑陋都在不断放大，有时候会在同一个人身上放大。
这部作品的宏大远远超出它所拥有的篇幅，想要在此作出简要的介绍是不可能的，也许可以简要地介绍一下作品中的人物，那也是捉襟见肘的工作。
明妮·魏特林，作为战时金陵女子学院的临时负责人，是故事的主角。这是一位无私的女性，她勇敢而执着，竭尽全力与日军抗争，努力保护所有的难民，可是最后却遭受了妒忌和诽谤。故事的讲述者安玲，她的儿子战前去日本留学，娶了一位善良的日本女子，战争期间被迫入伍来到中国，作为日军战地医院的医生，这位反战的正直青年最后被游击队以汉奸罪处死。安玲在战后出席东京审判时与自己的日本儿媳和孙子相见不敢相认的情景令人感伤。
而感伤之后是感叹：人世间的可怕不只是种种令人发指的暴行，还有命运的无情冷酷，而命运不是上帝的安排，是人和人之间制造出来的。
余华
2011年8月26日
目录
我们的安魂曲
第一部 首都沦陷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第二部 慈悲女神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第三部 诸种疯狂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第四部 此恨绵绵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尾声
五十一
五十二
作者手记
致谢
第一部 首都沦陷
本顺总算开口说话了。我们聚在饭厅里，听那孩子讲了整整一晚上。他说：“那天下午，魏特林院长要我把进咱们难民营随便逮人的情况报告给拉贝先生，我就去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到那儿时，被两个日本兵拦住，一个用刺刀对着我的肚子，另一个把枪戳在我的背上。他们把我的红十字袖章扯下来，朝我脸上打了好几拳。然后他们把我押到了白云寺。庙里边有个池塘，水里有不少鲤鱼和鲈鱼。和尚们早都跑光了，就剩两个老的，已经被他们打死，尸首给扔在厕所里。日本兵想捉鱼，可又没有网。有个当官的朝池塘里把手枪子弹打光了，也没打中一条鱼。另一个往水里扔了几颗手榴弹，轰隆隆一阵巨响之后，鲈鱼、鲤鱼都被震昏了，肚皮朝上地漂在水面上。日本鬼子用刺刀戳着我们四个中国人，命令我们脱掉衣服下水，把鱼都捞上来。我不会游泳，怕得要命，也只好跳进池塘去。那水冰冷刺骨，幸好只有齐腰深。我们把所有半死的鱼都捞上岸，日本兵用枪托砸鱼头，把鱼打死，拿麻绳穿了鳃，串成串儿，系在扁担上，让我们给抬到他们兵营去。那些鱼都很大，每条至少十二三斤。
“日本兵晚饭吃炸鱼，可什么也不给我们吃。不仅不给吃的，还让我们赤手去捡他们骑兵留下的马粪。天快黑时，他们又把我们押到一个弹药库去装卡车。加上已经在那边的，我们共有十一个中国人在给他们干活，负责把子弹箱都搬上卡车。装完之后，他们又要我和另外三个人跟车去下关。那一带那么多房子都被烧了，看得怕人，很多房子的火还在烧着，火苗子劈里啪啦，烧得呼呼响。一路上的电线杆子都起火了，就像一根根大火把似的。没毁的只剩下扬子旅馆和一座教堂了。卡车在一个小斜坡停下，我们又从车上往下卸弹箱。岸边不远处集中了好大一群人，上千都不止，里边有中国士兵，也混着很多老百姓，还有女人和孩子。有几个人在人群里举着白旗，旁边一棵树上悬挂着一条白单子。离人群不远的路堤上，停着三辆坦克，坦克上的炮塔就像倒扣的大盆子，炮口都对着人群。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些日本兵围着插在地上的一面战旗坐成一圈，从一个用稻草席子裹着的大桶往外舀出米酒喝着。一个当官的走过来，大吼了几声命令，可是机关枪旁边那些当兵的，你看我我看你，都没行动。那当官的发火了，一把拔出刀来，用刀背猛剁一个当兵的，啪，啪，啪！然后，他的眼光又落在我们几个蹲在旁边的中国苦力身上。他把刀一举，发出一声狂吼，冲着我们当中最高的一个扑过来，一刀劈掉了他的脑袋，两股子鲜血喷向空中足有三尺高，那人一声都没来得及哼出来就倒了下去。我们全都跪倒在地，不停地磕头，求他饶命。我吓得尿了裤子。
“机关枪旁边的士兵先是目瞪口呆，接着一挺机关枪先开了枪，然后是另外两挺。其他地方的机关枪，紧跟着也都响了起来，坦克也跟着开了火。人群炸了窝，连喊带窜，可是挤得太密，每一颗子弹都能射穿好几个人。不到十分钟，他们就全倒下了。一群士兵跑过去，看见没有断气的就用刺刀刺死。我吓坏了，止不住地发抖和叫喊。旁边一个工友一把抓住我的头发狠命一摇，说，‘不要出声！别把他们引过来。’我才住了声。
“我们跟着卡车回来，给日本兵搬运他们的‘战利品’，主要是家具。他们并不是什么都留，很多东西都被扔进他们营部前的火堆里。火堆上，插在钢条上烤着的有猪有羊，还有分成一块块的水牛，火上还烧着几个滚开着的大锅，到处飘着烤肉的味道。那天夜里，他们把我们锁在一间屋子里，给了每人一个饭团和一杯水。后来两天，他们把我们押到中央大学那一带，还是给他们搬运“战利品”。他们把每一处房子里值钱的东西抢光之后，就一把火把房子点着烧掉。有个日本兵还带着撬开保险箱的工具，不过他们一般不用工具，就在保险箱底部铁皮比较薄的地方安颗手榴弹把它炸开。他们很喜欢手表和珠宝，所以专找那些东西。有个很年轻的家伙还抢来一部婴儿车。我弄不明白他要那个干什么用，他年纪轻轻不像有孩子的。
“后来，他们带了我们六个人出了城，向东到了句容，我们在那边干了一天，运炮弹和弹壳。到了晚上，他们把我们几个放了，说我们可以回家了。我们已经快累垮了，摸黑往回赶，也走不快，第一天夜里只走了三十里。一路上，所有的水塘，所有的小河里都有死尸，人的尸首，动物的尸首，水都变了颜色。渴极了的时候，我们只好喝那些臭水。天哪，我到现在还忘不了那些腐烂尸体的恶臭。有的尸体，可能是因为他们身体里有气膨胀，眼球都暴出眼眶好远。我们还看见一个女人的尸体，一只脚没有了，黑色的血水还从伤口往外渗着，另一只脚上穿着小小的花鞋——是个小脚。好些女人下半身光着，日本鬼子强奸完又把她们刺死了。每次经过一堆尸体，我的腿就抖得不听使唤。
“我们不断地被日本兵拦住。幸好，放了我们的那个当官的给我们写了张字条，所以一路上那些哨兵没有把我们逮起来，放我们回到了南京。有个同伴，拉肚子拉得脱了水，再也走不动了，我们什么办法也没有，只能把他留在路边，他现在一定没命了。离他不远的地方我们看见一个小孩子，也就两三岁，坐在废弃的汽车站旁边，饿得哇哇大哭。我给了他一块饼，可他还没来得及吃，走过来四个日本兵，用皮靴在他身上踢来踢去。有一个鬼子掏出家伙来，对着孩子嘴里撒尿，听那孩子哭声越来越大，那几个鬼子却哈哈大笑。我们不敢再待着看下去，赶快走开了。我想另外三个鬼子也会往那孩子嘴里撒尿的。他们不杀他就是他的运气了。
“天哪，人命突然之间就变得不值钱了，死尸到处都是，有些尸体的肚子被切开，肠子都流了出来，有的被汽油烧得半焦。鬼子杀了那么多人，把小河、池塘、水井都弄脏了，连他们自己也找不到干净的水喝了。就连他们吃的米饭都发红了，因为都是用带血的水煮的。有个日本伙夫给了我们几碗米饭，我吃完以后，好几个钟头满嘴都是血腥味儿。说老实话，我根本没想到还能活着回来，还能再见到你们。到现在，半夜里我的心还乱跳呢。”
一边听本顺讲，我一边把他说的都记了下来。
一
“早上好，安玲。”我走近主楼的时候碰上了明妮，她向我问好。主楼是金陵女子学院里最大的一座建筑。我俩接着一起朝吴校长在南山宿舍楼的寓所走去，我们三人已经约好在她那里吃早饭。十一月底的空气有些凛冽，我能看见周围人们嘴边呼出的白气。一大群野鸭嘎嘎叫着向北飞去，一双双翅膀好像一对对小桨在划动，很快它们就消失在铅灰色的天空中了。大块大块厚重的乌云，蕴涵着浓浓的雨气，这也意味着，日本轰炸机今天不会来了，所以，尽管天气又阴又冷，人们见面却会打招呼说，“多好的天哪”。一个阴霾的天气，让所有的人都心情好了一些。
吴校长在收拾行李，想挑出学校要紧的文件随身带走。有几个教师也在准备离开，可是很多职工无处可去，他们也在忙着，把食物和值钱的东西收藏好。明妮什么东西也没收拾。作为学院的教务长，她想留下来。她对我说：“我不怕丢什么，豁出去了。”
吴校长兴致勃勃地在等我们。桌上摆着法式面包片，一条黄油在小碟里放着，还有一小瓶果酱和一小罐蛋黄酱。一看到西式早餐，明妮的眼睛发亮了，惊道：“嗬，每天早上稀粥就盐水花生我都吃了几个星期了。你打哪儿弄来的这些好吃的？”
“蒋夫人昨天送我的。”吴校长答道，一边用指尖正了正眼镜。她经常去见第一夫人，因为她们都受过美国教育——蒋夫人读的是卫斯理学院，吴校长是在密西根大学取得的昆虫学博士学位。她是蒋夫人当会长的战时妇女救济会中的一员，不断地召集各种大小集会，为国军和孤儿院等筹集捐款。吴校长年纪不大，已经是名人，她是第一位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的中国女性，又是金陵女子学院首届五位毕业生之一。一九二八年，民国政府规定，外国人在华创办的所有大学和学院，都必须由中国公民来担任校长，于是她接替了丹尼森夫人，当上了金陵女子学院的校长。“请坐吧，咱们边吃边谈。”吴校长招呼着我们。她身穿一件黑色丝绸衣服，领口那枚铜纽扣很像一枚大金币。一双眼睛明亮动人，颧骨挺高，虽然将近四十岁了，可她看上去还年轻得很，大概是因为她一直没嫁人，从来没有小孩子和家务负担的原因吧。
我用暖瓶里的开水冲了三杯奶粉，给吴校长和明妮一人一杯。
“谢谢。”明妮边说边在面包片上抹上一层薄薄的果酱和蛋黄酱，咬了一口。“嗯，真好吃！要是有加火腿、奶酪和蘑菇的黄油炒蛋就好了。”她的国语略带口音。“真想吃一顿中西部的丰盛早餐啊。”
“我也是，”吴校长说，“好想吃熏咸肉。”
我们都笑了。我喝了一口热奶，味道浓香，有点儿甜。真想省下来给我那两岁的外孙帆帆喝。
我们学校在纽约的董事会刚刚来了指示，要吴校长也跟着最近迁往成都的学校一起到西南大后方去，而明妮·魏特林，按照她自己要求的，作为代理校长留守南京。吴校长要我也留在这里，协助明妮管理学校，我答应了。我们三人需要好好商量一下保护校园的各种计划。学校保险柜里的贵重物品都放进了一个大皮箱，回头送到美国大使馆去。我们担心这些东西会遭到军队的抢劫，那些大兵军纪很差，到了溃败和急眼的时候，就更是无法无天了。
“我听说，大使馆马上要撤退到班乃号上去。”明妮说的班乃号是美国的一艘炮艇。
“没关系，”吴校长摇了摇她的牛奶，喝了一口说，“我们的东西交给他们保管会比较安全。”
“咱们的现金藏在哪里好呢？”我问她。
我们都明白，很快就没有银行会开门了，而且会发生全面的物资短缺。吴校长微微一笑，建议我们只留一百元在保险柜里，其余的四千多元，藏在只有我和明妮知道的几个不同地方。
明妮问我：“丹尼森夫人的银器也在保险柜里吗？”
“是的，我们把它们放哪儿呢？”我说。
“是很贵重的银器吗？”吴校长问。
“我不知道。”我摇摇头。
“那是她嫁妆的一部分，”明妮回答说，“很精致的一套，大概值四百元。”
“把它放进箱子里。”校长说。
明妮简要地对我们介绍了一下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这个难民救济会，是由一些在南京的外国人建立的，他们不顾自己国家大使馆的催促，不肯撤离。位于南京市中心的安全区占地近四平方公里，曾是外国大使馆、领事馆和一些教会学校最密集的区域，现在这块地方将变成一个中立区，为非战斗人员提供庇护。当时的中国政府支持这些外国人的努力，向他们提供了八万元现款和四十五吨大米和面粉，用以建立难民营。感谢老天，长江流域今年的大米收成很好，所以南京城里大米充足。不过，车辆却非常短缺，经常被军队随便征用，中立区虽有配给的粮食，却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来运输。如果不是委员会的干预，一些撤退的部队还差点儿将储存在下关江岸附近的数百吨大米付之一炬。蒋委员长自己也掏出十万元给委员会，不过到这时刚送来四万。委员会通过美国大使馆和日本当局交涉过，但日本方面没有直接对中立区作出承诺，只是说，皇军将“在与其战事需要不冲突的前提下，尽量尊重安全区的中立”。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由十五位来自美国和欧洲的人士组成，大多是传教士，也有一些商人和大学教师。主席是五十五岁的约翰·拉贝，他是德国人，是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西门子公司为南京城市建造了全城电话系统，为发电厂维护机器，并为我们的几家医院提供了现代化设备。拉贝还办了一个规模不大的德语学校，他把学校连同他的住宅，一起向难民敞开了大门。委员会里没有女性成员，因为很显然她们可能会碰上难以想象的危险，比如直接和日本兵面对面。不过，还是有两名美国妇女参与了救济工作，一个就是我面前的明妮·魏特林，另一位是霍莉·桑顿——一个兼职的英语播音员。我很喜欢霍莉，她四十岁，是个寡妇，已经加入了中国国籍。明妮和霍莉两人都是约翰·马吉牧师领导的南京国际红十字会的成员。有好几个美国人，既是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又是红十字会的成员。
听了明妮介绍的救济工作情况，还有金陵女子学院的校园将被用来收容妇女儿童难民的前景，吴校长低下了头。她那一头短发剪得比平头长不了多少，眼睛黯淡了，渐渐涌上泪水。她沉默了一会儿，对明妮说：“你觉得怎么合适、怎么必要，就怎么做吧。我忍不住想起十年前，外国人在这里的遭遇。现在，倒只有一群外国人可以帮助难民。真令人羞耻啊。”
吴校长想起的是中国军队对外国人的暴行。一九二七年三月，几支中国军队对城里的外国人大肆施暴，抢劫、放火，摧毁他们的学校和住宅。有些士兵殴打外国人，还强暴妇女。有一小队人闯进金陵学院，从生物实验室抢走了几台显微镜，还抢了教员的私人用品。在南京大学，有六个外国人被枪杀。我还记得有几个传教士怎么样爬下城墙，奔向美国和英国的战舰。那些战舰向城里开了炮，来阻击中国军队接近一群被困在山头上的外国人。所有的西方人都先后逃离了南京，明妮和我们学校其他的外国教员逃到青岛，不敢再回来教书。当时觉得他们来华的使命就此终结了，可是六个月以后，他们中间有些人又返回来了。明妮是第一个回来的，她要继续完成一座宿舍楼和玫瑰园的修建。
二
明妮到美国大使馆送皮箱去了。瑟尔·贝德士骑着自行车到我们学校来检查救济工作的准备情况，顺便收集一下学校附近一些妇女们制作好的红十字会旗子。他身着华达呢大衣，脚蹬一双劳动靴，使他看上去带几分英气。他身高一米七五，体形偏瘦，戴个近视镜。他告诉我，安全区内计划一共设立十九个难民营，不过，除了我们学校，只有南京大学的宿舍楼是专门接收妇女和儿童的难民营。瑟尔还捎来了一些信件和一捆《字林西报》，这是我们学校教员订阅的一份英国报纸。自从日本人八月份侵占上海，报纸就总是晚到两个星期，一来就是一捆。
瑟尔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们学校大多数教员已经跟着国民政府撤到内地去了。他在耶鲁大学拿到中国历史的博士学位，会说汉语、日语和俄语。我丈夫在战前曾经和他共过事，所以我认识他已经好几年了，很喜欢他这个人。我陪他察看了几个大教室，里边的桌椅都搬走了，腾出地方来准备接收难民。我告诉他，按照一个人占地一点五平方米的估计，我们最多可以接收两千七百人，不过，我们觉得接收两千人，会比较从容。他微笑着点点头，棱角分明的脸上显出些微皱纹。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下数字，派克水笔在他有劲的手中一闪一闪的。我们走过院子时，他头歪向院子当中在地上铺展开来的一面九米多长的美国国旗，那是给天上的轰炸机看的，告诉它们这里是美国的财产。
“这办法不错呀。”他说。
“哎呀，花了我们一个多月才做好的，”我告诉他，“这种时候，找到一个能干的裁缝可不容易。那个裁缝一开始把星星放到右上角去了，费了好大劲儿才把它们都换到左边去。”
瑟尔咯咯地笑了。他咂了咂舌头，“你们这片小天地多么漂亮啊。”金陵学院以它美丽的校园著称，校区里种植了各种各样的林木花草，每年秋季，这里都会举办花展，可惜今年没有花展了。
突然，防空警报响了起来，好像一大群人在哭丧。人们开始向防空洞跑去。“咱们去那里躲躲吧。”我指着小教堂对他说，那座楼里有个地下室。
瑟尔摇摇头。“我等看见炸弹掉下来再躲也不迟。”
我拉住他的袖子说：“快走吧，就当检查工作了。你得看看我们的防空洞，对不对？”
“这是假警报。”
近来假警报太多了，所以人们都不把第一级警报当回事了。不过，就在这时，第二级警报响起来了——更短促，更急速，这是告诉你，必须躲进地下。更多的人跑起来。瑟尔和我刚刚跨出学校的前门，就听见我们东边两三里远的住宅区一带响起了爆炸声，像是在西华门附近，那是满族人的老城，现在是贫民区。冲天的白烟升起来，高射炮这时开火了，炮弹像一团团黑色的花朵在空中绽放。
“咱们就去那里吧。”我边说边带着瑟尔走向最近的一个防空洞。一阵高射炮弹的碎片刷刷地从树梢间落下来，砸到屋顶上，有一些落在我们脚前，扬起一股尘土。
防空洞里，一些妇女怀里抱着婴儿，身边坐着大一点儿的孩子。一位母亲呵斥着她的几个孩子，不许他们在洞口朝外看。角落里，两位老人坐在马扎上，伴着豆油灯，对着一副棋盘厮杀正酣，仿佛他们常在这里消磨时光，全神贯注地对弈已经好长时间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像炸鱼的味道。瑟尔和我坐下来后，我对他说起坐在周围的那些妇女，“现在她们对空袭都习以为常了。刚开始的时候，她们连大气都不敢出，说是飞机上有一种仪器，能探听到地上说话的声音。”
瑟尔哈哈大笑。笑过之后，他说：“这么轰炸住宅区，真是太可恶了。我要向日本大使馆提交抗议。”
“那些飞行员轰炸平民一定挺开心，”我说，“混账东西，他们应该明白这是犯罪！”
“如果日本战败，我相信他们中有的人会被送上法庭的。”
我不知道这场战争会是什么结果，没再说话。我转身去看一个正在用锥子和麻绳纳鞋底的老太婆，她的食指尖上裹着胶布。
没一会儿，瑟尔又说：“这里只能看见老人、妇女和孩子。”
我没吱声，知道有些外国人对中国人表示怀疑，尤其对我们中间那些社会精英和受过教育的人，他们大多数都走掉了。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随着国民政府逃往西南和内地？为什么他们没有留下来，和军人一起作战？就算不上前线，至少干些事给军队鼓鼓士气，或者照顾照顾伤病员也好啊。怎么这仗好像只是靠那些穷人和弱者在打？对于这种质疑，我丈夫和我都无法争辩。这些天来，我脑海里怎么也摆脱不了那些在城里看到的新兵，很多还是十几岁的孩子，一看就是乡下来的，面有菜色，目不识丁，照料自己都不行，送他们上前线，除了当炮灰送死没有别的。
警报解除之后，瑟尔骑车离去了，我便朝办公楼走去。快到楼前的时候，看见明妮正在大门前跟大刘说话。大刘身高一米九，高大得好像一名很久前就退役了的篮球队员。我走上前去和他们打招呼。
大刘正在请求明妮允许他们一家人搬进我们校园。明妮从去年春季以来一直在跟他学古文，对他十分信任，所以她答应了他的请求。我很高兴，因为大刘是个头脑清醒、富于机智的人，又懂英文，给外国人教授中文已经好些年了。有他在旁边，是件很不错的事。
“谢谢你，魏特林小姐。”大刘声音洪亮地说道。
“叫我明妮。”她提醒他说。
“明妮。”他一脸严肃地重复。
我们都笑了。这边很多人管明妮叫“魏特林院长”，这一称谓似乎让她不大自在，当然，不熟的人这么称呼，她也不会反对。
这时明妮想起一个主意，她眨着褐色的大眼睛，对大刘说：“干脆，你替我们工作吧。我们的秘书孔先生回乡下老家了，现在我们有几百封信都没回呢。”
“你要雇我？”大刘问道。
“没错，做我们的中文秘书。”
“此话当真？”
“她现在是校长啦。”我告诉他。
“对啦，我任命你啦。”我从明妮的声调里听到一种激动。显然，她对自己的新角色十分骄傲。
“好极了！我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大刘粗犷的面孔顿时发光。
大刘一直在找工作，有个十几岁的女儿和一个更小的儿子需要他养活呢。他下个星期一就开始上班，薪水暂定每月二十五元。和大家相比，这可真算不少了，因为我们所有人的薪水都削减了百分之六十，明妮现在每个月五十元，我是三十元。她建议他们全家住到东院去，那是校园东南角的一个四合院，明妮十年前监工修建的，原来是为用人设计的住房，由于建造得太好，以至于有些中国教员抱怨说，那里的环境比他们自己的房子都高级。我们家也住在东院，这样一来，刘家就成了我们的邻居。
我们三人正说着，就看见我们的商务经理白路海来了，朝着明妮招手。他那头衔听上去挺不得了，其实他主要是处理校外的生意，校园内的后勤大多由我管理。这位年轻人有点儿跛，快步走过来，有些上气不接下气。他说：“蒋夫人把她的钢琴和留声机给我们送来了。”
“哦？白送？”明妮问道。
“是的。”
“东西在哪儿？”我问。
“正在音乐楼门前往下卸呢。”
“咱们看看去。”明妮说。
我们四个人一起向音乐楼走去，小教堂也在那座楼里。我感到蒋夫人一定是在撤离了，这感觉让我心里不是滋味，因为这就证实了蒋家秘密撤离的传言。不知道吴校长对他们要走的计划知不知情。蒋委员长的撤离会不会影响守城的部队？士兵们会不会觉得被抛弃了？再一细想，我知道没有理由指望委员长留在作战前线。如果他被打死了，或被俘了，那才是灾难呢。
音乐楼门前停着一辆六轮卡车，五名士兵正抽着自制卷烟，他们的大衣都堆在地上。钢琴是一架鲍德温，已经被卸下卡车，看上去颜色已经发暗，用得很旧了，不过留声机还很新，放在牛皮箱里，配着亮闪闪的铜喇叭，还有两箱唱片。明妮掀开钢琴盖子，随意按了几下琴键。“音色很好。我们教堂做礼拜的时候用得着这家伙。”她说罢朝那几个士兵抬手示意，“请把它搬进去，放在风琴旁边。”
我们对这个馈赠感到挺高兴，可是我想不起来学校里有谁会弹钢琴。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这个。我的朋友霍莉是个音乐家，不过广播电台的事就够她忙活的。就连明妮也敲不出一段曲调来。她常说，她这一辈子都希望自己能会一样乐器，最好是大提琴。还是孩子的时候，她多羡慕那些课后可以去学艺术和音乐的同学啊。她的老家在伊利诺伊州的塞科尔镇，六岁时母亲就死了，她十来岁就得替当铁匠的父亲管家了。少女时代的缺憾感，她到现在似乎都还没有摆脱，仿佛那是一场她恢复不过来的大病。正因为如此，只要一有机会，她就会给金陵学院周围的穷孩子们上课，不仅教他们识字、算术和实用技能，还会教给他们一些娱乐活动，哪怕只是一支歌或一次球赛。为此我对她很钦佩，她的仁慈之心使她跟别的外国女教员不一样。
我要路海给五位士兵每人一包红屋香烟。这些年轻人随时可能上前线，所以我想让他们高兴一下。“我们刚好没有香烟了。”路海说。
“到我家去，找耀平要五包来。”我跟他说。
明妮说：“对呀，跟高先生说，他的老板有急用。”
他们都笑了，以为我在家里一定是说一不二的，其实哪是这样啊，我爱我丈夫，也尊重他，从来不把我的意愿强加给他。可能是我在学校里的工作要求我指挥大家做很多事情，所以给人留下个总要发号施令的印象。我告诉路海，“跟耀平说好，我们一买回烟来就还给他。”
路海乐颠颠地去取香烟了。
三
和往常一样，耀平一起床就点上烟斗，泡上菊花茶，边喝边看当地的《紫金山晚报》。都十二月了，报上还尽是婚礼启事——当爹妈的都急着要把女儿嫁出去，一旦日本兵打来，可以指望新郎和婆家保护新娘。我们的女儿丽雅，早上六点半就起来了，正在厨房忙活早饭，她的儿子帆帆还在床上睡着。她已经有了四个月的身孕，可是肚子还没显出来，动作依然敏捷。她爸爸想让她给我们生个外孙女，可我还是想要个男孩子——我喜欢女孩子，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女孩子比男孩子要遭更多的罪，更需要别人的保护，当父母的要不断地为她们担心。耀平是个话不多的人，一直在南京大学任历史讲师，可他没有跟着学校撤往四川，不愿意跟我们分开。再加上他患有低血压、眩晕症，还有关节炎，需要人照顾，所以他也无法长途跋涉去四川。除去这些，我们觉得全家在一起待在金陵女子学院里会更安全，日本兵不大可能攻击一所美国学校。可是我女婿，丽雅的丈夫，已经随着国军撤走了，他是军队里的情报人员。
洗漱完毕我就去看吴校长，她今天动身离开南京。她和我都是湖北武昌人，从她当校长时，我就为她工作了。
校园里看不见什么人影。九月初快开学的时候，只回来两个女生，一个月后连她们也离开了。接着，一些教员撤离去了武昌，他们在那边又开始给一小部分学生上课。一些外国教员暑假以后没有从上海返回。吴校长马上要和另外一些中国教职员工会合，加上二十来个学生，一起去四川，国民政府和很多大学都往那里转移了。她一看到我就说，“安玲，我把学校交给你了，帮着明妮照料好这里的一切吧。”
“我会尽力的。”我回答说。
“有空就给我写信。”她的脸上泛起了皱纹，像是努力要微笑，却笑不出来。
可以理解我就是她在这里非正式的代表了，因为明妮是个外国人，有些事情她无法处理。我们正说话间，明妮来了，微微有些气喘，两颊桃红，闪着健康的光泽。她拥抱了吴校长，还有娇小的会计范小姐，说我们很快就会再见到她们。脚夫已经把行李装上车了。我们没再耽搁，就朝学校大门走去，卡车在那里等着呢。
明妮和我没随他们一起去下关，知道开船之前她们得在那里等上几个小时。整个上午我们都很焦急，直到下午下起了毛毛雨，我们才松了口气，因为雨天日本轰炸机就来不了了。船上还装着四百多个故宫艺术珍品的箱子，吴校长和范小姐上的这艘船，很可能是比较危险的。明天早上她们会经过芜湖，过了那个小城市，敌人的飞机就不大可能轰炸到她们了。
昨天晚上，范小姐把保险柜的密码告诉了我和明妮，我们把现金都拿出来，分别藏到了几个不同的地方。
霍莉他们的电台解散了，她就和我们一起工作，住到我们这里来了，这让我很高兴。除了明妮，霍莉是校园里仅有的外国人，而且她钢琴、风琴都会弹。这就是说，我们教堂可以照常做礼拜了。近日来，她时常在夜晚去下关帮助照料伤兵，有时候我会和她一起去，带上一些新做的衣服和被褥。我在教会医院里接受过护理培训，所以我学会了英语，学校的医务室有时候缺人，我也会去帮把手。
十二月七日晚上，霍莉开着她的迪索托小轿车带我和明妮去了下关。和我们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时一样，看到三百多伤兵躺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明妮感到又震惊又难过。他们大多受的是枪伤，很多人缺胳膊断腿。候车室让人觉得像一个临时太平间，不断地传来呻吟声，有些人在不停咒骂他们的长官。有个人乱甩着两臂在说胡话：“杀呀，杀呀！”大多数伤兵都光着脚，我不明白谁把他们的鞋袜都剥走了。也许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穿上真正的鞋子，因为很多来自南方的部队，都是穿着草鞋上前线的。
我们三人开始分发今天带来的几条薄被子。对那些呻吟不止的人，我们只能对他说，马上就会送他去医院，别的什么也做不了。在一个角落里，一个肩膀受伤的人躺在担架上，直瞪瞪地看着我和明妮，微笑着用平静的湖南口音说：“别让他们把我带走。”
“你想待在这里？”明妮问他。
“我太累了，浑身还没干呢。他们在大雨里抬我走了三天，从丹阳一直过来的。好多人死在了路上。去医院以前，我得歇一歇。”
我看见在他的担架下面，水磨石地面上聚起一个小水洼，马上意识到他身下的棉被一定湿透了。“我去去就来。”我起身走开，转了一圈想找些干的铺盖来，却根本找不到。在一间装满了没送出去的包裹的贮藏室外面，我看见两条旧麻袋，于是不管它们是谁的，就带回来了。我和明妮把那人的担架拉开几步远，把麻袋在担架旁铺开，然后帮他挪到这个临时拼凑的“床铺”上来。
“谢谢，谢谢你们，”明妮把担架上弄脏的被子摊开好晾干，那人一个劲儿地道谢，“你们真是太好心了。”他说完就闭上眼睛，好像就要睡着了。
明妮一声不吭地把他的腿放舒服一些，我把担架靠在他身旁，这样等被子干一些了，他自己可以再回到担架上去。我们还没转身，他又睁开了眼睛。“我碰见过另一位好心的外国人，”他喘息着说，仿佛看不见我长着一张中国脸。接着他声音提高了一点，“是个加拿大医生，在丹阳，隔一天来给我的伤口换一次药。每次都疼得我发疯一般地吼叫，可他从来不发脾气，总是拍着我的额头，让我平静下来。有一次，他还用一条暖和的毛巾给我擦脸。我跟他分开之前，对他说，如果我年轻一点儿，我会想要他做我的教父。多好的一个人啊。”
我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可能是个基督徒。明妮摸着他的前额说，“上帝会帮助你尽快好起来的。”
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起身离开时，我寻思如果不说假话，怎么能够安慰这些伤兵。他们身上尽是虱子和跳蚤，体力都耗尽了，很快就会化作中国的黄土。骤然而生的悲哀把我的心揪成一团，一下子使我眼泪盈眶，喉头哽噎，急忙冲出候车室，让凛冽的风迫使自己平静下来。上帝为什么让我们这块土地经受如此可怕的摧残？这些无辜的人们为什么要遭这样的罪？上帝什么时候才会对残暴的入侵者发怒？这些问题通常都盘桓在我的脑海里，此时此刻一下子都冒了出来，让我苦无答案。
明妮也出来了。“简直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的声音当中带着哭腔，脸上泪迹斑斑，“我从来没想到会惨成这样。”她头发凌乱，嘴唇扭曲，我沉默着拍了拍她的肩膀。
在外边待了几分钟后我们又返身进去。看见一个人，不过十几岁，用孩子般的声音喊着：“送我回家！死以前我要见我爹我娘！”他的眼睛受伤了，整个脸部除了嘴都裹着绷带。
明妮拉着他的手说：“他们很快会送你回家的。”
“别骗人了！骗子，骗子，你们全是骗子！”
她转过脸去。我去帮着霍莉往水壶里灌凉开水。大厅的另一边，好心肠的牧师约翰·马吉正在祷告。他每天晚上都到这里来，指挥一些年轻的志愿者来帮着照料这些伤兵，也为那些要死的人们做临终祈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