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森夫人谢了我，说她度过了一个开心的下午和晚上。我很高兴，但不知道这是不是意味着她会对我好一点儿。要是吴校长在的话，她可以在老校长和她喜欢的明妮之间调停，化解矛盾，可我不过是个领班的，不可能有那样的本事。我只想明妮和丹尼森夫人保持友好关系。我不但需要保证全家能留在金陵学院这个避风港，还希望我能在老太太发火时，能让她平静下来。
三十八
被关进监狱的国际救济委员会那六个人，赶上裕仁天皇过三十八岁生日两天前的大赦，在四月二十七日被释放了五个人。我们学校的那名兼职数学老师也在被释放之列，只有一个学生的父亲还在监狱里。放回来的人都得到命令，不准把在狱中经受的折磨讲出去，否则就会被再抓进去。其中一个人的手腕给打断了；另一个，脸部已经半麻痹，再也无法连贯地讲话。可他们谁也没透露自己的遭遇，都只是说能活着回来真算幸运。
私下里，其中一人告诉我，他经常坐“老虎凳”——两腿被紧紧捆在凳子上，行刑的家伙把一块块砖头塞进他腿下边；还给他灌辣椒水，灌得肚子都快爆了。一开始他拒不承认那些指控，但到后来，他们说他犯了什么罪，他都一律承认。他甚至招供：他帮助约翰·马吉和霍莉·桑顿贪污救济金，还独自一人偷窃了一辆军车，其实他根本不会开车。“我只是不想被那些畜生整死。”他一边说着，一边摇头，头上满是鳞癣，让我想起一只褪了毛的鸡。
“他们相信你的口供吗？”我问他。
“也许不信。有一次他们说，我骗了他们，就对我拳打脚踢，把我打昏了过去。”
“是谁动的手？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中国的狗腿子掌管刑讯室。有时候一两个日本军官也会露个面。”
日本天皇生日的那天，除了官方组织的活动，其他集会一律禁止。为了把女学生们管住，明妮宣布四月二十九日是“大扫除日”。随后，“自治政府”要求我们出一百个人，到城里参加“庆祝裕仁天皇生日”的活动。他们并没限定我们学校参加的人必须是青年学生，所以明妮认为我们应该从家庭手工艺学校选一百位妇女。可丹尼森夫人反对，说她们不是学生，不能代表金陵学院，她坚持要派女中学生。
我们一起商量这件事，所有的人，包括美国教师，都支持明妮的意见，因为我们知道，有些女孩子一肚子怒气，可能把“公众庆祝集会”看做是一种污辱。要是有人喊抗日口号，或唱抗日歌曲，就会给我们惹来大麻烦。还不止这些呢，爱丽丝和唐娜已经向我们报告，有几个女孩子正在谋划着抗议日本侵略的游行。我们可不想因为派她们去官方集会而把她们心中的怒火给点着，所以我们还是从家庭手工艺学校选了一百名妇女。
第二天早上，我们扛着写有“金陵女子学院”几个字的旗子正要出发，丹尼森夫人站在大门外，挡住了队伍。她对明妮说：“我不许你们打出我们的旗子，因为这些人都不是我们学校的学生。”
明妮做个鬼脸，但还是让步了。“好吧，那我们就不带旗子了。”
于是我们就把旗子留下来，继续上路进城去了。丹尼森夫人两手握住旗杆，一个人站在那里，看着我们渐渐走远了。远远看去，白绸子一飘一飘，遮住她单薄的肩膀。这时已是十点多钟，太阳升得老高，天气很热。女人们都知道我们是去参加“庆祝裕仁天皇生日”的游行，所以她们看去十分消沉，一声不吭地走着，有些人还低着脑袋。
为了防止有人抗议，也为了控制喝醉的士兵，城里边已经开始戒严了。我们站在三层飞檐、庙宇般的市政厅前边的广场上，每人发了一面纸做的小太阳旗。庆祝活动开始，首先检阅日本部队——一千人的骑兵、三路纵队的山炮、一个步兵团，先后经过主席台。每名领队的军官都举着闪亮的长刀，刀背抵着锁骨，带领自己的方阵前进。乐队奏出了《日本陆军军歌》。队伍经过检阅台时，军人们一起高喊“天皇万岁！”、“日本必定征服亚洲！”、“消灭敌人！”脚登高筒靴的两名日本将军和一些中国官员站在检阅台上，其中就有潘吉米，他是个高个子，文质彬彬，不过两眼有些上下不齐。他总是表白，他来当这个副市长，因为这是他能保护本地老百姓利益的唯一途径，但是重庆国民政府已经悬赏两千元要取他的人头。在整个庆典过程中，台上一些傀儡政权官员一直眼睛望着地板，尽管不时地也得鼓鼓掌。
其中一个官员叫冯殷民，形销骨立，一对招风耳，曾在东京大学获得考古学硕士学位。他发表了短短的演讲，虽很简捷，却都是空泛大话。他赞扬日本当局在城内恢复秩序和常态的努力，还强调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支持“东亚新秩序”。不到十分钟，他就高喊“天佑天皇！”、“日中合作万岁！”下台去了。接着，南京卫戍部队司令天谷少将通过翻译发表了讲话，他列举了让南京城的中国人受难的几条原因。其中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中国军队要对南京被毁坏负责，因为他们抵抗了以勇敢和无敌著称的皇军。一旦战败，中国官兵便消失在平民中间，利用妇女和儿童做掩护，这是很没有军人道德的。还有，蒋介石给全体民众灌输了对伟大的大和民族如此之深的仇恨，造成大多数民众对皇军充满敌意，拒绝合作或提供补给。更糟的是，城里到处都是狙击手，主要射击目标是日本军官。结果，很多指挥官只好穿普通士兵的军服，伪装自己。南京被攻占时，皇军别无选择，只能“处理掉”所有掉队和逃跑的中国军人；第二，从美国来的一些外国人，赖在这里不走，他们的在场，怂恿了中国人阻挠“胜利之师”。实际上是那些外国人，激怒了日本士兵去破坏军纪，向平民发泄他们的挫伤感，所以，那些西方人才是中国真正的祸害，应该被驱逐。
矮胖的将军戴着圆眼镜，胸前挎着两行绶带。他照着稿子念，两眼离手里那张纸和扩音器太近，以致听众几乎看不到他那张苍白的面孔。最糟的是，他的声音完全被那个油头粉面的年轻翻译给淹没，翻译的中文讲话倒更引人注意。
讲话之后，又举行了反共示威游行，这个我们学校来的人没参加，只是站在一边当观众。连蒋介石都成了举着俄国人的锤子和镰刀的头号共产主义分子，游行者在检阅台前列队，队伍中有人举着蒋的画像，上面画了大红叉。
庆祝活动一结束，我和明妮赶快就带着队伍返回了校园。美国大使馆的约翰·埃里森给金陵学院打来电话，再三提醒学校里所有的美国人都得提高警觉，这几天暂时不要到城里去。
我们也不许任何学生到城里去，当天下午就在校内举行了一次布道会。三百多人来到小教堂，其中还有女中的学生。布道会开始，先唱赞美诗《天父领我》。接着是明妮带领的祷告——为亚洲和欧洲的和平，为减轻中国人民承受的痛苦而祈祷。然后路易斯·斯迈思做了他在这里的最后一次布道，两天后他就要动身去成都了。他穿着灰色短袍，使他的肩膀显得更窄了。他读了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一、十二节，论辩说，正义遭到毁谤，正是美德的象征。他用抑扬顿挫的声调宣称：“真正的基督徒，在遭到恶人诽谤的时候，应该感到喜悦，因为主说，你们将因他的缘故被人仇恨。这种诽谤，就证明你们遵循了正道。事实上，所有邪恶的舌头都不能真正败坏你们的名声。他们能达到的，只是对你们秉承的正义不容置疑的验证。让诽谤者摇唇鼓舌浪费他们的唾沫吧，我们则怀着清白的良心做我们的事情。”他还讲了，上帝才是唯一够格对正义作出裁决的法官，他的裁断永远是公平的。
我看得出来，他仍然被那些关于他与日本人勾结的恶毒谣言所困扰。他努力地为穷人和弱者做事，应该得到尊敬，而不是中伤。他最近完成了对南京城和郊区小镇损失情况的调查，把调查过的结果写成了一本小册子，在上海的水星出版社秘密出版了。
布道会在赞美诗《我是一个朝圣者》的歌声中结束。之后，丹尼森夫人请路易斯吃馄饨晚餐，我、明妮，还有另外四个教工也一道参加了。
那天晚上，中学的女生们都动了起来。有的戴上了黑纱，还有的在室外高唱爱国歌曲。从南边传来阵阵轰隆声，同时，礼花在云间绽放，让人想到柳树的树冠、倒挂的豆芽。官方庆典闹哄哄的，让女孩子们愤慨。美燕领头，一群人开始唱《大刀进行曲》，那是二十个月前，在守卫上海的部队中流行的战歌。姑娘们手挽着手站成一排，随着节奏摇来摇去，同时放开喉咙唱道：“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她们唱着唱着，泪流满面，声音渐渐锋利刺耳。美燕比其他人高出半个头，在她们中间声音最大，还用一面小国旗打着拍子。
我们从餐厅的窗户往外看着她们。战歌唱完，美燕喊道：“打倒傀儡政权！
百十号人一齐响应：“打倒傀儡政权！”所有人的拳头都举向空中。路海竟也站在她们身后，用手按摩着后脖颈，仿佛要决定加不加入。我看得出他很激动，可他为什么只站在周围看热闹？他也参与这事了吗？
“血债要用血来还！”美燕又喊。
所有的人又一齐跟着她高呼。
“侵略者滚出中国去！
大家又跟着她一起喊。
丹尼森夫人说起美燕：“我喜欢那姑娘。真冲啊，能成为一个好领袖。”
“她是大刘的女儿，血气方刚。”明妮告诉她。
“是呀，有一天我在街上看见她和另外两个女孩一起在骂一个日本女人。”丹尼森夫人接着说，“和中国男人相比，我总是更佩服中国女人。”
“我们最好制止她们。”明妮说。不等老太太反应，她就出去了。我们几个也跟了出去。
明妮来到女孩子们跟前，说：“好啦，今天就到这里吧。都回宿舍去。”
美燕脸上燃烧着激情，跨步向前，激烈地说：“你干吗那么怕东洋鬼子？”
明妮吃了一惊，说：“我考虑的是你们的安全。要是日本人知道了，他们会开始调查，你们全都会有麻烦。”
“让他们来好了。谁还怕他们？”
“别说大话。”明妮警告说。
“闭嘴，美燕！”我说，几乎叫起来。
丹尼森夫人也过来干预了。“姑娘们，不要莽撞行事。听魏特林校长的话。这都是为你们自己好——她只是担心你们会受到伤害。”
“这里没有奸细。”另一个女孩说。
“那可难说。”明妮继续说。
姑娘们看看四周，看那几个傀儡政权官员的女儿在不在她们中间。那几个有钱的学生都不在，不过半个小时前还有几个在这儿，看着绚丽的焰火她们还拍巴掌呢。其中一位甚至还嘲弄抗议者，用食指抹抹脖子。这时，姑娘们似乎被明妮的话打动，有几个连黑纱都摘掉了，有几个转身回宿舍和教学楼了。人群在变小，可美燕和其他二三十人继续高唱爱国歌曲。
我和明妮，还有丹尼森夫人，一同离开了。快到大门口时，我们看见一队日本骑兵正沿街跑过。我们停下脚步，看着那些高头大马奔驰而去，渐渐消失在黑暗里，马蹄仍哒哒地敲在柏油路上。我们继续向校园南边走去，两个美国女人长长的影子，交结在被月光漂白的地面上。
三十九
我发现学生们非常喜欢爱丽丝，不是因为她们喜欢英语，而是因为她教课的方式。虽然已经三十七了，爱丽丝却很年轻、性格活泼，一块方头巾蒙在玉米须似的头发上，从背后看，你很容易把她当成个学生，尤其是她和女孩子们站在一起时。她经常教她们唱赞美诗，唱美国民歌，表演美国生活的小场景——买菜啦、问路啦、上邮局啦、拉选票啦——甚至还教她们怎么做柠檬汽水、烤蛋糕、做苹果馅饼。五月初的一天傍晚，我和明妮、爱丽丝在校园里散步，一边谈着怎么监管学生，尤其是看住那几个不安分的，不让她们再跑出去或招祸上身。爱丽丝答应经常跟她们聊聊天，好了解她们的想法。我们三人快走到南宿舍楼时，看见楼前聚集了一群人。
“对，扇她嘴巴！”有人厉声喝令着。我听出是美燕的声音。
我们疾步上前，看见两个学生正在地上滚着。一个是高个子的玉婷，她父亲是被日本人逮捕的六个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之一，最近死在监狱里；另一个是个小个子姑娘，天皇生日那天夜晚，就是她用食指抹喉咙，嘲弄那些高唱爱国歌曲的同学。“你这该死的，”玉婷喘息着说，揪住那姑娘的头发。“告诉你爸爸，我们迟早会收拾他。”
小个子姑娘把扑上来的玉婷蹬开，翻身爬起来。“他跟你爸的死毫不相干，懂不懂？你发疯了！”
“撕烂她的臭嘴！”美燕催促玉婷。
矮个子姑娘转向人群。“我爸爸是设计轮船的。在研究所里他只管着十二个人，你们找错人了。”
“他给日本鬼子造巡逻艇。”有人说。
“没错，你爸是条走狗。”另一个人也附和说。
“可他得挣钱养活我们全家，”那姑娘哭着说，鼻子在流血，“他又没跟日本鬼子一起做事。”
“我今天非揍死你不可！”玉婷又朝她冲上来。
忽然间，无云的夜幕暗了下来，月亮渐渐消失了。我们周围那些银杏树、杨树发白的树干也看不见了，几颗微黄的星星黯淡地眨着眼，好像连接它们的那些隐形的链子一下子都崩断了，把它们在天空里撒得到处都是。所有的人都被震慑得安静下来。我好一会儿才明白过来：是月全食了。这时，狗开始狂吠，西南边住宅区喧声四起，接着传来人们敲打锅碗瓢盆的声音、爆竹炸响的声音，喇叭也哇哇叫起来。附近所有人家似乎都乱作一团，这让女孩子们也慌了神。她们都站在原地听着，有些人脑袋这边转转，又那边转转，完全给搞糊涂了。这些吵闹声让我挺尴尬——可见我们中国人，在理解自然现象方面有多么落后。
“怎么回事？”爱丽丝谨慎地小声问道。
“月全食了。”明妮说。
“这我知道。”
“大家相信天上有什么动物正在吞月亮，所以他们要发出各种动静把它吓走。”
确实，这是本地人驱赶神秘飞兽的方式，赶走要吞下月亮的那条龙或天狗。如果人们手里有枪，他们肯定还会一齐朝天上开火呢。没有办法让他们相信，月亮短暂的消失，不过是因为地球转到月球和太阳之间了。
爱丽丝用她严肃的女低音对女孩子们说：“你们看见没有，天主不赞成你们像野兽一样打架。现在，都回宿舍去。”
美燕的英语比别人好一些，她把老师的意思告诉大家。人群立刻散去，都跑开了，有的消失在黑暗里，有的跑进不远的宿舍。从几个窗户透出的黯淡灯光，照见几片碎纸在地上晃动。
学生们一从视野里消失，我们三人就忍不住笑起来。“你把他们吓坏了。”明妮对爱丽丝说。
“咱们总得制止她们打架——月食正好派上用场。”
“你最好还是跟她们解释清楚，那只是自然现象，根本没有龙和天狗什么的。”
“好吧，明天上课的时候我就讲讲月食。”
几分钟以后，月亮又冒了出来，金光璀璨，像一个硕大的芒果。往远处看，一排电线杆子再度浮现，有几处可见新电线的反光，周围的喧闹声也平静下去了，我们一起往明妮的宿舍那边走。爱丽丝说：“我在京都经历过一次日食，可没有人这么大惊小怪的，当地人只是走出来观看。”
“所以有时候我就想，中国这个落后的国家，怎么能跟日本打仗呢？”明妮说。
“你觉得中国能打赢这场战争吗？”爱丽丝问。
“只有靠持久坚持了，还要靠国际援助。”
“我相信我们最终会打赢的。”我说。
我们来到白栏杆围起来的花园，这是明妮十年前设计的。丁香花香气浓郁，甜丝丝的，醉意袭人。爱丽丝担心她在这里的职位不会长久。她过去任教的那所由我们教会资助的女子学校已经关闭，她觉得，丹尼森夫人对她总是不冷不热，可能因为雇她的人是明妮。明妮要她放心，金陵学院需要英语老师，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需要她，所以她没有理由着急。
“她真是个拦路虎，”明妮说丹尼森夫人，“我都怀疑她是不是个皇太后转世。”
我们都笑起来。我说：“明妮，你一定要避免和她发生冲突。你要记着，她都快七十岁了，很快就会退休的。”
“我觉得她不会离开中国。”爱丽丝说。
“这话不假，”我同意说，“不过，那时候她就老得干预不了学校的事务了。”
“有时候我真难控制住自己的脾气。”明妮承认。
“记不记得中国人的老话——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我大概永远不会有那样的耐性。”明妮说。
“让丹尼森消失的办法是没有的，”我接着说，“你能做的只有比她活得长，千万别去刺激那老太婆。”
明妮转向爱丽丝。“有一天我当上你的恶婆婆，天天刁难你。你还会把我供起来吗？”
“那你先得给我找个丈夫，”爱丽丝板着脸回答说，“你在什么地方有个已经长大的儿子吗？”
我们放声大笑。
四十
丹尼森夫人和明妮商量着怎么使用手上的资金，我正好也在教务长办公室，老校长要我加入她们一起讨论。金陵学院刚收到一笔四千元的捐款，是专门资助帮助穷人的教育计划的。我听着两个美国人的议论，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丹尼森夫人兴奋地说着，她一贯喜欢制订财务计划，尤其喜欢中国人的俏皮话，“钱是贱种，越花越有。”
老太太一直在监督校园内的修缮和建筑工程。她想把东院旁边没建完的公寓房给建完，再把所有的楼房翻修一下。此外，她还想把四个池塘里的水草和水藻清理干净，把莲花和水葫芦也都拔掉。她只想要一个清澈的池塘，里边只养些金鱼。需要工作的人很多，所以劳力十分便宜，她急于立刻完成这些计划。
明妮呷了一口我倒给她的绿茶，然后说：“我们最需要做的是给邻里的孩子们办一所小学。”
“办小学，哪来的教师？”丹尼森夫人问。
“我们不需要另外雇人。可以让中学的学生教课，不会有太多开销的。”
“谁去管理呢？”
“您看让美燕负责小学怎么样？”明妮建议，“这样可以训练那姑娘的领导能力。”
“她多大了？”
“十七岁。”
“这个嘛，我不知道。”老太太说，“我觉得现在不应该办什么街坊小学，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恢复大学。”
“我们的教师不回来，我们的大学就无法恢复。”
我担心老太太要听听我的意见。我觉得我们应该为周围的穷孩子办一所学校，由于小学校大多关了门，很多孩子都跑野了。可另一方面，我又怕得罪老校长。还好，她没问我。
丹尼森夫人认为，如果我们把员工宿舍和公寓修缮一新，就更有可能吸引教师们回来。修缮计划还包括所有的教学楼，这样名义上就可以使用以教育为目的的资金。我同样怀念过去的大学，尤其怀念正常的日程、安静的校园生活，那和目前乱糟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我理解丹尼森夫人为什么总是强调，闲怡是教员们提高才智和专业能力的关键因素。明妮似乎也看法相同，于是同意搁置办小学的计划。
不过，我和明妮对修缮计划还是感到不安，因为学校的未来仍是个未知数，花这么大精力可能完全得不到回报。
三年前，我们学校决定给明妮修建一处房子，让她能在自己家里接待老师和学生。可是战争爆发后，资金短缺，她主动提出暂缓建房计划。有几位员工已经住上独家独户的房子，像牛津毕业的宗教和历史教授伊娃·斯派塞，目前她在武昌教课，一时回不来。她的房子被三百名难民住了半年，造成了些损坏。根据伊娃的要求，丹尼森夫人决定把房子修理一番。这个决定让明妮挺高兴，因为伊娃是她的朋友，曾经常托英国炮艇给她带来鸟饲料，还写信说，暑假里明妮可以借住她的房子。明妮跟我说过好几次，她实在腻歪了跟八十多个学生一起住在宿舍楼里，天天听她们的喧闹，还有早上六点的起床铃声。
一队工人来了，开始修缮伊娃的洋房，换掉房顶上的碎瓦，重铺了地板，修好漏水的管子，把玻璃窗用腻子重新腻过，屋里屋外也重新粉刷了一遍。一个星期后房子焕然一新，明妮兴奋地整理好行李准备搬家。她不在乎油漆的酸味儿，等不及地要睡到伊娃的大床上去。可是，下午在她就要运第一批家当时，路海来了，告诉我说，丹尼森夫人刚刚带着爱凤搬进那房子里了。我赶快去找明妮，通知她这个消息。她蒙了，非常生气。
南边一直在响着炮声，云彩镶上了红边，天际线仿佛在跳动。从昨天开始，城外一直在打仗。据说，共产党的队伍——因为纪律严明而受老百姓喜欢的新四军，在南京郊外活动，和日军交起火来。那天下午，三卡车日本伤兵被送回城里。我们还听说，很多日本妇女儿童正在撤离南京，这对占领者可能是个不祥的征兆。有传言说，日军就要放弃南京了，不过我们谁也不相信会有这种事。
那天晚上，我们拜访了丹尼森夫人。她情绪正高，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坐在皮沙发上，我四下 看了看，这明亮宽敞的客厅真让人羡慕。屋里摆着雕花家具，一尊高高的明代花瓶立在门边。地板锃亮，刚打完蜡。嵌进墙里的书架刚刚新刷了漆，上边仍然摆着几百本伊娃的书。在这个地方招待朋友多漂亮啊！丹尼森夫人真幸运。我瞟了明妮一眼，她此刻一定妒火中烧，故意不跟老太太对视。
不知丹尼森夫人是不是一开头就盘算要搬进来。难道伊娃跟她也讲过可以住进这房子吗？不可能。伊娃是个仔细的人，不会犯这种错误。我应不应该告诉老太太，伊娃早就答应把房子借给了明妮呢？可这么说有什么用？明妮不可能把丹尼森夫人和爱凤赶出去。若能如愿的话，我希望她们很快就发现这个地方太孤单，离哪儿都太远，也许她们又会搬回公寓去。此刻我什么也做不了。
拜访过程中明妮一直闷不做声，而老太太则侃侃而谈洛克菲勒家族，虽然美国股票市场十分低迷，他们还是许诺，一旦战争结束，就给我们学校捐更多的款。可是，战争何时能结束？
丹尼森夫人得此新居太高兴了，以致开始每星期请几次客，还总是邀请明妮。明妮开始时还挺感激，但不久就对我说，老太太可能是在利用她的声望吸引来客。
怪不得丹尼森夫人在客人面前总显出一副对她好得不得了的样子。明妮对老太太的饭局越来越不耐烦，在丹尼森夫人不断的打扰下，她越来越焦躁了。
六月初，美国基督教联合传教会的莫里森先生同明妮接洽，建议她返回美国，给他们组织当副主席，负责教育事务。
“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她问我。
“我要是你，我就接受。”
“要我离开，还真舍不得。”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
她认真地考虑了好些天——这是一个摆脱这里所有麻烦的机会。她担心，尽管她还是会监管着为数不少的在华教会学校，可她因此就会远离金陵学院。去年夏天，她也得到过另一个机会——到纽约的金陵执行委员会去工作，尽管她拒绝了，她的朋友丽贝卡·格里斯特写信说，那个职位还空着呢，所以纽约也是明妮的一个选择。她渴望有机会再去使用哥伦比亚大学的图书馆，手里仍然捏着一张那里的校友卡。她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学校管理专业获得的硕士学位。
她考虑了很久，决定还是留在中国。她说不能抛下金陵学院，尤其是家庭手工艺学校的六百名穷学生，她们都把她视为自己的保护人。金陵学院已经成了她的家，中国已经成了她的第二故乡。她给莫里森先生写了回信，声明自己对那个重要位置缺乏训练和经验；她离开金陵，会给吴校长的肩头压上更重的负担，她不能那样做；而且，一个更年轻、精力更充沛的人对那个工作会更合适，因为机构需要新鲜血液；还有，最重要的是，值此中国危难之时，她应该留在这里。简而言之，她不能中断事业，一走了之。她把她的信和莫里森先生的回信都给我看过，莫里森先生说，他理解明妮的决定并对这个决定充满钦佩。
随着暑假临近，部分教师计划到外地避暑。我们从爱凤那里听说，丹尼森夫人和她很快要去上海，从那里再乘船北上，到渤海湾的一个海滩去度假。这个消息让明妮很高兴，她相信，一旦她们离开，整个夏天她就可以住进伊娃的洋房了。
一整夜小雨时下时停，雨水使校园里枯萎的灌木和花草恢复了生机，却并不足以灌溉稻田，两个月前就该插的秧至今无法插下去。这个春季，农民们的年景很不好。除了干旱，战争的灾难仍在继续。白天里有大量日本飞机飞过，在城外投下炸弹。据说，游击队在南京周边地区十分活跃，不过日本人下了狠心要把他们赶走。整整一个星期里，都可以听到南边响起的炮火声。
几天后，丹尼森夫人和爱凤离开了南京，把本顺也带去了。那孩子还从来没有去过上海，所以无儿无女的丹尼森夫人想带他看看那个大都市。她是看着他长大的，挺喜欢他。
他们离去的当天，明妮就搬进了伊娃的洋房。现在整个房子都是她的了，让她兴奋不已，不过我第二天晚上去看她时，她说这地方让人感到有些与世隔绝。她拿不准会不会喜欢这里。
四十一
出乎我们意外，一个星期以后丹尼森夫人就带着本顺回来了。她的返回让明妮很尴尬，可是马上就搬出洋房，面子上会多难堪？
尽管有些慌乱，明妮仍然决定跟丹尼森夫人一起住在这里——爱凤没回来，自己去北方的海滨胜地会未婚夫去了。丹尼森夫人倒没有对此表示出任何不快，只是跟我们说：“这儿要做的事情太多，我最好还是不要走开，我就不度暑假了。反正我也习惯这儿的热天了。”房子里仍有她的私人用品，她几乎不必打开行李。
这么跟老太太待在一个屋顶下，每天一起吃早饭、晚饭，明妮很快就受不了。她感到没法这么度过整个暑假，就去市政府的旅行办公室申请了通行证。
通行证一个星期后下来了，她决定从上海去青岛，因为从上海乘船旅行比较容易。我们对她突然决定外出过暑假都感到意外。茹莲在家禽中心为她安排了一个野餐欢送会，请来了我和七位年轻教师。主食是粽子，用粽叶包住糯米，还掺杂了红枣、花生和火腿，包成金字塔的形状。用粽叶包，是要吸入苇叶的那种清香。除了粽子，还有蒸虾、炒菜和鲜枣。明妮很喜欢粽子，她把棕叶剥开，却不肯像我们一样去蘸碟子里的红糖，说她更喜欢天然的味道。桌子中央摆着一个玻璃罐，里边插了一束菊花和狗尾巴草，那花朵十分娇嫩，毛茸茸的，每一朵白色花瓣都开成个圆盘，中间是金色花蕊，发出淡淡的幽香。茹莲想得真周到，花是她特地叫老廖给剪来的。
昨夜下了一场大雨，天空被荡涤一新，格外明亮，几只飞虫忽隐忽现。茹莲没有邀请丹尼森夫人。明妮喜欢跟年轻的同事们交往，若是丹尼森夫人在场，明妮就吃不成安生饭了。这些天里，这两个人一碰到一起，老太太就露出一副得意的笑脸，也许在享受着她的小小胜利——把明妮从大房子里赶了出去。我还注意到，每当明妮离得不远，丹尼森夫人便会提高嗓门，强作高兴，仿佛所有人都是她的朋友。我知道那老婆子是故意要刺激她。
明妮走了一个星期后，我又收到了霍莉的来信。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她现在到了镇江那一带，在一个难民救济中心工作。她邀请我到她那里去看看，说她住在高资镇外。那是个郊区小镇，从我们这里向东，不到一百里地，有个火车站可以到那里去。我有一年多没有见到她了，很想去看看她，于是几天后我就动身，坐上了一大早那班火车。这天阴云密布，我带了一把雨伞，还带上两斤麦芽糖。
难民救济中心设在高资镇外面一个小村子里，很容易找到。霍莉见到我欣喜若狂，抱住我足有半分钟，仿佛她一松开手，我就可能不见了。她把我带进一个破旧不堪的农舍，来到她和一个叫秀芹的年轻女子合住的房间，她在给我的信里提到过她这个朋友。不多一会儿，秀芹来了，拎来一暖瓶开水，倒进一个瓷壶里沏茶。她个子挺高，方脸，二十四五岁。霍莉解开细纸绳，打开了我带来的纸包，往搪瓷盘子里倒出来一些麦芽糖，每块糖都粘满芝麻。我仔细端详她，发现她老了一些，一笑起来就显出更多的皱纹，但是十分健康，眼睛更明亮，宽宽的脸庞更生动了。秀芹要去接着做完包碘片的活儿，她告诉霍莉，午饭她安排，说完抓了一把糖就出去了。
上午已经过了大半，我和霍莉一边聊着我们都认识的人，一边大嚼粘牙的麦芽糖。我通常不太喜欢吃甜食，不过看霍莉吃得津津有味，受她的感染，我也跟着吃了一块又一块。霍莉满怀深情地回忆起明妮，说她心地热情善良，还直来直去。霍莉还称赞了茹莲，说她是一个好姑娘，温柔有礼。我看见霍莉的小提琴，装在天蓝色的琴盒里，挂在墙上，下方就是放在她床上的一本《圣经》，床上只有一条单子蒙在一条毯子上，而床是由三个小架子支起几块板子，再铺上稻草垫子。摩洛哥羊皮封面的《圣经》是这间屋里仅有的一本书，是标准的美国版本，我还从来没有读过这个版本呢，我总是用英王詹姆斯钦定版。我惊奇地问：“你现在属于一个教会了？”
“没有，我还是独立一个人。”霍莉笑着，轮廓分明的脸上还是一样的无所谓表情，“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跟着一个传教会，好求得保护。”
“可你在阅读经文了。”
“有时候读经文是一种乐趣。”
“那你为什么不入教会呢？”
“我和上帝对话必须要通过一个机构吗？”
我闭上眼睛，念道：“我就是道路，就是真理，就是生命。不通过我，无人可以直达天父。”我停了停，睁开眼睛看着她。
“哎呀，你听上去像个牧师。”
“眼下我就是个主教。”我轻声一笑，接着又说，“即使你不需要教会，你还是需要耶稣，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寻找他。”
“所以你一直四处游走，去寻找上帝？”
“我也在用心去寻找。”
“你是个很奇特的女人，霍莉。”
“这个我不否认。出乎意料的是，日本人烧了我的家，倒让我自由了。”
“你这话怎么讲？”
“没有那所旧房子了，我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过一种不同的生活。”
以前我也听她这么说过，所以我把话题转了一下。“我钦佩你为我们同胞作出的奉献。你已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了。”
“并不是这样的。我只属于我自己。”
“可你是中国公民，对吧？”
“国籍只是一张纸。我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美国。我说过的，我是独立一人。”
“可你一直在投身于我们的事业。”
“那是因为我相信这是应该做的。我只跟随我自己的心愿走。”
“好啦，霍莉，你过着艰苦的生活，你的朋友秀芹也一样。你不能说你们俩为了这个国家没有作出一点儿牺牲。”
“我们这么干，只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些事情值得我们付出。一个人不必因为热爱某个国家，才做应该做的事情。”
“也就是说，你喜欢这样一种生活，你会永远这样当一个寡妇？”
她放声大笑。“我知道和一个我爱的男人一道生活是怎么回事。人一生爱一次就足够了。”
“你还在思念你丈夫吗？”
“是的，思念。我丈夫哈里是一个诗人，虽然他发表的文章不多。可他是一个好人，我们太喜欢对方了，所以，来生如果还能相遇，我们还愿意做夫妻。”
我咯咯地笑了，觉得她这个想法挺逗——这话像个信佛的人说的。“所以他去世以后，你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人了？”
“是的。我跟几个男人交往过，不过他们都没法跟哈里相比。我的心门就渐渐对男人关上了。”
“那么你的朋友秀芹呢？她也不想结婚，不想有个家吗？她还那么年轻呢。
“她未婚夫也死了，他一定也是个了不起的人，要不她不会这样生活的。”
“你跟我讲过她的不幸。”我知道秀芹的未婚夫是个军官，死在跟日本人作战的阵地上。
“她经常说，为他去死她都乐意——她爱他爱到那个程度。我劝她在什么地方安顿下来，可她愿意四处漂泊为教会做义工。这样的生活让她感到比较踏实。”
秀芹走进来，说该吃午饭了。她已经让厨子准备了一份肉菜，我们应该在开午饭之前去吃，不然的话，就可能让其他人眼馋，给厨房带来麻烦。我跟着她们走出门，来到充当餐厅的小棚子。
一小盆米饭，两盘菜——一盘是青葱豆腐炒小白菜，另一盘是猪肉丁炖扁豆，都放在一张简易桌子上，那桌子就是六根短木头上边钉着两块板子。饭菜味道一般，但我喜欢豆腐，夹了一些到我的碗里，用筷子拌一拌。霍莉用了把勺子，有滋有味地吃起肉来。看得出来，这是她和秀芹不常吃到的好菜。
空气中荡漾着牛粪味和新割下的青草味儿，远处稻田边一个小池塘，闪现着点点白鹅。我们正一边吃一边聊，忽然冒出一群孩子，个个瘦得皮包骨头，用饥饿的眼神盯着我们。不过都不出声，也没一个人往前迈步。一个六七岁的女孩，一只赤脚踩在另一只脚上，小嘴半张，嘴角流下口水来。我正拿不定主意，该不该给他们点儿饭吃，霍莉和秀芹交换了一下目光。接着，秀芹站起来，走到五个孩子跟前说：“你们都回去拿碗筷，过几分钟再来。我们会给你们留一点儿。不过，每个人都要保证，不要为抢饭而打架，听见没有？”
他们点点头，然后跑开了。我们赶快吃完碗里的饭，离开了座位。秀芹用块毛巾盖上剩下的米饭，在菜盘上倒扣了一个竹笸箩，挡住飞来飞去的绿头苍蝇——有几只苍蝇，翅膀脱落了，在桌上爬着。霍莉交待厨子帮孩子们看住那些剩饭。“好的，”那男人说，“要是你又想惯着他们，我还能说啥呢？”
“要让他们一起分着吃。”
“我会的。”厨子说话时，把巴掌罩在耳朵后边，看他那样子，耳朵不太好使。
霍莉和秀芹下午要工作了，因为刚从安徽来了一些难民，所以我又待了个把小时之后，就告辞了，动身去火车站。开始下雨了，大大的雨点儿落在树梢、屋顶和我的雨伞上。我向北走去，一路上都在琢磨她俩的生活方式。我钦佩她们，但是不能说她们的生活方式比我的或明妮的更好。就算想和她们过一样的生活，我们也没那个自由了。就拿明妮来说，她肩上压的是对金陵学院那些穷困妇女和女孩子们的责任，她们都把她看做是自己的保护者。
四十二
夏天几乎平淡无奇地一天天过去，直到七月初的一天，从洛阳来了一封信，里边有一张手写的字条和一张报纸剪报，上面有我儿子的照片。报上那篇短文的标题是：《游击队严惩汉奸卖国贼》，我读着文章，心头开始狂跳，不得不坐下来。文章说，浩文是在洛阳一家剧院门前被刺杀的。“大快人心！又一个汉奸得到了应有的下场。”作者写道。
丽雅念了用铅笔写成的纸条，上边说：“高阿姨，你的儿子浩文被杀死了。他是一个好人，是出去到郊区给一个老百姓看病时，被他们用刀刺杀的。据说是因为一个被俘的中国团长死在他手上。浩文确实尽了最大努力抢救那个人，可是那人腹部的伤实在太重了。对您失去亲人，我深感悲痛。”奇怪的是，写信人没有写下他的姓名，不过从信上流畅的笔迹，可以看出他一定是个中国人——也许是浩文的同事，也在日本军队里服务，所以不敢签名。
我和丽雅都哭出声来，把帆帆吓坏了，也跟着号啕大哭。丽雅把他抱起来，用手捂住他的嘴，“别哭，别哭，帆帆……妈妈给你好吃的。”她一边说着，一边把他抱到客厅，把半袋奶糖全给了他，他这才止住了哭声。
我家的天塌了，可我们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我把门插上，又关上了窗帘。我和丽雅哭得死去活来，瘫倒在床上，两人的头挨着，头发混在一起，都被泪水打湿。“妈，我们为什么会遭这样的大难？为什么啊？”她不停地哀号着。
我心里也涌起了同样的问号，可是我已经悲恸欲绝，说不出个囫囵句子。我们本能地知道，绝不能让邻居听见我们的哭声，所以用巴掌捂住嘴巴，使劲儿压低哭声。
要让我和丽雅隐瞒家里这场巨祸，实在太难了。我觉得自己已经半死不活了，第二天不可能去上班。我们怎么跟别人说亲人去世这件事？我们不能提浩文是被游击队刺杀，那就等于承认他是个汉奸，罪有应得。可是，他的死不是已经登了报，广为人知吗？没错，不过也许只是在河南那边当地传开了。而在这边，除了明妮，没人知道他在日本军队里当医生。即使大家看到我们为他的去世而悲痛，他这个身份的秘密，或许还是能保得住。我和丽雅商量好，只对大家说，浩文是在回中国的路上被日本人杀害了。这是撒谎，但这个谎言能保护我们，也能让浩文的名声清白。
浩文的后事我们不能去料理，只能让他在什么地方当个无名无姓的孤魂野鬼了。日本人并不把他们的阵亡士兵运回日本，顶多在一个尸体切下一根指头，把所有这些指头一起火化，再把骨灰分给每个家庭一点儿。儿子的尸体不能妥善埋葬，这个念头像带着尖刺的爪子，猛然揪住了我的心，我又哭了。
夜里，帆帆睡着了以后，我和丽雅谈起浩文远在东京的妻子和儿子。越想他们的前景，我们越感到无望。此时此刻，我们根本无法帮到盈子和阿真。事实上，只要战争仍在继续，我们就连他们的存在都不敢公开。我们相信，日本军方一定已经把她丈夫的死通知盈子了。我禁不住地想象那些等待她的守寡日子。从现在起，阿真就没有父亲了，他可能会被别的孩子当做“中国小杂种”，那些孩子会嘲笑他、欺负他。我的五脏六腑好像被几只巨手在拧绞着，我在床上打滚，又痛哭了起来。
第二天，我起不了床，四肢酸软无力，觉得已经半瘫了。丽雅煮了米粥，端到床边，可是我咽不下去，喉咙里又红又肿。下午，丹尼森夫人来了，见我病成这样，她显得十分不忍。我对她说，我儿子在回家看我们的路上，刚刚被日本人杀害了，所以我需要几天时间才能从悲痛中恢复过来。她听说浩文一直在日本，感到很意外，但她知道，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她可以看出，浩文的死对我们全家的打击是巨大的。她一边叹息一边痛骂日本人，说她真恨不能踏平东京。
“好好休息，安玲，”丹尼森夫人说，“我会叫茹莲接替你一段时间。”
我坚持说，自己很快就能下床。我生病期间，可以叫丽雅替我干事，因为反正我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经验，我可以指点她该做些什么。老太太考虑了一下我的建议，然后说：“那倒是真的。你在床上也可以安排事情，那就让丽雅当几天你的副手吧。”
我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在日记里，提到浩文之死时，我只说成是日本人犯下的罪恶，现在我和耀平没有儿子了，我担心我写下真话来可能被别人看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胡思乱想了很多，沉浸在对过去的回忆里。记得二十年前，我们经常在秋天里到紫金山去采蘑菇。那时候，纪念孙中山的宏伟陵堂还没有建立，因为孙中山当时还在世。我们会带上一小篮子吃的，水果和几瓶水什么的，在湖边或在明孝陵里的大石头动物和大枫树下野餐。天气好得不得了，天空蔚蓝，秋高气爽，不时吹来和煦的微风，轻拂着青枝绿草。我们还到长江里去划船，耀平在这种时候往往兴致极高，常常吹起笛子，我则坐在租来的小船的船尾，用一只独桨静静地划着。浩文和丽雅玩着浮水，在浅水中漂流。浩文发明了一种游泳姿势，他说叫“蛙刨式”：胳膊的动作是蛙泳，腿的动作是蝶泳。他把这个游法教给丽雅，可她的胳膊和腿就是不会像他那样配合协调。那些快乐的时光，遥远得就像是上一辈子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