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回忆起在堤岸上放风筝的情景。耀平手很巧，会做各种各样的大风筝，老鹰啦、花蝴蝶啦、凤凰啦、蜈蚣啦。人们都很眼红地看着他放这些大风筝。每当这时，浩文总是兴奋异常。有一次他事后发了两天高烧，因为他在酷暑天跑了几个小时。现在他死了，尸体在哪里我们都不知道。就算他还活着，我想他也永远不再是那个快活的孩子了……
如果他不是个顾家的人，也许他会抛弃妻子，回到中国时，会很快从“皇军”开小差，然后可能会参加抗日部队，幸存下来。人们甚至可能把他当成一个舍家为国、奋力抗敌的真汉子去尊敬。可是，他善良、忠诚、平凡的天性，却注定了他的毁灭。
四十三
一个星期后，我回去上班了。我和丽雅都没戴黑纱，生怕让别人注意到我家的处境。我戴上了浩文送给我的金手镯，不再管它来路正不正了。现在，它成了儿子留给我的遗物，变得珍贵了，所以我一天到晚戴着它，不过我把它藏在袖子里。
七月底的一天早上，丹尼森夫人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整个暑假里，她依然忙着房屋修缮的事，现在，原来建了一半的公寓楼完工了，只是还没有住人。我在她那张桃花芯木办公桌前刚一落座，她就说：“安玲，我想让你帮我们裁减一些家庭手工艺班的学生。”
“为什么？”我惊讶地问。
“咱们下一个阶段的工作是恢复大学。”
“可是让那些穷人妇女到哪儿去？”
“那就不是我们的事了。这里不能永远是难民营。”
“明妮知道这事吗？”我问。
“她无权过问这事。我们在纽约的董事会已经作出决定，他们给我来信了，同意我们学校的计划。”
“什么计划？”我佯装不懂，做出迷惑不解的表情。
她嘴张得老大，好像含了什么难以下咽的东西。“别绕圈子了。安玲，我了解你。你非常聪明，什么都明白，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嘴上一言不发，脑子里却转个不停。如果我拒绝合作，老太太完全可以把我解雇。可明妮走以后，没给我来过只言片语，现在我该跟丹尼森夫人说什么呢？
“安玲，”她接着说，“你跟我们十年了，我不想看着你离开。可是这一次，你必须帮助我们恢复大学。”说着说着，她泪水涌了上来，眼里含着怒气。
“我会尽力而为。”我嗫嚅道。
她继续解释说，我们在家庭手工艺学校上的经费已经少了很多，这样我们就必须劝说一部分学生离开。她要我去宣布：我们将不再为大部分人提供以工助学的计划，所以她们得另谋出路。我别无选择，只能答应去执行这一方案。
我跟大刘谈了丹尼森夫人的指示，指望他有明妮在青岛的地址，可他也没收到过她的来信。我们都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挡老校长的决定。
我向大家宣布了秋季要减少学生的计划，她们都蒙了，有些人求我别把她们撵走。我对她们说：“你们看，我只是个具体办事的，这个事儿我说了不算数，我不过是把上面的意思传达给你们。姐妹们，我帮不了你们。你们有话应该找丹尼森夫人去说，她直接跟纽约有联系。”
我说话时，努力不带任何感情色彩，可我感觉很不好，也不忍看到她们那么绝望。我知道她们在老校长面前谁也不敢出口大气，她听都懒得听她们说。不到一个星期，就开始有人离开金陵学院。我深感歉疚，送给她们每人一条毛巾或一块肥皂，当做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可有的人碰也不这些小礼物，也不跟我说话。她们一定把我看成女魔头了。
雪上加霜的是，姗娜报告说中学里很多女生都退学了，因为城里傀儡政权出资办的学校都是免费的，把我们的学生吸引去了，尤其是那些交不起一年四十元学费的学生。我真不知道怎么才能向明妮报告所有这些变化。
明妮直到八月中旬才回来。我安排了一辆车去接她，也亲自去了车站。她晒黑了，人也瘦了，在那个滨海城市，一定没少游泳。她的箱子里装了两千元现款和一百管牙膏。她生怕被卫兵发现，把钱给没收了，当我们走出下关火车站时，并没有人让她打开箱子。那些现款多半是青岛和上海的金陵校友们捐的，牙膏是那五个盲人孩子送的。她们都很好，不过都说她们很想念金陵学院。其中有三百元钱，是卖掉丹尼森夫人的银器得来的，也捐给我们学校了。不过，过挹江门时，一个军官把明妮拦下来，因为她的伤寒疫苗证明过期了。他把她带到附近一所小房子里，那里有个护士会给她打预防针。屋里已经有好几个中国人在等着注射，护士给所有人打针都用同一个针头，每次用了之后，只是用酒精棉球擦一下。一根针头反复使用的场面把明妮吓得够戗，可她什么话也没说就打了这一针。
明妮把两千元交给丹尼森夫人，老太太高兴极了，说金陵的优势就在这里：我们总可以弄到捐款来推行校内的计划。有了足够的资金，我们学校在不远的将来就可以重新获得声望。明妮察觉到，新学期里两个学校的学生都少了很多。便问我：“我们现在的学生怎么少了？”
“丹尼森夫人说，我们不再出钱资助那些妇女了，所以她们不走不行。”
“那中学的女生少了又是怎么回事？”
“有些人退学了，因为城里的学校都是免费的。”
“我倒不担心那些到别处也可以上学的女孩子。可是那些穷人，离开这里会怎么样？有的人还带着小孩子呢。”
“我也觉得对不起她们。”
“家庭手工艺学校里还剩多少人了？”
“不到一半了，二百七十三人。”
“这不是背叛吗？我觉得这是对我本人的污辱。”明妮瞪着我，她的眼睛里像要喷出火来。
我很窘迫，但还是回嘴说：“你看，明妮，你没给我写一个字来。大刘和我都为这事急死了，可是不知道怎么跟你联系。凭我一个人怎么能违抗丹尼森夫人？她可以想都不想就让我卷铺盖走人。”
明妮一听这话便住了嘴。她垂下眼睛说：“对不起，安玲。我在床上病了几个星期，没法给你写信。”
“你怎么了？”我问。
“我觉得沮丧，打不起精神，下不了床。不过后来游了两个星期的泳，我现在好了。”
“咱们该怎么办呢？”我接着说，希望能够找到良策以减缓两个学校里的减员。
“我去找丹尼森夫人，去讨一个说法。”
“别，你别去。她说是奉了董事会的指令。另外，我们也没法把走掉的人再找回来。”
“简直乱了套！这让我真恨自己。”明妮说，“我觉得自己真小心眼儿。怎么就那么在意自己的个人面子，独自跑到青岛去了？就因为不能在那幢该死的洋房过暑假，我就把两所学校给断送了。”
“你别太内疚了，”我说，“你又不是铁打的，你需要度假。没人会责怪你，你已经做了该做的了。咱们还是保持冷静，看看可以怎么补救吧。”
“从现在起，我们要加倍小心。”
我把儿子的事情告诉给她。她拥抱了我，擦去满眼的泪水。
“安玲，”她说，“你真是个坚强的女人，像雕像一样沉稳。我要是能像你那样就好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也流下了眼泪。从这时起，我觉得我们两人比过去更亲近了。在她沮丧或受到挫折时，她常常会向我倾诉真情。我向明妮保证，给吴校长写信通报这儿的情况。我们两人都可以断定，吴校长不会站在丹尼森夫人一边的，别看老太太曾经是她的导师。如果得到吴校长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就能够对付丹尼森夫人。
秋季开学之前，我和明妮打算去看看疯玉兰。我们惊愕地发现，医院竟然不见了。整座楼正在翻修，已经搭起了竹子脚手架，要变成军方的招待所。明妮向施工队的一个工头询问，医院的病人和医生护士都到哪里去了？那人摇摇剃光的脑袋说：“我听说他们都走了。”
“你知道他们去哪里了吗？”她问。
“这个我可不知道，夫人。他们可能都回家了。你知道日本人，他们的计划每个月都在变。”
我拉拉明妮的袖子。“咱们走吧。”
很多医护人员都是日本人，战争还在进行，他们不可能回国去，更不要说中国的病人了，他们根本无家可归。
我们离开工地，又去了天华孤儿院，想看看莫妮卡知道不知道医院解散的情况，可是，比上次更苍白的莫妮卡，对此也完全不知情，她连医院没影了都没听说，还一个劲儿地向我们道歉。“千万别自责啦。”明妮说。她给莫妮卡留下了一盒核桃酥，这本来是给玉兰带去的，临走时明妮要她对自己的身体多加小心。这次看上去她的病情更重了，两颊下陷，双眼无光，可她还是心情很好，看到我们来了，高兴得眉开眼笑，我却担心她很快就无法工作了。
回到学校，明妮给楚医生打了电话，问他现在日军医院在哪里。“你可不可以帮我打听打听，病人都到哪儿去了？”她问。
他答应去查一查，明妮还邀请他来我们这里喝茶。
第二天下午楚医生来了，他看上去身体不很好，眼神呆滞，面容消瘦。我给他倒了乌龙茶，又在茶几上放了一碟小麻花。他坐在办公室正屋里的帆布沙发上，说医院的解散一事他查到了，不过，拿不准工作人员究竟去了哪里。“他们可能被合并到别的医院去了。”
“那么病人呢？”明妮问。
“从一开始就没多少病人。”
“我想知道玉兰去哪里了。”
“让我说什么呢？”他叹了口气，放下茶杯，“我听说他们把一些病人送到了满洲去。”
“为什么送到那里？”
“有一个专门研究细菌战的机构需要用人体做实验。”
“‘细菌战’？太可怕了！他们被送去的地方是个实验中心吗？”明妮问。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细菌战”这个词。
“我了解的也不多。”他回答，“不过我听说，东北那边有一个日军机构，用人体做细菌和病毒实验。他们一直在收集‘人体圆木’，供做实验用。”
“也就是说，送去的人都不会活着出来了？”明妮问他。
“真抱歉，是的。在某种程度上，玉兰和另外那个疯姑娘死得越早，对她们本人就越好。”
“这个说法太可怕了！”
“她俩都得了性病——据我所知，非常严重。两人实际上被当做了性奴隶。那是一种什么日子？很多中国人相信‘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不喜欢这个说法。如果活着就是受罪，那还不如结束这条命。我必须说，如果我是她们，早就自杀了。”他盯住我，仿佛在看我是不是想反驳他。我却只想说赞成他的看法。
“可是她们俩头脑都不清楚了。”明妮说。
楚医生没有回答。他在腿上把两手绞在一起，移开了他悲伤的目光，好像对自己的话感到羞耻。明妮又说：“我要请你帮个忙。你能找到那个机构的名称和具体地点吗？”
“你是说，做细菌实验的那个？”
“是的，请你帮我找到。”
“我尽力。”
这次谈话让明妮陷入了更深的抑郁。一连几天她不停地说，如果她早点儿度假回来，说不定会把玉兰给救出来。她认定了，玉兰的遭遇打一开始就有一部分是源于她的过失，要是她留在这里过暑假就好了。她可以搬回到自己的宿舍去住，这样就不必和丹尼森夫人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了。明妮责难自己，太在意自己的个人感受和丢脸不丢脸。她怎么能够因为私人意气之争而误了更重要的事情，比如营救一个女子的性命和保护两所学校！她至少可以给大刘或我写信来，好对学校的情况有所掌握啊。她陷在对自己心胸太狭窄的自责中难以自拔。她该怎么弥补呢？她越想自己的过错，就越对自己感到失望。
她的自责令我不安。不管我怎样努力劝她不要内疚，她都不停地谈论玉兰和我们失去的那些妇女。我觉得明妮有些钻牛角尖了，对她说，就算她当时在这里，可能也根本没有能力救出玉兰——日军怎么会让一个美国女人来横插一杠子？
我知道明妮和大刘关系很密切，可能也对他谈过这些问题。他还是一个星期教她两次古代汉语。可是这些天来他忙得不可开交，因为美燕再一次打算逃出南京，去四川参加国民党部队，或去共产党在北方的根据地延安。美燕憎恨这里的一切，甚至这里的空气、这里的水、这里的一草一木，更不用说这里的人了。她把金陵学院称为“耗子洞”。不再去教堂，把《圣经》也扔了，说她看透了，上帝对人类的苦难压根儿没放在心上。她告诉丽雅说，再也不信基督教了，在她看来，基督教就是要削弱人们的抗争意识。大刘曾对女儿寄予厚望，她的头脑像刀锋一般锐利，可是现在，她变得让他越来越痛心。更糟的是，有流言说她开始跟路海眉来眼去，总是在外边待到下半夜才回家。丹尼森夫人已经跟路海谈过话，他答应不再见美燕了，还说他们两人之间绝对没有什么事儿，可是，人们仍然看到过他俩一起溜出校园。
四十四
九月十八日那天，约翰·埃里森邀请明妮到美国大使馆去吃午餐。她问他可不可以带我一起去，他表示欢迎。我们到的时候，埃里森还在开会，但叫人把我们带到餐厅。餐厅里好明亮，宽阔的窗户、螺旋花纹的天花板、黄铜大吊扇，屋角里还有两盆仙人掌。不多会儿埃里森走了进来。
午饭是奶油菠菜和通心粉拌海鲜。我们吃了几分钟后，主人打开他的公文包，拿出一个织锦小盒，把它放在明妮面前。“我应该把这个交给你。”埃里森说，朝小盒子摊开巴掌，他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精致的戒指。
“给我的？”她问。
“对，打开吧。”
她打开盒子。丝绸衬里内，躺着一枚向日葵形状的金色勋章，勋章中心镶嵌着晶莹的蓝玉。“我们中有多少人得到了这样的勋章？”她指着那个金花冠问埃里森。
“只有你和活菩萨约翰·拉贝。”
“霍莉·桑顿也应该得到一枚。”
埃里森咧嘴一笑，露出结实的牙齿。“霍莉可能会在下一批得奖的人里吧。依我所见，路易斯·斯迈思也应该得奖。”
“约翰·马吉也应该得一枚。”明妮加上一句。
我拿起奖章，翻过来看看，明妮的名字刻在背面。与奖章一起还有一张证书，嵌在皮面夹子里。我打开证书，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颁发的一张嘉奖令，表彰她拯救了上万名南京市民的生命。“太好看了。”我说。
埃里森微笑着放下手里的叉子，浑圆的前额闪闪发光。“这奖章叫做采玉勋章，是中华民国政府颁给外国人的最高荣誉。”
“它有什么意义吗？”我问他。
“它意味着，奖章得主是中国最尊贵的朋友，在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居住都受欢迎。”
我对明妮说：“恭喜你！”
“我不过是做了我应该做的。换了我们中的任何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那么做的。”
埃里森接着说：“我希望你们两位对奖章这事不要声张。战争没有结束之前，这件事千万不要公开。”
“好的，我不会透露出去的。”我说。
“你觉得战争会很快结束吗？”明妮问他。
“我想不会。俄国刚刚入侵了波兰。欧洲的形势看来十分险恶，很可能会爆发战争。”
这是我们第一次听说俄国的入侵，以前倒是知道，德国已经占领了波兰西部。我们惊骇不已，不由得倒抽一口凉气。
窗外的蝉鸣高一阵，低一阵。大街上一头驴叫起来，还气急败坏地甩动着挽铃。“人们这是疯了还是怎么了。”明妮叹息道。
“为什么邪恶总是占上风呢？”我说。
“我们每天都为和平祈祷，”她接着说，“显然祷告不管用。”
“欧洲谁也没有能力阻止希特勒。”埃里森说，“我担心会有一场世界大战。”
“斯大林会怎么样？”明妮问。
“他跟希特勒狼狈为奸。”
饭桌上我们也谈到中国的形势，入侵的日军似乎已经陷入了泥潭，然而和平解决是不可能的。国民党军队去年在花园口掘开了黄河大堤，试图以这种办法来阻止日本部队的前进；蒋委员长仍被这个丑闻所困。根据最新公布的数字，共计八十万平民死于水灾，用任何军事计划的名义也无法为此辩护。更愚蠢的是，国民政府对北方各省的贫苦农民征那么高的税，完全不顾他们已经陷于干旱造成的饥荒中。有报道说，由于付不起沉重的赋税，乡下有人开始拥护日本人了。
饭后，埃里森拥抱了我们一下，爬上铺了地毯的楼梯去三楼开会了。我们步行回金陵学院，一路谈着前途未卜的欧洲。德国和俄国入侵波兰，使欧洲的前景凶多吉少。我们知道丹尼森夫人计划了明年夏天访问德国，她也许不得不取消她的德累斯顿、维也纳和布拉格之行。我逗明妮说，她现在最好还是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她的勋章吧，不然可能会被人偷走呢。
“要是能卖的话我会把它卖掉。”她说，“如果丹尼森夫人听说了，会嫉妒得发疯。”
“那是一定的，必须得保密。”
这个话题让明妮感到不快，她话锋一转，谈起我们在秋季必须着手进行的几件事情，比如为两个学校储存足够的大米和燃料，为周围穷苦人家的孩子提供冬衣和鞋子。
第一场霜冻之前，我们得购买大量蔬菜，让家庭手工艺学校的妇女们腌制起来。我们还得组织她们缝棉被和棉衣棉裤。我得多弄些煤来，因为丹尼森夫人有指示，一棵树也不得再砍。如果需要，我们将雇人来看守，防止偷伐。她说长成一棵树要很多年，而砍倒一棵只需要几分钟，我们应当保护它们。
为了买到煤，我找了几家煤场，结果都没弄成，因为除了供应管制，日本人还把开采出来的大量原煤直接运回日本。一连几个星期，我见到的煤商都告诉我，他们只能零售，一次两三百斤。我估计，他们这么卖一定是为了赚得更多的利润。
一个月后，我终于弄到十二吨无烟煤。也就是说，至少我们的办公室冬天里可以取暖了。
楚医生给明妮捎来了信，说日本实施细菌战研究计划的部队代号叫七三一部队，领头的是石井四郎少将，尊称“博士将军”。七三一部队驻扎在哈尔滨城南的平房区。不少外国人，像俄国人、朝鲜人，也被囚禁在那里，被用做活体实验的标本。由于这一研究项目属于最高机密，楚医生让本顺把信直接带到金陵学院，并叮嘱他，如果在路上被日本人扣留，一定要把信毁掉，吞到肚子里或全部撕碎。他还嘱咐明妮，看完以后一定要烧毁，千万不要对任何人泄露信的内容。明妮看了两遍，然后给我看了，因为她想听听我的意见。等我读完，她划了根火柴，把信烧掉了。一连几天，她都在考虑亲自去一趟东北，幻想着她的造访可以把玉兰从那里救出来。这些想法明妮对谁也没说，只告诉了我。
我激烈地反对她的打算。“你这是发疯了，”我对她说，“为什么要冒这么大风险？你出现在那里，会给你自己和其他人都带来极大的危险。”
“怎么会呢？”
“日本人会把你也关起来，你不说出来是怎么知道他们秘密计划的，他们就不放你走。其实，他们也许会直接把你杀掉灭口，除掉见证人。”
“我不在乎自己会怎么样。一切都在上帝的手里，如果我该死，我就死好了。但你不觉得，我到了那里可能有助于把玉兰救出来吗？”
我摇头叹息。“说句老实话吧，我看你是钻进牛角尖了。我们连玉兰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一旦他们把她弄进去，她就不可能活着出来了。”
“那我就这么放弃了？”
“不放弃你还能怎么办？而且，你必须考虑你这一去的后果。学校里找不见你，会引起种种猜测，各式各样的谣言会满天飞。更糟的是，就算你运气好能够回来，丹尼森夫人也一定饶不了你。你这么一走，只会造成丑闻。”
明妮终于明白了我这番话的逻辑，所以她同意打消这一计划。可是关于救玉兰的念头却一直在吞噬着她。她情不自禁地想象其他营救她的可能性，并经常和我商量这些办法。“你别走火入魔了，”我提醒她，“有时候我们必须学会忘记，才能继续活下去。”
尽管如此，她还是不断地折磨自己，身边一没旁人，她就忍不住要跟我谈玉兰。
四十五
杨爱凤暑假之后一直没回来，虽然秋季新学期都开学三个月了。七月份以来，就再没人得到过她的音讯。根据美国大使馆提供的消息说，她参加了一些抗日活动，被日本人逮捕了。十一月初，丹尼森夫人终于收到了爱凤的信，说她本人倒没事，但她的未婚夫，原是北京的一个记者，现在被关押在天津，日本宪兵说他“从事间谍活动”。她说他根本不是间谍，这其中一定有误传、误解，或是遭到某些中国人的陷害。她暂时还必须留在那边，为营救他奔走，不过她许诺，他一旦获释，她立刻就返回南京。丹尼森夫人摇着亚麻色头发的脑袋，对我们说：“爱凤是个聪明人，很有办法，她会平安的。”我们的学生减少了，倒是并不缺她来教课。
一个星期后，我们收到吴校长的来信，她很高兴家庭手工艺学校减少了人数。她一定认为这是向恢复大学迈进的一步。
自从暑假回来，明妮一直感到很容易疲倦。有时候，她在办公桌上就睡着了，有一次还误了跟《芝加哥论坛报》一位记者的会见。每个星期一早上，她会把一周日程交给大刘一份，这样他就可以每天向她提醒有哪些重要的事情和安排。
到我们学校参观的日本人也多起来。大多数是平民，有些是基督教徒，有一位参观者甚至把他的孩子都带来了。来访的人中间，有一位叫与口的，四十岁左右，微微有些驼背，脸儿尖瘦，笑起来眼睛就不见了。他来得很勤，一有机会就跟我们攀谈。他在满洲居住了不止十年，中国话带有东北的口音。一开始，他不肯相信我们告诉他的那些日本兵所犯下的罪行，但明妮带他去见了家庭手工艺学校的一些妇女，让他跟她们去谈。她们给他讲了自己的遭遇，使他逐渐相信起来。在她们情不自禁痛哭说不下去时，他甚至还对她们鞠躬道歉。
一天下午，与口对我们说：“军队采取了措施来控制他们的人，要确保他们的供给。我可以肯定，不会再发生放火强奸和虐杀的事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明妮问他。
“有位军官告诉我，从去年冬天开始，每次军队占领一座城市，在军人之前会派宪兵先进驻。而且，军官们都接到命令，要像对待兄弟那样对待部下，这样他们就不会像两年前那样，对着老百姓发泄怒气了。你看，军队在想办法防止野蛮行为。”
这话听起来滑稽——与口是个平民，却试图为皇军辩护。
明妮说：“你认为他们能够一下子刹住暴力吗？”看他一脸惶惑，皱起来的脑门上也现出两道竖纹，明妮又补充说，“那些暴行会烙刻在受害人脑海中很多很多年。那是一些不能被轻易忘掉的东西。就像爱收获爱一样，仇恨也会种下仇恨。”
与口脸红了，接着是一阵沉默。然后他说：“对不起，我从来没从那个角度想过。”
他没有再提这个话题。他想在家庭手工艺学校订购三件棉袍，好送给他的孩子们当圣诞礼物。这事情我替他安排了，不过我没告诉做针线活儿的妇女们是谁要的，我担心，一旦知道是给一个日本家庭做棉袍，她们会拒绝做这桩活儿的。
我和明妮很高兴看到与口的转变。这更加让她确信，只有通过在日本的基督教徒，才能说服日本民众看到战争的罪恶，才能实现和平。与口把其他日本基督教徒带到金陵学院来参观，他们对学院的教学楼、图书馆和花园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明妮对他们说：“春天再来吧，到那时候，我们的校园就像一个美丽的公园。事实上，我刚到这里来工作时，就想好了，要把它变成一个花园。”
与口建议金陵学院派人到日本去，给那边的基督教徒讲一讲南京发生的事，这样对增进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相互了解，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这个主意让我们惊叹，不过明妮并没有当场答复。等与口走后，我们商议了这个建议。我坦白地说：“要不是我的孙子和儿媳都在那边，你就是砍断我的两条腿，我也不会跨进那个国家一步的。”
“你是说你不想去？”明妮问道。
“我当然想去。如果知道他们的地址，我真想见见盈子和阿真。”
“那么，我们就让你来当这个代表团的领队。”
明妮还问了爱丽丝，看看中国人在日本旅行是不是安全。“那是不成问题的，”爱丽丝很肯定，“那里的日本人跟这里的日本兵完全不一样。”
受到爱丽丝的鼓励，明妮又找到瑟尔·贝德士。三年前他曾经在日本待过一个夏天，很喜欢那个国家，尽管他一直在记录日本的战争罪行，还揭露他们操纵毒品交易，要从精神上和身体上搞垮中国人。眼下他在南京大学任职，负责掌管学校的房地产，因为他是个外国人，能够顺利地与日本人面对面地打交道。瑟尔认为到日本去一次是个好主意，并补充说，如果去的中国人能够在日本的神学院和大学里做些演讲，也许会更有成效。不过对于我们能不能得到旅行许可，他没法确定，因为日本军方有意掩盖南京暴行的真相，不想让国际社会知道，所以，他们也许会拒绝让南京市民去日本。这场战争在日本被宣传为“圣战”，是一场由天皇亲自统帅、反对共产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的战争。
令明妮惊讶的是，年轻的中国员工很热烈地赞同这个建议，乐意去做一次传播真相、增进了解的旅行。姗娜和茹莲对有机会访问日本十分兴奋，她俩的英语都说得不错，是跟我同行的合适人选。与口再一次来造访时，我和明妮便同他一道商议了这件事。他微笑着说：“不必担心旅行许可的问题，我们会去设法弄到，我们在大使馆里有人。你不是认识田中先生吗？”
“认识，他比别的人好得多。”明妮回答，不过我们有好几个月没见过他了。
“田中是个基督徒，这话别往外说。”与口瘦骨嶙峋的手放在一个大包裹上，那是长崎一个教会的幼儿园送给金陵学院幼儿园的礼物。他今天就是送礼物来的。
“哎呀，怪不得田中帮了这么多忙。”我说，“一定的，他的事我们当然一个字也不会往外说。”
我们又商量从哪里筹来旅费。与口说他可以向一个基督教协会申请些钱来，不过那些钱可能不够全程费用。明妮对他说，她也会去找些基金。“我们暂且说定，”她说，“我们各自负责一半开销吧。”
“可以。希望我们能把事情办成。”
我们觉得金陵学院应该资助这次旅行，我们此时还有些活钱。我们把想法报告给丹尼森夫人，先没提起我也参加，她却一口回绝：“不行，咱们一分钱也不会出的。要是姗娜和茹莲想到日本去访问，她们就应该自己掏腰包，要么就是日本方面负担开销。我们的每一元钱都必须用在恢复大学上。”
“我也想跟她们一起去。”我突然脱口而出。
老太太吃了一惊。“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事？这里边有你什么事？”
“我想看看那个国家什么样，”我嗫嚅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你又不是军官。”
明妮说：“茹莲和姗娜都是你的学生，丹尼森夫人。”她一定是以为自己同年轻员工们的密切交往，让老太太反感了。
“所以我才不会对她们有偏心。”老太太回答。
“咱们现在有不少现款，我不明白为什么不资助这样的旅行？”明妮说。
“别忘了，我们都说好过，要把全部精力和资源都用在学院的重建上。”
“她们对日本的访问，会有助于增进交流，在日本人和中国人之间加强相互理解。对于实现和平，那才是更有意义、更为必要。另外，我们的代表团还会找到与那边教会建立联系的渠道，从长远来看，能够直接和日本联络，只会巩固我们学校的地位。换句话说，这同样是在重建金陵学院。”
“我就是不想跟日本人打交道。他们造成的破坏够大的了。我也要警告你，不要过多地跟他们搅合到一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明妮问道。
“日本人是中国人的敌人。如果你和他们太过亲密，是会在我们同事中间引起不满的，会让我们遭到质疑。你在接待日本人来访的问题上，需要更加谨慎才是。”
“这真够荒唐。”明妮将手向上一挥，“中国人知道我热爱中国，只为他们的利益工作。”
“那么你就应该把精力集中在恢复学院上。这是我们能对这个国家做的最好的事情。”
“你太执迷于恢复学院了。”
“坦率地说，你缺乏的正是执迷。你总是想得到所有人的赞扬，但是你不明白，没有哪个人是可以让所有的人都高兴的。更糟的是，你根本没做成什么事——一天到晚瞎忙。”
“你是说，我没有效率？”
“而且还不称职。”老太太眼睛里火星直冒，脸上却毫无表情。
恰在这时候，本顺出现在门口，探头往里看。“怎么，你有什么事？”丹尼森夫人问他。
“与口先生要见魏特林小姐。”
明妮瞥了一眼老太太冷笑的面孔，还是站起身来，走出去见客人。我想应该跟着她出去，但又忍住了。丹尼森夫人似乎事前就知道我们的旅行计划，现在是有意要阻止。战争之前她去过日本，对那里印象很好，用她自己的话说，“那里干净、迷人、井然有序。”而且，她对思想和信息的交流是赞同的，所以她总是鼓励大家在暑假期间多到其他国家访问，甚至，在她当政那阵子，还为此目的拿出过专款呢。为什么她对这次旅行抱有这样的敌意？看样子她决心已定，不论明妮打算做什么，她都叫它搁浅。
我大失所望，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我多么希望能去看看我的孙子阿真。
最后，丹尼森夫人终于开口了：“这里没法再留明妮·魏特林了，她已经成为咱们的障碍。”
这话让我震惊。我把老校长的话告诉了明妮，她皱着眉头，若有所思地说：“下一步该是什么？你说她还可能怎么样？”
“我看不出来。”我说，“不过，你不要惹她。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耐心等到媳妇熬成婆的那一天。”
“好吧，我尽量保持冷静。”
尽管不太情愿，明妮还是力争与丹尼森夫人和解。不论好歹，在吴校长从成都返回之前，她俩还是要一道工作，我们学校可不能因为她们的矛盾而分成两半。明妮还说，她觉得跟老太太吵架实在有失身份。确实，在大家眼里明妮就像个圣人，是慈悲女神，她不能因为琐碎的争吵而有损自己的形象。
我们没有阻止与口去为我和茹莲、姗娜申请旅行许可。明妮说，必要时她会为我们筹款。目前圣诞节快到了，事情太多。如果我们要去日本，也只是明年暑假的事情。
四十六
圣诞节的前一天，是个星期天，大刘来到校长办公室，一屁股坐到一把椅子上。“美燕跟着路海跑了！”他粗声粗气地说。“我并不想搅乱你过节，明妮，可我觉得应该告诉你，你好找人顶替路海扔下的工作。”
“天哪！你是说他俩私奔了？”明妮问道。
“我也不知道他俩的关系像不像两口子。显然是路海把她带坏了。这孩子自从被日本人抓去之后，状况就一直糟糕透了。”
“她精神上一定受了创伤。”
“她也够可气的，她一直在说，中国如果想打败日本的话，就得来一场革命。”大刘的脸扭曲了，像是在忍住胃疼。
“你看她真的是喜欢路海吗？”我问。
“我看不出来，不过她自己说，他们只是朋友。路海一定跟抗日队伍有联系。谁能想象他连家小都不要了？我只希望他对美燕好一些，可那人贼眉鼠眼，一看就是个靠不住的家伙。”
“你会出去找他们吗？”明妮说。
“我到哪里去找？她也不小了，可以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了。”
“路海的家里一定塌了天。”明妮转头对我说，“我们要不要为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做点儿什么？”
“也许应该。”我说。
门开了，唐娜走进来，拿着一封信。“明妮，”她气喘吁吁，“给你的信。”
“谁来的？”明妮接过来。
“一个男孩子交给我的，说是本顺要他给你的，本顺跟着路海走了。男孩子托我立刻把信交给你。”
“你是说本顺也跑了？”我问唐娜，只见她的脸通红。
“看样子是跑了。”
明妮展开黄色信纸，看到信是路海用英文写的。我知道他经常翻阅《字林西报》等英文报纸，但我从没听他讲过英语，也弄不清他看不看得懂。也许他用字母写这封信，是为了让中国同事看不懂内容。不管怎样，明妮把信读给我们听：
亲爱的魏特林院长：
美燕、本顺和我决定逃出南京。我们想参军，为保卫祖国而战，所以我们准备牺牲一切，包括家庭。要是国家亡了，我们的小家也不会安宁，我们个人的成功也毫无意义。请您不要麻烦自己来找我们，因为我们要去很远很远的地方，使用化名。但我要请求您帮我个忙——请照顾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从今天起，我就什么也没法替他们做了。总有一天，我会像一个战士、一个英雄那样凯旋。发自内心地感谢您！我会永远记住您的好心。
唐娜放声大笑，“这算是什么胡言乱语？”她嗤之以鼻，“一个男人，抛弃了太太和孩子们，还以为国牺牲来做借口。”
“这个无赖真无耻。”大刘愤愤地说。
“这信怪怪的。”明妮应声说，“为什么本顺也跟他们跑了呢？”
“那孩子恨日本人。”我说。
“你们觉得他们会去哪里？”明妮问。
“我不知道，”大刘回答。“我希望他们不是去投奔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美燕说只要她能离开南京，参加什么样的抗日部队她都无所谓。”
“可是为什么他们三人要一起逃呢？”我说。
“路海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因为他老婆是他父母给包办的。”大刘回答。
唐娜嗤笑，略显肉多的脸上泛着光。“所以，解决婚姻麻烦的高招就是去打侵略者。”
“别这样，唐娜，”明妮制止她，“别这么冷嘲热讽的。我觉得路海出逃不是因为想摆脱家庭，他不是那种人。”
“没错，”我也赞同，“他想去打日本，美燕和本顺也一定是这样。”
我们一致同意，不管怎样，应该去帮一下路海的妻子。于是明妮和我去见了丹尼森夫人，简单向她报告了一下几人逃走的事情。让我们大松一口气的是，老太太提出来，金陵学院拿出一百元，送给路海的妻子福婉，然后劝她回乡下老家去。我俩都觉得这是合理的解决办法。
“这个浑小子！”丹尼森夫人说的是本顺，“他一句话都没给我留下就跑了。”
我没费什么劲儿，就说服了福婉回她父母家去。可怜的女人，眼睛都哭肿了，说她反正也受不了城里的日子了——如果她再待下去，两个小儿子也可能长成他们父亲那样的坏人了。再说，南京是这么一个可怕的地方，经常让她感到灰心丧气，她一点儿也不在乎回到乡下去。
不料，一个星期后，路海的父亲从沈阳来接他的两个孙子。他是个修长的人，长着一对浓眉。他说，谁也不能把他孙子跟他们老两口分开。福婉就带着孩子悄悄地跟他走了，这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丹尼森夫人好后悔，那么轻易地就给出去了一百元。
经过老太太同意，明妮把路海留下来的商务经理一职给了大刘，但是大刘不肯接受，说他还是愿意去教书。他当老师的口碑很好，过去是语言学校的教员，可惜那所学校早就停办了。因为南京城现在的外国教授和外交官多了起来，他若出去教汉语，可以比他现在每月五十元的薪水挣得要多，何况我们现在全都只能领取正常薪水的百分之八十。几天后，他告诉明妮，他还是继续当金陵学院的中文秘书，因为他觉得这份工作更有意义，全家人住在校园里也比较安全，我们这才大松了一口气。经理助理容先生被提升，接替了路海留下的位置。
新年之后，路海的一个叫伯仁的朋友，来拜访丹尼森夫人和明妮。这位脖子粗粗的汉子就住在附近，对金陵学院和本地传教人士一直怀有敌意，曾经常来看望路海。伯仁作为一个社区领袖一类的人物，在本地人中间很受尊重，对传教工作也直言不讳，他认为传教这事在中国造成了混乱。他很讨厌娄小姐，指责她老在拍外国人的马屁，和我也从来没有和睦相处过。可是，这次在校长办公室落了座之后，他便笑容满面，我用一把红泥茶壶给他倒了茶，他居然向我道谢。他告诉我们，南京的陷落使他改变了态度，因为在他去湖南照料卧床不起的老母亲期间，他全家七口受到金陵学院的庇护，在这里住了四个月之久。他家那三百年的老屋，被日本人烧毁了，他那些古董家具，有一大半在他院子当中被付之一炬。现在他想卖给我们学校一块地，因为需要现金。他的狗咬了一个日本兵的后脚跟儿，给主人闯下了大祸。咬得其实一点儿也不严重，只在脚上留下两个小洞，可是日本宪兵传讯了伯仁，他答应杀掉那狗给他们吃肉，可他们还是把他痛打了一顿。“我把什么都给那帮畜生了，包括狗皮，”伯仁说，“可他们还是不放过我。他们说我把一个士兵弄残疾了，必须承担全部后果。”
“这话是什么意思？”明妮说。
“我问了一个朋友。他让我花些钱去安抚一下日本人。可我手上一点儿现金也没有。这年月所有的人手头都没活钱。我一个邻居在一家工厂上班，薪水就是锅和勺子，因为他们没法把产品运出南京，每天晚上他都得进城沿街叫卖这些东西。若是你们学校肯从我手里买一块地，你们就是救了我和我一家子的命。”
这真让人意外，丹尼森夫人和明妮都动了心。建校之初，老校长想从伯仁的父亲手上买一块地，结果无功而返。现在这事很可能是个好机会，不过，丹尼森夫人和明妮打算先去看看那地方再作决定。
四十七
几天之后，我们去了金陵学院的西南端，去看伯仁要卖给我们的那块地。苹果树、梨树都很粗壮，尽管树枝上的叶子都已掉光，果园深处，几只乌鸦在拼命地呱呱直叫。老廖出现了，用独轮手推车推着一车砖头。就连在这样寒冷的冬日里，老花匠干活也没停手。他似乎不知道什么叫闲散，是个典型的农民。丹尼森夫人指着他用砖头新铺起来的一条小径说：“真不错。”他笑着没说话，然后又向明妮点点头。
伯仁要卖的那块地高低不平，长满了荆棘，跟我们预想的不一样，必须先平整地面之后才能使用，而且它和金陵学院中间还隔着一条小溪，所以，要想把它并入校园不太容易，除非那一段溪流也归我们学校。丹尼森夫人皱起眉毛，外眼角也垂下去了。我看得出来，她心存顾虑。
“我们得跟董事们商量一下，很快会给你答复。”丹尼森夫人这么告诉伯仁。
